战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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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序

一个女子竟敢为具有这样内容的一部著作撰写序言，有人一定会感到惊异。
对于我的朋友来说，这是不必作任何解释的，但是我还是希望向那些不认识我的人简单地说明一下我这样做的原因，以免认为我自不量力。

这部我现在为之作序的著作使我十分挚爱的丈夫( 可惜他过早地离开了我和祖国)，在他一生中最后的十二年里，几乎用尽了他全部的精力。
 
完成这部著作是他最殷切的愿望，但是他却没有意思在他活着的时候让它出版。
当我劝他改变这种想法时，他一半是开玩笑，但一半也许是预感到自己的早亡，常常这样回答说：应该由你来出版，'。
正是这句话（在那些幸福的日子里它常常使我落泪，尽管我从未认真地考虑过它的含意) 
使我的朋友们认为，我有义务为我亲爱的丈夫的遗著写几句话。
纵然人们对于我这样做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们也不会不体谅使我克服羞怯心理来写这篇序言的那种感情的，而这种羞怯心理常常使一个女子作这样一些事情时感到十分为难。

当然，我也决不可能抱有奢望，把自己看作是这部著作的真正出版人，这是远远超过我的能力的。
我只是想当一名助手，参与这部书的出版工作。
我有权利要求作这样的工作，因为我在这部著作的产生和形成过程中也曾担任过类似的角色。
凡是认识我们这一对幸福的伴侣，并且知道我们在一切方面都相互关心，不仅同甘共苦，而且对每一件工作，对日常生活的琐碎小事，都抱有相同的兴趣的人，都会知道，我亲爱的丈夫从事这样一件工作，我是不会不清楚的。
他写这部书时抱着多么大的热情和希望，以及这部书产生的方式和时间，恐怕也没有人比我了解得更多了。
他的天赋的卓越才智，使他从少年时代起就渴望光明和真理。
虽然他在许多方面都很有修养，但是他的思想主要集中在有关国家富强的军事科学上，他的职业也要求他献身于这门科学。
首先是香霍斯特把他引上了正确的道路，后来，在1810年他受聘担任柏林军官学校的教宫，与此同时，他荣幸地为王太子殿下讲授基础军事课，这一切都促使他把自己的研究和努力进一步集中在这方面，并把自己在研究中得出的结论记下来。
1812年他在结束玉太子殿下的课业时所写的一篇文章①里，己经包含了他以后著作的胚胎。
但是，直到1816年，在科布伦次他才又开始了科学研究工作，并且把扳其重要的四年战争时期的丰富经验中成熟了的果实采集下来。
开始时，他把自己的见解写成了一些简短的、相互间没有紧密联系的文章。
从他的手稿里发现的下面这篇没有标明日期的文章，看来也是他在这个时期写成的。

我认为，这里写下的一些原则，已经涉及到了所谓战略的主要问题。
我只把它们看作是一些素材，但实际上它们差不多已融合成一个整体了。

这些素材是在没有预定计划的情况下写成的。
起初，我只想用十分简短而严密的形式写下我自己已经确立了的、战略方面的最重要的问题，而不去考虑它们的体系和紧密的联系。
当时，孟德斯鸠研究问题的方法，隐约地浮现在我的脑际。
我认为，这种简短的格言式的篇章(开始时我只把它们称之为谷粒)，一方面可以使人从中得到许多启发，一方面它们本身已经确立了许多论点，因而将会吸引那些才智高超的读者。
这时变我心目中的读者就是一些有才智的、对战争有所了解的人。
后来，我那种要求在论述中充分发挥、要求系统化的个性，终于在这里也表现了出来。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我克制了自己，从一些论文中〈为了使自己对一些问题更加明确和肯定而写的一些文章〉，只抽出最重要的结论，把智慧集中到较小的范围里。
但是，后来我的个性完全支配了我，于是我尽力加以发挥，当然这时也就考虑到了那些对这方面的问题还不十分熟悉的读者。

我越是继续研究，越是把全部精力贯注到研究工作中去，就越使自己的著作系统化起来，因而就陆续地插进了一些章节。

我最后的打算是，把全部文章进行一次修改，把早期写的文章加以充实，把后来写的文章的许多分析部分归纳成结论，使这些文章成为一个比较象样的整体，然后编成一本十六开本大小的书。
但是，在这本书中，我还是要绝对避免写那些人人都知道的、谈论过千百遍的、并已为大家接受的泛泛的东西，因为我的抱负是要写一部不是两、三年后就会被人遗忘，而是对此有兴趣的人经常翻阅的书。

在科布伦次，他公务繁忙，只能利用零星的时间从事写作。
直到1818年他被任命为柏林军官学校的校长以后，才又有充裕的时间进一步扩充他的著作，并且用现代战史来充实它的内容。
根据这个军官学校当时的制度，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不属校长管辖，而是由一个专门的研究委员会领导，因此他并不十分满意这个职务，但是由于可以有充裕的空闲时间，他还是接受了这个新的工作。
他虽然没有庸俗的虚荣心，不计较个人荣誉，但是要求自己成为真正有用的人，不愿意让上帝赐予的才能无所作为。
然而，在他繁忙的一生中，他从没有得到过能满足这种要求的岗位，对于获得这样一个岗位，他也不抱多大的希望。
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了科学研究领域，他生活的目的就是希望他的著作将来能够有益于世。
尽管如此，他仍然越来越坚持要在他死后再出版这部著作，这就清楚地证明，他在希望自己的著作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的崇高努力中，并没有掺杂要求得到赞扬的虚荣意图，丝毫没有自私的打算。

直到1830年春天他被调到炮兵部门去任职为止，他一直就是这样勤勤恳恳地写作的。
到了炮兵部门以后，他的工作就和从前完全不同了，他非常忙，至少在最初一个时期，不得不放弃全部写作工作。
于是，他就把自己的手稿整理了一下，分别包封起来，并在各个包上贴上标签，然后十分悲痛地和他非常喜爱的工作告别了。
同年8 
月，他被调往布勒斯劳，担任第二炮兵监察部总监，12 月又调回柏林，担任伯爵格乃泽瑞元帅的参谋长〈在格乃泽淄任总司令期间〉。
1831年3 
月，他陪同自己尊敬的统帅前往波森。
当他遭到了悲痛的损失，于11月又从波森回到布勒斯劳的时候，他希望能继续从事写作，并在当年冬天完成这一工作。
但是上帝作了另外的安排，他于11月7 
日回到了布勒斯劳，16 日就与世长辞了。
他亲手包封的文稿，是在他去世以后才打开的。

现在，这部遗著将完全按照原来的样子分卷出版，不增减一个字。
尽管如此，在出版的时候还是有许多工作要做，要进行整理和研究。
我谨向在这方面给予帮助的亲爱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别要感谢少校奥埃策耳先生，他乐意地承担了付印时的校对工作，并且制作了这部著作的历史部分的附图。
在这里，我也要提一提我亲爱的弟弟，他在我不幸的时刻支持了我，并且为这部遗著的出版在许多方面作出了贡献。
特别要提到的是，他在细心地阅读和整理这部遗著时，发现了我亲爱的丈夫开始修改本书的文稿(他在1827年所写的一篇题为《说明》的文章中提到了这一意图)，并把修改好了的文稿插入了第一篇的有关章节〈因为修改工作只到此为止〉。

我还要向其他许多朋友表示感谢，他们向我提出过宝贵的建议，向我表示了关怀和友谊。
虽然我不能把他们的名字一一提出来，但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接受我衷心的感激之情的。
我越是认识到，他们给我的一切帮助不仅仅是为了我，而且也是为了他们早亡的朋友，我就越要感谢他们。

从前，我在这样一位丈夫身边度过了非常幸福的二十一年，现在虽然我遭到了这个不可弥补的损失，但是我对往事的回忆和对未来的希望，我亲爱的丈夫留给我的关怀和爱情，人们如此普遍地仰慕他卓越才能的高尚感情，所有这一切使我仍然感到自己非常幸福。

国王和王后陛下出于对我的信任，召我到宫中任职，这一信任对我又是一种安慰，我要为此感谢上帝，因为我高兴地担任了愿意为之贡献自己力量的光荣职务。
愿上帝降福，让我做好这个职务，并且盼望目前由我侍奉的尊贵的小王子将来能读读这部书，并能受到它的鼓舞而象他的光荣的祖先一样树立功勋。

威廉王后陛下女侍从长玛丽・冯・克劳塞维茨
1832年6 月30日于波茨坦大理石宫

说明

我认为，已经誊写清楚的前六篇，只是一些还相当不象样子的素材，还必须重新改写。
改写时，要使人在全书到处都能清楚地看到两种不同的战争，只有这样，一切思想才会获得更精确的含义、更明确的内容和更具体的运用。
这两种不同的战争是： 
以打垮敌人为目的的战争〈这可以是在政治上消灭敌人，或者只是使敌人无力抵抗，以迫使敌人签订任何一个和约) 和仅仅以占领敌国边境的一些地区为目的的战争(这可以是为了占有这些地区，也可以是把这些地区作为在签订和约时的有用的交换手段〉。
当然，在这两种战争之间必然有一些过渡性的战争，但是这两种战争的完全不同的特点必然贯穿在一切方面，其中互不相容的部分也必然会区分出来。

除了指出上述那种在战争中实际存在的差别以外，还必须明确地肯定这种实际上同样是必不可少的观点： 
战争无非是国家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到处都坚持这个观点，我们的研究就会一致，一切问题也就比较容易解决。
虽然这个观点主要在第八篇中才发生作用，但在第一篇中必须透彻地加以阐明，而且在改写前六篇时也要发挥作用。
对前六篇作这样的修改，将会剔除书中的一些糟柏，弥补一些漏洞，而且可以把一般，性的东西归纳成比较明确的思想和形式。

 第七篇《进攻》
( 各章的草稿已经写好〉应该看作是第六篇的对照和补充，并且应该根据上述更明确的观点立即进行修改。
这样，这一篇在以后就可以不必再修改了，甚至可以作为改写前六篇的标准。
 
 第八篇《战争计划》
( 即对组织整个战争的总的论述〉的许多章节已经草拟出来了。
严但这些章节甚至还不能算作是真正的素材，而仅仅是对大量材料进行了粗略的加工。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在工作中明确重点之所在。
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
我想在完成第七篇以后，立即动手修改第八篇，修改中主要是贯彻上述两个观点，并且简化一切材料，但同时也要使它们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
我希望，这一篇能够澄清某些战略家和政治家头脑中的模糊观念，而且至少要向他们指出，问题的关键何在，以及在一次战争中到底应该考虑什么问题。

如果在修改第八篇的过程中能使我的思想更加明确，能恰当地确定战争的重大特征，那么以后我就可以比较容易地把这种精神带到前六篇中去，让战争的这些特征在那里也到处闪闪发光。
只有到这个时候，我才着手改写前六篇。

假使我过早去世，因而中断了这项工作，那么现有的一切东西当然只能叫做一堆不象样子的思想材料了。
它们将会不断地遭到误解和任意的批评。
在这些问题上，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提笔想到的东西都是很完美的，已经可以写下来发表了，并且认为它们就象二乘二等于四一样是毫无疑问的。
如果他们也象我一样花费这么多精力，长年累月地思考这些问题，并且经常把它们同战史进行对比，那么他们在进行批评时，当然就会比较慎重了。

尽管这部著作没有完成，我仍然相信，一个没有偏见、渴望真理和追求信念的读者，在读前六篇时也不会看不见那些经过多年的思考和对战争的热心研究所获得的果实的，而且或许还会在书中发现一些可能在战争理论中引起一场革命的主要思想。

1827年7 月10日于柏林除了上面的《说明》以外，在作者的遗稿中还有下面一篇未完成的文章，这篇文章看来是他在晚年写的
在我死后人们将会发现的这些论述大规模战争的手稿，像目前这个样子，只能看作是对那些用以建立大规模战争的理论的材料的搜集。
其中大部分我是不满意的。
而且第六篇还只能看作是一种尝试，我准备对这篇进行彻底改写并另找论述的方法。

但是在这些材料中一再强调的主要问题，我认为对考察战争来说是正确的。
这些问题是我经常面对实际生活，回忆自己从经验中和同一些优秀军人的交往中得到的教益而进行多方面思考的结果。

 第七篇是谈进攻，其中谈到的问题只是仓卒地写下来的。
 第八篇谈战争计划，我打算在这篇中特别阐述一下战争的政治方面和有关人的方面。

我认为第一篇第一章是全书唯一已经完成的一章。
这一章至少可以指出我在全书到处都要遵循的方向。

研究大规模战争的理论〈或称战略〉是有特殊的困难的。
可以说，只有很少数的人对其中的各种问题有清楚的观念，即了解其中各种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
在行动中大多数人是单单以迅速的判断为根据的，而判断有的很正确，有的就不那么正确，这是因为人们的才能有高低之分。

所有伟大的统帅就是这样行动的，他们的伟大和天才，一部分也就表现为他们的判断总是正确的。
因此，在行动中人们将永远依靠判断，而且单靠判断也就足够了。
但是，如果不是亲自行动，而是在讨论中说服别人，那就必须有明确的观念并指出事物的内在联系由于人们还很缺乏这方面的素养，所以大部分的讨论只是一些没有根据的争执，结果不是每个人都各持己见，就是为了顾全对方而和解，走上毫无价值的折衷的道路。

在这些问题上有明确的观念并不是没有用处的。
而且人的思想一般说来都倾向于要求明确性和要求找到事物的必然联系。

为军事艺术建立这样的理论是非常困难的，人们在这方面所作的许多糟糕的尝试，使大多数人得出结论说，建立这样的理论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里研究的是固定的法则不能加以概括的东西。
如果不是有很多毫无困难就可以弄清楚的原则的话，我们或许会同意这种看法，并放弃建立理论的任何尝试。
这些原则是： 
防御带有消极目的，但却是强而有力的作战形式，进攻带有积极目的，但却是比较弱的作战形式，大的胜利同时决定着小的胜利；因此战略的效果可以归结到某些重心上；佯动是比真正的进攻较弱的一种兵力运用，因此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采用； 
胜利不仅是指占领地区，而且也指破坏军队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后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在会战胜利后的追击中才能实现，经过战斗取得的胜利的效果总是最大的，因此从一个战线和方向突然转移到另一个战线和方向，只能看作是一种不得已的下策；只有在具有全面优势或者在交通线和退却线方面比敌人占优势时才能考虑迂回；同样，只有在上述情况下才能占领侧面阵地；进攻力量在前进过程中将逐渐削弱。

自序

所谓科学的东西不仅仅是指或者不主要是指体系和完整的理论大厦，这在今天已经是不需要争论的问题了。
在本书的叙述中，从表面上看，是根本找不到体系的，这里没有完整的理论大厦，只有建筑大厦的材料。

本书的科学性就在于要探讨战争现象的实质，指出它们同构成它们的那些事物之间的联系。
作者在本书中没有回避哲学的结论，但是当它们不足以说明问题时，作者就宁愿放弃它们，而采用经验中恰当的现象来说明问题。
这正象某些植物一样，只有当它们的枝干长得不太高时，才能结出果实。
因此在实际生活的园地里，也不能让理论的校叶和花朵长得太高，而要使它们接近经验，即接近它们固有的土壤。

要想根据麦粒的化学成分去研究麦穗的形状，这无疑是错误的，因为要想知道麦穗的形状，只要到田野里去看一看就行了。
研究和观察，哲学和经验既不应该彼此轻视，更不应该相互排斥，它们是相得益彰和互为保证的。
因此，本书里具有内在必然性的一些原则，或者建建筑在经验的基础上，或者是建筑在战争概念本身的基础上，就象拱形屋顶建筑在支柱上一样。
因此可以说，这些原则是不缺乏根据的。

写一部有思想有内容和有系统的战争理论也许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现有的理论还与此有很大的距离。
我们暂且不说这些理论缺乏科学精神这? 
点，仅仅由于它们极力追求体系的连贯性和完整性，在它们的论述中就已经充满了各种陈词滥调和空话。
如果有人想看一看它们的真实面目，就请读一读李希滕贝格从一篇防火规程中摘出的一段话吧。

如果一幢房子着了火，那么人们必然首先会想到去防护位于左边的房子的右墙和位于右边的房子的左墙，、因为，如果人们，比如说，想要防护位于左边的房子的左墙，那么这幢房子的右墙位于左墙的右边，因而火也在这面墙和右墙的右边(因为我们已经假定，房子位于火的左边〉，所以，这幢房子的右墙比左墙离火更近，而且在火烧到受到防护的左墙以前如果不对右墙加以防护，那么这幢房子。
 
的右墙就可能烧毁。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说，未加防护的东西就可能烧毁，而且可能在其他未加防护的东西被烧毁以前先烧毁。
所以，人们必须放弃后者，而防护前者。
为了使人们对事情有深刻的印象，必须指出： 
如果房子位于火的右边，那么就防护左墙；如果房子位于火的左边，那么就防护右墙。

为了避免用这样罗苏的语言吓跑有头脑的读者，为了避免在少数好东西里掺入清水，冲淡它的美味，作者宁可把自己对战争问题经过多年思考而获得的东西，把自己同许多了解战争的天才人物的交往中和从自己的许多经验中获得的和明确了的东西，铸成纯金属的小颗粒献给读者。
这本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的。
在本书中，章节之间的外部联系不够紧密，不过，但愿它们并不缺乏内在联系。
也许不久会出现一位伟大的人物，他给我们的不再是这些分散的颗粒，而是一整块没有杂质的纯金属铸块。

第一篇 论战争的性质
第一章 什么是战争
一 
引言我们想首先研究战争的各个要素，其次研究它的各个部分或环节，最后就其内在联系研究整体，也就是先研究简单的再研究复杂的。
但是研究这个问题时，比研究其他问题更有必要先对整体的性质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研究部分时更必须经常考虑到整体。

二 
定义在这里，我们不打算一开始就给战争下一个冗长的政论式的定义，只打算谈谈战争的要素一一搏斗。
战争无非是扩大了的搏斗。
如果我们想要把构成战争的无数个搏斗作为一个统一体来考虑，那么最荒想象一下两个人搏斗的情况二每一方都力图用体力迫使对方服从自己的意志F 
他的直接目的是打垮对方，使对方不能再作任何抵抗。

因此，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

暴力用技术和科学的成果装备自己来对付暴力。
暴力所受到的国际法惯例的限制是微不足道的，这些限制与暴力同时存在，但在实质上并不削弱暴力的力量。
暴力，即物质暴力(因为除了国家和法的概念以外就没有精神暴力了) 是手段； 
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敌人是目的。
为了确有把握地达到这个目的，必须使敌人无力抵抗，因此从概念上讲，使敌人无力抵抗是战争行为真正的目标。
这个目标代替了上述目的并把官作为不属于战争本身的东西而在某种程度上排斥掉了。

三 
暴力最大限度的使用有些仁慈的人可能很容易认为，一定会有一种巧妙的方法，不必造成太大的伤亡就能解除敌人的武装或者打垮敌人，并且认为这是军事艺术发展的真正方向。
这种看法不管多么美妙，却是一种必须消除的错误思想，因为在象战争这样危险的事情中，从仁慈产生的这种错误思想正是最为有害的。
物质暴力的充分使用决不排斥智慧同时发挥作用，所以，不顾一切、不惜流血地使用暴力的一方，在对方不同样做的时候，就必然会取得优势。
这样一来，他就使对方也不得不这样做，于是双方就会趋向极端，这种趋向除了受内在的牵制力量的限制以外，不受其他任何限制。

问题必须这样来看。
由于厌恶这个残暴的要素而忽视它的性质，这是没有益处的，甚至是错误的。

如果说文明民族的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比野蛮民族的战争小得多，那么，这也是交战国本身的社会状态和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决定的。
虽然战争是在社会状态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产生的，是由它们决定、限制和缓和的，但是它们并不是属于战争本身的东西，它们在战争发生以前就已存在，因此，如果硬说缓和因素属于战争哲学本身，那是不合情理的。

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本来就包含敌对感情和敌对意图这两种不同的要素。
我们所以选择敌对意图这个要素作为我们的定义的标志，只是由于它带有普遍性，因为，甚至最野蛮的近乎本能的仇恨感，没有敌对意图也是不可想象的，而许多敌对意图，却丝毫不带敌对感情，至少不带强烈的敌对感情。
在野蛮民族中，来自感情的意图是主要的，而在文明民族中，出于理智的意图是主要的。
但这种差别并不是野蛮和文明本身决定的，而是当时的社会状态、制度等决定的。
所以，并不是每个场合都必然有这种差别，而只是大多数场合有这种差别。
总之，即使是最文明的民族，相互间也可能燃起强烈的仇恨感。

由此可见，如果把文明民族的战争说成纯粹是政府之间的理智的行为，认为战争越来越摆脱一切激情的影响，以致最后实际上不再需要使用军队这种物质力量，只需要计算双方的兵力对比，对行动进行代数演算就可以了，那是莫大的错误。

理论已开始向这个方向发展，但最近几次战争纠正了它。
战争既然是一种暴力行为，就必然属于感情的范畴。
即使战争不是感情引起的，总还同感情或多或少有关，而且关系的大小不取决于文明程度的高低，而取决于敌对的利害关系的大小和久暂。

如果我们发现文明民族不杀俘虏；不破坏城市和乡村，那是因为他们在战争中更多地应用了智力，学会了比这种粗暴地发泄本能更有效地使用暴力的方法。

火药的发明、火器的不断改进已经充分地表明，文明程度的提高丝毫没有妨碍或改变战争概念所固有的消灭敌人的倾向。

我们再重复一下我们的论点： 
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
因此，交战的每一方都使对方不得不象自己那样使用暴力，这就产生一种相互作用，从概念上讲，这种相互作用必然会导致极端。
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种相互作用和第一种极端。

二

( 第一种相互作用) 四 目标是使敌人无力抵抗我们已经说过，使敌人无力抵抗是战争行为的目标。
现在我们还要指出，至少在理论上必须这样。

要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就必须使敌人的处境比按我们的要求作出牺牲更为不利，这种不利至少从表面上看应该不是暂时的，否则，敌人就会等待较有利的时机而不屈服了。
因此，继续进行的军事活动所引起的处境上的任何变化，都必须对敌人更加不利，至少在理论上必须这样。
作战一方可能陷入的最不利的处境是完全无力抵抗。
因此，如果要以战争行为迫使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那么就必须使敌人或者真正无力抵抗，或者陷入势将无力抵抗的地步。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解除敌人武装或打垮敌人，不论说法如何，必须始终是战争行为的目标。

战争并不是活的力量对死的物质的行动，它总是两股活的力量之间的冲突，因为一方绝对的忍受就不能成为战争。
这样，上面所谈的战争行为的最高目标，必然是双方都要考虑的。
这又是一种相互作用。
在我们没有打垮敌人以前，不能不担心会被敌人打垮，所以我们就不再是自己的主宰，而是不得不象敌人那样行动，就象敌人不得不象我们这样行动一样。
这是第二种相互作用，它导致第二种极端。

( 第二种相互作用〉五 
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要想打垮敌人，我们就必须根据敌人的抵抗力来决定应该使用多大的力量。
敌人的抵抗力是两个不可分割的因数的乘积，这两个因数就是现有手段的多少和意志力的强弱。

现有手段的多少是可以确定的，因为它有数量可作根据(虽然不完全如此)，但是意志力的强弱却很难确定，只能根据战争动机的强弱作概略的估计。
假定我们能用这种方法大体上估计出敌人的抵抗力，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它来决定自己应该使用多大力量，或者加大力量以造成优势，或者在力所不及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增强我们的力量。
但是敌人也会这样做。
这又是一个相互间的竞争，从纯概念上讲，它又必然会趋向极端。
这就是我们遇到的第三种相互作用和第三种极端。

( 第三种相互作用) 六 
在现实中的修正在纯概念的抽象领域里，思考活动在达到极端以前是决不会停止的，因为思考的对象是个极端的东西，是一场自行其是的、除了服从本身内在的规律以外不受任何其他规律约束的那些力量的冲突。
因此，如果我们要在战争的纯概念中为提出的目标和使用的手段找到一个绝对点，那么在经常不断的相互作用下，我们就会趋向极端，就会陷入玩弄逻辑所引起的不可捉摸的概念游戏之中。
如果要坚持这种追求绝对的态度，不考虑一切困难，并且一定要按严格的逻辑公式，认为无论何时都必须准备应付极端，每一次都必须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那么这种作法无非是纸上谈兵，一点也不适用于现实世界。

即使使用力量的最大限度是一个容易求出的绝对数，我们仍然不能不承认，人的感情是很难接受这种逻辑幻想的支配的。
如果接受了这种支配，那么在某些情况下就会造成力量的无谓浪费，这必然同治国之道的其他方面发生抵触，同时还要求意志力发挥到同既定的政治目的不相称的程度，这种要求是不能实现的，因为人的意志从来都不是靠玩弄逻辑获得力量的。

如果我们从抽象转到现实，那么一切就不同了。
在抽象领域中，一切往往被想象得尽善尽美，我们必然会想象作战的这一方同那一方一样不仅在追求完善，而且正在达到完善的地步。
但在现实中真是这样的吗？除非在下列情况下才会这样：
（1）战争是突然发生的、同以前的国家生活没有任何联系的和完全孤立的行为；
（2）战争是唯一的一次决战或者是若干个同时进行的决战；
（3）战争的结局是绝对的，而对战后政治形势的估计不会对战争发生什么影响。

七 
战争决不是孤立的行为关于上述第一点，我们认为，敌对双方的任何一方对另一方来说都不是抽象的，就是意志，这个在抵抗力中不依赖外界事物的因数，也不是抽象的。
意志并不是完全不可知的，它的今天预示着它的明天。
战争不是突然发生的，它的扩大也不是瞬间的事情。
因此双方的任何一方大多可以根据对方是怎样的和正在做什么来判断他，而不是根据对方(严格地说) 应该是怎样的和应该做什么来判断他。
人都是不完善的，总不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这种双方都存在的缺陷就成为一种缓和因素。

八 战争不是短促的一击关于上述第二点，我们的看法如下。

如果在战争中只有一次决战或者若干个同时进行的决战，那么为决战进行的一切准备就自然会趋向极端，因为准备时的任何一点不足，在将来都无法补救，而且，在现实世界中可以作为衡量这种准备的根据的，至多只是我们所能知道的敌人的准备情况，其他一切都是抽象的。
但是，如果战争的结局是一系列连续的行动的结果，那么前一行动及其一切现象当然就可以作为衡量下一行动的尺度。

这样，现实世界就代替了抽象概念，从而缓和了向极端发展的趋向。
然而，如果同时使用或者能够同时使用全部用于斗争的手段，那么每次战争就只能是一次决战或者若干个同时进行的决战。
一次失利的决战势必使这些手段减少，所以，如果在第一次决战中已经全部使用了这些手段，那么实际上就再也不能设想有第二次决战了。
以后继续进行的一切军事行动，实质上都属于第一次行动，只不过是它的延长而已。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在战争的准备中，现实世界就已经代替了纯概念，现实的尺度就已经代替了极端的假定，因此，敌对双方在相互作用下，将不致把力量使用到最大限度，因而也不会一开始就使用全部力量。

这些力量就其性质和使用的特点来看，也是不能全部同时使用的。
这些力量是：军队、国土(包括土地和居民) 和盟国。

三

国土( 包括土地和居民) 除了是军队的源泉以外，本身还是战争中起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当然只是指属于战区或者对战区有显著影响的那一部分。

虽然同时使用全部军队是可能的，但是所有的要塞、河流、山脉和居民等等，简单地说就是整个国家，要同时发挥作用是不可能的，除非这个国家小到战争一开始就能席卷全国。
其次，同盟国的合作也不以交战国的意志为转移，它们往往较晚才参战，或者为了恢复失去的均势才来加强，这是国际关系的性质决定的。
不能立即使用的这部分力量，有时在全部抵抗力中所占的比重，比人们初看时想象的要大得多。
因此，甚至在第一次决战中使用了巨大的力量，均势因而遭到了严重破坏，均势还是可以重新恢复的。

关于这些问题，以后还要详细讨论。
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同时使用一切力量是违背战争的性质的。
当然这一点不能成为不在第一次决战中加强力量的理由，因为一次失利的决战总是谁也不会甘愿承受的损失，而且，即使第一次决战不是唯一的一次决战，它的规模越大，对尔后决战的影响也越大。
然而，以后还有可能决战，所以人们害怕过多使用力量，在第一次决战时就不会象只有一次决战那样集中力量和使用力量。
敌对双方的任务一方由于存在弱点而没有使用全部力量，对对方来说，就成为可以缓和的真正的客观理由。
通过这种相互作用，向极端发展的趋向又缓和到按一定尺度使用力量的程度。

九 
战争的结局决不是绝对的最后，甚至整个战争的总的结局，也并不永远是绝对的，战败国往往把失败只看成是在将来的政治关系中还可以得到补救的暂时的不幸。
很明显，这种情况必然会大大缓和紧张程度和力量使用的激烈程度。

十 
现实中的概然性代替了概念中的极端和绝对这样一来，整个战争行为就摆脱了力量的使用总是向极端发展的严格法则。
既然不再担心对方追求极端，自己也不再追求极端，那么自然就不必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而可以通过判断来确定使用力量的限度，当然只能根据现实世界的现象所提供的材料和概然性的规律来确定。
既然敌对双方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国家和政府，既然战争不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特殊的行动过程，人们就自然可以根据实际现象所提供的材料，来推断那些应该知道而尚未知道的将要发生的事情了。

敌对双方的任何一方都可以根据对方的特点、组织和设施、状况以及各种关系，按概然性的规律推断出对方的行动，从而确定自己的行动。

十一 现在政治目的又显露出来了我们在前面( 第二节) 
搁下的一个问题，即战争的政治目的，现在需要重新加以研究了。
在这以前，趋向极端的法则，使敌人无力抵抗和打垮敌人这个意图，一直掩盖着政治目的。
现在，当趋向极端的法则的作用一旦减弱，这个意图一旦同目标分离①，战争的政治目的就必然又显露出来。
既然这里考虑的是如何根据具体人和具体条件进行概然性的计算，作为战争最初动机的政治目的也就必然在计算中成为很重要的因素。
要求敌人所作的牺牲越小，可能遭到敌人的反抗就越小。
敌人的反抗就越小，需要使用的力量就越小。
其次，政治目的越小，对它的重视程度就越小，就越容易放弃它，因此，需要使用的力量也就越小。

这样，作为战争最初动机的政治目的，既成为衡量战争行为应达到何种目标的尺度，又成为衡量应使用多少力量的尺度。
但是政治目的不能单独地成为这种尺度，它必须同双方国家联系起来才能成为这种尺度，因为我们研究的是实际事物，不是纯粹的概念。
同一政治目的在不同的民族中，甚至在同一民族的不同时期，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作用。

所以，只有当我们认为政治目的能对它应动员的群众发生作用时，我们才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尺度，这就是为什么要考虑群众情况的缘故。
同一政治目的起作用的结果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这要看群众对战争是赞成还是反对，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
在两个民族和国家之间可能存在很紧张的局面，积累很强烈的敌对情绪，以致战争的政治动机本身虽然很小，却能产生远远超过它本来应起的作用，引起一种真正的爆炸。

上面说的这一点不仅是对政治目的在双方国家中能够动员多少力量说的，而且也是对政治目的应该为战争行为规定何种目标说的。
有时政治目的本身就可以作为战争行为的目标，例如占领某一地区。
有时政治目的本身不适于作为战争行为的目标，这时就需要另外选定一个目标作为政治目的的对等物，并在媾和时代替政治目的。
但是即使在这种场合，也始终要首先考虑有关国家的特点。
有时，当政治目的需要通过对等物来达到时，这个对等物要比政治目的大得多。
群众的态度越冷淡，国内的气氛和两国的关系越不紧张，政治目的作为尺度的作用就越显著，它甚至起决定性作用，在某些场合，几乎只根据政治目的决定问题。

如果战争行为的目标是政治目的的对等物，那么战争行为一般说就趋向缓和，而且政治目的作为尺度的作用越显著，情况就越是如此。
这就说明，为什么从歼灭战一直到单纯的武装监视之间，存在着重要性和强烈程度不同的各种战争，这里面并没有什么矛盾。
但是，这里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需要我们加以说明和解答。

十二 
以上论述还没有说明军事行动中为什么会有间歇不管敌对双方的政治要求多么低，不管使用的手段多么少，也不管政治要求为战争行为规定的目标多么小，军事行动会有片刻的停顿吗？这是一个深入事情本质的问题。

完成每一行动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把这段时间叫做行动的持续时间。
这段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当事者行动的快慢。

这里我们不想谈行动的快慢问题。
每个人都是按自己的方式办事的，办事缓慢的人并不是有意要多用些时间，而是由于性格的关系需要较多的时间，如果快了，他就会把事情办的差些。
因此多用的这一段时间是内部原因决定的，本来就是行动持续时间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认为战争中每一行动都有它的持续时间，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持续时间以外所用的任何时间，即军事行动中的问歇，似乎都是不可想象的，至少初看起来是如此。
在这里当然不能忘记，我们谈的不是敌对双方的这一方或那一方的进展问题，而是整个军事行动的进展问题。

十三 
只有一个原因能使军事行动停顿，而且看来它永远只能存在于一方既然双方已经准备好作战，就必然有一个敌对因素在促使他们这样行动。
只要双方没有放下武器，也就是说只要还没有嬉和，敌对因素就仍然存在，只有当敌对双方的每一方都企图等待较有利的时机时，这个敌对因素的作用才会中止。
但是初看起来，似乎只能一方有等待有利时机的企图，另一方的企图应该恰恰相反。
如果等待对一方有利，那么对另一方有利的必然是行动。

双方力量完全相等也不能产生间歇，因为，这时抱有积极目的的一方( 进攻者)必然会继续前进。

但是，如果我们设想的均势是一方有积极的目的，即较强的动机，但掌握的力量却较小，也就是双方力量与动机的乘积是相等的，那么还必须指出：如果预料这种均势不会发生变化，双方就必然会媾和； 
如果预料会有变化，这种变化只能对一方有利，这必然会促使另一方行动。
由此可见，均势这个概念并不能说明产生间歇的原因，归根到底，问题仍然是等待较有利的时机。
假定两个国家中有一个国家抱有积极目的，比如想夺取另一个国家的某一地区作为和谈时的资本，那么，它占领这个地区就达到了政治目的，行动就没有继续的必要而可以停止下来了，另一个国家如果接受这种结果，就一定会同意媾和，反之，就必然会行动。
如果它认为在四个星期以后才能准备得更好，那么它就有充分的理由推迟行动的时间。

但从逻辑上讲，这时战胜者似乎应该立即行动，使战败者没有时间进行准备。
当然，这里必须有一个前提，即双方对情况都十分了解。

四

十四 
军事行动因此又会出现连续性，使一切又趋向极端如果军事行动确实有这种连续性，那么这就会使一切又趋向极端，因为不间断的行动能使情绪更为激动，使一切更加激烈和狂暴，不仅如此，而且行动的这种连续性还会使行动衔接得更紧，使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更加密切，于是，这些行动就更为重要和更为危险。

但是我们知道，军事行动很少或者从来也不曾有过这种连续性，在许多战争中，行动的时间只占全部时间的一小部分，其余的时间都是间歇。
这总不可能都是反常现象。
军事行动中完全可能有间歇，也就是说，这里面并没有矛盾。
现在我们就来谈谈间歇以及产生间歇的原因。

十五 
这里要用两极性原理当我们把一方统帅的利害看成总是和另一方统帅的利害正好对立约时候，我们就承认了真正的两极性。
我们准备以后专门用一章来详细讨论这个原理，但在这里必须作如下的说明。

两极性原理只适用于正数和对立的负数能恰好抵销的同一事物。
在一次会战中，交战双方的每一方都想取得胜利，这是真正的两极性，因为一方的胜利排斥另一方的胜利。
但是，如果我们谈的是具有外在共同关系的两种不同事物，那么两极性就不存在于这两种事物本身，而存在于它们的关系中。

十六 
进攻和防御是不同的作战形式，它们的强弱是不相等的，因此两极性原理对它们不适用如果只存在一种作战形式，也就是说只有进攻而没有防御，或者换句话说，进攻和防御的区别只在于动机不同，进攻的一方抱有积极的动机，防御的一方则没有积极的动机，但斗争的形式却始终是相同的，那么，在这样的作战中，对一方有利的就恰好是对另一方不利的，这里就存在着两极性。

但是，军事活动分为进攻和防御两种形式，正如我们以后将要仔细地论述的那样，它们是不同的，它们的强弱也是不相等的。
因此，两极性不存在于进攻和防御本身，只存在于它们的关系中，即决战中。
如果一方的统帅愿意迟决战，那么另一方的统帅就一定愿意早决战，这当然只是就同一作战形式而言。
如果甲方不是现在而是四个星期以后进攻乙方有利，那么乙方就不是四个星期以后而是现在受到甲方的进攻才有利。
这就是直接的对立。
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乙方现在立即进攻甲方有利，这显然完全是另一回事。

十七 
两极性的作用往往因防御强于进攻而消失，这说明为什么军事行动中会有间歇如果防御这种作战形式，象我们以后将要指出的那样，比进攻强而有力，那么就要问，迟决战对甲方有利的程度是否象防御对乙方有利的程度那样大。
如果没有那样大，那么，前者也就不能用它的对立物来抵销后者，所以也不能促进军事行动的发展。
由些可见，利害关系的两极性所具有的推动力，会因防御和进攻有强弱的差别而消失，因而不发生作用。

因此，如果目前这个时机对一方有利，但他力量太弱，不能放弃防御，那么就只好等待不利的将来，因为在不利的将来进行防御了。
行动的动机越弱，它就越被防御和进攻的这种差别所掩盖，所销，因而军事行动的问歇也就越多。
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

十八 
第二个原因是对情况不完全了解还比目前进攻或娟和有利些。
既然根据我们的论断，认为防御的优越性很大〈应该正确理解〉，而且比人们最初想象的大得多，那么，用这一点也就可以说明战争中大多数间歇产生的原因而不致自相矛盾了。
行动的动机越弱，它就越被防御和进攻的这种差别所掩盖，所抵销，因而军事行动的间歇也就越多、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
还有另一个能使军事行动停顿的原因，这就是对情况不完全了解。
任何一个统帅所能确切了解的只是自己一方的情况，对敌人的情况只能根据不确切的情报来了解。

因此，他在判断上可能产生错误，从而可能把自己应该行动的时机误认为是敌人应该行动的时机。
不过，在了解情况方面的这一缺陷既能使人在应该行动的时候停顿，同样也能使人在应该停顿的时候行动，因此，它推迟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并不大于加速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然而，我们还是应该把它看成是可以使军事行动停顿的自然原因之一，这里并没有矛盾。
如果我们考虑到人们往往容易过高估计、而不是过低估计敌人的力量(这是人之常情)，那么就会同意：对情况不完全了解，一般说来，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阻止军事行动的进展，使它趋向缓和。

产生间歇的可能性使军事行动趋向新的缓和，因为间歇使军事行动的时间延长了，这就减弱了军事行动的激烈程度，推迟了危险的到来，增加了恢复失去的均势的可能性。
产生战争的局势越紧张，战争越激烈，间歇就越短，反之，间歇就越长，因为大的动机能增强意志力，而我们知道，意志力在任何时候都是构成力量乘积的一个因数。

十九 
军事行动中常常发生的间歇使战争更脱离绝对性，更是概然性的计算军事行动进行得越缓慢，间歇的次数越多和时间越长，错误就越容易得到纠正，因此统帅就越敢大胆设想，越不趋向极端，越会把一切建筑在概然性的计算上和推测上。
每个具体情况本来就要求人们根据己知的条件进行概然性的计算，军事行动的进程比较缓慢，就为进行这种计算提供了一定的时间。

二十 
只要再加上偶然性，战争就变成赌博了，而战争中是不会缺少偶然性的由此可见，战争的客观性质很明显地使战争成为概然性的计算。
现在只要再加上偶然性这个要素，战争就成为赌博了，而战争中是确实不会缺少偶然性的。
在人类的活动中，再没有象战争这样经常而又普遍地同偶然性接触的活动了。
而且，随偶然性而来的机遇以及随机遇而来的幸运，在战争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十一 
战争无论就其客观性质来看还是就其主观性质来看都近似赌博如果我们再看一看战争的主观性质，也就是进行战争所必需的那些力量，那么我们一定会更觉得战争近似赌博。
军事活动总是离不开危险的，而在危险中最可贺的精神力量是什么呢？是勇气。
虽然勇气和智谋能够同时存在而不互相排斥，但它们毕竟是不相同的东西，是不同的精神力量。
而冒险、信心、太胆、蛮干等等，则不过是勇气的表现而已，它们都要寻找机遇，因为机遇是它们不可缺少的。

由此可见，在军事艺术中，数学上所谓的绝对值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基础，在这里只有各种可能性、概然性、幸运和不幸的活动，它们象织物的经纬线一样交织在战争中，使战争在人类各种活动中最近似赌博。

二十二 
一般说来这一点最道合人的感情虽然人的理智总是喜欢追求明确和肯定，可是人的感情却往往向往不肯定。
人的感情不愿跟随理智走那条哲学探索和逻辑推论的狭窄小道，因为沿着这条小道它会几乎不知不觉地进入陌生的境界，原来熟悉的一切就仿佛离它很远了，它宁愿和想象力一起逗留在偶然性和幸运的王国里。
在这里，它不受贫乏的必然性的束缚，而沉溺在无穷无尽的可能性中。
在可能性的鼓舞下，勇气就如虎添翼，象一个勇敢的游泳者投入激流一样，毅然投入冒险和危险中。

在这种情况下，理论难道可以不考虑人的感情而一味追求绝对的结论和规则吗？如果是这样的理论，那它对现实生活就没有什么用处了。
理论应该考虑到人的感情，应该让勇气、大胆、甚至蛮干莎得应有的地位。
军事艺术是同活的对象和精神力量打交道，因此，在任何地方都达不到绝对和肯定。
战争中到处都有偶然性活动的天地，无论在大事还是小事中，官活动的天地都同样宽广。
有了偶然性，就必须有勇气和自信心来利用它。
…勇气和自信心越大，偶然性发挥的作用就越大。
所以，勇气和自信心是战争中十分重要的东西，理论确立的定则，应该使这些不可缺少的最宝贵的武德能够自由地以各种不同形式充分发挥出来。
但是，甚至在冒险中，也还有机智，有谨慎，不过它们要用另一种标准来衡量罢了。

五

二十三 
但是战争仍然是为了达到严肃的目的而采取的严肃的手段。
进一步说明战争是什么战争是上述那样，指挥作战的统帅和指导作战的理论也是上述那样。
但是，战争不是消遣，不是一种追求冒险和赌输赢的纯粹的娱乐，也不是灵机一动的产物，而是为了达到严肃的目的而采取的严肃的手段。
战争由于幸运的变化，由于激情、勇气、幻想和热情的起伏而表现出的一切，都只不过是这一手段的特色而已。

社会共同体( 整个民族) 
的战争，特别是文明民族的战争，总是在某种政治形势下产生的，而且只能是某种政治动机引起的。
因此，战争是一种政治行为。
只有战争真的象按纯概念推断的那样，是一种完善的、不受限制的行为，是暴力的绝对的表现时，它才会被政治引起后就好象是完全独立于政治以外的东西而代替政治，才会排挤政治而只服从本身的规律，就象一包点着了导火索的炸药一样，只能在预先规定的方向上爆炸，不可能再有任何改变。

直到现在，每当军事与政治之间的不协调引起理论上的分歧时，人们就是这样看问题的。
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种看法是根本错误的。
象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现实世界的战争并不是极端的行为，它的紧张并不是通过一次爆炸就能消失喻。
战争是一些发展方式和程度不尽相同的力量的活动，这些力量有时很强，足以克服惰性和摩擦产生的阻力，但有时又太弱，以致不起什么作用。
因此，战争仿佛是暴力的脉冲，有时} 
急，有时缓，因而有时，快有时慢地消除紧张和消耗力量。
换句话说，它是有时迅速有时缓慢地达到目标的，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战争都有一段持续时间，足以使自己接受外来的作用，作这样或那样的改变，简单地说，战争仍然服从指导战争的意志的支配。

既然我们认为战争是政治目的引起的，那么很自然，这个引起战争的最初的动机在指导战争时应该首先受到极大的重视。
但是政治目的也不是因此就可以任意地决定一切，它必须适应手段的性质，因此，政治目的本身往往也会有很大的改变，尽管如此，它还是必须首先加以考虑的问题。
所以，政治贯穿在整个战争行为中，在战争中起作用的各种力量所允许的范围内对战争不断发生影响。

二十四 
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由此可见，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
如果说战争有特殊的地方，那只是它的手段特殊而已。
军事艺术可以在总的方面要求政治方针和政治意图不同这一手段发生矛盾，统帅在具体场合也可以这样要求飞而且作这样的要求确实不是无关紧要的。
不过，无论这样的要求在某种情况下对政治意图的影响有多么大，仍然只能把它看作是对政治意图的修改而已，因为政治意图是目的，战争是手段，没有目的的手段永远是不可想象的。

二十五 
战争是多种多样的战争的动机越大、越强，战争同整个民族生存的关系越大，战前的局势越紧张，战争就越接近它的抽象形态，一切就越是为了打垮敌人，政治目的和战争目标就越加一致，战争看来就越是纯军事的，而不是政治的。
反之，战争的动机越弱，周势越不紧张，政治规定的方向同战争要素(即暴力) 的自然趋向就越不一致，因而战争离开它的自然趋向就越远，政治目的同抽象战争的目标之间的差别就越大，战争看来就越是政治的。

但是，为了避免读者误解起见，在这里我们必须说明，战争的自然趋向只是指哲学的，纯粹逻辑的趋向，决不是指实际发生冲突的各种力量（例如作战双方的各种情绪和激情等等）的趋向。
诚然，情绪和激情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被激发得很高，以致很难把它保持在政治所规定的道路上。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会发生这种矛盾的，因为有了这样强烈的情绪和激情，就一定会有一个相应的宏大的计划。
如果计划追求的目的不大，那么群众的情绪也就会很低，以致往往需要加以激发，而不是需要加以抑制。

二十六 
一切战争都可看作是政治行为现在我们再回到主要问题上来。
即使政治真的在某一种战争中好象完全消失了，而在另一种战争中却表现得很明显，我们仍然可以肯定地说，前一种战争和后一种战争都同样是政治的。
因为，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可以比作一个人的头脑，那么产生前一种战争的各种条件必然包括在政治要考虑的范围之内。
只有不把政治理解为全面的智慧，而是按习惯的概念把它理解为一种避免使用暴力的、谨慎的、狡猾的甚至阴险的计谋，才可以认为后一种战争比前一种战争更是政治的。

二十七 
应该根据上述观点理解战史和建立理论基础由此可见：第一、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把战争看作是独立的东西，而应该把它看作是政治的工具，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有可能不致和全部战史发生矛盾，才有可能对它有深刻的理解； 
第二、正是这种观点告诉我们，由于战争的动机和产生战争的条件不同，战争必然是各不相同的。

因此，政治家和统帅应该首先作出的最重大的和最有决定意义的判断，是根据这种观点正确地认识他所从事的战争，他不应该把那种不符合当时情况的战争看作是他应该从事的战争，也不应该想使他所从事的战争成为那样的战争。
这是所有战略问题中首要的、涉及洒最广的问题，我们以后在论述战争计划时将进一步加以研究。

关于什么是战争这一问题，我们就研究到这里，这样，我们就确定了研究战争和战争理论所必须依据的主要观点。

二十八 
理论上的结论因此，战争不仅是一条真正的变色龙，它的性质在每一具体情况下都或多或少有所变化，而且，透过战争的全部现象就其本身的主要倾向来看，战争还是一个奇怪的三位一体管官包括三个方面： 
一、战争要素原有的暴烈性，即仇恨感和敌何心，这些都可看作是盲目的自然冲动； 
二、概然性和偶然性的活动，它们使战争成为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三、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性，战争因此属于纯粹的理智行为。

三个方面中的第一个方面主要同人民有关，第二个方面主要同统帅和他的军队有关，第三个方面主要同政府有关。
战争中迸发出来的激情必然是在人民中早已存在的； 
在概然性和偶然性的王国里，勇气和才智活动范围的大小取决于统帅和军队的特点，而政治目的则纯粹是政府的事情。

这三种倾向象三条不同的规律，深藏在战争的性质之中，同时在起着不同的作用。
任何一种理论，只要忽视其中的一种倾向，或者想任意确定三者的关系，就会立即和现实发生矛盾，以致毫无用处。

因此，我们的任务就在于使理论在这三种倾向之间保持平衡，就象在三个引力点之间保持平衡一样。

至于用什么方法才能最好地完成这项困难的任务，我们打算在《论战争理论》一篇里研究。
但无论如何，这里所确立的关于战争的概念，在我们看来总还是投到我们的理论的基础上的第- 
道曙光，它首先为我们区分开大量的现象，使我们能够辨别它们。

六

第二章 战争中的目的和手段
我们在前一章里了解了战争的复杂而多变的性质以后，现在再来研究战争的性质对战争中的目的和手段有什么影响。

如果首先问一下，整个战争追求什么样的目标才能成为达到政治目的的合适的工具，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战争的目标正如战争的政治目的和战争的具体条件一样，也是多变的。

如果还是先从战争的纯概念淡起，那么我们就得承认，战争的政治目的本来就不包含在战争领域内。
因为战争既然是迫使对方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它所追求的就必然始终是而且只能是打垮敌人，也就是使敌人无力抵抗。
虽然打垮敌人这个目的是从概念中推出来的，但在现实中人们在许多场合所追求的目的同它非常接近，因此我们打算先在现实中探讨打垮敌人这个目的。

以后我们在《战争计划》一篇中再进一步探讨什么叫做使敌国无力抵抗，但在这里必须先弄清楚敌人的军队、国土和意志这三个要素，它们是可以概括其他一切对象的总的对象。
敌人的军队必须消灭，也就是说，必须使敌人军队陷入不能继续作战的境地。
顺便说明一平，以后我们所说的"消灭敌人军队"，都是指的这个意思。

敌人的国土必须占领，否则敌人在那里可以建立新的军队。

但是，即使以上两点都做到了，只要敌人的意志还没有被证服，也就是说只要敌国政府及其盟国还没有被迫签订和约，或者敌国人民还没有屈服，我们仍不能认为，战争，即敌对的紧张状态和敌对力量的活动，已经结束。
因为，即使我们完全占领了敌人的国士，敌人在他的国内或在盟国支持下仍有可能重新起来斗争。
当然这种情况在和约签订以后也是可能发生的(这只能说明并不是每一次战争都能完全解决问题和彻底结束的)，但是，随着和约的签订，很多可能在暗中继续燃烧的火星就会熄灭，紧张就会趋于缓和，因为一切倾向和平的人会完全放弃抵抗的念头，而这样的人在任何民族中，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很多的。
所以，无论如何我们总得承认，随着和约的签订，目的就算达到，战争就算结束了。

上述三个对象中，军队是用来保卫国土的，所以按自然的顺序应该是先消灭敌人的军队，然后占领敌人的国土，通过这两方面的胜利以及我们在当时所处的态势，才有可能迫使敌人媾和。
通常，消灭敌人军队是逐步实现的，随此而来的占领敌人国土也同样是逐步实现的。
这两者常常是相互影响的，因为地区的丧失反过来又会使军队受到削弱。
但是上述顺序不是绝对的，因此也并非总是如此。
有时敌人的军队可能没有受到显著的削弱就已退到国士的另一边，甚至完全退到国外。
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占领敌人国土的大部，甚至全部。

然而，使敌人无力抵抗这个抽象战争的目的，即实现政治目的的、包括其他一切手段的最后手段，在现实中决不是到处都有它的地位的，也不是达到媾和的必要条件，因此，决不能在理论上把它当作一个定则。
事实上，在许多和约缔结的时候，交战一方并没有陷入无力抵抗的境地，有时甚至连均势都没有遭到显著的破坏。
不仅如此，只要观察一下具体情况，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在许多具体情况下，尤其是当敌人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时候，打垮敌人只是一种毫无益处的概念游戏。

从战争概念中推出来的目的所以不能普遍适用于现实战争，那是因为抽象战争和现实战争是不同的，这一点我们在前一章里已经讨论过了。
假定战争真的象纯概念规定的那样，那么力量悬殊的国家之间发生战争就不合情理，因而也就不可能了，因为在纯概念中，只有双方物质力量的差距不超过精神力量所能弥补的程度时，才能发生战争。
而在欧洲今天的社会状态下，精神力量所能弥补的物质力量的差距是有限的。
因此，，我们所以看到力量悬殊的国家之间发生了战争，是因为现实战争往往同它的原始概念是相距很远的。

在现实中，除了无力继续抵抗以外，还有两种情况可以促使媾和。
一是获胜的可能不大，二是获胜的代价过高。

正如我们在前一章已经讲过的那样，整个战争不受严格的内在必然性规律的支配，它必须依靠概然性的计算，而且产生战争的条件越使战争适于概然性的计算，进行战争的动机越弱，局势越不紧张，情况就越是如此。
既然是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概然性的计算也能够使人们产生媾和的想法了。
因此，战争并不一定要一方被打垮才结束。
，我们可以想象，在战争动机很弱、局势很不紧张的情况下，即使是非常微小的、几乎看不出的可能性，就足以使不利的一方让步。
如果另一方事先已经看到这一点，那么他当然会去努力实现这种可能性，不会首先去寻找并走土彻底打垮敌人这条弯路了。

对已经消耗的力量和将要消耗的力量的考虑，对是否媾和的决心更有影响，既然战争不是盲目的冲动，而是受政治目的支配的行为，那么政治目的的价值必然决定着愿意付出多大的牺牲作代价。
这里所说的牺牲，不仅是指牺牲规模的大小，而且是指承受牺牲的时间的长短。
所以，当力量的消耗过大，超过了政治目的的价值时，人们就必然会放弃这个政治目的而媾和。

由此可见，在一方不能使另一方完全无力抵抗的战争中，双方是否希望媾和，这是随获胜可能性协大小和需要消耗力量的多少而变化的。
如果双方同样希望媾和，他们的政治分歧就会得到折衷的解决。
当一方希望媾和较迫切，另一方媾和的想法就可以少一些，只要双方希望媾和的想法合在一起已经达到足够的程度，他们就会媾和。
在这种情况下，原来媾和想法较少的一方当然比较有利。

我们在这里有意不谈政治目的的积极性质的消极性质在行动中必然引起的差别。
纵然这种差别象以后要谈到的那样是极为重要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只能作比较一般的论述，因为最初的政治意图在战争过程中可能变化很大，最后可能变得完全不同，这是由于政治意图同时还取决于已得的结果和可能的结果。

现在产生了一个问题： 
怎样才能增大获胜的可能性。
首先，自然是使用打垮敌人时所使用的方法，即消灭敌人军队和占领敌人地区。
但是这两种方法用于增大获胜可能性时和用于打垮敌人时是不尽相同的。
当我们进攻敌人军队时，是想在第一次打击之后继续进行一系列打击，直到把敌人军队全部消灭，还是只想赢得一次胜利以威胁敌人，使他觉得我们已占优势而对前途感到不安，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我们的目的是后者，那么只要消灭足够达到这一目的的敌人军队就够了。
同样的，当目的不是打垮敌人时，占领敌人地区作为另一种手段也是不同的。
在以打垮敌人为目的的情况下，消灭敌人军队才是真正有效的行动，而占领敌人地区不过是消灭敌人军队的后果，没有消灭敌人军队就占领敌人地区，始终只能看作是迫不得已的下策。
与此相反，如果我们的目的不是打垮敌人，而且我们确信敌人并不寻求流血决战，而是害怕流血决战，那么，占领敌人防御薄弱的或完全没有防御的地区这件事本身就能带来利益。
如果利益很大，足以使敌人对战争的结局担忧，那么占领敌人地区也可以看作是达到媾和的捷径。

现在我们还要指出一种不必打垮敌人就能增大获胜可能性的特殊方法，这就是同政治有直接关系的措施。
既然有些措施特别适于破坏敌人的同盟或使同盟不起作用，适于为自己争取新的盟国，或适于展开有利的政治活动等等，那么不难理解，这些措施会大大增加获胜的可能性，它们也是比打垮敌人军队更为捷便的达到目标的途径。

七

第二个问题是采取哪些方法才能增大敌人力量的消耗，也就是使敌人付出更高的代价。

敌人力量的消耗包括军队的消耗和地区的丧失，即军队被我们消灭和地区被我们占领。

同样是消灭敌人军队和占领敌人地区，它们在目的是增大敌人消耗的场合的作用同在达到其他目的的场合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明白。
这种差别在大多数场合下可能是很小的，但我们不应该因而受到迷惑，因为在现实中当动机十分微弱时，即使最微小的差别也往往对使用力量的方式有决定性的作用。
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在一定的条件下，用其他方法达到目标也是可能的，这里既没有什么矛盾，也不是不合情理，更不是什么错误。

除上述。
 
两种方法以外，还有另外三种能够直接增大敌人力量消耗的特殊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入侵，也就是夺取敌人的某些地方，但并不想占领它，而只想在这里索取军税，乃至加以破坏。
这时，入侵的直接目的既不是占领敌人的国土，也不是打垮敌人的军队，而只是一般地使敌人遭受损失。
第二种方法是我们的行动主要是针对增大敌人损失的对象上。
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想象出，军队有两种用法，一种在目的是打垮敌人时比较有效，另一种在目的不是打垮敌人或不能打垮敌人时比较有利。

按习惯的说法，前一种更多地是军事的，后一种更多地是政治的。
但如果从最高的角度来看，两者都同样是军事的，而且只要同当时的条件相适应，每一种都是合适的。
第三种方法是疲惫敌人，就应用广泛这一点来说，它是最重要的一种方法。
我们选择"疲惫"这个字眼，不仅因为它可以简要地表达这种方法的特征，而且因为它可以确切地说明这种方法的实质，并不是象初看时那样仅仅是为了修辞。
在作战中，疲惫这个概念的意思是： 
通过持久的军事行动来逐渐消耗敌人的物质力量和消磨敌人的意志。

如果我们想通过持久的作战来战胜敌人，我们就只能满足于尽可能小的目的，因为达到较大的目的当然要比达到较小的目的消耗更多的力量。
但是，我们能为自己规定的最小的目的是单纯抵抗，即没有积极意图的作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手段能相对地发挥最大的作用，取得结果也最有把握。
可是这种消极性有没有限度呢？显然不能发展到绝对的被动，因为纯粹的忍受就不是作战了。
抵抗也是一种活动，通过它应该消耗敌人很多力量，使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意图。
这就是在单纯抵抗的每一行动中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我们意图的消极性质就表现在这里。

毫无疑问，消极意图在单个行动中所产生的效果要比积极意图在同一情况下所产生的效果差一些(如果积极意图能够实现的话)，但是，这两种意图的差别恰巧就在于前者比后者容易实现，也就是把握较大。
消极意图在单个行动中效果较差这一缺陷，必须用时间，也就是通过持久的作战来弥补。
所以争以消极意图为基础的单纯抵抗，是通过持久的作战来战胜敌人(即疲惫敌人) 的自然手段。

在整个战争领域中到处都可看到的进攻和防御的差别，其根源就在这里。
但是，我们在这里还不能深入探讨这个问题，而只想说明： 
这种消极意图本身就提供了一切有利条件和较强的作战形式，有助于实现这种意图，胜利的大小和获胜的把握之间的哲学上的力学定律就体现在这种意图里。
所有这一切我们以后还要研究。

如果消极意图( 即集中一切力量进行单纯抵抗) 
能够带来有利的斗争条件，而且这种优越性大到足以抵销敌人占有的优势，那么仅仅通过持久的作战，就足以使敌人力量的消耗逐渐增加，以致他的政治目的即使达到了，也抵不上付出的代价，因而不得不放弃这个政治目的。
由此可见，这种疲惫敌人的方法是弱者抵抗强者时大多会采用的方法。

在七年战争中，腓特烈大帝本来是不能击败奥地利帝国的，而且，假使他企图象查理十二那样行事，就必然会一败涂地。
但是他天才地运用了合理使用兵力的巧妙方式，使联合起来同他为敌的列强在七年中看到力量的消耗远远超过当初想象的程度，于是只好同他媾和。

由此可见，在战争中可以达到目标的方法很多，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只限于打垮敌人。
消灭敌人军队、占领敌人地区、单纯占据敌人地区、单纯入侵敌人地区、采用直接同政治有关的措施和单纯等待敌人的进攻等都是方法，这些方法的每一种都可用来挫伤敌人的意志，但哪一种比较有效，则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
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举出一系列达到目标的捷径，这些我们可以称之为因人而异的方法。
在人类交往的哪一个领域中不迸发着超越一切物的关系的个人特点的火花呢？在战争中，个人的特点无论在政府中还是在战场上都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因此，更是不会没有这种火花的。
这里我们只想指出存在着这些方法，因为要想把它们分类，那是书呆子的作法。
由于有了这些方法，我们说，可以用来达到目标的方法是无穷无尽的。

为了不致把这些能达到目标的捷径估计过低，既不把它们仅仅看成是少咒的例外，也不认为它们在作战中造成的差别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就必须认识到，引起战争的政治目的是多种多样的，或者我们必须看到，争取国家坐存的殊死的战争，同由于有强迫结成的同盟或行将瓦解的同盟而勉强履行义务的战争之间，是有很大距离的。
在现实世界中，这两种战争之间存在着无数种类的战争。
如果我们有权在理论上否定其中的某一种，那么就有权把它们全部否定，这就是完全无视现实世界。

以上我们一般地论述了人们在战争中追求的目的，现在我们来谈谈手段。

手段只有一个，那就是斗争。
不管斗争的形式多么繁多，不管斗争同粗呆地发泄仇恨的搏斗多么不同主也不管在斗争中夹杂着多少本身不算是斗争的活动，但战争中产生的二切效果都必然来源于斗争，这一点始终是战争这个概念所固有的。

即使在极为错综复杂的现实中，也永远是这样，这一点很容易证明。
战争中所产生的一切都是通过军队体现出来的。
哪里使用军队，也就是使用武装起来的人们，那里就必然有斗争这一概念为基础。

所以，同军队有关的一切，也就是同军队的建立、维持和使用有关的一切，都属于军事活动的范畴。

显然，军队的建立和维持只是手段，军队的使用才是目的。
战争中的斗争不是个人对个人的斗争，而是一个由许多部分组成的整体。
我们可以用两种方法来区分这个巨大整体中的单位，一种按主体区分，一种按客体区分。
在军队中通常总是把一定数量的军人编成单位，一定数量的单位又构成高一级组织。
因此，这些组织中的任何一个单位的斗争就构成一个或多或少可以区别的斗争单位。
另外，按斗争的目的，即斗争的对象，也可以把斗争分成单位。

八

我们把斗争中可以相互区别的每一个这样的单位叫做一个战斗。

既然军队的使用是以斗争这一概念为基础的，那么军队的使用就无非是若干次战斗的决定和部署。

因此，一切军事活动都必然直接地或间接地同战斗有关。
士兵应征入伍，穿上军装，拿起武器，接受训练，以及睡眠、吃饭、喝水、行军，这- 
切都只是为了在适当的地点和适当的时间进行战斗。

既然军事活动的一切线索最后都落在战斗上，那么我们确定了战斗的部署，也就掌握了军事活动的一切线索。
军事活动的效果只能从部署和实施战斗中产生，决不能从部署和实施战斗以前存在的条件中直接产生。
在战斗中，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消灭敌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为了使敌人失去战斗能力，这一点是战斗这个概念所固有的。
所以说，消灭敌人军队始终是达到战斗目的的手段。

战斗的目的可能就是消灭敌人军队，但这并不是必然的，战斗的目的也可能完全是别的东西。
正象我们曾经指出的那样，既然打垮敌人不是达到政治目的的唯一手段，既然还有其他对象可以作为战争中追求的目标，那么不言而喻，这些对象就可以成为某些军事行动所追求的目的，从而也可以成为战斗的目的。

有些作为从属部分的战斗，即使它们最终是为了打垮敌人军队，也并不一定必须把消灭敌人军队作为自己的直接目的。

当我们想到一支庞大的军队的组织极为复杂，对使用军队有影响的情况极为繁多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这样的军队所进行的斗争必然是复杂的，必然是由上下从属和相互联系的若干部分组成的。
各个部分所追求的目的自然可以是而且必然是很多的，尽管这些目的本身可能不是消灭敌人军队，但它们对消灭敌人军队能起很大的作用，只不过是间接的而已。
当一个步兵营奉命驱逐某一高地、桥梁或其他地方的敌人时，通常占领这些地方是这个营的真正目的，而在这些地方消灭敌人军队只是一种手段或次耍的事情。

如果仅仅用佯动就驱逐了敌人，那么目的也就达到了。
不过，占领这个高地或桥梁，通常只是为了更有效地消灭敌人军队。
既然在战场上是这样，那么在整个战区就更是这样了，因为在整个战区不仅是一支军队和另一支军队在对抗，而且是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在对抗。
在这里，可能出现的各种关系必然会增多，因而行动方式就必然会增加，战斗的部署就更多种多样，而且由于目的层层从属，最初的手段离开最后的目的就更远了。

因此，由于种种原因，消灭敌人军队，即消灭同我们对峙的那一部分敌军司可能不是某一次战斗的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
但是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问题已不再是消灭敌人军队了，因为战斗在这里不过是衡量力量的一种尺度，它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只有它的结果（即它的结局）才有价值。

但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只要估计- 下就能衡量出力量的强弱。
这时战斗也就不会发生了，力量较弱的一方会立即让步。

既然战斗的目的并不始终都是消灭参加战斗的军队，既然不必经过实际的战斗，只要部署了战斗并通过，由此形成的态势，就往往可以达到战斗的目的，那么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在整个战争中活动很频繁，而实际的战斗却没有起显著的作用。

战史中有数以百计的战例可以证明这一点。
至于说在这些战例中有多少是采用这种不流血的方法而作对了，也就是说并不自相矛盾，以及因此而赢得的声誉有哪些是经得起批判的，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谈，因为我们只想指出这样的战争过程是可能存在的。

在战争中手段只有一种，那就是战斗。
但是，这种手段的用法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目的采取不同的用法，这样一来，我们的研究好象就毫无结果了。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从这个唯一的手段中可以为研究找出一条线索，这条线索贯穿在整个军事活动中，可以把整个军事活动联系在一起。

我们曾把消灭敌人军队看作是战争中可以追求的目的之一，但是还没有谈到这一目的同其他目的比较起来有多大的重要性。
它在每一个具体场合的重要性是具体情况决定的。
而从总的方面来看它有多大价值，我们还没有确定。
现在我们回到这个问题上来，探讨一下这个目的究竟有多大的价值。

战斗是战争中唯一有效的活动。
在战斗中，消灭同我们对峙的敌人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即使战斗实际上没有进行也是这样，因为在任何情况下，结局都是以消灭敌人军队已毫无疑问为前提的。
因此消灭敌人军队是一切军事行动的基础，是一切行动最基本的支柱，一切行动建立在消灭敌人军队这个基础上，就好象拱门建立在石柱上一样。
因此，一切行动的前提是，如果作为行动基础的战斗真正发生的话，它必须是对我方有利的。
战斗同一切大小军事行动的关系，就象现金支付同期票交易的关系一样，不管兑现的期限多么远，不管兑现的机会多么少，但最后总还是要兑现的。

既然战斗是一切行动的基础，那么就可以得出结论： 
敌人通过一次胜利的战斗就可以使这些行动中的任何一个失去作用，敌人不仅可以通过一次对我们这些行动有直接影响的战斗，而且可以通过任何一次有足够重要意义的战斗来做到这一点。
因为任何一次重要的战斗，即消灭对方的军队，都会影响以前的其他一切战斗，因为这些战斗郎结果象液体一样，总是要保持在一个水平面上的。

因此，消灭敌人军队始终是一种比其他一切手段更为优越、更为有效的手段。

当然，只有在其他一切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我们才能认为消灭敌人军队具有更大的效果。
如果从这里得出结论说，盲目的硬干总是比谨慎的巧谋为好，那是很大的误解。
有勇无谋的硬干，也许不仅消灭不了敌人的军队，而且会使自己的军队反而被敌人消灭，因此这不是我们所说的意思。
我们所说的具有更大的效果，不是就方法说的，而是就目标说的，我们这里只是把达到这一目标产生的效果同达到那一目标产生的效果加以比较而已。

九

我们必须着重指出，当我们说消灭敌人军队时，并不是仅仅指消灭敌人的物质力量，而是还包括摧毁敌人的精神力量，因为这两者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而不可分割的。
尤其在我们谈到一次大的歼灭性行动(一次大的胜利) 对其他战斗必然会产生的影响时，应该看到精神因素最富有流动性(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某一部分精神力量的丧失最容易影响其他部分。
同其他各种手段比较起来，消灭敌人军队具有较大的价值，但这一手段要求人们付出较大的代价，而且它本身就有较大的危险性，人们是为了要避免这些，才采用其他手段。

采用这一手段必然要付出较大的代价，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在其他一切条件都相同的前提下，我们越想要消灭敌人军队，自己军队的消耗也必然会越大。

采用这一手段的危险在于：正是因为我们企图取得较大的效果，所以在做不到的情况下，反过来我们也会遭到较大的不利。

因此，采用其他方法，成功时代价较小，失败时危险也较小。
但是，这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就是这些方法同时为双方所采用，也就是说敌人也采用同样的方法。
如果敌人选择了大规模战斗，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愿，也采用同样的方法。
这时，一切就都取决于这种歼灭性行动的结局。
很明显，即使我方的其他一切条件仍然同敌方相同，在这次行动中我们在各方面，也必然是不利的，因为我们的注意力和手段已经有一部分用在其他方面，而敌人却不是这样。

两个不同的目的，如果其中一个不从属于另一个，它们就是互相排斥的，用来达到这一目的的力量，不可能同时用来达到另一目的。
所以，如果交战的一方决定进行战斗，他又确信对方并不打算战斗，而是在追求其他目的，那么，他就有很大的可能获得胜利。
任何一方只有预计到对方和自己一样，也不愿进行大规模的战斗时，决定追求其他目的才是明智的。

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注意力和力量已经用在其他方面，只是指已经用在除了消灭敌人军队以外在战争中所能追求的其他积极目的上，决不是指用在为了消耗敌人力量而进行的单纯抵抗上。
单纯抵抗是没有积极意图的，在单纯抵抗的情况下，我们的力量只能用来粉碎敌人的意图，而不能用在其他方面。

现在我们有必要研究向消灭敌人军队相对的一面，即保存自己军队。
消灭敌人军队和保存自己军队这两种企图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它们是相互影响的，它们是同一意图的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
我们要研究的，只是当其中某一个方面占主要地位时，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消灭敌人军队这一企图具有积极的目的，能产生积极的结果，这些结果最后可以导致打垮敌人。
保存自击军队这一企图具有消极的目的，能粉碎敌人的意图，也就是说可以导致单纯抵抗，这种抵抗最后只能是延长率事行动的时间以消耗敌人。

具有积极目的的企图引起歼灭性行助，具有消极目的的企图则等待歼灭性行动。

至于应该等待和可以等待到什么程度，这又涉及到进攻和防御的根源，我们将在研究进攻和防御时进一步论述。
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等待不应该成为绝对的忍受，而且在等待时所采取的行动中，消灭正在同我们作战的敌人军队，同其他任何对象一样，也可以作为我们的目标。
因此，如果认为有了消极意图就只能寻求不流血的方法，就一定不把消灭敌人军队作为目的，那么，他就在根本观念上大错特错了。
固然，当消极企图占主要地位时，它会促使人们采用不流血的方法。
但是采用不流血的方法也不一定合适，因为是否合适，这不是由我们的条件而是由敌人的条件决定的。
因此，这种不流血的另一种方法，决不是迫切希望保存自己军队时的当然手段。

如果这种方法不造合当时情况，那么反而会使自己的军队遭到覆灭。
许多统帅犯过这种错误，结果弄得身败名裂。
当消极企图占主要地位时，它的唯一的必然的作用是推迟决战的时间，使人们等待决定性的时刻。
这样，结果往往是推迟军事行动的时间，而且，因为时间和空间是有联系的，所以只要情况允许，还能够变换军事行动的空间。
但是，一到继续推迟下去会非常不利的时候，就必须认为消极企图的优越性已经丧失，于是，消灭敌人军队这一原来被抑制、但并没有被排斥的企图就又出现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 
在战争中达到目标，即达到政治目的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但战斗是唯一的手段，因此一切要服从用武器解决问题这个最高法则。
敌人如果确实要求战斗，我们就无法拒绝。
因此，必须肯定对方不会进行战斗，或者在战斗中对方一定会失败时，我们才可以采用其他方法。
总之，在战争所能追求的目的中，消灭敌人军队永远是最高的目的。

至于其他种种方法在战争中会产生什么效果，我们以后才能弄清楚。
当然，只能逐渐弄清楚。
在这里我们只一般地承认，使用其他种种方法是可能的，因为现实和概念之间是有距离的，具体情况又是各不相同的。
不过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指出，用流血方式解决危机，即消灭敌人军队，这一企图是战争的长子。
当政治目的小，动机弱，紧张程度不高时，慎重的统帅在战场上和政府中可以巧妙地运用各种方法，避免大的冲突和流血的方式，利用敌人本身的弱点来达到娟和的目的。
如果他的打算既有充分的根据，又有成功的把握，那我们就没有权利责难他。
但是，我们还必须提醒他要经常记住，他走的是曲折的小道，随时都可能遭到战神的突然袭击，他必须始终注视着敌人，以免敌人一旦操起和利剑，自己却只能用装饰的佩剑去应战。

关于什么是战争，目的和手段在战争中怎样发生作用，战争在现实中如何时远时近地离开它原来的严格概念摆来摆去，但又象服从最高法则一样永远服从它。
所有这一切结论，我们必须牢牢记住，并且在以后研究各个论题时必须一再联想到它们，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这些论题的真正关系和它们的特殊意义，不至于经常不断地跟现实发生极大的矛盾，更不至于自相矛盾。

一〇

第三章 军事天才
在任何一项专门活动中，要想达到相当高的造诣，就需要在智力和感情方面有特殊的禀赋。
如果这些禀赋很高，并能通过非凡的成就表现出来，那么就称为天才。

我们清楚地知道，天才这个词的涵义非常广泛，解释很不一致，要想就其中某些涵义来阐明它的实质是很困难的。
但是，我们既不自命为哲学家，也不自命为语言学家，所以，可以按语言上的习惯，把天才理解为擅长某种活动的高超的精神力量。

为了更详细地阐明这种说法的理由和进一步了解天才这个概念的涵义，我们想略微谈一谈这种精神力量的作用和价值。
但是我们不能只谈具有高超的才能而被称为天才的人，即不能只谈一般所说的天才，因为这一概念还没有明确的界限。
我们应该着重研究的是这些精神力量在军事活动中的各种综合表现，我们可以把这种综合表现看作是军事天才的实质。
我们所以说综合的表现，因为军事天才并不仅仅是同军事活动有关的某一种力量，如勇气，而不包括智力和感情方面的其他力量，或者说其他力量在战争中不起作用。
军事天才是各种精神力量的和谐的结合，其中这种或那种力量可能起主要作用，但是任何一种力量都不应起阻碍的作用。

如果要求每个军人或多或少都具有一些军事天才，那么我们军队的人数就会太少了。
正因为军事天才是指精神力量的一种特殊表现，所以在需要多方面发挥和培养精神力量的民族中，很少会出现军事天才。
但是一个民族的活动种类越少，军事活动在这个民族中越占主要地位，军事天才就必然出现得越多。
然而，这只能使军事天才出现得很广泛，但不能使出现的天才很高，因为军事天才的高低还取决于一个民族智力发展的总的水平。
我们只要考察一下野蛮好战的民族，就会发现尚武精神在这些民族中比在文明民族中普遍得多，在野蛮民族中，几乎每个能打仗的人都具有尚武精神，而在文明民族中，大多数人当兵打仗只是迫不得已，决不是内心情愿。

但是，我们在野蛮民族中从未发现一个真正伟大的统帅，可以称之为军事天才的也极少，因为这需要智力有一定的发展，而在野蛮民族中智力不可能有这样的发展。
不言而喻，文明民族也可能或多或少有好战的倾向，他们越是具有这种倾向，军队中具有尚武精神的人就越多。
在这样的民族中，较普遍的尚武精神和较高的智力结合在一起，因此最辉煌的战绩总是在他们那里出现，罗马人和法国人就是例证。
在这些民族和所有曾经以作战闻名的其他民族中，最伟大的统帅总是在文明发展得较高的时期出现的。

这一点就已说明，智力在较高的军事天才中起多大的作用。
现在我们就来比较详细地论述一下这个问题。

战争是充满危险的领域，因此勇气是军人应该具备的首要品质。

勇气有两种： 一种是敢于冒个人危险的勇气，一种是在外来压力或内心压力〈良心〉面前都敢于负责的勇气。
在这里所谈的只是第一种。

敢于冒个人危险的勇气又有两种。
第一种是对危险满不在乎，不管是天生这样，还是由于不怕死的缘故，或是习惯养成的，在任何情况下这种勇气都可看作是一种恒态。

第二种是从积极的动机，如荣誉心、爱国心或其他激情产生的勇气。
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不是一种恒态，而是一种情绪的激动，是一种感情。

显然，上述两种勇气的作用是不同的。
第一种勇气比较稳定可靠，因为它已经成为人的第二天性，永远不会丧失，第二种勇气则往往具有更大的激励作用。
顽强主要属于第一种勇气的范围，大胆主要属于第二种勇气的范围； 
第一种勇气可以使理智更加清醒，第二种勇气有时可以增强理智，但也常常会使理智昏迷。
，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成为最完善的勇气。

战争是充满劳累的领域。
要想不被劳累所压倒，就需要有一定的体力和精神力量( 不管是天赋的还是锻炼出来的) 
。
具备这种素质的人，只要有健全的智力的引导，就是有力的作战工具，而这种素质正是我们在野蛮民族和半开化的民族中所常见的。
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战争对军人的种种要求，那么就会发现智力是主要的。
战争是充满不确实性的领域。
战争中行动所依据的情况有四分之三好象隐藏在云雾里一样，是或多或少不确实的。
因此，在这里首先要有敏锐的智力，以便通过准确而迅速的判断来辨明真相。

平庸的智力碰巧也能辨明真相。
 非凡的勇气有时也能弥补失算，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或就平均的结果来看，智力不足总是会暴露出来的。

战争是充满偶然性的领域。
人类的任何活动都不象战争那样给偶然性这个不速之客留有这样广阔的活动天地，因为没有一种活动象战争这样从各方面和偶然性经常接触。
偶然性会增加各种情况的不确实性，并扰乱事件的进程。

由于各种情报和估计的不可靠，以及偶然性的不断出现，指挥官在战争中会不断发现情况与原来预期的不同，他的计划，或者至少同计划有关的一些设想，会因而受到影响。
如果这种影响很大，以致不得不完全取消既定的计划，那么通常就必须以新的计划来代替它。
但是这时往往缺少必需的材料，因为在行动过程中大多要求立即定下决心，人们没有时间重新了解情况，甚至常常连仔细思考的时间也没有。
但更为常见的是： 
我们对某些想法的修改和对已发生的某些意外事件的了解，并不足以完全推翻我们的计划，只是动摇了我们对计划的信心。
我们对情况的了解增加了，但是不确实性不仅没有因此减少，反而因此增加了。
因为我们对这些情况的认识不是一次得来的，而是逐渐得来的，同时，我们的决心不断受到它们的冲击，我们的精神就不得不经常处于戒备状态，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

要想不断地战胜意外事件，必须具有两种特性： 一是在这种茫茫的黑暗中仍能发出内在的微光以照亮真理的智力； 
二是敢于跟随这种微光前进的勇气。
前者在法语中被形象地称为眼力，后者就是果断。

在战争中，首先和最引人注意的是战斗，而在战斗中，时间和空间是重要的因素，在以速战速决的骑兵为主的时代尤其是这样。
因此，迅速而准确地定下决心，这个概念最初是在估计时间和空间这两个因素时产生的，因而得到了眼力这千只表示准确的目测能力的名称。
许多军事学家也是以这个局限的涵义给它宇定义的。
但是不能否认，在行动瞬间所作出的一切准确决定，如正确地判明攻击点等，不久也都被理解为眼力了。
因此，所谓眼力不仅是指视力，更多的是指洞察力。

固然，这个词和官所表达的内容一样，多半用在战术上，但在战略上也时常需要迅速定下决心，所以也是不可缺少的。
如果从这一概念中除去由这个名称带来的过分形象的成分和狭隘的意义，那么它无非是指一种迅速辨明真相的能力，这种真相普通人完全不能辨别，或者要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考才能辨别。

果断是勇气在具体情况下的一种表现，当它成为性格上的特征时，又是精神上的一种习性。
但是，这里所说的不是敢于冒肉体危险的勇气，而是敢于负责的勇气，也就是敢于面对精神危险的勇气。
这种勇气是从智力中产生出来的，因此，通常称为有智之勇，但它并不因此就是智力的表现，它仍然是感情的表现。
单纯的智力还不等于勇气，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极聪明的人常常并不果断。
所以，智力首先必须激起勇气这种感情，以便有所依靠和得到支持旦因为在紧急的时刻，人们受感情的支配比受思想的支配更多些。

一一

在这里我们认为果断的作用是在动机不足的情况下消除疑虑的苦恼和迟疑的危险。
固然，根据不严谨的语言习惯，单纯的冒险倾向、大胆、无畏、蛮干等也可以叫做果断，但是，如果一个人有了足够的动机〈不管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是恰当的还是不恰当的〉，那就没有理由再说他是否果断了，因为再那样说，就是臆测他人之心，武断地说他有疑虑，而实际上他根本没有。

这里能谈的只是动机的强弱问题，我们还不致那样迂腐，因为语言习惯上有些不妥就争论不休，我们的说明只是想消除一些无理的非难罢了。

这种能够消除疑虑的果断，只有通过智力，而且只有通过智力的干种特殊活动才能产生。
我们认为，较高的理解力和必要的感情的简单结合，往往还不能产生果断。
 
有些人虽然有看透最复杂的问题的极其敏锐的洞察力，也不缺乏承受重担的勇气，但是在许多困难的场合却不能当机立断。
他们的勇气和他们的理解力各自独立，互不相干，因此没有产生第三种东西——果断。
只有通过智力的这样一种活动，即认识到冒险的必要而决心去冒险，才能产生果断。
能够使感情坚强的人产生果断的正是这种特殊的智力活动，它通过对动摇和迟疑的害怕心理来战胜任何其他害怕心理。

因此，据我们看来，智力较差的人不可能是果断的。
他们在困难的场合也可能毫不迟疑地行动，但这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既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行动，当然也就不存在任何疑虑了。
虽然这样的行动偶尔也可能成功，但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只有平均的结果才能说明有无军事天才。
如果有人对我们这种说法感到奇怪，因为据他了解，有些果断的骠骑兵军官并不是善于深思的人，那么我们就必须提醒他，这里所说的是智力的一种特殊活动，而不是指善于深思默想的能力。

所以我们认为，果断的产生应归功于智力的特殊活动，而有这样智力活动的人，与其说是才华出众的人，不如说是坚强的人。
我们还可以举出大量事例来证明果断的这种由来，例如，有些人在地位较低时曾表现得非常果断，而当地位较高时却不果断了。
他们虽然想要定下决心，可是又意识到错误的决心所包含的危险，而且因为他们不熟悉自己面临的新事物，所以他们的智力就失去了原有的力量。
他们越认识到自己陷于犹豫不决的危险，越习惯于不迟疑地行动，就越畏缩不前。

在提到眼力和果断的时候，自然就得谈谈和它们相类似的机智。
在象战争这样充满意外事件的领域中，机智必然会起巨大的作用，因为它不是别的，正是一种能够出色地处理意外事件的能力。
人们钦佩机智，因为它不仅能对意外的质问作出恰当的回答，而且能对突然的危险迅速想出救急的办法。
这种回答和这种办法，只要求它们恰当，并不要求它们是不平常的，因为，同一个回答或亦法，当它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时，看来可能是平常的，因而给人的印象是平淡的，但当它是敏捷的智力活动的结果时，却能令人钦佩。
机智这个词非常确切地表明了智力及时而敏捷地提出救急办法的能力。

人的这种可贵的素质，主要是来自他智力方面的特性，还是主要来自他感情上的镇静，这取决于具体情况，但是，这两者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完全没有。
对意外质问的恰当的回答主要是聪明头脑的产物，而应付突然危险的恰当办法则首先以感情的镇静为前提。

现在，如果综观一下形成战争气氛的四个要素，即危险、劳累、不确实性和偶然性，那么就很容易理解，要想在这种困难重重的气氛中确有把握地顺利前进，就需要在感情方面和智力方面有巨大的力量。
我们发现，战争事件的讲述者和报导者根据这些力量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表现形式，把它们称为干劲、坚强、顽强、刚强和坚定。
所有这些英雄本色的表现，都可以看作是同一种意志力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表现。
但是，不管这些表现彼此多么近似，它们总还不是一回事，因此，在这里把这些精神力量的不同表现至少比较精确地区别一下，对我们也是有好处的。

首先，为了使观念明确，必须指出，足以激发指挥官上述精神力量的压力、负担或阻力(不管叫法如何)，只有极少一部分是直接来自敌人的活动、敌人的抵抗和敌人的行动。
敌人的活动直接影响到指挥官的，最先只是他个人的安危，而不是他作为一个指挥官的活动。
假使敌人抵抗的时间不是两小时而是四小时，那么指挥官个人面临危险的时间也就不是两小时而是四小时。
显然，这种危险是随着指挥官职位的提高而减小的，对居于统帅地位的人来说，这种危险就不存在了。

其次，敌人的抵抗直接对指挥官发生影响，是由于敌人在较长的抵抗中使我方军队受到损失，而指挥官对这种损失负有责任。
军队受到损失在指挥官心中引起的焦虑，首先就考验和激发了他的意志力。
不过我们认为，这还远不是他必须承受的最沉重的负担，因为这时对他来说还只不过是要掌握住自己。
可是，敌人的抵抗所产生的其他一切影响，都会对指挥官的部下发生作用，并且通过他们反过来对指挥官本人发生作用。

当部队勇气十足、精神焕发地战斗时，指挥官在追求自己目的的过程中，很少有必要发挥巨大的意志力。
但当情况变得困难时（要取得卓越的成就，困难是决不会没有的），事情的进展自己就不会再象上足了润滑油的机器那样顺利了，相反，机器本身开始产生阻力，而要克服这种阻力，指挥官就必须有巨大的意志力。

一二

这种阻力并不就是指不服从和抗辩(虽然个别人常常有这种表现)，而是指整个部队的体力和精神力量不断衰退所造成的总的印象，是指看到流血牺牲时所引起的痛苦情绪。
指挥官首先必须克服自己的这种情绪，然后同所有其他人的这种情绪作斗争，因为他们的印象、感受、忧虑和意愿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传染给他。
如果部下的体力和精神力量不断衰退，靠他们本身的意志再也不能振作起来和支持下去，那么统帅意志上的压力就逐渐加重。
统帅必须用自己内心之火和精神之光，重新点燃全体部下的信念之火和希望之光。
只有做到这一点，他才能控制他们，继续统率他们。

如果他不能做到这一点，他的勇气已经不足以重新鼓舞起全体部下的勇气，那么他就会被部下带到表现出动物本性的境地，以致临危而退和不知羞耻。
这就是一个指挥官要想取得卓越成就时必须在斗争中以自己的勇气和坚强的精神去克服的压力。
这种压力是随部下人数的增多而增大的，因此，为了要承受住这种压力，指挥官的精神力量必须随职位的提高而增大。

干劲表示引起某种行为的动力的强度。
这种动力可能来自理智上的认识，也可能来自感情的冲动。
但要想发挥巨大的力量，感情的冲动是不可缺少的。

我们必须承认，在进行激烈的战斗时，人们内心充满的一切高尚感情中，再没有什么比荣誉心更强烈和更稳定的了。
在德语中用贪名图誉这样含有贬义的词来表达这种感情，未免有失公道。
当然，在战争中滥用这种高尚的感情，必然会对人类犯下令人愤慨的罪行。
但是，就这种感情的来源来说，它确实可以算是人的最高尚的感情之一，它是在战争中使巨大的躯体获得灵魂的真正的生命力。

不管其他的一切感情，如爱国心、追求理想的狂热、复仇心以及其他各种激情多么普遍，不管其中有一些看来多么崇高，但即使有了它们，荣誉心仍然是不可缺少的。
其他感情虽然一般地能鼓舞和提高广大士兵的士气，却不能使指挥官具有比部下更大的雄心，而这种雄心是指挥官要想在自己职位上取得卓越的成就所必须具备的。
其他感情，都不能象荣誉心那样，使每一个指挥官象对待自己的田地那样对待每一个军事行动，千方百计地加以利用，努力耕耘，细心播种，以期获得丰收。

最能使军队发挥作用和取得胜利的，正是从最高一直到最低的各级指挥官的这种努力，这种勤勉精神、竞争心和进取心。
对于职位最高的统帅来说更是如此，试问，自古以来，有哪一个伟大的统帅没有荣誉心呢？一个伟大的统帅没有荣誉心是可以想象的吗？坚强是指意志对猛烈打击的抵抗力，顽强则是指意志对持续打击的抵抗力。
虽然坚强和顽强这两个词的意义十分接近，而且常常相互代用，但是它们之间本质上的显著差别是不容忽视的。
人们对猛烈的打击所表现出来的坚强，可以仅仅来自感情力量，但顽强却还要更多地依靠智力的支持，因为随着行动时间的延长，就要加强行动的计划性，顽强的力量有一部分就是从这种计划性中获得的。

现在我们来谈谈刚强。
首先我们要问，应该怎样来理解刚强。

显然，所谓刚强不是指感情强烈，即不是指感情激昂，因为这样说就违反语言习惯。
刚强是指在最激动或热情奔放的时候也能够听从智力支配的一种能力。
这种能力仅仅是从智力中产生出来的吗？我们表示怀疑。
当然，有些人具有突出的智力。
但不能自制，这个现象并不能证明我们的怀疑是正确的，因为有人会说，这里需要的是一种特殊的智力，不是全面的智力，而可能是更为坚强的智力。
但是，我们仍然认为，在感情最冲动的时刻也能使自己服从智力支配的这种力量，即我们所说的自制力，是一种感情力量，这种说法是比较正确的。

这是一种特殊的感情，它能使刚强的人在热情奔放时仍能保持镇静而又不损伤热情，通过这种镇静，智力的支配作用就得到了保证。
这种感情无非是人的自尊心，。
是最高尚的自豪感，是内心最深处的要幕，要求随时随地象一个有判断力和智力的人那样行动。
因此，我们说，刚强是指在最激动的时候也能保持镇静的那种感情。

如果从感情方面观察一下各种不同类型的人，那么就会发现，有一种是不大敏感的人，我们把这种人叫做感情迟钝或感情淡漠的人。
第二种是很敏感的人，不过他们的感情从来超不过一定的强度，我们看到，这是一种容易动感情而又平静的人。
第三种是很容易激动的人，他们的感情激动起来就象火药燃烧一样迅速和猛烈、但不持久。
最后，第四种是不为小事所动的人，他们的感情通常不是很快而是逐渐激发起来的？但是这种感情非常有力而且比较持久。
这是一种感情强烈、深沉而不外露的人。

这种感情上的差异，大概同活动于人的机体中的各种肉体力量有关，并且来源于我们称之为神经系统的那种具有两重性的组织，这种组织看来一方面同物质有联系，另一方面又同精神有联系。
在这个隐晦不明的领域内，凭我们这点哲学知识是探索不出什么来的。
但是，略微研究一下这几种人在军事活动中会起怎样的作用和表现出多大程度的刚强，却是很重要的。

感情淡漠的人不会轻易失去镇静，但是我们当然不能把这叫做刚强，因为他根本没有表现出任何力量。
可是也不能否认，这种人正是因为能够经常保持镇静，所以在战争中才多少有他有用的一面。
他们往往缺乏行动的积极动机，也就是缺乏动力，结果就缺乏行动，但是他们也不容易坏事。

一三

第二种人的特点是遇到小事容易奋起行动，遇到大事却容易消沉。
这种人在个别人遭遇不幸时会积极帮助，但在整个民族遭受灾难时却只是忧愁叹息，不能奋起行动。

这种人在战争中既能积极活动，也能保持镇静，可是他们却成不了什么大事，如果他们要成大事，那就要有卓越的智力使他们产生成大事的动机。
不过这种人很少会有卓越的、独立的智力。

容易激动和暴躁的人，本来对实际生活就不太适宜，因而对战争就更不适宜。
虽然这种人有冲劲很大的优点，但是这种冲劲不能持久。
如果这种人容易激动的感情有勇气和荣誉心来引导，那么，当他们在战争中担任较低的职务时。
 
他们的感情往往非常有用。
原因很简单，因为下级军官所指挥的军事行动的持续时间很短，他们往往只要下一个大胆的决心，振奋一下精神就够了。
一次勇猛的冲锋，一阵激昂的杀声，只不过是几分钟的事情，而一次激烈的会战却需要一整天，一个战局却需要一整年。

这种人要在感情激烈冲动时保持镇静就加倍困难，因而常常会失去理智，对指挥作战来说，这是最糟糕的一面。
但是，如果认为这种好激动的人决不会是刚强的，也就是说他们决不能在最激动的时候保持镇静，那也不符合事实。
既然他们通常都是比较高尚的人，又怎么会没有自尊心呢！ 
在他们身上并不缺乏这种感情，只是这种感情没有来得及发生作用而已，所以他们多半在事后感到羞愧。
如果他们经过锻炼、自省和体验，终于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方法，能在感情激动时及时意识到内心还有保持镇静的力量，那么，他们也可能成为很刚强的人。

最后，是那种很少激动、但感情却很深沉的人。
这种人和前一种人相比，就好象火心与火苗相比。
如果我们把军事行动中的困难比作庞然大物，那么这种人最善于用他巨人般的力量把它推开。
他们感情的活动就好象巨大的物体的运动，虽然比较缓慢，却是不可抗拒的。

虽然这种人不象前一种人那样容易被感情所左右，也不会象他们那样在事后感到羞愧，但是如果认为他们不会失去镇静，不会受盲目激情的支配，那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他们一旦失去产生自制力的高尚的自豪感，或者当自豪感不强时，也会失去镇静，为盲目的激情所支配。
在野蛮民族的伟大人物身上常常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因为在野蛮民族中智力发展得较差，激情总是容易占上风。
但是，就是在文明民族及其最有教养的阶层中，也充满着这样的现象： 
有些人为强烈的激情所左右，就好象中世纪的偷猎人拴在鹿身上被拖过丛林一样。

因此，我们要重复一遍： 
刚强的人不是指仅仅能够激动的人，而是指即使在最激动的时刻也能保持镇静的人。
所以这种人尽管内心很激动，但他们的见解和信念却象在暴风雨中颠簸的船上的罗盘指针，仍能准确地指出方向。

所谓坚定，或者通常所说的有性格，是指能坚持自己的信念，不管这种信念是根据别人的或自己的见解得出的，还是根据某些原则、观点、灵感或智力活动的结果得出的。
但是，如果见解本身常常改变，当然这种坚定性也就不可能表现出来了。
见解的常常改变不一定是外界影响的结果，也可能是自己智力不断活动的结果，当然这也就表明这种智力本身还有它的不稳定性。

很明显，如果一个人时刻都在改变自己的见解，即使改变的原因在于他自己，那也不能说他有性格。
我们只把那些信念非常稳定的人称为有性格的人，他们的信念所以稳定，或是因为信念根深蒂固，十分明确，本来就不容易改变p 
或是因为象感情淡漠的人那样，缺乏智力活动- 信念没有改变的基础；或是因为他在理智上有一个主导原则，因而意志活动很明确，使他拒绝对自己的看法作任何改变。

但是在战争中，人们在感情方面会得到许多强烈的印象，他们了解的情况和得出的见解都不可靠，因此，在这里比在人类的其他活动中，有更多的原因能使她们离开原来的道路，对自己和别人都产生怀疑。

危险和痛苦的悲惨景象使感情很容易压倒理智的认识，而且在一切现象都模糊不清的情况下，要得出深刻而明确的见解是很困难的，因此见解的改变就更是可以理解和情有可原的了。
在战争中，常常只能推测和猜想行动所必须依据的情况，因此意见的分歧在这里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大，而且会不断涌现出同个人信念相抵触的印象。
即使智力极端迟钝的人也几乎不能不受这些印象的影响，因为这些印象不仅十分强烈和生动，而且始终是同时对感情发生作用的。

只有那些从较高角度指导着行动的一般原则和观点，才可能是明确而深刻的认识的产物，而对当前具体情况的看法是以这些一般原则和观点为依据的。
 
但是要坚持这些经过深思熟虑所得出的结论，不受当前不断产生的看法和现象的影响，这正是困难的所在。
具体情况和一般原则之间常常有很大的距离，这段距离并不总是可以用一系列明确的推论连接起来的。
在这里一定的自信心是必要的，而一定的怀疑也是有好处的。

这时对我们有帮助的常常不是别的，而是一个指导原则，我们不必思考这个原则本身如何，却可以让它支配我们的思想。
这个原则就是在一切犹豫的情况下都要坚持自己最初的看法，并且决不放弃，除非有一个明确的信念迫使我们放弃它。
我们必须坚信，经过验证的原则的真实性是比较大的，并且在暂时现象的印象很强烈的情况下，不要忘记，这些现象的真实性是比较小的。
如果我们在犹豫的情况下能相信并坚持当初的信念，那么我们的行动就具备了人们称为性格的那种坚定性和一贯性。

镇静对坚定具有多么大的促进作用，是很容易看清的，因此刚强的人多半也是性格很强的人。

在谈到坚定时，我们会想到它的一种变态一一顽固。

在具体情况下，常常很难划清坚定和顽固的界限，但确定它们在概念上的差别似乎并不困难。

顽固并不是智力上的毛病。
我们所说的顽固是指拒绝更好的见解，如果说它来自智力，那就会自相矛盾，因为智力是一种认识能力。
顽固是感情上的毛病。
这种固执己见，不能容忍不同意见的毛病，产生于一种特殊的自私心。
有这种自私心的人最大的乐趣就在于用自己的精神活动支配自己和别人。
如果顽固不是确实比虚荣心好一些，那么我们就会把官叫做虚荣心了。
虚荣心满足于表面，而顽固则满足于事实。

一四

因此我们说，如果拒绝不同的见解不是出于有更好的信念，不是出于对较高的原则的信赖，而是出于一种抵触情绪，那么坚定就变成顽固了。
正如我们以前承认的那样，这个定义虽然对我们并没有多大的实际用处，但是却可以使我们不至于把顽固仅仅看作是坚定的一种强烈嚷现。
顽固虽然同坚定很接近，也很近似，可是同它有本质上的区别，决不是坚定的强烈表现。
甚至十分顽固的人，由于缺乏智力，也很少有性格。

在了解了一个杰出的指挥官在战争中应具备的素质中那些既含感情成份又有智力作用的素质以后，现在再来谈谈军事活动中的另一个特点，这个特点虽然不是最重要的，恐怕也可以看作是最显著的，它只需要智力，同感情无关。
这就是战争同地形的关系。

首先，这种关系是始终存在的，我们完全不可能设想，一支有组织的军队的军事行动不是在一定空间进行的。
其次，这种关系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因为它能影响，有时甚至能完全改变一切力量的效果。
最后，这种关系一方面涉及局部地区最细微的特点，另一方面涉及最广阔的空间。

这样，战争同地形的关系就使军事活动带有显著的特点。
我们看到，在人类活动中还有向地形有关系的其他一些活动，如园艺、农业、房屋建筑、水利工程、矿业、狞猎和林业等，这些活动的空间都是很有限的，很快就可以相当精确地探索清楚。
但是在战争中指挥官的活动却必须在有关的空间进行，这个空间指挥官用眼睛是不能全面观察到的，甚至尽最大努力也不是常常可以探索清楚的，而且空间时常变更，所以就更难弄清了。
虽然一般地说对方也是如此，但是，第一、双方共同有的困难仍然是困难，谁能凭才能和锻炼克服它，谁就可以使自己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 
第二、只是在一般的情况下，双方的困难才是相同的，决不是在具体情况下都是如此，因为在具体情况下通常敌对双方的一方( 防御者) 总要比另一方对地形熟悉得多。

这种非常特殊的困难，必须用智力上的一种特殊的禀赋来克服，这种禀赋用一个非常狭义的术语来说就是地形判断力。
所谓地形判断力就是对任何地形都能迅速形成正确的几何观念、因而每次都能容易地判明方位的能力。
显然，这是想象力的作用。
固然，这一方面要靠肉眼，另一方面要靠智力，智力用它从科学和经验中得来的理解力来弥补肉眼的不足，并把看到的一些片断合成整体，但是，要使这个整体活生生地呈现在脑海里，形成一幅图画，即在内心中描绘成一幅地图，并使它长久地留在心中，使它的各个部分不再分散，只有依靠我们称为想象力的这种智力才能做到。
如果一位天才的诗人或画家听到我们让他奉若女神的想象力起这种作用而感到受了污辱，如果他耸耸肩膀说，这样说来岂不是一个机敏的青年猎手也要有了不起的想象力了，那么我们愿意承认，我们这里所说的只是想象力在很狭窄范围内的运用，只是它最低微的职能。
但是无论这种职能多么小，它总还是想象力的作用，因为，如果完全没有想象力，就很难把各种物体形象化地清晰地想象成形式上联系在一起的整体。
我们愿意承认，良好的记忆力对这方面帮助很大。
但是记忆力究竟是一种独立的精神力量呢，还是恰好包括在那种能更好地巩固对地形的记忆的想象力之中呢？我们不丽以肯定，因为就某些关系来看，这两种精神力量本来就是很难分开来考虑的。

不能否认，锻炼和理解力在这方面起很大的作用。
名将卢森堡的著名军需总监皮塞居尔说，当初他在这方面不大相信自己，因为他发现，当他被派到远处去取口令时，每次都迷了路践自然，职位越高，运用这种才能的范围就越广。
如果说，骤骑兵或猎兵进行侦察时必须善于认路，为此通常只需具各少许的判断力和想象力，那么统帅就必须对全省和全国的地理概况都很了解，对道路、河流和山脉等的特点都很清楚，但这并不是说他就不必具有判断局部地区地形的能力了。
虽然他在熟悉总的地形方面可以从各种情报、地图、书籍和回忆录中得到很大的帮助，在了解细节方面可以得到参谋人员的帮助，但是毫无疑问，迅速而清楚地判断地形的卓越能力，能使他的整个行动进行得更为轻松和更有把握，使他不致心中无数，也可以使他更少依赖别人。

如果这种能力可以看作是想象力的作用，那么这也几乎是军事活动要求想象力这位放肆的女神所作的唯一贡献了，除此以外，想象力对军事活动与其说是有益的，还不如说是有害的。

我们认为，到此为止已经论述了军事行动要求人们必须具备的智力和感情力量的各种表现。
智力到处都是一种起主要作用的力量，因此很明显，不管军事行动从现象上看多么简单，并不怎么复杂，但是不具备卓越智力的人，在军事行动中是不可能取得卓越成就的。

有了上述的观点，人们就不至于把迂回敌人阵地这类出现过千百次的、本身很简单的事情，以及许多类似的行动都看成是高度运用智力的结果。

的确，人们习惯于把能干而简单的军人同那些善于深思的人、有发明天才的人或富于理想的人以及受过各种教养而才华出众的人对立起来，这种对立也不是毫无现实根据的，但是这并不能证明军人的才干只表现在勇气方面，也不能证明他们要成为出色的勇士就不需要某种特殊的智力和才能； 
我们必须再一次指出，有些人一旦提升到他们的才智与之不相称的较高职位，他们就会丧失活动能力，这样的事例是再常见不过的了。
我们还要提醒读者，我们所说的卓越的成就是指能使人们在他的职位上获得声誉的那些成就。
因此，在战争中每一级指挥官都必须具备相应的智力，享有相应的声誉。

统帅，即指挥整个战争或一个战区的司令官，和他下一级的司令官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
理由很简单，因为后者受到更具体得多的领导和监督，所以智力独立活动的范围要狭窄得多。
这就使人们通常认为只有在最高职位上的人才有非凡的智力活动，以下各级人员只要具有一般的智力就够了。
人们的确看到，有些长期在军队中服务而头发斑白了的、职位仅次于统帅的司令官，由于多年来只从事一方面的活动而显得智力贫乏了，人们甚至认为他们有些迟钝了，因而在敬佩他们的勇气的时候，又讥笑他们头脑简单。
我们并不打算替这种勇敢的人争取较好的声誉，这样做并不能提高他们的作用，也不能给他们带来幸福，我们只是想说明实际情况，以免人们错误地认为在战争中只有勇气而没有智力也能取得卓越的成就。

一五

即使一个职位最低的指挥官想取得卓越的成就，也必须具有卓越的智力，而且这种智力必须随职位的提高而提高，如果我们的看法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对那些在军队中享有声誉的次一级司令官的看法就会完全不同了。
 
虽然他们和博学多才的学者、精明强干的实业家司能言善辩的政治家相比，头脑似乎简单一些，但是我们却不应该因此就忽视他们智力活动的突出的方面。
的确，有时有些人把他们在职位较低时获得的声誉带到了较高的职位上，但实际上他们在这里并不配享有这种声誉。
如果这种人在提升后很少被使用，国而不至于有暴露弱点的危险，那么我们就不能十分确切地断定他们究竟配享哪种声誉。
由于有了这样的人，我们就往往把那些在一定职位上还能大有作为的人也低估了。

所以无论职位高低，只有具备一定的天才，才能在战争中取得卓越的成就。
但是，历史和后代的评论，通常只把真正的天才这一称号加在那些在最高职位上，也就是在统帅职位上威名赫赫的人物的头上。
这是因为这种职位要求具备极高的精神力量。

要使整个战争或者我们称之为战局的战争中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达到光辉的目标，就必须对较高的国家关系有远大的见解，在这里军事和政治就合而为一，统帅同时也就成为政治家。

人们所以没有给查理十二伟大天才的称号，是因为他不懂得使武力的作用服从更高的见解和智慧，不懂得以此达到光辉的目标。
人们所以没有给亨利四世伟大天才的称号，是因为他没有来得及以军事效果影响一些国家间的关系就去世了，没有来得及在这个更高的领域里一显身手，在这个领域里他的高尚感情和骑士精神不能象在平定内乱时那样起作用。

关于统帅必须概括地了解和正确地判断的一切，可参阅第一章。
我们说，统帅要成为政治家，但他仍应不失为一个统帅，他一方面要概括地了解一切政治关系，另一方面又要确切地知道用自己所掌握的手段能做些什么。

这些关系是各式各样的，它们没有一定的界限，而要考虑的因素数量又很大，而且，这些因素大部分只能按概然性的规律来估计。
所以，如果一个统帅不能以到处都能辨明真理的洞察力来看透一切，那么他的观察和考虑就会混乱，他就没有可能作出判断。
在这个意义上说，拿破仑说得很对，需要统帅作出的许多决定，就象需要牛顿和欧拉计算的数学难题一样。

这里对较高的智力所要求的是综合力和判断力，二者发展成为惊人的洞察力，具有这种能力的人能迅速抓住和澄清千百个模糊不清的概念，而智力一般的人要费很大力气，甚至要耗尽心血才能弄清这些概念。
但是，具有这种较高的智力的人，也就是说具有这种天才的眼力的人，如果缺乏我们前面讲过的感情上和性格上的特性，还是不能载入史册的。

仅仅认识真理，只能产生极其微弱的动力，因此在认识和意愿之间，在知和能之间总有很大的差别。
促使人们行动的最强的动力总是来自感情，而最强大的支持力量则来自感情和智力的合金〈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种合金就是我们面前讲过的果断、坚强、顽强和坚定。

此外，如果一个统帅的这种高超的智力和感情活动没有在他的活动的全部成就中显示出来，只是人们相信他有这种力量，那么，他是很少会载入史册的。

人们所了解到的战争事件的过程通常都是很简单的，是大同小异的，只凭简单的叙述，人们决不能了解在这些过程中所克服的困难。
只是有时在一些统帅或他们的亲信所写的回忆录中，或在对历史事件的专门研究中，才可以发现形成整个事件的大量线索的一部分。
在进行某一重大行动以前的大部分思考和内心斗争，有的因为涉及政治上的利害关系而被故意隐瞒了，有的因为仅仅被看作是大楼盖好后就要拆掉的脚手架，无意中被遗忘了。

最后，如果我们不冒昧地对较高的精神力量下个更精确的定义，而是按照语言上所惯用的一般概念承认智力的差别，如果我们要问，具有哪种智力的大才最适于称作军事天才，那么我们说，只要对我们的论述和经验稍加考虑，就可以看出，这种人与其说是有创造精神的人，不如说是有钻研精神的人，与其说是单方面发展的人，不如说是全方面发展的人，与其说是容易激动的人，不如说是头脑冷静的人，在战争中我们愿意把子弟的生命以及祖国的荣誉和安全委托给这种人。

一六

第四章 战争中的危险
当人们在没有经历战争危险以前，通常总是把它想象得不是怎样可怕的，而是吸引人的。
在热情激励下猛然扑向敌人，一一谁还管它子弹和战死者呢，——在瞬间把眼睛一闭，冲向冷酷的死神，——不知道是我们还是别人能逃脱它的魔掌；而且这一切都发生在胜利的桂冠近在眼前，荣誉的美果伸手可得的时候，难道这是困难的吗？这并不困难，尤其从表面看来，更不是困难的。
但是，这个瞬间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象脉搏一跳，而是象吃药那样，必须有一段时间把它冲淡和融化开，而且，我们说，就是这样的瞬间也是很少的。

让我们陪同没有主过战场的人到战场上去吧。
当我们向战场接近时，隆隆的炮声越来越响亮，随后夹杂着炮弹的呼啸声，这就引起了初来人的注意。
炮弹开始在我们身前身后不远的地方落下来，我们急忙奔向司令官和他的许多随从人员所在的高地。
在这里炮弹在附近纷纷落下，榴弹不断地爆炸，这样，严肃的现实就打破了初来人的天真的幻想。

忽然间，一个熟人倒下去了——一颗榴弹落在人群中间，引起一阵骚动，——人们开始感到不十分平静和镇定了，就连最勇敢的人也至少有些心神不定了。
我们再向前进，来到就近的一位师长那里，激烈的战斗几乎象戏剧场面一样展开在眼前。
这里炮弹一个接着一个落下来，再加上我方火炮的轰鸣，就更加使人心神不定了。
我们再从师长的所在地来到旅长的身旁，这位大家公认很有胆量的旅长，小心翼翼地隐蔽在小山岗、房屋或树术的后面，——这充分说明危险越来越大了。
榴锻弹纷纷落在房顶上和田野里，炮弹在四周呼啸，从我们头上和身边飞过，同时不断响起了枪弹的尖叫声。
我们再向前走，来到以无法形容的顽强精神坚持了好几个钟头火力战的步兵部队。
这里到处是枪弹的嗖嗖声，这种短促而尖厉的声音，说明枪弹近在咫尺，就在我们耳边、头上、胸前掠过。
此外，由于看到人们受伤和倒毙而产生的怜悯心，更使我们跳动不安的心感到悲痛。

初来人在接触到上述不同程度的危险时，没有不感到思考之光在这里同凭空臆想时是不同的，在这里，它通过不同的公质运动并产生不同的折射。
一个人在接触到这些最初的印象时，如果能够不失去当机立断的能力，他必然是气个非凡的人。
固然，习惯可以很快冲淡这些印象，半小时后，我们就开始对周围的一切比较无所谓了(这种无所谓的心情有的人多些，有的人少些) 
。
但是，一个普通人在这种情况下总不能完全泰然自若。
由此可见，一个人只具有普通的精神力量在这里是不够的，而且需要他担负的责任越大，情况就越是如此。
在这种困难的环境中，一切活动要想取得在室内活动时看来是一般的效果，人们就必须具备巨大的、百折不挠的、天生的勇气，强烈的荣誉心或久经危险的习惯。

战争中的危险是战争中的一种阻力，对它有一个正确的看法，是使认识符合真理所必需的，因此我们才在这里提到这一问题。

一七

第五章 战争中的劳累
如果让一个人在冻得四肢麻术或渴热难当、饥饿难忍和疲劳不堪的时刻来判断战争中的事件，那么能够得到的在客观上是正确的判断就更少了。
但是，这些判断至少在主观上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它们确切地反映了判断者与被判断事物的关系。
当我们看到，不幸事件的目睹者，特别是当他还身临其境的时候，对这一事件的结果所作的判断往往是消极悲观的，甚至是言过其实的，我们就会理解这点了。
我们认为，从这里可以看出劳累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以及在判断劳累时应受到多大的重视。

在战争中，有许多事物是无法严格规定出它们的使用限度的，其中尤其是体力。
如果体力不被滥用，那么它是一切力量的系数，而且任何人都不能确切地指出人体究竟能经受多大的劳累。
值得注意的是，正象只有弓箭手的强大的臂力才能把弓弦拉得更紧一样，在战争中，只有坚强的指挥官才能更大地发挥自己军队的力量。
例如，一支军队在大败之后陷于危险之中，好象正在倒塌的墙一样濒于土崩瓦解，只有忍受极大的劳累才能脱险，这是一回事；一支胜利的军队在自豪感的鼓舞下，能受统帅随心所欲的指挥，这又是一回事。
同样是忍受劳累，在前一种情况下至多能引起同情，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却必然使我们钦佩，因为要做到这一点更为困难。

这样，没有经验的人也可以看出，劳累是暗中束缚智力活动和消磨感情力量的许多因素之一。

虽然这里所谈的本来只是统帅要求军队和指挥官要求部下吃苦耐劳的问题，也就是他们是否敢于要求和善于要求军队和部下吃苦耐劳的问题，但是关于他们本人的劳累的问题也不应忽视。
我们对战争认真地分析到这一点以后，对剩下的这一次要问题的重要性也必须加以注意。

我们在这里特别谈到劳累的问题，是因为它象危险一样，也是产生阻力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同时它没有一定的衡量标准，它很象弹性物体，大家知道，弹性物体的阻力是很难计算的。

为了避免滥用上述论点，避免过份强调战争中的各种困难条件，我们天生有一种指导判断的感觉。
正如一个人受到诽谤和侮辱时，提到他自己的弱点并没有什么好处，而当他成功地驳斥了或反击了这种诽谤以后，提到他的弱点倒很有好处一样，任何一位统帅和任何一支军队用描绘危险、困难和劳累的办法是消除不了可耻的失败所造成的印象的，但在胜利时，这些危险、困难和劳累却能无限地增加他们的光彩。
由此可见，我们的感觉阻止我们得出我们的判断容易得出的表面公正的结论，因为我们的感觉是一种更高的判断。

一八

第六章 战争中的情报
情报是指我们对敌人和敌国所了解的全部材料，是我们一切想法和行动的基础。

只要考虑一下这一基础的性质、它的不可靠性和多变性，我们立刻就会感觉到战争这座建筑物是多么危险，多么容易倒塌了来把我们埋葬在它的瓦砾下面。
虽然所有的书里都说，只应相信可靠的情报，决不能不抱怀疑的态度，但是这只不过是著书立说的人想不出更好的说法时提出的一种聊以自慰的可怜的遁词而已。

战争中得到的情报，很大一部分是互相矛盾的，更多的是假的，绝大部分是相当不确实的。
这就要求军官具有一定的辨别能力，这种能力只有通过对事物和人的认识和判断才能得到。
在这里他必须遵循概然性的规律。
当我们还没有来到真正的战场以前在室内拟定最初的计划的时候，辨别情报的困难已经不小，而在纷乱杂沓的战争情况下，情报接踵而来，这种困难就更无限地增大了。
如果这些情报互相矛盾，是非难分，需要人们分析辨别，那还算是幸运的。
对没有经验的指挥官来说，更糟糕的是情况不象上面所说的那样，而是一个情报支持、证实或补充另一个情报，图画上在不断增加新的色彩，最后，他不得不匆忙作出决定，但是不久又发现这个决定是愚蠢的，所有这些情报都是虚假的、夸大了的和错误的等等。

简单地说，大部分情报是假的，而且人们的胆怯使情报的虚假性和不真实性变得更大了。
通常，人们容易相信坏的，不容易相信好的，而且容易把坏的作某些夸大。
以这种方式传来的危险的消息尽管象海浪一样会消失下去，但也会象海浪一样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就常常重新出现。
指挥官必须坚持自己的信念，象屹立在海中的岩石一样，经得起海浪的冲击，而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
谁要是天生不乐观，或是没有经过战争锻炼和判断力不强，那么他最好遵循这样一条规则： 
强迫自己，也就是说违反自己内心的想法摆脱恐惧而面向希望。
只有这样，他才能保持真正的镇静。
如果人们能正确地认识形成战争最大阻力之一的这种困难，那么事情就会同人们所想象的完全不同。
由感觉得来的印象比经过深思熟虑而产生的观念更强烈，而且这种强烈程度极大，使得司令官在完成任何一个比较重要的行动时，都不得不在最初克服一些新的疑虑。
一般的人容易受别人意见的影响，多半不能当机立断。

他们总认为实际情况羌不象他们原来所想象的那样，尤其是当他们又听信别人的意见自惆才候，他们就更认为是这样了。
即使是亲自草拟计划的人，当亲眼看到实际情况的时候，也很容易对自己原来的意见发生怀疑。
这时，只有坚定的自信心，才能使他抵挡住暂时的假象的冲击。
只有当被命运推上战争舞台的绘有各种危险形象的前景被拆除，眼前豁然开朗以后，自己原来的信念才能最后得到证实。
这就是制订计划和实施计划之间的最大的差别之一。
一条规则： 
强迫自己，也就是说违反自己内心的想法摆脱恐惧而面向希望。
只有这样，他才能保持真正的镇静。
如果人们能正确地认识形成战争最大阻力之一的这种困难，那么事情就会同人们所想象的完全不同。

由感觉得来的印象比经过深思熟虑而产生的观念更强烈，而且这种强烈程度极大，使得司令官在完成任何一个比较重要的行动时，都不得不在最初克服一些新的疑虑。
一般的人容易受别人意见的影响，多半不能当机立断。
他们总认为实际情况羌不象他们原来所想象的那样，尤其是当他们又听信别人的意见自惆才候，他们就更认为是这样了。
即使是亲自草拟计划的人，当亲眼看到实际情况的时候，也很容易对自己原来的意见发生怀疑。
这时，只有坚定的自信心，才能使他抵挡住暂时的假象的冲击。
只有当被命运推上战争舞台的绘有各种危险形象的前景被拆除，眼前豁然开朗以后，自己原来的信念才能最后得到证实。
这就是制订计划和实施计划之间的最大的差别之一。

一九

第七章 战争中的阻力
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不能理解，常说的战争中的各种困难在哪里，统帅所必须具备的天才和非凡的精神力量究竟起什么作用。
在他们看来，战争中的一切都那么简单，所需要的各种知识都那么一般，各种行动都那么平常，同这一切相比，就连高等数学中最简单的问题也能以其一定的科学价值使人感到惊奇。
但是，当他们经历过战争以后，这一切就成为可以理解的了，不过要说明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指出这种看不见而又到处起作用的因素是什么，却是极其困难的。

在战争中一切都很简单，但是就连最简单的事情也是困难的。
这些困难积累起来就产生阻力，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对这种阻力是不会有正确的概念的。
假定有一个旅行者想在傍晚以前赶完一天旅程的最后两站路，这只不过是骑着驿马在宽敞的大道上走四五小时的一件小事而已。
可是，当他到达第一站时，找不到马或者找不到好马，前面又是山地，道路很坏，天也逐渐黑下来了。
当他经历了许多艰苦到达了下一站，并且找到了一个简陋的住处，他就感到很满意了。
同样，在战争中，由于受到预先考虑不到的无数细小情况的影响，一切都进行得不理想，以致原定的目标远远不能达到。
只有钢铁般的坚强意志才能克服这些阻力，粉碎各种障碍，当然机器也就受到很大的损伤。
这一结论我们以后还会常常谈到。
将帅的坚强意志，就象城市主要街道汇集点上的方尖碑一样，在军事艺术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

阻力大体上可以说是区别实际的战争和纸上的战争的唯一概念。
军事机器，即军队和属于军队的一切，基本上都很简单，因此看来也是容易使用的。
但要考虑到，这部机器的任何部分都不是一个整块，而是由许多个人组成的，其中每个人在各个面产生各自的阻力。
营长负责执行上级的命令，既然营是通过纪律结成整体的，而营长又必然是公认的勤勉的人，那么，全营行动起来，就应该象轴套围绕轴心转动一样，阻力很小。
从理论上讲，这种说法是很动听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这里面包含的一切夸大和虚假的成分，在战争中会立刻暴露出来。
营总是由一定数量的人组成的，如果机会凑巧，他们中间甚至最不重要的人，也能造成障碍甚至混乱。
战争带来的危险和它要求人们忍受的劳累会使阻力大大增多，因此必须把危险和劳累看作是产生阻力的最重要的原因。

这种可怕的阻力，不象在机器中那样集中在少数几个点上，而是处处同偶然性接触并且会引起一些根本无法预测的现象，这些现象所以难以预测，正是因为它们大部分都是偶然性引起的。
例如，天气就是这样的偶然性。
有时，雾妨碍我们及时发现敌人，妨碍火炮适时射击，以及妨碍我们向指挥官呈送报告。
有时，雨使这个营不能来，使那个营不能按时到达〈因为它的行军时间不得不由三小时延长到八小时〉，使马匹陷在泥里因而骑兵不能有效地出击等等。

举这几个例子，只是为了说明问题，使读者理解作者的意思，否则这些困难可以写几本书。
为了避免这样做，而又能使读者对战争中必须克服的许多细小的困难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我们本想尽力作一些生动的比喻，只怕这又会使大家感到厌倦。
但是，再作一两个比喻，想必那些早已了解我们的读者还是会原谅的。

战争中的行动象是在阻力重重的介质中的运动。
人在水中，甚至连走路这样最自然最简单的动作，也不能容易而准确地做到。
在战争中也是如此，只用一般的力量就连中等的成绩也不能取得。
因此，二个真正的理论家应该象一个游泳教练，他能教别人在陆地上练习水中所需要的动作，而这些动作在没有想到水的人看来是荒诞的和夸大的。
但是那些没有实战经验或者不能从自己经验中抽出一般原则的理论家，必然是不实际的，甚至是愚昧的，因为他们只能教人人都会的动作——走路。

此外，每次战争都有许许多多的特殊现象，它好比是一个未经航行过的、充满暗礁的大海，统帅可以凭智力感觉到这些暗礁，但是不能亲眼看到，并且要在漆黑的夜里绕过它们。
如果再突然刮起一阵逆风，也就是再发生某种对他不利的重大的偶然事件，那么，就要求他有最高超的技巧和机智，作出极大的努力。
而在站在远处的人看来，这一切都好象进行得很顺利。

熟悉这些阻力是一个优秀的司令官必须具备的、常常受到赞扬的作战经验的主要部分。
当然，充分认识阻力、但又最怕阻力的司令官(在有经验的司令官中常见的畏首畏尾的人就是这样) 
不能算作是最好的司令官。
司令官必须了解这种阻力，以便在可能时予以克服，在行动时不强求达到因为这种阻力而不能达到的准确性。
此外，人们在理论上决不能完全认识这种阻力，即使能够，也还缺乏那种经过锻炼的判断能力(人们把这叫做随机应变) 。
在充满各种复杂细小问题的领域比在有决定性的重大问题的场合更需要这种能力。

因为在后一场合，人们可以自己思考，也可以和别人商讨。
善于社交的人所以能够常常使他的言行举止合乎时宜，只是因为他判断时的随机应变几乎已经成为习惯，同样，只有作战经验丰富的军官才能在大大小小的问题上，可以说在战争脉搏的每一跳动中，都恰当地作出决定和进行处理。
有了这种经验和锻炼，他可以不加思索地断定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不可行的。
因此，他的弱点不容易暴露出来。
如果在战争中常常暴露弱点，就会动摇别人对他信赖的基础，而这是极其危险的。

这样，阻力，或者在这里叫做阻力的那些东西，使看来容易的事变得困难起来。
以后我们还会常常提到这个问题，那时就会逐渐明白，一个卓越的统帅，除了经验和坚强的意志外，还需具有其他一些非凡的精神素质。

二〇

第八章 结束语
我们所说的危险、劳累、情报和阻力，是构成战争气氛的因素，是妨碍一切活动的介质。
这些因素按其所起的妨碍作用来看，又可以包括在阻力这个总的概念之内。
有没有减轻这种阻力的润滑油呢？有，只有一种，而且它不是统帅和军队想得到就可以得到的，那就是军队的战争锻炼。

锻炼使身体能忍受巨大的劳累，使精神能承担极大的危险，使剪断不受最初印象的影响。
通过锻炼就会获得一种宝贵的晶质——沉着，它是下至士兵上至师长所必需具备的，它能减少统帅在行动中的困难。

当人们进入黑暗的房间里，他们的瞌孔会扩大，眼睛会吸收仅有的微弱光线，逐渐辨认出各种东西，最后看得十分清楚，一个经过锻炼的士兵在战争中同这种情况是一样的，而新兵，只会感到漆黑一团。

战争锻炼是任何一个统帅都不能赐给他的军队的，平时的演习所能补救的总要差一些。
当然，所谓差一些，是同实战经验相比，而不是同以训练机械的技巧为目的的军队的操练相比。
如果在平时的演习中安排一部分上述的阻力，使每个指挥官的判断力、思考力甚至果断得到锻炼，那么这种演习的价值比没有实战经验的人所想象的要大得多。
特别重要的是它能使军人——无论哪一级军人，都不致到战争中才第一次看到那些他们初次看到时会惊慌失措的现象。
这些现象他们只要在战前看到过一次，就可以熟悉一半。
甚至忍受劳累的问题，也是如此。
在这方面的锻炼，不仅能使肉体，更主要的是能使精神习惯于劳累。
在战争中，新兵很容易把不寻常的劳累看成是整个指挥的严重缺点、错误和束手无策的结果，因而会倍加沮丧。
如果他们在平时的演习中有了这方面的锻炼，就不会发生这种现象了。

在平时获得战争锻炼的另一种办法是招聘有战争经验的外国军官，这种办法虽然不能很广泛地采用，但却是极为重要的。
整个欧洲到处都处于和平状态的时候是少有的，从其他各洲来看，战争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因此，长期处于和平状态的国家，应该经常设法从那些有战争的国家里招聘一些军官（当然只是那些优秀的军官），或者派自己的军官到他们那里去熟悉战争。

虽然同整个军队比较起来这些军官显得人数极少，但他们的影响却很显著。
他们的经验、精神上的特征和性格上的修养对他们的部下和同僚都会发生影响。
此外，即使不能让他们担任领导职务，也仍然可以把他们看作是熟悉某一地区情况的人，在许多具体场合可以向他们征询意见。

二一

第二篇 论战争理论
第一章 军事艺术的区分
战争就其本义来说就是斗争，因为在广义上称为战争的复杂活动中，唯有斗争是产生效果的要素。
斗争是双方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通过物质力量进行的一种较量，不言而喻，在这里不能忽视精神力量，因为正是精神状态对军事力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由于斗争的需要，人们很早就作了一些专门的发明，以便在斗争中使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
因此斗争起了很大的变化。
但是，不管斗争怎样变化，它的概念并不会因此有所改变，它仍然是构成战争的最本质的东西。

这些发明首先是斗争者的武器和装备。
武器和装备必须在战争开始以前就制造好，并为斗争者熟悉和掌握。
武器和装备必须适合斗争的性质，因而是由斗争决定的。
但是很明显，制造、熟悉和掌握武器装备的活动同斗争本身是两回事，只是斗争的准备，还不是斗争的实施。
显然，配备武器和装备本质上不在斗争这个概念之内，因为赤手空拳的搏斗也是斗争。

斗争决定武器和装备，武器和装备又改变斗争的形式，因此两者之间是有相互作用的。

但是斗争本身仍然是一种十分独特的活动，而且因为它是在十分独特的条件中即危险中进行的，所以就更为独特。

因此，这里有必要把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活动区别开来。
我们知道，在某一活动领域中极有才干的人，在别的活动领域中却往往是最无用的书呆子，只要指出这一点，就足以说明把这两种活动区别开来的实际意义了。

如果把装备好了的军队看作是现成的手段，只要了解其主要效能就可以有效地使用它，那么，在研究时把这两种活动区分开来也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了。

由此可见，狭义的军事艺术就是在斗争中运用现成手段的艺术，称为作战方法最为恰当；广义的军事艺术当然还包括一切为战争而存在的活动，也就是包括建立军队的全部工作——征募兵员、装备军队和训练军队。

就理论是否具有现实意义这一点来说，区分这两种活动是极为重要的。
因为不难看出，如果军事艺术必须从军队的建立谈起，并根据它所规定的军队来制定战法，那么，这种军事艺术只有在现有的军队恰恰同这种军事艺术所规定的军队相一致的少数场合才适用。
但是，如果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在大多数场合都能适用、在任何场合都不致完全无用的理论，那么，这种理论就必须以一般的战斗手段为根据，而且只能以它们的最主要的效能为根据。

由此可见，作战方法就是部署和实施斗争。
如果斗争是一次单个的行动，那就没有什么理由再把它作进一步的区分了。
可是，斗争是由若干本身完整的单个行动组成的。
象在第一篇第一章里指出的那样，我们把这些行动称为战斗，它们是斗争的单位。
于是就产生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活动。
 
那就是这些战斗本身的部署和实施，以及为了达到战争的目的对这些战斗的运用。
前者是战术，后者是战略。

现在，人们实际上已几乎普遍地把作战方法区分为战术和战略了，即使不十分清楚这样区分的理由，也能相当清楚地知道某些现象应该列入战术还是应该列入战略。
既然这种区分已被盲目地采用了，那么其中必然有深刻的道理。
我们探讨了这种道理，而且可以说，正是大多数人都采用这样的区分，才使我们找到了这个道理。
与此相反，那些个别著作家不根据事物的性质任意确定的概念，我们没有必要去考虑，并且只能认为它们是不会被采用的。

按照我们的区分，战术是在战斗中使用军队的学问，战略是为了战争目的运用战斗的学问。

至于如何进一步确定单个的或单独的战斗的概念，以及根据什么条件来确定这一单位，在以后比较详细地研究战斗时，才能完全说清楚。
现在我们只能说明： 
就空间而言，也就是就同时进行的几个战斗而言，一个战平的范围正是个人命令所达到的范围；就时间而言，也就是就连续进行的几次战斗而言，一次战斗的持续时间应以每次战斗都会出现的危机完全过去为界限。
这里可能出现一些难以确定的情况，也就是说，有时若干战斗也可看成是一个战斗，但决不能根据这一点否定我们这样区分的理由，因为一切现实事物的类别总是通过逐渐的过渡才形成的，我们这种区分也不例外。
因此，即使观点不变，也一定会有一些活动既可以列入战略范畴，也可以列入战术范畴。
把军队象警戒线那样疏开地配置和某些渡河的部署等就是这样。

二二

我们的区分只与使用军队有关，而且仅仅是针对使用军队说的。
但是，在战争中还有许多活动虽然为使用军队服务，但是又不同于使用军队，其中有些同它的关系较密切，有些同它的关系较疏远。
所有这些活动都与维持军队有关。
维持军队是使用军队所离不开的，是它的必要条件，这就象建立军队和训练军队是使用军队的前提一样。

但是仔细考察起来，所有这些与维持军队有关的活动总还只能看作是斗争的准备( 不过它们和斗争非常接近，贯穿在整个军事行动之中，是和使用军队交替进行的) 
。
因此，我们有理由把这些活动象其他准备活动一样不列入狭义的军事艺术，即真正的作战方法之内。
而且从理论的首要任务是把不同种类的事物区分开这一点来看，我们也必须这样做。
谁会把给养和管理这一套琐碎的事务列入真正的作战方法呢？它们虽然和使用军队经常有相互作用，但在本质上是和使用军队不同的。

我们在第一篇第三章里说过，如果把斗争或战斗规定为唯一直接有效的活动，就可以掌握住其他一切活动的线索，因为这些线索最后都要归结到战斗这里。
我们想以此说明，有了战斗，其他一切活动才有目的，不过它们是按其本身的规律去达到目的的。
在这里我们必须比较详细地谈谈这个问题。

战斗以外的其他活动在性质上都是很不相同的。
有些活动一方面属于斗争本身，与斗争是相同的，但另一方面又为维持军队服务。
另一些活动则仅仅属于维持军队，而且只是因为它们和斗争之间有相互作用，才以其结果对斗争发生一定的影响。

一方面屑于斗争本身，另一方面又为维持军队服务的活动是行军、野营和舍营，因为这三种活动是军队的三种不同的状态，而军队在哪里，哪里就一定有战斗的观念。

仅仅属于维持军队的活动是给养、伤病员的救护和武器装备的补充。

行军和使用军队是完全一致的。
战斗内的行军，即通常所说的展开，虽然还不是真正使用武器，但和真正作用武器必然有紧密的联系，是我们称之为战斗的那种活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而战斗外的行军则无非是为了要实现战略决定。
这种决定指出应在何时何地以何等兵力进行战斗，而行军则是实现这种决定的唯一手段。

因此，战斗外的行军是一种战略手段，但它并不因而仅属于战略，军队在行军中随时都可能进行战斗，所以，行军既要服从战略法则，又要服从战术法则。
当我们指示一个纵队在河或山的这一面行军，那就是战略决定，因为这里包含了一个意图：如果行军中有必要进行战斗，那么，宁愿同敌人在河或山的这一面作战，而不在那一面作战。

当要一个纵队不沿谷底的道路前进，而在谷旁高地上前进，或者为了便于行军而分成许多小的纵队，那就是战术决定，因为这些决定同发生战斗时如何使用军队有关。

行军的内部部署永远同战斗的准备有关系，它是可能发生的战斗的预先部署，因此具有战术的性质。

既然行军是战略用来部署战斗( 战略的有效要素) 
的手段，既然在战略上只考虑战斗的结果而不考虑战斗的实际过程，那么，人们在研究中经常见到有人用行军这个手段来替换战斗这个有效要素的情况也就不奇怪了。
例如，人们常说决定性的巧妙的行军，指的却是行军所导致的战斗。
这种概念的替换是很自然的，表述的简化也是可取的，因此不必加以反对，但这终究只是概念的替换，我们必须记住它原来的意思，否则就会产生错误。

认为战略行动可以不取决于战术结果，就是这样的错误。
有人进行了行军和机动，不经战斗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于是得出结论说，有一种不必通过战斗也能战胜敌人的手段。
这种错误的全部严重后果，我们在以后才能指出。

虽然行军河以完全看作是斗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在行军中有一些活动并不属于斗争，因而既不属于战术，也不属于战略。
架桥、筑路等等这些便于军队行动的措施就是这样的活动！ 
它们只不过是一些条件。
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可能与使用军队很接近，几乎同它是相同的(如敌前架桥)，但是它们本身还不同于使用军队，因此关于它们的理论也不列入作战理论。

野营是军队比舍营时更为集中因而更有战斗准备的一种配置。
野营是军队的一种静止状态，即休息状态，但它同时是可能在该地进行战斗的战略决定，而且通过布蕾的方式，它又包含了战斗的轮廓即进行防御战斗的条件。
因此，野营是战略和战术的重要部分。

舍营是为了使军队能更好地休息而代替野营的一种活动。
因此，它和野营一样，就营地的位置和范围来看，是战略问题，就为了准备战斗而进行的内部部署来看，则是战术问题。

除了使军队得到休息以外，野营和舍营通常同时还有另外的目的，如掩护某一地区或扼守某一阵地，但也很可能单纯以休息为目的。
我们知道，战略所追求的目的可能是极其多种多样的，因为，凡是有利于战略的都可以成为战斗的目的，而维持作战工具，往往也必然会成为某些战略行动的目的。

在这种场合，虽然战略仅仅是为了维持军队，但我们并没有离开本题，我们谈的仍然是使用军队的问题，因为军队在战区的任何地方做任何配置都是使用军队的问题。

但是在野营和舍营时为维持军队而进行的不属于使用军队的活动，如修筑茅舍、架设帐篷、从事给养和清洁工作等，刷既不属于战略，也不属于战术。

二三

至于防御工事，虽然位置的选定和工事的安排显然是战斗部署的一部分，因而是战术问题，但就工事的构筑而言，它们并不属于作战理论。
这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必须是受过训练的军队早就具备了的，战斗理论是以这些知识和技能为前提的。

在那些单纯属于维持军队而同战斗没有相同之处的活动中，只有军队的给养同战斗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给养几乎是每人每天都必需的。
因此，给养在战略范围内对军事行动有较大的影响。
我们所以说在战略范围内，是因为在单个战斗中，军队给养的影响大到足以改变计划的情况尽管是可能存在的，但却是极为少见的。
军队给养大多只同战略发生相互作用，因为对军队给养的考虑影响到一次战局或战争的主要方面的情况是极为常见的。
但是，不管这种影响如何经常和具有多大的决定意义，给养总还是一种本质上不同于使用军队的活动，它只是以自己的结果对使用军队发生影响。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其他管理活动同使用军队的关系就更远了。
伤病员的救护虽然对军队的健康来说非常重要，但是它涉及的总还只是一小部分人，对其他人的使用只有很小的间接影响。
武器装备的补充，除了军队本身经常进行的以外，只需要定期进行，在拟制战略计划时，只有在很少的场合才注意它。

但是，在这里我们决不能产生误解。
这些活动在个别情况下也可能确实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医院和弹药库的远近，确实可能是在战略上作出极重要决定的唯一依据。
这一点我们既不想否认，也不想掩饰。
不过，我们在这里不是谈个别的具体情况，而是从理论上抽象地来谈。
我们认为，上述那样大的影响是罕见的，因此，不能使伤病员救护和武器弹药补充的理论同作战理浴典有同等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不值得把这种理论所得出的各种方式方法连同它们的结果，象给养一样一并列入作战理论。

现在，战们再来明确一下我们研究的结论，属于战争的活动可以分为两大类： 仅仅属于战争准备的活动和战争本身的活动。
理论也必须作与此相应的分类。

属于战争准备的知识和技能是为了建立、训练和维持军队。
我们不谈究竟应该给这些知识和技能起个什么样的总名称，但是我们知道，炮兵、筑城、所谓的基本战术、军队的组织和管理以及诸如此类的知识和技能，都属于这个范畴。
战争理论则研究如何使用训练好了的手段来达到战争的目的。
它只需要上述知识和技能的结论，也就是说只需要了解它们的主要结果。
我们把这种理论叫做狭义的军事艺术，或者叫做作战理论，或者叫做使用军队的理论，名称不同，指的都是一回事。

因此，战争理论把战斗作为真正的斗拿来研究，把行军、野营和舍营作为或多或少同斗争一致的军队的状态来研究。
但战争理论不把军队的给养作为自己范围内的活动来研究，而象对待其他既存条件一样，只研究它的结果。

狭义的军事艺术本身又分为战术和战略。
前者研究战斗的方式，后者研究战斗的运用。
行军、野营和舍营这几种军队的状态，只是由于战斗才同战略和战术发生关系。
它们究竟是战术问题还是战略问题，这要看它们是同战斗的方式有关，还是同战斗的意义有关。

一定会有许多读者认为，把战术和战略这样十分接近的两个事物作如此细致的区分是多余的，因为这对作战本身并没有直接作用。
当然，只有十足的书呆子才会去寻求理论区分对作战的直接作用。

任何理论首先必须澄清杂乱的、可以说是混淆不清的概念和观念。
只有对名称和概念有了共同的理解，才可能清楚而顺利地研究问题，才能同读者常常站在同一个立足点上。
战术和战略是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相互号走错、但在性质上又不相同的两种活动，如果不精确地确定它们的概念，就不可能透彻地理解它们的内在规律和相互关系。

如果有谁认为这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那么他除非不进行理论研究，否则，他一定还没有被那些混淆不清、缺乏任何可靠根据、得不出任何结论的概念，即那些时而平淡无味、时而荒诞无稽、时而空洞无物的概念弄得头晕脑胀。
在作战理论方面我们所以还常常听到和读到这样的概念，那是因为有科学研究精神的人还很少研究这些问题。

二四

第二章 关于战争理论
军事艺术最初只被理解为军队的准备
以前，人们把军事艺术或军事科学只理解为与物质事物有关的知识和技能的总和。
这类知识和技能的内容就是武器的结构、制造和使用，要塞和野战工事的构筑，军队的组织及其行动的机械规定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准备一支在战争中可以使用的军队。
在这里人们只涉及物质材料，只涉及单方面的活动，归根结底，这无非是一种从手工业逐渐提高到精巧的机械技术的活动。
这一切同斗争本身的关系与铸剑术同击剑术的关系没有很大的差别。
至于在危险的时刻和双方不断相互作用时军队的使用问题，以及智力和勇气的活动等问题，在当时还都没有提到。

在攻城术中第一次谈到作战方法
在攻城术中第一次谈到斗争本身的实施的问题，即运用上述物质的某些智力活动的问题，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还只是一些能迅速体现在接近壕、平行壕、反接近壕、炮台等这一类新的物质对象中的智力活动，它们的每一发展都是以出现这样的物质对象为标志的。
智力活动在这里只是串联这些创造物所必需的一条纽带而已。
由于在这种形式的战争中，智力几乎只表现在这样一些事物中，因此攻城术能谈到这些也就够了。

后来战术也接触到这个方面
后来，战术也企图按照军队的特性为军队的一般部署制定机械的规定。
当然，这已涉及战场上的活动，但仍然没有涉及自由的智力活动，只涉及到通过编成和战斗队形而成为一部自动机器、命令一下就象钟表那样行动的军队。

真正的作战方法只是在谈剔的问题时谈到的
人们曾经认为，真正的作战方法，也就是自由地( 即根据具体情况的需要) 
使用准备好了的手段，只能依靠天赋，不可能成为理论研究的对象。
随着战争从中世纪的搏斗逐渐向比较有规则和比较复杂的形式的过渡，人们对这一问题就有了一些看法，但这些看法多半只是在某些回忆录和故事中在谈别的问题时附带地谈到的。

对战争事件的种种看法引起了建立理论的要求
各种看法越来越多，研究历史越来越需要有批判，人们就迫切需要一些原则和规则，以便有个准则来解决战史中常见的争执和分歧，因为不围绕任何中心，不遵循明确的准则的争论，必然是人们所厌恶的。

建立死板的理论的努力
因此，人们就努力为作战规定一些原则、规则，甚至体系。
这样，他们提出了这个肯定的目标，可是却没有认真注意在这方面会遇到的无数困难。
正象前面指出的那样，作战几乎在一切方面都没有固定的范围，然而每一种体系，即每一座理论大厦，却都带有进行综合时难免的局限性，因此，这样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就存在着永远无法解决的矛盾。

局限于物质对象
那些理论著作家们早就感到这方面的困难，并且认为，把他们的原则和体系仍然只局限于物质对象上和单方面的活动上，就可以摆脱困难。
他们企图象在有关战争准备的科学中一样，只要求得出十分肯定的和死板的结论，因而也就只研究那些可以计算的东西。

数量上的优势
数量上的优势是一个物质方面的问题。
有人从决定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选中了它，是因为通过时间和空间的计算，可以把它纳入数学法则。
至于其他一切因素，他们认为对双方来说都是相同的，是可以互相抵销的，所以是可以不加考虑的。
如果他们是为了要弄清这个因素的各个方面而偶然这样做，那还算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总是这样做，并且认为数量上的优势是唯一的法则，认为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地点造成数量上的优势这个公式是军事艺术的全部奥妙，那就是一种根本经不起现实生活考验的片面的看法。

二五

军队的给养
有人企图在理论研究中把另一个物质因素，即军队的给养发展成为体系。
他们从军队是一个现存的组织这一点出发，认为给养对大规模作战有决定性意义。

当然用这种方法也可以得出某些肯定的数值，但是那些数值都是以许多臆测的假定为依据的，因此在现实中是站不住脚的。

基地
还有位才子曾企图把军队的给养、人员和装备的补充、与本国的交通联络的安全以及必要时的退却路的安全等许多问题，甚至与此有关的精神因素，都用基地这个概念概括起来。
最初他用基地这一概念概括上述各个方面，尔后又用基地的大小(宽度)来代替基地，最后，用军队和基地所构成的角代替基地的大小。
所有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为了取得一种纯粹的几何学的结果，这种结果是毫无价值的。
只要考虑到上述概念的替换每一次都不能不使原来的概念受到损害，不能不漏掉前一概念的部分内容，那么就不难看到这一点了。
基地这个概念对战略来说确实是需要的。
提出这个概念是一个贡献。
但是象上面那样使用这一概念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而且必然会得出一些十分片面的结论，把这位理论家引到极端荒谬的方向上去，以致过分强调包围作用。

内线
后来，与上述错误方向对立的另一种几何学原则，即所谓内线原则登上了宝座。
虽然这个原则建立在良好的基础上，即建立在战斗是战争的唯一有效的手段这一真理上，但是，由于它具有纯粹的几何学性质，所以仍然是永远不能指导现实生活的另一种片面的理论。

所有这些理论都应加以批驳所有这些理论，只有它们的分析部分可以看作是在探索真理方面的进步，而它们的综合部分，即它们的细则和规则，却完全是无用的。

这些理论都追求肯定的数值，但战争中的一切却是不肯定的，计算时可以作为根据的只是一些经常变化的数值。
这些理论只考察物质因素，但整个军事行动却始终离不开精神力量及其作用。

这些理论只考察单方面的活动，但战争却是双方经常发生相互作用的过程。

这些理论把天才排斥在规则之外
这些片面而贫乏的理论把它们不能解决的一切问题都置于科学研究的范围以外，归之于超越规则的天才的领域。

这些规则对天才来说是毫无用处的，天才可以高傲地不理睬它们，甚至嘲笑它们，那些必须在这些贫乏的规则中爬来爬去的军人是多么可怜！ 
事实上，天才所做的正是最好的规则，理论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正是阐明天才是怎样做的和为什么这样做。
那些同精神相对立的理论是多么可怜！ 
不管它们摆出多么谦虚的面孔，都不能消除这种矛盾，而它们越是谦虚，就越会受到嘲笑和鄙视，越会被排斥于现实生活之外。

理论---研究精神因素就会遇到困难
任何理论~ 
接触精神因素，困难就无限增多。
在建筑术和绘画艺术方面，当理论仅涉及物质方面的问题时，还是比较明确的，对结构方面的力学问题和构图方面的光线问题不会有什么分歧。
但是，一旦涉及创作物的精神作用，一旦要求在精神上引起印象和感情时，理论的全部法则就显得含糊不清了。
医学大多只研究肉体的现象，涉及的只是动物机体的问题，动物机体是不断变化的，每时每刻都在变化，这给医学带来很大的困难，使医生的诊断比他的知识更为重要。
如果再加上精神的作用，那该有多么困难呀！ 
能运用精神疗法的人该多么了不起呀！
在战争中不能排斥精神因素
但是，军事活动绝对不是仅涉及物质因素，它总是还同时涉及使物质具有生命力的精神力量，因此，把两者分开是不可能的。
精神因素只有用内在的眼力才能看到，每个人的这种眼力都是不同的，而且同一个人的这种眼力在不同时刻也往往是不同的。
战争中到处都有危险，一切都是在危险中进行的。
因此，影响判断的主要是勇气，即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它好比眼珠一样，一切现象先要通过它才到达大脑。

但是，毫无疑问，通过经验就可以看出，精神因素肯定是有一定客观价值的。

任何人都知道奇袭、翼侧攻击和背后攻击的精神作用，任何人都会认为开始撤退的敌人的勇气是较低的，任何人在追击时和在被迫击时都会表现出完全不同的胆量；任何人都根据对方的才望、年龄和经验来判断对方，并根据这些来确定自己的行动，任何人都非常注意敌我军队的精神状态和情绪。
所有这些以及类似的精神作用都已经在经验中得到证明，并且总是反复出现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它们是确实存在的因素。
理论如果忽视这些因素，那还有什么价值呢？当然，经验是这些真理必然的来源。
理论和统帅都不应陷入心理学和哲学的空谈之中。

作战理论的主要困难
为了弄清作战理论中的困难，并且根据这些困难找出作战理论必须具有的特性，我们必须进一步考察军事活动的主要特点。

二六

第一个特点：精神力量及其作用
---敌对感情---
第一个特点是精神力量及其作用。

斗争本来是敌对感情的表现，但是，在我们称为战争的现代的大规模斗争中，敌对感情往往表现为敌对意图，至少个人与个人之间通常没有敌对感情。
尽管如此，决不是不存在敌对感情。
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战争中，民族仇恨或多或少地代替了个人之间的敌意，没有民族仇恨的情况是很少见的。
即使没有民族仇恨，最初没有激愤的感情，在斗争中也会燃起敌对感情。
这是因为： 
任何人根据上级的命令对我们使用了暴力，都会使我们在反对他的上级以前，先向他本人进行报复。
说这是人性也好，动物本性也好，事实就是如此。
人们在理论上非常习惯于把斗争看成是抽象的、没有任何感情成分的力量的较量，这是理论由于没有看到由此产生的后果而有意犯下的千百个错误之一。

除了斗争中所特有的上述感情以外，还有其他的感情，如功名心、统治欲和其他各种激情等等，它们在本质上不属于上述感情，但同上述感情的关系非常密切，因此很容易和它们结合在一起。

危险的影响
---勇气---
斗争总是有危险的，一切军事活动都必然在危险中进行，正象鸟必然在空中飞翔，鱼必然在水里游动一样。
危险对人的感情或是直接地起作用，即通过人的本能起作用，或是通过智力起作用。
在前一种情况下，人们力图逃避危险，如果不能逃避，就会产生恐惧。
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是勇气使他们克制住了这种本能的反应。
然而勇气决不是智力的表现，它和恐惧一样，是一种感情；不过，恐惧是怕肉体受到伤害，而勇气是为了维护精神的尊严。
 
勇气是一种高尚的本能。
正因为如此，所以不能把勇气当作一种可以预先规定其作用的没有生命的工具来使用。
勇气不仅是抵销危险的作用的平衡物，而且还是一种特殊的因素。

危险的影响范围
要想正确估计危险对指挥官的影响，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危险在当时和对肉体的影响。
危险对指挥官发生影响，不仅是由于他本人遭到威胁，而且是由于他所有的部下遭到威胁；危险不仅在它实际存在的时刻威胁着指挥官，而且在其他一切与危险有联系的时刻通过指挥官本人对它的想象威胁着指挥官；危险不仅直接影响指挥官，而且间接通过责任感影响指挥官，使他在精神上感到压力增加了十倍。
当建议或决定一次大会战时，考虑到这一巨大的决定性行动所带来的危险和责任，谁能不在精神上或多或少地感到紧张和不安呢？可以断言，战争中的行动，只要是真正的行动而不是单纯的存在，就永远不能完全离开危险。

其他感情力量我们把这些由敌意和危险激起的感情力量看作是战争中所特有的，但并不是因此就认为人类生活中的其他感情力量与战争没有关系，它们在战争中也经常起着不小的作用。
尽管可以说，在人类生活的这个最严肃的活动中，某些细小的激情是被抑制了，但只有职位低的指挥官才是这样。
他们不断受到危险的威胁和劳累的折磨，无暇顾及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丢开了虚伪的习惯，因为在生死关头是不容虚伪的，于是他们就具有一种被看作是军人最好标志的简单的性格。
但职位高的人就不同了，职位越高，考虑的问题就越多，关心的方面就越广，激情的活动就越复杂，其中有好的也有坏的。
宽厚或嫉妒、谦虚或傲慢了温和或暴躁，所有这些感情力量都能在战争这种大型戏剧中起作用。

各人的智力的不同
除了感情以外，指挥官的智力也同样有极大的影响。
一个喜欢幻想、狂热而不成熟的指挥官的作为和一个冷静而强有力的指挥官的作为是不一样的。

由于各人的智力是不同的，因而达到目标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
达到目标的方法所以多种多样(象我们在第一篇中谈过的那样)，概然性和幸运所以起无比巨大的作用，主要是由于各人的智力是不同的。
可是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职位较高的人身上，因为这种影响是随职位的提高而增大的。

第二个特点： 活的反应
军事行动的第二个特点是活的反应和由此而产生的相互作用。
这里我们不谈活的反应在计算上的困难，因为前面谈过，把精神力量作为一个因素来研究就会有困难，而这种困难已经把这种计算上的困难包括在里面了。
我们要谈的是，作战双方的相互作用就其性质来说是与一切计划性不相容的。
在军事行动的一切现象中，任何一个措施对敌人都会产生极不相同的作用。
然而，任何理论所依据的都是一些类似的现象，决不能把纯粹特殊的情况都包括在内，这种特殊的情况在任何地方都只能靠判断和才能去处理。
在军事行动中，根据一般情况所制定的行动计划常常被意外的特殊情况所打乱，因此，同人类的其他活动比较起来，在军事活动中就必然更多地依靠才能，较少地运用理论上的规定。

第三个特点： 一切情况的不确实性
最后，战争中一切情况都很不确实，这是一种特殊的困难，因为一切行动都仿佛是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下进行的，而且，一切往往都象在云雾里和月光下一样，轮廓变得很大，样子变得稀奇古怪。
这些由于光线微弱而不能完全看清的一切，必须靠才能去推测，或者靠幸运解决问题。
因此，在对客观情况缺乏了解的场合，就只好依，靠才能，甚至依靠幸运了。
建立死板的理论是不可能的
鉴于军事活动具有上述特点，我们必须指出： 
企图为军事艺术建立一套死板的理论，好象搭起一套脚手架那样来保证指挥官到处都有依据，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即使可能，当指挥官只能依靠自己的才能的时候，他也会抛弃它，甚至同它对立。
而且，不管死板的理论多么面面俱到，总会出现我们以前讲到的那个结果： 
才能和天才不受法则的约束，理论和现实对立。

建立理论的出路
——困难的大小并不到处都一样——
摆脱这些困难的出路有两条。

首先，我们对军事活动的特点作一般探讨时所谈的一切，并不是对任何职位上的人都是相同的。
职位越低，自我牺牲的勇气就更为需要，而在智力和判断方面遇到的困难就小得多，接触的事物就比较有限，追求的目的和使用的手段就比较少，知道的情况也比较确切，其中大部分甚至是亲眼看到的。
但是，职位越高，困难就越大，到最高统帅的地位，困难就达到了顶点，以致几乎一切都必须依靠天才来解决。

二七

即使从军事活动本身的区分来看，困难也不是到处都是一样的。
军事活动的效果，越是体现在物质领域，困难就越小，越是体现在精神领域，成为意志的动力，困难就越大飞因此，为战斗的部署、组织和实施规定理论比为战斗的运用规定理论容易。
在前一种情况下，是用物质手段进行战斗的，虽然其中也不可能不包含精神因素，但毕竟还是以物质为主。
但是在运用战斗的效果时，也就是当物质的结果变成动力时，人们所接触的就只是精神了。
总之，为战术建主理论比为战略建立理论困难要少得多。

理论应该是一种考察，而不是死板的规定
建立理论的第二条出路所根据的观点是，理论不必是死板的，也就是说不必是对行动的规定。
如果某种活动一再涉及同一类事物，即同一类目的和手段，那么，即使它们本身有些小的变化，它们采取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它们仍然可以是理论考凛的对象。
这样的考察正是一切理论最重要的部分，而且只有这样的考察才配称为理论。

这种考察就是对事物进行分析探讨，它可以使人们对事物有一个确切的认识，如果对经验进行这样的考察(对我们来说也就是对战史进行这样的考察)，就能深入地了解它们。
理论越是使人们深入地了解事物，就越能把客观的知识变成主观的能力，就越能在一切依靠才能来解决问题的场合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它对才能本身发生作用。
如果理论能够探讨构成战争的各个部分，能够比较清楚地区别初看起来好象混淆不清的东西，能够全面说明手段的特性，能够指出手段可能产生的效果，能够明确目的的性质，能够不断批判地阐明战争中的一切问题，那么它就完成了自己的主要任务。
这样，理论就成为通过书本学习战争问题的人的指南，到处都能为他们指明道路，使他们顺利前进，并且能培养他们的判断能力，防止他们误入歧途。

如果一个专家花费了半生的精力来全面地阐明一个本来是隐晦不明的问题，那么他对这一问题的了解当然就比只用短时间研究这一问题的人深刻得多。
建立理论的目的是为了让别人能够不必从头整理材料和从头开始研究，而可以利用已经整理好和研究好的成果。
理论应该培养未来的始挥官的智力，或者更正确地说，应该指导他们自修，w而不应该陪着他们上战场，这正象一位高明的教师应该引导和促进学生发展智力，而不是一辈子拉着他走一样。
如果从理论研究中自然而然地得出原则和规则，如果真理自然而然地凝结成原则和规则这样的晶体，那么，理论就不但不和智力活动的这种自然规律相对立，反而会象建筑拱门时最后砌上拱心石一样，把这些原则和规则突出起来。
不进，理论所以要这样做，也只是为了要和人们思考的逻辑关系一致起来，明确许多线索的汇合点，而不是为了规定一套供战场上使用的代数公式。
因为就是这些原则和规则，也主要是确定思考的基本线索，而不应象路标那样指出行动的具体道路。

有了上述观点才能建立理论，才能消除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
有了上述观点，才可能建立一种令人满意的作战理论，也就是说建立二种有用的、与现实从不矛盾的作战理论。
而且这样的理论只要运用得当，它就会接近实际，以致完全消除理论脱离实际的这种反常的现象。
这种现象往往是不合理的理论所引起的，它使理论和健全的理智相对立，但却常常被那些智力贫乏而愚昧无知的人用来为他们天生的笨拙作辩护。

因此理论应该考察目的和手段的性质
——战术上的目的和手段——
因此，理论应该考察手段和目的的性质。

在战术中，手段是用以进行斗争的受过训练的军队，目的是胜利。
至于如何进一步确定胜利的概念，以后在研究战斗时才能更详细地阐述，在这里，只要把敌人退出战场看作是胜利的标志就够了。
通过这样的胜利，就达到了战略为战斗规定的目的，这种目的使战斗具有了真正的意义，这种意义当然对胜利的性质会产生r 
定的影响。
一个以削弱敌人军队为目的的胜利和一个以占领某一阵地为目的的胜利是不同的。
由此可见，战斗的意义能够对战斗的组织和实施发生显著的影响，所以也应该是战术的一个研究对象。

在战术上使用孚段时离不开的各种条件
既然有些条件是战斗所离不开的，会或多或少地对战斗发生影响，那么在使用军队时当然就必须考虑它们。
这些条件就是地形、时间和天候。

地形
地形最好分为地区和地貌两个概念，严格地说，如果战斗是在完全平坦的荒原上进行的，地形对战斗就不会有什么影响。

这种情况在草原地带确实是可能发生的？但在文明的欧洲地区就几乎只是空想了。
因此，文朗民族间的战斗要不受地形的影响，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时间时间有昼夜之分，所以对战斗发生影响，但这种影响的范围当然会超过昼夜的界线，因为每次战斗都有一定的持续时间，规模大的战斗甚至要持续许多小时。
对组织一次大规模的会战来说，从早晨开始还是从下午开始是有重大区别的。
但是，确实有许多战斗不受时间的影响，一般说来，时间对战斗的影响是很有限的。

天候
天候对战斗发生决定性影响的情况更为少见，通常，只有雾发定的影响。

战略上的目的和手段
在战略上，本来只有胜利，即战术成果是手段，能直接导致和的因素才是最后的目的。
在战略上运用手段达到目的时，同样也离不开或多或少对此发生影响的那些条件。

在战略上使用手段时离不开的各种条件
这些条件仍然是： 地区和地貌( 不过地区还应该扩大理解为整个战区的土地和居民)，时间( 不过应包括季节) 以及天候( 不过是指严寒等特殊现象) 。

构成了新的手段
战略也上述条件和战斗成果结合在一起，就使战斗成果，当然也就使战斗本身，有了特殊的意义，也就是使战斗具有了特殊的目的，但是，只要这个目的还不直接导致娟和，而只是从属性的，那么就应该把它看作是手段。
因此，我们可以把具有各种不同意义的战斗成果或胜利都看作是战略上的手段。
占领敌人阵地就是这样一种同地形结合在一起的战斗成果。
不仅具有特殊目的的单个战斗应该看成是手段，而且在共同目的下进行的一系列战斗所组成的任何一个更高的战斗单位，也应该看成是一种手段。
冬季战局就是这种和季节结合在一起的一种行动。

因此，只有那些可以看作是直接导致媾和的因素才是目的。
理论应该探讨这些目的和手段的作用和相互关系。

二八

只能根据经验来确定战略上应该探讨的手段和目的
第一个问题是，战略怎样才能把这些手段和目的详尽无遗地举出来。
如果要用哲学上的方法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那么就会陷入种种困难之中，使我们得不到作战和作战理论之间的逻辑的必然性。
因此，只能面向经验，根据战史所提供的战例进行研究。
当然，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理论会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尽适用于和战史相同的情况。
但是这种局限性确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任何情况下，理论讲述的问题或者是从战史中抽象出来的，或者至少是和战史比较过的。
不过这种局限性与其说存在于现实中，不如说存在于概念中。
这种方法很大的优点在于能使理论切合实际，不致使人陷入无谓的思考，钻进牛角尖和流于泛泛的空想。

对手段应分析到什么程度
另一个问题是，理论对手段应分析到什么程度。
显然，只需要考察它们使用时的各种特性就够了。
对战术来说，各种武器的射程和效能是极为重要的，至于它们的构造，虽然能决定效能，却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作战并不是用炭粉、硫磺和硝石制造火药，用铜和锡制造火炮，而是运用具有效能的现成的武器。
对战略来说，只需要使用军用地图，并不需要研究三角测量；要取得最辉煌的战果，并不需要探讨如何建设国家，怎样教育和管理百姓，只需要了解欧洲各国社会在这方面的现状，并注意极为不同的情况能对战争发生显著的影响。

知识的范围大为缩小
这样一来，理论所需研究的对象就显著地减少了正作战所需的知识的范围也犬大缩小了，这是显而易见的。
一支装备好了的军队在进入战场以前所必须具备的、一般军事活动所必需的大量知识和技能，在最后要用于战争以前，必须压缩成为数极少的几条主要结论，就象一个地方的许多小河在流入大海以前先汇成几条大河一样。
只有那些直接注入战争这个大海的主要结论，才是指挥战争的人所必须熟悉的。

这就说明为什么伟大的统帅可以迅速成长和为什么统帅不是学者
事实上，我们的研究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得出其他的结论，那么我们的研究就是不正确的。
只有这样的结抡才能说明，为什么往往有些从未接触过军事活动的人却担任了较高的职务，甚至做了统帅，在战争中建立了丰功伟绩； 
为什么杰出的统帅从来不是来自知识渊博的军官，而大多数是那些环境不许可他们获得大量知识的人。
因此，那些认为培养未来的统帅必须从了解一切细节开始，或者认为这样做至少是有益的人，一向被讥讽为可笑的书呆子。
不难证明，了解一切细节对统帅来说是有害的，因为人的智力是通过他所接受的知识和思想培养起来的。
关于大问题的知识和思想能使人成大材，关于细小和校节问题的知识和思想，如果不作为与己无关的东西而拒绝接受的话，那就只能使人成小材。

以往的矛盾
以往，人们没有注意到战争中所需要的知识是简单的，总是把这些知识同那些为作战服务的活的大量知识和技能混为一谈，因此，当它们和现实世界的现象发生明显的矛盾时，只好把一切都推给天才，认为天才不需要理论，理论也不是为天才建立的。

因此有人否认知识的用处，把一切都归之于天赋
有些靠天赋办事的人觉得非凡的天才同有学问的人似乎有天渊之别，他们根本不相信理论，认为作战全凭个人的能力，而能力的大小则决定于个人天赋的高低，这样，他们就成了怀疑论者。
不可否认，这种人比那些相信错误知识的人要好些，可是很容易看出，这种人的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因为不积累一定数量的观念，就不可能进行智力活动，这些观念至少大部分不是先天带来的，而是后天获得的，这些观念就是知识。
那么，现在要问，我们需要的是哪类知识呢？可以肯定地说，战争中所需要的知识应该是人们在战争中需要直接处理的事情的知识。

不同的职位需要不同的知识
在军事活动的领域内，指挥官职位不同就需要不同的知识。
如果职位较低，那么需要的是一些涉及面较窄而比较具体的知识。
如果职位较高，那么需要的是一些涉及面较广而比较概括的知识。
让某些统帅当骑兵团长，并不一定很出色，反过来也是一样。

战争中所需要的知识虽然很简单，但运用它们却不那么容易
战争中所需要的知识是是很简单的，它只涉及很少的问题，而且只要掌握这些问题的最后结论就行了，但是运用这些知识却不那么容易。
在战争中经常会遇到的困难，我们在第一篇中已经谈过。
在这里我们不谈那些只能靠勇气克服的困难，至于智力活动，我们认为只是在较低的职位上才是简单和容易的，随着职位的提高，它的困难也就增大，到统帅这样的最高职位，智力活动就成为人类最困难的精神活动之一。

这些知识应该是什么样的
虽然统帅不必是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也不必是政论家，但是他必须熟悉国家大事，必须对传统的方针、当前的利害关系和存在的各种问题，以及当权人物等有所了解和有正确的评价。
统帅不必是细致的入物观察家，不必是敏锐的性格分析家，但是他必须了解自己部下的性格、思考方式、习惯和主要优缺点。
统帅不必通晓车辆的构造和火炮的挽曳法，但是他必须能正确地估计一个纵队在各种不同情况下的行军时间。
所有这些知识都不能靠科学公式和机械方法来获得，只能在考察事物时和在实际生活中依靠理解事物的才能通过正确的判断来获得。
因此，职位高的人在军事活动中所需要的知识，可以在研究中，也就是在考察和思考中通过一种特殊的才能来取得(这种才能作为一种精神上的本能，象蜜蜂从花里采蜜一样，善于从生活现象中吸取精华) 
；除了考察和研究以外，这种知识还可以通过生活实践来取得。
通过富有教育意义的生活实践，人们虽然永远不能成为象牛顿或欧拉这样的人物，但却能获得象孔代或腓特烈这类人那样的杰出的推断力。

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为了强调智力在军事活动中的作用而陷入言过其实的学究气的泥坑中。
从来没有一个伟大而杰出的统帅是智力有限的人，但是常常有些人在较低的职位上表现得很突出，可是一到最高的职位就由于智力不足而表现得很平庸。
甚至同样处于统帅的位置，由于职权范围不同，智力的表现也是不同的，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知识必须变成能力
现在我们还必须考虑另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对作战知识来说比对其他任何知识更为重要，那就是必须把知识融会贯通，变成自己的东西，使它不再是某种客观上的东西。
几乎在人类的其他一切活动中，人们学过的知识即使已经遗忘了，使用时也可以到落满灰尘的书本里去寻找，甚至他们每年在手头运用的知识，也可以完全是身外之物。
当一个建筑师拿起笔来，进行复杂的计算来求出一个石曦的负荷力时，他得出的正确的结果并不是他自己智力的创造。
首先他必须努力查找资料，然后进行计算，计算时使用的定律并不是他自己发明的，甚至在计算时他还往往没有完全意识到为什么必须用这种方法，多半只是机械地运算。
但是，在战争中决不是这样。
在战争中，人们的精神不断起着反应，客观情况不断发生变化，这就要求指挥官必须把全部知识变成自己的东西，必须能随时随地定下必要的决心。
因此，他的知识必须同思想和实践完全融为一体，变成真正的能力。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个杰出的指挥官的所作所为看来都那么容易，似乎一切都应该归功于他天赋的才能。
我们所以说天赋的才能，是为了把这种才能和通过考察和研究培养出来的才能区别开来。

我们认为，通过上面的研究，已经明确了作战理论的任务，并提出了完成这一任务的方法。

我们曾把作战方法分为战术和战略两个范畴，正象已经指出的那样，建立战略理论无疑有较大的困难，因为战术几乎仅仅涉及有限的问题，而在战略上，可以直接导致媾和的那些目的是无穷无尽的。
不过，需要考虑这些目的的主要是统帅，因此在战略中主要是与统帅有关的部分有较大的困难。

因此，战略理论，尤其是涉及重大问题的那一部分，比起战术理论来更应该只是对各种事物的考察，更应该是帮助统帅认识事物。
这种认识一旦和他的整个思想融为一体，就能使他更顺利和更有把握地行动，不至于勉强他自己服从客观真理。

二九

第三章 军事艺术或军事科学
用词尚未统一
——能力和知识。
单纯以探讨知识为目的的是科学，以培养能力为目的的是技术——人们似乎至今还没有决定，究竟采用军事艺术这个术语还是采用军事科学这个术语，而且也不知道应该根据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尽管问题是很简单的。
我们在另一个地方曾经说过，知识和能力是不同的。
两者之间的差别极为明显，本来是不易混淆的。
能力本来不能写在书本上，因此技术也不应该作为书名。
但是，人们已经习惯于把掌握某种技术所需要的知识(这些知识也可能是几门独立的科学)，叫做技术理论，或者直截了当地称为技术，因此必然会采用这样的区分，把凡是以培养创造能力为目的的都叫做技术，如建筑术，把凡是单纯以探讨知识为目的的都叫做科学，如数学、天文学。
在任何技术理论中都可能包含某几门独立的科学，这是不言而喻和无可置疑的。
但还值得注意的是，任何科学也不可能完全不包含技术，例如在数学中，算术和代数的应用就是技术，不过这还远不是两者之间的界限。
这是因为，虽然从人类知识的总和来看知识和能之间的差别极为明显，但在每一个人身上它们就很难截然分开了。

把认识和判断分开是困难的
——军事艺术——
任何思维都是一种能力。
当逻辑学者划一条横线，表示前提（即认识的结果）已经结束，判断从此开始时，能力即开始起作用。
不仅如此，甚至通过智力的认识也是判断，因而也是一种能力，同样，通过感觉的认识也是如此。
总之，一个人只有认识力而没有判断力，或者只有判断力而没有认识力，都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能力和知识是不能截然分开的。
能力和知识越是具体地体现在世界的外部形态上，它们的区别就越明显。
我们再说一遍，凡以创作和制造为目的的都属于技术的领域，凡以研究和求知为目的的都属于科学的领域。
由此可见，使用军事艺术这个术语比使用军事科学这个术语更恰当些。

对这个问题我们所以谈了这么多，是因为这些概念是不可缺少的。
但是我们认为，战争既不是真正的技术，也不是真正的科学，人们正由手看不到这一点，才走上错误的道路，不知不觉地把战争同其他各种技术或科学等同起来，并进行了许多不正确的类比推理。
人们早已感到了这一点，字是把战争说成是一种手艺。
但是，这种做法是害多利少的，因为手艺只不过是一种比较初级的技术，它只服从较固定和较狭隘的规律。
事实上，军事艺术有一个时期是带有手艺的性质的，那就是在佣兵队长时期。
但是军事艺术产生这种倾向并不是由于内在的原因，而是由于外在的原因，何况战史也已经证明，这在当时就是很不正常和很不能令人满意的。

战争是一种人类交往的行为
因此我们认为，战争不属于技术或科学的领域，而属于社会生活的领域。
战争是一种巨大的利害关系的冲突，这种冲突是用流血方式进行的，它与其他冲突不同之处也正在于此。
战争与其说象某种技术，还不如说象贸易，贸易也是人类利害关系和活动的冲突。
然而，更接近战争的是政沪，政治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更大规模的贸易。
不仅如此，政治还是孕育战争的母体，战争的轮廓在政治中就已经隐隐形成，就好象生物的属性在胚胎中就已形成一样。

区别
战争同技术或艺术的根本区别在于： 
战争这种意志活动既不象技术那样，只处理死的对象，也不象艺术那样，处理的是人的精神和感情这一类活的、但却是被动的、任人摆布的对象，它处理的既是活的又是有反应的对象。
因此，很容易看出，技术和科学加使用的机械的思维方法是很少适用于战争的，伺样也很容易看出，力图从战争中找出类似从死的物质世界所能找出的那些规律，总是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错误。
然而，过去人们确立军事艺术时，正是以技术作榜样的。
以艺术作榜样也听于不通，因为艺术本身还非常缺乏法则和规则，而现有的几条法则和规则又往往是不完善的和片面的，它们不断地被各种意见、感觉和习惯的巨流所冲击而淹没。
至于在战争中发生和消失的这种活的对象之间的冲突是否服从一般法则，这些法则能否作为行动的有用的准绳，我们在本篇里将作一些探讨。
但有一点很清楚，象没有超出我们认识能力的任何对象一样，战争这个对象用研究精神也建能阐明的，它的内在联系也是或多或少可以弄清楚的，而且只要做到这一点，理论就是名副其实的理论了。

三〇

第四章 方法主义
为了要说清楚在战争中起着如此巨大作用的方法和方法主义的概念，我们必须概略地观察一下支配一切行动的那套逻辑层次（这象一级级的政府机构一样) 。

法则，这一始于认识和行动都同样适用的最普遍的概念，就词义来讲，显然具有某种主观性和武断，性，但是它却恰好表达了我们和外界事物所必须遵循的东西。
对认识来说，法则表明事物同它的作用之间的关系，对意志来说，法则是对行动的一种规定，与命令和禁令具有同等的意义。

原则；同法则一样是对行动的一种规定，但它只有法则的精神和实质，没有法则那样死板固定。
当现实世界的复杂现象不能纳入法则这种死板固定的形这时，运用原则就可以使判断有较多的自由。
因为在原则不能适用的场合，必须依靠判断来处理问题，所以，原则实际上只是行动者的依据或指南。

如果原则是客观真理的产物，因而适用于所有的人，那么它就是客观的； 如果原则含有主观的因素，只对提出它的人有一定价值，那么它就是主观的，通常称为座右铭。

规则，常常被理解为法则，但是却和原则具有同等的意义，因为，人们常说没有无例外的规则，却不说没有无例外的法则。
这表明，人们在运用规则时可以有较多的自由。

在另一个意义上讲，规则还是根据外露的个别特征去认识深藏的真理并确定完全符合这一真理的行动准则的手段。
所有赌博的秘诀和数学上的简便法等就是这一类的规则。

细则和守则，也是对行动的规定，它涉及的是一些更细小、更具体的情况，这些情况太多而且过于琐碎，不值得为它们建立一般性的法则。

最后，还有方法和方法主义。
方法是从许多可能的办法中选择出来的一种常用的办法，方法主义则是根据方法、而不是根据一般原则或个别细则来决定行动。
这里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用这种方法去处理的各种情况基本上是相同的。
但事实上不可能完全如此，因而，相同的部分至少应该尽可能多些，换句话说，这种方法应该适用于最可能出现的那些情况。
因此，方法主义不是以个别的情况为前提，而是根据各种相似情况的概然性提出一种适用于一般情况的真理。
如果以同样形式反复运用这一真理，那么不久就可达到机械般的熟练程度，最后，就几乎可以自然而然地作出正确的处理。

法则这个概念，对于认识作战来说是多余的，因为战争中错综复杂的现象不是很有规律的，而有规律的现象又不那么错综复杂，所以，法则这个概念并不比简单的真理更为有用。
凡是能用简单的概念和言词来表达的，如果用了复杂的、夸张的概念和言词，那就是矫揉造作，故弄玄虚。
在作战理论中，法则这个概念对行动来说也是不造用的，因为在这里各种现象变化多端而且极为复杂，所以普遍得足以称为法则的规定是没有的。

但是，如果想使作战理论成为固定的条文，那么原则、规则、细则和方法都是不可缺少的概念，因为在国定的条文中真理只能以这种结晶的形式出现。

在作战方法中，战术理论最可能成为固定的条文，因此，上述概念在战术中也最为常见。
非不得已，不得用骑兵攻击敌人队形完整的步兵；在敌人进入有效射程以前，不得使用火器；战斗中要尽量节约兵力，以备最后使用； 
这些都是战术原则。
所有这些规定并不是在任何场合都是绝对可用的，但是指挥官必须铭记在心，以便当这些规定中所包含的真理可以发挥作用时，不致失去机会。

如果发现敌人生火做饭的时间反常，就可以断定敌人准备转移，如果敌人在战斗中故意暴露自己的部队就意味着准备佯攻，那么这种认识真理的方法就叫做规则，因为从这些明显的个别情况中可以推断出敌人的意圈。

如果说，在战斗中一旦发现敌人开始撤退炮兵就应该立即猛烈地攻击敌人是一条规则，那就是说，从这样一个个别现象中推测出整个敌情，根据这个敌情得出了一条行动规定。
这个敌情就是： 
敌人准备放弃战斗，正开始撤退，而在这个时候，它不宜进行充分的抵抗，也不象在撤退过程中那样便于完全摆脱我方。

至于细则和方法，只要训练好了的军队能够掌握它们并把它们作为行动的准则，那么战争准备的理论就会在作战中起作用。
有关队形、训练、野战勤务的一切规定都是细则和方法。
有关训练的规定主要是细则，有关野战勤务的规定则主要是方法。
这些细则和方法在实际作战中都是有用的现成的办法，因此，必然会作为现成的办法被包括在作战理论中。

但是，对于自由使用军队的活动却不能规定细则，即不能规定固定的守则，因为细则是不能自由运用的。
 
与此相反，方法则是执行任务的一般办法〈如前所述，这种办法是根据概然性制定的〉，它可以把原则和规则的精神贯彻到实际运用中去，只要它不失去本来面目，不成为一套绝对的和死板的行动规定〈即体系〉，而是代替个人决断的一种捷径，是一般办法中可供选择的最好方法，它就可以列入作战理论。

三一

在作战中常常按方法办事看来也是非常重要和不可避免的。
只要我们想一想，在战争中有多少行动是根据纯粹的假定和在完全弄不清情况的条件下决定的，我们就会相信这一点了。
这是因为敌人会阻挠我们去了解那些对我们的部署有影响的情况，时间也不允许我们充分了解这些情况，而且即使我们知道了这些情况，也由于范围太广，过于复杂，不可能根据它们来调整一切部署，所以我们常常不得不根据某些可能的情况进行部署。
我们还知道，在每一事件中需要同时考虑的具体情况是无穷无尽的，因此，我们除了进行大致的估计，根据一般的和可能的情况进行部署以外，就没有其他办法。
最后我们还知道，越到下级，军官的人数越多，就越不能指望他们具有独立的见解和熟练的判断力。
既然除了从勤务细则和经验中得到的见解以外，就不应该要求他们有其他的见解，我们就不得不教给他们一套类似细则的方法，作为他们进行判断的依据，防止他们越出常轨地乱想，因为在经验特别有用的领域里，乱想是特别危险的。

我们还必须承认，方法主义不仅是不可缺少的，而且还有很大的优点，那就是反复运用同一种方法在指挥上可以达到熟练、精确和可靠的程度，从而减少战争中的阻力，使机器便于运转。
因此，职位越低，方法就用得越多，就越是不可缺少的；职位越高，方法用得越少，到最高职位，方法就完全用不上了。
因而，方法在战术中比在战略中有更大的作用。

战争，从它的最高角度来看，不是由大同小异的、处理得好坏取决于方法好坏的无数细小事件构成的，而是由需要分别处理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各个重大事件构成的。
战争不象长满庄稼的田地，而象长满大树的土地。
收割庄稼时不需要考虑每棵庄稼的形状，收割得好坏取决于镰刀的好坏；而用斧头砍伐大树时，就必须注意到每棵大树的形状和方向。

在军事活动中，方法使用得多少，本来不取决于职位的高低，而取决于事情的大小。
统帅处理的是全面而重大的事情，所以他较少使用方法。
统帅如果在战斗队形、布置前卫和前哨方面，采取老一套的方法，不仅会束缚他的部下，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也会束缚他自己。
固然，这些方法可能是他自己创造的，也可能是他根据情况采用的，但是只要它们是以军队和武器的一般特性为根据的，它们也可以成为理论研究的对象。
然而，象用机器制造东西那样，总是按照同一方法来决定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却是应该坚决反对的。

但是，只要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理论，对作战的研究还不够完善，职位较高的人有时也不得不破例地使用方法主义，因为有些职位较高的人没有可能通过专门的研究和上层社会的生活来提高自己。
他们在那些不切实际而又充满矛盾的理论和描判面前无所适从，他们的常识接受不了这些东西，于是除了依靠经验以外，他们就没有其他办法了。
因此，在必须和可以单独地自由处理问题的场合，他们也喜欢运用从经验中得来的方法，也就是仿效最高统帅所特有的行动方式，这样，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方法主义。
腓特烈大帝的将军们总是采用所谓斜形战斗队形，法国革命时代的将军们总是采用绵长战线的包围战法，而拿破仑手下的将领们则常常集中大量兵力进行血战，从这些办法的反复运用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一套袭用的方法，由此可见，高级指挥官也可能仿效别人的方法。
如果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理论，有助于研究作战方法，有助于提高那些力图上进的人们的智力和判断力，那么仿效方法的范围就不至于这样大，而那些看作是不可缺少的方法，至于会是理论本身的产物，而不是单纯仿效的结果。
一个伟大的统帅无论把事情办得多么高明，他办事的方法中总有某些主观的东西，如果他有一种特定的作风，那么这种作风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的个性，但仿效他的将领们在个性上不会常常同他是一样的。

然而，在作战方法中要完全摒弃这种主观的方法主义或作风，也是既不可能又不正确的。
相反地，应该把主观的方法主义看作是战争的总的特性对许多个别现象所起的影响的一种表现。
当理论还没有预见和研究这种影响时，就只能依靠方法主义。
革命战争有它特殊的打法，这不是很自然吗？但哪一种理论能预先把它的特点包括进去呢？可惜的是，一定情况下产生的方法很容易过时，因为情况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而方法本身却没有改变。
理论应该通过明确而合理的批判去防止使用这种过时的方法。
1960年，普鲁士的一些将军们，例如路易亲王在扎耳费耳特，陶恩青在耶纳附近的多伦山，格腊韦尔特在卡佩伦多夫前面和吕歇尔在卡佩伦多夫后面，都因为袭用了排特烈大帝的斜形战斗队形而全军复没，以致霍亨洛黑的军队遭到了史无前例的惨败。
这不仅因为这种方法已经过时，而且还因为在那时方法主义已使智力极为贫乏。

三二

第五章 批判
理论上的真理总是更多地通过批判，而不是通过条文来对现实生活发生作用的。
批判就是把理论上的真理应用于实际事件，因此，它不仅使理论上的真理重加接近实际，而且通过经常反复的应用，会使人们更加习惯于这些真理。
因此，我们认为除了确定用什么观点建立理论以外，还必须确定用什么观点进行批判。

我们把批判地论述历史事件同简单地叙述历史事件区别开来。
简单地叙述历史事件仅仅是罗列一些事实，至多不过叙述一些最直接的因果关系。

批判地论述历史事件，则有三种不同的智力活动。

第一是考证历史上可疑的事实。
这是纯粹的历史研究，同理论是两回事。

第二是从原因推断结果。
这是纯粹的批判的研究。
这种研究对理论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在理论中需要用经验来确定、证实、甚至只需加以说明的一切，都只能用这种方法来解决。

第三是对使用的手段进行检验。
这是既有赞扬又有指责的真正的批判。
在这里，理论是用来研究历史的，或者更多地是用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

在后两种考察历史的纯粹的批判活动中，极为重要的是要探寻事物的根源，也就是一直到弄清毫无疑义的真理为止，而不能象常见的那样半途而废，也就是不能满足于某种随意作出的论断或设想。

从原因推断结果时，往往有一种不易克服的外在的困难，那就是完全不了解真正的原因。
这种困难在战争中比在实际生活的任何其他活动中更为常见。
在战争中，事件的真相很少能完全了解，至于行动的动机，就更是如此了，因为这些动机或者被当事者故意隐瞒了，或者由于它们是非常短暂的和偶然的，因而历史上没有记载。
因此，批判的研究大多必须同历史的研究配合进行，但是即使如此，有时原因同结果往往还是不相吻合，也就是结果不能看作是已知原因的必然产物。
在这里就必然会产生脱节现象，也就是说，有些历史事件我们无法从中吸取教训。
理论所能要求的是，探讨到有这种脱节现象的地方必须停止，不再往下推论。
如果误以为已知的原因已经足以说明结果，因而对它过分重视，那才是最糟糕的。

批判的研究除上述外在的困难外，还有一种很大的内在的困难，那就是战争中事件的结果很少是由单一的原因产生的，而是由许多原因共同产生的，而且仅仅公正而认真地追溯事件的一系列根源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还必须弄清楚每个原因的作用。
这样，就必须对原因的性质作进一步的探讨，于是批判的研究就进入了纯桦的理论领域。

进行批判的考察，也就是对手段进行检验时，必须弄清当事者使用的手段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这些结果是否符合当事者的意图。
要想知道手段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就必须探讨手段的性质，这又进入了理论的领域。

我们已经说过，在批判中极为重要的是探寻事物的毫无疑义的真理，不能随意作出论断，因为随意作出的论断不能使别人信服，别人也可以用随意提出的主张加以反对。
这样一来，就会争论不休，得不出任何结论，因此也就得不到任何教训。

我们已经说过，不论是对原因的探讨，还是对手段的检验，都会进入理论的领域，也就是说，进入一般真理的领域〈这种真理不是仅仅从当前具体情况中得出的〉。
如果有一种有用的理论，那么考察时就可以把理论中已经确定的东西作为根据，不必再去追溯。
但是-当还没有这样的理论上的真理时，考察就不得不追溯到底。
如果经常这样，那么著作家就会不胜其烦，就有无数的事情要做，可是要对每一个问题都进行从容的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
结果，为了限定自己的考察的范围，他就不得不满足于随意提出的主张，这些主张尽管他本人不认为是随意提出的，但在别人看来仍然是随意提出的，因为它们本身不是十分清楚的，而且也没有得到证实。
因此，有用的理论是批判的重要基础。
批判如果不借助合理的理论，一般是不能使人获得教训的，也就是说，它不可能是令人信服的和驳不倒的。

但是，如果认为理论能够把每一个抽象的真理都包括在内，批判的任务只是看看具体情况是否符合相应的法则，那也是一种幻想。
如果规定，在批判时决不能侵犯神圣的理论，这就会是可笑的书呆子的作法。
创造理论的那种分析探讨的精神也应该指导批判活动，而且，批判有了这种精神，常常就会进入理论领域，进一步说明对它特别重要的问题。
反之，如果在批判中只是机械地搬用理论，那就完全不能达到批判的目的。
理论探讨得出的一切肯定的结论，一切原则、规则和方法越是成为死板的条文，就越缺乏普遍性，就越没有绝对真理的性质。
这些东西本来是供人应用的，至于它们是否适用，永远应该由判断来确定。
在批判时，决不应该把理论上的这些结论当作衡量一切的法则和标准，只能象当事者那样，把它们当作判断的依据。
在总的战斗队形中骑兵不同步兵配置在一线，而应配置在步兵的后面，这是战术上的一个规定，但是对违背这一规定的任何配置都加以责难却是愚蠢的。
在批判时，应该探讨违背这个规定的理由，只有发现理由不充分的时候，才可以引用理论上的规定。

又如，理论上已经确定多路进攻会减少胜利的可能性，可是，凡是采取了多路进攻而战斗恰好遭到失败的场合，不进一步了解实际情况就认为失败是多路进攻造成的结果，或者在多路进攻获得胜利的场合，就反过来认为理论上的规定是不正确的，这两种看法同样是不合理的。
两者都是批判时的分析探讨精神所不容许的。
总之，理论上经过分析探讨而得出的结论是批判的主要依据，理论上已经规定了的，批判时就不必重新确定了。
理论上所以作出规定，就是为了批判时有现成的东西可以使用。

批判的任务是探讨原因产生了仲么样的结果，是探讨使用的手段是否同目的相适应，当原因同结果，目的同手段都很直接时，这一任务是容易完成的。

三三

如果一支军队遭到奇袭，因而不能有条不紊地和合理地发挥它的力量，那么奇袭的效果就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
如果说理论上已经确定，在会战中进行包围攻击能获得较大的胜利，但获胜的把握较小，那么问题就在于指挥官采用这个方法是否主要是为了获得较大的胜利。
如果是这样，那么，他选用的手段就是正确的。
如果他用这个手段是为了获得较有把握的胜利，如果他不是从具体情况出发，而是象常见的那样只根据包围攻击的一般性质采用了这个手段，那么，他就弄错了手段的性质，因而犯了错误。

在这里，批判地探讨原因和检验手段并不困难，只要局限于考察最直接的结果和目的时，事情总是容易的。
如果人们撇开同整体的联系，只考察事物的直接关系，那么当然可以随意地这样做了。
但是，象世界上其他活动一样，在战争中组成整体的一切都是彼此联系着的，因此每一个原因，即使是很小的原因，它的结果也会对整个行动的结局发生影响，都会使最后的结果有所改变，尽管改变得很小。
同样，每一个手段也必然会影响到最终的目的。

因此，只要了一个现象还有考察的价值，就可以继续研究原因导致的结果，，同样，、人们不仅可以根据直接的目的去检验手段，而且也可以把这一目的当作达到更高目的的手段来加以检验，这样，对一连串相互从属的臼的进行探讨，一置到目的的必要性没有怀疑，不必再作检验时为止。
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涉及到有决定性的重要措施时，应该一直考察到最终的目的。
即直接导致娟和的目的为止。
很明显，在这样的向上追溯过程中，每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人们在判断时就有一个新的立足点。
因此，同一个手段，从较低的立足点来看可能是合适的，但从较高的立足点来看却是必须抛弃的。

在批判地考察某一军事行动时，研究某些现象的原因经常是同根据目的检验手段配合进行的，因为只有通过对原因的研究，才能找到值得作为检验对象的东西。

这样从下而上和从上而下地追溯，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事件离开原因越远，支配它的各种力量和情况就越多，所以人们探讨的原因离开事件越远，人们需要同时考虑的其他原因就越多，并且还要辨别这些原因对事件可能产生多大的影响。
如果找到一次会战失败的原因，那么当然也就找到了这次失败的会战影响整个战争结局的原因，但是这仅仅是一部分原因，因为，根据不同的情况，还有或多或少的其他结果的原因也影响着战争的最终结局。

同样，随着立足点的提高，检验手段时的复杂性也就增大，因为目的越高，为达到这种目的所运用的手段也越多。
战争的最终目的是所有军队都追求的，因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做的或可能做的一切都必须加以考察。

这样一来，有时就要扩大考察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很容易迷惑并遇到困难，因为对那些实际上没有发生、但很可能发生、因而不能不加以考察的事情也不得不作出许多假定。

当1797年3 
月拿破仑率领意大利军团由塔利亚曼托词进攻卡尔大公时，拿破仑的意图是在卡尔大公所盼望的援军还没有从莱茵河方面开来以前迫使他决战。
如果只从直接的目前来看，那么手段是选得很正确的，而且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当时，卡尔大公由于兵力很弱，在塔利亚曼托河只做了一次抵抗的尝试，当他看到敌方兵力过于强大和行动坚决时、就退出了战场和放弃了诺里施阿尔卑斯山的山口。
拿破仑利用这一幸运的胜利可以达到什么目的呢？他可以一直进入奥地利帝国的心脏，支援莫罗和奥舍率领的两支莱茵军团的进攻，并进而同他们取得紧密联系。
拿破仑就是这样考虑的，而且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是正确的。
但是如果从较高的立足点，也就是从法国督政府(它能够而且应该看到，六星期以后才能开始莱茵战局) 的角度进行批判，那么拿破仑越过诺里施阿尔卑斯山的进军只能看作是过于冒险。
 
的行动。
因为假如奥国人利用从莱茵河方面调来的援军在施太厄马克组成强大的预备队，卡尔大公就可以用它们来攻击意大利军团，这样，不仅意大利军团可能全军复没，而且整个战局也会遇到失败。
拿破仑到菲拉赫后看清了这一点，所以他很乐意签订累欧本停战协定。

但是，如果从更高的立足点进行批判，并且知道奥国人在卡尔大公的军队和维也纳之间没有预备队，那么就可以看到维也纳会因意大利军团的进逼而遭到威胁。

假定拿破伦知道奥地利的首都没有军队掩护，同时知道他在施太厄马克对卡尔大公仍然占有决定性的优势，那么他急速地进逼奥国的心脏就不再是没有目的的了。
至于他的这个行动的价值，就是取决于奥国人对保住维也纳的重视程度了。
因为，如果奥国人很重视保住维也纳，以致宁愿接受拿破仑提出的媾和条件，那么威胁维也纳就可以看作是最终目的。
如果拿破仑从某种根据中知道这一点，那么批判就可以到此为止。
如果对这一点还有疑问，那么就必须从更高的立足点来继续批判，并进一步问： 
如果奥国人放弃维也纳，向本国辽阔的腹地继续后退，那么情况又将怎样呢？很明显，如果不先分析莱茵地区双方军队之间可能发生的事件，就根本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
在法军兵力占决定性优势(十三万人对八万人〉的情况下，取得胜利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但又产生了一个问题，法国督政府想利用这个胜利达到什么目的呢？是想乘胜席卷奥地利帝国从而彻底消灭或打垮这个强国呢，还是仅仅想占领奥国的大片土地，作为缔结和约的资本呢？必须找出这两种情况可能产生的结果，然后才能断定法国督政府可能选择其中的哪一个。
假定研究的结果表明，要想彻底打垮奥国，法国的兵力还太小，以致这样做必然会引起整个局势的根本变化，甚至只想占领和保持奥国的大片土地，也会使法国人在战略上面临兵力不足的局面，那么，这样的结果就必然会影响到人们对意大利军团所处地位的评价，寄予它以较小的希望。
这无疑是拿破仑明知卡尔大公孤军无援却同他签订坎波福米奥和约的缘故。
这个和约除了使奥国丧失一些即使在最成功的战局之后也难于收复的地区以外，再没有要它作更大的牺牲。
但是，如果法国人没有考虑下面两个问题，那么甚至不可能指望签订这个好处不大的坎波福米奥和约，也不可能把签订这个和约作为大胆进军的目的；第一个问题是，奥国人如何估价上述两种结果？尽管在这两种情况下奥国人都有最后获胜的可能，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也就是在继续战争的情况下，他们就不得不作出牺牲，而签订一个条件不太苛刻的和约就可以避免这些牺牲，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否认为值得作这样的牺牲，第二个问题是，奥国政府是否会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坚持到最后胜利，它是否考虑过对方最后可能得到的是什么，它是否不致因一时的失利而丧失勇气。

三四

对第一个问题的考虑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是有重大的实际意义的。
人们每当提出极端的计划时，总会考虑到这一点，而且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人们才常常不去实行这样的计划。
对第二个问题的考虑也同样是必要的，因为人们并不是同抽象的敌人作战，而是同必须经常注意的具体的敌人作战。
大胆的拿破仑肯定是懂得这一点的，也就是说他一定相信自己的威名能够先声夺人。
正是这种信念促使他在1812年进攻了莫斯科，可是那次他失算了，他的威名经过多次大战已经有所降低。
在1797年，他的威名方盛，而且坚决抵抗到底的威力，还是个没有被人们发现的秘密，尽管如此，如果不是他预感到可能失败而签订了好处不大的坎波福米奥和约，那么他的大胆在1797年也可能使他得到相反的结果。

到此可以结束我们对这个战例的考察了，因为这个考察作为实例已足以说明： 
在考察中当人们要追溯到最终目的时，也就是检验为最终目的而采取的决定性措施时，将会涉及多么广泛的范围和多么繁多的对象，将遇到多么巨大的困难。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除了对事物的理论认识以外，天赋的才能对批判的考察的价值也必然有巨大的影响，因为要阐明各种事物的相互关系，在错综复杂的无数事件中辨别哪些是真正重要的，这主要是靠天赋的才能。

同时，在另一方面也需要有天赋的才能。
批判的考察不仅要检验实际上已经使用的手段，而且还要检验一切可能使用的手段。
因此在考察中必须提出，即找出可能使用的手段，如果提不出一种更好的手段，就不能指责已经使用的手段。
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提出的这种可能使用的打法是很少的，但不能否认，提出这些没有使用的打法并不是对现有事物的单纯分析，而是一种独立的创造，这种创造不能用理论加以规定，而只能依靠丰富的智力活动。

我们无意把那些归结起来只是少数实际可行的、非常简单的打法都看作是伟大天才的表现。
有人常常把提出迂回敌人阵地这一打法当作是伟大天才的表现，我们认为这是非常可笑的，但是尽管如此，这种独立的创造活动还是必要的，而且批判的考察的价值主要取决于这种行动。
1796年7 
月30日拿破仑决心放弃对芒托瓦的围攻，以便迎击前来解围的乌尔姆塞尔，并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了被加尔达湖和明乔河隔开的乌尔姆塞尔的军队，他的这种做法看来是获得辉煌胜利的最可靠的途径。
事实上他确实获得了这样的胜利，而且，当敌人以后几次前来解围时，他用这种手段都取得了更辉煌的胜利。
这一点受到了异口同声的赞扬。

但是，拿破仑如果不完全放弃继续围攻芒托瓦的想法，在7 
月30日就不能采取上述行动，因为这样的行动无法保住攻城辎重，而且在这一战局中他也无法取得第二套辎重。
实际上，以后的围攻已变成了单纯的包围，尽管拿破仑在野战中取得了胜利，但这个只要继续围攻七八天就能攻陷的要塞，又继续抵抗了六个月。

批判者由于提不出更好的对付援军的打法，曾认为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憾事。
在围攻防卫圈上迎击前来解围的敌军这一手段早就受到批评和轻视，以至完全被遗忘了。
路易十四时代常常奏效的这一手段，在百年后竟没有人想到至少是可以加以考虑的，这只能说是时髦的观点在作崇。
如果认为这种手段是可以使用的，那么进一步研究情况就可以看出，当时拿破仑在芒托瓦围攻防卫圈内配置的四万世界上最精锐的步兵，在筑有坚固工事的条件下，是不必惧怕乌尔姆塞尔所率领的前来解围的五万奥军的，因为他们就是向围攻防卫圈作一次进攻的尝试也是十分困难的。
我们在这里不打算进一步论证我们的看法，但是我们认为，上述看法已足以说明这种手段是值得加以考虑的。
至于拿破仑本人在当时是否考虑过这一手段，我们不想妄加推断，但是在他的回忆录和其他已出版的资料中都找不到他曾考虑过这点的痕迹。
后世所有的评论中也都没有提到可以采用这一手段，它已经完全被人遗忘了。
重新把这种手段提出来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功劳，因为人们只要摆脱时髦观点的影响就能做到这一点。
但是，提出这种手段加以考察，并且把它同拿破仑所使用的手段进行比较，却是十分必要的。
无论比较的结果如何，在批判中都不能不作这种比较。

1814年2 
月，拿破仑在埃托日、尚波贝尔、蒙米赖等地的战斗中击败了布留赫尔的军队以后，他就抛开布留赫尔，把矛头转向施瓦尔岑堡，并在蒙特罗和莫尔芒打败了他的军队。
人们十分钦佩拿破仑，因为他忽东忽西地调动自己的主力，巧妙地利用了联军分兵前进的错误。
拿破仑在这些方向上进行的出色的战斗，虽然没有能够挽救他的失败，但至少在人们看来失败不是他的过错。
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提出问题： 
如果拿破仑不把矛头由布留赫尔转向施瓦尔岑堡，而是继续进攻布留赫尔，并把他一直追到莱茵河边，结果又会怎样呢？我们确信，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战局可能会有根本的转折，联军的主力可能不会进军巴黎，而会退回莱茵河东岸。
我们并不要求别人都同意我们这种见解，但是既然有人提出了另一种打法，在批判时就必须加以探讨，这是任何军事家都不会不同意的。
在这里提出来作比较的打法，比在前一例中提出的打法本来是更容易被人们想到的，但是，人们只盲目地追随某一种见解，缺乏公正的态度，因而没有看到它。

虽然有些批判者认识到有必要提出更好的打法来代替受到指责的打法，但是他们只是提出了自己认为是较好的打法，而没有提出应有的论据。
这样，提出来的打法并不能使每个人都信服，别人也会提出另外一种打法，这样就产生了没有任何论据的争论。
所有的军事著作中都充满了这一类例子。

只要所提出的手段的优点还不明显到令人信服的程度，就必须提出证明。
所谓证明，就是探讨两种手段的特点，并且结合目的进行比较。
如果能这样用简单的道理来说明问题，那么争论就必然会结束，或者至少可以从中得出新的结论，否则争论就会无休无止。
例如，在上例中如果我们不满足于仅仅提出一个较好的打法，而想进一步证明继续不断追击布留赫尔要比把矛头转向施瓦尔岑堡更好，那么我们就可以提出下列简单的理由作根据。

三五

(1) 
通常向一个方向连续进攻要比忽东忽西地进攻更为有利，因为采用后一打法会浪费时间，同时因为在敌军由于损失惨重而士气沮丧的情况下，连续进攻更容易取得新的胜利，并且能够充分利用已经取得的优势。

(2) 布留赫尔，虽然他的兵力比施瓦尔岑堡少，但由于他敢作敢为，是更为重要的敌人，因此他是他们中间举足轻重的人物。

(3) 
当时布留赫尔所受的损失几乎等于惨败，拿破仑因而占有很大的优势，要想迫使布留赫尔一直退到莱茵河边几乎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布留赫尔在这个方向上没有值得一提的援军。

(4) 
没有其他结果比布留赫尔被迫退到莱茵河边更能引起恐惧，更容易造成失败的印象了，特别是使施瓦尔岑堡这样以优柔寡断出名的将领产生恐惧和失败的印象，更是很重要的事情。
符腾堡王太子在蒙特罗和维特根施坦伯爵在莫尔芒一带遭到的损失，施瓦尔岑堡侯爵肯定是了解得相当清楚的。
如果布留赫尔在从马恩河到莱茵河这条完全孤立和被隔离的战线上遭到失败，那么这个消息就会象雪崩一样传到施瓦尔岑堡那里。
拿破仑为了以威胁性的战略迂回来影响联军，在三月底曾向维特里进军，这一绝望的行动显然是以恐吓为基础的，但是，那时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拿破仑已经在郎城和阿尔西两地遭到了失败，而布留赫尔已经率领十万大军与施瓦尔岑堡靠拢了。

当然，一定会有人没有被上述理由所说服，但是他们至少不能反驳说： 
如果拿破仑继续向莱茵河前进，威胁施瓦尔岑堡的基地，那么施瓦尔岑堡也会威胁巴黎，即拿破仑的基地。
因为上述理由已经证明，施瓦尔岑堡根本不会向巴黎进军。

我们再就上述从1796年战局中所引述的例子来谈谈这个问题。
拿破仑认为他所采取的打法是击溃奥军最可靠的方法，即使确实是如此，他所能得到的也只不过是一个虚有其名的胜利而已，对攻陷芒托瓦并没有起显著的作用。
我们认为，我们提出的打法是阻止解围的可靠得多的办法。
即使我们也象拿破仑那样，不认为这个打法更为可靠，甚至认为采用这个打法获胜的把握更小，那也必须对比一下这两种打法：一种打法是获得胜利的把握较大，但所能得到的好处不大，也就是说效果较小；另一种打法虽然获得胜利的把握较小，但效果却大得多。
如果这样来权衡得失，那么有胆略的人就一定会赞成后一种打法，只有从表面上看问题的人，才会有相反的看法。
拿破仑肯定不是胆小的人，但是很明显，他不可能象我们现在这样，可以从历史经验中认清当时情况的性质，并看到事件可能的结果。

考察手段时常常需要引用战史，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在军事艺术中经验要比一切哲理有价值得多。
但是，这种历史的引证当然有它特定的条件，这一点我们将在专门的一章里论述。
可惜人们很少注意这些条件，因而引用历史大多只能增加概念上的混乱。

现在我们还要考察一个重要问题，即批判者在判断某事件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和必须利用对事物的比较全面的了解，利用为结果所证明了的东西，或者说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场合必须抛开这些东西，完全站在当事者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如果批判者想要赞扬和指责当事者，那么他们必须尽可能地完全站到当事者的立场上去，也就是说，一方面必须去搜集当事者所知道的一切情况和声生行动动机的一切情况，另一方面又必须抛开当事者当时不可能知道的和不知道的一切情况，首先必须抛开结果。
不过，这仅仅是人们努力追求的目标，实际上是不可能完全达到的，因为产生某一事件的具体情况，在批判者眼里和在当事者眼里决不会是完全相同的二有一些可能影响当事者决心的细小情况已无从查考，有一些主观的动机也从来没有提到过。
这些主观动机只能从当事者本人或向他十分亲近的人的回忆录中去了解，但是在回忆录中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往往写得很不细致，或是有意不写真情。
因此，当事者所了解的必然有许多是批判者所不可能知道的。

另一方面，批判者要想抛开他们比当事者多知道的材料就更为困难了。
如果要抛开偶然发生的事情，即同事件本质没有联系的事情，那还是容易的，但是，要抛开一切重大的事情就非常困难了，而且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

我们先谈谈结果。
如果结果不是偶然产生的，那么知道结果以后再判断产生结果的事物，就几乎不可能不受已知结果的影响，因为我们是在知道结果的情况下观察这些事物的，而且其中有的部分只有参照结果才能完全了解并给予评价。
战史的所有现象对批判来说都是教训的源泉，批判者用全面考察历史所得到的认识来阐明事物是很自然的。
因此，他虽然有时想抛开结果，但仍然不能完全做到。

不仅对结果，也就是对事后发生的情况是这样，而且对事前发生的情况，也就是对那些决定行动的情况也是这样。
这方面的材料在大多数情况下批判者要比当事者知道得多，也许有人认为完全抛开多知道的那部分是很容易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当事者对事前和当时的情况的了解不是只靠确实的情报，而是还要根据大量的推测或假定，即使要了解的情况不完全是偶然的，也几乎都是先有假定或推测，尔后才有情报的，因此在得不到确切的情报时，就只有用推测或假定来代替了。
不难理解，实际上已经知道事前和当时情况的后世的批判者，当他在考虑当事者不了解的情况中，哪些情况的可能性较大时，他本来不应该受多知道的材料的影响。
可是我们认为，要想完全抛开多知道的材料，如同要抛开结果一样，是不可能的，其原因也相同。

所以，批判者赞扬或指责某一具体行动时，站到当事者立场上去的可能性是有一定限度的。
在很多情况下，批判者在这方面能够满足实际要求，但在有些情况下，却完全不能满足，这一点不能不注意到。

但是要批判者同当事者完全一致，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可取的。
在战争中象在一切技术和艺术活动中一样，，需要的是经过锻炼的禀赋，这样的禀赋称为造诣。
当事者的造诣有高有低，高的往往比批判者的要高，哪个批判者敢说自己具有象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仑这类人物的造诣呢？因此，如果对一个具有伟大的才能的人可以进行批判，那么就不能不允许批判在利用比当事者知道得多的这个有利条件。
所以，批判者在对伟大的统帅进行批判时，不能象验证算术例题那样，用伟大统帅用过的材料对他完成任务的情况进行检验，而是首先必须根据伟大统帅所取得的结果和他对事件的准确估计，来鉴赏他卓越的天才活动，了解他天才的眼光所预见到的事物的本质的联系。

而且，不管当事者的造诣如何，即使是最低的造诣，在对它进行批判时也必须站在较高的立足点上，以便掌握丰富的客观的判断根据，尽量避免主观，避免把自己有限的智力作为批判的尺度。

三六

批判时站在这种较高的立足点上，根据对问题的全面了解进行赞扬和指责。
这本来不致引起人们的反感，但是如果想突出自己，把经过全面了解以后所获得的全部高超见解，都说成好象是自己天才的表现，那就会使人反感了。
尽管这种骗人的作法很容易看穿，但是虚荣心却很容易诱使人们这样做，因此很自然地会引起别人的不满。
更常见的是，批判者完全不是有意要自吹自擂，只是没有特别注意防范，以致被性急的读者认为是自夸而立即予以非难，说他没有批判能力。

因此，当批判者指出象排特烈大帝或拿破仑这类人物的错误时，并不是说批判者本人就不会犯这种错误，他甚至可能承认，如果他自己处于这些统帅的地位，也许会犯更大得多的错误；只是说他根据事物的联系发现了这些错误，并指出当事者用自己的智慧本来是应该察觉这些错误的。

这就是根据事物的联系进行的判断，也就是参照结果进行的判惭。
但是，如果只简单地用结果来证明某种措施是否正确，那么结果对判断就有一种完全不同的作用。
这种判断，我们可以称为根据结果进行的判断。
初看起来，这种判断似乎是完全无用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象1807年弗里德兰会战后拿破仑迫使亚历山大皇帝媾和，以及1805和1809年奥斯特利次和瓦格拉术会战后迫使弗兰茨皇帝媾和一样，1812 
年拿破仑进军莫斯科时，一切都取决于能否通过占领这个首都和以前的胜利促使亚历山大皇帝媾和。
因为如果他在莫斯科不能迫使亚历山大媾和，那么他除了撤兵以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也就是说他遭到了战略上的失败。
我们不想谈拿破仑为了到达莫斯科曾做了些什么，他是否错过了很多可以促使亚历山大皇帝下媾和决心的机会，我们也不想谈拿破仑在撤退时是如何狼狈不堪(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也许就在于这次战局的指挥) 
。
但是，问题依然如故，因为即使拿破仑在进军莫斯科的过程中获得更辉煌的战果，仍然不能肯定亚历山大皇帝会感到恐惧而媾和，即使撤退时的损失并不那样惨重，但总是战略上的一个大失败。
如果1812年亚历山大皇帝签订了不利的和约，那么这次战局也就可以同奥斯特利次、弗里德兰和瓦格拉木会战相提并论了。
反之，如果这几次会战没有签订和约，那么拿破仑可能也会遭到类似1812年的惨败。
因此，不管这位世界征服者如何努力，如何机智，如何聪明，决定战争最终命运的问题依然如故。
难道人们根据1812年战局的失败，就可以否定1805、1807和1809年的战局，断言这几次战局都是不智之举，其胜利不是理所当然的？
难道人们就可以认为1812年的结果才是战略上理所当然的，才是幸运没有起作用？这种看法恐怕是非常勉强的，这种判断恐怕是非常武断的，可能有一半是没有根据的吧！ 
因为沿着事件之间的必然的联系，没有人能够看到战败的君主的决心。

然而我们更不能说，1812 
年战局本来应该取得与前几次战局相同的结果，其所以没有取得这种结果是某种不合理的原因造成的，因为我们不能把亚历山大的顽强看成是不合理的。

比较恰当的说法是，拿破仑在1805、1807和1809年对敌人的判断是正确的，而在1812年对敌人的判断是错误的，在前几次战局中他做对了，而在1812年他做错了。
我们所以这样说，因为结果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我们说过，战争中一切行动追求的都只是可能的结果，而不是肯定的结果。
那些不能肯定得到的东西，就只好依靠命运或者幸运(不管把它叫做什么）去取得。
当然，人们可以要求尽量少地依靠幸运，可是，这只是对某一具体场合说的，也就是说，在具体场合可以尽量少地依靠命运或幸运，但并不是说不确实性最少的场合总是最好的。
假如要这样说，那就同我们的理论观点有极大的抵触。
在有些场合，最大的冒险倒表现了最大的智慧。

在当事者不得不依靠命运的情况下，他个人似乎既没有任何功劳，也不负任何责任。
尽管如此，当我们看到他的希望实现时，就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看到他的希望落空时，又会感到不愉快，我们根据结果作出的(更确切地说是从结果中找到的) 对当事者正确与否的判断，正是我们这样一种感觉的表现。

但是，不能否认，当事者的希望实现时所以令人兴奋，落空时所以令人不快，这是由于存在着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似乎凭幸运得来的结果和当事者的天才之间有一种微妙的、不易看出的联系，而且我们也很乐意设想这种联系确实是存在的。
如果一个当事者经常胜利或失败，我们对他的感觉就逐渐加深而变得更为固定了，这就为上述见解提供了证明。
从这里可以看到，为什么幸运在战争中要比在赌博中高贵得多。
一个幸运的统帅只要在其他方面没有损害我们对他的好感，那么我们就乐意考察他的事迹。

因此，在批判时，当人的智力所能推测和论证的一切都已考虑过以后，凡是深藏于事物之中的神秘联系没有通过明显的现象表现出来的那一部分，就只能让结果来说明了。
批判者一方面应该维护这种根据结果进行的判断，使它不受粗暴意见的非难，另一方面应该反对滥用这种判断。

凡是人的智力所不能确定的东西必须根据结果进行判断。
在确定精神力量及其作用时主要就是采用这种判断，这一方面是因为智力对它们很难作出可靠的判断，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同人的意志的关系很密切，很容易左右意志。
如果是恐惧或勇气左右了决心，那么在决心和它们之间就找不出任何客观的东西，因而在凭智慧和推测来判断可能的结果时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作根据。

现在我们还必须对批判的工具，即批判时使用的语言进行一些考察，因为批判时使用的语言同战争中的行动是一致的。
批判无非是一种思考，它和行动以前应该作的思考是干样的。
因此，我们认为，批判时所使用的语言和战争中的思考具有同样的特点，这一点特别重要，否则，它就会失掉实际意义，不能成为使批判走向现实的桥梁。

三七

我们在考察作战理论这一问题时已经说过，理论不应该给指挥官提供死板的条文和体系作为他们智力活动的工具，理论应该培养战争中指挥官的智力，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培养过程中起指导作用。
如果说在战争中判断某一具体情况时，不需要也不允许象几何学那样使用补助线，如果说在这里真理不是以体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如果说真理不能间接地发现，只能直接地由洞察力发现，那么在批判的考察中也应该如此。

我们已经看到，凡是事物的性质必须用烦琐冗长的道理才能确定时，在批判时就不得不依靠理论上已经确定了的有关真理。
当然，在战争中当事者遵循这种理论上的真理时，只是深刻地领会这些真理的精神，而不把它们看作外在的、僵硬的法则。
同样，在批判中也不应该把这种真理当作外在的法则或使用时完全不必重新阐明其正确性的代数公式来使用，而应该领会真理的精神，至于更精确和更详尽地证明这些真理，那可以由理论去进行。
这样，批判时就能避免使用隐晦不明的语言，就可以运用简洁的语言和清楚明白的观念当然，批判者在表达时不是经常能完全做到这一点的，但是他应该努力这样做。
在表达时应该尽量避免运用复杂的词句和概念，决不要把补助线当作万能的工具来使用，必须让不受任何体系限制的洞察力来阐明一切。

然而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只在极少数的批判考察中能够看到这种虔诚的努力〈如果容许用这个词的话〉，而在大多数的考察中，由于某种虚荣心的驱使，却充满了炫耀自己博学多才的现象。

在批判中常见的第一种弊病是，把某种片面体系当作金科玉律，把它们滥用到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
这类体系的片面性是不难指出的，而且一经指出，它那法官式的威严就破产了。
在这里我们只牵涉到一定的对象。
，这样片面的体系为数毕竟不多，因此危害也不大。

另一种较大的弊病是滥用名词、术语和比喻，它们就象众多的宫庭侍卫一样尾随于各种体系之后，又象不法暴徒和散兵游勇一样，到处横冲直撞。
虽然有些批判者对任何一种体系都不满意，或者没有完整地学会任何一种体系，因而还不能完整地使用一套体系，但是他们有时仍然想从这些体系中至少抓住一鳞半爪，作为指出某一统帅行动的缺点的根据。
他们中间大部分人如果不到处从军事理论中抓住一些片断当作根据，就根本不能进行批判。
这些片断中最小的就是术语和比喻，它们往往只被用作批判的论述的点缀品。
一切原属于一定理论体系的名词术语，一旦从原来的体系中被抽出来，当作一般的公理使用，或者当作比普通语言更有说服力的真理的小结晶体使用，那么，它们就会失去其原有的正确性，这是很自然的事。

因此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理论书籍和批判书籍不是运用朴实，简单的思考方式，使作者至少还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使读者还了解自己读的是什么，而是与此相反，充满了涵义不明和易生歧义的名词术语，以致读者和作者的理解很不一致。
但是，更坏的是名词术语往往只是些毫无内容的空话，甚至连作者自己也不清楚想用它们说明什么，他们安于模糊的观念，而在通常的用语中，这些观念是连他们自己也不会满意的。

在批判中常见的第三种弊病是滥举史例，炫耀自己博学多才。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历史对军事艺术起什么作用，下面我们还想用专门的章节谈谈对举例和战史的看法。
 
一个史实如果未经深入研究便加以引用，那么也可能被人用来证明完全相反的观点。
如果从相隔很远的时代和国家中，从极不同的情况中抽出三、四个史例拼凑在一起，往往只能引起判断上的模糊和混乱，丝毫也不会有说服力。
因为，仔细地把它们考察一下，就可以看出它们是没有用处的，只不过是作者用以显示自己博学多才而已。
这些模模糊糊、似是而非、混淆不清、随意杜撰的概念对于实际生活有什么好处呢？
几乎没有什么好处。
理论只要用了这样的概念，就始终同实践是对立的，就往往受到能征善战的将帅的嘲笑。

但是，如果理论能够切实地考察作战的各种问题，确定能够确定的东西，用简洁的语言加以表达，能够避免滥用科学形式和历史引证粉饰自己，能够真正重视事实，能够联系在战场上依靠洞察力指挥作战的人，那么理论就不致产生上述种种弊病了。

三八

第六章 关于史例
史例可以说明一切问题，在经验科学中，它们最有说服力。
尤其在军事艺术中更是这样。
香霍斯特将军写了一本手册，对真正的战争作了最好的叙述，他在手册中，认为史例在军事艺术中是极为重要的，而且他令人钦佩地运用了史例。

如果他不死于那次战争的话，就能把《炮兵手册》第四部分修改完毕，给我们提供一个更为出色的证明，说明他是以怎样的研究精神从经验中吸取教训的。

但是，一般的理论著作家很少能这样运用史例，他们运用史例大多不但不能帮助读者，反而会妨碍读者对问题的理解。
因此，我们认为注意正确地运用史例和防止滥用史例是很重要的。

作为军事艺术基础的各种知识，无疑都属于经验科学。
因为，虽然这些知识大部分是通过对事物的性质的认识而获得的，但这些事物的性质多半只有通过经验才能认识。
而且，这些知识的运用方式在各种具体情况下是有变化的，因此仅仅根据手段的性质，决不可能完全认识其作用。

火药，这种现代军事活动的巨大的动力，它的作用是通过经验才认识到的，而且人们现在还在不断地通过试验作更进一步的研究。
弹丸由于有了火药，其速度可以达到每秒一千叹，它可以杀伤它所碰到的任何生物，当然这是不言而喻的，是无需再通过经验就可以知道的事情。
但是更精确地决定这种作用的还有数以百计的其他条件，其中有些条件只有根据经验才能认识。
而且，物质作用并不是我们唯一应该注意的问题，精神作用也是我们应该探讨的，而要认识精神作用并给予评价，除了根据经验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方法。
在中世纪，当火器刚刚发明时，由于构造不够完善F 
它的物质作用自然比现在要小得多，但是精神作用却比现在大得多。
要想了解一支在危险中久经锻炼、通过多次胜利而对自己有最高要求的军队能够做些什么，就必须看到拿破仑在东征西讨时所培养和指挥的那些军队在猛烈的炮火中表现出来的顽强性。
人们单凭想象是决不会相信这些的。
另一方面，经验还告诉我们： 
在欧洲军队中现在还有一些几发炮弹就能打乱的军队，如鞑靼人的、哥萨克人的和克罗地亚人的军队就是这样。
但是任何一种经验科学，都不能使自己提出的真理总有史例作证，因此军事艺术的理论也是这样。
这一方面是由于每一个真理都用史例作证时过于烦琐，不可能做到，另一方面是由于用单个的现象也难以论证经验。
如果在战争中发现某种手段极为有效，那么这种手段就会被反复使用。
由于此行彼效，这种手段就可能流行一时。
这样，这种手段就通过经验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并在理论中占有了地位，在这种场合，理论只是一般地引用经验说明手段的由来，并不加以论证。

但是，如果要引用经验来否定某种常用的手段，指出值得怀疑的手段，或者介绍一种新的手段，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这时必须从历史中举出实例来作证明。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一下史例的运用，那么很容易发现运用史例有四个着眼点：第一、用史例可以单纯说明某种思想。
在一切抽象的考察中，作者的思想很容易被人误解或者根本不为人们所理解，如果作者担心发生这种情况，就可以引用史例来说明自己的思想，以保证读者能正确理解作者的原意。

三九

第二、用史例可以帮助说明某种思想的运用，因为引用史例可以指出细小问题的处理情况，而在一般地叙述一种思想时不可能把这些情况完全包括进去。
这也正是理论和经验之间的区别。
上述两种情况是纯粹的举例，下面两种情况则是用作证明。

第三、用史实可以证明自己的论点。
如果只是想证明某种现象或结果的可能性，那么使用这种方法就够了。

第四、通过详细叙述某一史实或列举若干史实可以吸取某种教训，这时，史实本身就为吸取教训提供了真正的证明。

作第一种使用时，大多只要简单地提出事例就够了，因为人们只是使用事例的一个方面。
在这里，甚至事例的历史真实性都是次耍的，举一个虚构的例子也未尝不可。
不过史例总是具有优点的，它比较实际，能使它所说明的思想更接近实际生活。

作第二种使用时，必须比较详细地叙述事例，不过正确性在这里也是次要的，但我们也要作同前一场合相同的说明。

作第三种使用时，大多只要举出确凿无疑的事实就够了。
如果有人提出一个论点，认为筑垒阵地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那么只要举出崩策耳维次阵地这个例子就可以证明这个论点了。

但如果叙述某种历史事实是要证明某种一般的真理，那么就必须确切而详尽地阐述同这个论点有关的一切，必须把史实毫无遗漏地展示在读者的眼前。
这一点做得越差，证明力就越小，就越需要通过许多事实来弥补一个事实证明力不足的缺点，因为人们有理由相信，无法叙述一个事实的详细情况时，可以引用一定数量的事实来补救。

如果想用经验证明骑兵配置在步兵后面比配置在翼侧为好，那么只举几次骑兵配置在翼侧遭到失败的会战和骑兵配置在步兵后面获得胜利的会战是不够的；如果想要证明，在没有掌握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无论在会战中还是在战区内，也就是说，无论是战术上还是战略上，分几路纵队深远地包围敌人都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只举利佛里会战或瓦格拉术会战的例子，或者只举1796年奥军向意大利战区的进攻或同年法军向德意志战区的进攻的例子是不够的；为了证明这些，还必须叙述当时的一切情况和具体过程，说明上述配置形式和进攻形式是如何严重地造成了不利的结局。

这样，就可以看出这些形式应该否定到什么程度，这一点必须明确，因为一概加以否定无论如何是有损真理的。

上面我们说过，当不可能详细叙述一个事实时，可以用若干实例弥补证明力的不足，但是不能否认，这是一个经常会被人滥用的危险的办法。
有些人不去详细地叙述一个事实，只满足于简单地提出三、四个事例，这就造成了一个似乎很有证明力的假象。
要知道，对有些经常反复出现的事情举出一打实例也证明不了任何东西，因为别人同样也可以很容易地举出一打结果相反的实例来反驳。
如果有人给我们举出一打多路进攻遭到失败的战例，那么我们也可以给他举出一打用同样打法获得胜利的战例。
由此可见，这样做不可能得出任何结论。

如果考虑到上述各种不同的情况，那么就可以知道滥用实例的现象是多么容易出现。

如果不是从各个方面详细地叙述一个事件，而只是简单地提示一下，那么这个事件就好象是从远处看到的东西，各个部分都分别不清，从各方面来看，它的外部形状都是相同的。
这样的实例，事实上对相互对立的两方面意见都可以证明。
对道恩指挥的几次战争，有些人认为是深谋远虑，谨慎周到的范例，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是优柔寡断、踌躇不前的例子；1797 
年拿破仑越过诺里施阿尔卑斯山的进军，可以看成是英勇果断的表现，也可以看成是真正鲁莽的行为；1812 
年拿破仑在战略上的失败，可以说成是过于勇猛的结果，也可以说成是勇猛不足的结果。
这些不同的意见确实出现过，人们也很容易理解，这些不同意见是由于人们对事物间的联系持有不同的看法而产生的。
但是这些彼此对立的意见不可能都是正确的，其中必然有一方面意见是错误的。

我们十分感谢杰出的弗基埃尔在他的回忆录中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史例，因为他不仅给我们保留下了许多可能埋没了的历史材料，而且他第一个通过这些材料使理论观念(即抽象的观念) 
同实际生活有了非常有益的接近，他所举的史例可以看成是对论点的解释和进一步说明。
尽管如此，在没有成见的现代读者的面前，他很难达到他通常所追求的目的：用历史事实证明理论上的真理。
因为，尽管他对事件有时叙述得比较详细，可是还远远不能说明，他得出的结论都是从事件的内在联系中必然产生的。

只简单地提示一下吏实还有另一个缺点： 
如果有些读者对这个史实不十分熟悉，或者不完全记得，那么就不能从中领会作者的思想。
在这种情况下，读者除了盲目地赞叹或者完全不信服外，就不能有别的了。

但是，为了用史实证明自己的论点而把历史事件再现或者展示在读者眼前，当然是很困难的，因为作者这样做多半要受到材料的限制，就象受到时间和篇幅的限制一样。
不过我们认为，要想论证一个新的见解或是明确一种值得怀疑的见解，详尽地叙述一个事件要比简单地提示十个事件更为有用。
粗浅地引用史实的主要弊病，倒不在于作者错误地想用这种方法证明某些论点，而在于作者从来没有认真地了解过这些历史事件，在于这样肤浅而轻率地对待历史会产生数以百计的错误见解和杜撰的理论；如果作者意识到，他提出的新的和想用历史证明的一切，都应该是从各种事物的紧密联系中自然地产坐出来的，那么就不会出现这些错误见解和杜撰的理论了。

如果人们认识到运用史例的上述困难，认识到上述要求是必要的，那么也就会认为，最近的战史，只要它是大家都熟悉的和经过研究的，就永远是选择史例的最好的来源。

由于较远的年代的条件不同，作战方法也不同，因而对我们来说较远年代的事件的教育意义和实际意义都比较小。
不仅如此，战史象其他历史一样，许多在最初还清楚的细小特征和情节自然会逐渐湿没，它也象图画一样，原来的色彩和生动的形象会逐渐消失，变得色彩暗淡，模糊不清，最后只有偶然遗存的一块块颜色和一些线条，这些颜色和线条却因此受到了过分的重视。

如果考察一下现代作战的情况，我们一定会说，同现代战争很近似的，至少在武器方面很近似的，主要是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以来的战争，尽管从那个时期起，战争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这些战争还是同现代的战争很近似的，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就完全不同了，当时火器还不那么完善，骑兵还是主要兵种。
年代越远，战史内容就越贫乏，记载就越不详细，用处就越小，至于古代各民族的历史，必然是用处最小、记载最不详细的历史。

当然，这些史实并不是绝对不能利用的，只是在必须详细说明情况的场合，或者在必须详细说明促使作战方法改变的条件的场合，它们才是不适用的。
不管我们对瑞士人反对奥地利人、勃艮第人和法国人的战争过程了解得多么少，我们仍然能够看出，在这些会战中良好的步兵第一次明显地表现出比最好的骑兵还要优越。
只要我们概略地看一看佣兵队长时代，就可以知道，作战的各方面是如何取决于人们所使用的工具，因为在其他任何时代中，用于战争的军队都不象这个时代那样带有真正的工具的性质，都不象这个时代那样脱离国家和人民的其他生活。
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当汉尼拔在意大利还没有被击败时，罗马人就在西班牙和非洲进攻迦太基人，这种引人注目的方法是一个很能提供教训的考察对象，因为作为这种间接抵抗基础的当时国家和军队的一般情况，大家是相当熟悉的。

但是事情越涉及到细节，越不是一般的情况，我们就越不能从遥远的年代中寻找典型史例和经验，因为我们既不能对有关事件作适当的评价，也不能用它们来说明现代已经完全改变了的手段。

遗憾的是，各个时代的著作家都有援引古代史例的癖好。
我们不想谈虚荣心和欺骗成分在这里面占多大的比重，不过在这里也看不到任何帮助别人和说服别人的诚恳愿望和热诚努力。
因此我们只能把这样援引的史例看作是掩盖缺点和错误的装饰品。

如果能象弗基埃尔想做的那样，完全用史例教别人学习战争，那确实是个巨大的功绩。
不过，如果考虑到，必须先有长期的作战经验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就会明白，这是需要花费毕生精力的事业。
如果有谁甘愿从事这样的事业，那么，但愿他象到远方朝圣一样，为这一虔诚的计划做好准备，但愿他不惜时间，不怕困苦，不畏权贵，克服自己的虚荣心和自卑心，象法国法典上所说的那样： 
讲真理、只讲真理、完全讲真理。

四〇

第三篇 战略概论
第一章 战略
战略这个概念，在第二篇第二章中已经确定了。
战略就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
战略本来只同战斗有关，但是，战略理论必须同时研究战斗的实施者(军队本身) 以及同军队有关的主要问题，因为战斗是由军队进行的，而且首先对军队发生影响。
对战斗本身，战略理论必须就其可能取得的结果和运用战斗时起极重要作用的智力和感情力量来进行研究。

战略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因此，战略必须为整个军事行动规定一个适应战争目的的目标，也就是拟制战争计划； 
并且必须把达到这一目标的一系列行动同这个目标联系起来，也就是拟制各个战局的方案和部署其中的战斗。
所有这一切，大多只能根据那些与实际并不完全相符的预想来确定，而许多涉及细节的规定根本不能在事先作好。
因此很明显，战略也必须到战场上去，以便在现地处理各种问题，并且不断对总的计划作必要的修改。
所以，战略在任何时刻都不能停止工作。

关于这一点，人们并不是始终都这样看的，至少总的说来是这样。
以往战略通常由内阁掌握而不由军队掌握，这就是证明。
但是，只有当内阁距离军队很近，可以看作是军队的大本营时，这样做才是合适的。

在拟制计划时，理论将为战略服务，或者更正确地说，理论将阐明事物本身和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并突出那些少数作为原则或规则的东西。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第一章，考虑到战争涉及多少重大的问题，那么就会明白，只有具备了非凡的洞察力，才能考虑到所有这干切。
如果一个君主或统帅善于完全根据自己的目的和手段进行战争，并且做得恰如其分，那就是他有天才的最好证明。
但是，这种天才的作用不是表现在那些惹人注目的、新发现的行动方式上，而是表现在整个战争的胜利结局中。
我们应该赞赏的是，在总的结果中看到他默默作出的假定是那么恰好符合实际，整个行动是那么无比的协调。

一个研究者，如果在总的结果中看不到这种协调，就容易在没有天才和不可能有天才的地方去寻找天才。

战略使用的手段和方式都极为简单，而且由于经常反复运用，已为人们所熟悉，因此，如果具有一般常识的人太多地听到评论辛苦过分夸张地谈论它们，就只会觉得可笑。
例如，被无数次运用过的迁回运动，在这里被称赞为最杰出的天才的表现，在那里被称赞为最透彻的洞察力的表现，甚至说是最渊博的知识的表现，难道还有比这更无聊的怪论吗？更可笑的是，正是这些评论者根据最庸俗看法，把一切精神因素都排除在理论之外，只想论述物质因素，以致把一切都局限在均势和优势、时间和空间这几个数学关系上，局限在几个角、几条线上。
如果只有这点可怜的东西，那么，恐怕还不能用来给小学生出一道数学习题。

而我们认为，这里根本不是什么科学公式和习题的问题，物质事物的关系都是非常简单的，要把握住起作用的精神力量才比较困难。
不过，即使是精神力量，也只是在战略的最高范围，即战略接近政治和治国之道、甚至同它们合而为一的地方才是错综复杂的，它们的种类和关系才是多种多样的。
在这里，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它们对军事行动规模的影响比对行动方式的影响要大一些。
在行动方式占主要地位的地方，例如在战争的大小具体行动中，精神力量的数值就减少了。

由此可见，在战略上一切都非常简单，但是并不因此就非常容易。
只要根据国家的各种情况确定了战争应该是怎么样的，确定了战争可以做些什么，就不难找出进行战争的道路了。
但是，要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把计划贯彻到底，不因一千个原因动摇一千次，那么除了要有十分坚强的性格外，还要有异常清醒和坚定的头脑。
因此，在上千个优秀人物中间，有的可能以智力著称，者的可能以洞察力见长，有的可能以大胆或意志坚强而出众，但是也许没有一个人能兼备这些品质而成为高出一般水平的统帅。

同战术上相比，在战略上定下重要的决心要有更坚强得多的意志力，这听起来好象很奇怪，但是大凡了解战争的这方面情况的人是不会怀疑的。
在战术上，情况的变化非常迅速，指挥官觉得自己好象被卷在旋涡里一样，不冒生命的危险就不能同它搏斗，他只好抑止住不断产生的种种疑虑，勇敢地冒险前进。
在战略上，一切进行得很缓慢，自己的和别人的疑虑、异议和意见，以至不适时宜的懊悔等都能发生较大的作用。
在战术上，至少有一半的情况是人们亲眼观察到的，但在战略上就不同，一切都必须依靠猜想和揣测，因而信心也就比较小。
这样，大多数将帅在应该行动时就陷在错误的疑虑中。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历史，看一看腓特烈大帝1760年的战局。
这次战局是以出色的行军和机动而闻名的，曾被评论界称赞为战略上的真正杰作。
难道我们应该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是他忽而从左翼忽而从右翼迂回道恩的打法吗？难道我们应该把这种打法看作是高超的智慧的表现吗？
不，如果我们想如实地、毫不夸张地判断问题，我们就不能这样。
我们首先赞赏的是他的智慧，他以有限的力量追求一个大目标时，从不作力不胜任的事情，而是采取刚刚足够达到目的的行动。
他这种智慧不仅在这次战局中可以见到，而且在这位伟大的国玉所进行的全部三次战争中都可以见到。

四一

他当时的目的是签订一个和约来确保对西里西亚的占有。

作为一个小国的首脑( 这个国家的大部分情况同其他国家相似，只有在行政管理的某些方面较为优越)，他不可能成为亚历山大，如果他想仿效查理十二，也同样会被打碎脑袋。
我们在他进行的全部战争中，可以看到他有一种节制地使用力量的能力，他能始终保持镇静，但也不缺乏冲劲，在十分急迫的时刻，能把力量发挥到令人惊异的地步，随后为了服从政治上最微小的变动，又能继续保持平稳。
不管是虚荣心、荣誉心还是复仇心，都不能使他离开这条道路，正是这条道路引导他走向斗争的胜利结局。

这样几句话怎么能够评价这位伟大统帅在这方面的成就呢！ 只有仔细观察这次战争所取得的惊人的结局，探讨促成这种结局的原因，人们才会深信，正是他敏锐的眼力使他顺利地绕过了所有的暗礁。

这是这位伟大的统帅使我们钦佩的一个方面。
这一点在1760年战局和所有其他战局中都有表现，但在1760年战局中更为突出，因为在任何其他战局中，都不象在这次战局中那样以很少的牺牲同优势很大的敌人保持了均势。

使我们钦佩的另一个方面是他克服了实行中的困难。
从左翼或右翼迂回敌人，这样的机动是很容易想出来的。
集中自己数量有限的兵力，以便在任何地点都能够抗击分散的敌人，用迅速的运动使自己的力量发挥几倍的作用，这也是不难想出来的。
这些创造并不值得我们钦佩，对于这么简单的事情，除了承认它们简单以外，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但是，让一个统帅象腓特烈大帝那样，把这些重试一次吧！ 许多目睹过这一切的著作家，在很久以后还说他的野营是危险的，甚至说是轻率的。
我们不会怀疑，当他设置野营时，这种危险要比事后看来大两三倍。

在敌人的眼前行军，甚至往往在敌军的炮口下行军，也同样是如此。
腓特烈大帝敢于这样野营和行军，是因为他从道恩处理问题的方式和配置兵力的方法中，以及道恩的责任感和性格中找到了根据，所以，他的野营和行军不是轻率的。
然而，他所以能够这样做而不被那种在三十年后还被大家描绘和谈论的危险所迷惑和吓倒，正是因为他大胆、果断和意志坚强。
在他那样的处境下，恐怕没有几个统帅会相信这些简单的战略手段是可以使用的。

实行中还有另外一个困难： 在这次战局中，腓特烈大帝的军队在不断地运动。
它曾两次在有拉西追踪的情况下尾随着道恩，沿着难以行走的道路从易北河向西里西亚行军(7月初和8 月初) 。
军队每时每刻都必须做好战斗准备，由于行军必须巧妙地进行，军队必须忍受极大的劳累。
虽然有几千辆辎重车随行，甚至妨碍了行军，但是军队的给养仍然极其缺乏。
在西里西亚，军队在累格尼察会战以前，曾不得不连续夜间行军达八天之久，辗转在敌人阵地前面，这要求军队忍受极大的劳累和困苦。

难道可以相信，这一切在军队中能不引起巨大的阻力吗？难道统帅用他的智力这样地调遣军队，能象测量员用手转动等高仪那样轻而易举吗？
这位元首和最高统帅看到可怜的、又饥又渴的弟兄们疲惫不堪，能不千百次感到痛心吗？难道因此而产生的牢骚和怨言能不传进他的耳朵吗？
一个普通人能有勇气提出这样的要求吗？如果没有对统帅的伟大和正确有无比的信任，难道这样的劳累不是必然地要引起士气低落和纪律松弛，简单地说，不是要破坏军队的武德吗？我们应该尊敬的地方正在这里，我们应该钦佩的正是实行中的这些奇迹。
但是，只有那些有亲身体验的人，才能充分领会这一切。
那些只从书本上和演习场上了解战争的人，是根本不能领会这一切的。
因此，但愿他们真诚地从我们这里接受那些通过他自己的经验无法得到的东西吧。

上述例子很明确地说明了我们的想法。
在结束这一章时，我们再简单地说明一下，在论述战略时，我们将阐明那些我们认为是最重要的战略因素(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我们的方法是先谈各个部分，然后谈整体，最后以整个军事活动的联系，即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作结束。

仅仅把军队配置在某一地点，这只表明在这里有可能发生战斗，并不一定真正会发生战斗。
这种可能性能不能看作是现实性，看作是一种实际的东西呢？
当然可以。
战斗的可能性只要具有效果，就可以看作是实际的东西，而战斗的可能性，总是有效果的，不管效果怎样。

注： 在第二篇较早的修改稿中，作者对以下几段文字曾亲笔标明： 供第三篇第一章使用'，但作者修改这一章的计划未能实现，听以，我们将这几段文字全部附录于后。

可能的战斗由于有效果因而应该看作是实际的战斗
如果派遣一支部队去截断逃跑的敌人的退路，而敌人没有战斗就投降了，那么正是我们派去的这支部队准备进行战斗，才使敌人作出了这个决定。

如果我军某部占领了敌人一个没有设防的地区，从而剥夺了敌人作为补充用的大批力量，那么，我军所以能够占有这个地区，只是因为我们派去的部队已经使敌人看到： 
如果他要夺回这个地区，我军就要同他进行战斗。

在上述两种场合，战斗只是有发生的可能，就已经产生了效果，因而这种可能性就成为实际的东西。
假定在这两种场合敌人以优势兵力抗击我军，迫使我军不经过战斗就放弃自己的目的，那么，纵然我们没有达到目的，但我们原定在这里进行的战斗，仍然不是没有效果的，因为它把敌人的兵力吸引来了。
即使整个行动是失利的，我们也不能说这个部署，这个可能发生的战斗是没有效果的，只是它的效果同一次失利的战斗的效果相似而已。

由此可见，消灭敌人军队和打垮敌人，只有通过战斗的效果才能实现，不管战斗已实际进行，或者仅仅是作了部署而敌人并未应战。

战斗的双重目的
不过，战斗的效果是双重的，即直接的和间接的。
如果战斗不是直接以消灭敌人军队为目的，而是通过其他活动来达到这个目的，也就是说是曲折地、但却以更大的力量去达到消灭敌人军队的目的，那么，这种战斗的效果就是间接的。
一次战斗的直接目的可能是占领某些地区、城市、要塞、道路、桥梁、仓库等等，但这些活动决不是最终目的。
它们始终只能看作是取得更大优势的手段，其目的在于最后在敌人无力应战的情况下同他作战。
因此，它们只能看作是中间环节，看作是通向有效要素的阶梯，决不能看作是有效要素本身。

实例
1814年，拿破仑的首都被占，于是战争的目的达到了。
从巴黎开始的政治的崩溃局面发生了作用，一条巨大的裂痕使这个皇帝的权势趋于崩溃。
但是，这一切必须按下述观点来分析： 政治上的崩溃急剧地削弱了拿破仑的兵力和抵抗力，因而联军的优势相对地增长了，拿破仑再不能进行任何抵抗了，这样，联军才有可能同法国媾和。
假如当时联军的兵力由于外在的情况遭到了同样的削弱，因而丧失了优势，那么，占领巴黎的全部效果和重要性也就消失了。

我们探讨上述一系列的概念，是想指出这些概念是重要的，因为这些概念是对事物的自然而唯一真实的认识。
有了这种认识，人们就会经常考虑： 
敌我双方在战争中和战局中每一时刻发起的大小战斗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只有考虑这个问题，在制订战局计划或战争计划时才能确定一开始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如果不这样看问题就会对其他活动作出错误的评价如果不习惯于把战争或战争中的各个战局看成是一条完全由相互衔接的一系列战斗所组成的锁链，如果认为占领某些地点或未设防的地区本身就有某种价值，那么，人们就会很容易把这样的占领看作是垂手可得的成果。
如果这样来看问题，而不是把这样的占领看作是一系列事件的一个环节，人们就不会考虑： 这样的占领以后是否带来更犬的不利。
这种错误在战史中真是屡见不鲜！ 我们可以断言： 
如同一个商人不能把某次交易所得的利润存放不用一样，在战争中也不能把某次胜利放在全局的结果之外。
如同商人必须经常把全部财富投入交易的一样，在战争中只有最终的结局才能决定各次行动的得失。

如果指挥官的智力始终集中地用在一系列战斗( 就事先所能预见到的而言) 上，那么他就始终是在通往目标的正道上行选，这样，力的运动就具有了一种恰如其分的、不受外界影响的速度，也就是说，意愿和行动就具有了一种恰如其分的、不受外界影响的动力。

四二

第二章 战略要素
我们可以把决定战斗的运用的战略要素适当地区分为以下几类： 精神要素、物质要素、数字要素、地理要素和统计要素。
精神素质及其作用所引起的一切属于第一类； 
军队的数量、编成、各兵种的比例等等属于第二类； 作战线构成的角度、向心运动和离心运动( 只要它们的几何数值是有计算价值的) 属于第三类； 
制高点、山脉、江河、森林、道路等地形的影响属于第四类； 最后，一切补给手段等属于第五类。
为了使概念明确，并且一眼就能判定各类要素的价值大小，把这些要素分别加以考察是有好处的，因为分别加以考察时，某些要素虚假的重要性就自行消失了。
例如，作战基地即使只是作战线的状况的问题，在这个简单的形式中，作战基地的价值仍然与其说是由作战线构成的角这个几何要素决定的，还不如说是由作战线所通过的道路和地区的状况决定的，这是很明显的。

但是，这些要素在军事行动中大多是错综复杂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如果有人想根据这些要素来研究战略，那么，这将是一种最不幸的想法。
他必然会在脱离实际的分析中迷失道路，就象在梦中从抽象的桥墩向现实世界架桥一样，必然会徒劳无益。
但愿上帝保佑，不要有哪个理论家作这样的开端。
我们决不想离开整个现象世界，也决不想使我们的分析超过读者对我们的思想所能理解的程度。
我们的思想并不是从抽象研究中得来的，而是从整个战争现象给我们的印象中得来的。

四三

第三章 精神要素
我们应该再来谈谈第二篇第三章谈过的精神要素，因为它们是战争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精神要素贯穿在整个战争领域，它们同推动和支配整个物质力量的意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仿佛融合成一体，因为意志本身也是一种精神要素。
遗憾的是在一切书本知识中很难找到它们，因为它们既不能表达为数字，也不能分成等级，只能看到或感觉到。

军队的武德、统帅的才能和政府的智慧以及他们的其他精神素质，作战地区的民心，一次胜利或失败引起的精神作用，所有这些东西本身都是极不相同的，而且对我们的目的和所处的情况也可能产生极不相同的影响。

尽管这些问题在书本里很难或者根本不能予以论述，但它们仍然象构成战争的其他对象一样，属于军事艺术理论的范畴。
必须再说一遍： 如果有人墨守成规，把一切精神要素都排除在规则和原则之外，一遇到精神要素，就把它作为例外，并把这种例外科学地规定下来，把它说成是规则，或者，有人求助于超乎一切规则之上的天才，实际上等于宣告说，规则不仅是为愚人写的，而且它本身也必然是愚蠢的，那么这只能是一种可怜的哲学。

军事艺术的理论，即使只能让人们注意这些精神要素，只能说明对这些精神要素作充分估价和考虑的必要性，它就已经把自己的范围扩大到精神的领域了。
而且，只要人们明确了这些观点，也就给那些企图在理论的法庭上只用物质力量的关系为自己辩护的人预先作了判决。

而且，即使为了建立所谓的规则，理论也不应该把精神要素排斥在外，因为物质力量的作用和精神力量的作用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不可能象用化学方法分析合金那样把它们分解开。
理论为物质力量制订每条规则时，都必须考虑精神要素可能占有的比重，否则，规则就会变成绝对的条文，有时显得小心翼翼而局限性很大，有时又显得专断而过于宽泛。
甚至完全不想涉及精神内容的理论，也必须会不知不觉地涉及精神要素，因为不考虑精神的影响，任何问题都根本得不到说明，例如胜利的作用就是如此。
因此，本篇论述的大部分问题，既涉及物质的原因和结果，又涉及精神的原因和结果，而且可以说，物质的原因和结果不过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结果才是贵重的金属，才是真正的锋利的刀刃。

历史最能证明精神要素的价值和它们的惊人的作用，这正是统帅能够从历史中吸取的最宝贵、最纯真的精神养料。
但在这里必须指出，同理论阐述、批判地探讨和学术研究相反，各种感受、总的印象和一时的灵感更能播下智慧的种子，结下精神的果实。

我们本来可以详尽地考察战争中的各种最主要的精神现象，并且象勤勉的讲师那样仔细地探讨每一种精神现象的利弊。
但是，这样做就会很容易地陷入一般和平庸的境地，在分析过程中容易忽视实质，不知不觉地只注意那些人所共知的东西。
因此，我们在这里宁愿采用不全面的和不完整的叙述方法，使大家一般地注意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指出本篇所有论点的精神实质。

四四

第四章 主要的精神力量
主要的精神力量指统帅的才能、军队的武德和军队的民族精神。
这几种主要的精神力量中哪一种价值较大，任何人都不能笼统地加以确定，因为要指出它们各自的价值就已经很困难了，要比较它们价值的大小，那就更加困难了。
最好的办法是对它们中间的任何一种都不要轻视。
但是人们在进行判断时，却总是有些古怪地左右摇摆，时而轻视这一方面，时而又轻视那一方面。
比较妥当的办法，是用充分的历史事实来说明这三种精神力量的明显的作用。

的确，现代欧洲各国军队在技能和训练方面差不多都达到了相同的水平，作战方法也变成了一套几乎是各国军队所通用的方法，用哲学家的话来说，得到了这样自然的发展，以致不可能期待统帅运用什么个人特有的手段( 例如象腓特烈二世运用斜形战斗队形那样) 。
因此不容否认，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军队的民族精神和战争锻炼有着更大的作用。
这种情况经过较长的和平时期可能会有改变。
军队的民族精神( 热情、狂热、信仰和信念)，在山地战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时，自上而下直至每个士兵都必须独立活动。
因此，山地是民众武装最合适的战场。

军队的熟练的技能和经过锻炼的勇敢精神( 它使军队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就象一块熔合的金属一样)，在开阔的平原上能得到最充分的发挥。

统帅的才能在复杂的地形上和丘陵地上最能发挥作用。
在山地，统帅很少指挥单独的部队，要指挥所有的部队又力所不及；而在开阔的平原上，指挥军队又过于简单，不能充分施展他的才能。
在制订作战计划时应该考虑上述这些明显的关系。

四五

第五章 军队的武德
武德不同于单纯的勇敢，更不同于对战争事业的热情。
勇敢固然是武德必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军人的勇敢不同于普通人的勇敢，普通人的勇敢是一种天赋的品质，而军人的勇敢也可以通过锻炼和训练培养出来。
军人的勇敢必须摆脱个人勇敢所固有的那种不受控制和随心所欲地显示力量的倾向，它必须服从更高的要求： 
服从命令、遵守纪律、遵循规则和方法。
对战争事业的热情，虽然能使武德增添生命力，使武德的火焰燃烧得更旺盛，但并不是武德必要的组成部分。

战争是一种特殊的事业( 不管它涉及的方面多么广泛，即使一个民族所有能拿起武器的男子都参加这个事业，它仍然是一种特殊的事业)，它与人类生活的其他各种活动是不同的。
武德表现在个人身上就是： 深刻了解这种事业的精神实质，激发、锻炼和吸取那些在战争中活动的力量，把自己的全部智力运用于这个事业，通过训练使自己能够确实而敏捷地行动，全力以赴，从一个普通人变成称职的军人。

因此，不管人们多么煞费苦心地设想一个人可以培养成既是公民又是军人，不管人们如何把战争想象得具有全民的性质，不管人们认为战争的发展同以前佣兵队长时期多么不同，他们仍然不能抹煞战争这种事业的特殊性。
既然如此，从事战争的人只要还在从事战争，就永远会把同自己一起从事战争的人看成是一个团体，而战争的精神要素，主要是通过这个团体的制度、规章和习惯固定起来的。
事实上也确实是如此。
因此，在我们坚决主张从最高角度来观察战争的时候，如果轻视军队中可能和必然或多或少具有的这种团体精神，那是很不正确的。
在我们所说的武德中，这种团体精神好象是把起作用的各种精神力量粘结在一起的粘合剂。
组成武德的那些晶体，要依靠这种团体精神才能比较容易地凝结起来。

一支军队，如果它在极猛烈的炮火下仍能保持正常的秩序，永远不为想象中的危险所吓倒，而在真正的危险面前也寸步不让，如果它在胜利时感到自豪，在失败的困境中仍能服从命令，不丧失对指挥官的尊重和信赖，如果它在困苦和劳累中能象运动员锻炼肌肉一样增强自己体力，把这种劳累看作是致胜的手段，而不看成是倒霉晦气，如果它只抱有保持军人荣誉这样一个唯一的简短信条，因而能经常不忘上述一切义务和美德，那么，它就是一支富有武德的军队。
但是，即使没有这种武德，也可以象万第人那样出色地战斗，象瑞士人、美国人和西班牙人那样完成伟大的事业，甚至可以象欧根和马尔波罗那样，率领没有武德的常备军取得胜利。
因此不应该说，没有武德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我们特别强调这一点，是为了使我们这里提出的概念更为明确，不致成为一个泛泛的一般概念，也不致把武德看成似乎等于一切。
事实上武德并不是一切。
武德是一种可以单独考虑的特殊的精神力量，它的作用是可以估计的，如同一件工具一样，它的力量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在阐述了武德的特点以后，我们还想谈一谈武德有哪些作用以及通过什么途径可以获得武德。

武德同军队各部分的关系就象统帅的天才同军队的整体的关系一样。
统帅只能指挥军队整体，不能指挥军队的各个单独的部分。
统帅指挥不到的部分，就必须依靠武德。
选拔统帅应该以他在卓越的品质方面所享有的声誉作根据，而选拔大部队的主要指挥官则应该经过仔细的考察，指挥官的职位越低，这种考察可以越少，对个人才能的要求也可以相应地降低，但相对地要求具有武德。
一个武装起来作战的民族的勇敢、机智、刻苦和热情等天赋品质，也可以起同样的作用。
这些品质可以代替武德，而武德也可以代替这些品质。
从这里可以看到两点：(1)只有常备军具有武德，而且也只有它最需要武德。
民众武装天赋的品质，可以代替武德，而且这些品质在战争时期发展较快。

(2) 常备军在对民众武装作战时，比对常备军作战时更需要武德，因为在这种场合兵力比较分散，各部队需要更多地依靠自己。
反之，当军队能够集中使用时，统帅的天才就起较大的作用，可以弥补武德的不足。
一般说来，战区和其他情况使战争变得越复杂，使得兵力越分散，军队就越需要武德。

从上述两点可以得到一个教训，如果军队缺乏武德，就应该尽可能简单地组织战争，或者加倍注意战争组织的其他方面，不要指望徒有虚名的常备军提供名副其实的常备军才能提供的东西。

因此，军队的武德是战争中最重要的精神力量之一。
如果缺少这种力量，就应该有其他精神力量，如统帅的卓越才能、民族的热情等来代替，否则，所作的努力就收不到应有的效果。
看一看亚历山大统率的马其顿军队，凯撒统率的罗马军团，亚历山大·法尔涅捷统率的西班牙步兵，古斯达夫·阿道夫和查理十二统率的瑞典军队，腓特烈大帝统率的普鲁士军队和拿破仑统率的法国军队，我们就会知道军队的这种精神力量，这种象从矿石中提炼出来的闪闪发光的金属似的优秀品质促成了多少伟大的事业。
谁要是不愿承认，这些统帅只是依靠富有这种精神力量的军队才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显示出他们的伟大，他就是故意无视一切历史事实。
这种精神力量只能从两个来源产生，而且只有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能产生这种精神力量。
第一个来源是军队经历一系列战争并取得很多胜利，另一个来源是军队经常经受极度的劳累和困苦，只有在劳累和困苦中军人才能认识到自己的力量。
一个统帅越习惯于向自己的士兵提出要求，他就越相信这些要求能够实现。
士兵克服了劳累和困苦，会同战胜了种种危险一样感到骄傲。
因此，只有在不断活动和劳累困苦的土地上，武德的幼芽才能成长，而且只有在胜利的阳光下才能成长。
一旦武德的幼芽长成粗壮的大树，就可以抵御不幸和失败的大风暴，甚至可以抵制住和平时期的松懈，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是如此。
因此，虽然只有在战争中和在伟大的统帅的领导下才能产生这种精神力量，但是，这种精神力量产生了以后，即使这支军队是在平庸的统帅领导下和处于很长的和平时期，至少也可以保持好几代。

一支满身创伤、久经锻炼的部队所发扬光大的和经过锻炼的团体精神，是那种单靠条令和操典粘合在一起的常备军的自负和虚荣心所不能比拟的。
相当严厉的要求和严格的勤务规则可以使军队的武德保持得持久一些，但不能产生武德，因此，我们虽然承认这都是永远有价值的，但不应该作过高的估价。
良好的秩序、技能、意志以及一定的自豪感和饱满的情绪是和平时期训练出来的军队的特色，这些都应该珍视，但是它们并不能单独发挥作用。
整体只能依靠整体来维持，就象一块冷却得太快的玻璃一样，一道裂缝就可以使整体完全破裂。
这样的军队即使有世界上最饱满的情绪，一遭到挫折，也很容易变得胆怯，甚至变得极端恐惧，即法语所说的大溃败，'。
这样的军队只有依靠统帅才能有所作为，单靠它自己则将一事无成。
这样的军队，当它没有在胜利和劳累中经过锻炼、逐渐适应艰苦的战斗以前，统率它就必须加倍谨慎。
因此，我们不能把武德和情绪相互混淆。

四六

第六章 胆量
为了指出理论不能为了制定法则而限制胆量的作用，我们在论胜利的把握那一章中曾经谈过，胆量在各种起作用的力量中( 在这里胆量同小心谨慎是对立的) 
占怎样的地位和起怎样的作用。
促使人们在精神上战胜极大危险的这种可贵的力量，在战争中也应该看成是一种独特的有效要素。
实际上，胆量如果不是在战争中，还会在人类活动的哪一个领域里更有它的地位呢？对军人来说？从辎重兵和鼓手直到统帅，胆量都是最可贵的品德，它好比是使武器锋利和发光的真正的钢。

我们应该承认，胆量在战争中甚至还占有特别优先的地位。
在战争中，除了对时间、空间和数量的计算以外，胆量也起一定的作用，当一方的胆量超过对方时，他的胆量就因为对方怯懦而发挥了作用。
因而胆量是真正的创造性的力量。
这一点甚至在哲学上也是不难证明的。
有胆量的人每当遇到怯懦的人，就必然有获胜的可能，因为怯懦能够使人失去镇静。
只有遇到深思熟虑的谨慎的人，他才处于不利地位，因为这样的谨慎同样可以说是胆量，至少和胆量同样坚强有力。
但这种情况是少有的。
在所有谨慎的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胆怯的。

在军队中，大力培养胆量这种力量，决不至于妨碍其他力量的发挥，因为军队在战斗队形和勤务规则的约束和规定下是服从更高的意志的，是受上级思想的支配的。
胆量在这里，就象是压缩待发的弹簧一样。

指挥官的职位越高，就越需要有深思熟虑的智力来指导胆量，使胆量不致毫无目的，不致成为盲目的激情冲动，因为地位越高，涉及个人牺牲的问题就越少，涉及其他人生存和全体安危的问题就越多。
因此，如果说军队受已成第二天性的勤务规则的控制，那么，指挥官就必须受深思熟虑的约束。
指挥官在行动中如果只靠胆量，就很容易造成错误。
但是，这种错误还是可嘉的，不应该和其他错误同等看待。
那些常常不合时宜地表现出胆量的军队还是好的。
这好比生长茂盛的杂草，它们正是土壤肥沃的证明。
甚至是蛮勇，即毫无目的的胆量，也不能低估它，从根本上说，它跟胆量是同一种感情力量，只是表现为一种不受任何智力支配的激情而已。
只有当胆量同服从背道而驰，因而忽视上级明确的意志时，我们才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危害。
但是，我们把它看作是危害，并不是由于胆量本身的缘故，而是由于拒绝服从，因为在战争中没有比服从更重要的。

在战争中，当指挥官的认识相同时，因小心，怕事而坏事比因大胆而坏事要多千百次，这一点也许只要我们一提，读者就一定会同意。

按理说，有了合理的目的，就容易有胆量，因而胆量本身的价值就会降低，但事实上却正相反。

当有了明确的思想，或者智力占优势时，一切感情力量就会大大失去威力。
因此，指挥官的职位越高，胆量就越小，因为，即使见解和理智没有随职位的上升而提高，客观事物、各种情况和各种考虑也仍然会从外部对他们施加频繁而强大的压力，他们越是缺乏个人的见解，就越感到压力的沉重。
法国有句成语： 在第二位上大放光芒，升到第一位时黯然失色，这句话揭示的生活经验所以在战争中也适用，最基本的原因就在这里。
在历史上被认为平庸甚至优柔寡断的统帅，在职位较低时几乎个个是以大胆和果断著称的。

有些大胆的行动是必要性引起的，我们必须弄清楚这种必要性。
必要性在程度上是不同的。
如果必要性十分迫切，当事者在追求自己的目的时不冒很大的危险就会遇到同样大的其他危险，那么值得我们称赞的就只是他的果断，而果断是有它自己的价值的。
一个年轻人为了表现骑手的本领而跃过深沟，那是有胆量，假使是在一群土耳其士兵的追杀下跃过深沟，那就只是果断了。
反之，行动的必要性越不迫切，必须考虑的情况越多，必要性就越不影响胆量的作用。
1756年腓特烈大帝看到战争不能避免，只有先发制人才能免于灭亡，所以他发动战争是由于有必要性，但同时也是很有胆量的，因为在他那样的处境下，恐怕只有少数人才能下这样的决心。

虽然战略只是统帅或最高指挥官的事情，但对战略说来，其他各级人员的胆量，同其他人的武德一样，并不是无关紧要的。
一支来自勇敢的民族而又经常培养大胆精神的军队，可以作出缺乏这种武德的军队所不能作的事情，因此我们谈到了军队的胆量的问题。
我们本来要说的是统帅的胆量，可是当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一般地阐明了胆量的特性以后，关于统帅的胆量也就没有很多的话要说了。

指挥官的职位越高，智力、理解力和认识力在他的活动中就越起主导作用，胆量这种感情力量就越被推到次要位置。
因此在身居最高职位的人中间，胆量是很少见的，正因为这样，这些人身上的胆量就更值得称赞。
有卓越智力作指导的胆量是英雄的标志，这种胆量的表现，不是敢于违反事物的性质和粗暴地违背概然性的规律，而是在决策时对天才（即准确的判断）迅速而不假思索地作出的较高的决定予以有力的支持。
智力和认识力受胆量的鼓舞越大，它们的作用就越大，眼界也就越广阔，结论也就越正确。
当然，在这里永远不要忘记，较大的目的也是和较大的危险联系在一起的。
一个普通人，姑且不谈懦弱的人和优柔寡断的人，至多只有在远离危险和不需要负责的情况下，在自己的房间里设想某种活动时，才可以得出那种不需要实际观察即能得出的正确的结论。
但是，如果危险和责任从各个方面袭来，他就会丧失全面观察的能力，即使由于别人帮助没有失去这种能力，也会失去决断能力，因为在这方面别人是无法帮忙的。

因此我们认为，没有胆量就谈不上杰出的统帅，也就是说，生来不具备这种感情力量的人是决不能成为杰出的统帅的，因此我们认为这种感情力量是成为杰出的统帅的首要条件。
当一个人的职位升高时，这种通过修养和生活锻炼而有所发展和改变的天赋的感情力量还能剩下多少，这是另一个问题。
当然，这种力量剩得越多，天才的翅膀就越硬，飞得就越高，因而冒险精神就越大，追求的目的也就随之提高。
不管是预见到的必要性引起的、并按必要性进行的行动，还是荣誉心引起的、并为满足荣誉心商进行的行动，不管是因卡特烈的行动，还是亚历山大的行动，对批判的考察来说几乎都是一样的。
如果说亚历山大的行动因为更为大胆而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那么，腓特烈的行动就因为内在的必要性更多而更能满足人们的理智。

现在我们还必须再考虑一个重要的情况。

一支军队所以能够具有大胆精神，可能是因为这个民族本来就有这种精神，也可能是因为在有胆量的指挥官指挥下，通过胜利的战争培养了这种精神。
但在后种情况下，这支军队最初是不具备大胆精神的。

在我们的时代里，除了通过战争，而且是依靠胆量进行的战争以外，几乎再没有其他途径可以培养一个民族的大胆精神了。
只有依靠胆量进行的战争才能抵制住懦弱和贪图安逸的倾向，这种倾向会使一个日益繁荣和交往频繁的民族堕落下去。

一个民族，只有它的民族性格和战争锻炼在不断地相互促进，才能指望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占有巩固的地位。

四七

第七章 坚忍
读者也许希望听到一些关于角和线的问题，但在这里看到的却不是这些科学世界的公民，而是每天在大街上都能遇到的日常生活中的人们。
可是作者还是不打算在所探讨的论题范围以外多加丝毫的数学成分，也不怕因而使读者感到意外。

在世界上的任何场合都没有在战争中那样，事情与人们的想象大不相同，从远处看和从近处看差别很大。
建筑师可以多么平静地望着建筑物如何按照他的设计图逐步建造起来！医生虽然比建筑师要遇到多得多的意外结果和偶然现象，但他对自己所用的手段的作用和用法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而在战争中，一个统帅却经常受到种种情况的冲击，诸如真的和假的情报，由恐惧、疏忽和急躁所引起的错误，由正确的或错误的见解、恶意、真的或假的责任感和怠情或疲劳所引起的违抗行为，以及一些谁也想象不到的偶然事件等等。

总之，他处在成千上万的感受之中，这些感受绝大多数是令人担忧的，只有极少数是令人鼓舞的。
长期的战争经验能使他具有对具体现象迅速作出估价的能力，高度的勇敢和内心的坚强能使他象岩石抗拒波涛的冲击一样抵御住这些感受。
谁在这些感受面前让步，谁就会一事无成。
所以，在实现自己的企图时，只要还没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否定这个企图，就十分需要有坚忍精神来同这些感受对抗。
何况在战争中，任何丰功伟绩，几乎没有一件不是经过无限的劳累、艰辛和困苦才取得的。
如果说在这里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弱点常常容易使人屈服，那么只有那种表现为世世代代受赞赏的坚忍精神的伟大的意志力，才能引导他达到目标。

四八

第八章 数量上的优势
数量上的优势不论在战术上还是在战略上都是最普遍的致胜因素，因此首先应该就其普遍性加以考察，为此我们作以下的论述。
战略规定进行战斗的时间、地点和兵力。
它通过这些规定对战斗的开始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
只要战术进行了战斗，并获得了结果，不论是胜利还是失败，战略就可以根据战争的目的来运用这种结果。
当然，战斗结果同战争目的之间的关系是很间接的，很少是直接的。

它们之间还有一系列其他目的作为手段而从属于战争目的。
这些目的(它们对较高的目的来说又是手段)实际上是多种多样的，甚至最终目的，即整个战争的目标，也几乎在每次战争中都是不同的。
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将随着对有关问题的研究而逐步了解，在这里我们不打算逐个地讨论这一切问题(即使这是可能的)。
因此，我们暂且不谈运用战斗的问题。

在战略规定(也可以说是决定)战斗时，甚至那些对战斗的开始发生影响的事物，也不是那样简单的，并不是稍加考察就可以掌握的。
战略在规定时间、地点和兵力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而多种不同的方法对战斗的开始和战斗和结果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因此我们只能逐步地，即通过进一步的具体研究再来熟悉它们。
如果撇开战斗的意义和产生战斗的条件所引起的一切变化不谈，最后再撇开军队的质量(因为这是既定的)不谈，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战斗这一赤裸裸的概念，即抽象的斗争了。

在这个抽象的斗争中，除了作战双方的数量以外，就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区别了。
这样，作战双方的数量就决定着胜负。
为了得出这一结论，我们不得不撇开一系列问题不谈，由此可以看出：在一次战斗中数量上的优势只是致胜因素之一，有了数量上的优势还远远算不上赢得了一切，也远远算不上获得了主要的东西，而且由于其他同时起作用的条件的变化，获得的东西还可能是十分少的。

但是，优势有程度上的不同，它可以是一倍，也可以是两倍、三倍等等。
每个人都懂得，如果照这样增加上去，数量上的优势必然会压倒其他一切。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须承认，数量上的优势是决定一次战斗结果的最重要的因素，只不过这种优势必须足以抵销其他同时起作用的条件。
从这里得出一个直接的结论：必须在决定性的地点把尽可能多的军队技入战斗。

不管投入战斗的军队是否够用，我们在这方面要作到现有手段所允许作的一切。
这是战略上的首要的原则。
正如前面说的那样，这个原则具有普遍的意义，它既适用于法国人和德国人，也适用于希腊人和波斯人，英国人和马拉地人。
但是，为了使这个问题能够更加明确些，我们不妨考察一下欧洲的军事情况。

欧洲各国军队在武器装备、组织编制和各种技能方面，彼此是非常相似的，只是在军队的武德和统帅的才能方面有时还有一些差别。
翻遍现代的欧洲战史，已经找不出象马拉松那样的战例了。
腓特烈大帝在勒登以大约三万人击败了八万奥军，在罗斯巴赫用两万五千人打败了五万多联军，但这是同拥有一倍或一倍以上兵力优势的敌人作战而取得胜利的绝无仅有的战例。

我们不能引用查理十二在纳尔瓦会战的战例，因为当时俄国人几乎还不能被看作是欧洲人，而且这次会战的主要情况很少有人知道。
拿破仑曾经在德累斯顿以十二万人对抗二十二万人巧，对方的兵力优势还不到一倍。
在科林，腓特烈大帝以三万人对抗五万奥地利人，但是没有成功。
拿破仑在殊死的来比锡会战中，以十六万人对抗过二十八万多人，同样也没有成功，对方的优势还远远不到一倍。

由此可见，在目前的欧洲，即使最有才能的统帅，也很难战胜拥有一倍优势兵力的敌军。
如果我们看到，一倍优势的兵力在天平上竟有比最伟大的统帅还大的重量，那么我们就不应当怀疑，在一般条件下进行的大小战斗中，不论其他方面的条件如何不利，只要有显著的数量上的优势，而且无需超过一倍，就足以取得胜利了。
当然，人们可能想到有些隘口即使用十倍的兵力也难以攻陷，但在这种情况下，就根本谈不上是战斗了。

因此我们认为，决定性地点上的兵力优势，在我们欧洲的这种情况下以及一切类似的情况下，是十分重要的，即使在一般情况下，无疑也是一个最重要的条件。
在决定性地点上能够集中多大的兵力，这取决于军队的绝对数量和使用军队的艺术。

因此，首要的规则应该是把尽量多的军队投入战场。
这昕起来很象是老生常谈，其实并非如此。

长期以来，人们从没有把军队的数量看作是重要条件，为了证明这一点，只要指出下列事实就够了：在大多数战史中，甚至在十八世纪的比较详尽的战史中，军队的数量不是完全没有提到，就是只顺便谈到，却从来没有被人重视过。
滕佩霍夫是最早谈到这个问题的著作家，他在七年战争史中曾一再谈到这个问题，但谈得也十分肤浅。

甚至马森巴赫，在他评论1973年和1794年普鲁士军队在孚日进行的战局的许多文章" 中，对山脉、谷地、道路和小径谈了许多，但对双方的兵力却什么也没有说。

可以证明这一点的另外一个事实是某些评论家的头脑中有一种奇异的想法，他们认为军队应该有一个最理想的固定的标准数量，超过这个数量的多余的兵力不但不能带来益处，反而是累赘。

最后，还有许多例子说明，人们所以没有把一切可以利用的兵力都投入会战或战争，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数量上的优势确实是重要的。
如果人们确信集中显著优势前兵力可以夺取一切可能夺取的东西，那么，这条明确的信念就必然会反映在战争的准备上，会把尽量多的兵力投入战争，以便自己在兵力上占优势，至少不让敌人在兵力上占优势。
关于进行战争的绝对兵力的问题就谈这些。

绝对兵力的数量是由政府规定的。
尽管这种规定已经是真正的军事活动的开始，而且在军事活动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问题，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将在战争中指挥这支军队的统帅，却必须把握，对兵力的数量看作是既定数，因为他或是没有参加决定这个数量，或是条件不允许他把兵力扩大到足够的程度。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不能取得绝对优势，也要巧妙地使用军队，以便在决定性地点上造成相对的优势。

这样，空间和时间的计算就似乎是最重要的，于是人们认为战略上的这种计算似乎包括使用军队的全部问题。
有些人甚至认为，杰出的统帅天生有一种能在战略上和战术上从事这种计算的器官。

空间和时间的计算，即使在任何场合都是最基本的，是战略上日常需要的，但却不是最困难的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如果我们不抱偏见地阅读战史，那么就会发现，这吨计算上的错误真正导致重大损失的情况，至少在战略上是极为少见的。
如果一个果断而又灵活阳统帅(如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用一支军队以急速的行军击败几个敌人的这一切情况，都要用空间和时间的巧妙结合这个概念来表明，那么我们就会徒劳无益地在用词上纠缠不清。
为了使概念明确和有用，必须用确切的名称来称呼各种事物。

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对敌方(道恩和施瓦尔岑堡)的情况的正确判断，敢于在一段时间内仅以少量兵力同敌人对峙的冒险精神，进行强行军的毅力，迅速进行袭击的胆量，以及伟大人物在面临危险时所表现出来的异乎寻常的作为，这都是他们取得胜利的原因，——这一切同正确计算空间和时间这两个简单事物的能力又有什么相干呢？
但是，甚至象在罗斯巴赫和蒙米赖胜利后乘势取得勒登和蒙特罗胜利那样的反跳式用兵，这种在防御战中经常为伟大统帅所信赖的方法，确切地说来，也毕竟只是历史上罕见的现象。

要取得相对的优势，也就是在决定性地点上巧妙地集中优势兵力，就往往必须准确地选定决定性地点并使自己的军队一开始就有正确的方向，就必须有决心为了主要的东西(即为了大量集中自己的兵力)不惜牺牲次要的东西。
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在这方面做得十分突出。

谈到这里，我们认为已经把数量上的优势的重要性说清楚了。
数量上的优势应该看作是基本原则，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应该首先和尽量争取的。

但是，如果因此就认为数量上的优势是取得胜利所不可缺少的条件，那就完全误解了我们的论述。
我们只是想在结论中指出军队的数量在战斗中的重要性。
只要能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那就完全符合这个原则了。
至于由于兵力不足是否应该避免战斗，那只有根据总的情况才能决定。

四九

第九章 出敌不意
为了达到上一章所谈的到处要争取的相对优势，就必然要到处争取出敌不意。
一切行动都是或多或少以出敌不意为基础的，因为没有它，要在决定性的地点上取得优势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出敌不意是取得优势的手段，但除此以外，就其精神效果来看，它还可以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因素。
非常成功的出敌不意会使敌人陷于混乱和丧失勇气，从而会成倍地扩大胜利，这有许多大的和小的例子可以说明。
这里谈的不是狭义的出敌不意——进攻范围内的奇袭，而是一般地用各种措施，特别是用调配兵力的方法达到的出敌不意。
这种出敌不意在防御中也同样可以采用，特别在战术防御中更为重要。

我们说，一切行动都无例外地要以出敌不意为基础，但是，行动的性质以及行动的条件是不同的，因此，以出敌不意为基础的程度是极不相同的。

这种差别由于军队、统帅以至政府的特点不同就已经开始存在了。

秘密和迅速是出敌不意的两个因素，而两者是以政府和统帅具有巨大的魄力和军队能严肃地执行任务为前提的。
软弱和松懈是不能达到出敌不意的。
虽然出敌不意是到处应争取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而且确实是不会毫无效果的，但是，非常成功的出敢不意也确实是不多的，这是它本身的性质决定的。
因此，如果认为在战争中用这种手段一定能得到很多收获，那是一种错误的想法。
在想象中，出敌不意是非常引人入胜的，但在实行中，出敌不意却多半因为整个机器的阻力而难以实现。

在战术上，由于涉及的时间和空间的范围都比较小，出敌不意自然就比较容易实现。
因此，在战略上，越是接近战术范围的措施，就越有可能出敌不意，越是接近政治范围的措施，就越难出敌不意。
准备一次战争通常需要几个月，把军队集中到主要的配置地点，多半需要建造一些仓库和补给站，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行军，这些动向是很快就会被人知道的。

因此，一个国家出敌不意地向另一个国家挑起战争，或者出敌不意地将大量兵力指向另一个国家，这是极少见的。
在以围攻为主的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中，人们曾尽力争取出敌不意地包围一个要塞，并认为这是军事艺术中特有的重要的一章，但是，成功的例子仍是罕见的。

与此相反，一两天内就可以完成的活动，出敌不意的可能就较大。
因此，比敌人抢先一步行军，从而先敌占领某一阵地、某一地点或者某一条道路等等，往往并不困难。
但是很明显，这样的出敌不意虽然较容易达到，但效果较小，不是这样的出敌不意虽然较难达到，但效果较大。
谁要是相信这样一些小规模的出敌不意往往能取得很大的效果，例如赢得一次会战，夺取一个重要仓库，谁就等于相信那些可以想象，但在历史上找不到证明的东西，因为一般说来，这种出敌不意产生很大效果的例子是罕见的。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通过小规模的出敌不意要收到很大效果是很困难的。

当然，凡是从历史上研究这些问题的人，都不应该只注意历史评论家那些渲染的词藻、说教和自鸣得意的术语，而必须正视事实本身。
例如在1761年的西里西亚战局中，就有过以出敌不意闻名的一天。
那是7 
月22日。

那天，腓特烈大帝在向尼斯附近的诺森行军时，比劳东将军抢先了一步，据说，这就使奥军和俄军不能在上西里西亚会师，因而他赢得了四个星期的时间。
但是，谁要是仔细阅读一下大史学家们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载，并且不抱偏见地看这些记载，那么，他就决不可能认为7月22 
日的行军有这样大的意义，而只能看出对这次行军的流行看法是充满矛盾的，并且看出在那个以机动闻名的时代里，劳东的行动有许多是没有道理的。

五〇

在渴望了解真相和获得确证的今天，人们怎能容忍那些流行的历史证明呢？要在战争过程中利用出敌不意取得巨大的效果，就必须积极地活动、迅速地定下决心和进行强行军。
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是大家公认在这方面造诣最深的统师，但是，从他们的战例中也可以看到，即使充分地作到了这一切，也并非总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腓特烈大帝在1760年7 
月曾非常出敌不意地从包岑袭击拉西将军，转而又袭击德累斯顿，在整个这段插曲中他不仅实际上一无所得，反而丢失了格拉次要塞，使自己的处境明显地恶化。

拿破仑在1813年曾经两次突然从德累斯顿袭击布留赫尔(至于他从上劳西次突入波希米亚就根本不用提了)，两次都完全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只不过是浪费时间和兵力，扑了个空，而且反而使德累斯顿几乎陷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因此，在战争中要通过出敌不意取得巨大的效果，只靠指挥官的活动、魄力和果断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其他有利条件。
但是，我们不是想完全否认出敌不意可能取得巨大的效果，只是想指出巨大的效果同其他有利的条件是分不开的，而这些条件并不是经常具备的，也很少是指挥官所能创造出来的。

在这方面，这两位统帅也提供了另外两个鲜明的例子。
1814年，当布留赫尔的军队离开主力军团向马恩河下游移动时，拿破仑对它进行了一次著名的袭击。
要想以两天出敌不意的行军取得比这更大的战果是不容易的。
首尾相隔三日行程的布留赫尔的军队被各个击破了，遭受了相当于一次主力会战失败时那样的损失。
这完全是出敌不意的效果，因为，假使布留赫尔预料到拿破仑可能对他袭击，他就完全不会这样组织行军了。
这次出敌不意的袭击所取得的效果同布留赫尔行军组织的错误是分不开的。
当然拿破仑并不知道这些情况，因此，他的成功掺杂着一种幸运的偶然性。

1760年的累格尼察会战也是如此。
腓特烈大帝在这次会战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他刚刚占领了一个阵地，在当夜又转移了，这完全出乎劳东的意料之外，因而使劳东损失了七十门炮和一万人。
虽然当时腓特烈大帝为了避免会战，或者至少为了打乱敌人的计划，经常采取忽东忽西地运动的原则，但是14日夜间转移阵地，却正好不是由于这个原因，而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因为他不喜欢14日的阵地。
因此，偶然性在这里也起着很大的作用。
如果劳东的进攻不是偶然地碰上了腓特烈大帝在夜间转移了阵地，不是偶然地碰上了难以通过的地形，那么，结果就可能不是这样了。

就是在较高的和最高的战略范围内，也有一些利用出敌不意获得巨大成果的战例。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只要指出以下几个例子就够了：大选帝侯同瑞典人作战时，从弗兰肯到波莫瑞以及从马克到扑烈哥尔河的两次辉煌的进军；1757年的战局；1800 
年拿破仑越过阿尔卑斯山的那次著名的行动。

在1800年这个战例中，一支军队投降后交出了整个战区，在1757年的战局中，另一支军队几乎也同样地交出战区并投降。
最后，还可以举出腓特烈大帝侵入西里西亚作为一场完全出敌不意的战争的例子。
上述各例中的战果都是非常巨大的。
但是，如果不把这种情况同一个国家由于缺乏活动力和毅力而没有作好战争准备的情况（如1756年的萨克森和1812年的俄国）混为一谈，这种情况在历史上还是少见的。

现在还要谈谈关于出敌不意的一个关键问题。
这就是：只有能够左右对方的人才能做到出敌不意，而只有行动正确的人才能左右对方。
如果为了出敌不意采用了错误的措施，那么不但不能取得良好的结果，反而会招致恶果，至少敌人对我们的这种措施不必特别担心，他会从我们的错误中找到防止不幸的对策。
进攻比防御包含更多的积极行动，因此，出敌不意自然也就更多地为进攻者所采用，但是正如我们在后面就要谈到的那样，这也不是绝对的。
进攻者和防御者也可能同时采取出敌不意的行动，这时候，谁的措施最恰当，谁就必然占上风。

按理应该如此，但实际生活并不这样严格地符合这一准则，而且原因很简单。
出敌不意的精神作用，往往能使最坏的事情变成好事，并使对方不能正常地定下决心。
特别是在这里，我们所指的不仅仅是对方的高级指挥官，同时还指每一个指挥官，因为出敌不意会使部队涣散，因而每个指挥官的个性在这时都很容易表现出来。
在这里，许多问题都取决于双方总的情况的对比。
如果在总的精神方面占有的优势，能使对方士气低落和惊慌失措，那么利用出敌不意就能取得更大的效果，甚至在本来应该失败时也会取得良好的结果。

五一

第十章 诡诈
诡诈是以隐蔽自己的企图作为前提的，因此它是同直率的、无所隐讳的，即直接的行动方式相对立的，就如同双关谐语和直接的表白相对立一样。
因而它和说服、收买、压服等手段没有共同之处，但是和欺骗很类似，因为欺骗也同样隐蔽自己的企图。
如果诡诈完全得逞，它本身甚至就是一种欺骗，但是由于它并不是直接的言而无信，因而和一般所谓的欺骗毕竟还有所不同。
使用诡诈的人要使被欺骗的人自己在理智上犯错误，这些错误在最后造成一种结果，使他看不到事物的真相。
因此可以说：如果双关谐语是在思想上和概念上变戏法，那么诡诈就是在行动上变戏法。

初看起来，战略这个名称来源于诡诈这个词似乎不是没有道理的。
尽管从希腊时代以来，战争在许多方面发生了真正的和表面的变化，但战略这个名称似乎依然表示它本来具有的诡诈的实质。

如果人们认为战术是暴力行为(即战斗本身〉的实施，而把战略看作是巧妙运用战斗的一种艺术，那么，除了各种感情力量(象压缩待发的弹簧一样的炽烈的荣誉心，不易屈服的坚强意志等等)以外，其他禀赋似乎都不能象诡诈那样适合于指导和鼓舞战略活动了。
上一章谈到到处要争取出敌不意时已经含有这个意思，因为任何一次出敌不意都是以诡诈(即使是很小程度的诡诈)为基础的。

尽管我们非常需要了解战争中双方指挥官在狡猾、机智和诡诈方面的较量情况，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战史中很少记载这些情况，而且在大量的关系和情况中它们也很少是突出的。

产生上述情况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它们与上一章所谈的大致相同。

战略的活动不是别的，只是采取同部署战斗有关的措施。
战略不象生活的其他方面那样，可以单纯在口头和文字上进行活动，发表谈话，草拟声明等等。
但使用诡诈进行欺骗时，所要利用的却主要是这些廉价的东西。

战争中也有与此类似的活动，例如，透露只是为了骗人的方案和命令，故意向敌人泄漏假情报等等。
这些活动在战略范围内通常只起很小的作用，只有在个别碰巧的场合才是合适的，因此不能看作是指挥官可以随意进行的活动。

但是要通过部署战斗等这样的活动使敌人受骗，就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兵力，而且活动的规模越大，花费就越多。
人们通常都不愿为此付出这种代价。
因此，所谓佯动在战略上收到预期效果的情况是很少的。
事实上，在较长时间内把大量兵力单纯用来装模作样是危险的，因为这样做很可能不发生作用，而在决定性地点上这部分兵力却无法使用了。

指挥官能够经常深刻地体会到这个平凡的道理。
因此他不喜欢狡猾灵活的把戏。
单调而严肃的必然性经常迫使他不得不采取直接行动，使他没有玩弄这种把戏的余地。
总之，在战略这个棋盘上，是不存在诡诈和狡猾所不可缺少的灵活性的。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虽然诡诈在不妨害必要的感情力量(然而往往是有妨害的)的情况下没有什么害处，但是对统帅来说，正确而准确的眼力比诡诈更为必要，更为有用。

但是，战略支配的兵力越少，就越需要使用诡诈。
因此，当兵力很弱，任何谨慎和智慧都无济于事，一切办法似乎都无能为力的时候，诡诈就成为最后手段了。
人们越是在绝望的处境中，就越想孤注一掷，而诡诈也就越能助长他们的胆量。
在丢掉一切其他打算，不再考虑一切后果的情况下，胆量和诡诈可以相互促进，并使希望的微光集中于一点，成为一道也许还可能引起火焰的光芒。

五二

第十一章 空间上的兵力集中
最好的战略是首先在总兵力方面，然后在决定性的地点上始终保持十分强大的力量。
因此除了努力扩充兵员（但这往往不是统而所能决定的)以外，战略上最重要而又最简单的准则是集中兵力。
除了为实现迫切的任务必须把兵力调开以外，任何部队都不应该脱离主力。
我们要严格遵守这一准则，并把它看作是一种可靠的行动指南。
至于什么是分割兵力的合理的理由，我们将会逐步认识清楚的。
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上述准则并非在每一次战争中都产生同样的效果，由于目的和手段不同，它可能产生不同的效果。

有些人只是糊里糊涂按照别人的习惯做法把兵力分割和分散了，但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这种现象听来好象难以置信，但却重复过几百次了。

如果我们承认集中全部兵力是一个准则，而任何分散和分割兵力都只是例外，只是有了充分的根据才是可行的，那么，我们不仅可以完全避免那种愚蠢的行动，而且还可以杜绝某些分割兵力的错误理由。

五三

第十二章 时间上的兵力集中
我们在这里要谈的概念在实际运用时很容易引起各种各样的错觉，所以有必要把某些概念阐述和明确一下，为此，我们再来作一次简短的分析。

战争是方向相反的两个力量的碰撞，从这里自然会得出结论：较强的一方不但可以抵销对方的力量，而且还可以迫使对方作反方向的运动。
因此，在战争中根本不容许陆续(逐次)发挥力量的作用，同时使用规定用于一次碰撞的全部力量必须看作是基本法则。

但是，只有战争确实象机械碰撞一样，才会产生上述现象。
如果战争是双方力量持续不断地相互抵销的过程，那么力量的作用当然也就可以陆续发挥了。
在战术上就是这样，这主要是因为火器是一切战术的重要基础，但也还有其他原因。
如果在火力战中以一千人对五百人，那么双方伤亡的多寡同双方参战人数的多少都有关系。
一千人发射的子弹比五百人多一倍，而一千人被击中的可能性也比五百人被击中的可能性大些(因为一千人的队形一定比五百人的队形更为密集)。
假定一千人被击中的可能性比五百人大一倍，那么双方的伤亡就会相同。
例如用五百人战斗的一方伤亡二百人，那么用一千人战斗的一方也同样有二百人伤亡。

如果用五百人战斗的一方还有五百人保留在火力范围以外，那么，双方都还有八百个可以战斗的人。
但是，其中一方的八百人中有五百人是弹药充足、体力充沛的生力军，而另一方的八百人却都是队形松散、弹药不足和体力受到削弱的士兵。
不过，仅仅由于一千人比五百人多一倍，被击中的可能性就大一倍，这样的假定当然是不正确的。
因此，保留半数兵力的一方也可能在一开始就受到较大的损失，这是一种不利。
同时还必须承认，在一般情况下，用一千人战斗的一方一开始就拥有把敌人逐出据点和迫使敌人退却的有利条件。

但是，他以后作战时只有八百名经过战斗而处于松散状态的士兵，对方却有五百名生力军，而且参战过的士兵的战斗力被削弱的程度也不会比他严重得很多，这是对他不利的。
至于上述两种有利条件同这一种不利条件能否抵销，这已不是进一步分析所能明确的问题，必须依靠经验来判定。
在这里，凡是稍有战争经验的人，大概没有一个人不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优势在拥有生力军的一方。

由此可见，在战斗中使用过大的兵力将会导致多么大的不利。
尽管使用优势兵力在最初可能带来很大的利益，但是在以后却可能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

不过，只有当军队秩序混乱、队形松散和体力疲惫时，换句话说，当出现每次战斗中都会有的(胜利的一方也会有的)危机时，才有上述危险。
因此，当一方的军队处于削弱状态时，对方相当数量的生力军的到来就起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当胜利一方的松散状态已经消失，只剩下胜利带来的精神方面的优势时，对方再投入生力军就不能挽回败局了，相反，这支生力军也会被卷入失败的旋涡。
一支被击败的军队，是不可能依靠强大的预备队在第二天转败为胜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战术和战略之间的一个+ 
分重要的区别的根源。

战术上的成果，即在战斗进行中和在战斗结束前取得的成果，绝大部分是在队形松散和体力疲惫的情况下取得的，而战略上的成果，即整体战斗的成果或终局的胜利(不论是大是小)，却不是在这种情况下取得的。
战略上的成果，是在部分战斗的成果结合成一个独立的整体时才产生的，这时，危机已不存在，军队恢复了原来的状态，损失的只不过是实际被消灭了的那一部分。

根据这种区别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战术上兵力可以逐次使用，而在战略上兵力却只能同时使用。

在战术上，如果开始阶段取得的成果不能解决一切，而必须考虑到下一阶段，那么，自然会得出以下结论：为了取得开始阶段的成果，只能使用必要的兵力，而必须把其余的兵力配置在火力战和白刃战的杀伤范围以外，以便用来对付敌方的生力军，或者用来战胜已经削弱了的敌人。
但在战略上却不是这样。
一方面，如同我们上面指出的那样，在战略上一旦产生了成果，就无需担心敌人的反击，因为随着战略成果的出现，危机也就不存在了；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在战略上使用了的兵力都一定会受到削弱。

五四

只有在战术上同敌人冲突的那部分兵力，即参加战斗的那部分兵力，才会被敌方削弱。
也就是说，只要在战术上不无谓地滥用兵力，那么被削弱的就只是不得不被削弱的那一部分，而决不是在战略上参加冲突的全部兵力。
在兵力占优势的情况下，某些参加战斗不多甚至没有参加战斗的部队，仅仅由于它们的存在就可以同参加战斗的部队一同起决定性作用。
战斗结束后，这些部队还保持着原来的状态，就象没有参加战斗的部队一样，可以用于新的目的。
这种用来造成优势的部队对总的成果会有多么大的贡献，是十分清楚的。
而且不难看出，有了这样的部队，在战术上参加冲突的那部分兵力的损失将会大大减少。

因此，如果说，在战略上使用的兵力增多，损失不但不会增大，甚至往往会有所减少，从而我们的决战会更有保障，那么，自然可以得出结论：在战略上使用的兵力越多越好，因此，必须同时使用现有一切可以使用的兵力。

但是，我们还必须从另一方面来彻底地论证这个原则。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谈的只是斗争本身。
固然，斗争是真正的军事活动，但是，斗争所离不开的人、时间和空间，以及它们的作用所能产生的结果也必须予以考虑。

战争中的疲乏、劳累和物资缺乏，是一种特殊的损害因素，这种因素就其实质而言并不属于斗争本身，但或多或少同斗争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同战略有密切的关系。
在战术上，固然也有劳累和物资缺乏，而且可能非常严重，不过战术行动的持续时间比较短，因此它们的影响可以不必作很多的考虑。
但在战略上，时间和空间的范围都比较大，这种影响往往不仅十分明显，而且经常起决定性作用。
在一支常胜的军队中，疾病减员比战斗减员大得多的现象是常见的。

如果象上面考察战术上的火力战和白刃战那样来考察战略上的这种损害范围，那么，当然可以设想：处于这种损害范围内的一切军队在某个战局或者其他战略阶段结束时都会陷于削弱状态，因而刚投入战场和生力军能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在战略上也象在战术上一样，应该用尽量少的兵力来争取开始阶段的成果，以便把生力军留在最后使用。

为了对这种在许多实际使用的场合好象很有道理的思想作出确切的评价，我们必须探讨它的各个具体概念。
首先，我们决不能把纯粹是以后增加的兵员同原来就有的生力军混淆起来。
在大多数情况下，当战局临近结束时，不论是胜利的一方还是失败的一方，都迫切希望增加兵员，甚至认为这好象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谈，因为，假如一开始就拥有足够强大的兵力，就没有必要增加兵员了。

至于认为新参战的部队就其精神价值来说比作战已久的部队更值得重视，就象战术预备队比在战斗中受过很大损失的部队更值得重视一样，那是同所有的经验矛盾的。
失利的战局固然能使部队的勇气和精神力量受到某种程度的挫伤，但是胜利的战局也能使勇气和精神力量得到同样程度的增强，两者平均起来，得失互相抵销，战争锻炼却象纯利一样被盈余下来了。

此外，在这里应该更多地以胜利的战局为着眼点，而不是以失利的战局为着眼点，因此，如果预料失利的可能性较大，本来就兵力不足，不可能设想还把一部分兵力留待以后使用。

这个问题解决以后，还有一个问题：劳累和物资缺乏使军队受到的损失，是否象在战斗中一样，会随着兵力的增加而增加呢？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必须是否定的。

劳累大多是由危险引起的，而军事行动的每一个瞬间都或多或少地渗透着危险。
军队要想处处避免这种危险，确有把握地行动，就必须进行大量活动，这些活动就是战术上和战略上的勤务。
兵力越小，这种勤务就越繁重，兵力优势越大，这种勤务就越轻松，这一点谁能怀疑呢？因此在战局中对抗比我们兵力小得多的敌人，比对抗兵力相等或大于我们的敌人，劳累要小得多。

上面所说的是关于劳累的问题。
至于谈到物资缺乏，那就有所不同。
物资缺乏主要指两个方面：给养品的缺乏和宿营条件(不管是舍营还是舒服的野营) 
的缺乏。
集结在同一地点的部队越多，这两方面的物资当然也就越缺乏。
但是，对于向外扩展，取得更大的空间、取得更多的给养和宿营条件来说，兵力优势岂不也是一种最好的手段吗？1812 
年拿破仑进军俄国时，曾经史无前例地把军队大量集中在一条大路上，因而造成了同样是史无前例的物资缺乏，这不能不归咎于他的那条原则：在决定性的地点上集中的兵力越多越好。

他在这里是否过份强调了这条原则，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如果要避免遭到物资缺乏的困难，只需在较宽的正面上前进就行了。
在俄国不会缺少空间，一般地说，缺少空间的情况也是极少的。
因此，从这里找不出任何根据可以证明同时使用优势很大的兵力就必然会在较大程度上削弱军队。
可能有人认为：虽然把本来可以留待必要时使用的多余的兵力都用上去能减轻整个军队的负担，但大风大雨和作战时不可避免的劳累会使它减员。

五五

不过，我们认为必须把一切联系起来作全面的考察，试问：这种减员的不利是否大到足以抵销其力优势在各方面所能取得的利益呢？现在还有十分重要的一点需要加以论述。
为了在部分战斗中取得某个较大的成果，要大致确定哪些兵力是必要的，哪些兵力是多余的，这并没有多大困难。
但在战略上要这样做就几乎没有可能，因为战略上要获取的成果不是死板固定的，是没有明显的限度的。
因此，在战术上可以看作是过剩的那部分兵力，在战略上却必须看作是可以用来伺机扩大战果的手段。
利益的百分比是随战果的大小而增减的，因此，使用优势兵力很容易就可以取得谨小慎微地使用兵力所永远得不到的东西。

1812年，拿破仑依靠自己巨大优势，成功地推进到莫斯科，而且占领了这个首都。
如果他依靠这一优势能够完全粉碎俄国的军队，那么，他也许可以在莫斯科缔结一个通过任何其他途径都很难得到的和约。
这个例子只是用来说明上述观点，不是用来证明它，如果要证明它，就需要详尽地阐述，在这里这样做是不方便的。

以上只是针对逐次使用兵力的观点说的，而不是针对预备队这个概念本身说的。
固然，这些论述已经不止一次地涉及到预备队这个概念，但是，正象我们在下一章将要谈到的那样，它还同其他一些概念有联系。

在这里要明确一点：在战术范围，单是实际使用军队的时间延长，就能使军队受到削弱，因而时间是削弱军队的一个因素，但在战略范围，时间基本上不是通过本身的延长对军队发生影响的。
在战略范围，虽然时间对军队也起损害作用，但是这种损害作用干部分由于兵力众多而被抵销了，另一部分则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得到补偿，因此，在战略上不能单纯为了时间的缘故，就企图通过逐次使用兵力的方法使时间对自己有利。

我们所以说单纯为了时间的缘故，是因为时间通过和它结合在一起的其他条件对作战一方可能产生和必然产生的影响同时间本身直接产生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前者不是无所谓或无足轻重的，这个问题我们将另作研究。

我们要阐明的准则是：一切用于某一战略目的的现有兵力应该同时使用，而且越是把一切兵力集中用于一次行动和一个时刻就越好。

但是，在战略范围也有持久地和陆续地发挥兵力的作用的问题，即逐次展开生力军的问题，特别是在生力军是争取最后胜利的主要手段时，更不能忽视这个问题。
这是另一章要讨论的问题，在这里提到它，只是为了使读者不致误解，不要把上面谈到的问题误认为是我们还根本没有谈到的问题。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个同上面的论述有密切关系的问题，即战略预备队的问题，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整个问题才能得到充分的说明。

五六

第十三章 战略预备队
预备队有两个不同的使命：第一是延长和恢复战斗，第二是应付意外情况。
第一个使命以逐次使用兵力能取得利益为前提，因而在战略范围内不可能出现。
把一个部队调到即将失守的地点去，这显然属于第二个使命的范畴，因为在这里不得不进行抵抗，是没有充分预见到的。
如果一个部队仅仅为了延妖战斗而被留下来，被配置在火力范围以外，但仍然受这次战斗的指挥官指挥，那么它当然是战术预备队，而不是战略预备队。

但是，在战略范围，也可能需要准备一定的兵力以防意外，因此，也可能需要有战略预备队，不过只是在可能出现意外情况的条件下才是这样。
在战术范围，人们多半只能通过观察来了解敌人的措施，任何一个小树林和地榴都可以把敌人的措施隐蔽起来，因此人们必须经常在某种程度上准备应付意外情况，以便在以后可以加强整个部署中过于薄弱的环节，总之，要能够针对敌人的情况调整我方的兵力部署。

在战略范围也必然会由现这种情况，因为战略行动同战术行动是有直接联系的。
在战略上，有些部署也只有根据观察和每日每时获得的不很确实的情报以及战斗产生的实际效果才能予以确定。
因此，根据情况不确实的程度保留一定兵力以备以后使用，也是战略指挥上的重要条件。
大家知道，在防御中，特别是在江河、山地这一类地形的防御中，会不断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战略活动离开战术活动越远，这种不确实性就越小，当战略活动接近政治领域时，这种不确实性就几乎完全不存在了。

敌人把纵队派往什么地方去进行会战，这只能通过观察去了解，敌人将在什么地方渡河，这可以从他事前暴露的某些准备措施中来了解。
至于敌人可能从哪个方向侵入我国，通常还在一枪未发以前，所有的报纸就已透露了。
措施的规模越大，人们就越难做到出敌不意。
时间是如此之长，空间是如此之大，产生行动的各种情况又是如此明显而很少变化，以致人们或者有足够的时间来了解它，或者可以确切地推断出来。

而另一方面，措施越涉及到全局，战略预备队(如果有的话)的作用也就越小。

我们已经知道，部分战斗的结局本身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只有在整体战斗的结局中才能看到一切部分战斗的价值。

但是，即使是整体战斗的结局，也只有相对的意义，这种意义的大小，取决于被击败的敌军在其全部兵力中占多大的比重和有多大的重要性。
一个军的失利可以用一个军团的胜利来弥补，甚至一个军团在会战中的失利，不仅可以由一个更大的军团的胜利来抵销，而且还可以转败为胜(例如1813年在库耳姆的两天会战)，这是任何人都不能怀疑的。
但是，被击败的那一部分敌军越重要，胜利(整体战斗的胜利)的重要性也就越有独立的意义，敌人通过以后的行动来挽回失败的可能性也就越小，这一点也同样是很清楚的。
至于如何进一步明确这一点，我们将在其他地方进行研究，在这里，只要读者知道这种关系无疑是存在的就够了。

现在，我们在上述两点以外再加上第三点：如果说在战术上兵力的逐次使用总是使决定性行动推延到整个行动的末尾，那么在战略上同时使用兵力的准则却几乎总是使主力决战(不一定是最后决战)在一次大规模行动的开始就进行。
这样，我们根据这三点结论就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战略预备队的使命越广泛，战略预备队的必要性就越小，好处就越少，带来的危险就越大。

要指出从哪里开始战略预备队的存在就变得不合理了，这并不困难。
主力决战就是这个起点。
在主力决战中全部兵力必须都使用进去，把现有军队组成的任何预备队留在主力决战以后使用都是荒谬的。
因此，如果说在战术上预备队可以看作是应付意外的手段，而且是战斗失利时挽救无法预见的后果的手段，那么，在战略上，至少在太规模的决战中就不应该使用这种手段。
在战略上，某一处的失利通常只能通过别处取得的胜利来挽救，在少数情况下可以把别处的兵力调来挽救败局，但是决不应该也不允许有为了挽回败局而预先保留兵力的思想。

我们认为，建立一支不参加主力决战的战略预备队的思想是错误的。
这一点本来已经非常明显，如果不是这种思想在别的概念的伪装下还显得很不错，而且经常出现的话，我们就根本不会在这两章作这样的分析了。

有人认为这是战略上智谋和谨慎的精华，有人则把它连同任何预备队(因而也连同战术预备队) 
一概否定掉。
这种混乱思想也反映在现实生活中。
如果人们想看一看这方面突出的例子，那么可以回忆一下1806年的事件。
那时普鲁士曾经把符腾堡欧根亲王指挥的二万人的预备队留在马克，结果这支预备队未能及时赶到扎勒河，另外还把二万五千人留在东普鲁士和南普鲁士，作为预备队以备以后使用。

看到这些例子，人们就不会责备我们无的放矢了。

五七

第十四章 兵力的合理使用
如同我们说过的那样，人的思路很少是仅仅沿着某些原则和观点发展的直线，它总有自由活动的余地。
在实际生活的一切艺术中就是如此。
用横坐标和纵坐标是描不出美的线条的，用代数公式是作不出圆和椭圆的。
因此，指挥官有时必须依靠高度准确而迅速的判断（这是天赋的敏感和锻炼出来的深入思考的能力所形成的），几乎在不知不觉中就察明真相，有时必须把规律概括成明确的要点作为行动的规则，有时还必须把惯用的方法作为行动的依据。

我们认为，经常注意使所有兵力都发挥作用，换句话说，随时随地注意不把任何一部分兵力搁置不用，这就是一种概括出来的要点，就是智力活动的一种依据。
谁在不必要的地方配置过多的兵力，谁在敌人攻击时还让一部分军队在行军，也就是说，有一部分军队没有发挥作用，谁就是不善于合理地使用兵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有而不用比用而不当更为不好。

一旦需要行动，首先就要使所有的军队都行动起来，因为即使是最不恰当的活动，也可以牵制或击败一部分敌人，而完全搁置不用的军队，在那时却是完全不起作用的。
显而易见，这个观点同前三章阐述的原则是联系在一起的，是同一个真理，我们只不过是从更广泛的角度进行考察，把它归纳成一个单独的概念而已。

五八

第十五章 几何要素
究竟几何要素（即兵力配置的形式）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为战争中的重要因素？在筑城术中，我们看到几何学几乎支配着从大到小的一切问题。
在战术上，几何学也起着很大的作用。
在狭义的战术中，即在关于军队运动的理论中，几何学是基础。
在野战筑城中，以及在关于确定阵地和对阵地进攻的学说中，几何学上的角和线象决定一切的立法者一样居于统治地位。

在这里，有些几何要素被滥用了，而另外一些则只是毫无作用的游戏。
但在每战必求包围敌人的现代战术中，几何要素又重新具有了巨大的作用，它们被简单地，但却反复地应用着。
尽管如此，现代战术比起要塞战来，它的一切都不那么死板，精神力量、个人特性和偶然性都起着较大的作用，因而儿何要素不象在要塞战中那样占统治地位。
在战略范围，几何要素的影响就更小了。

在这里兵力配置的形式和国土的形状固然也有很大的影响，但几何要素不象在筑城术中那样起决定性作用。
也远不象在战术中那样重要了。
至于这种影响是以什么方式表现出来的，在以后当几何要素再次出现并值得加以考虑时，我们才能逐步予以阐明。
在这里我们只想使大家注意：这个问题在战术范围和战略范围是有差别的。

在战术范围，时间和空间容易变得很小。
一个部队如果翼侧和背后都受到敌方的攻击，就会很快陷于完全无法退却的困境。
这是一种接近于完全无法继续战斗的处境，必须设法摆脱它，或者预先防止陷入这种境地。
为此而采取的行动一开始就具有巨大的作用——主要是使敌人对后果产生顾虑。
因此，兵力配置的几何形式是产生上述作用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但在战略范围，空间很大，时间很长，因而这一切只产生微弱的影响。
人们不能从一个战区射击到另一个战区，实现一个预定的战略迂回往往需要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时间。
而且空间是如此广阔，即使采取最好的措施，要想分毫不差地达到目的也只有很小的可能性。

因此，在战略范围，这类行动的作用（即几何要素的作用）要小得多，正因为这样，在某一地点实际取得的胜利的作用就大得多。
这一胜利在没有被可能的失败部分地或全部地抵销以前，是有时间充分发挥其作用的。
因此，我们敢于肯定地说z 
在战略上更为重要的是战斗胜利的次数和规模，而不是联系这些战斗的几何形式，这是一条已定的真理。

但是，与此相反的观点却成为现代理论中人们喜爱的论题，他们认为，有了这种观点就可以使战略具有更大的重要性。
他们又把战略看作是更高的智力活动，并且以为这样就可以使战争更为高贵，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使战争更加科学化。
我们认为，一个完善的理论的主要用处就在于揭穿这种谬论的迷惑作用。
由于这种现代理论常常以几何要素这个主要概念为出发点，因此我们特别强调这个问题。

五九

第十六章 军事行动中的间歇
如果把战争看作是相互消灭的行为，那么，就必然认为，双方一般说来都是在前进的。
但是也同样必然认为，就某一时刻来说，只有一方在前进，而另一方一定在等待。
因为双方的情况决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或者不可能是永远相同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可能变化，因而当前这个时刻对这一方就会比对另一方有利。
假定双方统帅都完全了解这一点，那么，一方前进的根据同时也成为另一方等待的根据。

因此，在同一个时刻双方不会都感到前进有利，也不会都感到等待有利。
在这里，双方不可能同时抱有同样目的的原因不是一般的两极性（因此同第二篇第五章的论点并不矛盾），而是双方统帅定下决心的根据实际上是同一个情况，也就是情况改善还是恶化的可能性。

即使双方的情况完全相同，或者由于统帅对对方情况了解不够，误认为情况是完全相同的，仍然不可能产生间歇，因为双方的政治目的是不同的。
从政治上看，双方必然有一方是进攻者，双方的企图如果都是防守，那就不会发生战争了。
进攻的一方抱有积极的目的，防御的一方只有消极的目的；进攻的一方必须采取积极的行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积极的目的。
因此，即使双方的情况完全相同，积极的目的也会促使进攻的一方行动。

根据这种想法，军事行动中的间歇严格说来是同战争的性质矛盾的，因为两支军队是两敌对的因素，任何一方必然在不停止地消灭对方，就象水和火永远不能相容，不到一方完全消失，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就决不会停止。
但是，我们对两个摔跤者长久地扭在一起僵持不动的现象又如何解释呢？军事行动本来应该一刻不停地进行，就象上紧发条的钟表一刻不停地运动一样。
但是，不管战争的性质多么暴烈，它总还受人的弱点的限制，人们一方面在追求危险和制造危险，同时却又害怕危险，战争中有这种矛盾，人们是不会感到惊奇的。

如果我们浏览一下战史，往往可以看到问上述情况相反的现象，在战争中为了达到目标并不总是不停顿地前进，间歇和停顿是军队的基本状态，而前进却是例外。
这几乎使我们怀疑上述观点的正确性。
但是，尽管战史上的大量事实所证明的是这样，最近的一系列事件却恰好证明了我们前面的观点。
革命战争充分表明了这个观点的现实性，也充分证明了它的必然性。
在革命战争中，特别是在拿破仑的各次战局中，战争的进行达到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力量的程度，我们认为这是暴力的自然规律。
这样看来，战争达到这种程度是可能的，既然是可能的，也就是必然的。

事实上，如果不是为了前进，在战争中付出许多力量又如何解释呢？面包师只是为了要烤面包才烧热炉子；人们只是为了要用车才把马套在车上。
如果除了使对方付出同样大的力量以外不想得到任何其他东西，那又为什么要作这样巨大的努力呢？关于这个原则的总的方面，我们就谈这么多，现在再来谈谈它在现实中的变化，当然，这里只是指事物性质决定的变化，而不是指一些具体情况所引起的变化。

在这里必须指出引起变化的三个原因，它们是内在的牵制力量，可以阻止战争这个钟表走得太快或无休止地走下去。

第一个原因是人本性上的怯懦和优柔寡断。
它使行动具有经常趋于停顿的倾向，囱而是一种抑制因素，它是精神世界中的重力，但不是由引力引起的，而是由斥力引起的，也就是说是由害怕危险和害怕负责任引起的。

在战争的烈火中，一般人会显得很笨重，因此要持续不断地运动，就必须有更强大的动力不断地推动他。
仅仅有战争目的还不足以克服这种重力，如果没有善战和敢作敢为的精神（这种精神在战争中就象鱼在水中一样适得其所）作主宰，没有来自上级的巨大责任的压力，那么停顿就会变成常事，前进就会成为例外。

第二个原因是人的认识和判断都是不完善的。
这在战争中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显得更为突出，因为人们很难每时每刻都很确切地了解自己的情况，至于敌人的情况，由于是隐蔽的，所以只能根据不多的材料加以推测。
因此，常常会发生这样一种情况：实际上等待只对？方比较有利，但双方却都认为对自己有利。
于是就象我们在第二篇第五章中讲过的那样，每一方都认为等待另一个时刻是明智的。

六〇

第三个原因是防御比较强而有力。
它象钟表里的制动装置一棒与会使行动时时停顿下来。
甲方可能觉得力量太弱而不能进攻乙方，但不能因此作出结论说，乙方就有足够的力量进攻甲方。
防御能够增强力量，因此，如果一方不进行防御而采取进攻，那么他不仅会失去这种力量，反而会把它转给对方。
形象地说，就是a+b 
和a 一b 的差等于2b。
因此，双方不仅同时都会觉得无力进攻，而且实际上也是如此。

这样，人们就为谨慎小心和对巨大危险的害怕在军事艺术中找到了立足点，证明它们是合理的，从而抑制战争所固有的暴烈性。
但是，这些原因还不足以说明，为什么在过去那些不是重大利害冲突引起的战争中会有长时间的问歇，在这些战争中，十分之九的时间是在无所作为中度过的。
这种现象主要是一方的要求和另一方的状况和情绪对战争的影响引起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论战争的性质和目的那一章中已经谈过了。

这一切可能产生十分巨大的影响，以致使战争成为不伦不类的东西。
这样的战争往往只是一种武装监视，或者只是为了支持谈判而摆出的威胁的姿态，或者只是使自己先处于稍微有利的地位而后相机行事的一种缓和的行动，或者只是勉强履行并非出于自愿的同盟义务。

在所有这些场合，利害冲突不大，敌对因素不强，每一方都不想对对方采取过分的行动，也都不十分害怕对方，简单地说，没有很大的利害关系逼迫和驱使他们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政府下的赌注不会很大，于是就出现了这种温和的战争，而真正的战争所具有的仇恨情绪受到了束缚。

战争越是这样不伦不类，必然性就越少，偶然性就越多，建立理论就越缺乏必要的根据和基础。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战争中，才智也是能够发挥作用的，而且同在其他战争中比较起来，它的表现形式也许更为多种多样，它的活动范围也许更为广泛，就象赌金币的赌博变成了小买卖一样。
在这里，作战的时间都花费在装模作样的小行动上，即半真半假的前哨战，没有任何效果的长时间的部署，以及被后人称颂为大有学问的布阵和行军上（所以被称颂为大有学间，因为这样做的一些微小原因已经不得而知，而一般人又无法想象出来） 
。

恰好就在这里，某些理论家发现了真正的军事艺术，他们从古代战争中运用的虚剌、防刺、防右下刺和防左上刺中找到了所有理论研究的对象，发现智力比物质重要。
他们认为最近几次战争反而是野蛮的搏斗，是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而且只能看作是向野蛮时代的后退。
这种观点象它论及的对象一样，是毫无价值的。
在缺乏巨大的力量和伟大的激情的地方，小聪明当然就容易发挥作用。
但是，指挥庞大的军队作战，象在狂风骇浪中掌舵一样，难道不是一种更高的智力活动吗？难道上述的击剑术式的作战方法就不包括在真正的作战方法之内吗？难道前者和后者的关系不象人在船上的运动和船本身的运动的关系一样吗？
实际上，这种击剑术式的作战方法只有在对方并不强于我方的条件下才能采用。
但是，难道我们能够知道这种条件能保持多久吗？难道法国革命不是正在我们幻想旧式作战方法稳妥可靠的时候袭击了我们，把我们从夏龙赶到莫斯科的吗？难道腓特烈大帝不是用类似的方式使安于老一套战争习惯的奥地利人大吃一惊，并震撼了奥地利王朝吗？在对付一个只受内在力量限制而不受其他任何法则约束的野蛮的敌人时，一个政府如果采取不坚决的政策，运用墨守成规的军事艺术，那就太可怜了！这时，行动和努力上的任何懈怠都会增强敌人的力量。
一个击剑运动员用他那套架势去摔跤是不那么容易的，往往只要被轻轻的一推，就会被摔倒在地上。

从上述所有的原因中可以看出，一次战局中的军事行动不是连续不断的，而是有间歇的；因此，在各次流血行动之间总有一个双方都处于守势而互相观望的时期；但一般说来，抱有较高目的的一方主要采取进攻的原则，它处于前进的状态，因此它的观望态度是稍有不同的。

六一

第十七章 现代战争的特点
人们必须考虑现代战争的特点，这种考虑对一切作战计划，特别是对战略计划有很大的影响。

拿破仑的幸运和大胆使过去人们惯用的一切作战手段都变得一文不值，许多第一流的强国几乎被他一击即溃。
西班牙人通过他们顽强的斗争表明，民众武装和起义尽管在个别方面还有缺点和不够完善，但总的说来是能起很大作用的。
俄国的1812年战局告诉我们：第一、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是不可征服的(其实这一点是人们早就应该知道的)，第二、会战的失利、首都的沦陷和某些地区的失守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减少最后胜利的可能性(过去，所有外交官都把这种情况会减少胜利的可能性看作是一条金科玉律，因此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就立即准备暂时接受一个不利的和约)。

这次战局又说明，当敌人进攻的力量已经枯竭时，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防御的一方往往就成为最强大的。
这时，转守为攻具有十分巨大的力量。
1813年的普鲁士进一步说明，紧急地建立民兵可以使军队增加到平时兵力的六倍，这些民兵在国外象在国内一样可以使用。
上述这些情况表明，民心和民意在国家力量、军事力量和作战力量中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因素。
既然各国政府已经知道这些辅助手段，就很难设想，它们在未来战争中会不使用这些手段，不管是危险威胁了它们的生存也好，还是强烈的荣誉心驱使它们这样作也好。

显而易见，双方用全国力量进行的战争和只依靠常备军进行的战争，是按不同的原则组织的。
以往的常备军好象是舰队，陆军同国家其他方面的关系和海军同国家其他方面的关系一样，，因此陆军的军事艺术曾经采用过海军战术中的某些原则，而现在却完全不采用那些原则了。

六二

第十八章 紧张与平静----战争的力学定律
我们在本篇第十六章中已经谈过二在大多数战局中，间歇和平静的时间比行动的时间要长得多。
尽管我们在第十章中又谈到现代战争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但是，可以肯定地说，真正的军事行动总还是被或长或短的问歇所中断。
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两种状态的实质作进一步的探讨。

如果军事行动中发生了间歇，也就是说，双方都不抱积极的目的，那么就会出现平静，因而也就出现均势。
当然，这里指的是最广义的均势，不是仅指军队的物质力量和精带力量的均势，而是还包括一切关系和利害在内的均势。
但是只要双方中有一方抱有新的积极目的，并且为此进行了活动（即使只是一些准备活动），而对方对此采取了对策，那么双方之间就会出现紧张；这种紧张状态将持续到决战结束时为止，也就是说，直到一方放弃自己的目的或者另一方作了让步时为止。

在双方一系列战斗效果的基础上进行的决战结束以后？接着就会出现向这一方面或那一方向的运动。

如果这个运动遇到必须克服的困难（如内部阻力）或新出现的对抗力量的作用而衰竭下来，那么，不是再度出现平静，就是出现新的紧张和产生新的决战，然后又会出现一个新的、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方向相反的运动。

把均势、紧张和运动作这样理论上的区分，对实际活动来说比初看起来更为重要。

在平静和均势的状态下，也可能有某些活动，但这些活动只是偶然的原因引起的，而不是能导致重大变化的目的引起的。
这些活动也可能是很大的战斗，甚至是主力会战，但是它们的性质毕竟是完全不同的，，因而往往产生不同的效果。

在紧张状态下，决战总是具有更大的效果，这一方向是因为在这时人们的意志能发挥更大的力量，环境会产生更大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因为这种大规模的行动已经有了各方面的准备。
这样的决战犹如密封的火药在爆炸，而同样规模的事件如果在平静状态中发生，却仿佛是散放着的火药在燃烧。

此外，不言而喻，紧张的程度必然是各不相同的，因此从最紧张的状态到最弱的紧张状态之间有各种不同程度的紧张状态，而最弱的紧张状态同平静状态之间就只有很小的区别了。

上述考察中对我们最有益的是下面的结论：同样的措施在紧张状态中比在均势状态中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和更好的效果，而在最紧张的状态中，其重要性就最大。

例如，瓦尔密炮击比霍赫基尔希会战89更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敌人无法防御而放弃的地区上驻防，同在敌人为了等待更有利的决战时机而退出的地区上驻防，应该采取完全不同的方式。
抗击敌人的战略进攻时，一个不合适的阵地，或者一次错误的行军，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但在均势状态中，这些缺点只有在特别突出的时候才会促使敌人行动。

象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以往大多教战争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均势中度过的，或者，至少是在程度较轻、间歇较长和作用较小的紧张中度过的。
在这种状态下发生的事件很少会产生很大的结果，它们有时只是为了庆祝女皇的诞辰（霍赫基尔希会战），有时只是为了争取军人的荣誉（库涅斯多夫会战），有时只是为了满足统帅的虚荣心（弗赖贝克会战） 
。

我们认为统帅必须清楚地辨别这两种状态，并且能针对这两种状态合理地行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要求。
但1806年战局的经验却告诉我们，人们往往离开这个要求还很远。
当时的情况要求把一切都集中在主力决战的高度紧张状态中，统帅本来应该把全部力量都用在这个事关重大的主力决战上，然而，却只是提出了一些措施，即使有一些措施确已付诸实施（例如对弗兰肯进行侦察），也不过是一些只能在均势状态中引起微弱振动的活动而已。
人们只注意了这些引起混乱和浪费精力的措施和意见，却把唯一能够挽救大局的必要措施遗忘了。

为了进一步阐述我们的理论，我们认为这种理论上的区分也是有必要的，因为关于进攻和防御的关系以及实施进攻和防御所要谈的一切都同危机状态（各种力量在紧张和运动时所处的状态）有关，而在均势状态中进行的一切活动，我们只看作是派生的东西，因为危机是真正的战争，而均势状态只不过是危机的反射而已。

六三

第四篇 战斗
第一章 引言
我们在前一篇考察了那些在战争中起作用的要素，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真正的军事活动——战斗。
这种活动通过物质的和精神的效果有时直接地有时间接地体现着整个战争的目的。
因此，在这种活动及其效果中，上述战略要素必然又会出现。

战斗本身的部署属于战术范畴，为了了解战斗的概貌，我们只需要对它进行一般的考察就够了。
在实际运用中，由于战斗有各种不同的直接目的，因而每个战斗也就具有其特殊的形式(关于这些直接目的，我们以后才能谈到) 
。
但是，同战斗的一般性质比较起来，战斗的特殊性质大多是不很重要的，因此大部分战斗彼此十分相似。
为了避免到处重复叙述战斗的一般性质，我们认为在谈战斗的具体问题以前，有必要先考察一下战斗的一般性质。

因此，我们在下一章中先从战术角度简单地阐述一下现代会战的特点，因为我们关于战斗的概念是以观代会战为基础的。

六四

第二章 现代会战的特点
根据我们关于战术和战略的概念，显而易见，战术有了变化，战略必然也会受到影响。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和在那种情况下战术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那么战略必然也会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只有这样，才是合乎逻辑和合乎情理的。
因此，我们在进一步研究战略上如何运用主力会战之前，先说明一下现代主力会战的特点是很重要的。

现在，一次大会战一般是怎样进行的呢？首先是从容地把大批军队前后左右配置好，然后按一定的比例展开其中的一小部分，让它在火力战中进行几小时搏斗，不时地穿插进行一次次小规模的冲锋、白刃格斗和骑兵攻击，而且形成拉锯状态。
当这一小部分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地把战斗力消耗殆尽时，它就会被撤回，为另一部分所代替。

这样，会战就象潮湿的火药慢慢燃烧那样，有节制地进行着。
当黑夜来临，什么都看不见了，谁也不想盲目地去碰运气，于是会战就会中止。
这时，人们就要估计一下，敌我双方还剩下多少可以使用的兵力，也就是还剩下多少兵力没有完全象死火山那样一蹶不振。
再估计一下阵地的得失情况以及背后是否安全。
最后，把这些估计的结果同敌我双方在勇敢和怯懦、聪明和愚蠢等方面的表现合起来构成一个总的印象，根据它就可以决定撤出战场还是明天早晨重新开始战斗。

上面的描绘并不是现代会战的全貌，只是勾划了现代会战这幅画的基本色调，它对进攻者和防御者都是适用的。
我们在这幅画上添上预定的目的、地形等等特殊的色彩，并不会改变它的基本色调。

可是，现代会战具有这种特点并不是偶然的。
它所以这样，是因为敌对双方在军事组织和军事艺术方面的水平大体上是相同的，是因为现代战争是由重大的民族利益引起的，战争要素突破了种种束缚，已沿着它的自然方向发展。
在这两种情况下，会战就始终保持着这种特点。

我们以后在说明兵力、地形等等各个条件的价值时，这个关于现代会战的一般概念，在许多地方是有用的。
不过，上述情况只是指一般的、规模大的、而且有决定意义的战斗以及类似的战斗，至于规模小的战斗，其特点固然也在向这个方面变化，但比起大规模的战斗来，变化的程度是较小的。
如果要对这一点加以证明的话，那已经属于战术范畴的问题了，我们以后还有机会作些补充，把它说得更清楚些。

六五

第三章 战斗概论
战斗是真正的军事活动，其余的一切活动都是为它服务的。
因此我们要认真地研究战斗的性质。

战斗就是斗争，在斗争中目的是消灭或制服敌人，而敌人就是在具体战斗中和我们对峙的军队。

这就是战斗的简单的概念，我们以后还要谈到它。
但在这以前，我们必须先谈一谈一系列别的概念。

如果我们把国家和它的军事力量看作是一个整体，那么，自然也就会把战争看作是一个大规模的战斗，在野蛮民族的简单关系中，情况确实如此。
但是，现代战争却是由大的和小的、同时发生的或相继发生的无数战斗构成的。
军事活动分成这么多单个行动，是因为在现代产生战争的情况是异常复杂的。

就是现代战争的最后目的，即政治目的，也不总是十分简单的。
即使这个目的十分简单，由于军事行动同许多条件和想法联系在一起，因而它不可能通过一次单个的大规模的行动来达到，只有通过结成一个整体的许多大的和小的活动才能达到。
每一个这样的具体活动都是整体的一部分，因而它们各有其特殊的目的，并通过这些目的同整体联系在一起。

我们曾经说过，每个战略行动都可以归结到战斗这个概念上，因为战略行动就是运用军队，而运用军队始终是以战斗这个概念为基础的。
因此，在战略范围内，我们可以把一切军事活动都归结到战斗上，而且只研究战斗的一般目的。
至于战斗的特殊目的，我们在谈到同它们有关的一些问题时，将逐步地予以阐明。
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战斗不论大小，都有从属于整体的特殊目的。
既然如此，那么消灭敌人和制服敌人就只应该看作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
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

但是，这个结论只是从形式上来看是正确的，只是为了使各个概念在逻辑上有联系才是重要的。
我们指出这一点，正是为了防止这样看问题。

什么是制服敌人呢？这永远只能是消灭他的军队，不论是用杀伤的方式还是其他方式，不论是全部彻底地消灭它还是只消灭它的一部分，使它不愿意继续作战。
因此，只要撇开各个战斗的一切特殊目的，就可以把全部地或部分地消灭敌人看作是一切战斗的唯一目的。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特别是在进行大规模战斗的情况下，那个使战斗具有特殊性质而且使它同更大的整体联系在一起的特殊目的，不过是战斗的一般目的的较小的变形，或者只是同一般目的连结在一起的从属目的。
在使战斗具有特殊性质方面，它是重要的，但同一般目的比较起来，它却始终只是不甚重要的，也就是说，即使这个从属目的达到了，也只是完成了战斗的次要任务。
如果这个论断是正确的，那么不难看出，认为消灭敌人军队只是手段而目的总是别的什么东西的看法，只有从形式上来看才是正确的。
如果我们忘记了战斗的特殊目的中也包含着消灭敌人军队这个内容，忘记了特殊目的只是消灭敌人军队的一种较小的变形，那么，上述见解就会导致错误的结论。

在最近几次战争以前，正是因为人们忘记了这一点，所以出现了一些完全错误的见解、倾向和不完整的理论体系，认为理论越不要求使用真正的工具，即越不要求消灭敌人的军队，理论才越是摆脱了手艺的习气。

如果不提出一些错误的前提，不用一些误认为是有效的手段来代替消灭敌人军队，当然就不会产生上述那种理论体系了。
以后只要有机会，我们还要同这种错误作斗争。

六六

如果我们不强调消灭敌人军队的重要性和它的真正价值，不提防那种纯粹形式上的真理所能引起的谬论，我们就无法研究战斗。

但是，怎样才能证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和在最重要的情况下，消灭敌人军队是最主要的呢？对下面这种美妙的想法我们又将如何对待呢？这种想法就是：认为用一种特别巧妙的方式直接消灭敌人的少数兵力，就可以间接消灭它更多的兵力，或者运用一些规模不大但却非常巧妙的攻击，就可以使敌人陷于瘫痪状态，就可以挫伤敌人的意志，并认为这种方法应该是最好的捷径。

不错，在这里进行战斗和在那里进行战斗可能有不同的价值。
在战略上，的确有巧妙地部署各次战斗的问题，战略无非是进行这种部署的艺术。
我们并不打算否认这一点，但我们认为，直接消灭敌人军队总是最主要的事情。
在这里我们想要努力阐明的，不是别的，正是消灭敌人军队这个原则的头等重要的意义。

同时必须记住，我们谈的是战略而不是战术，也就是说，并不是谈那些在战术上可能存在的、不消耗很大力量就能消灭敌人很多军队的手段。
我们认为直接消灭敌人是战术成果，因此我们的观点是：只有重大的战术成果才能导致重大的战略成果，或者，象我们曾经比较明确地说过的那样，战术成果在作战中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我们觉得要证明这个论点是相当简单的，这个证明就是：每种复杂的(巧妙的)行动都需要很长的时间。
究竟是简单的攻击，还是比较复杂、比较巧妙的攻击有更大的效果呢？如果把敌人看成是被动的对象，就会毫无疑问地认为后者的效果大。
但是，任何复杂的攻击都需要更多的时间，只有在敌人对我们一部分军队进行攻击也不致破坏我们整个军队的准备工作的效果时，我们才能赢得这样的时间。
如果在准备过程中敌人决定在短期内发动一次比较简单的攻击，那么敌人就会占有优势，因而使我方的宏大计划失去作用。
因此，我们在衡量复杂的攻击有多大价值时，必须把准备期间内可能发生的一切危险考虑在内。
只有在不怕敌人用比较简单的攻击来破坏我们的准备的情况下，才能采用复杂的攻击。
当我们的准备遭到了敌人简单攻击的破坏时，我们自己也就不得不采用比较简单的行动，而且必须根据敌人的特点、状况以及其他情况采取尽可能简单的行动。
如果抛开那些抽象概念所加给我们的模糊的印象而考虑实际的情况，我们就会知道，一个行动敏捷、勇敢而又果断的敌人，是不会让我们有时间去计划大规模的巧妙攻击的，而对付这样的敌人，才最需要本领。
至此，我们认为已经清楚地说明了简单的和直接的行动的效果要比复杂的行动的效果更重要。

我们并不认为简单的攻击是最好的攻击，而只是说，攻击的准备时间不能超出环境许可的范围，而且敌人越有尚武精神，就越有必要采用直接的攻击。
因此，与其要求在复杂的计划方面胜过敌人，不如设法在简单的行动方面永远走在敌人的前面。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这两种不同的打法的最根本的基础，我们就会发现，一种打法的基础是智慧，一种打法的基础是勇气。
在这里，人们很容易认为，高超的智慧兼普通的勇气，比出众的勇气兼普通的智慧有更大的作用。
但是，如果人们不是违反逻辑地考虑这两种因素，那么就没有权利认为，在勇气起主要作用的危险领域内智慧比勇气更重要。

经过了这些抽象的考察，我们还要指出，根据实际经验也只能得出上述这个结论，不会得出其他的结论，而且正是根据实际经验我们才进行了上述的考察。

凡是不抱偏见地阅读历史的人，都不能不确信，在一切武德中，作战的魄力总是最能使军队获得荣誉和成功的。

消灭敌人军队不仅在整个战争中，而且在各个战斗中，都应该看作是主要的事情，这是我们的原则。
至于如何贯彻这一原则，以及如何使它同产生战争的各种情况所必然要求的一切形式和条件相适应，我们在以后再研究。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只是想充分说明这个原则的一般的重要性，现在，我们根据上述结论再来讨论战斗。

六七

第四章 战斗概论(续)
我们在前一章中谈到消灭敌人是战斗的目的，并且通过专门的考察试图证明，在多数情况下以及在规模较大的战斗中都是这样的，因为消灭敌人军队在战争中永远是最主要的。
至于同消灭敌人军队这个目的混合在一起的、或多或少有一定重要性的其他目的，我们将在下一章中先作一般的论述，以后再逐步加以阐明。
在这里，我们把战斗的其他目的完全撇开，只把消灭敌人看作是战斗的唯一的目的来探讨。

那么：对消灭敌人军队应该怎样理解呢7 
应该理解为使敌人军队损失的比例比我方大得多。
如果我方军队在数量上占很大的优势，那么，当双方损失的绝对数量相同时，我方的损失当然就比敌方小，从而可以认为，这是对我方有利的。
既然我们在这里撇开战斗的其他目的来谈战斗，那么，我们就必须把那些用来间接地消灭更多的敌人军队的目的也排除在外。
因此，只能把相互杀伤和破坏过程中直接取得的利益看作是目的，因为这种利益是绝对的利益，始终保
留在整个战局的账本上，而且在最后的结算中总是一种纯利。
至于其他各种胜利，有的是通过在这里根本不准备谈的其他目的取得的，有的只是提供了一种暂时的相对利益，这一点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

如果我们以巧妙的部署使敌人陷于不利的境地，以致他不冒危险就不能继续战斗，因而稍作抵抗就撤退了，那么可以说，我们在这一点上把他制服了。
但是，如果在这个制服敌人的过程中，敌我双方军队的损失比例相同，那么这次胜利(如果这样一个结果可以称为胜利的话)在战局的总结算中就没有留下什么利益。
因此，象这样的制服敌人(使敌人陷入不得不放弃战斗的境地) 
，它本身不是这里所要考察的问题，因而也不能包括在消灭敌人这一目的的定义中。
如前所述，这样一来，能包括在这个定义中的只是相互杀伤和破坏过程中直接取得利益的那种目的了。
这种直接取得的利益不仅包括敌人在战斗过程中所受的损失，而且也包括敌人退却过程中直接遭受的损失。

这里有个众所周知的经验，在战斗过程中，胜利者和失败者在物质损失方面很少有明显的差别，往往根本没有差别，甚至有时胜利者的损失还可能大于失败者。
失败者的决定性损失是在开始退却以后才出现的(而胜利者却不会有这种损失) 
。
剩下的精神沮丧的部队被骑兵冲散，疲惫不堪的士兵倒在地上，损坏了的火炮和弹药车被抛弃，剩下的火炮和弹药车也因道路不好不能迅速前进，因而被敌人的骑兵所追获。
在夜间，零星的部队迷失了方向，毫无抵抗地落人敌人手中。
胜利的这种结果，多半是在胜负决定后才’出现的。
这种情况，如果不作如下的解释，就会是难以理解的。

双方在战斗过程中不仅有物质方面的损失，而且精神也会受到震撼、挫伤，甚至一蹶不振。
要决定战斗是否还能继续，不仅要考虑人员、马匹和火炮的损失情况，而且还要考虑秩序、勇气、信心、内部联系和计划等方面受到挫折的情况。
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这些精神力量，特别在双方物质损失相等的情况下，起决定性作用的就只是这些力量。

在战斗过程中要对比双方的物质力量的损失无疑是困难的，但要对比精神力量的损失却是不难的。
能说明这种对比的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作战地区的丧失，第二、敌人预备队的优势。
我方预备队比敌人的预备队减少得越多，这就说明我方为了保持均势使用了更多的兵力。
这是敌人在精神方面占优势的明显证明，这常常使统帅感到一定的苦恼，使他低估自己部队的力量。
但主要的是，经过长时间作战的部队都多少会象燃烧殆尽的煤渣一样，子弹打完了，队形散乱了，体力和精力都耗尽了，也许连勇气也大受挫折。
象这样的部队，且不谈人数上的减少，就是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看，也和战斗以前的情况大不相同了。
所以，根据预备队的消耗程度可以衡量精神力量的损失。

因此，地区的丧失和预备队的缺乏通常是决定退却的两个主要原因，但我们也决不想否认或者忽视其他原因，例如各部队的联系和整个作战计划遭到破坏等等。

因此，任何战斗都是双方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以流血的方式和破坏的方式进行的较量。
最后谁在这两方面剩下的力量最多，谁就是胜利者。

在战斗过程中，精神力量的损失是决定胜负的主要原因。
胜负决定后，精神力量的损失还在增长，要到整个行动结束时才达到顶点。
因此，使敌人精神力量遭受损失也是摧毁敌人物质力量从而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而获得这种利益是战斗的真正目的。
军队一旦队形混乱，行动不能协调，个别部队的抵抗往往就是徒劳无益的了。
整个军队的勇气受到了挫折，原来那种不顾危险地力争得失的紧张情绪就会松弛下来，这时，危险对大多数人来说不但不能激发勇气，反而象是一种严厉的惩罚。
因此，军队一旦看到敌人取得胜利，他们的力量就会受到削弱，他们的锐气就会受到挫伤，他们就再也不能依靠危险激发自己的勇气来解除危险了。

胜利者必须利用这个时机，以便在摧毁对方物质力量方面获得真正的利益。
只有在摧毁对方物质力量方面得到的利益才是确实可靠的，因为失败者的精神力量能逐渐恢复起来，队形能重新建立起来，勇气也能再度高涨。
而胜利者在精神方面取得的优势在大多数情况下却只有极小一部分可以保留下来，有时甚至连极小一部分也不能保留下来。

六八

在极个别情况下，由于失败者抱有复仇心和更加强烈的敌忾心，对胜利者来说反而可能产生相反的精神效果。
与此相反，在杀伤敌人、俘获敌人和缴获敌人火炮等方面，胜利者所获得的利益却永远不会从账本中勾销。

会战过程中的损失主要是人员的伤亡，而会战后的损失却主要是火炮的丢失和人员的被俘。
前一种损失对胜败双方来说都是存在的，只是数量不同而已，后一种损失却不是这样，通常只是失败的一方才有这种损失，至少失败一方的这种损失要大得多。

因此，缴获的火炮和俘获的人员在任何时候都被看作是真正的战利品，同时又被当作是衡量胜利的尺度，因为根据这一切可以确实无误地看出胜利的大小。
甚至胜利者精神优势的大小，从这方面看也比从其他方面看更为明显，特别是把它同伤亡人数对比着看，就更为明显。
因此，缴获的火炮和俘获人员的数量也是产生精神效果的一种新的力量。

我们曾经说过，在战斗过程中和在战斗后的退却中受到挫伤的精神力量是可以逐渐恢复的，有时甚至可以不留下丝毫痕迹。
但这只是就整体中的一小部分说的，至于整体中的大部分，却很少能这样。
对军队的大部分来说还有这样的可能，但对军队所属的国家和政府来说，却极少、甚至根本不会有这样的可能。
在国家和政府里，人们判断问题时是从较高的角度出发的，作出评价时个人的偏见较少，根据敌人夺得的战利品的数量，以及把这些战利晶同伤亡人数作对比，很容易就可以看出自己军队软弱无力的程度。

总之，虽然精神力量的削弱是没有绝对价值的，而且也不一定会在最后的战果中表现出来，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对此有所忽视，精神力量受到削弱有时可能成为举足轻重的因素，以不可抗拒之势压倒一切。
因此，削弱敌人的精神力量也常常可以成为军事行动的巨大目标，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其他的地方论述。
但在这里，我们还必须考察一下它的几个基本方面。

胜利的精神效果是随着被击败的军队数量的增多而增大的，但精神效果不是以同等的比例，而是以更大的比例在增大，也就是说，不仅在范围上增大，而且还在强烈程度上增大。
一个被击败的师是容易恢复秩序的，它只要跟更大的军队靠在一起，勇气就容易得到恢复，就象冻僵的手脚靠在身体上容易温暖过来一样。
尽管失败的精神效果还没有完全消失，但对敌人来说，这种效果已经有一部分没有作用了。
然而，如果整个军队在一次会战中失败，那就不同了，它会导致全军各个部分相继崩溃。
一堆大火所发出的热度和几堆小火所发出的热度是完全不同的。

此外，胜利的精神效果还取决于双方的兵力对比。
用少数兵力击败多数兵力，不仅得到了双倍的成果，而且还表明胜利者有一种更大的、全面的优势，使战败者永远不敢卷土重来。
然而，实际上这种影响是很不容易看出来的。
在采取行动的当时，通常对敌人的实际兵力了解得很不准确，对自己的兵力也估计得不很真实，而且拥有优势兵力的一方甚至可以根本不承认这种兵力上的悬殊，或者在长时间内不承认兵力占优势的全部真相。
这样，他就可以避免由于这一点而产生不利的精神影响。
在当时一直为不了解情况、虚荣心或谋略所掩盖着的这种以少胜多而产生的精神力量，往往是到了后来才被人们在历史中发现的。
这时，对这支以少胜多的军队和它的指挥官来说，当然增加了光采，但对久已成为过去的事件本身来说，这种精神力量已经不能起什么作用了。

如果说俘获的人员和火炮是体现胜利的主要标志，是胜利的真正结晶，那么，组织战斗时也就要特别考虑到这一点，在这里，用杀伤的办法消灭敌人只是一种手段。

这一点对战斗本身的部署有什么影响，不是战略上的问题，但是，这一点同战略对战斗的决定是有关系的，这主要表现在如何保障自己的背后和威胁敌人的背后这个问题上。
保障自己的背后和威胁敌人的背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能俘获多少敌人和缴获多少火炮，在许多情况下，当战略上极为缺乏相应的措施时，单靠战术往往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被迫同敌人两面作战，这是危险的；没有退路，这是更严重的危险。
这两种情况都可以瘫痪军队的运动和削弱其抵抗力，因而影响胜负。
而且，在战败时，这两种危险会增大军队的损失，甚至往往会使损失增大到最大限度，也就是说，使军队达到被消灭的程度。
因此，背后受到威胁不仅能使失败的可能性更大，而且能使失败更加严重。

因此，在全部作战过程中，特别是在大大小小的战斗中，人们就本能地要保障自己的背后和威胁敌人的背后。
这种本能的要求是从胜利的概念中产生出来的，而胜利的概念，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跟单纯的杀伤敌人还是有所不同的。

我们认为努力争取保障自己背后和威胁敌人背后是战斗中最紧迫的任务，而且是一个到处都应该努力争取实现的任务。
在任何一次战斗中，如果除了单纯的硬冲以外，不采取上述两种或者其中的一种措施，那是不可设想的。
即使是最小的部队也不能不考虑自己的退路就去攻击敌人，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会试图去切断敌人的退路。

六九

至于这种本能的要求在复杂的情况下多么经常地受到阻碍，因而不能顺利地实现，以及在遇到困难时又往往必须服从其他更重要的考虑等等，要谈起来就会离题太远，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这种本能的要求是战斗中的一个普遍的自然法则就够了。

这种本能的要求到处都发生作用，到处都使人感到它的压力，因而成为几乎所有的战术机动和战略机动必须围绕的中心。

如果我们现在再研究一下胜利的总的概念，那就可以发现它包括三个要素：
（1）敌人的物质力量的损失大于我方；
（2）敌人的精神力量的损失大于我方；
（3）敌人放弃自己的意图，公开承认以上两点。

双方关于人员伤亡的报道从来不会是准确的，也很少是真实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故意假报的，甚至公布的战利品的数目也很少是完全可靠的。
因此，如果报道的战利品的数目不很大，那么是否真获得了胜利还是值得怀疑的。

至于精神力量的损失，除了把战利品作尺度以外，就根本没有适当的尺度可以衡量了。
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只有一方放弃战斗可以作为另一方获得胜利的唯一确凿的证明。
所以垂下军旗就等于承认自己是错误的，就等于承认敌人在这次战斗中是正确的和强于我们的。
失败一方的这种屈服和耻辱同失去均势引起的其余一切精神后果是有区别的，它是构成对方胜利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对公众舆论以及对交战国和所有盟国的人民和政府产生影响的，恰好是这一部分。

但是，退出战场并不等于放弃意图，甚至经过一场顽强而持久的战斗以后退出战场也是如此。
如果一个前哨经过一番顽强的抵抗后退却了，恐怕谁也不能说它放弃了自己的意图。
甚至在以消灭敌人军队为目的的战斗中，也往往不能总认为退出战场就意味着放弃意图。
例如，事先计划好的退却，就是一边退却一边还在消灭敌人的。
这都是我们在研究战斗的特殊目的时将要谈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只是想提醒，在大多数情况下，放弃意图和退出战场是难以区别的，退出战场在军内和军外引起的印象是不容忽视的。

对于一些没有声誉的统帅和军队来说，即使根据实际情况需要退却，也常常会感到特别为难。
因为在一系列战斗中连续退却，尽管事实上并非失败，给人们造成的印象却是节节败退，这种印象能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退却者不可能处处表白自己的特殊意图，借以避免这种精神影响，因为要想避免这种影响，势必公开他的全部计划，显而易见，这是完全违背他的根本利益的。

为了使大家注意这种胜利概念的特别的重要意义，我们只要回忆一下索尔会战就够了。
在这次会战中，战利品并不多，只有几千名俘虏和二十门火炮。
当时腓特烈大帝考虑到整个局势，本来已经决定向西里西亚退却，但仍然在战场上停留了五天，并且以此宣告胜利。
正如他自己说的，他确信利用这种胜利的精神效果，能比较容易地缔结和约。
尽管他在劳西次的卡托利希—亨内斯多夫战斗和克塞耳斯多夫会战中又赢得几次胜利后才缔结了和约，但我们仍然不能说索尔会战是没有精神效果的。

如果胜利震撼了敌人的精神，那么夺得的战利就会达到惊人的程度。
对对方来说，失利的战斗便成为不平常的大败。
在这种情况下，失败者在精神上往往会瓦解，往往会完全丧失抵抗能力，以致全部行动只能是退却，只能是逃跑。

耶纳会战和滑铁卢会战就是这样的大败，而博罗迪诺会战却不是。

大败和一般的失败的区别只是失败的程度不同，只有书呆子才去寻找为它们划分界限的标志。
但是，明确概念是弄清理论观念的中心环节，是十分重要的。
至于我们用同一个词来表达在敌人大败的情况下取得的胜利和在敌人一般失败的情况下取得的胜利，这是术语上的缺陷。

七〇

第五章 战斗的意义
我们在前一章中考察了战斗的绝对形态，也就是把战斗当作整个战争的缩影进行了考察。
现在，我们把战斗作为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来研究它同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要探讨一下战斗的直接意义。

既然战争无非是敌对双方相互消灭的行为，那么双方就都要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并用这些力量在一次大规模的冲突中解决一切问题。
在理论上，这似乎是极为自然的，在现实中，似乎也是这样的。
这种看法也确实有许多正确的地方。
而且，如果我们坚持这种看法，把最初的一些小战斗只看作是象刨花一样不可避免的损耗，那么，总的看来这也是十分有益的。
但是，问题决不是这么简单就可以解决的。
显然，战斗数目所以增多，是把兵力区分开的缘故，因此各个战斗的直接目的和兵力的区分要一并讨论。
但是，这些目的以及具有这些目的的战斗，一般是可以分类的，现在弄清它们的类别，将有助于阐明我们的论点。

消灭敌人军队当然是一切战斗的目的，但是，可能有其他一些目的同消灭敌人军队结合在一起，甚至还占主要地位。
因此，我们必须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消灭敌人军队是主要目的，一种是消灭敌人军队主要是手段。
除了消灭敌人军队以外，占领一个地方和占领一个目标也可能是一次战斗的总的任务。
这种总任务可能只是三者中的一项，也可能不止一项。
在后一种情况下，通常总有一项是主要的。
在我们不久将要谈到的进攻和防御这两种主要作战形式中，上述三项中的第一项是相同的，其他两项却不相同。
现列表如下：
进攻战斗 防御战斗
(1)消灭敌人军队 (1)消灭敌人军队
(2)占领一个地点 (2)防守一个地点
(3)占领一个目标 (3)防守一个目标
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侦察和佯动，那么上面这个表并没有把所有的目的都包括在内，因为上述三项中的任何一项都显然不是这类战斗的目的。
实际上，我们不得不承认还有第四种目的存在。
仔细考察一下就可以看出，侦察是为了使敌人暴露自己，骚扰是为了疲惫敌人，而佯动是为了使敌人不离开某一地点或者把他从某一地点引到另一地点。
所有这些目的只有假借上述三种目的中的一种目的(通常是第二种) 
，才能间接地达到。
因为要进行侦察就必须装出真正进攻、打击或者驱逐对方的样子。
这种假借的目的并不是真正的目的，但是我们在这里所要讨论的只是真正的目的。
因此，我们必须在进攻者的那三种目的以外再加上第四种目的一一诱使敌人采取错误的措施。
换句话说，就是进行佯攻。
这个目的只能具有进攻的性质，这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

月一方面，我们必须指出，防守一个地点可以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绝对的，也就是根本不许放弃那个地点，另一种是相对的，也就是只需要防守一个时期。
后一种情况经常出现在前哨战和后卫战中。

战斗任务的不同，对战斗本身的部署将有重大的影响，这是很清楚的。
比如，只想把敌人的哨兵从他们的所在地赶走时使用的方法，同要全部消灭他们时所使用的方法是不同的。
又比如，不惜任何代价坚守一个地点时使用的方法，同暂时阻击敌人时使用的方法也是不同的。
在前一种情况下，很少考虑到撤退，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撤退却是主要的事情。

但是，这些问题都属于战术范畴，在这里列举它们，不过是为了举例说明问题而已。
至于在战略上如何看待战斗的各种不同的目的，将在谈到这些目的的章节中再予以论述。
这里只作几点一般的说明。

第一、这些目的的重要性大致是按上面表中所列的次序依次递减的。

第二、在主力会战中占首要地位的总是第一种目的。

第三、防御战斗的后两种目的不能带来真正的利益，也就是说这两种目的完全是消极的，只是在有利于达到其他积极目的情况下，才间接地带来利益。
因此，如果这样的战斗过于频繁，就是战略形势恶化的征候。

七一

第六章 战斗的持续时间
如果我们不再就战斗本身，而是就它同军队各个方面的关系来研究战斗，那么战斗的持续时间就有了独特的意义。

战斗的持续时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战斗的一种次要的、从属的成果。
对胜利的一方来说，决定战斗胜负从来都是越快越好，而对失败的一方来说，却不嫌战斗时间拖得很长。
对胜利的一方来说，胜利来得越快，效果也就越大；对失败的一方来说，失败来得越迟，损失也就越小。

一般说来是这样的，但是，只有在相对防御战斗中，这一点才具有实际的重要性。
在相对防御战斗中，全部成果往往只取决于战斗的持续时间。
我们把战斗的持续时间列为战略要素，理由就在这里。

战斗的持续时间和战斗的几个主要条件之间有一种必然的联系。
这些条件是：兵力的绝对数量，双方兵力的对比和兵种的比例以及地形的性质。
例如两万人不会象两千人那样很快地消耗掉；抵抗比自己兵力大一两倍的敌人不能象抵抗兵力相等的敌人那样长久；骑兵战斗比步兵战斗胜负决定得快些，单用步兵作战的战斗比有炮兵参加的战斗胜负决定得快些；在山地和森林地作战，前进的速度就不能象在平原上那样快；这一切都是很明显的。

由此可见，想通过战斗的持续时间来达到某一目的，就必须考虑到兵力的数量、兵种的比例和配置的情况。
但是我们在这一问题的专门探讨中，重要的不是得出这条规则，而是把经验在这方面所提供的主要结论和这条规则联系起来。

一个由各兵种组成的八千人至一万人的普通师，即使对抗兵力占很大优势的敌人，而且是在不十分有利的地形上，也可以抵抗数小时；如果敌人的优势不太大，或者根本不占优势，那么也许能够抵抗半天。
一个由三、四个师编成的军的抵抗时间比一个师的抵抗时间能够多一倍，而一个八万至十万人的军团的抵抗时间则大约可以延长两、三倍。

这就是说，这些军队在上述的时间内可以单独作战。
如果在这一段时间内调来了其他军队，这些军队发挥的作用能够马上同已经进行的战斗所取得的结果合而为一，那么这仍然算是一个战斗。

上述数字是我们从经验中得来的。
但是，我们认为进一步阐明决定战斗胜负的时刻，从而阐明结束战斗的时刻，同样是重要的。

七二

第七章 决定战斗胜负的时刻
任何战斗的胜负都不只是在某一个时刻决定的，在任何一次战斗中都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时刻，对胜负的决定起着主要的作用。
一次战斗的失败如同天平的秤盘下降一样，是逐渐形成的。
但是，在任何战斗中都有一个时刻，可以看作是这次战斗的胜负已定的时刻，过了那个时刻再进行的战斗，是一个新的战斗而不是原来那个战斗的继续了。
对这个时刻有个明确的概念，对决定是否可以利用援军有效—地继续这个战斗来说，是很重要的。

人们常常在一些无法挽回的战斗中无谓地牺牲了生力军，在还可以扭转局势的战斗中，却常常错过了利用生力军扭转局势的机会。
下面两个例子最能说明这一点。

1806年霍亨洛黑侯爵在耶纳附近以三万五千人同拿破仑所统率的六、七万人进行会战，结果失败了，而且一败涂地，可以说是几乎全军覆没，这时吕歇尔将军企图以大约一万二千人的兵力重新恢复会战，结果在转瞬之间同样遭到了毁灭。

与此相反，在同一天，大约二万五千普军在奥尔施塔特附近同达乌率领的二万八千法军一直战斗到中午，虽然失败了，但是军队并没有瓦解，也没有比完全没有骑兵的对方遭受更大的损失。
而普军却错过机会，没有利用卡耳克洛伊特将军率领的一万八千名预备队来扭转局势。
如果当时利用了预备队，那么这次会战就不会失败了。

每个战斗都是一个整体，各个部分战斗的结果在这个整体中，汇合成总结果。
而战斗的胜负就是由这个总结果决定的。
这个总结果不一定恰好是我们在第六章中所说的那种胜利。
因为有时可能事先没有计划取得那样的胜利，有时则由于敌人过早地撤退了，没有机会取得那样的胜利。

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在敌人顽强抵抗的战斗中，决定胜负的时刻往往也比构成胜利概念的那个主要成果出现得更早。

于是我们要问：通常究竟什么时刻是胜负已定的时刻，也就是说，从什么时刻起即使用一支相当大的生力军也不能扭转战斗的不利局面？如果撇开本来就无所谓胜负的佯攻不谈，那就是：(1)如果战斗的目的是夺取一个活动的目标，那么对方丢失这个目标就是胜负已定的时刻。

(2) 
如果战斗的目的是占领一个地点，那么对方丧失这个地点多半是胜负已定的时刻。
但也并非总是这样，只有在这个地点特别难以攻克时才是这样。
如果是一个容易攻占的地点，那么不管它多么重要，敌人也可以不冒很大危险把它重新夺回来。

(3) 
在不能以上述两种情况决定战斗胜负的其他一切场合，特别是在以消灭敌人军队为主要目的的场合，胜利的一方不再处于松散状态，不再处于某种软弱无力的状态，而失败的一方逐次使用兵力(这一点已经在第三篇第十二章中谈过)也已经没有益处，这一时刻就是胜负已定的时刻。

由于这个道理，我们在战略上是根据这一时刻来划分战斗单位的。

如果在战斗中进攻的敌人完全没有或者只有一小部分发生秩序混乱和失去作战能力，而我方却在不同程度上全部处于涣散状态，那么我们是无法恢复战斗的，如果敌人全部失去作战能力，但又重新恢复了，那么我们同样是无法恢复战斗的。

因此，实际参加战斗的那一部分兵力越小，留作预备队的那一部分兵力越大(单是它的存在就可以影响胜负) 
，对方使用生力军夺回胜利的可能性就越小。
任何统帅和军队，只要在战斗中善于最合理地使用兵力，并且处处都能充分利用强大预备队的精神效果，就能最有把握地取得胜利。

在现代，我们必须承认，法国军队，特别是在拿破仑亲自统率下作战时，在这方面是非常出色的。

此外，胜利的一方参加战斗的兵力越小，消除战斗的危机状态和恢复作战能力的时刻就来得越早。
一小队骑兵在快速追击敌人以后，几分钟内就可以恢复原来的队形，危机也不会持续得更长。
整个骑兵团要恢复秩序却需要较长的时间。
成散兵线的步兵恢复队形所需要的时间还会更长。

七三

至于各兵种组成的部队，它各个部分的前进方向可能是不同的，战斗开始后队形可能发生混乱，而由于相互间都不明确知道对方的位置，队形就会更加混乱，因而恢复队形就需要更长的时间。
胜利的一方要把在战斗中分散了的军队以及一部分队形混乱了的部队重新集合起来，稍加整顿，配置在适当的地点，恢复战场秩序，是需要很长时间的。
我们可以说军队越大，恢复秩序的时刻就来得越迟。

此外，当胜利者还处于危机状态时，黑夜的到来会推迟恢复秩序的时刻。
最后，复杂的地形和遮蔽地也会推迟这一时刻的到来。
但对这两点我们还必须指出，夜暗对胜利者也是一种有效的掩护手段，因为失败者利用夜暗进攻取得良好结果的情况是很少的，象1814年3 
月10日约克在郎城对马尔蒙攻击成功那样的例子，是不多见的。
同样，遮蔽地和复杂的地形对较长时间处于危机状态的胜利者也可以起到掩护作用，使他不致受到反击。
因此，夜暗和遮蔽地、复杂的地形，对失败者恢复战斗来说，不是更加容易，而是更加困难。

以上我们所谈的失败者的援军，只是指单纯增加的兵力，也就是说只是指从自己后方来的援军，因为这是一般常见的情况。
但是，如果援军攻击对方的翼侧或背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属于战略范围内的翼侧攻击和背后攻击的效果，我们将在其他地方讨论。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为恢复战斗而进行的翼侧攻击和背后攻击主要属于战术范畴。
我们只是因为必须谈到战术效果，而且必须使我们的概念深入到战术范畴，所以才讨论它。

军队向敌人翼侧和背后攻击，可以大大提高攻击的效果，但不一定总是这样，有时也可能反而削弱攻击的效果。

这个问题和其他任何问题一样，都是由战斗的各种条件决定的，我们在这里不去深入论讨它。
但下面两点对我们当前研究的问题是重要的。

第一、翼侧攻击和背后攻击对胜负决定后的成果的影响，通常比对胜负决定本身的影响要大。
在恢复战斗时，首先应该争取的是胜利，而不是计较成果的大小。
基于这一点，我们应该认为，一支赶来恢复战斗的援军，不同原来的军队会合而去攻击敌人的翼侧和背后，不如直接同它会合更为有利。
在许多情况下确实是这样，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在更多的情况下并不是这样，因为在这里下述第二点起很重要的作用。

第二、赶来恢复战斗的援军一般都会带来出敌不意的精神效果。

出敌不意地攻击敌人的翼侧和背后，效果总是很大的，因为正处于胜利的危机状态中的敌人是分散和混乱的，很难抵挡住这种攻击。
在战斗初期，敌人的兵力是集中的，对翼侧攻击和背后攻击总是有防备的，所以这种攻击不会起多大作用，但是到了战斗的末尾，就完全不同了，这一点不是很清楚的吗！因此，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承认，在大多数情况下，一支援军攻击敌人翼侧或背后，能产生更大的效果，这好象同样的力在杠杆上作用于力臂较长的一端时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一样。
一支从正面进攻不足以恢复战斗的军队，如果攻击敌人翼侧或背后，就能把战斗恢复起来。
精神力量在这里起着主要作用，它的效果几乎是无法估计的，因此大胆和冒险就有了用武之地。

在难以确定能否挽回一个失利的战斗时，必须注意到上述这一切，必须考虑上述各种相互影响的力量的作用。

如果战斗还不能认为已经结束，那么，援军所开始的新的战斗就会跟原来的战斗合而为一，取得共同的结果，于是原来的失利就从账本中一笔勾销了。
但是，如果战斗的胜负已定，情形就不同了，这时就产生两个各自独立的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援军兵力有限，不能和敌军相抗衡，那就很难指望新开始的战斗会获得有利的结果。
如果这支援军相当强大，可以不考虑前一个战斗的结果就能进行下一个战斗，那么它虽然能够以胜利的结果来补偿前一个战斗的失利，甚至还有更大的收获，但决不能把前一个战斗的失利从账本中勾销。

在库涅斯多夫会战中，腓特烈大帝在第一次攻击时占领了俄军左翼阵地，缴获了七十门火炮，但在会战终了时又都丢了，所以前一部分战斗的全部成果就从账本中勾销了，假使他适可而止，把会战的后一部分推迟到第二天进行，那么即使失利了，第一次战斗的收获也可以抵销这个失利。

但是，如果在战斗还未结束时已经预先看到战斗的不利情况，并且把它扭转了过来，那么这种不利的结果不但可以从我们的账本上一笔勾销，而且还可以成为更大胜利的基础。
也就是说，如果人们仔细考虑一下战斗的战术过程，那就不难看出，在战斗结束以前，各个部分战斗的一切结果都不过是暂时的，在总结果中不仅可能被抵销掉甚至还可能向相反的方向转化。
我方作战的军队被击溃得越多，敌人消耗的兵力也就越大，因而敌人的危机状态也就越严重，我方生力军的优势也就越大。
如果这时总的结果转化为对我有利，我们从敌人手中夺回了战场和战利品，那么敌人以前在夺取战场和战利晶时所耗费的一切力量都成为我们的纯利，而我们以前的失败却成为走向更大胜利的阶梯。
这’时，敌人在胜利的情况下认为值得为之作出牺牲的辉煌战绩就化为乌有，剩下的只是对牺牲了的兵力的懊悔心情了。
胜利的魅力和失败的灾殃就是这样地使胜利和失败变幻莫测。

因此，如果我们占有决定性的优势，能够以更大的胜利来报复敌人，那么，最好是在这次战斗(如果它是相当重要的话) 
尚未结束以前就扭转不利的局势，而不是发动第二次战斗。

1760年劳东将军在累格尼察进行战斗时，道恩元帅曾企图援助他。
但是当劳东战斗失败时，道恩虽然有足够的兵力，却没有设法在第二天进攻腓特烈大帝。

由此可见，在会战以前进行浴血的前卫战，只能看作是不得已而采取的下策，如果不是必要，是应该避免的。

我们还要研究一下另一个问题。

如果一次结束了的战斗是一件完结了的事情，那么它就不能成为决定进行一次新的战斗的理由。
决定进行一次新的战斗，必然是以其他情况为根据的。
但是，这个结论同我们必须考虑的一种精神力量——复仇心是抵触的。
上自最高统帅，下至地位最低的鼓手都不会缺乏这种感情，因此，再没有什么比复仇心更能激起军队的斗志了。
不过，在这里有一个前提，这就是被击溃的只是整个军队中不太大的一部分。
否则，复仇心就会由于整个军队感到自己无能为力而消失了。

因此，为了立即挽回损失，特别是在其他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发动第二次战斗时，利用上述精神力量是很自然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第二次战斗必然是进攻，这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

在许多从属性的战斗中，可以找到很多这种利用复仇心的例子。
但是，规模较大的会战通常都是由许多其他原因决定的，而不是由这种较弱的精神力量促成的。

可敬的布留赫尔在他的两个军在蒙米赖被击败以后三天，在1814年2 
月14日率领第三个军走上了同一个战场，毫无疑问，这是复仇心驱使他这样做的。
如果他知道可能与拿破仑本人相遇，那他当然有充分的理由暂时不去复仇。
但他当时希望的是找马尔蒙报仇，结果他那种高贵的复仇心不但没有带来什么好处，反而由于失算而带来了失败。

负有共同作战任务的几个部队之间的距离，取决于战斗的持续时间和决定胜负的时刻。
这种配置只要是为了进行同一个战斗，那就是战术部署。
但是，只有当它们距离很近，不可能进行两个独立的战斗，也就是说它们所占的空间在战略上可以看作是一个点的时候，这种配置才能看作是战术部署。
然而，在战争中常常可以看到，甚至负有共同作战任务的部队之间，也不得不保持相当的距离，尽管它们的主要意图是共同进行一个战斗，但它们也可能分别进行战斗。
因此，这种配置是战略部署。

属于这一类部署的有：分成几个部分和分成几个纵队的军队的行军，派出几个前卫和侧方部队以及指定支援一个以上战略点的几个预备队，分散宿营的几个军的集中，等等。
人们可以看到，这类战略部署是不断出现的，它们在战略上好比是辅币，而主力会战以及具有同样重要性的一切则是金币和银币。

七四

第八章 战斗是否需经双方同意
“不经双方同意，战斗是不会发生的”，搏斗就是完全建立在这个思想上的。
一些历史著作家，正是根据这一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妙论，得出了许多模糊的和错误的观念。

这些著作家在论述中总离不开这样一种提法：一个统帅向另一个统帅挑了战，而后者却未应战。

但是，战斗是一种起了极大变化的搏斗，构成战斗的基础的不仅有双方对斗争的欲望(即双方同意战斗) 
，而且还有同战斗联系在一起的目的。
这些目的永远从属于更大的整体，而且不仅如此，即使把整个战争看作是一个斗争时，它的政治目的和条件也是从属于更大的整体的。
因此，要求战胜对方的这一欲望本身是处于完全从属的地位的，或者更明确地说，它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它只能看作是更高的意志赖以活动的神经。

“白白地向敌人挑了战”这句话，在古代民族中间，以及在常备军出现的初期，比起现代来还有一些意义。
古代各民族是在没有任何障碍的开阔的战场上进行战斗的，这是一切部署的根据，因此当时的全部军事艺术都表现在军队的部署和编组上，也就是表现在战斗队形上。

在那时，军队通常都驻扎在营寨里，因此营寨中的阵地被看作是难以侵犯的，只有当敌人离开营寨，象进入比武场一样，来到开阔的地方，才可能进行会战。

如果有人说，汉尼拔白白地向非比阿斯挑了战，那么，对非比阿斯来说，这句话无非是表明这一会战不在他的计划之内，这句话本身不能证明汉尼拔在物质方面或精神方面占有优势；但是对汉尼拔来说，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因为它表明汉尼拔是真正希望进行会战的。

常备军出现初期进行的大战斗和会战的情况和古代战争相似。
也就是说，一支庞大的军队必须编成战斗队形才能投入战斗，才能指挥它进行战斗。
这样的军队是一个庞大的、笨拙的整体，总是要在平原地上才能作战，在复杂地形、遮蔽地以及山地，就既不适于进攻也不适于防御了。
因此，防御者在一定程度上也从这里找到了一种避免会战的手段。
这样的情况虽然逐渐减少，但却一直保持到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
到了七年战争时期，才开始在难以通行的地形上进攻，而且逐渐普遍起来。
到了现代，对那些想利用地形的人来说，地形虽然还可以增强其力量，但已经不再象魔法那样可以束缚战争的自然力量了。

三十年来，战争发展得更不受地形束缚了，对于真正想通过战斗决定胜负的人来说，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碍他找到敌人和进攻敌人了。
如果他不这样做，就不能认为他是想进行战斗的。
因此，向敌人挑战而敌人没有应战这种说法，在今天无非是表明他认为战斗的时机不十分有利。
这就等于承认这种说法不恰当，证明他只不过是想借此掩饰事情的真相而已。

当然，即使在今天，虽然防御者已经不可能拒绝战斗了，但是，他只要放弃阵地从而放弃防守阵地的任务，仍然可以避免战斗。
这样，进攻者取得的成果就是半个胜利，只能承认他暂时占了优势。

因此，现在再也不能用向对方挑战但对方没有应战这种口头上的胜利来掩饰前进者(即进攻者) 
停滞不前的状态了。
只要防御者没有退却，那就说明他是希望会战的，在他没有受到攻击的时候，当然也可以说他是在挑战，实际上这是不言而喻的。

从另一方面看，在现代，凡是希望和能够逃避战斗的人，是不会被迫进行战斗的。
然而进攻者往往不满足于从敌人逃避中得到的利益，而迫切要求获得一次真正的胜利，因此他有时就会通过特别巧妙的办法去寻找和运用为数不多的、但是可能的手段，迫使这样的敌人也进行战斗。

迫使这样的敌人进行战斗的最主要的手段有两种：第一是包围，使敌人不能退却，或者退却十分困难，因而宁愿接受战斗；第二是奇袭。
第二种手段在各种运动都不方便的时代是适用的，但是现在已经很不起作用了。
现代的军队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机动性，甚至在敌人的眼前也敢于退却，只有在地形极其不利的场合，退却才会有很大的困难。

在这里，内雷斯海姆会战可以看作是一个例子。
这次会战是卡尔大公于1796年8月11 
日在劳埃阿布山对莫罗发起的，他的目的只是使自己更容易退却。
但是我们承认，直到现在我们的确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位著名的统帅和著作家当时采用这一行动的理由。

在罗斯巴赫会战中，如果联军的统帅确实没有进攻腓特烈大帝的意图，那么这次会战就是另一个例子。

关于索尔会战，腓特烈大帝自己说过，他所以接受会战，是因为他感到在敌人面前退却是危险的“。
同时，腓特烈大帝也还举出了接受这次会战的其他理由。

总的说来，除了真正的夜袭以外，上述情形总是少见的。
而用包围的方法迫使敌人进行战斗，主要只能是对单独的军，例如在马克森会战中对芬克军就是如此。

七五

第九章 主力会战
——决定主力会战胜负的时刻——
什么是主力会战？主力会战是双方主力之间的斗争，当然，它不是为了一个次要目的而进行的不重要的斗争，不是一发觉目的难以达到就要把它放弃的那种纯粹是尝试性的活动，而是为了争取一个真正的胜利而进行的全力以赴的斗争。

在一次主力会战中，也可能有一些次要的目的同主要目的混杂在一起。
主力会战由于产生它的各种情况不同，也可能具有某些特色，因为一次主力会战也是同更大的整体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它只是那个整体的一部分。
然而，因为战争的实质是斗争，而主力会战是双方主力之间的斗争，所以，必须永远把主力会战看作是战争的真正的重心。

因此，总的说来，主力会战的显著的特点，就在于它的独立性比任何其他战斗都大。

这一点对主力会战如何决定胜负以及对主力会战的胜利的效果都有影响，并且决定着理论应该给予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的主力会战以什么样的评价。

因此，我们把主力会战作为专门研究的对象。
而且，在谈到同它有联系的特殊目的以前，要先对它进行一般的研究，因为只要它是一次名副其实的主力会战，那些特殊目的是不会在根本上改变它的性质的。

既然主力会战基本上是具有独立性的，那么它的胜负也就必然取决于它本身，换句话说，只要还有胜利的可能性，就应该在主力会战之中寻求胜利，除非兵力十分不足，决不应该由于个别原因而放弃主力会战。

那么，怎样才可以比较明确地判定决定胜负的时刻呢？如果象现代军事艺术中的很长一个时期表明的那样，军队的某种巧妙的队形和编组是军队能够发挥勇敢精神和夺取胜利的主要条件，那么，这种队形被破坏的时候就是胜负已定的时刻。
只要一翼被击溃，还在战斗的其他部分的命运也就决定了。
如果象在另外一个时期那样，防御的实质在于军队同地形以及地面的障碍紧密结合，军队和阵地仿佛成为一体，那么，占领了这个阵地的一个主要地点就是决定胜负的时刻。
因此人们常说：锁钥阵地丢失了，整个阵地就守不住了，会战就不能继续了。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被击败的军队就象断了弦的乐器一样，已经不能履行自己的使命了。

不论是前一种几何学原理还是后一种地理学原理，都必然使作战的军队象结晶体一样，不能用到最后一个人。
这两种原理现在都已经大大失去作用，至少不再起主导作用了。
尽管现代的军队也以一定的队形进入战斗，但队形不再起决定性作用了。
尽管现在地形障碍还可以用来加强抵抗力，但已经不再是唯一的靠山了。

我们在本篇第二章中曾对现代会战的特点进行了概括的论述。
根据我们的论述，战斗队形只是便于使用军队的一种配置，而会战过程就是双方中的每一方逐渐消耗对方兵力的过程，最后看谁先使对方兵力耗尽。

因此，同任何其他战斗比较起来，在主力会战中定下放弃战斗的决心，更是取决于双方剩下的预备队的兵力对比情况，因为只有这种预备队还保留着全部的精神力量，而那些被战火燃烧得象煤渣一样的部队，是无法同它相比的。

正如我们已在其他地方说过的那样，地区的丧失也是衡量精神力量损失的尺度，因此也在我们的考察范围之内，不过它更多地被看作是损失的标志，而不看作是损失本身。
因此，尚未投入战斗的预备队的人数始终是双方统帅最关心的问题。

会战的发展趋势在一开始虽然不怎么明显，但通常就已经确定了。
甚至在会战的部署中这种趋势往往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
一个统帅看不到这种趋势而在十分不利的条件下开始了会战，那就表明他是缺乏这种认识能力的。
这种趋势即使在会战的部署中和会战开始时没有确定，在会战过程中均势自然而然地也会缓慢地发生变化，正如我们曾经指出过的那样，这种变化最初是不明显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就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
均势在会战过程中的变化，并不象有人根据对战斗的不真实的描写所想象的那样，是时而这样时而那样地变化不定的。

尽管均势可能在一个长时间内很少受到破坏，或者一方失利后还能恢复均势，反而使对方失利，但可以肯定地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战败的统帅在退却以前早就觉察到了这种变化。
如果有人说，个别情况出乎意外地对整个会战的进程发生了强大的影响，那么，这多半是战败者掩饰自己在会战中失利的借口。

在这里我们只能求助于公正而富有经验的人的判断，他们一定会同意我们的论点，并且在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的那部分读者面前为我们辩护。
如果要根据事物的性质来论证为什么会战过程必然是这样的，那就会过分地进入这个问题的战术领域。
在这里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结论。

尽管我们说，战败的统帅在决心放弃会战以前，通常早就看到这种不利的结局，但是我们也承认有相反的情况，否则我们的论点就会自相矛盾。
如果由于会战已出现失败的趋势，就认为这场会战的败局已定，那么，也就不会再拿出兵力去扭转败局，因而也就不会在会战的失败趋向出现以后很久才开始退却了。
然而也有这样的情况：一方的失败趋势已定，但结果却是另一方失败了。
这种情况当然不是常见的，而是很少的。
可是，时运不佳的统帅总把希望寄托，在这种很少的情况上，只要还有一点挽回败局的可能性，他就一直指望出现这种情况。
只要自己的勇气和理智不相矛盾，他总是希望通过忍受更大的劳累、发挥剩下的精神力量，以及通过创造奇迹或者借助幸运的偶然机会，使自己还能看到扭转败局的时刻。
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想多说几句，但在此以前先要说明什么是均势变化的征候。
整体战斗的结果是由各个部分战斗的结果组成的，而各个部分战斗的结果则体现在以下三个不同的方面。

七六

第一、体现在指挥官内心受到的精神影响上。
如果一个师长看到他的各个营是如何失败的，那么这就会对他的行动和报告发生影响，而他的报告又影响到统帅的措施。
因此，有一些失利的，即使是看来可以补救的部分战斗，也会产生不良的印象，这种印象总是很容易地、甚至不可抗拒地涌进统帅的心里。

第二、体现在我方部队比对方更快的消耗上。
这种消耗在缓慢而有秩序的现代会战过程中是很容易估计出来的。

第三、体现在地区的丧失上。

所有这一切就好象一个罗盘，统帅根据它就可以辨别会战这只船的航向。
如果自己损失了全部炮兵，却没有夺得敌人的火炮，如果自己的步兵营被敌人的骑兵冲垮，而敌方的步兵营却到处都是攻不破的，如果自己战斗队形的火力线不得不从一个地点退到另一个地点，如果为了占领某些地点而白白地消耗了力量，而且向前推进的步兵营每次都恰好被敌人雨点般的榴霰弹打散，如果在炮战中我方的炮火开始减弱，如果大批没有受伤的士兵随着伤员的后撤而逃跑，因而火线上的步兵异常迅速地减少，如果会战计划被破坏，以致一部分部队被截断和被俘，如果退路开始受到威胁，那么，统帅就必然会从这一切情况中看出这次会战的趋势。
会战的这种发展方向持续得越久，趋势就越肯定，要挽回败局就越困难，不得不放弃会战的时刻也就越来越近。

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个时刻。

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双方留下的预备队的对比，往往是最后决定胜负的主要根据。
统帅如果看到对方在预备队的对比上占有决定性优势，那么他就要下决心退却。

现代会战的特点是，会战过程中的一切不幸和损失都可以通过生力军来补救，因为，现代战斗队形的编组方法和部队投入战斗的方式，使人们几乎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使用预备队。
一个看来将要遭到不利结局的统帅，只要还有优势的预备队，他是不会放弃会战的。
但是，一旦他的预备队开始比敌方的预备队少了，那就可以认为胜负已定。

至于他还可能采取什么措施，这一方面要看当时的具体情况，另一方面要看他勇气和毅力的大小，不过，这种勇气和毅力有时也可能变成不明智的顽固。
统帅怎样才能正确地估计双方预备队的对比，这是实践中的技能问题，决不是这里要谈的问题。
我们这里只谈他判断得出的结论。
不过，得出结论的时候仍然不是定下退却决心的时刻，因为一个只是逐渐形成的结论还不足以促使统帅定下决心，它只是统帅定下决心的一个一般的根据，要定下决心还要有一些特殊的因素。
这里主要有两个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即退却的危险和黑夜的到来。

随着会战的进展，如果退却受到的威胁越来越大，而且预备队已经大大消耗，已经不足以打开新局面，那么，除了听天由命和有秩序地退却以外，就没有别的出路了。
在这种情况下，长时间地耽搁就会使他陷入溃败、甚至覆灭的危险。

一切战斗，通常随着黑夜的到来而结束，因为夜间战斗只有在特殊的条件下才是有利的。
因为黑夜比白昼更利于退却，所以，凡是必须退却或者很可能要退却的人，都愿意利用夜暗向后退却。

不言而喻，除了这两种常见的和最主要的因素以外，还可能有许多比较特殊、比较小、但又不容忽视的其他因素促使人们定下退却的决心，因为会战越是临近趋势发生决定性改变的时刻，每个部分战斗的结果对这种改变的影响就越显著。
因此，损失一个炮兵阵地，敌人两三个骑兵团顺利地突入阵地等等，都能促使人们实现正在成熟的退却决心。

在结束这个论题的时候，我们还必须谈一下统帅身上的勇气同理智之间的斗争的问题。

一方面，屡战屡胜的骄傲情绪，天生倔强带来的不屈不挠的意志，由高尚激情引起的顽强的抵抗精神，都要求统帅不退出战场，而要把光荣的英名留在那里；—另一方面，清醒的理智却在劝阻他不要把力量用完，不要孤注一掷，而要保
存必要的力量，以便有秩序地退却。
在战争中，尽管勇气和顽强应该得到很高的评价，尽管没有决心竭尽全力争取胜利的人很少有获胜的希望，但是总应该有一个限度，如果超过这个限度，顽固地作下去，那么只能认为是绝望的挣扎，是愚蠢的行动，任何批判者都不会原谅他。
拿破仑在最著名的滑铁卢会战中使用了最后的兵力，企图挽回一场已经不可挽回的会战，他拿出了最后一文钱，终于象乞丐一样逃出了战场，逃出了他的祖国。

七七

第十章 主力会战(续)
——胜利的影响——
由于立足点不同，人们可能对某些大会战获得特大的效果感到惊讶，同样也可能对另一些大会战没有获得什么效果而感到十分奇怪。
现在我们谈谈一次大胜利的影响。

在这里，我们很容易区分以下三种影响：一、胜利对战争工具本身，即对统帅及其军队的影响；二、胜利对参战国的影响；三、上述两种影响在以后的战争过程中所起的真正的作用。

胜利者和失败者在战场上的伤亡、被俘人数和火炮损失方面的差别，往往是不显著的。
谁要是只看到这种差别的不显著的一个方面，谁就会常常感到这个差别所产生的后果是完全不可理解的。
而实际上，这通常是极其自然的事。

我们在第七章中曾经讲过，一方的胜利不仅随另一方被击败的军队数量的增多而增大，而且是以更大的比例增大的。
一场大规模战斗的结局给失败者和胜利者带来的精神影响都是比较大的。
这种影响会使物质力量受到更大的损失，而物质力量的损失又反过来影响精神力量，这两者是相互作用，相互助长的。
因此，人们应该特别重视这种精神影响。
这种精神影响对胜利者和失败者所起的作用是相反的：对失败者来说，它能破坏各种力量，对胜利者来说，却能加强他的力量和活动。
但是，这种精神影响主要还是对失败者发生作用，因为对失败者来说，它是造成新的损失的直接原因。
此外，这种影响同危险、劳累和艰难，总之同战争中的一切困难因素有相同的性质，因而同它们结合在一起，并在它们的影响下不断增大。
对胜利者来说，这一切能够影响它勇气的进一步高涨。
我们看到，失败者从原来的水平线下降的程度比胜利者从原来的水平线上升的程度大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谈到胜利的影响时，主要是指失败者所受的影响。
如果说这种影响在一次大规模的战斗中比在一次小规模的战斗中强烈，那么，在主力会战中肯定比在一次从属性的战斗中更要强烈得多。
主力会战是具有独立性的，也就是说它应该以最大的努力争取它应该取得的胜利。
主力会战的意图是，就在要进行主力会战的这个地方、这个时刻战胜敌人，它体现着全部战争计划和一切措施以及对未来的一切遥远的希望和朦胧的想象。
对这个大胆的问题作出答案，是命运攸关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精神必然会紧张起来，不仅统帅，而且他的整个军队直到最低一级的辎重兵都是如此。
当然，职位越低，紧张的程度越小，产生的影响也越小。
不论在任何时代，从事物的性质来看，主力会战决不是一种不作准备地、突然地、盲目地进行的例行公事，而是一种规模宏大的军事行动。
这种行动不论就其本身的性质来说，还是就指挥官的意图来说，都比一般的战斗活动更能增强所有人的紧张情绪。
人们越是紧张地注视着会战的结局，会战结局的影响也就越大。

胜利的精神影响在现代会战中比在现代战史初期的会战中要大得多。
既然现代会战象我们以前讲过的那样，是双方力量的真正搏斗，那么起决定性作用的，当然是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总和，而不是个别的措施，更不是偶然性。

人们犯了错误，下次可以改正，如果遇到幸运和偶然的机会，也可能在下一次得到更多的好处。
但是，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的总和通常却不是很快就可以改变的。
因此，一次胜利在这方面带来的变化对整个未来都会有更为重大的意义。
在所有参加会战的人中间，虽然只有极少数的人考虑到这种变化，但是，会战的过程本身会使每个参加会战的人感觉到这种变化。
尽管关于会战过程的公开报道可以用一些牵强附会的个别情况来掩饰真相，但人们也或多或少可以看出：胜负的决定取决于总的情况，而不取决于个别情况。

从来没有亲身经历过失败的大会战的人，很难对失败的会战有一个活生生的、因而是完全真实的概念。
这一次或那一次小失败的抽象概念永远也不能构成一次失败的大会战的真正概念。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一次失败的大会战的情景吧。

在一次失败的会战中，能够左右人的思考(也可以说人的智力)的，首先是兵力的消耗，其次是地区的丧失(这往往是常见的现象，即使是进攻者，在不顺利时也会丧失地区)，再次是队形的破坏，各部分的混乱和退却的危险(除了少数例外的情况，这一切会经常出现，只是程度有所不同)，最后是退却(这往往是在夜间开始，或者至少是在整个夜间还继续进行的) 
。
退却一开始，军队就不得不丢下大批疲惫不堪的和跑散了的士兵，而他们往往正是冲得最远和坚持得最久的勇士。
本来只有高级军官才有的失败的感觉，到这时就波及到各级军官，一直到普通的小兵。
特别当他们想到在这次会战中有许多真正为大家所敬爱的勇敢的战友落在敌人手里的可怕景象时，失败的感觉就更加强烈。
同时，每个人在不同程度上都会认为自己的努力所以徒劳无益，是上级指挥官的过错，因而对上级指挥官产生不信任，于是失败的感觉更加强烈。
这种失败的感觉并不是随便产生的想象，它是敌人占优势的证明。
敌人占优势这一事实，最初可能被某些原因所掩盖，不易被人们发现，但到会战结束时，总会明显地显露出来。
也许人们早巳看到了这一事实，但在缺乏确凿根据的情况下，必然会希望出现偶然情况，相信幸运和天意，或者进行大胆的冒险。
最后，当这一切都证明已经无济于事时，冷酷的事实就威严无情地摆在人们的面前了。

这些情况还远远不能说是惊慌失措。
一支有武德的军队所以惊慌失措，决不是会战失败的缘故，而其他的军队的惊慌失措，也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才是会战失败的结果。
但是，上述那些情况，却是在最优秀的军队中也会产生的。
如果说长期的战争锻炼和胜利的传统，以及对统帅的极大信任，有时可以减少这些情况，但在失败的最初时刻却不可能完全避免这种情况。
这些情况也不是仅仅由于火炮的丢失和人员的被俘而引起的，因为火炮的丢失和人员的被俘通常是到后一阶段才会有的，而且也不会很快就为大家所知道。
因此，即使均势的变化极其缓慢而且是逐渐的，也不会不产生这些情况，正是这些情况构成了在任何场合都会产生的胜利影响。

我们已经说过，战利品的数量可以加强这种影响。

处在上述情况下，作为战争工具的军队将会遭到多么厉害的削弱啊，我们说过，一支处在这种削弱状态下的军队对作战中很普通的困难都会感到难以对付，因此，怎么还能够期待它作出新的努力，重新夺回已经失去了的东西呢！在会战之前，交战双方之间有一种真正的或者想象的均势，当这个均势已经遭到破坏时，要想重新恢复它，就必须有外因的帮助。
如果缺乏这样的外因，那么，任何新的努力都只会导致新的损失。

七八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主力取得的最微小的胜利，也会使均势象天平的秤盘一样不断向一边下降，直到新的外在条件使它发生改变为止。
如果没有这种新的外在条件，而胜利者又是一个有强烈的荣誉心、不断追求远大目的的人，那么，要想使他高涨的优势不致象洪流一样泛滥成灾，要想通过许多小规模的抵抗使这股洪流缓慢下来，直到胜利的影响沿着一条渠道最后消失，对方就必须有一个杰出的统帅，就必须有一支久经战争锻炼而具备高度武德的军队。

现在我们来谈谈对方的胜利对军队以外的民众和政府的影响。
这种影响表现为他们的迫切希望突然变成泡影，自尊心遭到彻底的打击，代之而起的恐惧情绪则可怕地到处传播，最后使他们完全陷于瘫痪状态。
这是主力会战对交战一方的神经闪电般的真正打击。
这种影响，尽管在这里和在那里会有所不同，但决不可能完全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但不积极地去发挥自己的作用以扭转败局，反而惧怕自己的努力会徒劳无益，于是在应该前进的时候踌躇不前，或者甚至束手待毙，听凭命运摆布一切。

这种胜利的影响在战争过程中所产生的成果，一部分是胜利一方统帅的性格和才能决定的，但更多的是促成胜利的各种条件以及胜利带来的各种条件决定的。
当然，统帅没有胆量和敢作敢为的精神，即使是最辉煌的胜利也不会带来很大的成果。
但是，即使统帅有胆量和敢作敢为的精神，如果各种条件严重地限制着这些精神力量，那么它们也会很快地枯竭。
如果利用科林会战的胜利的不是道恩元帅而是腓特烈大帝，如果进行勒登会战的不是普鲁士而是法国，那么结果将会多么不同啊！促使巨大的胜利产生巨大成果的各种条件，我们在讨论与此有关的问题时再作研究。
那时才能解释清楚，为什么胜利同它的成果之间有大小不一致的现象，而初看起来，这似乎是因为胜利者缺乏魄力的缘故。
在这里我们只研究主力会战本身，我们不想离开这个题目，所以只想指出：胜利决不会不产生上述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随着胜利的增大而增强的。
一次会战越是成为主力会战，也就是说，越是把全部作战力量集中在一次会战中，越是把全部军事力量变成作战力量，越是把全国的力量变成军事力量，胜利的影响也就越大。

然而，难道理论就可以把胜利的影响看作是完全不可避免的，难道理论就不应该竭力寻求有效的手段来消除这种影响吗？对这个问题作肯定的答复，似乎是很自然的，但是，愿上帝保祜，千万别让我们象大多数理论家那样走上既贸成又反对的自相矛盾的歧路吧。

实际上，上述影响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这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
即使我们找到了可以抵制它的方法，它仍然存在，犹如一颗炮弹，即使它是从东向西发射的，因而它随地球自转而产生的运动速度会有所减小，但它仍然是随着地球的自转在运动。

整个战争的进行是离不开人的弱点的，也是针对着这种弱点的。

尽管我们以后在另一个场合还要谈到主力会战失败后应该怎么办，尽管我们还要研究在绝望的处境中可能剩下的手段，尽管我们还相信在这样的处境中有可能把失去的一切重新夺回来，但这并不等于说，这样一次失败的影响就逐渐消失而等于零了。
因为人们用来挽回败局的力量和手段本来可以用到一些积极的目的上去。
不仅指精神力量，而且还包括物质力量。

另一个问题是，一次主力会战的失败会唤起一些在不失败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产生的力量。
固然，可以设想有这种情况，而且在许多民族中实际上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但是，如何才能激起这种强烈的反作用，这已不属于军事艺术研究的范围。
军事艺术只在假定会出现这种作用的情况下，对它进行考虑。

胜利给胜利者带来的结果，可能由于胜利的反作用，即唤起了失败者的其他力量而变得有害了。
尽管这种情况是极少有的例外，但是既然有这种情况，那就更有理由认为，由于战败的民族或国家的特点不同，同样的胜利所产生的结果也是有差别的。

七九

第十一章 主力会战(续)
——会战的运用——
无论战争在具体情况下是多么多种多样，而且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情况是必然的，我们只要从战争这个概念出发，仍可以肯定以下几点：(1)消灭敌人军队是战争的主要原则，对采取积极行动的一方来说，这是达到目标的主要途径；(2) 
消灭敌人的军队主要是在战斗中实现的；(3)具有一般目的的大的战斗才能产生大的结果；(4)若干战斗汇合成为一次大会战，才会产生最大的结果；(5) 
只有在主力会战中统帅才亲自指挥，在这种情况下他宁愿相信自己，这也是事物性质决定的。

根据上述五点可以得出一个双重法则，它包含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消灭敌人军队主要是通过大会战及其结果实现的，大会战又必须以消灭敌人军队为主要目的。

当然，在其他手段中也可能或多或少地包含有消灭敌人军队这个因素。
也有这样的情况：由于各种条件有利，在一次小战斗中也可能异乎寻常地消灭了敌人很多的军队(如马克森会战) 
；而另一方面，有时在一次主力会战中，主要目的却不过是占领或坚守一个阵地。
但总的来说，进行主力会战只能是为了消灭敌人的军队，而且也只有通过主力会战才能达到消灭敌人军队的目的，这是千真万确的。

因此，应该把主力会战看作是战争的集中表现，是整个战争或战局的重心，如同太阳光在凹镜的焦点上聚成太阳的完整的象进发出极高的热度一样，战争的各种力量和条件也都集中在主力会战中，产生高度集中的效果。

几乎在一切战争中，都要在一定程度上把军队集中成为一个大的整体。
这个现象就表明，不管是主动的进攻者，还是被动的防御者，都有用这个整体进行一次大战斗的想法。
如果这样的大战斗没有发生，那就说明虽然有敌对感情这个战争的最初动机在起作用，但还有其他缓和和抑制因素在削弱、改变或完全阻止这种作用。
但是，即使双方都不采取行动(这是过去许多战争的基调)，在他们的思想中主力会战仍然是未来的目标，是构成他们的计划的远焦点。

战争越是成为真正的战争，越是成为发泄敌对感情和仇恨感以及互相制服的手段，一切活动就越集中在流血的战斗中，因而主力会战也就越加重要。

凡是抱有大的和积极的目的的人，也就是以严重损害对方利益为目的的人，就必然采取主力会战这一最自然的手段。
而主力会战，正象我们以后还要详细说明的那样，是最好的手段。
谁害怕大的决战而逃避主力会战，通常谁就要自食其果。

只有进攻者才有积极的目的，所以主力会战主要是进攻者的手段。
尽管我们在这里还不能更详细地确定进攻和防御的概念，但也必须指出，即使是防御者，要想或迟或早地适应防御的需要，完成自己的任务，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只有采用主力会战这个唯一有效的手段。

主力会战是解决问题的最残酷的方法。
正如我们在下一章还要详细说明的那样，虽然主力会战不等于单纯的相互残杀，它的效果更多的是摧毁敌人的勇气，而不在于杀死敌人的士兵，但是流血永远是它的代价，而“屠杀”这个词既表示了会战的名称，又说明了它的性质。
作为一个人，统帅对于这一点也是会感到不寒而栗的。

但是，使统帅精神上感到压力更大的，还是他想到通过这次战斗要决定胜负。
在这里一切行动都集中在空间和时间的某一点上，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免会模模糊糊地感到他们的兵力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仿佛无法展开和无法活动，仿佛只要有时间，就会赢得不少的好处，但实际上时间却不会带来什么好处。
这种感觉只是一种错觉，但是这种错觉也是不容忽视的。
人们在作任何重要决定时都会受这种错觉的影响，当一个统帅要作出这样一种重大决定时，他的这种感觉就会更强烈。

因此各个时代都有一些政府和统帅，设法回避决定性的会战，希望不通过会战也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或者悄悄地放弃自己的目的。
于是，那些历史家和理论家们，就竭尽全力地想从这些以其他方法进行的战局和战争中，不仅找到可以代替决定性会战的等价物，甚至找到更高超的艺术。

这样一来，在现代，就有人根据战争中合理使用兵力的原则，几乎把主力会战看作是一种错误所必然引起的祸害，是正常的、慎重的战争中决不应该发生的病态。
他们认为，只月那些懂得用不流血方式进行战争的统帅才有资格戴上桂冠，而那种婆罗门教真经式的战争理论，其任务恰好就是传授这种艺术。

现代历史已经粉碎了这种谬论，但是谁也不能保证这种谬论不再重新出现，不再诱惑当权人物相信这种适合人的弱点、因而容易为人们接受的颠倒黑白的看法。
也许在不久以后就会有人认为，拿破仑进行的几次战局和会战是野蛮而近于愚蠢的，并以满意和信任的心情再次推崇那种已经过时的、装模作样的旧式部署和打法。
如果理论能够告诉人们警惕这些东西，那么它就对愿意听从理论忠告的人作了重大的贡献。
但愿这对我们可爱的祖国的那些对军事问题可以说出权威意见的人有所帮助，在这方面给他们作向导，并且要求他们对这些问题作认真的考察。

不仅战争的概念告诉我们，而且经验也告诉我们，只有在大规模的会战中才能决定重大的胜负。
自古以来，只有巨大的胜利才能导致巨大的成就，对进攻者来说必然是这样，对防御者来说或多或少也是这样。
甚至拿破仑，假使他害怕流血，恐怕也不会获得乌耳姆会战的胜利(这样取得的胜利在他所有的战争中也是唯一的一次) 
，这一胜利，可以看作是他以前几次战局胜利的第二次收割。
因此，不仅大胆的统帅、富有冒险精神的统口巾或者倔强的统帅，曾经力图用决定性的会战这个重要的冒险手段来完成自己的事业，就连那些幸运的统帅，也同样是这样。
这些统帅对这个如此重大的问题所做的答复，我们是满意的。

关于那些不经流血而获得胜利的统帅的一切，是我们不想听的。
如果说流血的屠杀是残酷可怕的，那么这只能使我们更加严肃地对待战争，而不应该使我们出于人道让佩剑逐渐变钝，以致最后有人用利剑把我们的手臂砍掉。

我们认为一次大会战决定主要的胜负，当然不是一次战争或战局中不可少的、唯一的一次胜负。
一次大会战能够决定整个战局胜负的情况，只有在现代才是常见的，至于一次大会战能够决定整个战争胜负的情况，那是极为少见的例外。

八〇

一次大会战决定的胜负，其意义当然不仅仅取决于大会战规模的大小，即集中到会战中的军队的多少和会战胜利的大小，还取决于双方国家及其军事力量方面的许多其他情况。
但是，由现有军队的主力进行的大规模的搏斗，得出的胜负当然也是主要的。
胜负的规模，在某些方面是可以预测出来的，虽然不是所有方面。
这样的胜负，即使不是唯一的一次，但作为第一个胜负，对以后的胜负也会发生影响。
因此，周密计划的主力会战按其不同的情况，在不同程度上始终应该看作是当前整个军事行动的中心和重心。
统帅越是以真正的战争精神(即战斗精神)从事战争，越是具备打垮敌人的感情和想法(即意识) 
，他就越会把一切都放到第一次会战那个天平的秤盘上，希望并力争在第一次会战中夺取一切。
拿破仑在他所从事的战争中，大概没有一次不是想在第一次会战中就打垮敌人的。
腓特烈大帝进行的战争虽然规模较小，危机也有限，但当他率领一支兵力不大的军队从背后攻击俄国人或帝国军队而想打开一个新的局面时，也同样是有这种想法的。

我们在上面说过，主力会战所决定的胜负的意义，有一部分取决于会战本身的规模，即取决于参加会战的军队的数量和会战成果的大小。

为什么统帅可以用增大参加会战的军队的数量来提高会战在决定胜负方面的作用，这是不言而喻的。
现在我们只想指出，主力会战规模越大，由主力会战决定胜负的可能性就越大。
因此，凡是有信心而又喜欢取得大胜利的统帅，在基本上不忽略其他方面的情况下，总是尽可能地把绝大部分的兵力投入大会战。

至于会战的成果，更确切地说，胜利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下列四个条件：(1)会战所采取的战术形式；(2)地形的性质；(3)各兵种的比例；(4)兵力的对比。

只采取正面进攻而不采取迂回的会战，很少能象采取迂回或者迫使对方或多或少地改变正面的会战那样收到很大的成果。
在复杂的地形上或山地进行的会战的成果同样也是较小的，因为在这里进攻力量到处都受到削弱。

如果胜利者的骑兵和失败者的骑兵同样多，或者更少些，那么胜利者追击的成果就会减小，因而就会失去很大一部分胜利成果。

最后，还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在同样采取迂回敌人或迫使敌人改变正面的方法的条件下，以优势兵力取得的胜利，要比以劣势兵力取得的胜利有更大的成果。
人们根据勒登会战可能会怀疑这个原则在实际上的正确性，在这里请允许我们说一句我们平常不大爱说的话：没有无例外的规则。

因此，统帅利用上述四种条件可以使他进行的会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固然，他冒的危险也会因而增大，不过，他的全部活动本来就免不了要受精神世界的这个力学定律的支配。

这样，在战争中就没有什么比主力会战更重要的了。
因此，战略上最大的智慧就表现在为主力会战提供手段，巧妙地确定主力会战的时间、地点和使用兵力的方向，以及利用主力会战的结果。

虽然上述这些都很重要，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它们是很复杂的，很不容易捉摸的。
恰好相反，这一切都是很简单的，并不需要很多巧妙的艺术，而只需要有敏锐地判断各种现象的能力、魄力和坚决地贯彻始终的精神，以及朝气蓬勃的敢作敢为的精神，总之只要有我们以后还要时常谈到的英雄气概。
在这方面，统帅很少需要书本上的知识，如果说他能够学到一点知识的话，那么更多地要通过书本以外的其他途径。

要想进行主力会战，要想在主力会战中主动而有把握地行动，就必须对自己的力量有信心和对必然性有明确的认识，换句话说，必须有天生的勇气和在广阔的生活经历中锻炼出来的锐敏的洞察力。

光辉的战例是最好的教师，但是，千万别让理论上的偏见象乌云一样遮蔽住这些战例，因为，阳光即使能穿过乌云，也会产生折射和变色。
这些偏见有时会象瘴气那样扩散开来，所以理论的迫切任务就是粉碎这些偏见，因为理智上产生的错误，只能用理智来消除。

八一

第十二章 战略上利用胜利的手段
尽可能地为赢得胜利作好准备是一件困难的工作，是战略默默无闻地作出的功绩。
战略在这方面几乎得不到任何赞扬，只有利用了已经取得的胜利，战略才显得光彩和荣耀。

会战可能有什么样的特殊目的，它对整个军事行动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在各种情况下如何取得胜利以及胜利的顶点在什么地方，所有这一切问题我们将在以后讨论①。

但是，不进行追击，任何胜利都不能取得巨大的效果；不论胜利的发展是怎样地短促，它也总有个初步追击的时间。
在一切情况下都确实是这样的。
为了避免到处重复这一点，我们想简短而概括地谈一谈胜负决定后必然随之而来的这个任务。

对战败了的敌人的追击，是从他放弃战斗撤出阵地的时刻开始的。
至于在这以前双方交替出现的一切前进和后退的运动，都不能算是追击，而只是会战进程本身。
在对方放弃战斗撤出阵地的瞬间，胜利虽然已经肯定了，但它的规模通常还很小，而且它的效果还不大。
如果不在当天进行追击以发展胜利，那么胜利就不会在许多方面提供更积极的利益。
如前所述，在大多数情况下体现胜利的那些战利品是通过这种追击获得的。
我们首先就来谈谈这种追击。

会战前夕的各种活动都是紧迫的，因此，交战双方军队‘的体力通常在进入会战以前就已经受到很大削弱。
而在长时间的搏斗中体力消耗很大，军队可能会筋疲力竭。
此外，胜利者在部队分散和队形混乱方面并不比失败者好多少。

因此，有必要进行整顿，召集失散的人员，给用完子弹的人补充弹药。
这一切使胜利者自己也处于危机状态，这是我们已经讲过的。
如果被击败的只是敌军的一个从属部分，它们可能被主力所收容，或者得到强大的增援，那么很明显，胜利者就很容易有丧失胜利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胜利者考虑到这种危险，就会立刻停止追击，至少给追击规定一个限度。
即使胜利者并不担心失败者会得到很多增援，但在上述危机状态中，胜利者的追击的冲力也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即使胜利者并不担心胜利会被夺走，但仍然可能发生不利的战斗，仍然可能减少既得的利益。
此外，人们生理上的需要和弱点也必然对统帅的意志施加全部压力。
统帅指挥的成千上万的人，都需要休息和恢复体力，都要求暂时避免危险和停止活动。
只有少数人可以看作是例外，只有他们还能看到和想到比眼前更远的东西。
只有他们还有发挥勇气的余地，在完成了必要的任务以后，还能想到其他成果，这些成果在别人看来已经是美化胜利的奢侈晶。
但是，成千上万的人的呼声在统帅左右是会有人反映的，因为，人们的这种切身利益通过各级指挥官将会如实地传到统帅那里。
何况统帅本身精神也很紧张，身体也很劳累，他的内心活动或多或少也会有所削弱。
于是，由于人的这种常情，人们所做到的往往比能够做到的要少得多，而且做到的也只是最高统帅的荣誉心、魄力和严酷所要求的。
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有许多统帅在以优势兵力取得了胜利以后，在扩大这个胜利时却迟疑不决。
胜利后的初步追击，我们认为一般只限于当天，最迟到当天夜间，因为在这个时间以后，由于自己需要休整，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中止追击。

初步追击就其程度来说可分以下几种。

第一种，用骑兵进行的追击。
这种追击主要是威胁和监视敌人，而不是真正紧逼敌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大的地形障碍就往往可以妨碍追击者前进。
骑兵虽然能攻击精神受到震撼和力量受到削弱的部队中的零星队伍，但对敌人整个军队进行追击时，它始终只是辅助兵种，因为敌人可以用预备队来掩护退却，利用就近不大的地形障碍就能够联合各兵种进行有效的抵抗。
只有真正逃窜的完全瓦解的军队在这里才是例外。

第二种，各兵种组成的强有力的前卫进行的追击。
当然大部分骑兵要参加这种追击。
这种追击可以迫使敌人一直退到他后卫的、或者整个军队的下一个阵地。
通常，失败者不会立刻有利用这种阵地的机会，因此胜利者可以继续追击，但多半不超过一小时的行程，至多不过二、三小时的行程，否则，前卫就有得不到充分支援的顾虑。

第三种，也是最强有力的一种，胜利者倾其整个军队的力量继续向前推进的追击。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失败者可以利用地形所提供的阵地，但只要觉察到追击者准备进攻或迂回，又会放弃大部分阵地，至于他的后卫，就更不敢进行顽强的抵抗了。

在所有这三种情况下，即使整个追击还没有结束，如果黑夜到来，通常也会停止追击。
至于在少数情况下彻夜继续追击，就必须看作是极其猛烈的追击。

如果人们想到，夜间战斗时一切都或多或少要依靠偶然性，而且在会战临近尾声时，各部分之间的正常联系和会战的正常步骤已受到严重破坏，那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双方统帅都害怕在夜间继续战斗。
除非失败者已经完全瓦解，或者胜利者的军队具有出众的武德，能够确有把握地取得成果，否则，在夜战中几乎一切都只好碰运气，而这是任何人，甚至最卤莽的统帅也不愿作的。
因此，通常黑夜会使追击停止，即使会战是在天黑前不久才决定胜负的，也是如此。
黑夜可以直接给失败者一个喘息和集合部队的机会，或者，如果他想在夜间继续退却，夜暗可以帮助他摆脱敌人。
黑夜一过，失败者的处境会显著地好转。
大部分溃散的士兵重新归队，弹药得到补充，整个部队会重新恢复秩序。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还要继续同胜利者作战，那么这个战斗就是一个新的战斗，并非上次战斗的延续。
即使在这一次战斗中失败者没有取得绝对良好的结局，也仍然是一次新的战斗，而不是胜利者收拾上次战斗的残局。

因此，在胜利者可以彻夜继续追击的情况下，即使只用各兵种组成的强有力的前卫进行追击，也能显著地扩大胜利的效果。
勒登会战和滑铁卢会战就是例证。

这种追击的全部活动，基本上是战术活动，我们谈到它，只是为了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通过追击所获得的胜利的效果是不同于其他效果的。

在初步追击中将敌人追到他的下一个阵地，这是每个胜利者的权利，它是不受以后计划和情况的限制的。
这些计划和情况虽然可能大大减小胜利者主力获得的胜利的积极成果，但是却不会妨碍利用胜利进行这种初步追击。
即使我们可以设想有这样的情况，但这种情况至少是极为罕见的，以致理论可以不去考虑它们。
在这里，我们必须承认，现代战争为人的魄力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活动领域。
在过去那些规模小的、局限性很大的战争中，追击如同其他许多活动一样，受到一种不必要的、习惯上的限制。
在当时的统帅看来，胜利的概念、胜利的荣誉，是十分重要的，以致他们在胜利时很少想到真正消灭敌人军队的问题。
在他们看来，消灭敌人军队只不过是战争的许多手段中的一个手段而已，从来就不是主要的手段，更谈不到是唯一的手段了。

一旦敌人把剑垂下，他们便乐于把自己的剑插入鞘中。
在他们看来，胜负一旦分晓，战斗就可以停止，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继续流血就是无谓的残忍。
这种错误的理论虽然不是人们作出全部决定的唯一依据，但它却能产生容易被人们接受并占主导地位的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力量都已耗尽，军队已不可能继续进行战斗。
如果一个统帅只有一支军队，而且估计这支军队不久将会遇到无力完成任务的情况(这种情况在进攻中每前进一步都是常常会遇到的) 
，那么他当然要十分珍惜这个夺取胜利的工具。
但是，显而易见，这种估计是错误的，因为追击时自己兵力遭受的损失比对方的损失要小得多。
这种看法所以一再产生，是因为人们没有把消灭敌人军队看作是主要的。
因此，我们看到，在过去的战争中，只有象查理十二、马尔波罗、欧根、腓特烈大帝这样一些真正的英雄人物，才在胜负决定以后立即进行有力的追击，而其他统帅大多是占领了战场就满足了。
到了现代，由于导致战争的情况更为复杂，作战更加激烈，才打破了这种因循守旧的限制。
于是，追击成了胜利者的主要事情，战利品的数量因此大大增加。
如果在现代会战中还可以看到不进行追击的情况，那只是例外，往往是由一些特殊原因造成的。

八二

例如在格尔申会战和包岑会战中，联军是由于骑兵占有优势才避免了彻底的失败。
在格罗斯贝伦和登纳维次会战中，是由于瑞典王储不愿意而没有追击。
在郎城会战中，是由于年老的布留赫尔身体不适，才没有进行追击。

博罗迪诺会战也是属于这方面的例子，关于这个例子，我们还要多讲几句，因为我们并不认为单单责备一下拿破仑就可以完事，同时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以及许多类似的情况(即在会战结束时统帅被总的形势所束缚的情况)是极其罕见的。
有些法国军事著作家和拿破仑的崇拜者(例如沃东库尔、尚布雷、塞居尔) 
严厉地责备拿破仑，怪他没有把俄军全部逐出战场，没有用他最后的兵力粉碎俄军，否则就可以使俄军失利的会战变成彻底的失败。
在这里详尽地说明双方军队当时的情况将会离题太远，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当拿破仑渡过涅曼河时，他统率的准备参加博罗迪诺会战的军队共有三十万人，而到博罗迪诺进行会战时，却只剩下十二万人了。
他可能担心这些兵力不足以向莫斯科进军，而看来莫斯科是决定一切问题的焦点。
在取得这次胜利后，他确信可以占领这个首都，因为看来俄国人决不可能在八天内发起第二次会战。
拿破仑是希望在莫斯科缔结和约的。

假使能把俄军打垮，缔结和约的把握当然更大，但无论如何到达莫斯科是重要的，因为如果率领一支兵力雄厚的军队到达莫斯科，就可以依靠这支军队控制首都，从而控制整个俄国及其政府。
后来的事实表明，他带到莫斯科的兵力不足以完成这个任务。
但是，如果在博罗迪诺为了打垮俄军而把自己的军队全部消耗殆尽，那就更不能做到这一点了。

拿破仑深深感觉到了这一点。
在我们看来，他做得完全正确。
因此这种情况不能算作是统帅由于总的形势而不能在胜利后进行初步追击的例子。
这里涉及的不单纯是追击的问题。
当天下午四时，胜负已经决定，可是俄军仍保有绝大部分战场，而且不打算放弃它。
他们准备在拿破仑重新发起攻击时进行顽强的抵抗，尽管这种抵抗一定会遭到彻底失败，但也会迫使对方付出很大的代价。
因此，我们只能把博罗迪诺会战列入包岑会战一类没有进行到底的会战。
但包岑会战中的失败者愿意早一些离开战场，而博罗迪诺会战的胜利者却宁愿满足于半个胜利，这不是因为他怀疑胜局是否已定，而是因为他的兵力不足以获取全胜。

如果我们回到正题上来，那么，从我们的考察中，对初步追击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胜利的大小主要取决于追击时的猛烈程度；追击是取得胜利的第二个步骤，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比第一个步骤更为重要；战略为了同战术接近，以便利用战术上取得的完整的成果，就要求战术获得全胜。

但是，初步追击只是发挥胜利的潜力的第一步，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胜利的效果才仅仅表现在这种初步追击上。
我们曾经说过，胜利的潜力的作用是其他条件决定的。

在这里我们不准备谈这些条件，但是我们不妨谈谈追击的一般情况，以免在可能涉及到它的场合一再重复。

继续追击就其程度来说又可分为三种：单纯的追踪、真正的紧逼和以截断敌人退路为目的的平行追击。

单纯的追踪可以使敌人继续退却，一直退到他认为可以再度发动一次战斗的地点为止。
因此，单纯的追踪能够充分发挥已得的优势的效果，此外，还可以得到失败者所不能带走的一切，如伤病员、疲惫不堪的士兵、行李和各种车辆等。
但是，这种单纯的追踪不能象下面两种追击那样使敌方军队进一步瓦解。

如果我们不满足于把敌人追到原来的营地和占领敌人放弃的地区，而是要索取更多的东西，也就是说，每当敌人的后卫要占领阵地时我们就用做好攻击准备的前卫向他发起攻击，那么这就可以促使敌人加速运动，促使敌人瓦解。
——敌人的瓦解主要是由于敌人在退却中毫无休止地逃窜所引起的。
对士兵来说，在强行军后正想休息的时候又听到敌人的炮声，这是最苦恼的事情。
如果在一段时间内天天遇到这种情况，就可能引起惊慌失措。
在这种情况下，失败者往往就不能不承认，对方的意志是无法抗拒的，自己已无力抵抗。
如果意识到这一点，军队的精神力量就不能不受到极大的削弱。
如果能迫使失败者在夜间行军，那么，紧逼追击就取得了极大的效果。
因为，失败者在傍晚被胜利者逼迫离开选定的营地(不论这个营地是整个军队本身用的还是后卫用的)，就只好进行夜行军，至少在夜间继续后撤另找宿营地，这两种结果是差不多的。
但是胜利者却可以安然度过一夜。

在紧逼追击的情况下，行军的部署和营地的选择还取决于许多其他条件，特别是给养、大的地形障碍、大城市等条件，因此，只有可笑的书呆子才会利用几何学的方法来说明：追击者总是可以摆布退却者，迫使他在夜间行军，而自己在夜间却可以休息。
尽管如此，在部署追击时，采用紧逼追击的方法仍然是正确的和合适的，而且可以大大提高追击的效果。
如果说在实际上人们很少采用这种追击方法，这是因为对于追击的军队来说，在确定宿营地和支配一天的时间方面这样的追击比正常情况下的行军要困难得多。
早晨早一些出发，中午到达宿营地，剩下的时间筹划粮秣，夜间休息，这种正常的方法比根据敌人的运动来准确确定自己运动的方法要容易得多。
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下，总是在极短的时间内作出关于运动的各项决定，有时要在清晨出发，有时要在傍晚出发，一天之中总有许多小时同敌人接触，进行炮战，进行零星的战斗，部署迂回，简单地说，要采取各种必需的战术措施。
对追击的军队来说，这当然是相当沉重的负担，而在负担本来就够多的战争中，人们总想摆脱看来并非绝对必要的负担。
上述考察是正确的，它适用于整个军队，通常也适用于强大的前卫。
因此，第二种追击，即紧逼退却者的追击，是相当少见的。
甚至拿破仑在1812年对俄国作战的战局中也很少使用这种方法。
很明显，这是因为在这次战局中还没有达到目的以前，巨大的艰难困苦就已经使他的军队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然而，在其他的战局中，法国人在紧逼追击方面却出色地发挥了他们的毅力。

最后，第三种方法，也是最有效的一种追击方法，是向失败者退却的目的地进行平行追击。

当然，任何失败的军队退却时在自己前面或近或远的地方，总有一个他首先渴望达到的目的地。
这个目的地可能是：不预先占领它继续退却就会受到威胁的地方，如隘路；或者先敌到达那里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如重镇、仓库等；或者到达那里就能够重新获得抵抗能力的地方，如坚固的阵地、同友军的会合点等。

如果胜利者沿着同失败者平行的道路向这一地点追击，那么，显而易见，失败者就不得不急剧地加速退却，因而最后可能变成逃窜。
失败者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三种对付的办法。
第一种办法是，截击敌人，通过出敌不意的攻击，获得成果。
不过，从失败者的处境来看，获得这种成果的可能性通常是不大的。
显然，只有具有果敢精神的敢作敢为的统帅和虽已战败但尚未彻底失败的优秀的军队，才能获得成功。
因此，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失败者才会采用这种办法。

八三

第二种办法是加速退却。
但这恰好是胜利者所希望的；而且这种退却很容易使部队过度劳累，使大批人员掉队，使火炮和各种车辆丢失和损坏，因而造成莫大的损失。

第三种办法是避开敌人，绕过容易被对方截断的地点，离开敌人尽量远些，比较轻松地行军，从而避免一些匆忙退却时的不利情况。
这是三种办法中的下策，它通常象一个无力偿还债务的人又欠下一笔新债一样，只会导致更为狼狈的局面。
但是在有些情况下，这个办法还是有效的，甚至有时还是唯一可行的办法，而且也有成功的先例。
然而一般地说来，人们采用这种办法事实上大多不是由于相信这种办法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达到目的，更多的是由于其他令人难以容忍的理由，即害怕同敌人进行真正的战斗。
害怕同敌人进行真正的战斗的统帅真是可怜啊：不论军队的精神力量受到多大的挫折，不论对自己同敌人遭遇时在精神力量方面将处于劣势的担心是多么正确，胆小怕事，回避同敌人战斗，只能对自己更加不利。
假使拿破仑在1813年回避哈瑙会战88而在曼海姆或科布伦次渡过莱茵河，那么，他甚至不能象在哈瑙会战后那样把三、四万人带过莱茵河了。
这说明，失败者可以利用防御的有利地形，周密地准备和谨慎地进行一些小规模的战斗。
只有通过这些战斗才能使军队的精神力量重新振作起来。

在这里，即使是最微小的成果也会产生令人难以置信的有利效果。
但是，对大多数的指挥官来说，要想作这种尝试必须克制自己的疑虑，而避开敌人，初看起来却似乎容易得多，因而人们往往愿意避开敌人。
然而，失败者避开敌人恰好最能促使胜利者达到目的，而使自己彻底失败。
但是，必须指出，我们这里是指整个军队说的，至于一支被截断的部队企图通过一段弯路重新同其余部队会合，那是另一回事。
因为，后一种情况是不同的，而且获得成功的例子也不少见。

这种奔向同一目标的竞赛要有一个条件，这就是追击者要有一支部队紧跟在退却者的后面，收集一切被遗弃的东西，并且使退却者经常感到敌人就在后面。
布留赫尔从滑铁卢到巴黎追击法军的一段行军中，其他方面都做得很出色，唯有这一点没有做到。

这样的追击当然也同时会使追击者本身受到削弱。
如果失败的敌军可能被另一支强大的军队所收容，或者率领它的是一位杰出的统帅，而追击者自己尚未充分作好消灭敌人的准备，那么，是不宜使用这种方法追击的。
但如果情况允许，这种手段却能象一部大机器那样发挥作用。
在这样的追击下，失败的军队的损失会随着伤员和掉队的士兵的增多而增加，士兵会时刻担心被消灭而士气低落，以致几乎不能再进行真正的抵抗。
每天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不战而成追兵的俘虏。
胜利者在这种十分幸运的时刻，用不着害怕分散兵力，可以尽量把他的军队都投入这个旋涡，截击敌人单个的部队，攻占敌人未及防守的要塞，占领大城市等等。
在出现新的情况以前，他可以为所欲为，他越是敢作敢为，新的情况就出现得越迟。

在拿破仑的战争中，通过巨大的胜利和出色的追击而取得辉煌战果的例子是不少的。
我们只要回忆一下耶纳会战、勒根斯堡会战、来比锡会战和滑铁卢会战就够了。

八四

第十三章 会战失败后的退却
在失败的会战中，军队的力量受到了破坏，而精神力量受到的破坏比物质力量受到的破坏更大。
在新的有利的情况出现以前进行第二次会战，必将招致彻底的失败，甚至全军覆灭。
在军事上这是一条公理。
退却就其性质来说，应该进行到力量的均势重新恢复时为止，这种均势的恢复可能是由于得到了增援，可能是由于有坚固的要塞作掩护，可能是由于利用了大的地形障碍，也可能是由于敌方兵力过于分散。
均势恢复的迟早取决于损失的程度和失败的大小，但更多地取决于是什么样的敌人。
虽然战败的军队的处境在会战后没有丝毫改变，但这支军队却能在退却不远的地方重新整顿就绪，这样的例子难道还少吗：这是因为胜利者在精神方面存在弱点，或者在会战中所获得的优势不足以进行强有力的追击。

为了利用敌人的这些弱点或错误，为了不在形势所要求的范围以外多退一步，更主要的是为了尽可能保持自己的精神力量，退却必须缓慢地进行，必须且战且退，一旦追击者在利用他的优势时超过了限度，就予以大胆而勇敢的反击，这是完全必要的。
伟大的统帅和久经战争锻炼的军队的退却，往往象一只受了伤的狮子退去一样。
毫无疑问，这是退却的最好的理论。

实际上，人们在摆脱危险处境的时候，往往不是迅速地摆脱危险而喜欢玩弄一些无用的形式，无谓地浪费时间，这样做是危险的。
久经锻炼的指挥官认为迅速摆脱危险是十分重要的。
但是，会战失败后的总退却同一般地摆脱危险是不同的。
谁认为在会战失败后的总退却中通过几次急行军就可以摆脱敌人，就很容易站稳脚跟，谁就大错特错了。

在这种情况下，一开始必须尽可能缓慢地退却，一般地说，以不受敌人摆布为原则。
要坚持这个原则，就必须同紧迫的敌人进行血战，为此作出牺牲是值得的。
不遵守这一原则，就会加速自己的退却，不久就会成为溃退。
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掉队的士兵就会比进行后卫战时可能牺牲的人还要多，而且，连最后剩下的一点勇气也会丧失无遗。

用最优秀的部队组成一支强大的后卫，由最勇敢的将军率领，在最重要的肘刻全军予以支援，小心谨慎地利用地形，在敌人前卫行动轻率和地形对我有利时设下强有力的埋伏，简单地说，准备和策划一系列真正的小规模会战，这都是贯彻上述原则的手段。

各次会战的有利条件和会战的持续时间是不同的，因此会战失败后退却时的困难自然也是不同的。
从耶纳会战和滑铁卢会战中，我们可以看到，竭尽全力抵抗优势敌人后进行退却时会混乱到什么程度。

时常有一种分兵退却的论调，主张军队分成几个部分进行退却，甚至作离心方向的退却。
如果军队分成几个部分只是为了便于退却，它们依然能够共同作战，而且始终保持共同作战的意图，那么，就不是我们这里要谈的问题了。
至于任何其他分兵退却的作法，都是极其危险的，是违背事物的性质的，因而也是非常错误的。
军队在任何一次失败的会战中都处于削弱和瓦解的状态，这时，最迫切需要的是集中兵力，并在集中的过程中恢复秩序、勇气和信心。

在敌人乘胜追击的时刻，退却者把军队分开，去骚扰敌人的两侧，这完全是荒谬的。
如果敌人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书呆子，那么这种办法也许能起作用和收到效果；如果不能肯定敌人有这种弱点，那就不应该采用这种办法。
如果会战后的战略形势要求把军队分开，以便掩护自己的两翼，那也只能限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要过分地分开。
而且，即使如此，也只能看作是不得已的下策，同时，在会战结束的当天也很少能够做到这一点。

腓特烈大帝在科林会战后，放弃对布拉格的围攻，分三路退却，并非他自己愿意这样，而是因为他的兵力部署和掩护萨克森的任务不容许他采用其他办法。
拿破仑在布里昂会战后命令马尔蒙向奥布河方向退却，而自己却渡过塞纳河转向特鲁瓦。
这次行动所以没有给他带来什么不利，只是因为联军不但没有向他追击，反而同样分散了兵力，一部分(布留赫尔)转向马思河，另一部分(施瓦尔岑堡)则担心兵力不足，因而推进得十分缓慢。

八五

第十四章 夜间战斗
夜间战斗是怎样进行的，它的特征是什么，这些都是战术上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只是把夜间战斗作为一个特殊的手段来进行考察。

其实，任何夜间攻击都只是程度较强的奇袭。
初看起来，夜间攻击似乎是十分有效的，因为在人们的想象中，防御者遭到攻击是出乎意外的，而进攻者对于所要发生的一切却必然早就有了准备。
他们的处境多么不同啊！他们把夜间战斗想象成：一方面防御者处于极其混乱的状态，另一方面攻击者只要在对方极端混乱中收获果实就行了。
那些不指挥任何军队、不负任何责任的人认为可以常常进行夜袭，然而在现实中夜袭是很少见的。

上述那种想象都是在下面的前提下产生的：攻击者了解防御者的措施，因为那些措施都是事前采取的而且是很明显的，是攻击者通过侦察和研究一定可以了解到的，与此相反，攻击者的措施是在进攻之前所采取的，对方一定无法了解。
但是，攻击者的措施并不是完全无法知道的，防御者的措施也不是完全能够了解到的。
如果我们同敌人的距离，不是近到象霍赫基尔希会战前奥国军队同腓特烈大帝那样可以直接看到对方，那么我们只能通过侦察和搜索的报告以及从俘虏和敌探的口供中了解敌人的配置情况。
这样了解的情况总是很不完全的，从来就不是正确可靠的，因为这些情报总是或多或少有些过时了，敌人的配置也可能已经有了改变。
不过，在过去军队采用旧的战术和野营方法时，要了解敌人的配置情况比现在容易得多。
幕营线比厂营或露营容易识别得多，部队有规则地展开成横队的野营也比目前常用的各师戍纵队的野营易于识别。
即使我们能够看到敌人某个师成纵队地野营的整个营地，也还不能充分了解他的配置情况。

而且，对攻击者来说，不仅需要了解防御者的配置情况，了解防御者在战斗过程中采取的措施同样是重要的，这些措施并不仅仅涉及射击的问题。
在现代战争中，这些措施给夜袭造成的困难，比在以往的战争中要大得多，因为在现代战争中，这些措施比战斗前采取的措施多得多。
在现代的战斗中，防御者的配置多半是临时的，而不是固定的，因此防御者比过去更能出敌不意地反击敌人。

因此，除了直接观察以外，攻击者在夜袭时很少能或者根本不能了解到防御者更多的情况。

但是，防御者却有一个小的有利条件，他对自己阵地内的地形比攻击者熟悉，就好象一个人在他自己的家里，即使是在黑暗中，也比陌生人更容易辨明方向。
同攻击者比较起来，他能清楚地知道他军队的各个部分在什么地方，可以比较容易地到达那里。

由此可见，在夜间战斗中，攻击者象防御者一样需要了解情况，因此，只有由于特殊的原因，才能进行夜间攻击。

这些特殊的原因多半只同军队的某一部分有关系，很少关系到军队的整体。
因此，通常只是在从属的战斗中进行夜袭，在大会战中进行夜袭的情况是很少见的。

如果其他情况有利，我们就可以用巨大的优势兵力攻击敌军的一个从属部分，把它包围起来，予以全歼，或者使它在不利的战斗中蒙受重大的损失。
但是，我们必须出敌不意地行动，否则这种意图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敌人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不会自愿投入这样一次不利的战斗，而会回避这种战斗。
然而，除了利用十分隐蔽的地形的少数情况以外，只有在夜间才能达到高度的出敌不意。
因此，如果打算利用敌军某一从属部分配置方面的缺点来实现上述意图，就必须利用夜暗，即使正式的战斗要在拂晓开始，至少也要在夜间做好预先的战斗部署。
对敌军的前哨或小部队的小规模夜袭就是这样进行的，其关键在于用优势兵力，进行迂回，出敌不意地强迫敌人进行一次不利的战斗，使他不遭受极大损失就无法脱身。

被攻击的部队越大，对它进行这样的攻击就越困难，因为兵力较大的部队拥有较多的手段，在援军到来以前，能够进行较长时间的抵抗。

由于上述原因，在一般情况下根本不能把敌人整个军队作为夜间攻击的对象，因为，即使没有外来的援军，它本身也有足够的手段可以对付多面攻击。
特别是在现代，任何人对这样普通的攻击都是一开始就有所戒备的。
多面攻击能否收到效果，通常并不取决于出敌不意，而完全取决于其他条件。
在这里我们不想研究这些条件，而只想指出：迂回固然可以收到很大的效果，但也带有很大的危险性。
因此，除个别情况外，要想迂回就必须象攻击敌军的某一从属部分那样具备优势的兵力。

但是，包围或迂回敌军的一支小部队，特别是在漆黑的夜间，还是比较可行的。
因为我们使用的部队不管对敌人有多大的优势，毕竟是自己整个军队的一个从属部分。
在这种冒巨大危险的赌博中，人们只会拿一部分兵力作赌注，不会拿整个军队作赌注。
此外，军队的大部分甚至全部，通常都可以支援和收容前去冒险的这一个部分，从而减少这次行动的危险。

但是，夜袭所以只能由较小的部队来进行，不仅因为它是在冒险，而且也因为在实行上有许多困难。
既然出敌不意是夜袭的基础，那么隐蔽活动就成为夜袭的基本条件。
小部队比大部队容易隐蔽地活动，而整个军队的纵队却很少能做到这点。
因此，通常只能对敌军的个别前哨进行夜袭，至于较大的部队，只有当它没有足够的前哨时，才能对它进行夜袭。
例如腓特烈大帝在霍赫基尔希会战中就是由于没有足够的前哨才受到夜袭的。
比起从属部分来，整个军队遭到夜袭的情况是极其少见的。

八六

在现代，战争比以前进行得更加迅速、更加激烈，双方始终处于胜负决定以前的紧张状态中，因此，虽然双方军队经常相距很近，而且不设强大的前哨配系，但在这个时刻，双方都有很充分的战斗准备。
与此相反，在以前的战争中却往往有一种习惯，即使除了相互牵制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企图，双方军队还是要面对面地安营扎寨，相持很久的时间。
腓特烈大帝就经常和奥军在近到可以进行炮战的距离上相持几个星期。

但是，在现代战争中这种便于进行夜袭的设营方法已经不用了。
现代军队已不再携带全部给养和野营必需品，因此，通常有必要在敌我之间保持一日行程的距离。
如果
我们还想特别考察一下对整个敌人军队进行夜袭的问题，那么可以看出，足以促使进行夜袭的原因是很少的，现归纳如下：(1) 
敌人特别粗心或者卤莽，但这种情况是不常见的；即使有这种情况，敌人精神方面的很大优势也将弥补这一缺点。

(2)敌军惊慌失措，或者我军精神方面的优势足以代替指挥。

(3)要突破敌军优势兵力的包围，因为这时一切都有赖于出敌不意，而且只有突破重围这个意图才能使兵力更好地集中起来。

(4)最后，敌我双方兵力悬殊，我方处于十分绝望的处境，只有冒极大的危险才有成功的希望。

但是，在上述这些情况中还需要具备一个条件，这就是，敌军就在我们眼前，而且没有前卫掩护。

此外，大多数的夜间战斗是随着日出而告终的，接近敌人和发起攻击都必须在夜暗中进行，这样，进攻者就能更好地利用敌人的混乱。
如果只利用夜暗接近敌人而战斗要在拂晓才开始，那就不能算是夜间战斗了。

八七

第五篇 军队
第一章 引言
我们将从下列四个方面来研究军队：
(1)军队的兵力和编成；
(2)军队在战斗外的状态；
(3)军队的给养；
(4)军队同地形的一般关系。

因此，本篇将要研究的军队的几个方面，只是战斗的必要条件，而不是战斗本身。
它们同战斗有不同程度的紧密的联系和相互作用，所以在谈到战斗的运用时还要常常提到它们。
但是，在谈到它们的本质和特点时，我们必须把每一个方面都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

八八

第二章 战区、军团和战局
要对这三个表示战争中的空间、数量和时间的不同事物下一个精确的定义，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必须努力使这些在大多数场合惯用的术语比较明确一些，以免有时引起完全错误的理解。

一 战区
所谓战区，实际上是指四面都有掩护因而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整个战争空间的一部分。
这种掩护，可以是周围有要塞或大的地形障碍，也可以是这个部分同战争空间的其余部分之间有较大的距离。
这样一个部分不仅是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小的整体，因而其他部分发生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一部分不致发生直接的影响，而只发生间接的影响。
如果人们想要在这里找出一个明确的标志，那么，这个标志只能是：在这一部分空间里军队在前进，而在另一部分空间里军队却可能在后退；在这一部分空间里军队在防御，而在另一部分空间里军队却可能在进攻。
但是，并不是到处都可以运用这种严格的区分的，在这里我们只不过是指出问题的实质而已。

二 军团
借助战区这个概念，我们就很容易说明什么是军团了：所谓军团，就是指同一战区内所有的军队。
显然，这还没有说明军团这个惯用术语的全部涵义。
1815年，布留赫尔和威灵顿虽然在同一个战区，但是他们统率的却是两个军团。
因此，司令官是军团这个概念的另一个标志。
而且这个标志同上述标志的关系很密切，因为在安排恰当的情况下，一个战区内只应该有一个司令官，而且一个独立战区的司令官决不能没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

仅仅军队的绝对数量并不象初看起来那样可以决定军团这个名称。
有时，几个军团在同一个战区内和在同一个司令官指挥下行动，它们所以还保持军团这个名称，并不是因为它们兵力大，而是因为它们保留了过去的名称(如1813年的西里西亚军团，北方军团等) 
。
此外，用在一个战区内的大量军队，只应分为几个军，决不能分为几个军团，否则，至少是不符合军团这个看来是切合实际的惯用术语的涵义的。
另一方面，如果把每一个在遥远地区单独活动的分遣部队都叫做军团，固然是书呆子式的作法，但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当人们把法国革命战争时期万第人的军队称为军团时，却没有任何人感到奇怪，虽然这部分军队的人数并不很多。

因此，军团和战区这两个概念，通常是互有联系，互为补充的。

三 战局
人们往往把一年中所有战区内发生的军事活动叫做战局，但是更普遍和更确切的说法是指一个战区内发生的军事活动。
如果简单地以一年作为界限来确定这个概念，那就更不妥当了，因为战争已经不再可能由固定的和长时间的冬营而自然地分成若干个以一年为限的战局了。
每当较重大的军事行动的直接影响已经消失和新的冲突正在酝酿，一个战区内的军事活动就自然地分为较大的阶段。
所以，必须考虑这些自然形成的阶段，以便把属于某一年(战局)的全部军事活动都划归这个年度。
任何人都不会认为1812年战局是在默麦尔河畔结束的，因为1813年1 月1 
日俄、法两军还在那里，也不会把法军在这以后直到渡过易北河的退却划归1813年战局，因为这一退却显然是从莫斯科开始的整个退却的一部分。
这几个概念即使确定得还不十分精确，也不致带来什么害处，因为它们不象哲学定义那样，可以作为其他定义的，某种依据。
确定这些概念，只是为了使我们的用语更加清楚和明确一些。

八九

第三章 兵力对比
在第三篇第八章中，我们已经说明了数量上的优势在战斗中具有多大的价值，从而也说明了一般的优势在战略上具有多大的价值，由此人们已经可以看出兵力对比的重要性了。
对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还必须再进行一些研究。

如果我们不抱偏见地研究现代战史，那就必须承认，数量上的优势越来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在决定性的战斗中尽可能多地集中兵力这个原则，在现在必须提到比过去更高的地位。

军队的勇气和士气在过去各个时期都曾使军队的物质力量成倍地增强，今后仍会这样。
但是，在历史上也有过一个时期，军队在组织和装备上的巨大优势造成了精神上显著的优势。
在另一个时期，军队机动性方面的巨大优势造成了精神上显著的优势。
有时，新的战术体系造成了精神上显著的优势。
有时，军事艺术又极力主张根据概括一切的大原则巧妙地利用地形”，有的统帅在这方面还常常能够从对方得到很大的好处，但是这种作法现在已经过时，不得不让位给自然而简单的作战方法了。
如果我们毫无偏见地考察最近几次战争的经验，那就必须承认，无论是在整个战局中还是在决定性的战斗中，特别是在主力会战中，这些现象已经很少见了，关于这一点可以参阅前一篇的第二章。

在今天，各国军队在武器、装备和训练方面都很接近，以致最好的军队和最差的军队在这方面已经没有十分显著的差别了。
当然，科学水平可能还有显著的差别，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差别只表现为一些国家先发明和运用军事上较好的成就，而另一些国家模仿它们并很快地赶上它们。
甚至象军长和师长这样一级的指挥官，在军事活动中也都抱着彼此大致相同的见解和采用大致相同的方法，以致除了最高统帅的才能以外(统帅的才能很难说同民族的文明程度和军队的教育程度有什么固定的关系，它的产生完全是偶然的) 
，只有军队的战争锻炼还能造成显著的优势。
因此，交战双方在上述各方面越是处于均势，兵力的对比就越起决定性的作用。

现代会战的特点就是由上述均势造成的。
让我们用公正的态度读一读博罗迪诺会战史吧！在这次会战中，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法国军队同组织装备以及部队的训练等方面都远远落后的俄国军队进行较量。
在整个会战中没有表现出任何高超的技巧和智谋。
这是双方力量的一次单纯的较量，由于双方力量几乎相等，结果，优势只能象天平一样渐渐倾向指挥官毅力较大和军队战争锻炼较多的一方。
我们所以举这次会战为例，是因为在这次会战中双方兵力处于均势状态，而在其他会战中很少有这种情况。

我们不是说所有的会战都是这样，但是，大多数会战基本上是这样的。

在一次会战中，如果双方缓慢而有步骤地进行较量，那么兵力多的一方获得胜利的把握一定要大得多。
事实上，要想在现代战史中找到过去常见的那种战胜兵力多一倍的敌人的会战，那是徒劳的。
拿破仑这位现代最伟大的统帅，除了1813年的德累斯顿会战以外，在历次胜利的主力会战中，总是巧妙地集中了优势兵力，或者至少集中的兵力不比敌人少很多。
每当他做不到这一点时，如在来比锡、布里昂、郎城和滑铁卢会战中，他就失败了。

不过，兵力的绝对数量在战略上大多是一个既定数，它是统帅无法改变的。
我们研究的结果并不是要说明在兵力比敌人显著少的情况下就不可能进行战争了。
政治对战争的决定并不每次都是出于自愿的，特别在双方力量相差悬殊时更是这样。
因此，在战争中任何兵力对比都是可能的，一种战争理论如果在最需要它起作用的时候却不能起作用，那恐怕只能是一种令人奇怪的战争理论。

因此，尽管理论十分希望双方兵力对比相当，但决不能说兵力对比很不相当时理论就用不上了，在这个问题上是定不出界限来的。

兵力越小，目的就应该越小。
此外，兵力越小，战争的’持续时间也应该越短。
因此，兵力较小的一方在这两方面就有回旋的余地(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 
。
在作战时兵力的大小到底会引起哪些变化，我们只能在以后遇到这类问题。
时逐步说明。
在这里只要说明总的观点就够了。
但是，为了使这个总的观点更为完整，我们还想作如下的一点补充。

被卷入一场力量悬殊的战争中的一方，越是缺乏兵力，就越应该在危险的压力下提高精神上的紧张和努力程度。

如果情况相反，不是表现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而是丧失了勇气，那么，任何军事艺术当然都是无济于事的。

如果能把确定目的时的明智和节制同军队的这种努力结合起来，那么，就会出现既有谨慎和节制又有辉煌的打击的行动，这就是腓特烈大帝在几次战争中令人钦佩的地方。

但是，节制和谨慎所能起的作用越小，紧张和努力就必然越重要。
如果兵力的对比相差极为悬殊，以致无论怎样限制自己的目的也不能保证免于毁灭，或者危险可能持续的时间很长，以致最节省地使用兵力也不能达到目的，那么，就应该把力量尽量集中到一次殊死的战斗中去。
一个陷入绝境的人，当他几乎不可能获得任何援助时，就会把他全部的和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精神力量的优势上，因为精神力量的优势可以使每个勇敢的人奋不顾身。
于是他就把无比的大胆看作是最高的智慧，在必要时，还会求助于冒险的诡诈。
最后，即使这些努力都不能奏效，在光荣的毁灭中，也还能获得将来复兴的权利。

九〇

第四章 各兵种的比例
我们只谈三个主要兵种：步兵、骑兵和炮兵。

我们在下面所作的分析基本上属于战术范围，这要请大家原谅，因为要使我们的思想更加明确，这种分析是必要的。

战斗是由两个根本不同的部分组成的：火力战和白刃战(或单个战斗)。
后者可能是进攻也可能是防御(进攻和防御在这里作为两个要素提出来，应该理解为完全绝对的进攻和防御) 
。
炮兵显然只通过火力战发挥作用，骑兵只通过单个战斗发挥作用，步兵则通过上述两个途径发挥作用。

在进行单个战斗时，防御的实质是象扎了根一样固守原地，进攻的实质是运动。
骑兵完全没有前一种性能，但充分具备后一种性能，因而骑兵只适用于进攻。
步兵主要具备固守原地的性能，但也不是完全没有运动的能力。

从各兵种所具备的基本战斗性能上可以看出，步兵比其他两个兵种优越而又全面，因为步兵是唯一兼备三种基本战斗性能的兵种。
其次还可以清楚地看出，三个兵种的联合在战争中可以更充分地发挥力量，因为人们通过各兵种的联合可以根据需要来加强步兵所固有的这种或那种战斗性能。

在现代战争中，火力战显然起着重大的作用，但是，同样明显的是应该把个人对个人的单个战斗看作是构成战斗的真正的独立的基础。
因此，在战争中整个军队仅仅由炮兵组成是不可思议的。
一支仅仅由骑兵组成的军队虽然是可以想象的，但它的作战力量很小。
仅仅由步兵组成一支军队，不仅是可以想象的，而且作战力量也很强。
因此，就单独作战的能力来说，三个兵种的次序应该是：步兵、骑兵、炮兵。

然而，当三个兵种联合的时候，每个兵种的重要性的次序就不是这样了。
火力比运动起的作用更大，所以一支军队完全没有骑兵，并不会象完全没有炮兵那样削弱力量。

一支只由步兵和炮兵组成的军队，同一支由三个兵种组成的军队作战，虽然会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如果有相当数量的步兵代替缺少的骑兵，并在作战方法上稍作改变，仍然可以完成自己的战术任务。
当然，它在前哨勤务方面会有相当多的困难，在进攻时永远不能猛烈地追击溃败的敌人，退却时则更为艰苦。
但是，仅仅这些困难还不致使这支军队完全退出战场。
相反，这样的一支军队，在同只由步兵和骑兵组成的军队作战时，却能起很好的作用。
而后者要抵抗住三个兵种组成的军队，却是难以想象的。

上面关于每个兵种的重要性的考察，不言而喻，是从战’争中所有彼此相似的一般情况中抽象出来的，而且我们并不打算把这个真理运用于各个战斗的每一具体情况。
一个担任前哨或正在退却的步兵营，也许宁愿配属有一个骑兵连，而不愿意带几门火炮。
在迅速追击或迂回溃逃的敌人时，骑兵和骑炮兵可以完全不需要步兵，等等。

如果我们把这些考察的结果概括起来，那就是：(1)步兵是各兵种中单独作战能力最强的兵种；(2)炮兵是完全没有单独作战能力的兵种；(3) 
几个兵种联合作战时步兵是最重要的兵种；(4)缺少骑兵影响最小；(5)三个兵种联合能够发挥最大的威力。

既然三个兵种联合能够发挥最大的威力，那么人们自然要问，什么样的比例才是绝对恰当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能够比较一下建立和维持每个兵种需要消耗的各种力量，然后再比较一下每个兵种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那么，也许可以得出一个抽象地表示出各兵种最恰当比例的肯定的结论。
然而，这样做不过是一种概念游戏。
这个比例的第一项就很难确定：虽然其中的一个因素——财力消耗，是不难算出的，但是另一个因素——人的生命的价值，却是谁也不愿意用数字来表示的。
此外，三个兵种中的每一个兵种都要以国家的某一方面的力量为基础，例如步兵以人口为基础，骑兵以马匹为基础，炮兵以现有的财力为基础，这些都是外在的决定性因素。
人们只要概略地看看各个民族和各个时期的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因素能起主要的作用。

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不能完全没有一个可以作比较用的标准，因此我们不得不用可以计算的因素，即财力消耗，来代替这个比例的整个第一项。
在这方面，一般说可以相当精确地指出：根据一般经验，一个一百五十匹马的骑兵连，一个八百人的步兵营和一个八门六磅火炮的炮兵连，（在滑膛炮时期和使用线膛炮的初期，欧洲各国火炮的大小是以炮弹的重量区分的，使用六磅重的炮弹的火炮称六磅炮。
——译者）
其装备费用和维持费用差不多是一样的。

至于这个比例的另一项，即这一个兵种的作用比另一个兵种的作用究竟大多少，就更难得出确定的数值了。
如果这个数值仅仅是火力决定的，那么也许还有可能把它求出来；但是，每个兵种都有自己专门的使命，因此都有自己的活动范围；而且它们的活动范围也不是既不能大些又不能小些那样固定的；何况，活动范围的大小所能引起的仅仅是作战方法的某些形式上的变化，并不会带来什么严重的不利。

人们常常谈到经验在这方面提供的根据，认为从战史中可以找到足够的根据来确定各兵种的比例。
但是，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认，这只是一种空谈，它不是以事物的本质和必然性为依据的，因此在研究性的考察中可以不考虑它。

即使我们能够为各兵种最恰当的比例设想出一个肯定的数值，这个数值也是一个无法求出的x，因而这样做只不过是概念游戏而已。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说明，同一个兵种在数量上比对方占很大优势时或处于很大劣势时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九一

炮兵可以增强火力，是各兵种中最可怕的兵种。
军队缺乏它就会十分显著地削弱自己的威力。
从另一方面来看，它也是运动最困难的兵种，它能使军队变得不灵活。
此外，炮兵因为不能进行单个战斗，所以经常需要部队掩护，如果炮兵过多，由于配属给它的掩护部队不能处处抗击敌军的攻击，炮兵就往往会落到敌人手中，从而带来新的不利(三个兵种中唯有炮兵有这种不利)：炮兵的主要装备——火炮和弹药车可能会立刻被敌人用来对付我们。

骑兵可以加强军队的运动能力。
如果骑兵过少，一切行动就必然会变慢(徒步)，各种行动就必须更为谨慎地加以组织，战争要素的燃烧速度就会减低。
这样，胜利的丰富果实就不能用大镰刀而只能用小镰刀来收割了。

骑兵过多，固然不能认为军队的力量就会受到直接的削弱，也不能认为军队的内部比例就不恰当，但是，给养方面的困难增加了，军队的力量自然会受到间接的削弱。
而且要知道，少用一万名过多的骑兵，就可以多用五万名步兵。

由于某个兵种比例不当而产生的上述特点，对于狭义的军事艺术来说更为重要，因为狭义的军事艺术是研究运用现有军队的学问。
而且，现有的军队交给一个统帅指挥时，通常各兵种的比例已定，统帅在这方面不能起多大作用。

因此，如果说某个兵种比例不当会使作战的特点发生什么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就是：炮兵过多，作战必然带有更多的防御性和被动性。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更多地利用坚固的阵地、大的地形障碍，甚至是山地阵地，以便利用地形障碍来防卫和保护大量炮兵，让敌军前来自取灭亡。
整个战争就将以稳重而又缓慢的舞步进行。

相反，炮兵不足时，我们将主要采取进攻的、积极的和运动的原则。
行军、吃苦耐劳就成了我们的特殊的武器。
于是，战争变得更复杂，更活跃，更曲折。
大的军事行动将化为许多小的军事行动。

在骑兵特别多的情况下，我们将寻找广阔的平原并乐于采取大规模的运动。
我们可以同敌人保持较远的距离，使自己得到较长时间的和较舒适的休息，而不使敌人有这样的条件。
我们由于控制着空间，因此敢于进行比较大胆的迂回和比较冒险的运动。
只要牵制性攻击和奔袭还是有用的辅助手段，我们就能够很容易地运用它们。

骑兵严重缺乏会象炮兵过多那样减弱军队的运动能力，但不能象炮兵过多那样增强军队的火力。
在这种情况下，小心和慎重就成了战争的主要特点。
始终接近敌人，以便经常监视敌人；避免作迅速的，尤其是仓卒的运动；到处以集中得很好的兵力缓慢前进；宁可进行防御和选择复杂的地形，必须进攻时就直捣敌军的重心，这些都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自然倾向。

作战方式由于某一兵种过多或过少所发生的上述变化很少是这样的全面和彻底，以致仅仅这种变化就决定了整个行动的方向。
采取战略进攻还是战略防御，在这个战区还是在那个战区，进行主力会战还是采取其他作战手段，这些都取决于其他更重要的条件。
如果人们认为不是这样，那么他们恐怕至少是把次要问题当成主要问题了。
但是，尽管主要问题已经根据其他原因决定了，某一兵种过多或过少总还会起一定的影响，因为，在战争的各个阶段和各个具体活动中，人们在进攻时也可能是小心的和慎重的，而在防御时也可能是大胆和富有进取精神的，等等。

另一方面，战争的特点也能对兵种的比例产生显著的影响。

第一、依靠后备军和民军进行的民众战争，自然只能建立大量的步兵。
因为在这种战争中，装备比人员缺乏，而且装备也只能是一些最必需的东西，因此，人们很容易想到建立一个炮兵连(八门火炮)的费用可以用来建立两三个步兵营，而不是建立一个步兵营。

第二、兵力小的一方同兵力大的一方作战时，如果不能从民众武装或与此相近的后备军制度中寻求出路，那么，增加炮兵自然就是兵力小的一方谋求同敌人保持均势的最简捷的手段，因为这样既可以节省人力，又可以加强自己军队的最重要的因素——火力。
加之，兵力小的一方的战区本来就大多是小的，因此炮兵更为适用。
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战争的最后几年就曾采用过这种手段。

第三、骑兵是适于进行运动和大规模决战的兵种。
因此，在战区辽阔、需要广泛机动和企图进行决定性打击时，使骑兵超过一般的比例是很重要的。
拿破仑就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范例。

九二

进攻和防御本身对兵种比例实际上没有什么影响，这在以后我们讲到军事行动的这两种形式时就会说清楚。
在这里我们只先说明一点，进攻者和防御者通常都在一个空间内行动，而且他们都可能有同样的决战的意图，至少在许多情况下是这样。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回忆一下1812年战局。
人们通常认为，在中世纪骑兵要比步兵多得多，以后，一直到今天，骑兵所占的比重就逐渐减少了。
这种看法至少有一部分是出于误解。
如果人们仔细研究有关中世纪军队的比较精确的资料，那么就会看到，平均来说，那时骑兵在数量上所占的比例并不很大。
我们只要回忆一下十字军的步兵数量或德意志皇帝远征罗马时的步兵数量就够了”。
但是，当时骑兵的重要性却大得多。
骑兵是一个较强的兵种，是由民族中最优秀的一部分人组成的，以致它的数量虽然始终很少，但仍然被看作是主要兵种，而步兵却不受重视，几乎无人提及，因此，人们就产生了当时步兵很少的看法。
那时，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国内发生的一些小规模军事冲突中，一支在数量上不大的军队完全由骑兵编成的情况的确比今天常见得多。
由于骑兵在当时是主要兵种，所以这并没有什么矛盾。
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人数众多的大军队的一般情况，那就会肯定上述情况不能作为说明问题的根本依据。
直到在战争中废止了一切封建隶属关系，战争开始由募兵和佣兵来进行，也就是说战争开始依靠金钱和征募进行以来，即在三十年战争和路易十四的战争时期，才停止使用用处不大的大量步兵。
而且，如果不是火器的显著改进使步兵的重要性提高了，因而步兵在比例上保持了某种程度的优势，那么也许又会恢复到完全用骑兵作战的局面了。
在这个时期，步兵同骑兵的比例是：步兵较少时为一比一，步兵较多时为三比一。
在这以后，随着火器的不断改进，骑兵日益丧失其原有的重要性，实际上这已经极为清楚，只是必须说明，火器的改进不仅是指武器本身和使用武器的技能的改进，而且是指装备有这种武器的部队的使用的改进。
在莫尔维次会战”中，普鲁土军队的射击技能达到了最高的水平，至今还没有谁能够超过这个水平。
但是，在复杂的地形上使用步兵和在散兵战中使用火器，却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应该看作是火力战方面一个巨大的进步。
因此，我们认为，骑兵所占的比例变化很小，它的重要性却有很大变化。
这看来是矛盾的，但实际上并不矛盾。
中世纪军队中步兵的数量所以很多，并不是由步兵同骑兵的内在关系决定的，而是因为不能编入费用很大的骑兵里的人全部编入了步兵，因此，这只不过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

骑兵的数量如果只根据骑兵本身的价值来决定，那么再多也不会嫌多。
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骑兵的重要性尽管在不断降低，但骑兵始终能够保持一定的价值和在这样长的时期中一直保持着这个比例数。

事实上，至少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以来，骑兵同步兵的比例根本没有什么变化，始终保持在一比四、一比五和一比六之间，这一点是不能不注意的。
这种情况好象表明，这样的比例正好满足了自然的要求，它正是那个无法直接求得的数值。
但是，我们对这一点表示怀疑，并且认为，在许多最著名的事件中骑兵的数量所以那样多，显然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俄国和奥地利就是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还保存着鞑靼制度的残余。
拿破仑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从来不嫌兵多。
当他利用征兵制征兵征到最大限度以后，就只有用增加辅助兵种的办法来加强自己的军队，因为这样做主要的是要花钱而不是增加人。
此外，在拿破仑的一些规模极大的战局中，骑兵起的作用比在一般情况下更大，这一点也是不容忽略的。

大家知道，腓特烈大帝曾经精打细算，以便为他的国家省下每个新兵。
尽量用外国的力量来维持庞大的军队，这是他主要的打算。
如果考虑到，当时他的国土本来很狭小，再除去普鲁士和威斯特伐利亚的各省，那么我们就会了解，他这样做是有种种原因的。

除了需要的人数较少这一点以外，骑兵用征募的办法也很容易补充，而且腓特烈大帝的作战方法是以运动方面的优势为基础的，因此一直到七年战争末期，虽然他的步兵有所减少，而骑兵却仍然不断增多。
即使如此，在七年战争结束的时候，他战场上的骑兵的数量也只勉强达到步兵的四分之一强。
可是，在我们讲的整个这个时期里，骑兵数量非常少而获得胜利的战例也不是很少的。
最著名的例子是大格尔申会战。
如果只计算参加战斗的师，那么拿破仑当时有十万人，其中骑兵五千人，步兵九万人；联军有七万人，其中骑兵二万五千人，步兵四万人。
也就是说，拿破仑少两万名骑兵，只多五万名步兵，按理说他应该多十万名步兵。
既然拿破仑以这么大的优势的步兵就取得了会战的胜利，那么我们不妨问一下，假使当时步兵的对比是十四万对四万，难道他就有可能失败吗？当然，联军骑兵的优势的巨大作用在会战以后立即就显示出来了，拿破仑在会战以后几乎没有获得任何战利晶。

由此可见，会战的胜利并不等于一切，不过，难道获得胜利不总是主要的事情吗？
在进行了这些考察以后，我们就很难相信骑兵和步兵八十年来所形成和保持的比例是恰当的，完全是根据它们的绝对价值得出的。
相反，我们认为这两个兵种的比例经过多次的变动之后，将来还要象目前一样继续变化，而且骑兵的绝对数量最后将大大减少。

至于炮兵，自从发明了火炮以后，火炮自然是随着火炮的重量的减轻和构造的日益完善而增多的。
然而，从腓特烈大帝时代以来，火炮的数量差不多经常保持着每千人两门或三门的比例。
这当然是战局开始时的比例，因为在战局过程中炮兵的损失不会象步兵那样大，所以在战局结束时，火炮的比例会显著增大，可能达到每千人三门、四门乃至五门。
至于这个比例是否恰当，火炮的数量能否继续增多而不致在总的方面不利于作战，这些问题只有靠经验才能解决。

现在我们把整个考察的主要结论归纳如下：

(1)步兵是主要兵种，其他两个兵种是从属于它的。

(2) 
骑兵和炮兵不足时，可以在作战指挥上通过更高的艺术和更积极的活动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但这必须以步兵比对方强大得多作为前提，而且步兵越是精良，就越可能达到这一点。

(3)炮兵比骑兵更加不可缺少，因为炮兵是主要的火力，而且在战斗中炮兵同步兵的关系更为密切。

(4) 
总之，就火力来说，炮兵是最强有力的兵种，而骑兵是最弱的兵种。
因此，人们必须经常考虑：在不致产生不利影响的前提下炮兵可以多到什么程度，骑兵可以少到什么程度。

九三

第五章 军队的战斗队形
所谓战斗队形，就是为了把各兵种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而进行的区分、编组以及它们的配置形式，这种区分、编组和配置形式是军队在整个战局和战争中必须遵循的标准。

因此，战斗队形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由一个算术要素和一个几何要素(即区分和配置) 
构成的。
区分是按军队平时的固定编制进行的，它以步兵营、骑兵连、骑兵团和炮兵连这样的部分为单位，根据具体情况的需要把它们编组成更大的单位，直至整体。
同样，配置是根据平时用来教育和训练军队的基本战术(应该看作是战时也不会有根本改变的军队的一种特性)进行的，它结合战争中大规模使用军队的各种条件，一般地规定出军队进行战斗部署时应该遵循的标准。

过去大部队开赴战场时都是这样，有些时期甚至还把这种形式看作是战斗的最主要的部分。

十七和十八世纪，火器的改进使步兵的数量大大增加，使步兵在作战时列成纵深很浅的长横队。
当时，战斗队形虽然因此变得简单了，但编组这种队形却更困难而且需要更多的技巧了。
骑兵除了配置在受不到射击并有活动余地的两翼外，还没有其他的配置方法，所以战斗队形经常使军队成为一个完整的和不可分割的整体。
这样的军队，只要在中间被截断，就会象一条被切断的蚯蚓一样，虽然两头还活着，还能活动，但已丧失了原有的机能。
因此，军队受整体的束缚，如果要使某些部分单独配置，每次都必须重新进行小规模的编组工作。
整个军队行军时，就仿佛处于无规则状态。
如果敌人离得很近，就必须用高超的技巧组织行军，以便某一线或某一翼能够始终同另一线或另一翼保持不太远的距离而越过一切险阻。
这种行军经常是偷偷地进行的，而且只有在敌人也同样受这种约束的情况下，才能不受到惩罚。

因此，到了十八世纪下半期，人们想出了把骑兵配置在军队后面的办法，这样配置的骑兵象配置在两翼一样，同样能够很好地掩护两翼，而且除了能同敌人的骑兵单独进行战斗外，还可以完成其他任务，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这样一来，在整个正面，也就是在阵地的整个宽度上的军队，就完全由相同的部队组成，因此可以把它任意分成几个部分，而且每个部分同其他部分以及同整体都很相似。
于是军队不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是一个由若干部分组成的整体了，因而伸屈自如，变得灵活了。
各部分可以毫无困难地从整体中分割出去并再回到整体中来，而战斗队形始终不变。
这样，就产生了由各兵种组成的部分，也就是说，人们在很早以前就感觉到的这种需要变成了现实。

很自然，所有这一切都是从会战的需要出发的。
从前，会战就是整个战争，而且将来会战也永远是战争的主要部分。
但是一般说来，战斗队形更多地属于战术而不属于战略。
我们所以谈到这种变化情况，只是想说明，通过把大的整体分为小的整体，战术是怎样为战略作准备的。

军队的兵力越大，分布的空间越广阔，它的各个部分的作用越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战略的作用就越大。
这样一来，按我们的定义所说的战斗队形就必然同战略发生某种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主要表现在战术同战略的衔接点上，也就是表现在军队从一般配置转换为战斗的特殊配置的那个时刻。

现在，我们从战略观点来研究区分、各兵种的联合和配置这三个问题。

一、区分。
从战略观点出发，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师或一个军应该有多大的兵力，而只是一个军团应该有几个军或几个师。
把一个军团分为三部分是笨拙的，只分为两部分就更笨拙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司令官就几乎完全没有作用了。

按基本战术或高级战术来确定一个大单位和小单位应该有多大兵力，这当然有很大自由活动的余地，在这个问题上真不知道已经发生过多少争论了。
与此相反，一个独立的整体需要分为一定数量的部分，这却是既明确又肯定的要求。
由于有这个要求，战略就有了真正的理由，要确定大单位的数目并进而确定它们的兵力。
至于小单位(如连、营等等)的数目及其兵力的确定，则是战术范围的事情。

即使一个最小的独立的整体，如果不分为三个部分，使一个部分可以在前面，一个部分可以在后面，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如果分为四个部分，那就更为恰当了，只要我们考虑到充当主力的那个中间部分应该比其他两个部分强大一些，自然就会明白这一点。
如果经常需要把整体的一个部分作为前卫，三个部分作为主力，即作为右翼、中央和左翼，两个部分作为预备队，一个部分作为右侧部队，一个部分作为左侧部队，那么就可以把整体分成八个部分。

而且我们认为一个军团分为这样的八个部分最为恰当。
我们没有书呆子式地十分重视这些数字和形式，但我们认为这些数字和形式表现了最普遍的和经常反复出现的战略配置，因此是一种恰当的区分。

指挥一个军团(以及指挥任何一个整体) 
，只向三四个人下达命令，当然好象要方便得多。
但是，为了获得这种方便，一个统帅却要在两方面付出很大的代价：第一、传达命令的层次越多，命令的速度、效力和准确性受到的损失就越大，如在统帅和师长中间设有军长，就会产生这种情况；第二、统帅的直属部下的活动范围越大，统帅自己的实际权限和作用就越小。
一个指挥十万人的统帅，他自己的权限在十万人分为八个师的情况下要比只分为三个师的情况下大得多。
这里面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任何一个指挥官都认为对自己指挥的各个部分有某种所有权，因此，要从他那里抽调一部分部队，不管时间长短，他几乎每次都是要反对的。
凡是有些战争经验的人都会明白这一点。

但是，另一方面，为了不致造成秩序混乱，也不能把一个整体分为过多的部分。
一个军团的司令部要指挥八个部分就已经不容易了，因此，区分的部分最多不能超过十个。

在师里，由于传达命令的手段少得多，因此，区分的部分要少一些，分为四个，最多五个部分，是比较恰当的。

如果认为一个军团分为十个师，一个师分为五个旅，这两个数目还不够，也就是说旅的人数太多，那么就必须增添军一级编制。
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这样一来，就增加了一级新的权限，其他各级组织的权限因而大为减小了。

究竟一个旅超过多少人才算兵力太大呢？通常一个旅有二千到五千人，不得超过五千人，其原因看来有两个：第一、人们认为旅是一个指挥官能够直接地、即用口令指挥的部队；第二、一个步兵部队兵力较大，就不得不配有炮兵，而这种有各兵种初步联合的部队，就自然成为一个独立的部分了。

九四

我们不打算陷在这些战术上的细节问题里，也不打算争论三个兵种应该在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比例联合，是在八千人到一万二千人的师里，还是在二万人到三万人的军里。

不过，即使坚决反对这样联合的人，恐怕也不会反对我们的论断：只有这样的联合，才能使一个部队具有独立性；而且对那些在战争中常常不得不独立行动的部队来说，至少是希望有这种联合的。

一个二十万人的军团分为十个师，每个师又分为五个旅，则每个旅为四千人。
在这样的区分中，我们看不出任何不协调的现象。
当然，也可以把这个军团分为五个军，每个军又分为四个师，每个师再分为四个旅，每个旅为二千五百人。
但是，抽象地看来，我们认为还是第一种区分法较好，因为采取第二种区分法，除了增加军一级机构以外，一个军团分为五个军，单位太少，不够灵活。
一个军分为四个师，也是一样，而且一个旅只有二千五百人，兵力也太小。
采取这种区分法，整个军团中将有八十个旅，而采取第一种区分法只有五十个旅，比较简单。
人们放弃第一种区分法的所有这些优点，只是为了使司令官直接指挥的将领减少一半。

显然，兵力较小的军团分为军就更不恰当了。

以上是对区分的抽象的看法。
在具体情况下还可能根据其他理由作出不同的决定。
首先必须承认，八个师或十个师如果集中在平原上，还是可以指挥的，但是，如果分散在广阔的山地阵地上，也许就无法指挥了。
如果一条大河把一个军团分成两部分，那么一个司令官就不能指挥另一部分。
总之，能起极大作用的地形特点和具体情况有上百种之多，抽象的规则必须服从它们。

然而，经验教导我们，这些抽象的规则仍然是经常有用的，由于情况特殊而不能应用的场合比我们想象的要少得多。

现在我们把研究的内容作一个简单的概括，并且把重点列举出来。

我们所说的整体的各个部分只是指直接区分出来的第一级单位，因此我们说：(1)一个整体区分的部分太少，整体就不灵活；(2) 
整体的各个部分过大，整体的司令官的权力就会受到削弱；(3) 
增加任何传达命令的新层次，都会从两方面削弱命令的效力，一方面是多经过一个层次，命令的准确性会受到损失，另一方面是传达命令的时间拖长，会使命令的效力受到削弱。

这一切都要求尽量增多平行的单位，尽量减少上下的（一个军团如果分为若干个师，第一级单位指师，如果分为若干个军，第一级单位指军。
——译者）层次。
这里有一个限度：一个军团司令官能够顺利指挥的单位不超过八至十个，次一级的指挥官能够顺利指挥的单位不超过四至六个。

二、各兵种的联合。
在战略上，战斗队形中各兵种的联合，只对那些一般说来经常需要单独配置、因而可能被迫独立作战的部分才是重要的。
这种单独配置的部分是第一级的单位，而且主要只是这一级单位，这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
因为，正如我们在另一个地方将要谈到的那样，单独配置大多是由整体的概念和需要引起的。

因此，严格地说，战略只要求在军的范围内，如果没有军这一级，则在师的范围内，进行各兵种的固定的联合，而在下一级单位中，可根据需要进行临时的联合。

但是，如果一个军人数很多(三四万人)，那么不分割配置的情况显然就极为少见。
因此，在兵力这样大的军里，各师就需要有各兵种的联合。
否则，从另外的地方(也许距离相当远的地方)匆忙调一部分骑兵来配属给步兵，必然会延误时间，更不用说会造成混乱了。
如果有人认为这种延误是无所谓的，那么我们只能说他是毫无战争经验的人。

至于有关三个兵种联合的更具体的问题，即应该在什么范围内联合，联合应该密切到什么程度，应该按什么样的比例联合，以及每个兵种应该保留多少预备队等等，都是纯战术问题。

三、配置。
军队的各部分在战斗队形中应该按什么样的空间关系进行配置，这也完全是战术问题，只同会战有关。
当然，也有战略上的配置，但战略上的配置几乎只是当时的任务和要求决定的，而其中合乎条理的部分，是不包括在战斗队形这个概念内的，因此我们将在另一个地方——《军队的配置》一章中进行研究。

由此可见，军队的战斗队形就是对一支准备作战的军队的区分和配置。
各部分的配置，应该使派出去的每个部分在运用时既能满足当时的战术要求又能满足当时的战略要求。
如果当时已经没有需要，那么派出的各部分就应该归回原位。
这样，战斗队形就成为有效的方法主义的最初环节和主要基础，而这种方法在战争中就象钟摆的摆动一样，调节着全部机件，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在第二篇第四章中讲过了。

九五

第六章 军队的一般配置
从军队开始集中到战斗成熟(即战略上已经把军队派到战斗地点，战术上已经给各个部分规定了位置和任务) 
，这段时间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很长的。
从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到另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也是这样。

从前，这一段时间好象是根本不属于战争范围以内的。

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卢森堡是如何野营和如何行军的就够了。
我们所以提到这位统帅，因为他是以野营和行军闻名的统帅，可以看作是当时的代表人物。
而且我们从《弗郎德勒战争史》中，对这位统帅比对当时其他统帅也了解得更多些。

当时，野营的背面通常紧靠着河流、沼泽或者深谷，这在今天看来，也许是一种荒谬的做法。
在当时，野营的正面很少是根据敌人所在的方向决定的，以致背向敌方，正面向着本国的情况经常出现。
当时采取这种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做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人们在选择野营的位置时，主要是(甚至仅仅是) 
考虑是否舒适。
他们把野营看作是军事行动以外的状态，就象剧院的后台，人们在这里可以无拘无束。
野营的背面紧靠天然障碍，被看作是唯一可取的安全措施。
当然，这是就当时的作战方法说的，如果在野营中可能被迫进行战斗，那么这种措施就完全不适用了。
但在当时不必担心这一点，那时的战斗差不多都是经双方同意后才开始的，就象决斗要在双方到达一个约定好的合适的地点以后才进行一样。
在当时，一方面由于骑兵很多(处在全盛时代末期的骑兵仍然被认为是主要兵种，特别是在法国) 
，另一方面由于军队的战斗队形很不灵活，军队不是在任何地形上都能够作战，因此军队配置在复杂的地形上，就好象在中立地区，可以得到保护。
但是，设营的军队自己也很少能够在复杂的地形上进行战斗，所以它宁愿出去迎击前来进行会战的敌人。
我们清楚地知道，正是卢森堡所指挥的弗勒律斯、斯滕克尔克和内尔文登等会战，是以另一种精神进行的。
但是，这种精神在当时还只是刚刚使这位伟大的统帅摆脱旧的作战方法，它还没有影响到野营的方法。
军事艺术中的变革，总是先从某一些有决定意义的行动开始的，通过这些行动，再逐渐扩展到其他行动上去。
从前，人们很少把野营状态看作是真正的作战状态。
当时，当有人离开营地去侦察敌人时，人们往往说“他作战去了”，这句话就说明了这种看法。

那时，人们对行军的看法同对野营的看法也没有多大不同。
行军时，炮兵为了沿比较安全和良好的道路行进，完全同整个军队分开，两翼的骑兵为了轮流享受担任右翼的荣誉，经常互换位置。

现在，主要是从西里西亚战争以来，军队在战斗外的状态已经同战斗有了极为密切的关系，它们之间产生了最密切的相互作用，以致不考虑其中一种状态，就不能全面地考虑另一种状态了。
如果说在过去战斗是战局中的真正的武器，战斗外的状态只是武器的握柄，前者是钢刀，后者是镶在钢刀上的木柄，整体是由两个性质不同的部分构成的，那么现在应该把战斗看作是刀刃，而战斗外的状态是刀背，这个整体是一块锻接在一起的金属，已经辨认不出从哪儿起是钢，到哪儿止是铁了。

今天，战争中的这种战斗外的状态，一方面是军队平时的组织和勤务规则决定的，一方面是战时的战术部署和战略部署决定的。
军队可能有的三种战斗外的状态是：舍营、行军和野营。
这三者都是既属于战术，又属于战略，而且战术和战略在这里往往很接近，看起来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或者实际上就是如此，以致有许多部署，既可以看作是战术部署，又可以看作是战略部署。

现在，在我们还没有把这三种战斗外的状态同特殊目的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以前，我们想在总的方面谈谈这三种状态。
为此，我们必须首先研究究军队的一般配置，因为它对野营、舍营和行军来说，是更高一级和更有概括性的问题。

如果我们一般地考察军队的配置(即不考虑特殊目的) 
，那么我们就只能把军队作为一个整体，即作为一个进行共同战斗的整体来考虑，因为这种最简单的形式的任何改变，都要有一个特殊目的为前提。
这样，不管军队是大是小，都只是一支军队的概念。

此外，在还没有任何特殊目的的时候，唯一的目的就是维持军队和保证军队的安全。
使军队能够存在并不致遭到特别的不利，使军队能够集中起来进行战斗并不致遭到特别的不利，这是两个必要的条件。
如果把这两个条件同关于军队的存在和安全的问题进一步结合起来，那就必须考虑以下几点：(1) 
便于取得给养；(2)便于军队舍营；(3)背后安全；(4)前面有开阔地；(5)可以配置在复杂的地形上；(6)有战略依托点；(7)可以合理地分割配置。

对上述各点我们分别说明如下：前两点要求我们寻找耕作区、大城镇和大道。
这两点在一般配置时比军队已有特殊目的时更为重要。

至于如何理解背后安全的问题，我们将在《交通线》那章中论述。
在这里最迫切和最重要的问题是配置军队时应该使附近的主要退却路同配置地区垂直。

关于第四点，一个军团作一般配置时当然不能象作会战的战术配置时那样观察到正面前的整个地区。
但是，前卫、先遣部队和侦探队等都是战略上的眼睛，它们在开阔地上进行侦察当然要比在复杂地形上容易。
第五点则恰好同第四点相反。
战略依托点有两点同战术依托点不同：一方面它不需要直接同军队联在一起，另一方面它的范围必须极为广阔。

原因就在于，就战略的性质来说，战略活动的范围比战术活动的范围较宽广，活动时间也较长。
如果一个军团配置在距离海岸或大河河岸一普里的地方，那么这个军团在战略上就是以这个海岸或大河为依托的，因为敌人不可能利用这个空间进行战略迂回。
敌人不会深入这个空间几天或几周，几普里或几日行程。
相反，一个周圆几普里的湖泊在战略上几乎不能看作是障碍，在战略活动中，问题很少在于向左或向右多走几普里。
要塞只有本身较大，它通过出击所起的作用范围较大时，才能成为战略依托点。

军队分割配置有时是根据特殊的目的和需要进行的，有时是根据一般的目的和需要进行的。
在这里我们只研究后一种情况。

首先，需要把前卫同其他侦察部队配置在前方。

九六

其次，一支大的军队通常要把预备队配置在后方几普里远的地方，也就是要分割配置。

最后，为了掩护军队的翼侧，通常需要配置专门的部队。
所谓掩护翼侧不能理解为抽调军队的某一部分去防御翼侧的空间，使敌人不能接近这个所谓的弱点。
如果这样理解，那么谁去防御翼侧的翼侧呢？这种看法很普遍，但却是完全错误的。
翼侧本身并不是军队的薄弱部分，因为敌人也有翼侧，敌人要威胁我军的翼侧，就不可能不使自己的翼侧受到同样的威胁。
只有当双方的处境不同，敌人处境比我们优越，他的交通线比我方有利时(参阅《交通线》一章) 
，我军的翼侧才会变成比较薄弱的部分。
然而，我们在这里不是谈这种特殊情况，因此也不谈根据其他具体情况指定某个部队去防御翼侧空间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已不属于一般配置的范围了。

然而，翼侧即使不是特别薄弱的部分，也是特别重要的部分，翼侧一旦被敌人迂回，这里的抵抗就不能象在正面上那样简单，我们就必须采取比较复杂的措施，花费更多的时间和做更多的准备工作。
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往往有必要特别注意使翼侧不致遭到意外的攻击。
要做到这一点，配置在侧方的兵力就必须比单纯侦察敌人时强大。
配置在侧方的兵力越大，敌人为了击退它们(即使它们不进行顽强的抵抗)所需要的时间就越长，敌人展开的兵力就越多，他的意图也就暴露得越明显。
这样，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至于尔后的任务，应该根据当时的具体计划来规定。
因此，配置在侧方的部队可以看作是侧卫，它们的任务是阻碍敌人向翼侧空间前进，为军队赢得采取对策的时间。

如果规定这些部队向主力退却，而主力却不同时退却，那么，这些部队自然就不应该同主力配置在同一条线上，而是必须向前推进一点。
因为即使没有发生激烈的战斗就退却，也不能让它们完全对着主力的侧面撤退。

需要分割配置的这些内在原因，产生了由四个或五个单独配置的部分构成的自然的配置方式(究竟是四个部分还是五个部分，要看预备队是否同主力配置在一起)。

考虑军队的配置问题时，一般说必须考虑给养和舍营的条件，因此，给养和舍营也能促使军队分割配置。
给养和舍营的问题同上述分割配置的内在原因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不应该为了满足这一方面，就忽视那一方面。
在大多数情况下，一支军队分为五个单独配置的部分以后，舍营和给养方面的困难就已经克服了，就不需要为此再作重大的变更了。

现在，我们还要研究一下，这些单独配置的部分相距多远还能够相互支援，即还能够共同作战。
在这里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在《战斗的持续时间》和《决定战斗胜负的时刻》两章中讲过的内容，绝对兵力和相对兵力、武器和地形等在这方面都能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不可能作出绝对的规定，只能作一个最一般的规定，就象只得出一个平均数一样。

前卫的距离是最容易确定的。
由于前卫退却时是向主力运动的，所以前卫的派出距离可以达到一个不致被迫独立作战的较大的行程。
但是，前卫也不应配置得太远，不应超过保证军队安全所需要的距离，因为退却的距离越远，所遭受的损失就越大。

至于侧方部队，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的那样，由八千到一万人组成的普通师在决定胜负以前，通常可以持续战斗数小时，甚至半天，因此这样的师可以毫无顾虑地配置在数小时行程的距离上，即一二普里以外的地方。
根据同样的理由，由三四个师编成的军，可以配置在一日行程的距离上，即三四普里远的地方。

这样，由事物的性质所决定的军队的一般配置，即把军队分为四至五个部分并按上述距离进行的配置，就成了一种方法主义。
只要特殊目的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人们总是机械地根据这种方法主义分割配置军队的。

虽然我们已经肯定，分割配置的前提是彼此分离的各个部分都适于独立作战，而且每个部分都有被迫独立作战的可能，但是我们绝不能从此就得出结论说：分割配置的真正意图就是为了独立作战。
军队分割配置大多只是暂时的军队存在的条件。
如果敌人已经向我军接近，企图通过战斗决定胜负，那么战略配置的阶段即告结束，一切都要集中到会战上来，从而分割配置的目的已经达到，分割配置的目的也就不存在了。
会战一开始，就不能再考虑舍营和给养的问题了，在正面和两侧侦察敌人以及利用适当的阻击削弱敌人的运动速度等等任务也已经完成。
这时，一切都转向主力会战这个大的整体。
是否把分割配置只看作是条件，只看作是不得已的下策，而它的目的只是为了共同战斗，这是判定这种配置是否有价值的最好的标准。

九七

第七章 前卫和前哨
前卫和前哨是两个既属于战术又属于战略的问题。
一方面，它们是使战斗具有一定的形态和保证实现战术企图的战术部署，另一方面，它们又往往能够导致独立的战斗，而且往往配置在距离主力较远的地方，因此应该看作是战略锁链中的一个环节。
正是由于它们是这样的一种配置，所以我们才对它们作进一步的考察，作为前一章的补充。

任何没有充分作好战斗准备的军队，为了在自己发现敌人以前就能查明敌人接近的情况，都需要有前方警戒，因为视力所能达到的距离通常并不比火器的射程远多少。

如果一个人的视力只能达到一臂那么远，那么他算是什么样的人呢？前哨就是军队的眼睛，人们早就这样说过了。
然而，对前卫和前哨的需要并不总是相同的，对它们需要的程度是各不相同的。
兵力、正面、时间、地点、环境、作战方式，甚至偶然事件都会影响需要它们的程度。
因此，当我们看到战史中关于使用前卫和前哨的记载都不是简单而明确的，而只是杂乱地罗列了各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并不感到奇怪。

我们看到，军队的警戒有时由固定的前卫部队担任，有时由拉得很长的前哨线担任，有时两者并用，有时既不用前者又不用后者，有时几个行军纵队共同派出一个前卫，有时各纵队又各自派出自己的前卫。
我们想先对这个问题获得一个明确的观念，然后再看看能不能归纳成少数几条可以实际应用的原则。

如果军队在行军，则由较大的部队组成前方警戒——前卫(军队退却时则为后卫) 
。
如果军队在舍营或野营，则由兵力不大的哨所配置成一线作为前方警戒——前哨。
军队驻止时，前方警戒可以而且必须比运动时掩护更大的地区，这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
因此，军队驻止时前方警戒自然是前哨线，军队运动时前方警戒就自然是集中的部队。

组成前卫和前哨的兵力可以是各不相同的，可以从一个骠骑兵团到一个各兵种编成的强大的军，可以从仅仅是向野营地周围派出的小哨和大哨到一条有各兵种防守的坚固的防线。
因此，前卫和前哨的作用也可以从单纯的侦察一直到抵抗敌人，这种抵抗不仅能够使军队赢得完成战斗准备所需的时间，而且还能够使敌人的措施和意图提前暴露，从而显著地提高侦察的作用。

因此，军队完成战斗准备所需要的时间越长，它的抵抗越是需要根据敌人的特殊部署来加以计划和组织，它就越需要有一个比较强大的前卫和前哨。

在所有的统帅中，腓特烈大帝可以称得上是最善于完成战斗准备的统帅了，他几乎只用口令就可以指挥他的军队投入会战，而不需要强大的前哨。
我们常常看到，他一直是在敌人眼前野营，有时用一个骠骑兵团担任警戒，有时用一个轻步兵营或者从野营地派出的小哨和大哨担任警戒，而不用大部队作警戒。
在行军时，用几千骑兵(大多是属于第一线两翼的骑兵) 
组成前卫，行军结束时又把它们撤回（腓特烈二世的战斗队形大多编成二线，二线间距离数百到一千余米，每线为数列土兵组成的宽横队，步兵居中，骑兵在两翼。
——译者）
主力部队。
用固定的部队担任前卫的情况极为少见。

一支兵力不大的军队要想经常以全部力量非常迅速地行动，发挥训练优良和指挥果断的特长，就必须象腓特烈大帝同道恩作战时那样，几乎完全是在敌人的眼前行动。
谨慎的配置和复杂的前哨配系，都会使这支军队的特长完全失去作用。
至于腓特烈大帝由于判断错误和做得过分而招致了霍赫基尔希会战的失利，这并不能证明这种做法本身不对，相反，我们应该从这方面来认识腓特烈大帝的卓越的才能，因为在几次西里西亚战争中，象霍赫基尔希这样的会战总共就只有一次。

但是，我们也看到，既不缺乏精锐军队又不缺乏果断精神的拿破仑，在前进时却几乎每次都要派出强大的前卫。
他这样做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战术有了变化。
这时，军队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整体，已经不能只用口令指挥它投入会战了，不能再象一次大决斗那样靠技巧和勇敢就可以解决问题了，这时军队必须更多地适应地形和情况的特点，战斗队形必须是许多部分组成的整体，从而会战也必须是许多部分组成的整体了。
这样一来，简单的决心就必须代之以复杂的计划，口令就必须代之以较长的命令。
为此就需要时间和情报。

第二个原因是现代军队的数量很大。
腓特烈大帝只率领三四万人进行会战，而拿破仑则率领一二十万人。

我们所以选择了这两个例子，是因为我们可以肯定，这样的统帅经常采取某种固定的方法决不会是没有道理的。

一般说，前卫和前哨的运用在现代已经大大地完善了。
但是，就是在西里西亚战争中，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象腓特烈大帝那样行动的，在奥地利人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他们的前哨配系要强大得多，而且经常派出一个大部队作为前卫。
就当时奥军的处境和情况来说，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
同样，在最近的几次战争中，也出现了不少的不同作法。
甚至法国的一些元帅，如麦克唐纳在西里西亚，乌迪诺和奈伊在马克，他们率领六七万军队前进时，我们也没有看到他们用大部队作前卫。

至此，我们已经阐明了有关前卫和前哨的各种不同兵力的问题。
但是，这里我们还必须明确另一个不同点，这就是，当一支军队在一定的宽度上前进或退却时，并列的各纵队可以有一个共同的前方警戒和后方警戒，或者各有自己的前方警戒和后方警戒。
为了在这方面得出一个明确的观念，我们必须作如下的思考。

九八

如果有一个大部队被指定担任前卫，那么它的任务本来只是确保在中央行进的主力的安全。
如果主力是沿几条彼此接近的道路行进，这个前卫部队也可能在这几条道路上行进，因而也掩护了这些道路，那么翼侧的纵队当然就不需要专门的掩护了。

但是，在距主力较远的道路上行进的真正独立的部队，却必须有自己的前方警戒。
甚至是组成中央主力的各个部队，由于道路方面的意外原因而不得不距离中央太远时，也应该有自己的前方警戒。
因此，一支军队分为几个独立纵队并列前进，就有几个前卫。
如果各纵队的前卫的兵力比可以作为共同的前卫的兵力小得多，那么它们更多地属于战术部署，在战略上就根本不算是前卫。
但是，如果中央的主力有一个强大的部队作前方警戒，那么这个部队应该看作是整个军队的前卫，而且在许多场合也确实是如此。

为什么要在中央设置比两翼强大得多的前方警戒呢？有下面三个理由：(1)因为兵力较大的部队通常在中央行进；(2) 
因为凡是军队所占领的地区，其正面的中央部分显然经常是最重要的部分，一切作战计划主要是同中央有关，因此中央部分通常比两翼更靠近战场；(3) 
因为在中央的先遣部队，即使不能作为真正的前方警戒直接保护两翼，对两翼的安全也能起很大的间接的保护作用。
在一般情况下，敌人不可能在这种部队侧旁的一定距离内通过，从而对某一翼采取重大的行动，因为敌人不能不担心自己的翼侧和背后会遭到攻击。
中央的先遣部队对敌人的威胁即使不足以完全保障翼侧部队的安全，也能够消除翼侧部队所担心的许多不利情况。

因此，中央的前方警戒，如果比两翼的前方警戒强大得多，也就是说，是派一支专门的大部队作前卫，那么，它就不再是简单地完成前方警戒的任务——保护后面的部队不受袭击，而是在一般战略关系上起先遣部队的作用了。

先遣部队可以达到以下几个目的(这些目的也决定着如何使用先遣部队）：(1)在需要很多时间部署兵力的场合，可以用先遣部队进行一次比较强有力的抵抗，迫使敌人比较谨慎地前进，也就是提高一般的前方警戒的作用。
(2)当军队的主力很庞大时，可以把行动不便的主力控制在距敌人较远的后面，让一支运动灵活的先遣部队在敌人附近活动。

(3)即使我军主力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远离敌人，仍然可以派先遣部队到敌人附近去侦察敌人。

有人认为，派一个人数不多的侦察队，或者一支别动队，也可以很好地完成这种侦察任务。
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侦察队或别动队多么容易被敌人击退，而且同大部队比较起来，它们的侦察手段又是多么有限，那么就会知道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了。

(4)追击敌人时，用配属有绝大部分骑兵的前卫部队进行追击，比起用整个军队来，可以较快地运动，晚上可以迟一些宿营，早晨可以早一些出发。

(5)最后，在退却时作后卫，可以用来防守险要的地区。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仍然是特别重要的部分。
的确，初看起来，好象这样的后卫经常有翼侧被迂回的危险。

但是人们决不应该忘记，即使敌人在后卫的侧方前进了一定的距离，他要真正威胁我军的中央部分，还必须经过通向中央的那一段路程，而中央的后卫总是可以进行较长时间的抵抗的，并且在退却时可以殿后。
与此相反，如果中央比两翼退却得快，情况就严重了，就会立刻出现被突破的印象，而这个印象本身就是很可怕的。
人们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比在退却时更迫切感到需要集中和联合了。
所以，两翼的任务是在最后仍然回到中央，即使给养条件和道路状况迫使它在相当宽的正面上退却，当退却结束时，通常仍然要在中央形成集中的配置。
此外，如果我们再考虑到，敌人通常是以主力向我军中央推进的，主要是对我军中央施加压力，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承认，中央的后卫是特别重要的。

由此可见，在出现上述任何一种情况时，派出一个大部队专门担任前卫都是适当的。
但是，如果中央的兵力并不比两翼大，那么就不应该派出这种前卫了，例如，1813年麦克唐纳在西里西亚迎击布留赫尔，以及布留赫尔向易北河进军，就都是这样。
当时，他们的兵力都是三个军，分成三个纵队沿着不同的道路并列地向前行进。
没有听说他们有这样的前卫。

但是，把兵力分为三个同样大的纵队的做法是不值得推荐的，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部署象把一支军队分为三个部分一样，会使整个军队很不灵活，这一点我们在第三篇第五章中已经讲过了。

在把整体分为中央部分和独立的两翼的情况下(我们在前一章中曾经说过，只要军队还没有特殊任务，这是最自然的配置方式) 
，前卫部队就其最简单的意义来说应该配置在中央部分的前面，因而也在两翼线的前面。
但是，侧方部队对翼侧所担当的任务实际上同前卫对正面所担当的任务是相似的，因此，侧方部队时常同前卫位于一线，根据具体情况的需要，侧方部队甚至可以比前卫配置得更前些。

至于前卫的兵力，那是不必多讲的，因为现在一般的习惯已经正确地规定，前卫由一个或几个从整体区分出来的第一级单位编成，并加强一部分骑兵。
因此，如果一支军队区分为若干个军，那么前卫就是一个军，如果区分为若干师，那么前卫就是一个师或几个师。

因此不难看出，整个军队区分的单位较多，对派遣前卫来说也是有利的。

前卫派出的距离，完全根据情况决定，它有时离开主力超过一日行程，有时就在主力的近前方。
在大多数情况下，前卫同主力的距离为一至三普里，这虽然不能成为一条必须遵循的规则，但是却证明，这样的距离是经常需要的。

我们在上面的考察中根本没有谈到前哨，现在我们必须谈谈这个问题。

在一开头我们说过，前哨适用于驻止的军队，前卫适用于行军的军队，那是为了追溯产生这两个概念的起源而暂时把它们分开的；但是，很明显，如果我们死板地按这句话来区别它们，那就只是书呆子的做法。

如果说行军的军队到了晚上要宿营，以便第二天早晨继续前进，那么前卫当然也必须这样，而且每次都要派出哨兵担任自己的和整个军队的警戒，但它并不因此就变成了纯粹的前哨。
只有当担任前方警戒的部队的主力分散成单独的前哨，因而它集中的部分已经很小，或者已经完全不是集中的部队时，也就是说，一条前哨线的概念已经大于一支集中的部队的概念时，才能把担任前方警戒的部队看作是前哨而不是前卫。

军队宿营的时间越短，就越不需要完善的掩护，在一天之内，敌人根本不可能弄清我军哪里有掩护，哪里没有掩护。
宿营的时间越长，对所有接近地的侦察和掩护就必须越完善。
因此，当停留的时间较长时，前卫通常将逐渐展开成前哨线。
至于前卫应该完全展开成前哨线，还是应该以集中的部队的形式为主，这主要取决于以下两方面的情况：第一、双方军队接近的程度；第二、地形的性质。

如果敌我双方军队之间的距离比军队正面的宽度小得多，那么在敌我两军之间通常不能置配大部队作前卫，而只能配置一些兵力不大的前哨来保障军队的安全。

一般说来，集中的部队很少直接掩护接近地，所以要它发挥作用就需要较多的时间和较大的空间。
在军队占领正面很宽的地区(如舍营) 
的情况下，要想用集中的固定的部队掩护接近地，就必须同敌人保持相当远的距离。
因此，冬季舍营时多半用前哨线作掩护。

第二是地形的性质。
凡有大的地形障碍，因而可以用少数兵力组成坚强的前哨线的地方，人们当然是要利用这种地形障碍的。

最后，冬季舍营时如果气候严寒，前卫部队也可以展开成前哨线，因为这样做它就便于舍营。

在1794—1795年冬季战局中，英荷联军在尼德兰运用的加强的前哨线达到了最完善的地步。
当时的防线是由许多各兵种组成的旅设置的独立防哨组成的，并有一支预备队可作支援。
曾在英荷联军中服务的香霍斯特把这种方法带回东普鲁士，并于1807年在帕萨尔格河畔的普鲁士军队中应用。
除此以外，近来很少有人使用这样的警戒方法了，这主要是因为在战争中运动增多了。
有时，即使有运用这种方法的机会，也没有加以利用，例如莫拉在塔鲁提诺战斗中就是这样。
当时，他如果把自己的防线拉长一些，恐怕就不至于在前哨战中就损失三十多门火炮了。
- 
不可否认，在适当的情况下，用这种方法还是有很大好处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其他地方还要谈到。

九九

第八章 先遣部队的行动方法
我们刚刚谈过，前卫部队和侧方部队对迫近的敌人所产生的作用是如何决定着军队的安全。
但是这些部队同敌军主力发生冲突时，总是应该看作是很弱的。
因此，需要专门探讨一下，它们怎样才能既完成自己的任务，又不必担心由于兵力悬殊而遭到严重的损失。

先遣部队的任务是侦察敌人和迟滞敌人。

如果用一支小部队，那么连侦察的任务也是永远完成不了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它比较容易被敌人击退，另一方面是因为它的工具——眼睛，是看不到那么远的。

可是，侦察的作用应该更大些，它应该迫使敌人在面前展开全部兵力，不仅比较清楚地暴露他的兵力，而且暴露他的计划。

如果用一支大部队作先遣部队，那么仅仅它的存在就可以起这种作用，它只要等到敌人作好击退它的准备，然后退却就可以了。

但是，先遣部队还有迟滞敌人前进的任务，为此，就需要进行真正的抵抗。

先遣部队为什么既能够等到最后的时刻，又能够进行抵抗，而且不致有遭到重大损失的危险呢？这主要是因为敌人前进时也派有前卫，并不是整个军队以压倒优势的兵力同时前进的。
即使敌人的前卫一开始就比我方先遣部队占优势(敌人自然会这样安排的) 
，即使敌军主力距其前卫的距离比我军主力距先遣部队的距离较近，而且敌军主力正在前进，很快就能赶来全力支援它的前卫战斗，我方先遣部队仍然能够在同敌人前卫(双方的兵力差不太多)接触的第一阶段赢得一些时间来侦察敌人前进的情况，而且使自己的退却不致有什么危险。

先遣部队在适当的阵地上即使进行一些抵抗，也不致带来在其他场合由于兵力悬殊而产生的各种不利结果。
在抵抗优势敌人时，主要的危险永远是军队有可能被敌人迂回和遭到包围攻击，因而陷入非常不利的处境。
但是先遣部队在适当的阵地上抵抗时，这种危险往往是很小的，因为行进中的敌人常常摸不清我军主力距离先遣部队有多远，因而顾虑派出的纵队会遭到来自两面的火力夹击。
因此，行进中的敌军总是使各个纵队大体上保持在同一条线上，只有在确实查明我方情况以后，才开始小心谨慎地迂回我军的这一翼或那一翼。
由于敌军到处这样摸索和小心谨慎地行动，我方先遣部队就有可能在真正的危险到来以前退却。

至于先遣部队对进行正面攻击的或者开始迂回的敌人究竟可以抵抗多长时间，这主要取决于地形的性质和自己援兵的远近。
如果由于指挥不当，或者由于主力需要较多的时间而先遣部队不得不忍受牺牲，因而先遣部队的抵抗时间超过了允许的限度，那么先遣部队必然会遭到很大的损失。

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也就是可以利用大的地形障碍的时候，进行真正的战斗来抵抗才是有意义的。
但是，先遣部队的这种小规模战斗的持续时间就其本身来看是很短的，这种战斗很难赢得足够的时间。
要赢得足够的时间，就必须通过下列三个步骤，这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1) 
使敌人的前进比较谨慎，因而比较缓慢；(2)进行一定时间的真正抵抗；(3)退却。

退却应该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慢些。
如果有有利的地形可以用作新的阵地，就必须加以利用，以便迫使敌人重新作攻击和迂回的准备，从而再一次赢得时间。
在这个新的阵地上，甚至还可以进行一次真正的战斗。

由此可见，战斗抵抗同退却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战斗本身的持续时间不够，就在退却时通过反复多次的战斗来赢得足够的时间。

这就是先遣部队的抵抗方式。
这种抵抗的效果，首先取决于这支部队的兵力大小和地形的性质，其次取决于它退却的路程以及它可能得到的支援和接应的情况。

一支小部队即使同敌人的兵力相等，也不能象大部队那样进行长时间的抵抗，因为兵力越大，活动(不管是什么样的活动) 
的时间就越长。
在山地，行军本身就是很缓慢的，在每个阵地上进行的抵抗又能持续较长的时间而且比较安全，同时，在山地到处都有这样的阵地可以利用。

先遣部队向前推进得越远，退路就越长，通过抵抗所能赢得的绝对时间就越多。
但从先遣部队的处境来看，它的抵抗能力就越小，所得到的支援就越少，退却速度也就越快(同离开主力较近、退路较短时相比)。


				一〇〇

先遣部队可能得到的接应和可能得到的支援，自然会对它的抵抗时间发生影响，因为小心谨慎的退却必然会占去抵抗的时间，因而会减少抵抗的时间。

如果敌人在下午才同先遣部队接触，那么先遣部队通过抵抗赢得的时间就显然不同。
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很少利用夜间继续前进，所以我们通常可以多赢得一个夜间的时间。
例如，1815年齐滕将军率领普鲁士第一军大约三万人同拿破仑的十二万人对抗，在从沙勒尔瓦到林尼这段还不到二普里的短短的路程上，普鲁士军就为自己的集中赢得了二十四个多小时。
齐滕将军是在6 
月15日上午9 时左右遭到攻击的，而林尼会战到16日下午2 时左右才开始。
当然，齐滕将军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伤亡和被俘的人员就达五六千人。

根据经验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作为考察这个问题的依据。

一个加强有骑兵的一万人到一万二千人的师，向前推进一日行程(三四普里)，在一般地形上能够迟滞敌人的时间(包括退却时间在内) 
，相当于单纯退却时的行军时间的一倍半。
但是，如果这个师只向前推进一普里，它迟滞敌人的时间就可能为单纯退却时行军时间的二三倍。

因此，在前卫师离主力四普里的场合(单纯退却时的行军时间大约为十个小时)，从敌人在该师面前出现时起到敌人向我军主力发起攻击时止，大约为十五小时。
而在前卫离主力仅为一普里的场合，敌人可能向我军主力发起攻击的时间，可以设想为在三到四小时以后；实际上还可能在六至八小时以后，因为在这种场合，敌人为了攻击我军前卫而采取的最初的措施所需要的准备时间同前一种场合是相同的，我军前卫抵抗敌人的时间，相对地却比在前一种场合长得多。

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在前一种场合，敌人要在击退我军前卫的当天就进攻我军主力是不容易的，在实际经验中往往也确实是这样。
甚至在后一种场合，敌人至少必须在上午击退我军前卫，才可能有时间在当天同我军会战。

在前一种场合，由于黑夜对我军有利，所以前卫推进得较远些可能赢得更多的时间。

关于一支军队的侧方部队的任务，我们已经讲过了。
它们的行动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或多或少取决于具体运用时的具体情况。
最简单的是把它们看作是派在主力侧方的前卫，这时，它们应该向前推进得稍远一点，退却时向主力作斜方向运动。

侧方部队不是在主力的正前方，不象真正的前卫那样，主力可以方便地从两侧接应它。
因此，如果不是敌军两翼端的攻击力量在一般情况下都比较弱，而且我们的侧方部队即使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也有退却的空间的话(它退却时不致象前卫溃退时那样会直接给主力带来危险)，侧方部队就会遭到较大的危险。

接应先遣部队时最常用的和最好的方法是利用强大的骑兵，因此当先遣部队离主力较远时，应该把骑兵预备队配置在主力和先遣部队之间。

因此，最后的结论是：先遣部队作用的发挥，与其说是通过真正的力量的发挥，不如说是仅仅由于它们的存在，与其说是通过它们真正进行的战斗，不如说是通过它们可能进行的战斗。
先遣部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够阻止敌人的行动，只能象钟摆一样缓和和节制敌人的行动，使我们有可能正确地估计敌人的行动。

一〇一

第九章 野营
对军队战斗外的三种状态，我们只从战略的角度来研究，也就是说，只把它们看作是战斗的预先形态，即地点、时间和兵力的决定来研究。
至于战斗的内部部署和向战斗状态过渡等问题，则属于战术范畴。

我们所说的野营，是指舍营以外的各种宿营——幕营、厂营或露营。
野营同它所预示的战斗，在战略上是完全一致的，在战术上，却未必经常一致，因为人们基于某些原因所选择的营地，可能并不恰好就是预定的战场。
有关军队配置(即军队的各部分应占据的位置)必须谈的问题我们已经谈过了，现在只是对野营作些历史的考察。

从前，即从军队的数量再一次大大增加、战争变得更持久、战争的各个部分联结得更紧密的那个时候起，直到法国革命时为止，军队始终是用帐篷宿营的。
这是当时的正常情况。
暖和季节一到，军队就离开营房，到了冬季，再回到营房里去。
冬营在某种意义上应该看作是非战争状态，因为军队在冬营时就象停了的钟表一样已经不再起作用了。

军队在进入真正的冬营以前为了休息进行的舍营，以及在面积不大的地方进行的短时间的其他各种舍营，都是过渡状态和特殊状态。

至于双方军队这样有规律地和自愿地停止活动，在过去和现在为什么能够同战争的目的和本质协调一致，这里不是研究这个问题的地方，我们以后再谈。
在这里我们只说明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

自从法国革命战争以来，因为运送帐篷必须有庞大的辎重，许多军队就完全不用帐篷了。
一方面人们认为，在一支十万人的军队中。
，最好能省下运送帐篷的六千匹马，从而增加五千名骑兵或者几百门火炮。
另一方面，在大规模的迅速运动中，这种庞大的辎重只能是一种累赘，不会有多大用处。

然而，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两个不利的影响：兵力将受到更大的消耗；地方将遭到更大的破坏。

不管粗麻布造的帐篷的保护作用多么小，人们都不能忽视，军队长时间没有帐篷是会感到很不舒适的。
某一天使用帐篷或不使用帐篷，差别是很微小的，因为帐篷几乎不能蔽风和御寒，也不能完全防潮。
但是，如果在一年里不使用帐篷的情况重复两三百次，那么微小的差别就变成很大的差别。
军队由于生病而损失较大，就成为十分自然的结果。

至于军队没有帐篷会使地方受到破坏，那就无需加以说明了。

由于取消帐篷有上述两种不利的影响，有人可能会认为，战争的激烈程度一定会受到另一种方式的削弱，即军队不得不更长时间地和更经常地进行舍营，而且由于缺乏设营器材，有帐篷时本来可以采取的一些配置也只好放弃了。

如果不是战争在这个时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而抵销了这些微小的、次要的影响，那么就可能出现战争威力被削弱的情况。

但是，战争的原始暴烈性已是这样不可抗拒，战争的威力已是这样异乎寻常，以致连上述的定期的休息时期也被取消了，双方都在不可抑制地尽其全部力量寻求决战，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九篇中详细论述。
在这种情况下，就根本不存在军队的运用由于不使用帐篷而发生变化的问题。
军队应该厂营还是露营，只能根据整个行动的目的和计划来决定，根本不是根据天候、季节和地形条件来决定的。

至于战争是否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会保持这样的威力，我们在以后再讲。
战争的威力如果没有这样大，不使用帐篷当然会对作战产生一些影响。
不过，如果说这种影响大到足以促使军队再使用帐篷宿营，那是值得怀疑的。
这是因为，战争要素已经大为扩大，纵然它在某个时刻在某种特定条件下还不时地回到以前那种狭小的范围中去，但很快又会以其不可抑制的本性不断地冲出这个范围。
因此，军队的固定制度和装备只能是根据战争的性质确定的。

一〇二

第十章 行军
行军就是军队从一个配置地点向另一个配置地点的单纯的转移。
行军必须有两个主要的要求。

第一个要求是军队要舒适，要避免无谓地消耗本来可以有效使用的力量；第二个要求是运动要准确，军队要准确无误地到达目的地。
一支十万人的军队如果编成一个纵队，也就是说沿着一条道路不间断地行军，那么这个纵队的首尾绝不可能在同一天到达目的地。
在这种情况下，军队不得不非常缓慢地前进，否则就会象水柱一样，最后分散成许多水滴，加上纵队很长，必然会使最后的部分过度劳累，使全军很快就陷入混乱状态。

同这个极端相反，编入一个纵队的人数越少，行军就越容易和越准确。
于是就产生了区分兵力的必要性，但是这种区分同为了分割配置而进行的那种区分是不同的。
因此，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军队区分为若干个行军纵队，是根据军队的配置的需要，但并不是在每一个具体情况下都是如此。

要把一支大的军队集中地配置在某一地点，在行军时就必须把这支大的军队区分为若干个纵队。
即使分开行军是根据分割配置的需要，也可能有时以满足配置的要求为主，有时则以满足行军的要求为主。
例如，如果一支军队配置的目的只是为了休息，而不是在休息中等待战斗，那么，满足行军的要求就是主要的，而这些要求主要就是要选择良好的、修筑好的道路。
考虑到这些不同情况，人们有时根据舍营和野营的情况选择道路，有时则根据道路的情况选择舍营和野营的地点。
如果一支军队预定要进行一次会战，而且最重要的是要到达适当的地点，那么；必要时就得甚至毫不犹豫地通过最难走的小道。
与此相反，如果军队向战区作旅次行军，那么就应该为各个纵队选择最近的大道，并且尽可能地在大道附近寻找舍营和野营的地点。

不管行军属于上述两种行军中的哪一种，现代军事艺术的一般原则总是这样的：在预料可能发生战斗的任何地点，即在真正作战的整个地区内，编组行军纵队时必须使编成的各个纵队能够进行独立的战斗。
为了满足这个要求，就要使纵队内有三个兵种的联合，对整体进行有机的区分，而且任命合适的司令官。
由此可见，主要是行军产生了新的战斗队形并且从新的战斗队形中得到最大的方便。

在十八世纪中叶，特别是在腓特烈二世的战争中，人们已经开始把运动看作是战斗的一个特殊要素，并且开始利用出敌不意的运动来取得胜利。
当时，还没有出现有机的战斗队形，因此，军队行军时不得不进行十分复杂而累赘的部署。
军队要想在敌人附近进行运动，就必须经常作好战斗准备，而整个军队不集中在一起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为只有整个军队集中在一起，才能形成一个整体。
侧敌行军时，第二线为了经常与第一线保持不太远的距离，即不超过四分之一普里，必须充分熟悉具体地形，不顾艰苦地越过一切险阻前进，因为在四分之一普里的距离内哪里能找到两条平行的良好道路呢？军队向敌人垂直行军时，两翼的骑兵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
在行军中有了炮兵(它需要有步兵掩护的单独的道路) 
，就会产生新的困难，因为步兵必须保持一条连续线，而炮兵会使本来已经拉得很长的步兵纵队拖得更长，并且打乱纵队内步兵的各部分之间的间隔。
人们只要读一读滕佩霍夫著的七年战争史中的行军部署，就可以了解这一点，并知道战争因此受到的种种束缚。

然而，现代军事艺术规定军队可以进行有机的区分，各个主要部分都可以看作是小的整体，它们在战斗中能发挥大的整体所能发挥的一切作用，唯一的差别是小的整体的活动时间较短，这时，甚至为了共同进行一次战斗，各个纵队在行军中也不必相互靠近到在战斗开始以前能够全部集中的程度，而只要在战斗过程中能够集中起来就够了。

军队的人数越少，运动就越容易，也越不需要为了避免行动不灵活而进行兵力区分(不是指为了分割配置而进行兵力区分) 
。
一支兵力小的军队可以沿着一条道路行进，即使要沿几条道路前进，也不难找到彼此接近的、可以满足需要的道路。

但是，军队的人数越多，就越需要区分，纵队的数目就越多，对修筑好的道路甚至大路的需要就越大，从而各纵队的间隔就越大。
区分兵力的危险同区分兵力的需要，用算术术语来说，适成反比。
各部分越小，就越需要相互支援，各部分越大，能够独立行动的时间就越长。
我们只要回忆一下前一篇对这一问题的有关论述，只要考虑到在耕作区内主要大道两旁几普里以内，总可以找到几条平行的修筑好的道路，那么我们就很容易了解，在组织行军时，并没有什么非常大的困难足以使军队的迅速前进和准确到达同军队的适当集中发生矛盾。
在山地，虽然平行的道路最少，各条道路之间的联系也最困难，但是每个纵队的抵抗能力却大得多。

为了使这个问题更加明确，我们想举个具体例子来说明一下。

根据经验，在一般的情况下，一个八千人的师同它所属的炮兵和一些别的车辆的行军长径相当于一小时的行程。

因此，两个师先后沿着同一条道路前进时，第二个师将比第一个师迟一小时到达指定地点。
我们在第四篇第六章中已经讲过，一个兵力这样大的师，即使对优势的敌人也能抵抗几个小时。
因此，甚至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即第一个师被迫立即开始战斗时，第二个师迟一小时到达也不算太晚。
何况，在欧洲中部耕作地区，在一小时的行程内，行军大路左右多半能够找到可以行军的小道，而不必象七年战争时期那样常常需要越野行军。

一〇三

此外，经验告诉我们，对一支由四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预备队组成的军队来说，即使在不好走的逭- 路上行军，它的先头部队在八小时内通常也可以行军三普里。

如果每个师的行军长径按一小时的行程计算，骑兵预备队和炮兵预备队的行军长径也同样按一小时的行程计算，那么整个行军时间将是十三小时。
这个时间并不算太长，但在这种情况下，却有四万人沿着同一条道路行进。
当然，这支军队也可以寻找和利用其他小道，因而很容易缩短行军的时间。
如果在一条道路上行进的部队比上述部队还多，那么整个军队就不一定都要在当天到达，因为在现代，这样大的一支军队绝不可能同敌人遭遇后立即进行会战，通常要在第二天才进行会战。

我们谈到上述具体情况，并不是为了把这类情况全部列举出来，只是为了把问题阐述得更清楚一些，并根据经验说明：在现在的战争中，组织行军不再那么困难了。
现在，组织最迅速和最准确的行军，已经不象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战争中那样需要特殊的技巧和精确的地理知识了，现在只要利用军队的有机区分，行军几乎就可以自动地进行，至少不需要拟制庞大的计划了。
从前，单凭号令就可以指挥会战，而组织行军却需要很长的计划，现在，编组战斗队形需要很长的计划，而组织行军却几乎只凭号令就行了。

大家知道，行军分为垂直行军和平行行军两种。
平行行军又称侧敌行军，侧敌行军时要改变军队各部分之间的几何位置：并列配置的各部分在行军时要前后排列，或者相反。
虽然直角范围内的任何角度都可能成为行军的方向，但仍然需要确定行军主要是属于哪一种的。

只有在战术上，才有可能这样彻底地改变各部分之间的几何位置，而且也只有使用所谓列伍纵队行进时才能做这一点，而大部队是不可能成列伍纵队行进的。
在战略上更不可能这样做。
过去，战斗队形中几何关系的改变只是两翼和各线之间的改变，而在现代的战斗队形中通常却是第一级单位，即军、师或者是旅(根据整体的区分而定) 
之间的改变。
我们在前面谈到现代战斗队形时所得出的结论，对这一点也是有影响的，因为现在已经不需要象从前那样，在战斗开始前就把整个军队集中在一起了，所以人们更关心的是使已经聚集在一起的各个部分各自都成为一个整体。
如果两个前后配置的师(后面的为预备队) 
沿两条道路向敌人行进，那么，任何人都不会让每一个师都分开在两条道路上行进，而会毫不迟疑地让两个师各沿一条道路并列前进，并且让每个师长各自组织预备队以备发生战斗时使用。
指挥的统一要比原来的几何关系重要得多。
如果两个师在行军中没有经过战斗就到达了指定的阵地，那么它们仍然可以恢复原来的关系位置。
如果两个并列配置的师沿两条道路进行平行行军，那么人们就更不会让每个师的第二线或预备队都沿后面的道路行进，而是给每个师各规定一条道路，也就是说在行军过程中把一个师看作是另一个师的预备队。
如果一支军队由四个师编成，三个师配置在前面，一个师在后面作预备队，并以这样的队形向敌人行进，那么自然应该给前面的三个师各规定一条道路，而让预备队在中间那个师的后面行进。
如果三条道路之间的距离不合适，就可以毫不犹疑地沿着两条道路行进，这并不会带来什么明显的不利。

在平行行军时情况也是这样。

另一个问题是各纵队从右边还是从左边开始行军的问题。
在平行行军时，这个问题是很明确的。
向左侧运动时，任何人都不会从右翼开始行军。
在前进或退却时，开始行军的次序实际上应该根据道路同预定的开进线的关系位置来确定。
在战术上，有很多场合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战术上的空间较小，几何关系比较容易看清楚。

但在战略上，就完全不可能了。
如果我们看到有人有时把战术上的东西搬用到战略上去，那纯粹是书呆子的作法。
过去军队在行军中仍然保持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且行军的目的只是进行一次整体战斗，因而整个行军的次序纯粹是战术上的问题。

尽管如此，1757年5 月5 日施韦林从布兰代斯地区出发时，还是因为不知道未来的战场在他的右边还是左边，最后不得不进行了一次有名的反转正面的行军。

如果一支按照旧的战斗队形进行配置的军队要成四个纵队向敌人行进，那么，两翼第一线和第二线的骑兵应编为外边的两个纵队，两翼的两线步兵则编为中间的两个纵队。

这些纵队的行军可以完全从右边开始，或者完全从左边开始，或者右翼从右边开始，左翼从左边开始，或者左翼从右边开始，右翼从左边开始。
后一种情况下的行军，叫做“中央开始”的行军。
初看起来，这些形式是同未来的展开有关系的，但实际上却是没有关系的。
腓特烈大帝前往勒登进行会战时，曾经按原来各翼的次序组成四个纵队，从右边开始行军，由于他恰好正要攻击奥军的左翼，因而很容易地变换为线式战斗队形，从而受到所有的历史著作家的赞扬。
假如当时他要迂回奥军的右翼，那么，他就不得不象在布拉格那样进行一次反转正面的行军了。

如果说这些形式在当时就已经不符合行军的目的了，那么在今天从同一角度来看，这些形式纯粹是一种儿戏。
现在同过去一样，任何人都很难知道未来的战场同行军道路的关系位置如何，而且，即使由于行军开始的次序不正确而损失了一点时间，也远不象从前那样重要了。
在这方面，新的战斗队形发挥了它的良好的作用，不管哪一个师最先到达，不管哪一个旅最先投入战斗，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

在这种情况下，军队所以还有时从右边开始行军，有时从左边开始行军，就只有一个作用了，那就是左右交替地开始行军可以调节军队各部分的疲劳程度。
这是大的军队开始行军时还保持这两种次序的唯一的、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理由。

在这种情况下，从中央开始的行军只能偶尔采用，自然就不成其为行军的一种固定的次序了。
从战略上来看，一个纵队从中央开始行军当然是不合理的，因为这种行军次序是以有两条道路为前提的。

其实，确定行军次序的问题与其说属于战略范围，不如说属于战术范围，因为它只不过是把整体区分为若干部分，行军结束后这些部分又重新恢复成一个整体。

但是，现代军事艺术已不再重视行军的各个部分的完全集中，而是使各个部分行军时距离远些，甚至可以独立行动。
这样，就很容易发生各个部分单独进行的战斗，而且每一个这样的战斗都应该看作是整体战斗。
因此，我们认为对这个问题作这么多的说明是有必要的。

另外，我们在本篇第二章中已经看到，在没有任何特殊目的情况下，三个部分并列配置最为合理，因此行军时采用三个纵队也是最合理的。

现在，我们在这里还要指出，纵队的概念不仅是指沿一条道路前进的一个部队，而且人们在战略上也把在不同的日期沿同一条道路行军的各个部队叫做各个纵队。
区分为纵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缩短行军时间和便于行军，因为兵力小的部队的行军总是比兵力大的部队的行军快一些和方便一些。
部队不是沿不同的几条道路行军，而是在不同的日期里沿同一条道路行军，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一〇四

第十一章 行军(续)
一日行程的标准和走完这一行程所需要的时间，自然要根据一般的经验来确定。

对我们现在的军队来说，常行军时一日行程为三普里，这是早就肯定了的；长途行军时，为了能够在中途有一些必要的休息日进行休整，平均一日行程甚至要减少为二普里。

一个八千人的师，在平原地上沿着中等的道路行军时，走完一日行程需要八至十小时，在山地则需要十至十二小时。
如果几个师编成一个行军纵队，即使除去后面的师晚出发的时间，行军时间也要多几个小时。

由此可见，走完一日行程几乎要占用整天的时间。
土兵背着背囊一天行军十至十二小时，其劳累的程度是不能同一般情况下步行三普里相比的，因为单个人沿普通的道路步行三普里只要五小时就够了。

在不是连续行军的情况下，一日行程达五普里，最多达六普里，在连续行军的情况下，一日行程达四普里，这都是强行军了。

走完五普里的行程，中间就需要有数小时的休息时间，因此一个八千人的师走完这样的行程，即使有良好的道路，也不能少于十六小时。
如果行程为六普里，而且是几个师在一起行军，那么行军的时间至少需要二十小时。

这里所说的行军是指集中在一起的几个师从一个野营地到另一个野营地的行军，因为这样的行军是战区内常见的形式。
如果几个师成一个纵队行军，那么前面的几个师就应该提前一些集合和出发，从而它们也会提前同样多的时间到达指定的野营地。
然而，提前的这段时间决不能达到走完一个师的行军长径所需的时间，即不能达到法国人所常说的“流过”一个师所需要的时间。
因此，这种行军方法很少能减轻士兵的劳累，而且部队数量的增多往往会使行军时间延长很多。
一个师也用类似的方式，让各个旅在不同的时间集合和出发，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是可行的，因此我们把师作为行军单位。

军队以小部队为单位不在一定地点集合就从一个舍营地向另一个舍营地进行长途旅次行军时，其行程当然可能增加，事实上，仅仅由于必须绕弯路进行舍营，其行程就已经增加了。

如果军队每天都要以师、甚至以军为单位集合在一起行军，而且还要进行舍营，那么这种行军必然要费很多时间，而且只有在富庶的地区和部队人数不太多的情况下才能这样行军，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才容易通过较好的给养和舒适的舍营来很好地消除长途行军的劳累。
1806年，普鲁士军队在退却中为了取得给养曾每夜都进行舍营，这无疑是一种错误的作法。
其实，军队如果进行野营(露营)，同样能够获得给养，同时又不致在过度劳累的情况下行军大约五十普里而用去十四天的时间。

在难走的道路上和山地行军时，上述关于时间和行程的一切规定都要有很大的改变，以致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很难确切地计算出走完一日行程所需要的时间，更不用说作出一般的规定了。
在这种情况下，理论只能提醒人们注意，不要犯人们容易犯的这种错误。
为了避免这种错误，必须特别仔细地进行计算，必须多留一些时间以便应付那些无法预料的情况，同时，也应该考虑到天候和部队的状况。

自从军队取消帐篷和采取就地强征粮秣的给养方法以来，军队的辎重显著地减少了。
这一事实的最大影响自然首先表现为军队的运动加快了，也就是说军队的每日行程加大了。
当然，只在一定的条件下才是这样。

战区内的行军却很少因为辎重减少而加快，因为大家知道，在行军的目的要求行军速度超过一般标准的所有情况下，辎重或者留在后边，或者先行，通常在整个行军过程中总是同部队保持一定距离的。
因此，辎重一般说不会影响军队的运动。
而且，只要它不再直接影响军队，不管它可能受到多大的损失，人们是不会去考虑它的。
在七年战争中有几次行军的速度是很大的，就是在今天也很难超过。
我们可举1760年拉西为了支援俄军对柏林的牵制性攻击而进行的行军来证明这一点。
他的军队从希维德尼察出发，经过劳西次到达柏林，在十天内行军四十五普里，平均每天四普里半。
一万五千人的军行军能够达到这样的速度，就是在今天也是很不寻常的。

从另一方面来看，给养制度的改变也给现代军队的运动带来了一个迟缓的因素。
军队不得不自己解决一部分给养(这是常有的事) 
，比起从面包车上领取现成的面包来，这自然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此外，在长途行军时，部队不能大量地在一个地方设营，为了便于取得给养，各师必须分开设营。
最后，我们也时常看到，有一部分军队，特别是骑兵，是必须进行舍营的。
所有这一切，总的说来都是使行军显著迟缓的原因。
因此，我们看到，1806年拿破仑追击普鲁士军队和力图切断其退路时，以及1815年布留赫尔追击法军，和力图切断其退路时，在十天之内都只走了约三十普里。
腓特烈大帝的军队从蘸克森向西里西亚往返行军时，虽然携带全部辎重，也曾达到这一速度。

虽然如此，辎重的减少，还是会显著增加大小部队在战区内的机动性和轻便性的(如果可以用这个词的话) 
。
一方面，即使骑兵和炮兵的数量不减少，马匹也减少了，因此，对饲料的顾虑不象过去那么经常了；另一方面，军队无需经常顾虑拖在后面的长长的辎重队，因而配置时所受的限制也比较少了。

1758年，腓特烈大帝放弃对阿里木次的围攻u，后率领军队行军时，曾带有四千辆辎重车，为了掩护这些辎重车，他曾经把一半军队分散成独立的营和排。
在今天，这样的行军即使碰上最胆小的敌人，也是不能成功的。

在长途旅次行军(例如从塔霍河畔到涅曼河畔的行军) 
中，军队减少了辎重当然要轻快得多，即使军队还保持一定数量的辎重因而每日行程仍保持一般的标准，但在紧急情况下也可以以较小的代价使一日行程超过一般的标准。

总之，减少辎重与其说能够增加运动的速度，还不如说能够节省力量。

一〇五

第十二章 行军(续)
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行军对军队的损害作用。
这种作用很大，以致必须把它当作可以同战斗相提并论的一个特殊因素。

一次适度的行军并不会使军队这个工具受到什么损害，但是连续几次这样的行军就会使军队受到损害，如果是连续几次困难的行军，那么军队受到的损害自然会更大。

在战区内，缺乏给养和宿营条件，道路很坏或破坏严重，军队要经常保持战斗准备，这些都会造成军队力量的过分的消耗，使人员、牲畜、车辆和被服受到损失。

人们常说，长时间的休息对军队的健康并没有什么好处，长时间的休息会比适当的活动更容易使人生病。
固然，士兵在营地挤在狭小的房舍里，可能而且必然会生病，但是在行军中挤在狭小的房舍里也是会生病的。
生病的原因决不是缺乏空气和运动，因为人们在操练中是很容易得到空气和运动的。

请想一想，一个士兵在野外泥泞的道路上淋着大雨背着沉重的背囊行军时生病，同在营房里生病相比，身体受到的损害和削弱将有多么大的不同。
一个士兵即使在野营中生了病，也还可以立刻被送到附近的村镇去，不致完全得不到治疗。
但在行军中生了病，却要先在路旁躺几小时，而且得不到任何护理，然后成为掉队者，远离部队几普里支撑着病体前进。
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多少轻病变成了重病，又有多少重病变成了不治之症！请再想一想，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和夏日灼热的阳光下，即使是一次适度的行军，也会使士兵感到酷热难当，使他们由于极度口渴而狂饮生水，因而患病甚至死亡。

我们作这样的考察，决不是说要减少战争中的活动。
工具就是为了使用，而使用就会造成损耗，这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
我们只想说明，一切都应该恰如其分。
我们反对的是某些理论家的空谈，他们硬说高度的出敌不意、最迅速的运动、毫无休止的活动用不着付出什么代价，就象丰富的矿藏一样，只是由于统帅的惰性才没有被充分利用。
这些理论家对待这些矿藏的态度，就象对待金矿和银矿一样，只看到产品，而不问开采这些矿物要花费多少劳动。

在战区外作长途旅次行军时，尽管行军的条件通常比较好，每天的损失比较小，但是，最轻的病号通常也会长时间地丢在后边，因为他们刚刚恢复健康，不可能赶上不断前进的部队。

在这种情况下，骑兵中受鞍伤的马匹和蹶马会不断地增多。
辎重也会有一部分遭到损坏。
因此，常常可以看到，一支军队连续行军一百普里或者更远的距离以后，就会显著地受到削弱，特别是马匹和车辆的损失更为严重。

如果必须在战区内，即在敌人的眼前进行长途行军，那么战区行军和长途行军两种不利的条件就会同时出现。
在人数众多而且其他条件不利时，损失就可能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现在列举几个实例来证明上述论点。

1812年6 月24日拿破仑渡过涅曼河时，他准备进攻莫斯科用的巨大的中央军团有三十万一千人。
8 
月15日，他在斯摩棱斯克附近派出了一万三千五百人，按理说他这时还应该有二十八万七千五百人，但实际上只剩有十八万二千人，也就是说，已经损失了十万五千五百人。
我们知道，在这以前只发生过两次有名的战斗，一次是达乌同巴格拉齐昂之间的战斗，另一次是莫拉同托尔斯泰—奥斯特尔曼之间的战斗，因此，我们可以估计出法军在这两次战斗中遭受的损失至多为一万人，而在五十二天内连续行军大约七十普里的过程中，仅病号和掉队的就损失了九万五千人，约占总兵力的三分之一。

三星期以后，在博罗迪诺进行会战时，法军损失已经达到十四万四千人(包括战斗伤亡) 
。
又过了八天，到达莫斯科时，法军损失已经达到十九万八千人。
法军在那个时期每天的损失大体如下：在第一阶段占当初总兵力的一百五十分之一，第二阶段为当时总兵力的一百二十分之一，第三阶段为当时总兵力的十九分之一。

拿破仑渡过涅曼河到莫斯科的运动当然可以说是连续行军，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次行军用了八十二天，只走了一百二十普里，而且法军在途中还正式休息了两次：一次在维尔那，大约休息十四天，另一次在维帖布斯克，大约休息十一天，在休息期间许多掉队的士兵回到了部队。
在这十四个星期的行军期间，季节和道路不能算是最坏的，因为当时还是夏天，所走的道路大多是沙土路。
但是，庞大的部队集中在一条道路上，给养十分缺乏，敌人虽然是退却，但并不是逃窜，这是造成行军困难的条件。
关于法军退却的情况，或者正确些说，关于法军从莫斯科向涅曼河前进的情况，我们就根本不想谈了，但是我们必须指出，追击法军的俄军从卡卢加地区出发时为十二万人，到达维尔那时就只剩下三万人了。
当时俄军在战斗中的伤亡多么少，这是尽人皆知的。

现在我们再从1813年布留赫尔在西里西亚和蘑克森的战局中举一个例子。
这次战局不是以长途行军，而是以多次往返行军著称的。
布留赫尔属下的约克军于8 
月16日是以约四万人开始这次战局的，10月19日到达来比锡附近时就只剩下一万二千人了。
根据最可靠的历史家的记载，在果尔德贝克、吕文贝克一带的主要战斗中以及在卡次巴赫河畔、瓦尔登堡和默克恩(来比锡)会战的主要战斗u3 中，这个军大约伤亡了一万二千人，可见，非战斗减员在八个星期内达一万六千人，占这个军的五分之二。

因此，如果人们想要在战争中进行频繁的行军，那就必须作好兵力将遭受大量损失的准备，就必须根据这一情况制定其他各项计划，首先就要考虑以后的兵员补充问题。

一〇六

第十三章 舍营
在现代军事艺术中，舍营又成为必不可少的了，因为无论是帐篷还是完备的辎重，都不能使军队完全放弃舍营。
而厂营和露营，不管改进到何种程度，总不能成为一种常用的宿营方法，如果常用这种方法，军队迟早(这取决于气候变化的情况)要发生疾病，因而过早地消耗力量。
在1812 
年远征俄国的战局中，法军在十分恶劣的气候条件下，整整有六个月的时间几乎完全没有舍营，这次战局是少数罕见的战局之一。
但是这种可以说是狂妄的努力(当然，说这个行动的政治意图是狂妄的似乎更恰当些)得到了什么样的结局！妨碍军队舍营的有两种情况，即离开敌人很近和运动迅速。
因此，只要临近决战，军队就得放弃舍营，而且不到决战结束，不能再进行舍营。

在最近几次战争中，也就是在最近二十五年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战局中，战争要素充分地发挥了它的全部威力。
凡是在战争中可能进行的活动和可能发挥的力量，在这些战局中多半都进行和发挥了。
但是，这些战局的持续时间都不长，很少有达到半年的，大多只几个月就达到了目的，也就是说失败者很快就被迫停战甚至媾和了，或者是胜利者很快就用尽了力量。
在这样高度紧张的时期，很少谈得上什么舍营，因为就是在已经不再有什么危险的胜利的追击中，由于运动的速度较快，军队也不可能进行舍营。

但是，如果战争中事件的进程由于某种原因不很激烈，出现了双方力量的平稳的较量，那么，舍营就成为人们关心的主要问题。
舍营这种需要对于作战本身也有一定的影响，这表现在：一方面，人们力图利用兵力较大的前哨或者配置得较远的更为强大的前卫，来赢得更多的时间和保障更大的安全；另一方面，人们会更多地考虑当地富庶与否和农产品多寡的情况，很少从战术上考虑地形的利弊，或者线和点的几何关系。
一个有两三万居民的商业城市，一条沿途有很多大村庄和繁华城镇的大道，都能给大量军队的集中配置提供便利条件。
这种集中给军队提供的灵活性和活动余地是很大的，它足以抵得上其他地点的有：利条件带来的利益。

关于舍营部署的形式，我们只作几点说明，因为这些问题大多属于战术范围。

军队的舍营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部队主要的任务的舍营，另一种是作为次要任务的舍营。
如果在战局过程中部队仅仅是根据战术和战略上的要求进行配置，而且规定军队在配置地点附近进行舍营休息(特别是骑兵常有这种情况) 
，那么，舍营就是次要任务，是用来代替野营的。
因此，军队必须在能够保证及时到达配置地点的范围内进行舍营。
如果部队舍营只是为了休息，那么舍营就是主要任务，其他措施(当然也包括配置地点的选择)都必须适合于这个主要任务。

这里需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整个舍营地区的形状。

通常，它应该是一个狭长的矩形，不外乎是战术上的战斗队形的扩大。
集中地点在舍营地区的前面，司令部在它的后面。
但是，这三种规定对整个军队在敌人到来之前进行可靠的集中是有妨碍的，几乎是对立的。

舍营地区越是接近正方形乃至圆形，部队就越能迅速地在一个地点(中心点) 
集中。
集中地点越往后移，敌人到达这个地点就越迟，我军集中用的时间就越多。
集中地点设在营地的后面是决不会有危险的。
司令部越向前移，就能越早地得到情报，司令官就越能更好地了解各方面的情况。
尽管如此，上面讲的三种规定也不是没有根据的，也还是多少值得考虑的。

有人主张通过扩大舍营地的宽度来掩护可能被敌人征发物资的地区。
但是，这个主张既不是完全正确的，又不是很重要的。
这个主张对整个军队的外翼来说，还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各部队大多在集中地点周围舍营，那么对两个部队之间的中间地带来说，这个主张就不正确了，因为敌军是不敢侵入这个中间地带的。
这个主张所以不很重要，是因为要防止敌人在我们附近地区征发物资，有比这种把军队分开配置更为简单的方法。

把集中地点设置在舍营地前面的目的是为了掩护舍营地。
这同下述理由有密切关系：第一、如果把集中地点设置在后面，那么当部队匆忙拿起武器时，在舍营地区常常会留下一个很容易落入敌手的尾巴，即掉队的士兵、病员、行李、储备品，等等。
第二、如果敌人以骑兵绕过前卫，或者突破了前卫，那么我们分开舍营的各个团和营就有遭到敌人袭击的危险。
但是，如果敌人遇到的是一支配置好的部队，那么，即使这支部队很弱，最后一定被敌人打垮，它毕竟还可以阻挡一阵，赢得一些时间。

至于司令部的位置，人们早巳认为，越安全越好。

根据上述种种考察，我们认为，舍营地区的形状最好是一个接近正方形的长方形或接近圆形的椭圆形，集中地点设在中央，兵力很大时，司令部设在第一线。

我们在《一般配置》一章中谈到的关于掩护翼侧的一些问题，在舍营时也是适用的。
因此，派往左右两侧的部队，即使目的在于和主力共同进行战斗，也应该在主力的同一线上各有自己的集中地点。

如果我们考虑到，地形的性质一方面是通过有利的地形决定着军队的配置地点，另一方面是通过城镇和村庄的分布情况决定着舍营的位置，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在决定舍营位置和配置地点方面，几何形态是很少起什么决定性作用的。
但是，这种几何形态也和所有的一般法则一样，对一般情况时多时少地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对它也应予以注意。
关于什么是舍营地的有利位置的问题，我们可以指出，军队必须选择一个有掩护作用的地段，以便在它的后面进行舍营，同时派出许多小部队监视敌人；或者在要塞后面进行舍营，在这种情况下，敌人不可能摸清要塞守备部队的兵力，必然会更加谨慎和小心。

关于筑垒的冬营，我们将在专门的一章中论述。

一〇七

行军部队的舍营不同于驻军部队的舍营，为了避免多走路，行军部队很少远离道路进行舍营，它是沿着行军道路进行舍营的。
只要舍营地的距离不超过一日行程的最低标准，舍营对迅速集中是不会有什么不利的。

在敌前(用术语说) 
，也就是在双方前卫之间的距离不大的情况下，前卫和前哨的兵力和位置应该根据舍营地区的大小和部队集中所需要的时间来决定。
或者，如果前卫和前哨的兵力和位置是根据敌情和其他情况决定的，那么，舍营地的大小反而应根据前方警戒的抵抗能赢得多少时间来决定。

至于应该如何看待先遣部队的抵抗，我们在本篇的第，三章中已经谈过了。
从先遣部队的抵抗时间中，必须扣除传达命令和部队准备出发的时间，剩下的时间才是向集中地点行军可能利用的时间。

最后，为了在这里把我们的观点概括成为一个符合一般情况的结论，我们想指出，如果舍营地的半径相当于前卫的派出距离，而且集中地点大致位于舍营地的中央，那么，在前卫抵抗敌人所赢得的时间中，可以用来传达命令和部队准备出发的时间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够用的，甚至不用烟火信号、炮声信号等传达命令，只用递骑传令(只有这种方法才是十分可靠的)也是如此。

因此，当前卫的派出距离为三普里时，大约有三十平方普里的地区可供舍营。
在中等人口密度的地区，这样大的面积上大约有一万户人家，军队如果有五万人，除去前卫，每户人家大约要容纳四人，因而是很舒适的。
军队的人数如果多一倍，每户也只不过容纳九人，这样的舍营也不能算是十分拥挤的。
与此相反，如果前卫的派出距离不能超过一普里，那么舍营地的面积就只有四平方普里，这是因为，尽管前卫赢得的时间不会随着前卫派出距离的缩短而按同样的比例减少(前卫的派出距离为一普里时，可以指望赢得六小时的时间) 
，但是，在同敌人相距这样近的情况下，却不得不加强戒备。
在这个面积内，只有居民十分稠密时，五万人的军队才能勉强找到舍营的地方。

从这里可以看出，可供一万至二万军队在一起舍营的大城镇或者比较大的城镇起着怎样的决定性作用。

根据这个结论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距离敌人并不太近，而且派遣有适当的前卫，那么，即使面对集中的敌人也依然可以舍营。
1762年初腓特烈大帝在布勒斯劳，1812年拿破仑在维帖布斯克都曾这样做过。
但是，即使由于我们距离集中的敌人相当远，而且已经采取了适当的措施，因而不必担心军队集中时的安全，我们也决不能忘记：一支军队仓卒集合时是作不了别的事情的，它没有立刻利用当时情况的能力，因而大部分作战能力得不到发挥。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只有在下述三种情况下军队才可以完全进行舍营：(1) 
敌人也在舍营；(2)根据部队的状况绝对有舍营的必要；(3)部队当前的任务仅限于防守坚固的阵地，只要求部队能够及时在阵地集中。

关于舍营的军队的集中的问题，1815年战局提供了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例子。
齐滕将军率领三万人担任布留赫尔军团的前卫，配置在沙勒尔瓦附近，离开军团预定的集中地点桑布勒弗只有二普里。
这个军团最远的舍营地离开桑布勒弗约有八普里，也就是说，舍营地的一端越过了锡内，另一端直到列日。
尽管如此，越过锡内舍营的部队在林尼会战开始前数小时已经到达集中地点，而在列日附近舍营的部队(标洛军)，如果不是因为偶然情况和通信联络不当，也是会及时到达的。

普鲁士军队这样舍营，对军队的安全无疑是考虑得不够的。
但是，必须说明，普鲁士军队这样舍营时，法国军队已经在广大地区上舍营了，因此普鲁士军队的错误只在于，当他们接到情报，知道法军已经开始运动和拿破仑已经到达军中时，没有立刻改变原来的配置。

但是，普鲁士军队在敌军开始攻击前有可能在桑布勒弗集中这件事情，终究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布留赫尔在14日夜间，即在齐滕将军真正受到敌人攻击以前十二小时，就接到了敌人前进的情报，已经开始集中他的部队。
但是，当齐滕将军于15日上午9 
时已经同敌人激战时，在锡内的提尔曼将军才刚刚接到向纳缪尔开进的命令。
提尔曼不得不先以师为单位集中自己的军队，然后行军六普里半到达桑布勒弗，这一切是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完成的。
假如标洛将军能及时接到命令，就也可能在同一个时刻到达。

拿破仑并没有在16日下午2 时以前对林尼发起攻击。

他担心一方面要对付威灵顿，另一方面要对付布留赫尔，换句话说，兵力不足使他行动缓慢了。
由此可见，在比较复杂的情况下，甚至最果断的统帅也难免要谨慎地试探，因而会行动迟缓的。

这里研究的问题显然有一部分属于战术范围而不属于战略范围，但是，为了避免论述不清，我们宁愿超出范围多讲一些。

一〇八

第十四章 给养
在现代战争中，给养的重要性比以前大得多，其原因有二。
第一个原因是，现代的军队一般比中世纪甚至比古代舶军队庞大得多。
虽然从前偶尔也有一些国家的军队在人数方面等于或者远远超过现代的军队，但那是很少见的、暂时的现象，与此相反，在现代的战史中，即自路易十四以来，各国的军队却一直都是十分庞大的。
第二个原因更为重要，而且是我们时代所特有的，这就是现代战争的内部联系更为紧密，作战的军队必须经常处于战斗准备状态。
在古代，大多数的战争是由一些单个的、没有联系的军事行动构成的，各次军事行动之间都有间歇，在这些间歇中，或者战争实际上已经完全中止，只在政治上还可以说存在战争，或者双方军队往往相隔很远，各自从事自己需要的事情，可以不必顾虑对方。

现代战争，也就是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①以来的战争，由于各国政府的欲望强烈，已变得更有规则、更有联系了。

战争的目的高于一切，因而要求在给养方面有一些能够处处满足它的需要的制度。
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战争虽然有时也曾接近于完全中止而双方处于长期休战的状态，即定期地进行冬营，但是冬营总是从属于战争目标的。
当时，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取得部队的给养，而是因为季节·不好。

随着夏季的到来照例要结束冬营，因此，至少在良好的季节中，需要采取不间断的军事行动。

①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三十年战争(1618 ——1648)结束时签订的和约。

——译者。

在这方面，也象在其他方面一样，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过渡，从一种行动方式向另一种行动方式过渡，总是逐步实现的。
在反对路易十四的战争中，联军为了便于取得给养，曾经常常把部队派到遥远的地区去冬营，而在西里西亚战争中，就再没有这种现象了。

军事行动主要是在各国以雇佣兵制度代替了封建义务兵制度以后才开始变得有规则、有联系的。
这时，封建义务已改变为赋税，人身服役或者已经完全取消，代之以募兵制，或者只用于最下层的民众，而对贵族来说，人身服役已代之以赋税，即人头税(象目前在俄国和匈牙利还实行的那样)。
我们在别处已经说过，不管怎样，这时的军队已经变成了政府的一种工具，它主要的基础是国库或政府的收入。

军队的建立和兵员的补充发生了变化，军队的给养也必然发生同样的变化。
如果有些阶层的人为了免除当兵的义务已经缴纳了赋税，那么就不能再简单地让他们负担军队的给养了。
因此，政府、国库必须负担军队的给养，而且在本国内也不应该再由地方负担军队的生活费用。
政府必须把军队的给养看作完全是自己的事情。
这样，军队的给养由于两个原因而变得更加困难了，一方面，给养已成为政府的事情，另一方面，军队却必须经常接近敌人。

这样，不仅形成了一个从事战争的、专门的阶层，而且还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军队给养制度，而且这种制度正在尽可能地趋于完善。

给养用的粮食，不论是采购来的还是国家领地缴纳的，不仅都要由远方运来，储存在仓库里，而且还要由专门的运输队从仓库运送到部队，在部队附近由专门的面包房烤成面包，然后由部队的运输队从面包房把面包运走u4 
。
我们所以考察这种制度，不仅因为它可以说明实行这种制度的战争的特点，而且也是因为这种制度决不会完全废止，其中的个别部分将会一再被人采用。

这样，军事组织就有逐渐摆脱对国民和地方依赖的趋向。

结果，战争虽然因此而变得更有规则，更有联系，更加从属于战争目的，也就是更加从属于政治目的了，但它的运动却受到更大的限制和束缚，它的威力却大为减弱了。
军队由于依赖仓库和受到运输队活动范围的限制，在一切活动中很自然地都要考虑尽量节约给养。
只能吃到可怜的一小块面包的士兵，往往会象一个幽灵似的到处摇幌，而且在、这种挨饿的时刻，往往又没有任何改变这种状况的希望来安慰他们。

一〇九

如果有人认为士兵得到这样可怜的给养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并且只看到腓特烈大帝依靠这种缺乏给养的士兵完成的事业，那么他就不是公正地看待这一问题。
能忍饥挨饿的确是士兵的最重要的美德之一，如果没有这种美德，军队就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武德。
但是，忍饥挨饿必须是暂时的，只能是迫于环境，不能成为一种可怜的制度，不能是对部队的需要进行抽象地苛刻地计算的结果。
否则，每个士兵的体力和精神一定会不断地受到削弱。
我们不能把腓特烈大帝用他的军队获得的成就作为标准，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对方采用的也是这种给养制度，另一方面，假如条件允许他象拿破仑那样供养自己的军队，我们不知道他能做出多少更伟大的事业来。
人们从来不敢把这种复杂的给养制度用到马料的供应上，因为马料的需要量大，在运输上有更大的困难。
一日份饲料比一日份口粮大约重十倍，军队中的马匹又不止人数的十分之一。
现在，军队中的马匹是人数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而在以前则是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也就是说马料比口粮重三倍、四倍或者五倍。
因此，人们力图用最直接的方法，即就地抢掠的方法来满足这种需要。
但是，这种方法使作战受到另一种很大的限制：一方面，采用了这种方法军队就主要地只能在敌国领土上作战，另一方面，采用了这种方法军队就不能在一个地方久留。
在西里西亚战争时期，就已经很少采用这种方法了，因为人们发现用这种方法能使地方遭到很大的破坏和消耗，远不如采用就地征收和强征的方法能更好地满足需要。

法国革命时民众力量又登上了战争舞台，这样，只依靠政府的财力就显得不够了。
以这种有限的财力为基础并以这种有限的财力为保障的整个军事制度被粉碎了，从而我们在这里讨论的这个部分——给养制度，也随着整体崩溃了。
革命的领导人并不怎么关心仓库，更少考虑象精密的钟表一样的给养组织(这种组织象钟表的齿轮一样推动着一级级的运输队)。
他们把士兵送上战场，驱使将军进行会战，要他们通过征收、劫取和掠夺取得所需的东西来供养、加强、鼓舞和刺激军队。

拿破仑进行的战争以及反拿破仑的战争都处于上述两种极端之间，也就是说，在这个时代的战争中，两种方法中的任何手段只要适用就被采用。
今后，恐怕仍然是如此。

现代军队在取得给养方面，尽量利用当地所能供应的一切，而不考虑它的所有权。
方法共有四种：屋主供养、军队强征、正规征收和仓库供给。
这四种方法通常是综合使用的，但通常以某一种方法为主，有时也只采用其中的一种。

一、屋主供养或村镇供养，这两者都是一样的。
一个村镇，即使象大城镇那样居民都是消费者，也一定存有几天的粮食，因此很明显，即使是居民最稠密的城镇，不需要特别筹备也能供养大约同居民人数相等的部队吃一天，如果部队的人数很少，就可以供养几天。
这样，在相当大的城镇中，可以取得相当令人满意的结果，一支人数相当多的部队可以在一个地点取得给养。
在一些较小的城镇或农村中，却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在这里，一平方普里有三四千居民就算人口相当稠密了，它只能供养三四千人，所以人数多的部队必须分散到很广阔的地区去舍营，这样，就很难照顾其他条件了。
但是在农村，甚至在一些小城镇中，战争极为需要的给养品的数量却多得多。
一户农民的面包储存量，一般说平均起来可供全家八天到十四天食用，肉类每天都能得到，蔬菜通常可以吃到下届收获期。
因此，在还没有驻过军队的地方，居民供养相当于自己三倍到四倍的军队食用数日是没有困难的，这个结果是令人满意的。
由此可见，如果一个三万人的纵队不能在较大的城镇宿营，那么它在每平方普里平均有二三千人口的地区宿营时大约需要四平方普里的地区，即每边宽二普里的地区。
因此，一支九万人的军队(其中大约有七万五千人是战斗人员)，如果分三个纵队并列前进，在有三条道路的情况下只要有六普里的·正面就够了。

如果有几个纵队先后进入这个地区舍营，虽然地方当局必须采取特别措施，但不致因为增加一天或几天的需要晶而感到困难。
因此，即使驻九万人后又有同样多的军队在第二天到达，后来的军队也不会有什么困难，两天的军队加在一起，已经是一支有十五万名战斗人员的相当大的军队了。

至于马匹的饲料，困难就更少了，因为饲料既不需要磨碎又不需要焙烤，在农村中，农民为自己的马匹储存的饲料可以一直用到下届收割期，因此，即使军队在厩舍饲养牲畜很少的地方宿营，也不会缺乏饲料。
当然，饲料要由村镇供应，而不是由屋主供应。
此外，在组织行军时人们显然应该考虑到地区的性质，不要使骑兵恰好到工商业城市和地区去舍营。
从上述粗浅的考察中可以得出结论：在中等人口密度的地区，即每平方普里约有两千到三千居民的地区，一支拥有十五万名战斗人员的军队在不妨碍共同战斗的条件下有，限度地分散宿营时，通过屋主和村镇供养就可以取得一两天的给养。
也就是说，这样的一支军队连续行军时，即使没有仓库及其他给养准备也是可以维持的。

法国军队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在拿破仑指挥下的行动，就是以这个结论作依据的。
他们从阿迪杰河向多瑙河下游和从莱茵河向维斯拉河行军时，虽然除了屋主供养外，没有采用其他任何方法，但在给养上并没有发生什么困难。

由于他们是以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优势作为行动依据的，是以不断取得确定无疑的胜利为前提的，至少，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犹豫不决和小心谨慎而迟滞不前，因此他们在胜利道路上的运动大多是不间断的行军。
如果环境不很有利，当地居民并不稠密或者工人比农民多，土地贫瘠或者已经数次驻过军队，那么，取得给养的结果当然会差一些。
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把一个纵队的宿营地区每边从二普里增加到三普里，宿营地区的面积就立刻可以增加一倍以上，也就是说，已不是四平方普里而是九平方普里，在一般情况下，这样宿营依然可以保证进行共同战斗，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在不间断地运动中，即使在不利的情况下，这种取得给养的方法仍然是可行的。

但是，如果军队要停留几天，而又没有采取其他方法早作准备，那就一定会发生极大的困难。
即使在现在，一支庞大的军队如果不采取下列两项措施早作准备，也是不能停留几天的。
第一项措施是给部队配属辎重队，携带数天(即三四天)最必需的给养——面包或面粉。
这样，再加上士兵自己携带的三四天口粮，八天用的最必需的给养总是可以得到保障的。

一一〇

第二项措施是设置适当的军需机关，以便在部队休息的任何时刻都能从远方运来粮食。
这样，就可以随时放弃屋主供养的方法而改用另一种给养方法。

屋主供养这种方法有很多优点，因为它不需要任何运输工具，而且在最短的时间内就能作到。
当然，这要以部队一般都进行舍营作前提。

二、军队强征。
一个单独的营有必要在一些村庄附近野营时，可以指定这些村庄供给给养品。
从这一点看，这种取得给养的方法在实质上同前一种方法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象常见的那样，如果在一个地点设营的部队人数很多，那么为了供给一个较大的整体(如一个旅或一个师)所需要的给养，除了从一些地区共同进行强征，然后再来分配外，就没有别的办法。
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这种方法决不能为大量的军队取得必要的给养。
在一个地区强征到的粮食比部队在这个地区舍营时所能得到的粮食要少得多。
因为在舍营时三四十个士兵进入一户农民家里，必要时甚至能够把农民最后的一点粮食都弄到手。
但是，派遣一个军官带领几个士兵去强征，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把一切存粮都搜出来，而且常常缺乏运输工具，因此只能得到现有粮食中的很少一部分。
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大量军队密集在一个地点上野营，那么对于整个军队的需要来说，能够很快征到给养品的那些地区就显得太小了。
一支三万人的部队，只在半径为一普里的圆圈内，。
也就是在三四平方普里的面积内强征给养品会得到什么结果呢？是得不到好结果的，他们很少能够征到所需要的东西，因为，大多数邻近的村庄已有别的部队在宿营，这些部队是不会让村庄把东西交出来的。
最后，这种方法常常造成很大的浪费，因为个别的部队得到的东西超过了他们的需要，许多东西没有食用就扔掉了，等等。
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用这种强征的方法解决给养问题，只有在部队不太大时(即对八千至一万人的师来说) 
，才能收到成效。
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当作一种不得已的办法。

一切直接在敌前行动的部队(例如前卫和前哨) 
，在向前运动时，通常不可避免地要采用这种方法，因为在它们要到达的地点根本不可能事先准备好粮食，而且通常距离为军队主力所征集的粮食太远。
此外，独立行动的别动队也只能采用这种方法。
最后，在万一没有时间和无法采用其他方法的一切情况下，也不可避免地要用这种方法。

军队越是适于采取正规征收的方法，时间和环境越是允许采用这种方法，取得给养的结果就越好。
但是，时间往往不允许采取这种正规征收的方法，而军队用强征的方法直接取得给养却可以快得多。

三、正规征收。
无可争辩，这是筹备给养的最简单和最有效的方法，也是现代一切战争的基础。

这种方法同前一种方法的差别主要在于，正规征收是在地方当局参加下进行的。
这时，在有存粮的地方不是用暴力强取存粮，而是经过合理的分派，要居民有秩序地交纳出来。
这种工作只有地方当局才能作好。

在这里，一切都取决于时间。
时间越多，分派就越普遍，负担就越轻，效果就越理想。
甚至也可以把现金采购作为辅助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正规征收就和第四种方法近似。

在本国内集中军队时，采用这种方法是毫无困难的，在军队后撤时，通常也不会遇到什么困难。
与此相反，在进入尚未占领的地区时，安排正规征收的时间就较少。
通常前卫只不过比主力先到一天。
前卫只能对地方当局提出要求，要他们在某地准备好多少粮秣。
这时只能在附近的地方，即周围几普里的范围内筹集和征收粮秣。
所以，对人数较多的军队来说，如果自己不携带几天的给养，只靠在匆忙中征-收的粮秣是远远不够用的。
因此，军需机关的任务就是掌管这些粮秣，把它只分发给那些毫无储备的部队。
但是，困难是会逐日减少的，因为能够征收粮秣的距离在一天天扩大，地区的面积随之扩展，征收的效果也会随之增大。
如果可供征收粮秣的地区在第一天只有四平方普里，那么在第二天就会有十六平方普里，在第三天就会有三十六平方普里。
也就是说，第二天比第一天增加了十二平方普里，第三天又比第二天增加了二十平方普里。

当然，这里所谈的只是大致的情况，征收粮秣的地区的扩大还受许多其他情况的限制，其中最主要的是刚刚住过军队的地方不可能象没有住过军队的地方那样提供很多的粮秣。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征收粮秣的地区的半径每天也可以扩大二普里以上，即扩大三四普里，有些地方还可能更多一些。

为了把分派的粮秣，至少其中的大部分确实能够征收到手，当然要依靠配属给地方当局的征粮队行使权力，但更重要的是要使全体居民害怕负责任、受到惩处和虐待，使他们通过这一切感到普遍的压力。

我们不打算叙述军需机关和给养制度的复杂的全部细节，我们只谈这种方法可能取得的结果。

根据对一般情况的考察得出的、并为革命以来历次战争的经验所证实了的结论是：一支军队，即使兵力很大，只要它带有几天的粮食，采用正规征收的方法无疑是可以解决给养问题的。
军队到达某地后立即可以采用这种方法，最初只限于附近的地方，以后越来越扩大征收地区的范围，而且越来越由更高的当局进行安排。

除非当地的力量已经枯竭，非常贫困或遭到严重破坏，否则，这种方法是永远可以使用的。
军队驻止的日期较长时，要求可以一直提到最高的地方当局，它在安排时当然就能使负担尽可能地平均些，还可以通过收购来减轻征收粮食的压力。
而且，即使是外国军队，如果它想较长时期驻在我们的国土上，通常也不会那样粗暴而无所顾忌地把全部的给养负担完全加在当地民众身上。
正因为如此，这种征收方法便逐渐地自然而然地接近于仓库供给的方法，但不会因此就完全变为另一种方法，它对军事活动的影响也不会有显著的变化。
这是因为，尽管可以从较远的地方运来粮食补充当地的粮食，但是当地依然是军队取得给养的真正源泉。
这同十八世纪战争中的给养情况，即给养通常完全由军队独立管理与地方毫无关系的那种情况相比，是截然不同的。

一一一

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前一种给养方法利用地方的运输工具和当地的面包房；因此，军队废除了几乎经常妨碍作战的、庞大的运输队。

现在的军队固然不能完全没有给养辎重，但是给养辎重已经少得多了，而且多半只是用来运载当日剩余的、供第二天使用的粮食。
在现代也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例如1812年拿破仑在俄国时，军队就不得不使用庞大的辎重队，而且必须携带野战面包房。
但是，首先这只是一种例外，因为三十万人在波兰和俄国这样的国家，而且在青黄不接的时期几乎沿着一条大路前进一百三十普里，这是很少有的；其次，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军队本身采取的一些措施也只能看作是一种辅助手段，而就地征收却始终应该看作是全部给养的基础。

自法国革命战争最初的几次战局以来，这种征收方法始终是法国军队解决给养的基本方法，甚至他们的对方——联军也不得不改用这种方法，而且看来将来也很难废除这种给养制度。
不论从发挥战争的威力来看，还是从保
证军队轻便和自由地作战来看，任何其他方法都不如这种方法能取得这样好的效果。
这是因为，不管向哪个方向行军，在最初三四个星期内给养通常是不会遇到困难的，而且到后来就可以依靠仓库供给，因而在战争中采取这种给养方法可以获得最充分的自由。
当然，在这一方向上遇到的困难可能比在那一方向上遇到的困难大一些，这在考虑选择方向时是会起一定作用的，但是，这种困难决不会大到根本不可能选用该方向的程度，因此对给养问题的考虑决不会起决定性作用。
在这方面只有一种情况是例外，那就是在敌国退却。
在这种情况下，对给养来说会有许多不利的条件。
军队连续运动时，通常不会专门停留下来征粮，因而就没有时间征粮。
在敌国退却时，环境大多是很不利的，部队不得不始终保持集中，通常根本不能分开舍营，或分为几个纵队在宽大的正面上退却。
军队同当地的关系是敌对的，只进行分派而没有行政权力支持，是征收不到粮食的。

最后，在这种时刻特别能够引起当地居民的反抗和恶意。
由于这一切，军队通常只能在建立好的交通线和退却线上退却。
1812年，拿破仑始终只能沿着他进军时的道路退却，就是由于给养问题，假使他沿着任何其他道路退却，失败可能来得更早而且更为肯定。
因此，甚至是法国的一些著作家在这一点上对他提出的一切责难，也都是极不合理的。

四、仓库供给。
这种给养方法，只有当它同十七世纪后三十年和十八世纪实行过的给养制度一样时，才不同于前一种给养方法。
这种制度今后还会再次出现吗？如果人们想到，在尼德兰、莱茵河畔、上意大利、西里西亚以及在萨克森等这些地方，大量的军队在同一地点进行了七年、十年和十二年之久的战争，当然就很难想象还能用什么别的方法筹集给养了。
在这样长的时期中，哪一个地区能够始终作为双方军队给养的主要来源而不完全枯竭，能够不逐渐失去担当这一任务的能力呢？但是，这里自然会产生一个问题：是战争决定给养制度，还是给养制度决定战争呢Y我们的回答是：只要战争所依靠的其他条件允许，开始是给养制度决定战争；但当这些条件不允许时，战争就反过来对给养制度发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就决定给养制度。

以就地征粮这种制度为基础的战争，比单纯采用仓库供给制度的战争有极大的优越性，相形之下，后一种战争好象是另一种样子的工具了。
因此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敢用后一种战争对抗前一种战争。
即使一个愚昧无知的陆军大臣，无视了这种关系的普遍的必然性，在战争开始时仍用旧的给养方法维持军队，统帅在现实中也会放弃这种方法，自然而然地采用征收的方法。
如果人们再考虑到，仓库供给制度需要巨大的费用，必然会缩小军备的规模，减少军队的人数(因为任何国家的财力都不会是绰绰有余的)，那么，除非交战双方通过外交途径达成协议(这只能看作是概念游戏)，这种给养制度是没有可能实现的。

因此，今后的战争在开始时多半都要采用征收的方法。

当然，这个或者那个政府也可能采用复杂的给养制度作为这种方法的补充，减轻地方的负担等等，但我们在这里不谈这些，我们只想指出，政府能作的事情是不多的，因为在这样的时刻，首先考虑的总是最迫切的需要，而复杂的给养制度并不属于这种最迫切的需要之列。

但是，如果战争就其成果来说没有象其性质所规定的那么彻底，就其运动来说没有象其性质所规定的那么广泛，那么，采用征收的方法将使军队所在地区的力量枯竭，以致只得被迫缔结和约，或者，必须采取措施减轻地方负担，由军队本身建立独立的给养组织。
拿破仑统率的法国军队在西班牙时就曾经不得不由军队本身携带给养。
但是，最常见的还是被迫缔结和约。
在大多数的战争中，国家的力量急剧地消耗，以致这些国家都不愿花费浩大的费用进行战争而宁愿媾和。
因此，这也是促使现代战争持续时间缩短的一个原因。

虽然如此，我们并不想一概否认用旧式给养制度进行战争的可能性，如果交战双方根据各种情况应该采取旧式制度，以及其他条件允许采取旧式制度，那么这种制度也许会再度出现。
但是，我们决不能认为这种给养方式是合理的制度，它只是在特殊环境下的一种不正常的状态，决不是从战争的本义中产生出来的。
我们更不能由于这种办法比较仁慈一些，就认为它能使战争趋向完善，因为战争本身就不是什么仁慈的行为。

不论采用何种方法，在富庶和人口稠密的地区总比在贫瘠和人烟稀少的地区容易取得给养，这是很自然的。
我们在这里提出人口疏密的问题，是因为它同当地现有的存粮有两方面的关系：第一、消费多的地方，储存也一定多；第二、人口稠密的地方，通常生产也比较多。
当然，在这方面，工业工人居多的地区是例外，特别是位于山谷之中、周围土地十分贫瘠的工人居多的地区(这种情况是不少的) 
更是如此。
但是，在一般情况下，人口稠密的地区总比人烟稀少的地区容易满足军队的需要。
住有四十万人的四百平方普里的地区，即使土地非常肥沃，一定不如住有二百万人口的四百平方普里的地区容易供养十万人的军队。
何况，在人口非常稠密的地方，陆上交通和水上交通也比较发达和便利，运输工具也比较多，商业交易也比较容易和可靠。
总之，在弗郎德勒供养一支军队要比在波兰容易得多。

一一二

这样，有着许多吮吸器官的战争就最喜欢在交通要道、人口众多的城镇、富饶的河谷、或者水路通航的海岸上进行。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军队给养问题对作战的方向和形式，对战区和交通线的选择是有普遍的影响的。

至于这种影响的范围有多大，筹备给养的难与易对作战能起多大影响，当然取决于进行战争的方式。
如果战争是按其固有的精神进行的，也就是说，战争要素发挥了它的不可抑制的威力，双方迫切要求和需要进行战斗和决定胜负，那么，军队的给养虽然重要，也是从属的问题。
但是，如果双方形成均势，双方军队多年来只在同一地区进进退退，那么，给养往往就成为主要的问题了，统帅变成军需官，指挥作战就变成了管理辎重队。

这样，在许多战局中，什么事情也没有做，任何目的也没有达到，白白地浪费了各种力量，而把一切都归咎于给养晶的缺乏。
但拿破仑却与此相反，他经常说：不要跟我谈给养问题！
当然，这位统口巾在俄国战局中的作法清楚地表明，人们可能过分忽视给养问题。
虽然他的整个战局不仅仅是由于给养缺乏而失败的(因为这毕竟只是一种推测)，但是，他的军队在前进时所以遭到惊人的损耗，在退却时几乎遭到彻底毁灭，无疑是由于他忽略了给养的缘故。

尽管人们不能否认拿破仑是一个常常敢于走向疯狂的极端的狂热的赌徒，但是，仍然可以说，是他以及在他以前的一些革命军的统帅，在给养问题上破除了顽固的偏见，是他们指出了给养问题只应该看作是一个条件，决不应该看作是目的。

在战争中，缺乏给养同劳累以及危险一样，统帅在这方面对军队的要求是没有固定界限的。
一个性格刚强的统帅比一个柔弱而重感情的统帅能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且不同的军队由于士兵的意志和力量不同(这取决于战争锻炼、武德、对统帅的信赖和爱戴，或对祖国事业的热忱) 
，承受这些要求的程度也是不同的。
但是，下列这一点可以作为一条原则提出来：不论给养缺乏和困苦多么严重，永远只应该看作是暂时的现象，以后给养必然会转变得充足起来，甚至，总有一天会绰绰有余的。
如果我们想到，成千上万的士兵，穿得破破烂烂，背着三四十磅重的行李，不顾天气和道路的好坏，成天拖着疲乏不堪的脚步行军，把自己的健康和生命置之度外，而且为此得到的不过是吃不饱的一点干面包，难道世间还有比这更为令人感动的事吗？人们即使知道，这在战争中是屡见不鲜的，但事实上却几乎不能理解，为什么这种情况往往不会引起意志消沉和力量衰竭，为什么单凭人们心目中的一种理想就能够长久地激发和支持这样不懈的努力。

凡是为了伟大的目的而要求士兵忍受给养上的极大缺乏的人，不论是出于感情或是出于理智，随时都应该想到，有机会时要给他们相应的报酬。

现在我们还应该谈一谈给养在进攻和防御中的差别的问题。

防御者在防御中可以不断地利用事先为军队的给养所做的各种准备。
因此，防御者不会缺乏给养，在自己国土上这一点特别明显，在敌人国土上也是这样。
但是，进攻者却不是这样，他远离自己的给养基地，只要他继续前进，甚至在停止时的最初几个星期内，他每天都必须筹备必要的给养，在这种情况下，很少能不感到缺乏或困难。

这种困难如果是在下述两种情况下发生的，就会变得特别严重。
第一、在胜负未分的前进途中。
这时候，防御者的给养都在自己身边，而进攻者的给养却只能放在自己的后方，进攻者的大量军队必须集中，因而不能占领广大地区，而且只要会战行动一开始，甚至他的辎重队也不能跟上来。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事先没有做好准备，在决定性的会战的前几天，就会有一些部队缺乏给养，而这种办法决不能促使军队很好地进行会战。

第二、当交通线过长时，在前进路程的最后一段路程上缺乏给养，特别是当战争在贫穷、人烟稀少、居民多半怀有敌意的国家中进行时更是如此。
从维尔那到莫斯科，和从科隆经过列日、鲁文、布鲁塞尔、蒙斯、伐郎兴、康布雷到巴黎，这两条交通线的差别有多么大！在前一条线上，取得每一车粮食都必须使用暴力，而在后一条线上只要一张商业合同或一张支票就可以得到可供几百万军队用一天的粮食。

给养方面的困难往往使军队的伟大胜利的光芒消失，各种力量耗尽，退却成为不可避免，尔后，真正战败的各种症候就会逐渐增加。

至于饲料，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在开始时很少会感到缺乏，但在当地的力量濒于枯竭时，感到缺乏的却首先是饲料，因为饲料的需要量很大，很难从远方调运，而且在缺乏粮秣的情况下马匹比人更容易死亡。
因此，骑兵和炮兵过多，可能成为军队真正的负担和实际削弱力量的因素。

一一三

第十五章 作战基地
一支军队从建立它的地方出去作战，不论是进攻敌人的军队或战区，还是到本国的边境设防，都必须依赖这个地方，必须同这个地方保持联系，因为它是军队存在的条件。

军队人数越多，对它依赖的程度和范围就越大。
但是，军队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同整个国家保持直接的联系，它只要同它所掩护的正后方的那一部分地区保持联系。
在这一地区内，必要时将为储备品建立专门的设施，并为军队的经常补充建立一些组织。
因此，这一地区是军队及其一切行动的基地，同军队应该看作是一个整体。
如果为了确保更大安全而把储备品存放在筑有防御工事的地区，那么基地这个概念就会因此更加明确，但基地这个概念并不是有防御工事才形成的，在很多场合，基地是没有防御工事的。

敌国的一部分领土也能成为军队的基地，至少成为基地的一部分，因为，军队进入敌国以后，有很多必需品要从占领的地区取得。
这时必须具备一个前提：这支军队必须确实成为这个地区的主人，也就是说，这个地区确实已经服从军队的命令。
但是这种服从是有一定限度的，通常只有在守备部队和巡逻队对当地居民起慑服作用的范围以内，居民才会服从。
因此，就军队的需要而言，在敌人国土上能够取得各种必需品的地区是很有限的，多半是不能满足需要的。
所以，本国就必须提供更多的必需晶，军队背后的那部分本国的地区仍然是基地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军队的需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任何耕作区都能供应的，另一类是只能由建立军队的地区解决的。
属于第一类的主要是给养品，属于第二类的主要是各种补充。
因此，第一类也可以在敌国解决，而第二类，如人员、武器，往往还有弹药，则通常只能由本国解决。
虽然在个别情况下也有例外，但这种例外的情况是不多的，是不能作为根据的。
因此上述区别总是非常重要的，这再一次证明，军队与本国的联系是不可缺少的。

不论在敌国还是在本国，给养品大多储备在没有防御工事的地方，因为，一方面没有这么多的要塞来储存这里需要那里也需要、消费得很快的大量储备品，另一方面，给养有了损失也比较容易补充。
与此相反，各类补充，例如武器、弹药和装具则宁可从较远的后方运来，不能轻易储存在战区附近没有防御工事的地点，在敌国境内，则只能存放在要塞里。
这也说明基地所以重要，主要是由于它能供应各类补充，而不是由于它能供应给养晶。

这两类必需品在使用前越是集中在大仓库里，这种从各方面来的补给品越是汇集成大的储存地，这种储存地似乎就越可以代替整个国家，它们就越同基地这个概念联系在一起。
但是，决不能因此就认为，仅仅这种储存地就可以算作基地。

如果有些地区广阔而富庶，补充和给养的来源十分丰富，为了使这些地区更快地发挥作用，已组织了几个较大的补给点，而且这些地区又在军队某种程度的掩护之下，距离军队很近，通有良好的道路，同军队后面的广大地区连在一起，甚至有一部分就在军队的周围，那么，这些地区就可以给军队带来更大的生命力，给军队的运动带来更大的自由。

有人曾经企图用一个概念，即作战基地的大小来概括军队的这些有利条件，用基地同作战目标的关系，即基地两端同这个目标(把目标想象为一个点) 
所形成的角度，来表示军队补充和给养的来源地的位置和状况等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的总和。
显而易见，这种几何学上的奥妙不过是一种游戏，因为它是以一系列的概念替换为基础的，而所有这些替换必然损害真理。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军队的基地由军队赖以生存的三个部分组成：当地的补给物资、各个地点上建立的仓库和提供仓库储备晶的地区。
这三个部分就其位置来说是分开的，不能合而为一，更不能用一个要塞到另一个要塞、一个省城到另一个省城、或者沿着国境线等随意想出来的代表基地宽度的一条线来表示。
而且，在这三个部分之间是不可能确定什么固定的关系的，因为实际上它们的性质总是或多或少地混在一起的。
有时，要从遥远地方运来的各种补充品在当地就可以取得；有时，甚至连粮食都不得不从远方运来。
有时，附近的一些要塞本身就是大屯兵场、港口或商埠，可以容纳整个国家的军队；有时，要塞不过是一个物资缺乏、几乎不能自给的土城。

因此，人们从作战基地和作战角的大小引伸出来的所有结论，以及根据这些结论建立的整个作战理论，只要它是几何学性质的，在实际的战争中就不会受到任何的重视，它只能在观念世界引起一些错误的倾向。
但是，错误的只是结论，这些观念的基础还是真实的，因此这种见解往往很容易一再出现。

因此，不管基地的作用是大是小，以及作用为什么有大有小，必须承认，基地一般说对作战是有影响的。
然而我们还要指出，不能把基地简化成几个观念作为规则来使用，而是必须在每个具体情况下同时考虑我们讲过的几个方面。

如果某一地区或某一方向已经为军队的补充和给养作好了准备，那么，这个地区必须看作是这支军队的基地，即使在本国内也是如此。
变更基地总是要花费时间和精力的，因此，即使在本国内，也不可能天天变换基地，因而军队的作战方向也总是或多或少地受到基地的限制。
在敌国境内作战时，如果想把毗连敌国的全部边疆都作为军队的基地，那么，只有在到处都建立有各种设施的情况下，一般说才是可能的，但是边疆并不是每一处都有这样的设施，因此并不是在任何场合都可以作为基地的。
在1812年战局开始时期，俄军在法军的进攻面前退却时，由于俄国幅员辽阔，军队向任何方向退却都有宽阔的地区可以活动，所以当然可以把整个俄国看作是它的基地。
这并不是幻想，以后俄国军队从几个方向反击法国军队时，这也的确成了事实。

但是，就战局的每一具体时期来说，俄国军队的基地并不那么辽阔，它的基地主要还是在军队来往运输物资的大道上。

俄国军队由于受到这种限制，在斯摩棱斯克附近会战三天之后不得不继续退却时，除了向莫斯科退却外，就没有退往任何其他方向的可能，也没有能象人们原先建议的那样突然转向卡卢加，以便把敌人从莫斯科方向引开。
在这种场合，只有经过长时期的准备才可能改变退却方向。

我们说过，军队的人数越多，军队依赖基地的程度和范围就越大，这是很明显的。
军队好比是一棵树，它总是从它借以生长的土壤中取得生命力的。
如果是棵小树，或者是灌木，那么要移植它还是很容易的，但是，如果树长大了，那么要移植它就很困难，长得越大，移植就越困难。
一支小部队也需要有自己的生活源泉，但它在任何地方都容易生根，而人数很多的军队却不是这样。
因此，在谈到基地对作战的影响时，必须经常考虑到军队兵力大小这个尺度。

此外，就当前的需要来说，给养是比较重要的，但就较长时间维持军队来说，补充则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后者的来源是固定的，而前者却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取得，这都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
这又进一步说明了基地对作战发生的影响。

不论这种影响多大，人们都不可忘记：必须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以后，这种影响才能产生决定性的作用，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究竟可能发生什么事情，这始终是个问题。
因此，作战基地的价值对确定作战行动起决定性影响的场合从来就是很少的，只有在人们要作力不胜任的事情时，它才会产生决定性影响。
在基地方面可能产生的困难，应该同其他各种有效手段联系起来作全面的衡量；当决定性胜利产生力量的时候，这些困难往往就消失了。

一一四

第十六章 交通线
从军队配置地点到军队给养和补充源泉的主要聚集地区的道路，在一般情况下也是退却用的道路。
因此，这些道路有双重的使命：第一、它们是经常补给军队的交通线，第二、它们是退却路。
我们在前一章中说过，虽然按照目前的给养方式，军队主要是在当地取得给养，但是军队和它的基地仍然必须看成是一个整体。
交通线是这个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构成基地和军队之间的联系，应该看作是军队的生命线。

沿线布满各种供给品、弹药车辆、来往的支队、邮局和信差、医院和仓库、弹药库、行政机关，它们的总的价值对军队有决定性的意义。

这些生命线必须既不致长期中断，又不过长和通行困难，因为路途过长总会使力量受到一些损失，结果就会削弱军队。

就交通线的第二种使命来说，也就是作为退却路来说，交通线实际上形成了军队的战略后方。

从这两种使命来看，这些道路的价值取决于它们的长度、数量、位置(也就是它们的总方向和它们在军队附近的方向) 
和状况，以及地形上通行的难易、当地居民的情况和情绪，最后，也取决于有无要塞或地形障碍作掩护。

不过，从军队配置地点通到生活源泉和力量源泉的道路并不都是军队的真正的交通线。
当然，这些不是真正的交通线的道路必要时也可以利用，可以作为交通线体系的补助线，但是，只有那些有专门设施的道路才构成真正的交通线体系。
只有设有仓库、医院、兵站和邮局，指定有警备长，派有宪兵队和守备部队的道路，才是真正的交通线。
在这个问题上，在本国内同在敌国内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但却容易被人忽视的差别。
军队在本国内固然也通过专门设置的交通线，但却根本不受这些交通线的限制，必要时可以离开这些道路，选用任何其他现有的道路。
因为军队在本国内到处都象在自己的家里，到处都有自己的政府机关，到处都可以得到善意的帮助。
即使其他的道路不太好，对军队不太适用，仍然是可以选用它们的，因此，如果军队被敌人迂回，必须变换正面时，是不致不可能利用这些道路的。
与此相反，在敌国境内，通常只有军队已经通过的道路才可以作为交通线。
在这方面，一些微小的、往往是不大显著的原因就可能产生极其不同的效果。
在敌国境内前进的军团，只能随着前进和在自己的掩护下设置一些构成交通线的设施，使居民由于存在害怕军队的心理而产生一种印象，觉得这些设施是不可改变的和无法避免的，甚至使他们把这些设施看作是战争灾难的某种减轻。
沿路留下的兵力不大的守备部队可以支援和维护整个交通线。
但是，如果把军需官、兵站司令、宪兵、战地邮局以及其他机构派到军队没有到过的较远的道路上去，那么，居民就会把这些看作是完全可以摆脱的负担。
如果敌国还没有彻底失败，还没有陷入惊慌失措的状态，那么，这些派出的官员就会受到敌视，被打得头破血流而被赶走。
因此，要想控制新的道路首先要有守备部队，在这种情况下守备部队的兵力必须比一般情况下更强大些。
而且，即使守备部队比较强大，仍然有遭到当地居民反抗的危险。
总之，在敌国境内前进的军队没有能使当地居民服从的任何工具，它必须依靠武力首先设置自己的行政机关，但是，要设置这种机关并不是随时随地都是可能的，也不是不需要牺牲和遇不到困难的。

由此可见，军队在敌国境内比在国内更不能用变换交通线的方法来更换基地(在国内必要时还是可能的) 
。
因此，一般说来，军队在敌国境内运动时要受到较大的限制，因而更害怕被敌人迂回。

就是交通线的选定和在交通线上建立设施，也是从一开始就受到很多条件限制的。
作为交通线用的道路一般说不仅要比较宽阔，而且从很多方面的要求来看，道路越宽阔，沿线人口稠密、生活富裕的城市越多，可以用作掩护的要塞越多，就越为合适。
此外，作为水路的河流，作为渡河点的桥梁，也起很大的作用。
因此，交通线的位置和军队的进攻路线，只有一定程度的选择自由，它们的具体位置还受地理条件的限制。

上述一切都是决定军队同军队基地之间的联系是否紧密的条件，如果再把对方军队同基地之间的联系和这些条件作一个比较，就可以看出，交战双方中哪一方有可能首先切断对方的交通线甚至退路，用普通的术语来说，谁就更能迂回对方。
除了精神上和物质上的优势以外，只有交通线的状况比对方优越的一方，才能有效地迂回对方，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对方就会同样用迂回的方法十分容易地保障他自己的安全。

因为道路有双重的使命，所以这样的迂回也有双重的目的。
一方面可以破坏或切断交通线，折磨和困绝敌人军队，从而迫使敌军退却，另一方面可以切断敌人的退路。

关于第一个目的，应该指出，在实行现在的给养制度的情况下，交通线暂时中断是不会有很大影响的。
要使这种影响达到严重的程度，必须使敌人遭受一系列零星的损失，为此就需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断地切断敌人的交通线。

在采用复杂的给养制度的时代，成千上万辆面粉车往返奔驰，一次翼侧活动就可以使对方受到决定性的打击。
但是现在，即使翼侧活动很成功，至多也不过中断一次运输，使敌人受到一些削弱，决不能迫使敌人退却，所以，根本不会产生效果。

因此，在过去本来就是在书本中比在实际生活中更为流行的翼侧活动，在现在同实际的距离就更远了。
可以说，只有在交通线很长，情况很不利，特别是随时随地都会遭到民众武装的袭击的时候，遭到翼侧威胁才是危险的。

至于在切断退路的问题上，更不应该过分夸大由于退路受到限制和威胁而可能产生的危险，因为最近的作战经验告诉我们，切断一支由大胆的指挥官指挥的优良的部队的退路比突破这支部队还要困难。

交通线很长时，要想使它通畅和得到保障，方法是极少的。
在军队配置地点附近以及军队退却路上占领一些要塞(如果没有要塞，就在适当地点构筑堡垒) 
，以良好的态度对待当地居民，在军用路上建立严格的法纪，在这个地区内配备优良的警察，不断整修道路，这是仅有的一些方法。
用这些方法虽然可以减少不利，但决不能完全避免不利。

此外，在谈给养问题时我们关于军队选定道路的论述，特别适用于交通线。
经过最富庶的城市和通过最富饶的耕作区的很宽阔的道路是最好的交通线，即使利用这些道路时要走很多弯路，也值得优先利用，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道路对军队的配置的决定有直接的影响。

一一五

第十七章 地形
地区和地貌同军队的给养是有关系的，这是一个方面，除此以外，它同军事行动本身也有十分密切而永远存在的关系，它不论是对战斗过程本身，还是对战斗的准备和运用，都有决定性的影响。
现在我们根据它同军事行动的关系，也就是说纯粹从法语地形这个词的意义上来研究这个问题。
地形的作用绝大部分表观在战术范围，但其结果则表现在战略范围。
山地战斗就其结果来看同平原地战斗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只要我们还没有把进攻和防御分开，还没有对二者作进一步的考察，我们就不可能从地形能起什么作用的角度来研究地形的每一个主要特点，而只能谈谈地形的一般特性。
地形对军事行动发生的影响有三个方面：妨碍通行、妨碍观察和对火力的防护。
地形的其他一切影响都可以归结到这三个方面来。

地形的这三种影响无疑会使军事行动变得更加多种多样、错综复杂和需要技巧，因为它们显然是军事行动中新增加的三种因素。
在现实中，只有对很小的部队来说，才存在纯粹的、绝对开阔的平原的概念，也就是说才存在对军事行动毫无影响的地形的概念。
即使对这样的部队，也只是对它的某一时刻的活动来说才存在这样的地形概念。
对较大的部队的活动和持续时间较长的活动来说，地形就必然会发生影响。

对整个军队来说，即使在某一时刻，例如在一次会战中，地形不发生影响的情况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由此可见，地形几乎始终是有影响的。
当然，随着地区的性质不同，地形的影响是有大有小的。

如果观察一下大量的现象，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某一地区同完全没有障碍的开阔地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首先是地貌，也就是地势有高低，其次是有森林、沼泽和湖泊等天然物，最后是耕作造成了地形的变化。
地形在这三个方面同平坦地不同的程度越大，对军事行动的影响就越大。
如果我们对所有这三个方面进行一定程度的探讨，那么就会发现有三种地形：山地、很少耕作的森林沼泽地和复杂的耕作地。
在所有这三种地形上，作战变得更加复杂，更加需要技巧了。

就耕作地来说，当然并非各种耕作地对作战的影响都是同样大的。
影响最大的是弗郎德勒、霍尔施坦因和其他地区所常见的那种耕作地，在这些地区，土地被许多沟渠、篱笆、栅栏和堤坝切断，到处是分散的人家和小灌木丛。

因此，平坦的、耕作均匀的地区最便于作战。
不过，这只是就一般情况说的，而且根本没有把防御者利用地形障碍的情况考虑在内。

这三种地形中的每一种都在通行、观察和对火力的防护方面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发生影响。

森林地主要是妨碍观察，山地主要是妨碍通行，复杂的耕作地对观察和通行的妨碍是相同的。

在森林地，大部分地区都不便于运动(因为除了通行困难以外，由于完全不能观察，不能利用所有的林间小道) 
，这一方面使行动简单了，但另一方面也给行动造成了同样大的困难。
因此，在这种地形上很难充分地集中兵力进行战斗，但也不必象在山地和极其复杂的地形上那样分散兵力。

换句话说，在这种地方，分散兵力是不可避免的，但分散的程度比较小。

在山地，主要是通行受到妨碍，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不是到处都能通行；即使在可以通行的地方，军队的运动也一定比较缓慢，比较费力。
因此，在山地各种运动的速度受到很大的限制，整个活动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但是，山地也具有一种其他地方没有的特点，即某一地点可以瞰制另一地点。
我们在下一章中将要专门谈制高的问题，在这里只是指出，山地的这种特点会导致兵力的极度分散，因为有些地点所以重要的原因，不仅是由于它们本身重要，而且是由于它们能够对其他地点产生影响。

当地形的这三种影响达到极点的时候，正如我们在别处说过的那样，统帅对战斗成果所起的作用就会降低，下级军官乃至普通士兵的作用就会相应地提高。
不言而喻，部队越分散，观察越困难，每个行动者就越要独立行动。
固然，在行动比较分散、行动方式比较繁多、情况比较复杂的时候，智力的作用一般说也必然要增加，因而统帅的才能在这里可以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
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回到早巳说过的一点上来：在战争中各个成果的总和比这些成果相互联系的形式更有决定意义。
因此，如果我们把这里的考察一直进行到最大限度，设想一支军队分散成一条很长的散兵线，每一个士兵都各自进行一个小型的战斗，那么，一切就更多地取决于各个胜利的总和，而不是这些胜利相互联系的形式。
因为良好的计谋只能从积极的结果中产生效果，它不能从消极的结果中产生效果。
因此，个人的勇气、技巧和士气在这种场合能决定一切。
只有在双方军队的素质相同，或者双方军队的特长不相上下时，统帅的天才和智谋才起决定性作用。
因此，民族战争和民众武装等等(在这里即使每个士兵的胆量和技巧并不一定十分优越，但是，他们的士气至少是始终高昂的) 
在极其复杂的地形上和在兵力十分分散的情况下，可以发挥其优越性。
但只有在这种地形上才是这样，因为民众武装通常都缺乏大部队集中作战时不可少的一切特性和武德。

再说，军队的性质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是通过许多层次的阶梯的，因为在保卫祖国的条件下，即使是常备军，也会带上一些民族武装的性质，因而也就比较适合于分散作战。

军队越是缺乏这些性质和条件，对方在这些方面越是优越，它就越害怕分散，越要回避复杂地形。
但是，能否避开复杂地形，很少能够由它自己决定，人们不能象挑选货物那样随意选择战区。
因此，我们常常看到，有些在性质上适合集中作战的军队，总是千方百计地按自己的作战方法作战，而不顾地形的性质。
这时，它们在其他方面必然是不利的，例如给养的缺乏和困难，宿营条件不好，在战斗中往往会遭到多面攻击等。
但是，完全不发挥自己的特长时遭到的不利，恐怕比这还要大得多。

集中兵力和分散兵力是两种相反的倾向，军队倾向于这一方面和那一方面的程度取决于军队的性质适应于这一方面和那一方面的程度。
但是，在最紧要的关头，适于集中的军队不能始终集中在一起，适于分散的军队也不能单靠分散活动取得成果。
法国军队在西班牙，就不得不分散兵力，而西班牙人用民众起义保卫国土时，也曾有必要派一部分兵力进行大规模的战斗。

除去地形同军队的一般性质，特别是同军队的政治性质的关系外，地形同兵种比例的关系也是最重要的。

所有通行极为困难的地方，不论是山地、森林或耕作区，都不适于使用大量骑兵，这是显而易见的。
同样，密林区不适于使用炮兵，因为这里往往缺乏充分发挥炮兵威力的空间，缺乏可以通行的道路和缺乏马匹的饲料。
复杂的耕作区对炮兵来说不利的条件要少一些，而山地最少。
当然，这两种地区的地形都有对火力的防护性能，因而对主要靠火力发挥作用的兵种是不利的，同时，到处都可以通行的步兵能使笨重的火炮常常陷于进退不得的境地。
但是，在这两种地区决不会缺乏可以使用大量炮兵的空间，而且炮兵在山区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敌军运动较慢，因而炮火的效力增加了。

不可否认，在每一种困难的地形上步兵都比其他兵种优越得多，因此在这种地形上，步兵的数量可以大大超过一般的比例。

一一六

第十八章 制高
制高这个词在军事艺术中有一种特别的魅力，地形对使用军队的影响，有很大一部分，恐怕有一半以上事实上是这个因素带来的。
军事学中的许多法宝，诸如瞰制阵地、锁钥阵地、战略机动等等都是以制高为基础的。
我们要仔细地但又不致烦琐地考察这个因素，来辨明它的真假虚实。

任何物质力量的发挥，自下而上总比自上而下困难。
战斗也必然是如此，这里显然有三个原因：第一、任何高地都可以是通行的障碍；第二、从上向下射击虽然不会显著地加大射程，但是，从各种几何关系来看，比从下向上射击容易命中；第三、有便于观察的有利条件。
至于这一切在战斗中如何结合在一起，这不是我们这里要谈的问题，我们只是把战术由于制高而得来的几个有利条件合成一个总的有利方面，并把它看作是战略上的第一个有利方面。

上述三个有利条件中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在战略上必然也会出现，因为在战略上也同在战术上一样，是要行军和观察的。
因此，如果说军队配置在高处对低处的军队来说高地就构成了通行的障碍，那么，这就是战略可以从制高中获得的第二个有利方面，而便于观察就是第三个有利方面。

正是这些因素构成了制高、瞰制和控制的效力，这也正是一支在山顶的军队看到敌人在自己下面时产生优越感和安全感的原因，同时，也是在下面的军队所以感到处于劣势并担忧的原因。
这些印象可能比制高在实际上能起的作用还要强有力，因为制高的优点比造成这些优点的实际条件给人的感觉要强烈得多，也许超过了实际。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把人的想象力看作是增加制高的效果的一个新的因素。

当然，就便于运动这一点来说，高处的军队并不是绝对有利的，也不是在任何场合都是有利的，只有当敌人想接近它时才是有利的。
如果一个大山谷把双方隔开，那么在高处的一方就没有什么利益了。
如果双方想在平原进行会战(霍亨甫利得堡会战) 
，那么，甚至在低处的军队反而有利同样，观察也是有很大的局限的：下面繁茂的森林以及军队所占领的山脉本身，都很容易妨碍观察。
人们按照地图选定的瞰制阵地，在现地看来并不怎么有利，甚至反而是；利的，这种情况不胜枚举。
但是，这些局限和条件并不能抵销高处的军队在防御和进攻中所具有的优越性。
我们只想简略地谈谈处于高处的军队在防御和进攻中是怎样具有这种优越性的。

制高在战略上有三个有利方面：战术上的利益、敌人通行困难和我方便于观察。
其中前两个方面实际上只有防御者才可以利用，因为只有驻守在那里的军队才能利用它们，而在运动中的进攻者是不能利用它们的。
至于第三个有利方面，则是进攻者和防御者都可以利用的。

由此可见，制高对防御者是多么重要，而且只有在山地阵地上，制高才能带来决定性利益，所以山地阵地能为防御者提供一个重要的有利条件。
至于这一点在其他情况影响下会有什么变化，我们将在《山地防御》一章中阐述。

在这里有一点必须区别清楚，我们所谈的不只是某一地点(例如一个阵地) 
的制高问题。
如果只是某一地点的制高问题，那么战略上的有利方面就几乎只表现为一次有利的战斗这样一个战术利益了。
但是，如果人们把一个广大地区（如整个省）设想为一个倾斜的平面，就好象是分水岭的斜坡一样，人们可以在这上面行军几天而能始终瞰制前面的地区，那么，战略上的有利方面就增加了，因为这时制高就不仅有利于战斗中兵力的运用，而且有利于几个战斗的运用。
在防御中就是这样。

进攻时，也几乎可以得到防御中从制高得到的那些有利方面，因为战略进攻不象战术进攻那样只是一次孤立的行动，它的进程不象齿轮的运转那样是连续不断的，而是通过几次行军实现的，各次行军之间都有或长或短的间歇，而在每次间歇中，进攻者同他的敌人一样，也处于防御状态。

在便于观察方面，不论在防御和进攻中制高都能产生一定的有利效果，这种效果是必须考虑的。
它体现在便于各个单独的部队发挥作用这一点上，因为整体从制高中可以获得的有利条件，每个部分也是可以得到的。
因此，每个大的或小的单独的部队有这种有利条件比没有这种有利条件总要好一些，而且，这些部队配置在瞰制阵地上也比没有这种阵地时遭到的危险要少一些。
至于这些分开的部队能带来什么好处，我们在别的地方研究。

如果我方既在制高方面有有利条件，又在地理条件方面比敌人有利，而敌人的运动却由于种种原因(例如在大河的近旁) 
受到其他的限制，那么，这就会迫使敌人尽快离开这个不利的位置。
一支军队如果不占领大河谷两侧的高地，它就不可能扼守那个河谷。

由此可见，制高可能成为真正的控制，而且这个观念的现实意义是不容否认的。
但是，如果瞰制地区、掩护阵地、甲土的锁钥等等名称只是根据地势高低确定的，那么，就不能保证它们不是没有健康内核的空壳。
有些人为了给军事行动平凡的外表增添一点装潢，首先抓住这些理论上的高贵的因素不放，于是这些东西就成为那些博学多才的军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成为战略法师手中的魔杖。
但是，这种空洞的概念游戏以及它们同实际经验的种种矛盾，都不能使作者和读者信服。
他们这样做无异于达乃敦往无底桶里注水。
有人把事物的条件当成了事物本身，把工具当成了使用工具的手；把对这样的地区和阵地的占领看作是力量的表现，看作是击剑中的砍和刺；把这些地区和阵地本身看作真实的数量。
其实，占领不过等于为了砍和刺而抬起胳臂，这样的地区和阵地无非是一种死的工具，不过是一种只有通过某种客体才能体现出来的特性，是同数值还没有联系在一起的正号或负号。
而这种砍和刺，这个客体，这个数值就是胜利的战斗，只有它才能真正算数，才能用来计算。
不论在书本上评论或是在战场上行动时，人们都必须永远记住这一点。

因此，既然只有胜利的战斗的数量和重要性才起决定作用，那么显而易见，双方军队及其指挥官的素质又跃居首要地位，而地形所起的作用只能看作是次要的。

一一七

第六篇 防御
第一章 进攻和防御
一、防御的概念。

防御的概念是什么？是抵御进攻。
防御的特征又是什么？是等待进攻。
具有这一特征的军事行动就是防御行动，在战争中防御只有根据这一特征才能同进攻区别开来。

但是，纯粹的防守同战争的概念是完全矛盾的(因为纯粹的防守就只有一方在进行战争) 
，在战争中防守只能是相对的。
因此，防御的这个特征只是在总的方面对防御说的，而不是对防御的各个部分说的。
在一次战斗中如果我们等待敌人的攻击，等待敌人的冲锋，那就是防御战斗；在一次会战中如果我们等待敌人的进攻，即等待敌人出现在我们的阵地前面，进入我们的火力范围，那就是防御会战；在一次战局中如果我们等待敌人进入我们的战区，那就是防御战局。
在上述各种情况下，等待和抵御这个特征都是在总的方面对防御说的，并不因此就同战争的概念发生矛盾，因为等待敌人向我们的刺刀冲锋或向我们的阵地进攻对我们是有利的。
但是，我方要真正进行战争，就必须对敌人进行还击，而防御战中的这种进攻行动是在总的方面进行防御的情况下进行的，也就是说，我们所采取的进攻行动仍然是在阵地或战区的范围内进行的。
这样，在防御战局中可以有进攻行动，在防御会战中可以用某些师进攻，而那些仅仅是在阵地上等待敌人冲锋的部队，也可以用进攻的子弹迎击敌人。
因此，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决不是单纯的盾牌，而是由巧妙的打击组成的盾牌。

二、防御的优点。

防御的目的是什么？是据守。
据守比夺取容易，从这一点可以得出结论说，假定使用的是同一支军队，进行防御就比进行进攻容易。
但是，为什么据守(即防御)比较容易呢？因为进攻者没有利用的时间防御者都可以利用。
防御者可以坐得其利。
凡是进攻者由于估计错误、恐惧或迟钝而没有利用的时机，都是对防御者有利的。
在七年战争中，普鲁士依靠防御的这个优点曾不止一次地使自己免遭覆灭。
这种由抵御和据守带来的优点包含在一切防御的性质中。
这一优点在生活的其他领域中，特别是在同战争非常近似的诉讼中，已经由“占有者得利”这一拉丁谚语肯定下来了。
另一个纯粹是战争本身带来的优点是地形之利，它是防御者可以优先享用的利益。

明确了这些一般概念以后，现在我们就谈谈防御本身。

在战术范围，凡是我们让敌人采取主动，等待敌人来到我们阵地前面战斗(不论它是大是小) 
，都是防御战斗。
从敌人来到我们阵地前面这个时刻起，我们可以采用一切进攻的手段而不失去防御的两个优点——待敌之利和地形之利。
在战略范围，不同的只是战斗变成了战局，阵地变成了战区；甚至战局变成了整个战争，战区变成了全国国土，在这两种情况下，象在战术范围一样，如果采用进攻手段，仍然不会失去防御的上述优点。

防御比进攻容易，这一点我们已经一般地谈过了。
但是，防御具有消极的目的——据守，进攻则具有积极的目的——占领，占领可以增加自己的作战手段，据守却不能。
所以，为了表达得确切，我们应该说：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就其本身来说比进攻这种作战形式强。
这就是我们所要得出的结论。
虽然这个结论完全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而且是被经验千百次证明了的，但流行的说法却完全同这个结论相反。
这就证明，从表面看问题的著作家能够在概念上造成怎样的混乱。
既然防御是一种较强的但带有消极的目的的作战形式，那么，自然只有在力量弱小而需要运用这种形式时，才不得不运用它。
一旦力量强大到足以达到积极的目的时，就应该立即放弃它。
由于人们在防御中取得胜利就通常可—以造成对自己比较有利的兵力对比，所以以防御开始而以进攻结束，是战争的自然进程。
把防御作为最终目的，就象不仅在总的方面把防御看作是消极的，而且把防御的各个部分也看作是消极的一样，是同战争的概念矛盾的。
换句话说，在战争中只把防御所取得的胜利用于抵御，而根本不想反攻，就如同在会战中让纯粹的防守(消极性)在一切措施中占主导地位一样，是十分荒谬的。

可能有人会举出许多说明防御者一直到最后仍然采取防御，并不考虑反攻的战例来否定上述总的看法的正确性。

他们可以这样做，只是他们忘记了这里仅仅是就总的方面来说的，而那些用来反驳这一看法的战例，都必须看作是反攻的可能性尚未到来的具体场合。

例如在七年战争中，至少在这次战争的最后三年，腓特烈大帝并没有想要进攻，我们甚至认为，他在这次战争中只不过把进攻看作是一种比较好的防御手段。
他的整个处境迫使他不得不这样做，一个统帅只做那种最符合他当时处境的事，是十分自然的。
尽管如此，如果我们不把有可能对奥地利进行反攻的想法看作是他整个行动的基础，如果不认为反攻的时机只是直到那时还没有到来，那么我们就不是联系总的情况考察这一防御战例的。
上述总的看法即使在这一战例中，也不是找不到实际根据的，缔结和约的事实就是证明。
要不是奥地利认识到仅仅以自己的力量不能同这位国王的才能相抗衡，认识到它无论如何必须比过去作出更大的努力，而且只要它稍微放松努力，就可能再丧失领土，那么，还有什么能够促使它缔结和约呢？实际上，如果腓特烈大帝不是有一部分兵力被俄国、瑞典和帝国的军队”’牵制住了，他就会力图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再次击败奥军，对于这一点，谁又会怀疑呢？在明确了防御的概念(在战争中这一概念只能象我们上面那样理解) 
和规定了防御概念的界限以后，现在我们再来谈谈防御是较强的作战形式这一论点。

对进攻和防御作过仔细的考察和比较以后，这一论点就十分清楚了；现在我们只想指出，与此相反的论点是如何地自相矛盾并且如何地同经验相抵触。
如果说进攻是较强的作战形式，那么根本就没有采取防御这种作战形式的任何理由了，因为防御终究只有消极的目的；如果双方都只想进攻，那么防御就不可能存在了。
但是，追求较高的目的要付出较大的代价，这也十分自然。
谁认为自己的力量相当强大，足以采取进攻这种较弱的作战形式，谁就可以追求较大的目的；谁要是给自己提出较小的目的，谁就可以利用防御这种较强的作战形式的利益。
看看过去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从来没有听说过用一支较弱的军队在一个战区进攻，而让一支较强的军队在另一个战区防御。
如果说自古以来情形到处都恰恰与此相反，那么这就充分证明，即使是最喜欢进攻的统帅，也仍然认为防御是较强的作战形式。

在谈具体问题以前，我们在以下几章里还必须先说明几个问题。

一一八

第二章 进攻和防御在战术范围的比较
首先我们必须探讨一下在战斗中可以导致胜利的因素。

这里不谈军队的优势、勇敢、训练或其他素质，因为决定这一切的东西一般说不包括在这里所谈的军事艺术的范围之内，而且这一切对进攻和防御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
甚至连总的数量优势，在这里也不能加以考虑，因为军队的数量同样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不是根据统帅的意愿决定的。

况且这些东西同进攻的利害关系和同防御的利害关系是相同的。
除此以外，在我们看来，极有利于取得胜利的只有三个因素：出敌不意、地利和多面攻击。
出敌不意的效果是，使敌人在某一地点面临远远出乎他意料的优势兵力。
这种数量上的优势与总的数量优势十分不同，它是军事艺术中最重要的有效手段。
至于地利怎样有助于取得胜利，这是十分容易理解的，不过有一点需要加以说明，那就是这里所说的地利，不仅仅是指进攻者在前进时所遇到的种种障碍(如陡峭的谷地、高山峻岭、两岸泥泞的河流、成片的灌木林等等) 
，而且是指那些能使我们隐蔽地配置军队的地形。
甚至一个极为普通的地形，我们也可以说，谁熟悉它，谁就能从中得到利益。
多面攻击包括战术上的各种大的和小的迂回，它所以起作用，一方面是因为敌人遭到火力夹击，一方面是因为敌人害怕被切断退路。

那么，这些因素对进攻和防御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Y如果我们探讨一下上面所说的导致胜利的三个因素，那么这一问题的答案是：进攻者只能利用第一和第三两个因素的一小部分，而防御者则可以利用这两个因素的大部和第二个因素的全部。

进攻者要取得出敌不意的利益，只能用全部军队对敌人的全部军队进行一次真正的奇袭，而防御者却能在战斗过程中通过各种猛烈程度的和各种样式的袭击不断地出敌不意。

进攻者比防御者容易包围对方的全部军队和切断它们的退路，因为防御者处于驻止状态，而进攻者是针对防御者的这种状态进行运动的。
但是，进攻者的这种迂回只是对整个军队说的，至于在战斗过程中以及对军队的各个部分来说，防御者比进攻者更容易进行多面攻击，因为正如上面说过的那样，防御者比进攻者更能通过各种猛烈程度和各种样式的袭击出敌不意。

防御者可以充分利用地利，这是很明显的。
防御者所以能够通过各种猛烈程度和各种样式的袭击在出敌不意方面占有优势，是因为进攻者必须在大小道路上行进，因而不难被侦察出来，而防御者却可以隐蔽地配置，在决定性时刻以前，进攻者几乎无法发现他。
自从普遍采用了正确的防御方法以来，对防御的侦察已经完全过时了，也就是说这种侦察已经不再起作用了。
虽然人们有时还进行这种侦察，但是收获很少。
防御者可以在选好的地形上配置军队并在战斗前熟悉地形，这对他的好处很大，他隐蔽在这种地形中必然比进攻者更能出敌不意，这个道理也很简单。
尽管如此，人们现在仍然不能摆脱陈旧的观念，似乎接受一次会战就等于输了一半。
这种观念是在七年战争中就已经被少数人采用过的、在二十年前流行的防御方法引起的，当时人们期望从地形方面获得的利益无非是占有一个难以接近的正面(陡峭的山坡等) 
，而且当时军队的配置没有纵深，两翼运动不便，因而产生了这样一种弱点，即军队的配置总是从一个山头延伸到另一个山头，以致情况越来越糟。
这时，如果两翼找到某种依托，军队就象一块绷紧在刺绣架子上的布帛一样，它的任何一点都不能被敌人突破。
军队占领的地区的任何一点都对整体有直接的影响，因此每一点都不得不加以防守。
这样一来，在会战中就既谈不上运动，也谈不上出敌不意了。
这样一种防御同可以称之为好的防御以及在现代也确实出现过的好的防御是完全相反的。

实际上，人们所以轻视防御，往往是因为时代已经变了，某种防御方法过时了，我们上面所谈的防御方法也是这样，这种防御过去曾经有一个时期确实优于进攻。

我们不妨仔细研究一下现代军事艺术的发展过程，最初，也就是在三十年战争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军队的展开和配置是会战的最主要的事情之一，是会战计划的最重要的内容。
这种情况通常使防御者十分有利，因为他的部队已经先敌配置和展开完毕。
后来，军队的机动能力一增加，这个有利条件立刻就不存在了，于是进攻者曾有一个时期取得了优势。
以后，防御者设法以河流、深谷和山岭作掩护，又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直到进攻者变得十分机—动，十分灵活，以致敢于冲入这些地形复杂的地区并分几个纵队进攻，即能够迂回对方时，防御者才又失去优势。
由于进攻者敢于这样行动，防御者就把正面配置得越来越宽，这必然使进攻者想出了另一个办法，即把兵力集中在几个点上，突破对方纵深不大的阵地。
于是进攻者第三次取得优势，而防御者则不得不再次改变自己的防御方法。
在最近几次战争中，防御者已经改变方法了。
他把军队集结成几个大的集团，通常不预先展开，而是尽可能隐蔽地配置好，也就是只做好行动的准备，等到进攻者的措施进一步暴露后再采取行动。

这种防御方法并不完全排斥在部分地区进行消极防御，这种消极防御的优点极大，因而在战局中不能不成百次地利用它。
但是这种防御目前一般已不再占主要地位了，我们在这里要指出的正是这一点。

如果进攻者再发明某种新的有效的方法(但在现在一切都趋向简单、一切都以事物的内在必然性为依据的情况下，恐怕难以期待会出现什么新的方法) 
，防御者也就必须改变自己的方法。
但是地形有利于防御却永远是肯定无疑的，而且由于地形对军事行动的影响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大，所以一般地可以保证防御固有的优势。

一一九

第三章 进攻和防御在战略范围的比较
首先我们又要提出一个问题：在战略上有利于取得成果的因素是什么？正如以前说过的那样，在战略范围是不存在胜利这个概念的。
所谓战略的成果，一方面是指为战术胜利做好有效的准备(这种准备越好，战斗中的胜利就越有把握) 
，另一方面是指利用战术上已取得的胜利。
会战胜利以后，战略能够通过各种安排使会战的胜利产生的效果越多，它能够从基础被会战动摇了的敌军那里夺取的战利品越多，对于那些在会战中费尽力量也只能一点一点取得的东西，它能够大批大批地取得的越多，它的成果就越大。
能导致这种成果或使这种成果容易取得的主要条件，也就是在战略上起作用的主要因素有下述几个：(1) 
地利；(2)出敌不意(或者是通过进行真正的奇袭造成出敌意，或者通过在一定的地点出敌意外地配置大量的军队造成出敌不意)；(3)多面攻击；(上述三个因素同在战术上的三个因素是相同的。
)(4)战区通过要塞及其一切附属设施所产生的有利作用；(5)民众的支持；(6)对巨大的精神力量的利用。

那么，这些因素对进攻和防御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防御者占有地利，进攻者具有进行奇袭的有利条件，这在战略范围和在战术范围都是一样的。
但是应该指出，奇袭这个手段在战略范围比在战术范围有效得多和重要得多。
在战术范围，奇袭很少能发展成为大的胜利，但在战略范围，通过奇袭一举结束整个战争的情况却是不少的。
不过也得指出，采用这个手段是以敌人犯了重大的、决定性的、中亨申错误为前提的。
因此，奇袭这个手段并不能在天平上为进攻的一端加上很大的砝码。

在一定地点配置优势兵力造成出敌不意，这又同战术上的情况非常相似。
如果防御者把兵力分割配置在自己战区的若干接近地上，那么进攻者显然就有以全部兵力打击敌人军队的一部分的有利条件。

但是，新的防御艺术已采用了另一种行动方法，这就在不知不觉中确定了与此不同的防御原则。
只要防御者没有被敌人利用未设防的道路奔向重要的仓库(或补给站) 
和未作准备的要塞或首都的顾虑，他就没有任何理由分割自己的兵力，即使防御者存在这种顾虑，他也应该到进攻者选定的道路上去迎击敌人，否则他就会失去退路。
因为，如果进攻者选择的不是防御者所在的道路而是另一条道路，防御者也可以在几天以后用全部兵力在进攻者选择的道路上找到敌人。
在大多数场合，防御者甚至可以确信他一定会荣幸地受到进攻者的拜访。
而且，如果进攻者不得不分割兵力前进(因为给养关系，分割兵力往往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防御者显然还处于有利地位，能够以自己的全部兵力打击敌人军队的一部分。

在战略范围，翼侧攻击和背后攻击涉及到战区的背后和侧面，因此，它们的性质就大大改变了。

(1)火力夹击不存在了，因为从战区的一端不可能射击到另一端；(2) 
被迂回者对于失去退路的恐惧小得多了，因为在战略范围内，空间不象在战术范围那样容易被人封锁；(3)在战略范围，由于空间较大，内线(即较短的路线) 
的效果增大，这对抵抗多面攻击极为有利；(4)交通线非常脆弱是一个新的因素，那就是说交通线一被切断影响就很大。

在战略范围内，由于空间较大，通常只有掌握主动的一方，即进攻的一方才能进行包围(即多面攻击) 
；防御者不能象在战术范围那样，在行动过程中对包围者进行反包围，因为他的军队的配置既不可能有与此相应的纵深，也不可能那样隐蔽。
当然这都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
但是，既然包围不能带来什么利益，那么，尽管进行包围是容易的，这对进攻者又有什么好处呢？因此，如果不是因为包围攻击对交通线还有些影响的话，在战略范围也许根本就不会把它作为一个能导致胜利的因素了。
不过，这个因素在最初的时刻，即在进攻者和防御者开始接触，但还保持原来的部署的时候，很少能起很大的作用。
在战局进程中，当进攻者在敌国国土上逐渐成了防御者，这个因素才起很大的作用。
这时，新的防御者的交通线变得脆弱了，原来的防御者就能够作为进攻者来利用这个弱点了。
但是，这种进攻的优越性总的说来不能算作是进攻本身的优越性，因为它实际上是从防御本身的较高关系中产生的，谁还不明白这一点呢I第四个因素，即战区的有利作用，自然是在防御一方。

当进攻的军队发起了一次战局，他们当然也就离开了自己的战区，并因此受到削弱，也就是说，他们把要塞和各种仓库留在后方了。
他们需要通过的作战地区越大，他们受到的削弱就越厉害(因为要行军和派出守备部队) 
，而防御者的军队则仍然保持着同各方面的联系，这就是说，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要塞，不会受到什么削弱，而且离自己的人员补充和物资补给基地较近。

第五个因素，即民众的支持，这并不是在每一次防御中都能得到的，因为有的防御战局可能是在敌人的国土上进行的，但是这一因素终究是从防御的概念中产生出来的，而且在大多数场合，防御都能得到民众的支持。
此外，这里所说的民众支持主要是(但并不完全是)指民军和民众武装的作用，同时也是指所遇到的各种阻力较小，人员补充和物资补给基地都比较近，补充和补给来源比较丰富等情况。

1812年的战局使我们象通过放大镜一样清楚地看出第三个和第四个因素中提出的那些手段的效果，渡过涅曼河的是五十万人，而参加博罗迪诺会战的只有十二万人，到达莫斯科的就更少了。

我们可以说，这次巨大的战局的效果很大，俄国人即使不继而进行反攻，也可以在长时期内不致遭到新的侵犯。
当然，除瑞典以外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同俄国的情况相似，但是这个因素仍然是起作用的，只不过是作用的大小有所不同罢了。

对第四个和第五个因素还需要作一点说明，有利于防御的这两个因素在真正的防御中，也就是在本国境内进行的防御中才能发挥作用，当在敌国国土上进行防御，而且防御同进攻行动交织在一起时，它们的作用就会有所减弱。
当我们考虑到这一情况时，我们将会发现这两个因素大致象上述第三个因素一样，又会对进攻产生一种新的不利。
因为，正如防御不是单纯由抵御因素构成的一样，进攻也不是完全由积极因素构成的，甚至一切不能直接导致媾和的进攻，都不得不以防御告终。

既然在进攻中出现的一切防御因素都由于具有进攻的性质，也就是由于它们是属于进攻的而受到削弱，那就不能不认为这一点是进攻的普遍弱点。

这并不是无谓的诡辩，相反地，一切进攻的主要弱点正在这里，因此在制定一切战略进攻计划时必须一开始就特别注意这一点，也就是特别注意进攻后接踵而来的防御。
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战局计划》一篇中详细研究。

巨大的精神力量，有时象真正的酵素似的渗透在战争的各个要素中，因而在一定的情况下统帅能够利用它们来增强自己的力量。
应该认为，防御者同进攻者一样，也拥有这些精神力量；尽管有些精神力量，如造成敌军的混乱和恐惧，在进攻中起的作用特别显著，但它们通常只在决定性打击以后才出现，因而，对决定性打击本身很少能起重大作用。

至此，我们认为已充分论证了防御是比进攻强的一种作战形式这一论点。
但是，还剩下一个一直没有谈到的小因素需要提一下，这就是勇气，即军队由于意识到自己是进攻者而感到自己占有优势的一种感觉。
这种感觉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它很快就会湮没在军队由于胜利或失败、由于指挥官的才干或无能而产生的更普遍更强烈的感情中。

一二〇

第四章 进攻的向心性和防御的离心性
进攻的向心性和防御的离心性这两个概念，这两种在进攻和防御中使用军队的形式，在理论和实践中经常出现，以致不知不觉地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它们分别是进攻和防御所固有的形式。
- 
但是，稍加思索就可以知道，事实上并非如此。
因此，我们想尽早地研究一下，一劳永逸地得出明确的概念，以便今后进一步考察进攻和防御的关系时可以完全撇开它们，免得经常受到它们所造成的似乎是有利或有弊的假象的影响。
因此，我们在这里把它们看作是纯粹抽象的东西，象捉炼酒精似地把它们的概念抽出来，至于这些概念在实际中的作用，则留待以后再作研究。

无论在战术范围还是在战略范围，人们都可以想象防御者是处于等待状态的，也就是说，是处于驻止状态的；而进攻者则是运动的，而且是针对着防御者这种驻止状态进行运动的。
从这一点就必然得出结论：只要进攻者一直在运动，防御者一直保持驻止状态，那就只有进攻者可以随意进行包围和合围。
进攻者可以根据利弊得失决定是否采取向心进攻，这应该看作是进攻的普遍优点。
然而，进攻者只是在战术范围才有这种选择自由，在战略范围并不总是有这种自由的。
在战术范围，防御者两翼的依托点几乎决不会是绝对有保障的，而在战略范围，当防线从一个海岸直线地延伸到另一海岸，或由一个中立国延伸到另一中立国时，两翼的依托点则常常是安全的。
在这种情况下，向心地进攻就不可能，上述选择自由也就受到了限制。
而当进攻不得不向心地进行时，这种选择自由就受到了更大的限制。

如果俄国和法国要进攻德国，它们的军队只能形成合围态势，而不能事先集结在一起。
如果我们可以假定，在大多数情况下向心形式对发挥兵力的作用来说是较弱的形式，那么，进攻者在选择这种形式方面有较大的自由而获得的利益，恐怕会被在没有选择自由的场合被迫采用这种较弱的形式而完全抵销掉。

现在我们想进一步考察这两种形式在战术范围和战略范围的作用。

人们认为，军队从圆周向圆心作向心运动时，兵力在前进中越来越集中，这是一个重要的优点。
兵力越来越集中固然是事实，但这并不是什么优点，因为双方兵力都在集中，不能说只对一方有利。
在分割兵力发挥离心效果时也是这样。

但是另一个优点，也可以说是真正的优点，是军队在向心运动时都对一个共同点发挥作用，而在离心运动时则不是这样。
可是向心运动能产生哪些效果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分别从战术和战略两个方面来谈。

我们不想作过于详尽的分析，我们把下列几点看作是向心运动的有利的效果：(1) 
当军队的各部分相互接近到某种程度时，火力的效果就可以增加一倍，至少会有所增强；(2)可以对敌人的同一个部分进行多面攻击；(3)可以切断敌人的退路。

切断退路在战略范围也是可能的，不过显然要困难得多，因为战略范围空间广大，不容易封锁。
至于对敌人的某一个部分进行多面攻击，一般说来，被攻击的这一部分军队越小，越是接近最低限度，即越是接近单个士兵，这种攻击就越有效，就越能起决定性作用。
一个军团完全可以同时多方面作战，一个师要做到这一点就比较困难，而一个营只有集结在一起才能做到这一点，至于单个士兵，就根本不可能这样作战。
在战略范围有大量的军队、广阔的空间和较长的时间，而在战术范围却恰恰相反。
由此可见，多面攻击在战略范围不可能取得同战术范围一样的效果。

火力效果根本不是战略范围的问题，但是，在战略范围与此相应的却有另一个问题，这就是基地受到威胁的问题，当敌人在背后或远或近的地方取得胜利时，任何军队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有基地受到威胁的感觉。

因此可以肯定，军队在向心运动时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对甲产生效果时，同时对乙产生效果，而且并不因此削弱对甲的效果；对乙产生效果时，又同时对甲产生效果，因此，总的效果不是对甲的效果加上对乙的效果，而是更大一些。

这一优点在战术范围和战略范围虽然有所不同，但都是存在的。

可是军队在离心运动时，相应地有什么优点呢7 
显然是军队集结在一起和在内线运动这两点。
至于军队集结在一起和在内线运动怎么能成倍地增加力量，以致对方没有巨大的兵力优势就不敢在这种不利情况下向它进攻，这一点已经没有必要加以论证了。

尽管防御者开始运动比进攻者晚，但他总可以及时地摆脱停滞的被动状态的，只要他一开始运动，那么，比较集中和处于内线这两个优点比进攻的向心形式对于取得胜利更有决定性意义，而且通常也能起更大的作用。
而要取得成果必然是以取得胜利为前提的。
在考虑切断敌人退路以前，必须先战胜敌人。
简而言之，向心形式和离心形式的关系大体上同进攻和防御的关系相类似。
向心形式能导致辉煌的成果，离心形式能比较有把握地取得成果，前者是较弱的形式，但具有积极的目的，后者是较强的形式，但具有消极的目的。
因此，在我们看来，这两种形式是各有长短，不相上下的。
现在只要再说明一点，即防御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能向心地使用兵力的(因为防御不是在任何场合都是纯粹的防守) 
，人们就至少再没有理由认为，单是向心运动的效果就足以使进攻对防御具有普遍的优势。
同时这也可以使人们在考虑问题时摆脱这一看法经常发生的影响。

我们以上所说的，既适用于战术方面，也适用于战略方面。
现在还必须指出只同战略有关的极为重要的一点。
内线的利益是随着有关的空间的扩大而增大的。
在几千步或者半普里的距离上人们当然不能赢得象在数日行程乃至二十到三十普里的距离上所能赢得的那样多的时间。
前一种场合空间较小，属于战术范围，后一种场合空间较大，属于战略范围。
虽然在战略范围要达到目的的确比在战术范围需要更多的时间，战胜一个军团不能象战胜一个营那样快，可是在战略范围需要增加的时间也有一定的限度，也就是说只需要增加到一次会战的持续时间那么长，至多是拖延几天进行会战不致于遭受太大牺牲的那么几天。
此外，先敌行动带来的利益在战略范围同在战术范围相比也有很大的差别。
在战术范围空间比较小，会战中一方的运动几乎是在另一方的视野内进行的，因而处于外线的一方多半可以迅速发觉敌人的运动。
可是在战略范围空间就比较大，一方的运动连一昼夜都瞒不过敌人的情况是极其少有的，如果只是一部分军队在运动，而且它们是被派遣到很远的地方去，那么，几个星期不被敌人发现也是常有的事。
如果一方处于最适于利用隐蔽之利的地位，在这里隐蔽能给他多么大的利益，这是很容易看清的。

关于发挥兵力的向心运动的效果和离心运动的效果，以及它们同进攻和防御的关系我们就研究到这里，以后在谈到进攻和防御时，我们还要谈到这方面的问题。

一二一

第五章 战略防御的特点
前面谈了防御究竟是什么。
防御无非是一种较强的作战形式，人们想利用这种形式赢得胜利，以便在取得优势后转入进攻，也就是转向战争的积极目的。

即使战争的意图只是保持观状，单纯的抵御也是同战争的概念相矛盾的，因为作战无疑不是忍受。
当防御者取得显著的优势时，防御就已完成了它的使命，如果防御者不自甘灭亡，他就必须利用这一优势进行反攻。
理智告诉我们必须趁热打铁，要利用已经取得的优势防止敌人的另一次进攻。
至于应该怎样以及在何时何地开始反攻，当然要根据许多其他条件来决定，这些问题将在以后加以阐述。

我们在这里要说的是：应该把转入反攻看作是防御发展的必然趋势，是防御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不论在什么场合，如果通过防御形式所取得的胜利在军事上不以某种方式加以利用，而听任它象花朵一样枯萎雕谢了，那就是重大的错误。

迅速而猛烈地转入进攻(这是闪闪发光的复仇利剑) 
是防御的最光彩的部分。
谁要是在防御时不考虑这一部分，或者更确切地说，不把它看作是防御的一部分，他就永远不会理解防御的优越性，就永远只会想通过进攻来摧毁敌人的手段和增加自己的手段。
但是，这些手段的丧失和取得并不取决于如何打结而取决于如何解结。
此外，如果认为进攻总是出敌不意的攻击，因而在想象中防御无非是处境困难和陷于混乱，那就是把事实完全歪曲了。

征服者进行战争的决心自然比没有恶意的防御者下得早，如果征服者懂得很好地保持措施的秘密，他就往往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出敌不意地进攻防御者，但是这不是战争中必然的现象，实际情况不会是这样的。
战争与其说是随征服者一起出现的，毋宁说是随防御者一起出现的，因为入侵引起了防御，而有了防御才引起了战争。
征服者总是爱好和平的(如拿破仑一贯声称的那样) 
，他非常愿意和和平平地进入我国。
但是为了使征服者不能得逞，我们就必须进行战争，因而就得准备战争，换句话说，正是那些被迫进行防御的弱小国家，应该经常做好战争的准备，以免遭到突然的进攻。
这正是军事艺术要求人们这样做的。

至于谁先出现在战场上，这在多数场合并不取决于他抱有进攻意图还是抱有防御意图，而完全取决于另外的一些东西；因而进攻意图和防御意图不是谁先出现在战场上的原因，却往往是谁先出现在战场上的结果。
既然突然进攻很有利，那么谁先做好准备，他就能由于这个原因采取进攻的方式；而准备较迟的一方，就只好利用防御的优点来多少弥补一下自己准备较迟所产生的不利。

然而，能够有效地利用较早作好准备这一点，一般说来应该看作是进攻的优点(这在第三篇中也已经肯定)，但这个一般的优点并不在任何场合都必然会出现。

因此，如果我们设想一下，防御应该是什么样的，那么我们说，防御应该是：尽可能地准备好一切手段，有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有一个不是心中无数和提心吊胆地等待敌人而是行动主动和沉着冷静的统帅，有不怕任何围攻的要塞，最后，还有不怕敌人而使敌人害怕的坚强的民众。
在具备了这些条件以后，防御同进攻比较起来，大概就不会象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扮演可怜的角色了，而进攻也不会象某些人模模糊糊地想象的那样轻而易举和万无一失了，那些人认为进攻意味着勇敢、意志力和运动，而防御却意味着软弱和瘫痪。

一二二

第六章 防御的手段
在防御中除了军队的绝对数量和质量以外，决定战术结果和战略结果的还有地利、出敌不意、多面攻击、战区的有利作用、民众的支持和巨大的精神力量等因素，防御者在利用这些因素方面是如何自然地比进攻者优越，我们在本篇第二、三章里已经谈过了。
在这里我们认为再谈谈主要供防御者利用因而可以看作是支持防御这个大厦的种种支柱的那些手段是有益的。

一、后备军。
在现代，后备军也被用来出国进攻敌国了，而且不容否认，在有些国家，例如在普鲁士，后备军这一组织几乎必须看作是常备军的一部分，因而它已经不再只能用于防御了。
但是也不能不看到，人们在1813、1814和1815年广泛利用后备军是在防御战争中开始的；后备军只在极少数地方是象普鲁士那样组织的，而那些组织不完善的后备军，用于防御必然要比用于进攻更为适当。
此外，在后备军的概念中总是包含着这样一种意思，即全体民众以他们的体力、财产和精神在战争中不同于一般地、或多或少志愿地协助作战。
后备军这一组织越不具备这种性质，编成的队伍就越成为一种变相的常备军，越具有常备军的优点，但也就越缺乏真正的后备军的优点。
真正后备军的优点，就是拥有广泛得多、生动得多、非常容易因精神和信念的作用而大大增强的力量。
后备军的实质就表现在这些方面，后备军这一组织形式必须让全体民众有发挥这种协助作用的余地，否则，期待后备军有什么特别的成就就只是幻想。

显而易见，后备军的这种实质同防御的概念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不能不看到，这样的后备军用于防御总比用- 
于进攻更为适宜，后备军可以挫败进攻，这种效果主要在防御中才能表现出来。

二、要塞。
进攻者能够利用的要塞，仅限于边境附近的要塞，因而要塞对他的帮助不大。
防御者却能够利用全国的要塞，因而有很多要塞能发挥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本身也强大得多。
一个能迫使敌人军队进行真正的围攻而自己又能守住的要塞，当然比一个只能使敌人打消占领这一地点的想法，而不能真正牵制和消灭敌人军队的要塞，在战争中能起更大的作用。

三、民众。
虽然战区内单个居民对战争的影响，在大多数场合象一滴水在整个河流中的作用那样，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全国居民，即使在根本不是民众暴动的场合，对于战争的总的影响也决不是无足轻重的。
如果民众确实是服从本国政府的，那么在本国进行一切活动都比较容易。
敌人要使居民尽任何大小义务，只有公开使用暴力，用强制手段才有可能，而使用暴力必须动用军队，这将使敌人消耗大量兵力和增加许多劳累。
防御者却可以得到这一切，即使民众没有象在热情地作出自我牺牲的场合那样真正出于自愿，长期养成的公民的服从性也会使他们贡献一切(这种服从性已成为居民的第二天性，它由一些根本不是来自军队的、同军队没有什么关系的其他威吓和强制手段维持着)。

而且，出千真正忠诚的自愿协助，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非常多的，在一切不需要流血牺牲的事情上，这种协助总是不会少的。
我们只提出其中一项对作战有重大意义的事情，这就是情报。
这里说的主要不是指由于重大的需要而通过侦察取得的情报，而是指军队在日常勤务中遇到的无数弄不清的细小的情况，同居民的良好关系使防御者在这方面到处占有优势。
最小的侦察队、每个小哨、每个哨兵和每个外出执行任务的军官都需要向当地居民了解关于敌人、友军和当面之敌的情报。

如果我们在考察了这种一般的而且经常会发生的情况以后，再研究一下特殊的情况，即居民开始直接参加斗争，以及居民参加斗争发展到最高阶段，象在西班牙那样主要以民众战争的方式进行斗争，那么，我们就会懂得，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单纯是民众支持的增加，而是出现了另一种真正的力量，因此我们可以提出：四、民众武装或民军是一种独特的防御手段。

五、最后，我们还可以把同盟者称为防御者的最后支柱。
这里所指的当然不是进攻者也有的一般的同盟者，而是指同某个国家的存亡有着切身利害关系的那些同盟国。

只要看一看目前欧洲各国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国家和民族的大大小小的利益毫无疑问都是极为复杂地和变化多端地交织在一起的(我们在这里不谈一贯保持的、力量和利益的均势，这种均势实际上并不存在，因此往往理所当然地被否定掉了) 
。
每一个这样的交叉点都是一个起稳定作用的结，因为在这种结上，一个趋向是另一个趋向的平衡力量；这些结又联系成较大的整体，任何变化都必然部分地影响到这种联系。
因此，各国相互间的关系的总和更多地是有助于维持整体的现状，而不是使它发生变化，也就是说，一般说来存在着维持现状的倾向。

我们认为，政治均势应该作上述这样的理解，而且，凡是许多文明国家进行了多方面接触的地方，都自然会产生这种意义的政治均势。

至于共同利益要求维持现状的这种倾向能起多大作用，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当然，我们可以设想，个别国家之间的关系会发生变化，有的变化使整体易于发挥这种维持现状的作用，有的变化则使整体难以发挥这种作用。
在前一种场合，这种变化是保持政治均势的力量，因为它们同共同利益的倾向是一致的，所以它们也会得到共同利益中的大部分。
可是在后一种场合，这种变化是一种变态，是个别部分在积极活动，是一种真正的病态。
在由大大小小的许多国家结成的很不牢固的整体内出现这种病态，是不足为怪的，即使是生物的那种调节很好的有机的整体内，也会出现这种病态。

一二三

因此，如果有人向我们指出，历史上曾有个别国家能够实现只对自己有利的重大变化，而整体却连制止这种改变的尝试都没有，甚至个别国家能够高踞其他各国之上，几乎成了整体的绝对统治者，那么，我们的回答是：这决不能证明共同利益要求维持现状的倾向就不存在了，而只能证明这个倾向的作用在当时不够强大；向某一目标的引力并不等于向那个目标的运动，但决不能因此就说这种引力不存在，这个道理我们在天体力学上看得再清楚不过了。

我们说：要求保持均势的倾向就是维持现状，当然，我们是以现状中存在着平静状态，即均势为前提的；因为一旦平静状态遭到了破坏，一旦出现了紧张局面，保持均势的这种倾向当然也可能发生变化。
但是，如果我们从本质上看问题，那么，这种变化总是只涉及少数几个国家，永远不会涉及大多数国家。
因此可以肯定，大多数国家都看到它们自己的生存始终是由各国的共同利益来维持和保证的，同时也可以肯定，每一个没有同整体处于紧张状态的国家在进行自卫时，支持它的国家比反对它的国家要多。

谁嘲笑这些考察是空想，谁就是抛弃了哲学上的真理。

可是，尽管哲学上的真理使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基本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果不考虑一切偶然现象，企图从这种相互关系中推论出能够支配每一个具体情况的法则，这当然也是不恰当的。
不过，谁要是不能超出在轶事趣闻之上(象一位伟大的作家所说的那样) 
，而是用这些东西来编纂全部历史，处处从个别的现象出发，从枝节问题出发，而且只限于寻找最直接的原因，从来不深刻地探讨在根本上起支配作用的总的关系，那么他的见解就只能对个别事件有价值。

对这种人来说，哲学对一般情况所规定的一切，自然是不可设想的了。

假如不存在那种普遍追求平静和维持现状的倾向，那么许多文明国家就决不可能长时期地共同存在，它们必然会合并成一个国家。
既然现在这样的欧洲存在了一千多年，我们就只能把这种结果归功于共同利益要求维持现状的倾向。
如果整体并不是永远足以维护每一个国家，那也是这一整体生活中的不正常现象，但是这种不正常现象并没有破坏整体，反而被整体消除了。

有些严重破坏均势的变化会被其他国家的多多少少是公开的反抗所阻止或消除，这一点只要浏览一下历史就可以明白，罗列大量这样的事实来作说明完全是多余的。
我们在这里只想谈一个事件，因为那些嘲笑政治均势这个思想的人经常提到它，而且在这里谈谈一个无辜的防御者遭到灭亡而没有得到任何外国援助的事例，可能是十分合适的。
我们说的是波兰。
一个拥有八百万人口的国家被灭亡了，被另外三个国家瓜分了，而其他欧洲国家中却没有一个国家曾拔刀相助。
这一事实初看起来似乎可以充分证明，政治均势一般地说是不起作用的，或者至少表明在个别情况下是不起作用的。
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会被人灭亡，成为几个强大的国家(俄国和奥地利) 
的掠夺物，这似乎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情况。
既然这种情况不能对整个欧洲各国的共同利益发生影响，那么人们会说，这种共同利益对维护各个国家应起的作用只能说是虚构的。
然而，我们仍然坚决地认为，个别事件无论多么突出，它都不能成为否定一般情况的论据；其次，我们认为，波兰的灭亡并不象表面上看来那样难以理解。
难道波兰真的可以看作是一个欧洲国家，可以看作是欧洲各国中一个具有同等水平的成员吗？
不能！它是一个鞑靼国，不过它不是象克里米亚的鞑靼人那样位于黑海之滨，位于欧洲国家的边缘地区，而是位于欧洲各国之间的维斯拉河流域。
我们这样说既不是蔑视波兰人民，也不是想证明这个国家是应该被瓜分的，而只是为了真实地说明情况。
近百年来，这个国家基本上没有起什么政治作用，对其他国家来说，它只不过是引起纷争的原因。

波兰就其本身的状况和国家的结构来说，是不可能在其他各国之间长期存在下去的；而要根本改变这种鞑靼人的状态，即使波兰人的领袖有这种愿望，也是一件需要半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才能完成的工作。
何况这些领袖本身的鞑靼人习气很深，他们很难产生这种愿望。
动乱的国家生活和他们极端的轻举妄动相互助长，使他们踉踉跄跄地坠入深渊。
早在波兰被瓜分以前，俄国人在那里就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独立自主的国家这个概念根本就不存在；完全可以肯定，即使波兰不被瓜分，它也一定会变成俄国的一个省分。
如果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如果波兰本来是个有自卫能力的国家，那么三个强国就不会这样轻而易举地瓜分它；同时那些同波兰的存亡有着切身利害关系的强国，如法国、瑞典和土耳其就可能以完全不同的态度来协力维护波兰了。
但是，一个国家的生存完全依靠外国的力量来维护，这自然是过分的要求。

一百多年以前已多次谈到瓜分波兰的问题，从那时起，人们就不把这个国家看作是门禁森严的住宅，而看作是一条外国军队经常来来往往的公共大道。
难道制止这一切是其他各国的任务吗？难道能要其他国家经常拔出利剑来维护波兰国界在政治上的尊严吗？这就无异乎要求人们做一件道义上不可能做的事情。
在这个时期波兰从政治上看就象是一片荒无人烟的草原；人们不能始终保护这片位于其他各国之间的、没有防守的草原不受这些国家的侵犯，同样也不能保障这个所谓的国家的不可侵犯性。
根据所有这些理由，对于波兰的无声无息的灭亡，也象对于克里米亚鞑靼国’”的默默无闻的灭亡一样，不应该感到惊讶。
无论如何，土耳其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对保持波兰的独立有更大的利害关系，但是土耳其看到，保护一个毫无抵抗能力的草原是徒劳无益的。
我们再回到我们讨论的问题上来。
我们认为，我们已经证明，防御者一般地比进攻者更能指望得到外国的援助。

防御者的存在对于一切其他国家越是重要，也就是说它的政治、军事状况越是健全，它就越有把握得到外国的援助。

我们在这里提出来的主要供防御者利用的手段当然并不是每一次防御都能具备的，可能有时缺少这几种，有时缺少那几种，但是，就防御这个概念的总的方面来说，它们全都是属于防御的。

一二四

第七章 进攻和防御的相互作用
进攻和防御是可以区别开的两个概念，现在，我们准备对二者分别加以考察。
根据下面的理由，我们从研究防御开始。
防御的规则以进攻的规则为根据，而进攻的规则又以防御的规则为根据，这是十分自然和必要的。
但是，要使一系列概念有一个开端，也就是说，要使这些概念能够成立，必须从进攻和防御之中找出一个起点。
现在要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起点。

如果我们从哲学上来研究战争的发生，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战争的概念不是随进攻而是随防御一起产生的，因为进攻的绝对目的与其说是斗争不如说是占领，而防御则以斗争为直接目的，抵御和斗争显然是一回事。
抵御的目的完全是对付进攻，因而必然以对方的进攻为前提；进攻的目的却不是对付抵御，而是为了别的东西，是为了要占领，因而并不必然以对方的抵御为前提。
因此，首先使战争要素发生作用、首先从自己的立足点出发考虑到作战双方并为战争制定最初法则的一方自然是防御者。
这里谈的不是个别具体情况，而是理论家为了确定理论的发展而设想的一般的、抽象的情况。

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进攻和防御的相互作用的起点，那就是在防御方面。

如果上述结论是正确的，那么，即使防御者对进攻者的行动还一无所知，他也一定有确定行动的根据，而且这些根据必然决定着战斗手段的部署。
相反地，只要进攻者不了解敌情，他就一定没有确定行动的根据(包括确定如何使用战斗手段) 
。
他能做到的只是携带战斗手段，也就是携带军队去实行占领。
实际情况正是这样，因为携带战斗手段还不等于使用战斗手段。
进攻者携带战斗手段是基于一种极其一般的假定，即他可能要使用战斗手段，也就是他不是用派遣官员和发表宣言的方式，而是用军队来占领别国的土地，这在实际上也还不能说是积极的军事行动。
但是，防御者不仅集中了战斗手段，而且还根据自己的作战企图部署了战斗手段，他首先采取了真正符合战争概念的行动。

第二个问题是：在不存在进攻这个概念以前，在理论上最先确定防御行动的根据可能是什么呢？显然是目的在于占领的前进，这种前进应该说是战争以外的东西，但是军事行动的最初规则却是以它为根据的。
防御要阻止这种目的在于占领国土的前进，因此必然会联系到国土来考虑问题，于是就产生了最初的、最一般的防御方法。
这些方法一经确定，进攻就针对它们采取对策；防御研究了进攻所使用的手段，于是又产生新的防御原则。
这样就出现了相互作用，只要不断产生的新结果值得考虑，理论就可以继续不断地研究这种相互作用。

为了使我们今后的一切考察更为透彻和更有根据，这一简短的分析是必要的。
进行这种分析不是为了在战场上应用，也不是为了未来的统帅，而是为了一群至今还过分轻率地对待这些问题的理论家。

一二五

第八章 抵抗的方式
防御的概念是抵御，在抵御中包含有等待，我们认为等待是防御的主要特征，同时也是防御的主要优点。

但是，战争中的防御不能是单纯的忍受，所以等待也不能是绝对的，而只能是相对的。
至于同等待有关系的对象，就空间来说，是全部国土、战区或者阵地，就时间来说，是战争、战局或者会战。
我们非常清楚，它们不是固定不变的单位，只是纵横交错的一定范畴的中心。
可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往往不得不满足于只对事物进行分类，而不严格地加以区分，而且这些概念在实际生活中已经十分明确，因此，我们可以根据它们来确立其余的观念。
因此，国土防御只不过是等待敌人进攻国土，战区防御只不过是等待敌人进攻战区，阵地防御只不过是等待敌人进攻阵地。
防御者在这一时刻以后实施的任何积极的、因而或多或少带有进攻性质的活动，都不会改变防御的概念，因为防御的主要特征和主要优点——等待，已经实现了。

从时间范畴来区分的战争、战局和会战同国土、战区和阵地是相应的概念，因此我们上面就国土、战区和阵地论述的问题对于战争、战局和会战也是适用的。

所以，防御是由等待和行动这两个性质不同的部分组成的。
当我们使等待同一定的对象发生了关系，并在采取行动之前先进行等待，我们就有可能把两部分结合成一个整体。
但是，一次防御行动，特别是一次大的防御行动，如战局或者整个战争，从时间上说，却不能划分为两个阶段，即第—个阶段只是等待，第二个阶段只是行动；它是由等待和行动这两种状态交错构成的，因此，等待能够象一条连绵不断的长线贯穿于整个防御行动之中。

我们所以这样重视等待，是因为我们现在探讨的问题本身要求我们这样做。
任何理论迄今还没有把等待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提出来，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它已经不断地成为行动的根据了，虽然这往往是不自觉的。
等待是整个军事行动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以致军事行动没有等待几乎就不可能存在了。
因此，在以后谈到等待在力量的相互作用中韵效果时，我们常常还要提到这一点。

现在我们想谈谈，等待这个因素如何贯穿在整个防御行动之中，以及由此可以产生哪些程度不同的防御方式。

为了用比较简单的情况来说明我们的观念，我们打算把国土防御留到《战争计划》一篇去研究，因为在国土防御中，政治关系非常复杂，而且影响也比较大。
而另一方面，阵地上和会战中的防御行动是战术问题，它们只有作为一个整体才是战略活动的起点。
因此最能说明防御的情况的是战区防御。

我们说过，等待和行动(行动常常是反攻，也就是还击) 
是组成防御的两个十分重要的部分，没有等待，防御就不成其为防御，没有行动，防御就不成其为战争。
根据这个见解我们在前面已经得出了这样一个观念：防御无非是可以更有把握地战胜敌人的一种较强的作战形式。
我们所以必须绝对坚持这一观念，一方面是因为归根到底只有它能使我们避免犯错误，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一观念越是生动，越是为人们所掌握，就越能使整个防御强而有力。

如果有人想要把防御的第二个必要组成部分还击再加以区分，只把狭义的抵御，即把守卫国土、战区和阵地看作是必要的部分(这一部分活动只进行到足以保障这些地区的安全为止) 
，而把转入真正战略进攻的进一步还击却看作是同防御无关的、可有可无的东西，那么，这种看法是同我们上述观念相违背的。
因此，这种区分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们坚决主张必须把报复思想作为防御的基础；因为不论防御者最初的还击在顺利时能使敌人受到多大损失，仍然不能造成进攻和防御在对比关系上所需要的均衡。

因此我们说：防御是可以比较容易地取得胜利的较强的作战形式，可是这个胜利是否能超过防御原来的目的，则要看具体情况而定。

但是，防御是同等待这个概念分不开的，所以战胜敌人这一目的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即只有在出现了进攻的条件下才能存在。
因此，不言而喻，如果没有出现进攻，防御就只能满足于保持原有的东西。
保持原有的东西是防御在等待状态中的目的，也是它最直接的目的。
同时，防御只有在满足于这一较低的目的时，才能得到它作为较强的作战形式的那些优点。

如果我们现在设想一支军队奉命防守它的战区，那么防御可能以下列几种方式进行。

(1)敌人一进入战区，军队就立即向他进攻(如莫尔维次会战、霍亨甫利得堡会战)。

(2)军队在战区边沿附近占领阵地，等待进攻的敌人出现在阵地前面，然后自己进攻敌人(如恰斯劳会战、索尔会战和罗斯巴赫会战) 
。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行动比较被动，等待的时间较长。
虽然在真正出现敌人进攻的情况下，采取这种防御方式与前一种方式相比所能赢得的时间多不了多少，或者一点也不多，但是在前一种场合肯定会发生会战，而在这种场合就不一定会发生会战，敌人可能没有足够的决心发起进攻，因此等待的利益也就更大了。
(3)军队在战区边沿附近的阵地上不仅等待敌人下决心进行会战(即等待敌人出现在我们阵地前面)，而且还等待敌人真正的进攻(为了引用同一个统帅的战例，我们可以把崩策耳维次筑垒阵地作为例子儿在这种场合，人们将进行一次真正的防御会战；然而，正如前面我们说过的，这种防御会战还是可以包括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军队的进攻行动的。
象第二种场合一样，这里也根本不考虑赢得时间的问题，但是敌人的决心却要受到新的考验。
有的进攻者在发起进攻以后，发现对方的阵地过于坚固，在最后时刻或者在进行第一次尝试以后就放弃了进攻的决心。

(4) 
军队退入本国腹地进行抵抗。
这一退却的目的，是使进攻者的兵力受到削弱，并等待进攻者削弱到不得不自行停止前进，或者至少不能击破我们在他进攻路程的终点对他进行的抵抗。

一二六

如果防御者能够在退却中留下一个或几个要塞，迫使进攻者不得不进行围攻或者包围，那么这种情况表现得最为清楚和明显。
在这种情况下，进攻者的兵力会受到多大的削弱，防御者有多好的机会可以以巨大的优势兵力在一个地点上攻击进攻者，这是十分清楚的。

但是，即使没有要塞，向本国腹地退却也能使防御者逐渐取得他所需要的均势或优势(在战区边沿附近他是得不’到这种均势或优势的) 
，因为在战略进攻中任何前进都会使兵力遭到削弱，这种削弱一方面是前进本身引起的，另一方面是必要的分割兵力所造成的。
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研究进攻时再作详细的阐述。
在这里我们所以先提出这个真理，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历次战争充分证明了的事实。

在这第四种场合，首先应该把赢得时间看作是一种重大的利益。
如果进攻者围攻我们的要塞，那么我们就赢得了要塞陷落以前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可能长达几个星期，在有些情况下可能长达几个月。
如果进攻者的削弱，即他的进攻力量趋于枯竭只是前进和占领必要的地点造成的，只是路程漫长造成的，那么，我们赢得的时间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会更多，我们转入行动就不致被限定在一定的时刻了。

除了考虑在进攻者进攻路程的终点双方兵力对比的变化以外，我们还必须考虑防御者不断增长着的等待的利益。

即使进攻者实际上并没有由于前进而削弱到不能在我们主力停下来的地方发起进攻的地步，他也可能没有决心发起进攻，因为在这里采取进攻往往比在战区边沿附近采取进攻需要更大的决心。
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军队已经削弱，不再是新锐的军队了，同时危险也已增加；另一方面是因为对于一些优柔寡断的统帅来说，到达并占领了所到达的地区以后，他们或者是真正认为没有必要再进行会战，或者是借口已没有进行会战的必要，往往就完全放弃进行会战的想法。
由于进攻者放弃了进攻，固然防御者不能象在战区边沿附近那样充分取得消极结果，但他毕竟赢得了很多的时间。

显而易见，在上述四种场合，防御者都可以得到地利；同样十分明显的是，他在行动中还能利用要塞和得到民众的帮助。
这些因素的作用是按上述四种防御方式的次序依次递增的，在第四种防御方式中削弱敌人力量的主要是这些因素。
等待的利益也是按这四种防御方式的次序依次递增的，因此，不言而喻，上述四种防御方式的依次变换应该看作是防御力量的真正的依次增强，作战方式越是与进攻不同，它就越强。
我们并不害怕人们因而责难我们，说我们认为一切防御中最消极的防御是最强的。
因为抵抗行动并不按上述四种防御方式的次序依次减弱，它仅仅是被延迟和推后了而已。
人们可以借助坚固而合适的筑垒阵地进行更有力的抵抗，而且当敌人的兵力由于遭到这一抵抗而损失了一半的时候，就可以对他进行更有效的还击，这决不是不合理的。
如果道恩没有利用科林附近的有利阵地，他恐怕就不能取得那次胜利。
吼假如道恩在腓特烈大帝率领不超过一万八千人的军队撤离战场时进行了更猛烈的追击，这次会战就可能成为战史上最辉煌的胜利之一。

因此，我们断言，防御者的优势，或者更确切地说，防御者所能得到的抵抗力量，将会按上述四种防御方式的次序依次递增，因而防御者的还击力量也会随之增强。

但是，这几种依次递增的防御的利益完全可以凭空得来吗？决不能。
换取这些利益的代价也是相应地增加的。

如果我们在自己的战区内等待敌人，那么，不论在距边沿多么近的地方进行决战，敌人军队总要侵入这一战区，这就不可能不给我们带来损失(除非我们采取进攻，才可以把这种不利转嫁给敌人) 
。
如果我们不一开始就迎向敌人并对它攻击，损失就会更大一些；敌人所占领的空间越大，敌人接近我们阵地所用的时间越长，我们的损失就越大。

如果我们想在防御中接受一次会战，也就是说让敌人决定会战和选定会战的时刻，那么敌人将长期保持他所占领的地方，这就使我们的损失增大，所以，我们由于敌人不下决心而赢得的时间，是以这种损失为代价的。
如果我们向本国腹地退却，这种损失将更大。

防御者所遭受的这一切损失，多半是力量方面的损失，这种损失只间接地(也就是在以后，而不是立即) 
影响到他的军队，而且往往是如此间接，以致人们不大感觉到这种影响。
可见，防御者是在牺牲将来的利益换得当前的增强，也就是说，他象一个穷困的人不得不做的那样，是在向人借贷。
如果我们想要考察这些不同的抵抗方式的效果，那么我们就必须看一看进攻的目的。
敌人进攻的目的是占领我们的战区，或者至少占领我们战区的大部分，因为至少是大部分才能理解为整体，而占领几普里的地方在战略上通常是没有独立的重要意义的。
因此，只要进攻者还没有占领我们的战区，也就是说，只要他由于畏惧我们的军队，根本没有向我们的战区发起进攻，或者没有进攻我们的阵地，或者在我们向他挑起会战时回避会战，我们就算达到了防御的目的，各种防御措施也就可以说是起了显著的作用。
当然，这种成果仅仅是消极的，不能直接给真正的还击增加力量，但是，它能够间接地给真正的还击增加力量，也就是说，它能为还击作好准备，因为进攻者正在丧失时间，而时间上的任何损失总是一种不利，都必然要以某种方式削弱受到时间损失的一方。

因此，在采用前三种防御方式时，也就是说，当防御在战区边沿附近进行时，不进行决战就算是防御取得了成果。

但是在采用第四种防御方式时，情况却不是这样。

如果敌人围攻我们的要塞，那么，我们就必须适时为这些要塞解围，因此，以积极行动决定胜负，是由我们决定的。

如果敌人不围攻我们的任何要塞而尾随我们进入腹地，情况也是这样。
在这种场合，虽然我们有较充裕的时间，可以等待到敌人极度削弱时才行动，但是，终于要转入行动这一前提始终是不变的。
不错，敌人也许占领了作为他进攻目标的整个地方，但是，这只不过是借给他罢了，紧张状态仍在持续中，决战还在将来。
只要防御者的力量日益增强，进攻者的力量日益削弱，拖延决战就对防御者有利。
但是，只要必然会到来的顶点一出现(即使这个顶点只是由于防御者总的损失产生了最后影响才出现的)，防御者就应该采取行动和进行决战，这时，等待的利益应该看作已利用殆尽了。
当然，这个时刻并没有一定的标准，因为它取决于很多的情况和条件，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冬季的来临通常可以看作是自然的界限。
如果我们不能阻止敌人在他占据的地方过冬，那么，通常就应该认为我们已经放弃这个地方。
不过，只要想一想托里希—佛德腊希这个例子就可以知道，这个规律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
那么，一般说究竟什么是决战呢Y我们在考察中一直把决战想象为会战的形式。
当然决战并不一定采取会战形式，它可以是能导致剧变的一系列分兵进行的战斗行动，这些战斗行动所以能导致剧变，或者是因为真正进行了血战，或者是因为战斗的可能性所产生的效果迫使敌人不得不退却。

在战场上不可能以其他方式进行决战。
根据我们对战争所确定的观点，得出这个结论是必然的。
因为，即使敌人军队仅仅是因为缺乏粮食才退却的，这也是我们的武力限制了他们才造成的结果。
假如我们的军队根本不存在，敌人军队就一定能设法解决粮食问题。

因此，即使敌人在进攻路程的终点已经被进攻中的种种困难弄得疲惫不堪，并且由于兵力分散、饥饿和疾病而受到了削弱和消耗，能促使他退却并放弃已得到的一切的，仍然永远只是对我们武力的畏惧。
不过这样的决战同在战区边沿附近进行的决战当然有很大区别。

一二七

在战区边沿附近进行的决战中，只有以我们的武力对付敌人的武力，只有用我们的武力制服或者摧毁敌人的武力。
但在进攻路程的终点，敌人的军队由于劳累消耗了一半，我们的武力在这时所起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
因此，我们的军队虽然是决定胜负的最终的因素，但对决定胜负来说已不再是唯一的因素了。
敌人的军队在前进中的损失为决定胜负做了准备，这种损失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仅仅是我们有反攻的可能性就可以促使敌人退却，也就是说就可以引起剧变。
在这种场合，决定胜负的真正的原因只能是敌人在前进中的劳累。
当然，防御者的武力没有起作用的场合是没有的。
但是在实际分析问题时，重要的是区别两个因素中哪一个起主要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可以说，在防御中根据进攻者是被防御者的武力所消灭，还是由于自己的劳累而崩溃，存在着两种决定胜负的方式，也就是说，有两种对付进攻的方式。

不言而喻，第一种决定胜负的方式主要用于采取前三种防御方式的场合，第二种决定胜负的方式主要用于采取第四种防御方式的场合。
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在向本国腹地作深远的退却时，才能通过第二种方式决定胜负；同时，正因为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决定胜负，人们才愿意进行这种牺牲重大的退却。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两种不同的抵抗原则。
在战史中有一些战例可以十分清楚地把这两个原则区别开，就象在实际生活中区别两方基本概念那样清楚。
1745年，当腓特烈大帝在霍亨甫利得堡进攻奥地利军队时，奥军正好从西里西亚山区下来，这时奥军的兵力既不可能由于分散，也不可能由于劳累而受到显著的削弱。
与上面的情况完全不同的战例是：威灵顿在托里希—佛德腊希的筑垒阵地上，一直等待到马森纳的军队由于饥寒交迫而不得不自行退却。
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削弱进攻者的并不是防御者的武力。
而在另一些战例中这两种抵抗原则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但也可以肯定其中有一种原则是主要的。
1812年的情况就是这样。
在这一著名战局中尽管发生了那么多的流血战斗(如果在其他场合，发生这么多流血战斗也许就可以说是用武力彻底决定胜负了)，仍然没有一个战例比这个战例更能清楚地说明，进攻者是怎样由于自己的劳累而遭到覆灭的。

三十万人编成的法国中央军团到达莫斯科时只剩下九万人左右，而派遣出去的却不过一万三千人左右，因而，法军一共损失了十九万七千人，其中战斗减员肯定不超过三分之一。

在以所谓拖延致胜著称的一切战局中，例如在有名的“拖延者”非比阿斯进行的那些战局中，主要是指望敌人通过自己的劳累而崩溃。

总之，在很多战局中这一抵抗原则起了主要的作用，可是人们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只有抛开历史著作家杜撰的原因，深入地研究事件本身，才能找到这个决定很多胜负的真正原因。

说到这里，我们认为已经充分阐明了防御的一些基本观念，清楚地指出了各种防御方式和这些防御方式中的两种主要的抵抗原则，并且说明了等待这个因素是如何贯穿于整个防御概念之中，是如何同积极行动密切结合的，积极的行动迟早总要出现，而当它出现时，等待的利益就不存在了。

我们认为至此我们已经从总的方面分析并研究了防御的问题。
当然，防御中还有一些十分重要的问题，它们可以构成专门的章节，也就是说可以成为独立的范畴的中心，它们也是我们必须探讨的。
这些问题就是要塞、营垒、山地防御、扛河防御和翼侧活动等的实质和作用等问题，我们准备在以下各章加以论述。
但是，我们认为所有这些问题并没有超出上述一系列观念的范围，只不过是这些观念在具体地方和具体情况中进一步的运用而已。
上述一系列观念是我们从防御的概念和防御同进攻的关系中得出来的，我们把这些简单的观念同实际联系起来，就指出了怎样才能从实际中再回到那些简单的观念上来，也就是说，能够找到可靠的根据，以免在讨论问题时求助于那些本身毫无根据的论据。

然而，战斗的组合是多种多样的，尤其是在流血战斗实际上没有发生，只是有可能发生就产生效果的情况下，武，力抵抗在形式和特点上有很大的变化，因而人们很容易认为这里一定还有另外一种产生效果的因素。
在简单的会战中流血抵抗所产生的效果同根本不致于发展到流血战斗的战略计谋所产生的效果是有很大差别的，因而人们必然会认为还有一种新的力量介乎这两者之间，就象天文学家根据火星和木星之间空间广大而推论出还有其他行星存在一样。

如果进攻者发现防御者据守着一个坚固的阵地就认为这是无法攻下的，如果进攻者发现防御者有一条大河作掩护就认为自己不能渡涉，甚至担心在继续前进中自己的给养不能得到保障，那么，能引起这些效果的始终只有防御者的武力。
因为进攻者所以被迫停止前进，是由于他害怕在主要战斗中或者在一些特别重要的地点上被防御者的武力击败，只是他根本不会或者至少不会坦白地说出这一点罢了。

即使人们同意我们的意见，承认在未经流血战斗而决定胜负的场合，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那些虽未真正进行但已作了部署的战斗，他们仍然会认为，在这种场合，应该被看作有效因素的并不是战斗在战术上的胜负，而是安排这些战斗的战略计谋。
而且当他们谈到使用武力以外的其他防御手段时，他们所指的只是战略计谋所起的突出的作用。

我们承认这种说法，但是，这正是我们想要讨论的问题。
我们的意思是说：如果说一切战略计谋必须以战斗中的战术成果为基础，那么总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进攻者一定会针对这个基础采取有效的措施，首先力求使自己在赢得战术成果方面占有优势，以便随后彻底粉碎防御者的战略计谋，这始终是防御者所担心的。

因此，决不能把战略计谋看作是某种独立的东西，只有人们有这种或那种根据肯定能取得战术成果时，战略计谋才能发挥作用。
为了简单地说明这一点，我们在这里只想提一下，象拿破仑这样的统帅能不顾一切地冲破敌人的全部战略计谋而寻求战斗，是因为他对战斗的结局将有利于自己是从不怀疑的。
由此可见，只要战略没有竭尽全力以优势兵力在这种战斗中压倒拿破仑，而去致力于玩弄比较精巧的(无力的) 计谋，它就会象蜘蛛网似的被撕破。
但是，象道恩这样的统帅，就容易被战略计谋所阻止。

一二八

因此，企图以七年战争中普鲁士军队对付道思及其军队的办法来对付拿破仑及其军队，那是愚蠢的。
为什么呢？因为拿破仑非常清楚地知道，一切都取决于战术成果，并且确信能取得战术成果，而道恩却不是如此。
因此，我们认为应该指出：任何战略计谋都只能以战术成果为基础，通过流血的途径解决问题时和通过不流血的途径解决问题时，战术成果都是决定胜负的真正的根本原因。
只有对胜负决定已不必担心时(不论这是由于敌人的特点或敌人的情况，还是由于双方军队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均势，甚至是由于我军占有优势的缘故)，才可以指望从战略计谋本身得到利益。

从全部战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战局中进攻者没有进行流血决战就放弃了进攻，因而，可以说战略计谋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这可能使人认为，至少这些战略计谋本身就有巨大的力量，而且当进攻者在战术成果方面不占有显著的决定性的优势时，战略计谋就大多可以单独解决问题。

对这一点，我们必须回答说，即使上面所谈的现象其原因存在于战场上，也就是说它属于战争本身的现象，这一观点也是错误的；许多进攻所以没有发挥作用，其原因存在于战争的较高的关系中，即存在于战争的政治关系中。

产生战争因而也形成战争的基础的总的关系也决定着战争的特点，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以后研究战争计划时还要详细阐述。
这些总的关系使大多数战争变成半真半假的战争，在这种战争中原来的敌对感情由于必须迂回曲折地通过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以致变成只是非常微弱的因素，这一点在采取积极行动的进攻的一方当然表现得更为明显，更为突出。
因此，只要稍加压力，软弱无力的进攻就会停止下来，这自然是不足为奇的。
对付一个脆弱的、为重重顾虑所削弱了的、几乎已不存在的决心，往往只要作出抵抗的样子就够了。

因此，防御者所以能用不流血的方法多次取得成功，并不是由于存在着坚不可摧的阵地(这是到处都有的) 
，并不是由于横贯在战区的林木茂密的山脉和穿过战区的宽阔的江河令人感到可怕，也不是通过某些战斗组合他真能轻而易举地瓦解敌人用以攻击他的力量，原因不在这里，而在于进攻者意志薄弱，踌躇不前。

我们可以而且必须考虑上述这些抵抗力量，但是必须恰如其分地认识它们的作用，并且不应该把这里所谈的其他事物的作用归之于它们的身上。
我们不能不强调指出，如果批判者不站在正确的立足点上，那么战史关于这方面的叙述就会很容易成为不真实的和带有欺骗性的记载。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许多没有采用流血的方式进行的失败的进攻战局通常是怎样的。

进攻者进入敌国，迫使敌人的军队后退一段距离，但对进行一次决定性会战却顾虑重重；于是他在敌人面前停下来，好象他已经完成了占领的目的，除掉掩护已占领的地方以外就没有什么其他任务了。
好象寻求会战是敌人的事情，好象他自己每天都愿意进行会战似的。
这一切都是虚伪的借口，统帅借以欺骗他的部下、宫廷、世界、甚至他自己。
真正的原因是他发现敌人过于强大。
我们这里说的不是指这样一种情况：进攻者放弃进攻是因为他不能利用已取得的胜利，是因为他在进攻路程的终点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开始一次新的进攻。
这样的情况是以有一次成功的进攻，即真正的占领为前提的。
但我们这里指的则是进攻者还没有达到预定的占领目的就停顿不前的情况。

这时，进攻者就进行等待，以便将来利用有利的情况，但通常这种有利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预定的进攻已经证明，最近的将来不比现在有更大的希望。
因此，这也是一个虚伪的借口。
如果这次行动象常见的那样，是和同时进行的其他行动有联系的，那么，这支军队就会把自己不愿意担负的任务推到其他军队身上，借口支援不足和协同不够为自己的无所作为辩护。
它会诉说种种不可克服的困难，并在各种复杂微妙的关系中寻找理由。
进攻者的力量就这样地消耗在无所作为之中，或者更确切地说，消耗在不彻底的因而没有成果的活动之中。
防御者赢得了对他说来非常重要的时间，气候恶劣的季节临近了，进攻者退回自己的战区进行冬营，进攻也就随之结束了。

这一整套虚假现象都被载入了战史，掩盖了使进攻者没有取得成果的最简单的和真实的原因，即畏惧敌人的武力。
如果批判者想研究这样的战局，那么他就会被许多相互矛盾的原因弄得头昏脑胀而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因为这些原因都是没有根据的，而人们又没有去探索事情的真实情况。

但是，这种欺骗不仅仅是一种恶劣的习惯，而且是很自然会产生的。
那种削弱战争威力，也就是减弱进攻的牵制力量，大部分存在于国家的政治关系和政治企图中，人们总是把这些关系和企图隐蔽起来，使世界、本国人民和军队无法知道，在许多场合甚至使统帅无法知道。
例如，任何人都不会也不愿意承认，他决定停止或放弃行动的原因是担心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坚持到底，或者是怕招致新的敌人，或者是不愿让自己的盟国变得过于强大等等。
对所有这类事情人们都长期甚至永远保守秘密。
但是，对任何事件的解释，都必须说出个来龙去脉，于是统帅为他自己或者为他的政府着想，只好编造一套虚假的理由。
在军事问题上进行辩论时反复出现的这种欺骗手法在理论上已经僵化成一些体系，这些体系当然是同样不包含什么真理的。
只有象我们力图做到的那样，沿着事物内在联系的简单线索进行探索，理论才能弄清事情的真相。

如果抱着怀疑态度来观察战史，那么，种种关于进攻和防御的空洞理论就会不攻自破，而我们在这方面提出的简单观念就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
因此我们认为，这个简单观念适用于整个防御领域；人们只有完全掌握它，才能够十分清楚地弄清大量的事件。

现在我们还要研究一下各种防御方式的使用问题。

这些防御方式一个比一个有力量，那是用一个比一个大的代价换来的。
因此，如果没有其他条件的影响，仅仅这一点就足以在统帅选择防御方式时起决定作用，他会选择适当的防御方式，既能使他的军队具有所需的抵抗力量，又能使他不致退得过远，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但是，必须看到，选择这些防御方式时大多受到很大的限制，因为防御中出现的一些重要条件必然会迫使统帅选择这种或那种防御方式。
向本国腹地退却需要有辽阔的国土，或者要具有象1810年的葡萄牙那样的条件，当时有一个同盟国(英国)作它的后盾，而另一同盟国(西班牙)则以它的辽阔的国土大大地削弱了敌人的攻击力量126 
。
要塞的位置更多是在边境附近，还是更多是在本国腹地，同样可以决定是否采取这样的计划，而国家的地理和地形状况、居民的特性、习俗和信念则起更大的作用。
选择进攻会战还是防御会战，则应根据敌人的计划、双方军队和统帅的特点来决定。
最后，是否占有特别有利的阵地和防线也可以导致采取这种或那种防御方式。
总之，列举的这些条件已经足以说明，防御方式的选择在很多场合更多地决定于这些条件，而不决定于单纯的兵力对比。
这里提到的这些最重要的条件我们还要作进一步探讨，因此它们对选择防御方式的影响也要在以后才能更明确地加以阐述，最后，在《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那篇里，我们再把这一切总括起来探讨。

但是，这种影响多半只在兵力对比不太悬殊的情况下才起决定性作用，在兵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也就是一般的情况下，兵力对比起着主要的作用。
战史充分证明，人们并没有根据我们在这里阐述的一系列观念，而只是象在战争中的大多数场合所做的那样，不知不觉地通过迅速的判断，根据兵力对比选择了防御方式。
同一个统帅，同一支军队，在同一个战区，这一次挑起了霍亨甫利得堡会战，那一次却在崩策耳维次扎营。
至于说到会战，就连统帅中最喜好进攻的腓特烈大帝，在兵力十分悬殊时也终于认识到不得不占领真正的防御阵地。
拿破仑以往象一只野猪似地冲向自己的敌人，可是1813年8 
—9 
月间，当兵力对比的变化对他不利时，他就象栏中的野兽那样东碰西撞，而不是不顾一切地继续向其中某一个敌人开火了，这一点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吗？而在同年10月，当兵力悬殊达到极点时，他就象一个人在房间里背靠墙角那样，在来比锡附近，在帕尔特河、埃耳斯特尔河和普来塞河所构成的角落里寻找掩护和等待敌人，这种情况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吗？我们不能不指出，本章比本篇其他任何一章都更清楚地表明，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提出作战的新原则和新方法，而是探讨久已存在的东西的内在联系，并弄清其最基本的要素。

一二九

第九章 防御会战
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说过，如果防御者在敌人一进入战区就迎击敌人，那么他就可以在防御中进行一次从战术上来看纯粹是进攻的会战。
但是，他也可以等敌人来到自己的阵地前面以后，再去进攻敌人，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会战从战术上来看仍然是进攻会战，尽管它已经带有某种条件。

最后，防御者还可以在自己的阵地上真正等待敌人的进攻，通过扼守地区的防御，同时以一部分兵力进行攻击来抵抗敌人的进攻。
在这里当然可以设想，在防御中，随着积极还击因素的减少和扼守地区的因素的增加，存在着不同程度和不同等级的防御。
我们在这里不可能说明防御可以区分多少等级，也不可能说明积极还击和扼守地区这两个因素成什么样的比例最有利于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但是，我们仍然坚决认为，要想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在防御会战中决不能完全没有攻击部分；而且我们确信，攻击部分象战术上纯粹的进攻会战一样，能够而且必然会带来决定胜利的一切效果。

从战略上来看，战场仅仅是一个点，同样，一次会战的时间也只不过是一瞬间，在战略上起作用的因素不是会战的过程，而是会战的结局和结果。

可见，如果任何防御会战中都含有的攻击要素确实可以导致彻底的胜利，那么进攻会战和防御会战之间从战略运用它们的角度来看，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我们认为确实是这样，但是，如果从表面上来看，当然就不是这样了。
为了弄清这一问题，为了阐明我们的观点，消除表面上的假象，我们不妨简略地描绘一下我们所想象的防御会战的情景。
防御者在一个阵地上等待进攻者，为此他选择了适当的地方，并做了种种准备，也就是说，他仔细地熟悉了地形，在几个最重要的地点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开辟并修整了交通线，设置了火炮，在一些村庄构筑了防御工事，还为自己的部队找好了适于隐蔽配置的场所等等。
如果在阵地的正面筑有一道或几道平行的壕沟，设有障碍物，或者有坚固的可以控制周围地区的制高点，敌人因而难以接近，那么，在争夺核心阵地以前的各个抵抗阶段，当双方在一些接触点上相互消耗兵力时，防御者就可以利用这种相当坚固的阵地以少量兵力杀伤敌人大量兵力。
防御者两翼的依托点，可以保障他不致受到从几方面来的突然袭击。
防御者为配置部队所选择的隐蔽地形，使进攻者小心翼翼，甚至畏缩不前，而他自己却可以借以进行若干次成功的小规模攻击，让部队向核心阵地且战且退的后撤运动延长时间。
于是，防御者怀着满意的心情注视着在他面前不断燃烧着的、但不十分激烈的战火。
当然，防御者不会认为他正面上的抵抗力是无穷无尽的，不会相信自己的翼侧是牢不可破的，同时，也不会指望几个步兵营或者几个骑兵连的成功的攻击就使整个会战发生剧变。
他的阵地是纵深的，因为战斗队形中的每一部分，从师一直到营，都有应付意外情况用的和恢复战斗用的预备队。
他还把占总兵力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一支强大的部队远远地配置在会战地区以外，配置在根本不会受到敌方火力杀伤的后方，有可能时，远远地控制在进攻者可能的迂回线以外(他可能对我们配置阵地的这一翼或那一翼进行包围) 
。
防御者准备用这部分部队掩护自己的翼侧免遭敌人深远的迂回，以应付意外情况。
而在会战的最后阶段，当进攻者的计划已全部暴露，而且他的绝大部分兵力已投入战斗时，防御者就可以用这部分部队攻击进攻者的一个部分，对它展开小规模的攻击战，并在这种战斗中使用攻击、奇袭、迂回等各种进攻手段，在决定会战胜负的关键时刻，采取这样的行动就会迫使敌军全部退却。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设想的建立在现代战术水平上的防御会战。
在这样的会战中，防御者用局部包围来对付进攻者的全面包围(这是进攻者用来增大进攻成功的可能性和使战果更辉煌的手段) 
，也就是用自己的军队去包围敌人进行迂回的那部分军队。
这种局部包围只能达到使敌人的包围不起作用的目的，它不可能发展成为进攻者那样的全面包围。
因此，进行这两种包围时，军队运动的形式往往是不同的：在进攻会战中，包围敌人军队时是向敌人军队的中心点行动，而在防御会战中，则或多或少地是从圆心沿半径向圆周运动。

在战场范围内和在追击的最初阶段，包围必然经常被看作是比较有效的形式，但是，包围所以有效，主要不是由于它具有这种形式，只有进行最严密的包围，也就是说，在会战中能大大限制敌人军队的退却时，包围才比较有效。
不过，防御者积极的反包围正是为了对付这一严密的包围的，在很多场合，这种反包围即使不足以使防御者获得胜利，也可以使防御者不致遭到严密的包围。
但是，我们总不得不承认，在防御会战中这种危险(即退却受到极大限制的危险)是主要的危险，如果防御者不能摆脱这一危险，那么进攻者在会战中和追击的最初阶段中取得的成果就会大大增加。

一三〇

但是，通常只有在追击的最初阶段，也就是到天黑以前才会出现这种情况；第二天包围就结束了，作战双方在这方面又恢复了均势。

不错，防御者可能丧失最好的退却路，因而在战略上继续处于不利的态势，但是除了少数例外以外，包围本身总是会结束的，因为它原来就是只打算在战场范围内进行的，所以不能超出战场很远。
不过，如果防御者获得胜利，那么另一方又将出现什么情况呢？战败的一方的兵力被分成几部分，这种情况在最初时刻是有利于退却的，但在第二天人们却迫切需要把各部分兵力集中起来。
如果防御者已取得具有决定性的重大胜利，并且进行猛烈的追击，那么战败者往往就不可能作这样的集中，他兵力分成几部分的状况可能导致极严重的后果，可以逐渐发展到崩溃的地步。
假如拿破仑在来比锡战胜了，那么分为几部分的联军就会招致这样的后果，他们的战略地位就会一落千丈。
在德累斯顿，拿破仑虽然没有进行真正的防御会战，但是，他的进攻却具有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那种几何形式，即由圆心指向圆周的形式。
谁都知道，当时联军由于兵力分散，处境是困难的，只是卡次巴赫河畔的胜利才使他们摆脱了这一困境(因为拿破仑得到这一消息后，就率领近卫军转回德累斯顿去了)。

卡次巴赫河畔这一会战本身就是一个这种类型的战例，防御者在最后时刻转入进攻，也就是采取了离心方向的行动；由于这一行动，法国的各个军被迫四处溃散了，庇托指挥的师在会战后几天就落入联军手中成为联军的胜利晶。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进攻者能够利用在性质上同进攻相适应的向心形式作为扩大胜利的手段，防御者也同样可以利用在性质上同防御相适应的离心形式作为扩大胜利成果的手段(防御者用这种手段取得的成果比防御者的军队同敌人军队成平行配置时向敌人正面进行垂直攻击所取得的成果要大得多)，而且我们认为，这两种手段的价值至少是相同的。

如果我们在战史上很少看到防御会战取得象进攻会战所能取得的那样巨大的胜利，那么这丝毫也不能证明我们关于防御会战同样能够取得巨大胜利的看法是不对的。
防御会战所以没有取得进攻会战那样巨大的胜利，原因在于防御者所处的情况与进攻者不同。
防御者不仅在兵力方面，而且就总的情况来看，多半是较弱的。
在大多数场合，他不能或者自己认为不能使胜利扩大为巨大的战果，因而只满足于消除危险和挽救军队的荣誉。
由于防御者力量比较弱和条件不利，他毫无疑问会受到这样大的限制。
但是，有人却常常把这种由防御者本身较弱和条件不利所造成的结果看作是采取防御这种形式所造成的结果，于是对防御得出了一条实际上很愚蠢的看法，似乎防御会战只以抵御为目的，而不以消灭敌人为目的。
我们认为这种错误极为有害，它把形式与事情本身完全混淆起来了。
我们坚决认为：采用我们叫做防御的这种作战形式，取得胜利不仅比较可靠，而且胜利的规模和效果可以同进攻时一样大，只要具备足够的力量和决心，不仅在构成战局的所有战斗的总的成果中是这样，而且在单个会战中也是这样。

一三一

第十章 要塞
从前，直到出现大规模的常备军的时代为止，要塞，即城堡和筑垒城市只是为了保护当地居民而设置的。
贵族在受到各种威胁时，就利用自己的城堡避难，以便赢得时间，等待有利的时机；城市则力图凭借其坚固的城垣使自己不致遭到掠过本城的战争风暴的侵袭。
这是要塞原始的和最自然的使命，但要塞的使命并不仅限于此。
由于要塞所在的地点同整个国土和在国内各处作战的军队都有关系，因而要塞很快就具有了更大的重要性，具有了超出城垣范围的作用，对占领或保卫国土，对战争胜败的整个结局都有了影响。
这样，它甚至成为一种把战争更紧密地联结成一个整体的手段。
于是要塞就获得了战略意义，这种战略意义有一个时期十分受到重视，以致它对制定战局计划的轮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使战局计划主要是以夺取一个或几个要塞为目的，而不是以消灭敌人军队为目的。
后来，人们只想到当初使要塞产生这种战略意义的原因，也就是说只想到构筑要塞的地点对整个国土和军队的关系，于是就认为，在确定构筑要塞的地点时，把要塞的使命想象得再全面细致和抽象也是不会过分的。
要塞有了这种抽象的使命以后，它本来的使命就几乎完全被人们忘掉了，于是就产生了在没有城市和居民的地方设置要塞的想法。

另一方面，不需要其他军事设施，只凭加固的城垣就可以完全保障一个地点不致被席卷全国的战争洪水所淹没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在这以前加固的城垣所以能起到这种作用，一方面是因为从前各民族被分割为一些小国家，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进攻带有定期的性质，在当时，或是由于诸侯急于回家，或是由于对佣兵队长已付不出钱，进攻几乎象一年中的四季那样有一定的十分有限的持续时间。
自从庞大的常备军能够用强大的炮队按部就班地粉碎各个地点的抵抗以来，就没有任何城市和其他不大的团体再愿意以自己的力量作赌注了，因为为了使城市迟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失守，将会受到更加残酷的惩罚。
分散兵力据守许多只能稍微迟滞敌人前进而最后必然会陷落的要塞，这更不符合军队的利益。
除非我们可以依靠同盟军来为我们的要塞解围并解救我们的军队，否则，我们必须始终保留足够的兵力，以便在野战中同敌人抗衡。
因此，要塞的数量必然要大大减少，这一点势必使人们从利用要塞直接保护城市的居民和财产的想法演变为另一种想法：把要塞看作是间接保护国土的一种手段(要塞是通过其本身作为战略上的枢纽点这种战略意义而起这种间接的保护作用的)。
—这就是有关要塞的想法的演变过程，不仅在书本上，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是如此；但是，象常见的那样，书本上自然会谈得更抽象些。

尽管事情必然会这样发展，可是上述这些想法未免太过分了，臆造的空洞的东西排挤了自然的真正为人们所需要的东西。
当我们谈到要塞的使命和条件时，我们将只考虑这些自然的真正为人们所需要的东西。
我们将先谈简单的，再谈复杂的，并将在下一章中研究由此而得出的关于决定要塞的位置和数目的问题。

显然要塞的效果有两种，一种是消极效果，一种是积极效果。
要塞的消极效果是保护其所在地区和这一地区内的一切，要塞的积极效果是对要塞炮火射程以外的周围地区也发生一定的作用。

这种积极效果表现在守备部队能够对向要塞接近到一定距离的任何敌人进行出击。
守备部队的兵力越大，可以抽出来用于出击的部队就越大；这样的部队越大，通常能出击的范围就越大，由此可见，与小要塞相比，大要塞的积极效果不仅强而有力，而且作用的范围也大。
但是，积极效果产生于两种活动：要塞本身的守备部队的活动，一些本身不是守备部队但同守备部队有联系的大大小小的部队的活动。

这些大大小小的部队力量较弱，不能单独对抗敌人，有了要塞的掩护(在紧急情况下他们可以退入要塞)，他们就能够在活动的地区立足，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这个地区。

要塞的守备部队所能进行的活动总是相当有限的。
即使要塞很大和守备部队很强，能够派出去进行活动的部队比起进行野战的军队来往往还是比较小的，它们活动范围的直径很少超过几日行程。
如果要塞很小，那么派出的部队就会非常小，其活动范围大多仅限于邻近的村庄。
然而，那些不属于守备部队因而没有必要返回要塞的部队所受的束缚要小得多；当其他条件十分有利时，利用这些部队可以大大地扩大一个要塞的积极效果。
因此，当我们一般地谈到要塞的积极效果时，必须特别注意上述这部分效果。

但是，即使是最弱的守备部队所起的最小的积极效果，对于要塞所应该完成的一切使命来说，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因为严格地说，甚至是要塞所有活动中的最消极的活动(即对进攻的抵御)，没有上面所说的积极效果也是不可想象的。

同时，显而易见，在要塞一般地或者在某一时刻所能完成的各种不同的使命中，有的偏重于要发挥消极效果，有的偏重于要发挥积极效果。
这些使命有些是以简单的方式完成的，有些是以复杂的方式完成的，在前一种场合，要塞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是直接的，在后一种场合，要塞的效果则或多或少是间接的。
我们准备先谈前者，再谈后者，但是先要说明一点，那就是一个要塞自然可以同时(至少在不同时刻)担负几个使命，甚至担负它所能完成的全部使命。

因此，我们说要塞是防御的首要的和最大的支柱，这表现在下列几方面：一、作为有安全保障的仓库。
进攻者在进攻期间只需要考虑当前几天的给养；而防御者通常必须早就做好准备，也就是说他不能仅仅依靠他驻扎的地方获取给养，因为这本来是他想加以保护的地方。
因此，仓库是防御者非常需要的。
当进攻者在前进时，他的各种储备品都留在后方，因而不会受到战区内的种种危险，可是防御者的储备品经常会遭到危险。
如果各种储备品不放在要塞里，那么这对野战行动必然会发生极为不利的影响，也就是说，为了掩护这些储备晶，往往不得不把部队配置在不是自由选定的极为广阔的阵地上。

一三二

一支进行防御的军队如果没有要塞，就象一个没有穿铠甲的人一样，有上百个地方可能被人击伤。

二、用以保障富庶的大城市的安全。
这一使命同前一项使命非常近似，因为富庶的大城市，特别是商业中心，是军队天然的仓库。
由于它们是这样的仓库，所以它们的得失对军队有直接的影响。
此外，花费一些力量来保护这部分国家财产总是值得的，因为，一方面，从这里可以间接地得到力量，另一方面，重要的城市本身在媾和谈判时有非常显著的作用。

要塞的这一使命在现代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它毕竟是最起作用的、最正确的、天经地义的使命之一。
如果一个国家，不仅在所有富庶的大城市中构筑了要塞，而且在每个人口稠密的地点也构筑了要塞，并且由当地的居民和附近的农民来防守这些地方，那么战争运动的速度就会受到极大的减弱，遭到进攻的人民就能发挥极大的作用，使对方统帅的才能和意志力不能发挥作用。
我们提出在全国这样构筑要塞的理想，只是为了使人们对上面所谈到的要塞的使命给以应有的重视，希望人们在任何时刻都不要忘掉要塞的直接保护作用这一重要意义。
并且，这一想法同我们这里的考察并不矛盾，因为在大批城市中必然会有几个城市的要塞构筑得比其他城市更为坚固，它们可以看作是军队的真正支柱。

要塞在完成第一和第二两项使命时，几乎只需要发挥消极效果。

三、作为真正的封锁堡。
要塞可以用来封锁道路，在大多数场合也可以用来封锁流经它们附近的江河。

要找到一条可以用来迂回要塞的小路，并不象人们平常想象的那样容易，因为这种迂回不仅必须在要塞炮火射程以外进行，而且由于守备部队可能出击，还必须在相当远的地方绕道进行。

如果地形稍微难以通行一些，那么稍微离开大路就往往使行军缓慢，以致可能耽误一整天的行程，如果这是一条必须经常使用的大路，这种耽误就可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至于利用要塞封锁江河上的航行如何妨碍进攻者的行动，这是不言而喻的。

四、作为战术上的依托点。
因为一个不太小的要塞的火力控制范围通常可达几小时行程，而出击的活动范围无论如何还要大些，所以，永远可以把要塞看作是阵地翼侧的最好的依托点。
几普里长的湖泊肯定可以算是极好的依托点，但是一个中等要塞却能起更大的作用。
阵地翼侧不必完全靠近要塞，因为进攻者不会在阵地翼侧和要塞之间突入，那样做他将失去一切退路。

五、作为兵站。
如果要塞位于防御者的交通线上(实际上，情况大多是这样的)，那么对一切来往于这条路上的军队说来，要塞就是方便的兵站。
交通线受到的威胁往往只是敌方别动队所进行的短暂的袭扰。
一支重要的运输队在发现这种彗星般的别动队接近时，只要能够加快前进或迅速后退而进入要塞，它就可以得救，然后，它可以等危险消失后再行动。
此外，一切来来往往的部队都可以在这里休息一天或几天，以便借此加快尔后的行军速度，而休息期间恰恰是部队最容易受到威胁的时候。
因此，一条三十普里长的交通线，如果中间有一个要塞，这条交通线就好象缩短了一半。

六、作为弱小的部队或败退的部队的避难地。
任何一支部队在一个不太小的要塞的炮火掩护下，即使没有专门构筑的营垒，也可以不致遭到敌人的袭击。
当然，一支部队如果想留驻在这里，就不得不考虑有不能继续退却的可能。

不过，在有些情况下，不能继续退却并不是什么重大的损失，因为继续退却也许只能以全军覆没而告终。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部队可以在要塞停留几天而不致失去退却的可能性。
特别对那些比战败的军队早一些到达此地的轻伤人员和溃散的士兵等等来说，要塞是他们的避难地，他们可以在这里等候自己的部队。

在1806年，假使马格德堡恰恰位于普鲁士军队的退却线上，而且这一退却线没有在奥尔施塔特附近被切断，那么，普军当然就可以在这个大要塞中停留三四天，从而集结起来并重新组织。
甚至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马格德堡也成了霍亨洛黑的残余军队的集合地点，这支军队在那里才又重新组织起来。

人们只有通过自己在战争中的直接的体验才能对自己附近的要塞在情况不利时所起的良好作用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这些要塞储存着弹药、武器、饲料和粮食，使伤病人员可以住宿，使健壮的人得到安全，使惊慌失措的人恢复镇静。
所以要塞可以说是荒原上的旅店。

要塞在完成上述后四项使命时，较多地需要发挥积极效果，这是十分清楚的。

七、作为抵挡敌军进攻的真正盾牌。
防御者留在自己前方的要塞就象大冰块一样分裂着敌人进攻的洪流。
敌人不得不包围这些要塞，如果要塞守备部队作战勇敢，敌人就必须使用比守备部队大一倍的兵力。
呲外，这种要塞的守备部队大多有一部分可以由那些没有要塞就根本不能用来作战的人员组成，如未经充分训练的后备军、半残废军人、武装的居民、民军等等。
因此，在这种场合，敌军受到的削弱大概为我军的四倍。

一三三

敌军遭到这种不成比例的削弱，是被围攻的要塞通过其抵抗给我们带来的第一个和最重要的利益，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利益。
从进攻者突破我们的要塞线的时刻起，进攻者的一切运动都受到很大的束缚；他的退路受到限制，而且经常必须考虑如何直接掩护他所进行的围攻。

因此，在这方面要塞对防御行动起着巨大的、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必须把这一点看作是要塞的一切使命中最重要的使命。
尽管如此，我们在战史上是很少看到这样使用要塞的，特别是很少看到经常重复地这样使用要塞的，这是过去大多数战争的性质所决定的，对这些战争说来，使用这一手段似乎太坚决、太强硬了。
这一点到以后才能作进一步的说明。

要塞的这个使命从根本上来说主要是需要要塞发挥出击力量，至少要塞在这种情况下的效果是以这种出击力量为基础的。
对进攻者来说，如果要塞只不过是一个不能占领的地点，那么，虽然这个要塞对进攻者能起障碍作用，但这种作用决不会使进攻者感到有必要围攻要塞。
然而，进攻者不能容许有六千、八千、以至一万名敌军在他背后任意活动，所以，他才不得不用相当的兵力去包围要塞，为了使包围的时间不致拖得太长，就必须占领要塞，也就是必须围攻要塞。
从要塞被围攻的时刻起，要塞的作用主要是完成消极使命。

所有上述使命，要塞都是以相当直接和简单的方式完成的，但是，对于以下两项使命，要塞是以较为复杂的方式完成的。

八、用以掩护广大的舍营地。
一个中等的要塞掩护舍营地的接近地时，掩护的正面可达三四普里，这是由于要塞的存在而产生的一个十分直接的作用。
但是这样一个要塞究竟怎么样才能够掩护长达十五至二十普里的舍营线呢？
这在战史上倒是经常谈到的，如果真有其事，就需要加以分析，如果只是幻想，就需要加以指出。

在这里应该研究下列几种情况：(1)要塞可以封锁一条主要道路，并确实掩护宽度达三四普里的地区。
(2) 
要塞可以看作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前哨，也就是说，它能使人们比较全面地了解当地的情况(设置在一个大城镇的要塞通过附近地区居民的关系可以得到秘密情报等，这样对当地情况的了解会更加全面) 
。
因为在一个有六千、八千到一万人口的城镇里，人们自然比在一个偏僻的村庄(普通前哨的配置地点)里能更多地了解到周围地区的情况。

(3) 
一些较小的部队可以依靠要塞，得到要塞的掩护和保障；他们可以不时到敌人所在的方向去获取情报，或者袭击经过要塞附近的敌人的背后。
因此，要塞虽然不能移动，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先遣部队的作用(见第五篇第八章)。

(4)防御者可以把军队集中起来直接配置在要塞后面；在这种情况下进攻者要想迫近这一配置地点，他的背后就不能不受到要塞的威胁。

当然，对舍营线的任何进攻都应该看作是带有奇袭性质的进攻，或者更确切地说，这里说的进攻仅仅是指奇袭。

奇袭的时间比对战区的进攻的时间要短得多，这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说，进攻者在对战区进行进攻时，必须包围和封锁他要经过的要塞，那么他在对舍营线进行奇袭时，就没有必要这样做了，因此要塞也不会象削弱进攻那样削弱奇袭。

这当然是事实，而且位于要塞两侧六至八普里距离上的舍营地是得不到要塞的直接掩护的，但是，这样一种奇袭的目的并不是袭击几个舍营地。
至于这样一种奇袭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以及可以期待得到些什么，只有在《进攻》一篇中才能作较详细的说明，但在这里我们可以提出：使奇袭取得主要成果的方法，不是袭击几个舍营地，而是迫使一些急于赶到某一地点集中而没有作好战斗准备的部队进行战斗。

但是，进攻者的这种推进和追赶必然总是或多或少指向敌人的舍营地中心的，这时位于这一中心前面的大要塞会给进攻者造成很大的困难。

我们认为，如果对上述四方面的效果综合加以考虑，那么就可以看出，一个大要塞能以直接的和间接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舍营地的安全当然比最初想象的要大得多，我们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安全，是因为所有那些间接的效果并不能使敌人不可能前进，而只能使敌人前进时困难较大和顾虑较多，因而前进的可能性小些，对防御者的危险少些。
然而，对要塞所能要求的以及要塞所能起的掩护作用也只能是这一些。
真正的直接的安全保障，则必须依靠配置前哨和正确地组织舍营才能获得。

因此，认为大要塞有能力掩护它后面的宽大的舍营线，并不是没有什么根据的。

但是也不能否认，关于这个问题，在实际的战争计划中，尤其是在历史著作中常常有一些空洞的言词，或者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因为，既然只有各种条件一同起作用才能产生上述掩护作用，而且即使有了这种作用，也只是减少一些危险，那么不难看出，有些特殊情况，特别是敌人的大胆，在某种场合可能会使这种掩护作用成为泡影。
因此，在战争中我们不能满足于笼统地假定要塞的这种作用，而必须深入细致地考虑各种具体条件。

九、用以掩护没有军队防守的地区。
如果在战争中某个地区根本没有军队驻守，或者没有大部队驻守，而且多多少少有遭到敌人侵袭的危险，那么人们就会把位于这个地区的一个不太小的要塞看作是对该地区的掩护，或者，如果愿意的话，看作是对该地区的保障。
当然人们可以把要塞看作是对这个地区的保障，因为敌人在占领要塞以前是控制不了这个地区的，这样，我们就赢得了时间，可以赶来防御这个地区。
但是，这种掩护当然只能认为是一种非常间接的掩护，不单从掩护这个词的全部意义上来理解这种掩护，因为要塞只能通过它的积极效果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敌人的侵袭。
如果只靠要塞的守备部队来发挥这一作用，那么将不会收到很大的效果，因为这种要塞的守备部队大多兵力薄弱，通常只是由步兵(而且还不是精锐的步兵)组成的。
如果有一些小部队同要塞保持联系，把要塞作为它们的依靠和后盾，那么要塞的掩护作用就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十、作为民众武装的中心。
在民众战争中，粮食、武器和弹药不可能有正规的供应，而是靠民众设法解决的，通过这样的协助，可以发掘出数以千计的、点点滴滴的、不进行民众战争就始终得不到利用的抵抗力的源泉，这正表现了民众战争的性质。
不过，尽管如此，有一个储存有这类可供紧急使用的物资的大要塞将使整个抵抗更有力量、更加可靠、更有相互联系和更有连续性，这是可以理解的。

此外，要塞是伤病人员的避难地，是政府机关所在地，是金库，是进行各种较大的军事行动时军队集中的地点，最后，还是抵抗的中心，它能使敌人军队在围攻期间处于一种便于民众武装进行袭击的状态。

十一、用来防御江河和山地。
设置在大江河沿岸的要塞比位于其他任何地方的要塞能达到更多的目的和起更多种的作用。
要塞在这里可以保障我军随时安全地渡河，阻止敌人在要塞周围几普里以内的地方渡河，控制河上的运输，收容一切船只，封锁桥梁和道路，使防御者有可能用间接的方法，即在对岸占领阵地来防守江河。

显然，由于这种多方面的作用，要塞对江河防御极为有利，它应该被看作是江河防御的一个重要环节。

同上述情况相类似，在山地的要塞也是重要的。
山地的要塞控制着整个道路网，成为道路网的枢纽，并由此控制着山地道路所通过的整个地区，因此，山地的要塞应该看作是这个地区的防御体系的真正支柱。

一三四

第十一章 要塞(续)
我们已经谈了要塞的使命，现在要谈一谈要塞的位置问题，这个问题初看起来似乎极为复杂，因为要塞的使命很多，而且每一个使命又因地形不同而可能有所变化。
但是，如果我们把握住事情的本质，避免在一些无意义的枝节问题上纠缠，那么，就没有必要顾虑这些了。

显然，如果在那些可以看作是战区的地区内，把位于连接两国的大路上的最大最富庶的城市，尤其是在靠近港口、海湾以及大江河沿岸和山地中的城市都构筑成要塞，那么，前一章所提出的所有的使命就都能实现了。
大城市和大路总是在一起的，两者还同大江河和海岸有着密切的天然关系。
因此，这四者很容易结合在一起而不致发生矛盾。
可是山地却不然，因为大城市很少在山地。
因此，如果某一山地就其位置和方向来看适于作为防线，就可以构筑一些小堡垒来专门封锁山地的道路和隘口，但应该尽量少花费用，因为大的要塞设备应该留给平原上的大城市。

我们还没有谈到在边境设置要塞的问题，也没有谈到整个要塞线的几何形式以及设置要塞的地点的其他地理条件，因为我们把前一章所谈的使命看作是要塞的最重要的使命，并且认为，在很多场合，尤其是在一些小国，构筑要塞时只考虑这些使命也就足够了。
当然就那些幅员比较辽阔的国家来说，有的拥有很多大城市和大路，有的则相反，几乎完全没有大城市和大路；有的非常富裕，在现有的很多要塞之外还想构筑新的要塞，有的则相反，非常贫穷，不得不以很少的要塞勉强应付。
总之，如果要塞的数目同需要构筑要塞的大城市和大路的数目不相适应，大城市和大路不是特别多就是特别少，那么选择构筑要塞的地点时，就可以而且需要考虑另外一些依据。
我们只是简单地谈一谈这个问题。

现在需要讨论的还有下面几个主要问题：(1)当连结两国的主要道路很多，不能在每一条道路±都设置要塞时，应该选择在哪几条道路上设置要鎏的问题；(2) 
要塞应该仅仅设置在边境附近，还是应该分布在全国；(3)要塞应该平均分散地设置还是成群地分布；(4)设置要塞时必须考虑的地理条件。

就要塞线的几何形式来说还有许多其他问题，如：这些要塞应该成一线配置，还是成多线配置，也就是说，要塞重叠配置的作用大还是并列配置的作用大；应该棋盘式配置，还是直线式配置，或者要塞线象要塞本身的形状那样具有一些凹进去的和凸出来的部分。
我们认为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枝节问题，也就是说，是一些不必加以考虑的问题，当人们提到更重要的问题时，就决不会再去谈论它们了。
我们在这里所以谈到这些问题，只是因为在有些书本上不仅谈到这些内容贫乏的东西，而且还认为它们有很重要的忌义。

关于第一个问题，为了把问题讲得更清楚些，我们只想提一提南德意志对法国，即对上莱茵地区的关系。
如果我们不去考虑构成南德意志的各个邦的情况，只把它看作是一个整体，从战略上来决定构筑要塞的地点，那么就会出现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因为从莱茵河通往弗兰肯、巴伐利亚和奥地利的腹地有无数漂亮的大路。
虽然在这些大路上并不是没有比一般城市大得多的大城市，如纽伦堡、符次堡、乌耳姆、奥格斯堡、慕尼黑等，但是，如果不打算在所有这些城市中都构筑要塞，那就必须有所选择。
此外，即使人们根据我们的观点，认为主要应该在最大最富庶的城市构筑要塞，他们也还是不得不承认，由于纽伦堡和慕尼黑的位置不同，这两个城市具有显然不同的战略意义。
因此，始终存在着这样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否可以不在纽伦堡而在慕尼黑地区的一个地点，即使是比较小的地点构筑要塞。

至于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作出决定，也就是说，如何回答第一个问题，请读者参阅我们论述一般防御计划和选择进攻点问题的那几章。
哪里是最自然的进攻点，哪里就是我们特别应该构筑要塞的地方。

因此，在敌国通往我国的许多主要道路中，我们将首先在那些最直接通往我国心脏的道路上构筑要塞，或者在那些由于穿过富饶的地区或靠近通航的河流因而最便于敌人行动的道路上构筑要塞。
这样，这些要塞就能阻止敌人的前进，或者当敌人企图从要塞侧旁通过时，我们自然就可以获得威胁他翼侧的有利的机会。

维也纳是南德意志的心脏，仅从对法国作战这个角度来看(假定瑞士和意大利都是中立的) 
，慕尼黑或奥格斯堡作为主要要塞显然会比纽伦堡或符次堡起更大的作用。
如果同时还考虑到从瑞士经过提罗耳来的和从意大利来的道路，这一点就更加清楚了；因为慕尼黑或奥格斯堡对这两条道路来说总可以起到一些作用，而符次堡和纽伦堡对它们却几乎完全不起作用。

现在我们来谈谈第二个问题：要塞应该仅仅设置在边境附近，还是应该分布在全国。
首先必须指出，对小国来说，这个问题是多余的，因为战略上可以称之为边境的地方，在小国几乎就是整个国土。
国家越大，考虑这个问题就越有必要。

对这个问题的最自然的回答是：要塞应该设置在边境附近，因为要塞应该用来保卫国家，而守住了边境也就保卫住了国家。
这一看法一般说来是正确的，但是，从以下的探讨中可以看出这个观点有很大的局限性。

凡是主要指望外来援助的防御，都特别重视赢得时间。

这种防御不采取强有力的还击，而是采取缓慢的抵抗行动，它主要的利益更多地在于赢得时间，而不在于削弱敌人。

一三五

假定其他一切情况相同，敌人攻占分布在全国的、彼此相隔很远的要塞比攻占密集在边境附近一线上的要塞所费的时间要长一些，这也是很自然的。
其次，凡是想通过使敌人拉长交通线和生活遭到困难而战胜敌人的一切场合，也就是说在那些可以主要依靠这种抵抗方式的国家中，仅在边境附近设置要塞是完全错误的。
最后，如果考虑到下述情况，那么就可以看出在腹地设置要塞多少总是有理由的。
这些情况是：只要条件允许，在首都构筑要塞必须看作是首要的事情；各个地区的首府和商业中心，根据我们的原则也需要构筑要塞；横贯全国的江河、山脉和其他地形障碍都有利于设置新的防线；有些城市天然地势险要，需要构筑要塞；最后，某些军事设施，例如一切兵工厂，设置在腹地就比设置在边境附近有利，并且由于它们很重要，的确值得用要塞来掩护。
我们认为，在那些有很多要塞的国家中，即使把多数要塞设置在边境附近是正确的，但在腹地完全不设置要塞，这毕竟是个严重的错误。
很明显，法国就犯了这个错误。
如果某个国家的边境地区完全没有大城市，只在深远的后方才有大城市(例如在南德意志这种情况就特别明显，在施瓦本几乎根本没有大城市，而在巴伐利亚却有很多大城市) 
，那么是否只应该在边境附近设置要塞就更值得怀疑了。
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根据一般的论据一下子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在这种场合必须考虑具体情况才能作出结论，此外我们请求读者注意本章最后的结论。

第三个问题是，要塞主要应该成群地设置，还是主要应该平均分散地设置。
如果对各方面的情况都进行了考虑，那么在这方面很少会有问题。
但是，我们并不因此就认为这是毫无意义的枝节问题，因为由距离一个共同中心只有几日行程的两个、三个或四个要塞组成的要塞群，当然能使这一中心和在该地的军队增强力量，因此，只要其他条件允许，人们必然力图构筑这样的战略棱堡。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决定设置要塞的地点的其他地理条件。
要塞设置在海滨、大江河的两岸和山地，能加倍发挥作用，这一个必须加以考虑的主要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了，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地理条件应该加以考虑。

如果一个要塞不能直接设置在江河的岸上，那就最好不要把它设置在江河附近，而要设置在离江河十到十二普里的地方。
因为不然的话，江河在我们上面提到的一切方面都会限制和影响要塞发挥作用的范围。

在山地就没有这种情形，因为山地不会象江河那样把大部队和小部队的行动限制在几个点上，但是，在山地的向敌一面设置要塞是不利的，因为这样很难为要塞解围。
如果把要塞设置在山地的背敌一面，那就会使敌人的围攻非常困难，因为山地切断了敌人的交通线。
我们请读者注意1758年围攻阿里木次的例子。

难以通行的大的森林地和沼泽地的情况是同江河类似的，这是不难理解的。

位于难以通行的地形上的城市是否应该设置要塞，这也是一个经常被人提起的问题。
因为这种城市用少量的费用就可以筑成要塞进行防守，换句话说，这种城市同通行不困难的地形上的城市相比，付出同样多的人力物力，可以成为坚固得多而往往难以攻克的要塞。
同时，因为要塞的使命更多的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所以似乎没有必要去过多地考虑那种认为这种城市很容易被封锁的意见。

最后，如果回过来再考虑一下我们所提出的如何在全国构筑要塞的非常简单的理论，我们可以说：这种理论建立在一些直接关系到国家根基的重大而长远的事情和条件的基础之上，因而这种理论不可能有关于战争的流行一时的时髦观点、空想的战略妙计和只适合于暂时的个别需要的观点；这些观点和妙计对于为了使用五百年、甚至一千午而构筑的要塞来说是错误的，如果按照这些观点行事的话，只能引起无可挽救的后果。
腓特烈二世在西里西亚境内苏台德山的一个山脊上构筑的西耳贝尔堡要塞，在情况完全变化了以后，就几乎失去了它的全部意义和作用；而布勒斯劳如果始终是一个坚固的要塞，那么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是对抗法国的军队，还是对抗俄国的军队、波兰的军队和奥地利的军队，它都能继续保持它原来的意义和作用。

（菲利普斯堡是要塞的位置选择不当的一个典型例子，它象是一个把鼻子紧紧地顶在墙上的白痴。

请读者不要忘记，我们进行这些考察并不是针对一个国家完全从头构筑要塞的那种情况提出的，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些考察就没有用处了，因为从头构筑要塞的情况是很少的，甚至是根本没有的。
我们进行的这些考察对设置任何一个要塞都是有用的。

一三六

第十二章 防御阵地
凡是我们利用地形作为防护手段而在上面接受会战的阵地就是防御阵地，至于当时我们的行动是以防守为主还是以攻击为主，这是没有关系的。
仅仅从我们关于防御的总的看法中就可以得出这一结论。

人们可以进一步把一支向敌人前进的军队在敌人挑战而被迫应战时所占领的任何阵地，也叫做防御阵地。
实际上，大多数会战都是这样发生的，在整个中世纪，就没有其他的会战。
在战争中大多数阵地都是这一类阵地，对于这样的阵地，我们只要指出阵地的概念是同行军的野营地不同的就够了，但我们这里所谈的却不是这一类阵地，那些专门叫做防御阵地的阵地必然还有同这一类阵地不同的地方。

在一般阵地上决战时，时间概念显然是主要的；相向运动的双方军队进行决战时，地点是次要的，它只要不特别不合适就行了。
但是，在真正的防御阵地上进行决战时，地点概念却是主要的，因为决战是在这一地点进行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主要是利用这一地点进行的。
这里所指的只是这种阵地。

这时，地点的意义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这个地点可以使配置在这里的军队对整个防御起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这个地点的地形可以作为掩护和加强这一部分军队的手段。
简单地说，前者是战略意义，后者是战术意义。

如果我们想说得确切一些，那么防御阵地这个术语，只是从上述战术意义的角度提出的，因为，如果从战略意义的角度来看，军队即使不利用这一地点的地形进行防御，而是采取进攻行动，也能对整个防御发生作用。

上述两种意义中的第一种意义，即一个阵地在战略上的作用，以后在研究战区防御时才可以得到充分的说明。

我们在这里只准备谈现在可以谈的问题，为此，我们必须先弄清楚两个非常近似因而往往被混淆的概念，即对阵地的迂回和从阵地的侧旁通过。

对阵地的迂回是指绕过阵地的正面，这种迂回有时是为了从翼侧甚至从背后攻击这一阵地，有时是为了切断这一阵地的退却线和交通线。

前一种情况，即翼侧攻击和背后攻击，是战术范围内的行动，在军队的机动性很大、一切战斗计划都或多或少地以迂回和包围为目的的今天，每个阵地都必须对此有所准备。

一个名副其实的坚固阵地不仅应该有坚固的正面，而且当翼侧和背后受到威胁时，应该至少还能在那里组织有利的战斗。
这样，阵地不仅不会由于受到旨在从翼侧或背后袭击它的迂回而失去作用，而且在这时发生的会战中能够发挥其原来的作用，同时通过会战仍能给防御者带来阵地在通常情况下所能提供的利益。

如果阵地遭到进攻者旨在威胁退却线和交通线的迂回，那么，这就是战略问题了，这时问题在于阵地能坚持多久和能否在保障交通线和退却线方面优于敌人，而这两点都取决于阵地的位置，也就是说主要取决于双方各自的交通线同阵地构成的角度。
任何良好的阵地都应该在这方面保障防御的军队占有优势。
无论如何阵地应该不致因遭到迂回而失去作用，与此相反，至少应该使进行这种迂回的那部分敌人军队不起任何作用。

但是，如果进攻者不去理睬在防御阵地上等待的敌人军队，而以主力从另一条道路前进，去追求自己的目的，那么这就是从阵地侧旁通过。
如果进攻者能够不受阻碍地这样做，那么，当他通过以后，防御者就不得不立即放弃这个阵地，也就是说这个阵地就失去作用。

如果仅就“从阵地侧旁通过”的字面上来看，在世界上几乎没有不能从侧旁通过的阵地：象彼烈科朴地峡那样的情况是极为少见的，几乎可以不必加以考虑。
因此，不能从阵危侧旁通过，一定是由于进攻者从阵地侧旁通过会遭到不利的缘故。
至于这种不利究竟是什么，我们在第二十七章将有更好的机会予以阐明。
这种不利可能是大的不利，也可能是小的不利，总之，它在这种场合代替了阵地遭到攻击时所能发挥出来的战术效果，它同这种战术效果共同构成防御阵地的目的。

根据以上的考察可以看出，防御阵地应该具备两种战略上的作用：(1)使敌人不能从它的侧旁通过；(2)在保障交通线的斗争中使防御者处于有利地位。

现在我们还要补充另外两种战略上的作用：(3)交通线同阵地正面构成的角度对防御者战斗的进程也应该产生有利的作用；(4) 
地形一般说来应该对防御一方起有利的作用。

交通线同阵地正面构成的角度不仅关系到进攻者能否从阵地侧旁通过，能否切断阵地上的粮食供应，而且也关系到会战的整个进程。
斜方向的退却线在会战中有利于进攻者进行战术迂回，但使防御者在战术上无法自由活动。
然而，斜方向配置并不总是战术上的过失，它往往是战略上选择地点不当的结果。
比如说，如果道路在阵地附近改变方向，那么斜方向配置是根本不可避免的(例如1812年的博罗迪诺会战)。
在这种情况下，进攻者可以不改变他原来的交通线垂直于自己正面的态势而使自己处于可以迂回防御者的方向上。

此外，如果进攻者有很多退路，而我们只有一条退路，那么进攻者就会处于在战术上有很大活动自由的有利地位。
在所有这些场合，防御者即使用尽了一切巧妙的战术，也不能消除战略错误所造成的不利影响。

一三七

至于谈到最后第四点，地形也可能在某些方面对防御者十分不利，以致即使精心地选择了并且非常巧妙地运用了战术手段，也不能消除这一不利情况。
在这方面，应该注意的最主要的情况是：(1) 
防御者首先必须在观察敌人方面和在自己阵地范围内能够迅速攻击敌人方面争取有利条件。
只有能够阻止敌人接近的地形障碍同这两个条件结合的地方，地形才特别有利于防御者。

一切在制高点瞰制之下的地点对防御者都是不利的；所有山地的阵地或者大多数山地的阵地(这一问题在有关山地战的那几章中还要专门论述)，一切侧方依托山地的阵地(因为山地虽然给敌人从阵地的侧旁通过增加困难，但却便于他进行迂回)，凡是前面不远有山的阵地，以及不符合上述对地形要求的一切地点对防御者都是不利的。

在同上述不利情况相反的情况中，我们只想提出阵地背后有山地这一情况，这种情况可以带来很多利益，以致一般说来可以把它看作是对防御阵地最有利的情况之一。

(2) 
地形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同军队的特点和编成相适应。
一支骑兵占多数的部队，当然会去寻找开阔地。
而一支骑兵和炮兵都比较少，但拥有大量有战争锻炼而又熟悉地形的勇敢的步兵的部队，就最好选择非常困难的、复杂的地形。

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详细论述防御阵地的地形对军队所具有的战术意义，而只谈谈防御阵地的地形的总的作用，因为只有这种作用是战略上起作用的一个因素。

毫无疑问，军队单纯为了等待敌人进攻所占领的阵地，应该为这支军队提供非常有利的地形条件，这种条件可以看作是使军队力量成倍增加的因素。
当大自然提供了很多有利条件，但仍未能满足我们愿望的地方，就要求助于筑城术。
用这种方法往往可以使阵地的某些部分加强到坚不可摧的程度，在个别情况下甚至可以使整个阵地加强到坚不可摧的程度。
显然，在整个阵地坚不可摧的情况下，防御措施的整个性质就起了变化。
这时，我们的目的不再是在有利条件下进行会战，不再是通过这种会战取得战局的成果，而是不经过会战取得战局的成果。
我们让军队在坚不可摧的阵地上固守，这等于我们断然拒绝会战，迫使敌人采用其他方法来决定胜负。

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两种情况完全区别开来，我们在以坚固阵地为题的下一章中探讨后一种情况。

我们在这里所谈的防御阵地，无非是一个通过加强而变得十分有利于防御者的战场。
但是，防御阵地要成为战场，加强的程度就不宜过大。
防御阵地究竟应该坚固到什么程度呢？显然，敌人进攻的决心越大，阵地的坚固程度也要越大，这一点取决于对具体情况的判断。
对抗拿破仑这类人物同对抗道恩或者施瓦尔岑堡这类人物比较起来，可以而且必须守在更坚固的防御工事后面。

如果阵地的某一部分(例如正面) 
是坚不可摧的，那么就应该把它看作是构成阵地的全部力量的一个因素，因为在这些地点节省下来的兵力可以用在其他地点。
但是，必须指出：敌人由于无法攻击这些坚不可摧的部分，就会完全改变他的攻击方式，这时首先必须弄清楚的是，迫使敌人改变攻击方式对我们是否有利。

例如，如果在一条大河后面很近的地方占领阵地，以致可以把这条大河看作是对正面的加强(这是常有的情况) 
，那么敌人就不得不在右方或左方更远的地方渡河，变换正面向我们进攻，因此，实际上江河就成为我们在右翼或左翼的依托点。
这时，主要的问题是，这种情况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利弊。

我们认为，防御阵地的坚固程度越不暴露，我们在战斗中造成出敌不意的机会越多，防御阵地就越接近理想。
正如应该设法对敌人隐瞒自己真正的兵力和军队真正的动向一样，我们同样也应该力求对敌人隐瞒自己想从地形方面取得的利益。
当然，这只能做到一定的程度，而且也许需要一些特别的、迄今还很少运用过的办法。

任何一个位于大要塞(不论它在哪个方向) 
附近的阵地都可以使军队在运动和作战方面比敌人占很大的优势。
适当地使用野战工事可以弥补某些地点天然条件的不足，这样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预先决定战斗的大体轮廓，这就是一些用人工加强阵地的方法。
如果我们把这些方法同善于选择地形障碍(使敌军行动增加困难，但又不致不可能行动) 
结合起来，如果我们尽量利用环境带来的一切利益，如：我们熟悉战场而敌人不熟悉，我们能够比敌人更好地隐蔽自己的各种措施以及在战斗过程中能够比敌人更好地运用出敌不意的手段，那么，这些条件结合在一起就使地形产生一种强有力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作用，使敌人由于这种作用而遭到失败，却不知道自己失败的真正原因。
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防御阵地，并且在我们看来，这是防御战的最大优点之一。

如果撇开特殊情况不谈，我们就可以认为中等耕作程度的起伏地多半可以提供这样的阵地。

一三八

第十三章 坚固阵地和营垒
我们在前一章已经说过，如果一个阵地有天然条件和人工的加强，以致坚固到坚不可摧的程度，那么它的意义就已经完全超过了作为一个有利的战场的程度，因此，它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我们准备在本章中考察这种阵地的特点，并且由于它具有近似要塞的性质而把它称为坚固阵地。

这种阵地，单靠人工构筑的工事是不容易构成的(除非是要塞附近的营垒) 
，至于单靠天然障碍，就更不容易构成了。
这种阵地是天然条件和人工加强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常常被称为营垒或筑垒阵地。
实际上任何一个或多或少筑有工事的阵地都可以叫做筑垒阵地，不过，这样的阵地同我们在这里所谈的阵地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构筑坚固阵地的目的是使配置在这一阵地内的军队处于坚不可摧的地位，从而或者是直接地真正掩护一个地区，或者只是掩护配置在这一地区内的军队，以便尔后用这部分军队以另外的方式间接地掩护国土。
以往战争中的防线的作用，特别是法国边境附近的防线的作用是前一种，而四面都形成正面的营垒以及构筑在要塞附近的营垒的作用是后一种。

如果阵地的正面由于筑有筑垒工事和设有阻止敌人接近的障碍物而坚固到坚不可摧的程度，那么敌人就只能通过迂回来攻击我们的翼侧或背后。
为了使敌人不容易进行这种迂回，就要为这些防线寻找可以掩护其翼侧的依托点，莱茵河和孚日山就是阿尔萨斯防线上的这种依托点。
这种防线的正面越宽，就越容易防止敌人的迂回，因为任何迂回对迂回者说来总是有某些危险的，而且军队迂回时越是不得不偏离它原来的行动方向，这种危险就越大。
因此：阵地如有一个坚不可摧的宽大的正面和良好的依托点，就能够直接掩护广大地区不受敌人的侵袭。
以往这类防御设施至少是根据这种想法构筑的。
右翼依托莱茵河，左翼依托孚日山的阿尔萨斯防线，以及右翼依托些耳德河和土尔内要塞，左翼依托大海的长达十五普里的弗郎德勒防线，都是为这个目的构筑的。

但是，在一个没有这样宽大而坚固的正面和良好的依托点的地区，一支军队如果还要借助良好的筑垒工事来防守这样的地区，那么，就必须使阵地的四面都成为正面，借以掩护自己免遭敌人的迂回。
在这种场合，真正受到掩护的不是这个地区，而只是这支军队，因为阵地本身在战略上只不过是一个点，但受到掩护的军队却能够防守这个地区，也就是说它可以在这个地区固守。
对这样的营垒敌人是无法迂回的，也就是说，这种营垒的翼侧和背后是不能当作比较薄弱的部分而加以攻击的，因为它的每一面都是正面，处处都一样坚固。
但是，敌人有可能从这种营垒的侧旁通过，而且比从筑垒防线侧旁通过要容易得多，因为营垒的正面几乎没有宽度。

要塞附近的营垒基本上起着坚固阵地的第二种作用，因为它的使命是掩护集中在营垒内的军队；但是，它在战略上进一步起的作用，也就是它对这支被掩护的军队的使用所起的作用，同其他营垒是有些不同的。

在谈完了产生这三种不同的防御手段的情况以后，我们想探讨一下它们的价值，并且用筑垒防线、筑垒阵地和要塞附近的营垒这三个名称来区别它们。

一、筑垒防线。
筑垒防线是极为有害的单线式作战方式，这种防线只有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才能对进攻者起到障碍的作用，而它本身可以说是毫无价值的。
但是，能使军队发挥这种火力效果的防线的宽度同国土的宽度比较起来总还是很小的。
这种防线一定是很短的，因而只能掩护很少的国土，或者说，军队将不能真正防守所有的地点。
于是人们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不占领防线上所有的点，而只是加以监视，象防守一条中等江河时所做的那样，利用配置好的预备队来加以防御。
但是，这种做法是不符合防线这一手段的性质的。
如果天然的地形障碍很大，以致可以采用这种防御方法，那么筑垒工事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是危险的，因为这种防御方法不是扼守地区，而筑垒工事却只是为了扼守地区而设置的。
如果把筑垒工事本身看作是阻止敌人接近的主要障碍，那么，不加防守的筑垒工事在阻止敌人接近方面的作用是多么的小，也是很容易理解的。
试问，成千上万的军队一起进行攻击时，如果没有火力杀伤它们，一条十二或十五普尺深的壕沟和一座十到十二普尺高的垒墙又能起什么作用呢？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这种防线如果很短，因而相对地来说有比较多的军队防守，它就会遭到迂回；如果它延伸得很长，又没有相应的兵力来防守，它就很容易被敌人从正面攻破。

这种防线使军队局限于扼守地区而失去任何机动性，所以用它来对抗敢作敢为的敌人是极不适当的。
如果说这种防线在现代战争中还保存了很长的时间，那只是因为战争要素受到了削弱，因而表面上的困难往往起了真正的困难的作用，同时还因为，这种防线在多数战局中只是在次要的防御方向上用来对付敌人的侵袭。
在这种场合，虽然它并不是完全不起作用的，但是要知道，假使把进行这种防御的这部分军队用在其他地点，却能够做出很多更为有利的事情来。
在最近的战争中，根本没有人采用这种防线，连这种防线的一点痕迹也找不到了。
至于说这种防线是否还会再度出现，那也是值得怀疑的。

二、筑垒阵地。
奉命在一个地区进行防御的军队在该地固守多久，这个地区的防御就持续多久(这一问题在第二十七章将详尽地论述) 
，当这支军队离开和放弃这个地区时，防御也就终止了。

如果一支军队奉命固守遭到优势很大的敌人攻击的国土，那么，对付敌人的办法就是利用坚不可摧的阵地抵御敌人的武力，掩护自己的军队。

正象我们已经谈过的那样，这种阵地四面都是正面，所以如果采用通常宽度的战术配置，在兵力不很大(要是兵力很大，那就不符合这里所假定的整个情况了) 
的情况下军队就只能防守很小的地区。
这个地区在整个战斗过程中会遭到许多不利，以致即使尽可能利用筑垒工事来增强力量，恐怕也难以进行顺利的抵抗。
因此，这种四面都是正面的营垒的每一面都必须有相当大的宽度，而且每一面还都应该是近乎坚不可摧的。
在要求有很大的宽度的情况下，每一面又要求具有这样的坚固程度，这是筑城术所做不到的。

因此，构筑这样的营垒应具备一个墓本要求，那就是利用地形障碍使营垒的某些部分完全无法接近，使另外一些部分难以接近。
所以，为了能够运用这一防御手段，必须具备有地形障碍的阵地：凡是没有这种阵地的地方，只靠构筑工事是不能达到目的的。
上述这些考察只关系到战术上的结果，我们所以谈到这些，只是为了要说明筑垒阵地可以作为战略手段使用。
为了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提出皮尔纳、崩策耳维次、科尔贝克、托里希—佛德腊希和德里萨这些营垒作为例子。
现在我们来谈谈营垒在战略上的特点和效果。

一三九

这种阵地应具备的首要条件，当然是配置在这一营垒中的军队的给养在一定时间内能得到保障，也就是说，在需要营垒发挥作用的期间能保障军队的给养。
要做到这一点，只有象科尔贝克和托里希—佛德腊希那样阵地的背后通向某一港口，或者象崩策耳维次和皮尔纳那样同附近的要塞有紧密的联系，或者象德里萨那样在营垒内部或离营垒很近的地方储备有大批存粮。

只有在上述第一种场合，营垒的给养才能得到相当充分的保障，而在第二、三两种场合，只能得到有限的保障，因而经常有缺乏给养的危险。
由此可以知道，保障给养的条件如何使许多本来适于作营垒的险要地点不能构筑营垒，因而使适于构筑这种阵地的地点变得稀少了。

为了弄清这种阵地的作用以及它能带来的利害和危险，我们必须研究一下进攻者对这种阵地会采取什么行动。

(一)进攻者可以从筑垒阵地的侧旁通过，继续前进，而以一定数量的军队监视这个阵地。

在这里，我们必须区别两种情况：筑垒阵地是由主力部队占领的，还是只由次要部队占领的。

在第一种情况下，进攻者只有在除了攻击防御者的主力以外还有其他具有决定意义的进攻目标(如攻占要塞、首都等) 
可以追求时，从筑垒阵地侧旁通过才是有益的。
而且，即使进攻者有这样的进攻目标，也只有当他的基地的坚固程度和交通线的状况使他不必担心他的战略翼侧会受到威胁时，他才能从侧旁通过去追求这样的目标。

虽然根据上述这一点可以作出结论说，肪御者可以以主力占领筑垒阵地，并且能使这个阵地发生作用，但是这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是可能的：或者是这个阵地对进攻者的战略翼侧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防御者有把握通过对战略翼侧的威胁把进攻者牵制在对自己无害的地点上；或者是根本不存在防御者所担心的会被进攻者夺去的目标。
如果存在着这样的目标，同时又不能使敌人的战略翼侧受到严重的威胁，那么防御者的主力就根本不能占领这样的阵地，或者只能佯作占领，对进攻者进行试探，看他是否会认为这个阵地威胁他的战略翼侧。
但是，在这种场合始终是有危险的，一旦这个试探失败，防御者想援救受威胁的地点就来不及了。

如果占领筑垒阵地的只是次要的部队，那么进攻者就决不会没有别的进攻目标了，防御者的主力就可以成为进攻者的目标。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阵地的意义就仅限于对敌人的战略翼侧可能有威胁作用，并且，阵地的意义就取决于是否能起到这种作用。

(二) 
如果进攻者不敢从阵地侧旁通过，他就可能会围困这一阵地，迫使阵地上的守军因饥饿而投降。
但是，要进行这种围困必须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阵地没有自由的后方①；第二，进攻者的兵力强大得足以进行这种围困。
在存在这两个条件的情况下，这个筑垒阵地虽然使防御者在一段时间里能牵制住进攻的军队，但是，防御者为了取得这一利益不得不付出一定的代价——损失一定的兵力。

① 指阵地后方没有港口等不能切断的对外联络。
——译者。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防御者要用主力占领筑垒阵地必须具备下列条件：(1)具有十分安全的后方(如托里希—佛德腊希营垒)。

(2)预料敌人兵力的优势不足以围困自己的营垒。
如果敌人在优势不足的情况下仍要进行围困，那么防御者就能够从阵地进行成功的出击，各个击破敌人。

(3) 
可以期待援军解围。
1756年萨克森的军队在皮尔纳营垒就是这样。
1757年布拉格会战以后的情况基本上也是这样，当时的布拉格只能看作是个营垒，如果卡尔·亚历山大不知道摩拉维亚军团能够前来解围，他也许就不会让敌人把自己包围在这个营垒中了133 
。

因此，只有具备上述三个条件之一时，用主力占领筑垒阵地才是合理的。
但是还不得不承认，如果只具备后两个条件中的一个，防御者这样做还是冒很大危险的。

但是，如果用来占领筑垒阵地的是一支为了整体的利益可以牺牲的次要的部队，那么，就无需考虑这三个条件了，这时需要考虑的只是用这种牺牲能不能免除一种实际上存在的更大的灾祸。
这种情况可能是少见的，但是也不是不可设想的。
皮尔纳营垒就曾经阻止了腓特烈大帝在1756年对波希米亚的进攻。
当时，奥地利军队毫无准备，波希米亚的失陷似乎是肯定无疑的了，如果它失陷了，损失的兵力也许会超过在皮尔纳营垒投降的一万七千名盟军。

(三)如果进攻者不可能象(一)和(二) 
两项中所说的那样去行动，也就是说防御者具备了我们上面所提出的条件，那么进攻者当然就象一条猎狗在发觉一群野鸡时会停下来一样，会在阵地前面停下来，至多靠派出一些部队尽量扩大所占领的范围，满足于取得这种没有决定意义的微小的利益，而把占领这一地区的问题留待将来解决。
这时，阵地也就充分发挥了它的作用。

三、要塞附近的营垒。
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要塞附近的营垒的使命不是掩护一个地区，而是掩护一支军队免遭敌人的攻击，因此一般地说这种营垒也属于筑垒阵地，它同其他筑垒阵地不同之处，实际上只在于它和要塞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而它自然具有强大得多的力量。

因此，这种营垒还具备下列一些特点：(1) 
这种营垒还可以担负其他使命，那就是使敌人完全不可能或者难以围攻要塞。
如果要塞是一个不能封锁的港口，那么军队为了上述目的而遭受重大的牺牲是值得的。

但是，如果不是这样，要塞可能很快就会由于饥饿而陷落，不值得牺牲大量的兵力来保卫它。

(2) 
要塞附近的这种营垒可以供一支在开阔地上无法立足的小部队使用。
四五千人在要塞城垣的掩护下可能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而在开阔地上，他们即使据守世界上最坚固的营垒，也仍然可能被消灭。

(3)这种营垒可以用来集中和整顿那些还不够坚强因而没有要塞城垣的掩护就不能同敌人作战的军队，如新兵、后备军、民军等等。

要塞附近的营垒如果不派兵驻守就会或多或少地不利于要塞，这是个严重的缺点。
这种营垒如果没有这样的缺点，那可以说是在很多方面都有利的十分值得推荐的手段。

但是，要使要塞经常保持足够的守备部队，可以分出一定兵力驻守营垒，这是很难做到的。

因此，我们倾向于这样一种看法：只是在海岸要塞附近才适合于构筑这种营垒，在所有其他场合构筑这种营垒则都是害多利少的。

最后，如果把我们的意见归纳起来，那就是：(1)国土越小，回旋的空间越小，就越需要坚固阵地；(2)越是有把握得到援救和解围(依靠其他军队、气候恶劣的季节、民众暴动，乃至进攻者缺乏供应等等都是一样的)，坚固阵地可能遭到的危险就越小；(3)敌人的进攻越不坚决，坚固阵地的作用就越大。

一四〇

第十四章 侧面阵地
我们象编纂词典那样把侧面阵地单列为一章，只是为了使读者便于在本书中找到这个在常用的军事术语中很突出的概念，但我们并不认为它是什么独立的东西。

凡是当敌人在侧旁通过后还在固守的阵地都是侧面阵地，因为从敌人在侧旁通过的时刻起，这一阵地除了威胁敌人的战略翼侧以外，就没有任何其他作用了。
因此，所有的筑垒阵地必然同时是侧面阵地，因为，它们是坚不可摧的，也就是说敌人只得从它们侧旁通过，在这种情况下，这种阵地的价值就在于能威胁敌人的战略翼侧。
至于筑垒阵地本来的正面的位置如何，是象科尔贝克那样，同敌人的战略翼侧相平行，还是象崩策耳维次和德里萨那样，同敌人的战略翼侧成垂直，那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一个筑垒阵地的四面必须都是正面。

但是，即使我们所占领的不是坚不可摧的阵地，我们仍然可以在敌人从阵地侧旁通过后固守这一阵地，只要阵地的位置在保障退却路和交通线方面能使我们占有这样的优势，那就是不仅我们能有效地攻击进攻者的战略翼侧，而且进攻者由于自己的退路可能被切断而没有力量彻底切断我们的退路。
如果敌人没有这种顾虑而能够彻底切断我们的退路，那么，我们就有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作战的危险，因为我们的阵地不是筑垒阵地，也就是说，不是坚不可摧的阵地。

1806年的战例向我们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配置在扎勒河右岸的普鲁士军队面向扎勒河构筑正面，并且在这个阵地上等待情况的发展，那么，当拿破仑经过霍夫向北前进时，这个阵地就完全可以成为侧面阵地：如果当时双方在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方面不是相差得这样悬殊，如果指挥法军的不过是道恩这类人物，那么，普军的阵地就可能显示出巨大的作用。
要从这个阵地侧旁通过完全是不可能的，甚至拿破仑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下了进攻这个阵地的决心。
至于切断这一阵地的退路，则连拿破仑都没有能够完全做到，如果双方在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方面的差别不大，那么要做到这一点就同从阵地侧旁通过一样，是不可能的，因为普军左翼失败时带来的危险比法军左翼失败时带来的危险要小得多。
然而，即使双方在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方面的差别很大，如果统帅果敢而慎重，普军仍有很大的可能取得胜利。
实际上没有什么妨碍不伦瑞克公爵在13日采取适当的部署，以便在“日拂晓能以八万人对付拿破仑在耶纳和多恩堡附近渡过扎勒河的六万人。
即使这种兵力优势和法军背靠扎勒河陡峭的河谷的处境还不足以使普军取得决定性胜利，但我们仍然认为，这种局面本身是十分有利的，如果不能利用这种有利的局面赢得决战的胜利，那么最初根本就不应该考虑在这一地区进行决战，而应该继续退却，以便在退却中加强自己并削弱敌人。

可见，扎勒河畔的普军阵地虽然是可以攻破的，但对于经过霍夫而来的那条道路来说，还是可以看作是一个侧面阵地，只是这个阵地象任何可以攻破的阵地一样，并不完全具有侧面阵地的特性，因为只有敌人不敢进攻这个阵地时，它才可以看作是侧面阵地。

有一些阵地在进攻者从其侧旁通过时不能固守，因此防御者就想在这种阵地上从侧面对进攻者发起攻击。
如果人们仅仅因为这一攻击是从侧面进行的，就想把这些阵地叫做侧面阵地，那就更不符合侧面阵地的明确概念了。
因为这样的翼侧攻击同阵地本身几乎没有什么关系，至少采取这种攻击主要不是以侧面阵地的特性(即可以威胁进攻者的战略翼侧)为依据的。
从以上所谈的可以看出，关于侧面阵地的特性已没有什么新东西可谈了。
在这里我们只需要简单地谈谈侧面阵地作为一种防御手段具有什么特点。

关于真正的筑垒阵地根本不必再谈了，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谈得相当清楚了。

强度没有达到坚不可摧的程度的侧面阵地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手段，但是，正因为它还没有达到坚不可摧的程度，自然也是一种带有危险的手段。
如果进攻者被侧面阵地牵制住了，那么防御者小量兵力的消耗就产生了巨大的效果，就象骑手用小指拉动大勒上反应敏锐的衔铁可以产生很大的效果一样。
但是，如果效果太小，进攻者没有被牵制住，那么，防御者一般说就会失去退路，他不是不得不设法迅速地绕道退却，力求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寻找脱身之计，就是会陷入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作战的危险。
对付那些大胆而精神上占优势的、寻求有效的决战的敌人，采取这一手段是极为冒险和不适当的，就象上面所举的1806年的例子所证明的那样。
但是对付那些谨小慎微的敌人和在双方只是武装监视的战争中，这一手段却是有才能的防御者可以利用的最好的手段之一。
防御威悉河时对左岸阵地的利用(斐迪南公爵)，对有名的施莫特赛芬阵地，的利用，以及对兰德斯胡特阵地的利用，都是利用强度没有达到坚不可摧程度的阵地作为侧面阵地的例子。
不过，1760年富凯军在兰德斯胡特的惨败同时也说明错用这种手段所带来的危险。

一四一

第十五章 山地防御
山地对作战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这个问题在理论上非常重要。
这种影响是一个能减缓军事行动进展的因素，所以它首先对防御有利。
因此我们在这里要研究这种影响，但并不局限在山地防御的范围内进行研究。
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时在某些方面所得出的结论同一般人的意见是相反的，因此我们必须作深入的分析。

我们想先研究这一问题的战术方面，以便尔后能从战略上进行考察。

一个大的纵队在山地行军会遇到数不清的困难，而一支配置在防哨中的小部队，如果正面有陡峭的山坡作掩护，左右又有山谷作为依托，却能获得异常强大的力量。
毫无疑问，正是这两种情况使人们一向都认为山地防御能产生很大的效果和力量，只是在某些时期由于武器和战术特点的限制，大部队才没有能够在山地进行防御。

一个纵队弯弯曲曲地费力地攀登上山，然后，象蜗牛似地翻过山头继续前进，炮兵和辎重兵边骂边嚷地鞭打着筋疲力竭的骡马通过崎岖不平的山道，每损坏一辆车，都要经过千辛万苦才能把它清除掉，同时后面的一切都会被堵住，而且怨声载道，骂声不绝，在这种情况下人人都会这样想：在这里只要出现几百个敌人，——切就都完了。
因此，一些历史著作家在谈到隘路时，总是把它描绘成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
但是，每个熟悉战争的人都知道，至少应该知道，这种山地行军同山地进攻很少有共同之处，甚至可以说毫无共同之处。
因此，从山地行军的困难推论出山地进攻有更大的困难，那是错误的。

一个没有战争经验的人很自然会得出这种错误的结论，甚至某个时期的军事艺术也几乎同样自然地陷入这种错误。
在当时，山地作战对于有战争经验的人就象对于没有战争经验的人一样，几乎也是一种新现象。
在三十年战争以前，由于战斗队形纵深大、骑兵多、火器不完善和其他种种特点，利用险要的地形障碍还很不普遍，正式的山地防御，至少用正规军进行正式的山地防御几乎是不可能的。

大约到战斗队形比较疏开和步兵及其火器占了主要地位时，人们才想到利用山岭和谷地。
直到一百年以后，也就是到十八世纪中叶，山地防御的思想才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另一种情况，一个不大的防哨，由于配置在难以接近的山地，能够获得巨大的抵抗能力，这更容易使人们得出山地防御具有强大威力的结论。
有人甚至认为，似乎只要把这种防哨的兵力增加若干倍，就可以使一个营起一个军团的作用，一座山起一道山脉的作用。

毫无疑问，一个不大的防哨如果在山地选择了有利的阵地，就可以获得异常强大的力量。
一支小部队在平原碰上几个骑兵连就会被打败，这时，只要能够迅速逃掉，不被击溃和被俘，就算万幸了。
但是这支小部队在山地却能以一种从战术上来看可以说是十分狂妄大胆的姿态，公然出现在一支大军队的眼前，迫使它不得不郑重其事地进行正规的进攻或采取迂回等行动。
至于这一支小部队应该如何利用阻止敌人接近的障碍、翼侧依托点和在退却途中所占领的新阵地来取得这种抵抗能力，这应该是由战术来阐明的问题。
我们认为这是一些通过经验可以解决的问题。

人们自然会相信，把许多这种强有力的防哨并列地配置，必然形成一个非常坚固的、几乎坚不可摧的正面。
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问题只在于如何保障自己不致被敌人迂回，为此，正面必须向左右延伸，直到获得了能满足整个防御要求的依托点，或者直到人们认为正面的宽度已足以保障自己不致被敌人迂回为止。
多山的国家特别容易采用这样的配置，因为这里有很多可以这样配置防哨的地点，这些地点似乎一处胜似一处，以致人们竟不知道应该延伸到哪里为止。
于是人们只得在一定宽度的正面上用一些小部队占领和防守所有的山口，并且认为，用这种配置办法使十个或者十五个单独的防哨占领正面为十普里左右的地区，最后就可以不必担心可恶的迂回了。
这些单独的防哨之间存在的难以通行的地形(因为纵队不能离开道路行进)使这些防哨似乎是紧密地联在一起的，因此，人们就以为这是在敌人面前构筑了一道铜墙铁壁。
此外，防御者还控制几个步兵营、几个骑炮兵连和十几个骑兵连作预备队，以应付阵地某一点可能被突破的意外情况。

这种看法现在已经完全陈旧了，这是谁都不会否认的，但谁也不能肯定地说，我们已经完全摈弃了这种错误的看法。

中世纪以来军队人数日益增加所引起的战术的发展，也促使人们在军事行动中象上面所说的那样来利用山地。

一四二

山地防御的主要特点是完全处于被动，因此，在军队具有今天的机动性以前，倾向于山地防御是十分自然的。
军队人数日益增多，军队的配置由于火力的加强而越来越形成正面宽、纵深小的横队，这种横队的编组和配置非常复杂，运动非常困难，有时甚至根本不可能运动。
配置这样的横队象安装一套复杂的机器一样，常常需要花费半天功夫，这将占去会战的一半时间；我们现在的会战计划包括很多内容，而当时的会战计划则几乎只包括这一件事。
这种配置一旦完成，就很难根据新出现的情况作任何改变。
进攻者比防御者较晚展开成战斗队形，因此他可以根据防御者阵地的情况展开；而防御者却不能采取相应的对策。
于是，进攻取得了一般的优势，而防御者除了寻求地形障碍的掩护之外，就没有其他方法来对抗这一优势了。
当然对寻求掩护来说，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不会象在山地那样到处可以找到这样有效的地形障碍。
因此，人们力图使军队同险要的地形结合在一起。
于是二者互相依赖，军队防守山地，山地掩护军队。
这样一来，消极防御借助于山地就大大增强了力量，这种做法本身并没有什么害处，只是防御者活动的自由更少了一些，其实，即使不采取这种做法防御者也是不大会利用这种自由的。

当敌对双方在进行较量的时候，暴露的翼侧(即一方的弱点) 
总是最容易遭到对方打击的地方。
如果防御者一动不动地象被钉住了似的守在一些坚不可摧的地点，那么进攻者就会大胆地进行迂回，因为他对自己的翼侧不再有什么顾虑。
这种情况实际上已经发生，迂回很快被提到日程上来了。
为了避免遭到迂回，军队的部署越来越向两翼延伸，于是正面相应地削弱了。
这时，进攻者突然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办法：不是展开一翼进行迂回，而是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一点，进而突破整个防线。
现代战争中出现的山地防御大体上就处于这样的阶段。

于是进攻又取得了完全的优势，这是借助于日益提高的机动性而取得的。
防御也只能求助于这种机动性，但是山地就其性质来看，是与机动性不相容的。
因此，整个山地防御遭到了一次大败(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
那些迷信山地防御的军队在革命战争中就曾多次遭受这样的大败。

但是，为了不致把好的连同坏的一齐抛掉，为了不致人云亦云地得出一些在实际生活中已千百次被活生生的现实否定了的论断，我们必须根据各种具体情况来分别研究山地防御的各种作用。

这里首先需要解决的、有助于弄清其他一切问题的一个问题是：打算利用山地防御进行的抵抗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也就是说这种抵抗只是持续一段时间，还是坚持到取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为止。
对相对抵抗来说，山地是极为适宜的，它能极大地增强抵抗的力量；对绝对防御来说，情况就相反，山地通常是完全不适宜的，只在少数特殊情况下才是适宜的。

在山地，任何运动都比较缓慢、比较困难，因而消耗的时间也比较多，如果运动是在危险的气氛下进行的，那么人员的损失也会增多。
而时间消耗的多少和人员损失的大小是衡量抵抗强度的标准。
因此，只是进攻的一方在运动时，防御者才拥有决定性的优势，一旦防御者也必须运动时，他立刻就会失去这种优势。
相对抵抗可以比导致决定胜负的抵抗有大得多的被动性，而且它允许这种被动性达到最大限度，也就是说一直持续到战斗结束为止(而在绝对抵抗中这是决不能允许的) 
，这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也就是说，从战术上看是合理的。
由此可见，山地这一给运动带来困难、象密度大的介质一样削弱着一切积极活动的因素，是完全适合于相对抵抗的要求的。

我们已经说过，一个不大的防哨在山地凭借地形可以获得异常强大的力量，虽然对于这一战术上的结论并不需要作进一步的证明，但是，我们还需要作一点补充，那就是在这里必须区分在这个防哨中的小部队是相对的小还是绝对的小。
一支一定数量的部队，如果把它的一部分脱离开整体单独地配置在阵地上，这一部分就可能遭到全部敌军，也就是说敌人优势兵力的攻击，同这种优势兵力相比，它的确是比较小的。
在这种情况下，进行防御的目的通常就不能是绝对抵抗，而只能是相对抵抗。
这支小部队同它自己一方的全部兵力相比以及同敌方的全部兵力相比，兵力越小，它防御的目的就越只能是相对抵抗。

但是，即使是一支从绝对的意义上说的小部队，也就是说是一支当面之敌并不大于自己、因而敢于进行绝对抵抗和追求真正胜利的小部队，正如我们以后要说明的那样，在山地的处境也比一支大部队要优越得多，从险要的地形取得的利益也要大得多。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小部队在山地具有强大的力量。

不言而喻，在相对抵抗起决定作用的一切场合，这种小部队．会带来决定性的利益。
但是，一支大部队在山地进行绝对抵抗是不是同样能带来决定性的利益呢？现在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进一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由若干个这样的防哨组成的防线是否会象人们一向所想象的那样，具有所有这些防哨单独存在时的力量合起来那么大的力量呢？肯定没有，因为只有持有下面两种错误认识之一的人，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一四三

第一种错误认识是，人们常常把没有道路的地方同不能通行的地方混为一谈。
在纵队、炮兵和骑兵不能行军的地方，步兵却多半可以通过，炮兵大概也能通过，因为战斗中的运动虽然非常紧张，但是距离很短，是不能用行军的标准来衡量的。
由此可见，认为防哨和防哨之间能有可靠的联系的想法，无疑是一种幻想，因而这些防哨的翼侧是不安全的。

第二种错误认识是，人们认为这些防哨的正面是坚固的，因而它们的翼侧也同样是坚固的，因为深谷、悬崖等险要地形对防哨来说是很好的依托点。
但是，这些险要的地形为什么能发挥这样大的效果呢Y这并不是因为它们使敌人不能进行迂回，而是因为它们能使敌人在迂回中遭到与直接攻击防哨时差不多大小的时间消耗和兵力损失。
由于这种防哨的正面非常坚固，敌人就会而且只得不顾地形的困难对防哨进行迂回，而要进行这样的迂回，大概需要半天的时间，而且还不可避免地会遭到人员的牺牲。
如果这样的防哨可以指望获得援军，或者只打算进行一段时间的抵抗，或者自己的力量足以与敌人的力量相抗衡，那么，防哨的翼侧依托就起了应有的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一防哨不仅正面是坚固的，而且翼侧也是坚固的。
但是，如果谈的是由若干防哨组成的正面宽大的山地阵地，那么情况就不是这样了。
在这种情况下，上面所说的三个条件就都不存在了。
敌人可以以优势很大的兵力进攻一点；我们可以从后方得到的援军则极为有限，而且我们在这时还必须进行绝对抵抗，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防哨的翼侧依托就毫不起作用了。

进攻者把自己的打击指向这一弱点。
他以集中的，也就是优势很大的兵力攻击正面的一点，这时他遭到的抵抗就这一点说来是非常激烈的，但就整个防线来说却是微不足道的，进攻者克服了这一抵抗之后，就突破了整个防线，就达到了他的目的。

从以上所说可以看出，相对抵抗一般说在山地比在平原地能发挥更大的力量，如果这种抵抗是由小部队进行的，那么它所能发挥的力量可以达到相当巨大的程度，但是，这种力量并不随同兵力的增加而增长。

现在我们来谈谈一般的大规模战斗的真正目的，也就是谈谈赢得积极的胜利这一问题，赢得这种胜利也应该是山地防御的目的。
如果用整个军队或者主力进行山地防御，那么山地防御就变为山地防御会战了。
这时，进行一次会战，也就是用全部兵力去消灭敌人军队，就成了战斗的形式，而赢得胜利才是战斗的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山地防御是为赢得胜利服务的，因为它不再是目的，而变成了手段。
这时，山地对赢得胜利这个目的有什么影响呢？防御会战的特征是在前面的阵地上进行消极的还击，而在后面的阵地进行强而有力的积极的还击，但山地却是阻碍积极还击的致命因素。
这是由下面两种情况造成的：第一、山地没有可供部队从后方向各个方向迅速前进的道路，甚至战术上的突然袭击也会被起伏不平的地形所削弱；第二、视界受到限制，对敌人的军队的运动不易观察。
因此，在防御者进行积极还击时，山地给对方提供的利益同防御者在前面的阵地时山地给他提供的利益是一样的，这就使整个抵抗中极为有效的部分难以发生作用。
另外，还有第三个情况，那就是同后方的联系有被切断的危险。

尽管山地非常有利于防御者在正面受到全面攻击时实行退却，尽管山地能给企图迂回防御者的敌人造成大量的时间损失，但这一切利益只有在进行相对抵抗的情况下防御者才能得到，而在进行决定性会战，即在坚持抵抗到底的情况下，防御者就不可能得到这些利益了。
在这里，当敌人翼侧的各纵队还没有占领那些可以威胁或封锁防御者退路的地点以前，防御者抵抗的时间还可以稍微长一些，但一旦敌人占领了这些地点，防御者就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了。
从后面发起的任何攻击，都不可能把敌人赶出这些威胁防御者的地点，即使投入全部力量拚命攻击，也不能突破敌人的封锁。
如果有人说这里有矛盾，认为进攻者在山地拥有的那些有利条件也必然对突围者有利，那就是他没有看到两种情况的差别。
进攻者派出去封锁通路的部队没有进行绝对防御的任务，他们大概只要抵抗几小时就够了，因此他们的处境同防哨的小部队是一样的。
而原来的防御者在这时却已经不再拥有各种战斗手段，他已陷于混乱状态，而且缺乏弹药等等。
总之，防御者胜利的希望很小，而且防御者对可能遭到失败异常恐惧，这种恐惧超过了对其他各种危险的恐惧，而且在整个会战过程中都发生作用，它影响到每一个战斗人员的士气。
此外，防御者对翼侧受到威胁有一种病态的敏感，进攻者派到防御者后方森林茂密的山坡上去的每一小股人，都成为他取得胜利的新的有力手段。

如果在山地防御中整个军队集中配置在广阔的台地上，那么上述不利条件的绝大部分就会消失，而有利条件却会保持下来。
可以设想，在这种情况下，正面既坚固，两翼又很难接近，而且不论是在阵地内部还是在后方都有最充分的运动自由。
这种阵地可以算作世界上最坚固的阵地。

但是，这种阵地几乎只存在于幻想之中，因为，虽然大多数山地的山脊比山坡容易通过，但是，大多数山地的台地不是对配置大部队来说太小，就是不真正是名副其实的台地，从地质学的意义说，它们是台地，但从几何学的意义上来说，它们却并不是台地。

此外，正象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对于小部队来说，山地防御阵地的那些不利条件会减少，其原因是小部队占领的空间较小，需要的退却路较少，等等。
单独的一座山不算山地，也没有山地的那些不利条件。
但是，部队越小，就越可以将其配置局限在一些单个的山脊和山头上，而没有必要把自己束缚在密林覆盖的山谷的罗网里，这个罗网是上述一切不利条件的根源。

一四四

第十六章 山地防御(续)
现在，我们来研究前—章所谈的那些战术上的结论在战略上如何应用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们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研究：(1)山地作为战场；(2)占领山地对其他地区的影响；(3)山地作为战略屏障所产生的效果；(4) 
在给养方面需要考虑的问题。

一、山地作为战场。
对这一点，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还必须分别谈谈：(1)作为进行主力会战的战场；(2)作为从属性的战斗的战场。

我们在前一章已经指出，山地在决定性的会战中对防御者多么不利，因而对进攻者又是多么有利。
这种看法是同一般人的见解恰恰相反的。
要知道一般人把很多事情都弄乱了，他们很少把极不相同的事情区别开来。
他们看到次要的小部队在山地具有异常强大的抵抗力，便认为一切山地防御都是异常强有力的。
当有人认为防御中的主要行动，即防御会战在山地不是这样强有力时，他们就感到惊讶。
而另一方面，他们总是把山地防御中每次会战的失败都看作是单线式防御的缺点所引起的(其实他们并不真正理解单线式防御的缺点)，而看不到事物的性质在其中所不可避免地发生的作用。
我们不怕提出与一般人截然不同的看法，而且还要指出，我们非常满意地看到有一位著作家抱有同我们相同的观点。
这位著作家对我们来说在许多方面都是值得尊敬的，他就是卡尔大公。
他是在论述1796年和1797年战局的著作中提出这种见解的，他是一位优秀的历史著作家，一位优秀的评论家，更是一位优秀的统帅。

如果一个兵力较弱的防御者，费尽千辛万苦集中了他所有的军队，企图在一次决定性的会战中向进攻者显示自己对祖国的忠诚，显示自己奔放的热情和机智沉着，并且又受到了人们焦急、殷切的关注，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他竞把军队配置在一个迷障重重、昏暗得象黑夜一般的山地，使自己的一切行动都受到地形的束缚，以致处于一种可能遭到敌人千百次优势兵力的袭击的险境之中，那么，我们就不能不说这种处境是十分可悲的。
这时他只能在一个方面充分发挥他的才智，那就是尽最大的可能利用各种地形障碍，这又会促使他采取有害的单线式防御，而这却又是他应该竭力避免的。
因此，在企图进行决定性会战的情况下，我们完全不认为山地是防御者的避难所，我们愿意奉劝统帅尽最大可能避开山地。

当然，有时的确不可能完全避开山地。
但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会战必然同在平原上进行的会战有显然不同的特点，这时阵地的正面要宽得多，在大多数场合比在平原要宽一两倍，军队的抵抗要被动得多，还击也无力得多。
这是山地带来的无法避免的影响。
但是，尽管如此，仍然不应该把这种会战中的防御变为单纯的山地防御，这种会战中防御的主要特点应该是使军队在山地集中配置，也就是说，应该使所有的部队在一个统帅的直接指挥下进行一个战斗，并保持充足的预备队，以便使会战成为一次决战而不致于变成单纯的抵御，变成只是在敌人面前举起盾牌。
这是山地防御会战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人们很难做到这一点。
这种防御很容易变成单纯的山地防御，以致司空见惯而不以为怪。
但是，这是极为危险的，因此，理论应该竭力警告人们不要使防御会战中的防御变成单纯的山地防御。

关于主力在山地进行决定性会战的问题就谈这些。

同上面所谈的情况相反，山地对从属性的和次要的战斗是极为有利的，因为在这种战斗中不会进行绝对抵抗，而且也不会带来任何有决定意义的结果。
我们只要把进行这种抵抗的目的列举出来，就可以更清楚地理解这个问题了：(1) 
单纯为了赢得时间。
这一目的是极为常见的，每当我们为了及时了解敌人的情况而设置警戒时，就经常有这个目的；此外，凡是等待援军的场合，也都有这个目的。

(2) 
为了抵御敌人的单纯的佯动或小规模的次要行动。
如果一个地区有山地掩护，山地又有军队防守，那么不论这种防御多么薄弱，总是足以阻止敌人的袭扰和为了掠夺而进行的其他小规模行动的。
如果没有山地，这样薄弱的防线是无济于事的。

(3)为了自己进行佯动。
要人们对山地的作用都有正确的认识还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
在人们还不能正确认识山地的作用以前，总有些敌人害怕山地，不敢在山地作战。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使用主力进行山地防御。
在战争的威力和运动不大的战争中，常常是可以这样做的。
但是，这样做永远要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既不打算在这一山地阵地上接受主力会战，也不致被迫进行这样的会战。

(4) 
一般说来，山地适于用来配置那些不准备进行主力会战的部队，因为各个小部队在山地都比较强而有力，只是整个军队作为整体来看是比较弱的。
此外，军队在山地不大容易遭到奇袭，也不大容易被迫进行决定性的战斗。

(5) 
最后，山地是真正适合于民众武装活动的地方。
但是，民众武装必须经常得到正规军的小部队的支援，如果附近有大部队反而可能对民众武装产生不利的影响：因而，支援民众武装这个理由通常不能成为派大部队进入山地的原因。

关于山地作为从属性的战斗的战场问题就谈这些。

二、山地对其他地区的影响。
正如我们在前面谈到的那样，一些兵力不大的部队，在便于通行的地区也许无法立足，会不断遭到危险，而在山地却很容易确保广大地区的安全；此外，当山地在敌人手里时，在山地的任何推进都比在平原缓慢得多，也就是说不能以在平原上同样的速度前进。

一四五

正因为这两个原因，山地为谁占有的问题比同样大小的其他地区归谁占有的问题要重要得多。
在平原，地区为谁占有可能天天都有变化；我们只要用强大的部队向前推进，就可以迫使敌人让出我们所需要的地区。
但是，在山地，情况就不是这样。
在山地敌人的兵力即使很小，也能进行出色的抵抗，因此，如果我们需要占领一片山区时，经常必须采取为此目的而专门计划的行动，常常要消耗巨大兵力和很多时间才能达到目的。
因此，既然山地不是进行主要军事行动的场所，那么我们就不能象在比较便于通行的地区那样，通过主要的军事行动来占领这些地方，不能把取得和占领山地看作是我们前进的必然结果。

由此可见，山地具有大得多的独立性，对山地的占有是比较稳定的，很少会发生变化。
如果再看到，山地就其自然条件来说，可以使人们从山地边缘很好地俯视开阔地，而山地本身却始终象隐藏在漆黑的夜里一样，那么人们就可以理解，任何一片山地对没有占领它、但却位于它附近的一方来说，永远可以看作是不断产生不利影响的源泉，可以看作是隐蔽敌人的场所。
如果山地不仅为敌人所占有，而且是在敌国的领土上，那么这种情况就更为明显。
一股一股人数很小的勇敢的游击队在遭到追击时，可以逃到山地躲避，然后又平安无事地在另一地点出现。
一些极大的纵队也可以在山地隐蔽地推进。
我们的军队，如果不想进入受山地瞰制的地区，不想进行一场不利的战斗——遭到敌人的袭击和打击而无法还击，那么就始终必须同山地保持相当大的距离。

每一山地对一定距离内的较低的地区就是这样地发生一定影响的。
至于这种影响是立刻在一次会战中发生作用(例如1796年莱茵河畔的马耳希会战，还是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才对交通线发生作用，这要看这个地区的地形状况。
至于这种影响能否被在山谷或平原发生的有决定意义的行动所抵销，则取决于双方兵力对比的情况。

拿破仑在1805年和1809年并没有对提罗耳山区考虑很多就向维也纳前进了；但是，莫罗在1796年，所以不得不离开施瓦本，主要是因为他没有控制地势较高的地区，而要监视这个地区又不得不使用很多的兵力。
在双方势均力敌而形成拉锯的战局中，我们应该摆脱敌人占领的山地不断对我们产生的不利影响；因此我们应该设法占领并守住为保障我们进攻的主要路线而必需占领并守住的一些山地。

在这种情况下，山地通常成为敌我双方相互发动小规模战斗的主要战场。
但是，人们不应该过高估计山地对附近地区的影响，不应该在任何场合都把这种山地看作是解决全部问题的关键和把占领山地看作是主要的事情。
当一切取决于胜利时，胜利是主要的事情。
一旦胜利到手，胜利者就可以根据自己的主要需要来安排其余的一切了。

三、山地作为战略屏障。
在这里，我们必须分别谈谈下面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又同决定性会战有关。
人们可以把山脉看作象江河一样，是一种带有有限的通路的屏障。
这种屏障把前进中的敌人军队分隔开，使它们只能在某几条道路上行进，我们因此能够用集中配置在山后的军队分别袭击敌人军队的各个部分，这样，这种屏障就给我们造成了取得战斗胜利的机会。
进攻者在山地前进时，即使没有任何其他顾虑，也不可能成一个纵队，因为这样做可能会陷入极大的危险，会在只有一条退路的情况下进行决定性会战。
因此，这种山地防御是以敌军分开前进这个十分重要的情况为前提的。
但是，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山地和山地通路，因此在采用这种山地的防御手段时一切取决于地形情况，这种手段也只能认为是可能采用的一种手段，而且还应该记住，采用这种手段还有两个不利之处：第一，敌人在遭到打击时，可以很快在山地找到掩护；第二，敌人占有较高的地势对防御者说来虽然不是什么重大的不利，但毕竟总是个不利。

除了1796年对阿耳文齐的会战以外，我们还未曾见过采用这种手段进行的会战。
但是，拿破仑在1800年翻越阿尔卑斯山的行动清楚地说明了，对方是可以采用这种手段的，当时，梅拉斯本来是能够而且应该在拿破仑的各纵队集中起来以前就用全力对他进行袭击的。

一四六

第二种情况是，当山地切断敌人的交通线时，山地作为屏障能产生哪些作用。
在山地，不单是设置在通路上的堡垒和民众武装能发挥作用，而且不良的山路在气候恶劣的季节中能够使敌人的军队陷于绝望，敌人由于山路崎呕被弄得筋疲力竭之后，往往就不得不退却。
如果这时又出现了游击队的频繁的袭击，甚至展开了人民战争，那么敌人就不得不派出大量的部队来对付这种局面，最后还不得不在山地设置一些强有力的防哨，于是敌人就会陷入进攻战中可能有的最不利的处境。

四、山地对军队给养的关系。
这是一个很简单很容易理解的问题。
当进攻者被迫停留在山地，或者至少不得不把山地留在自己背后时，山地在给养方面给进攻者造成的困难对防御者来说有极大的好处。

关于山地防御的这些考察，也是从另一个角度对山地进攻所作的必要的说明，所以这实际上是对整个山地战的考察。
我们不能因为无法变山地为平原，也无法变平原为山地，不能因为战场的选定是由许多其他因素决定的，对战场似乎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便认为这些考察是不正确的，或者是不切实际的。
如果进行的是较大范围内的行动，我们就会发现，对战场选择的余地并不那么小。
如果谈的是主力的部署和活动，而且是在决定性会战时主力的部署和活动，那么，军队向前或向后多走几日行程，就可以摆脱山地进入平原，果断地把主力集中在平原上就可以使附近的山地不起作用。

现在，我们还想把上面分别论述的各点归纳成一个明确的观念。

我们认为已经证明：山地无论在战术范围还是在战略范围一般说对防御都是不利的，当然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防御是指具有决定意义的、其结果关系到国土的得失的防御。

山地使防御者无法观察敌情，又妨碍向各个方向的运动；山地迫使防御者陷于被动，不得不派兵把守每一条通路，这样一来，这种防御总是或多或少地变成了单线式防御。
因此，人们应该尽可能使主力避开山地，把主力配置在山地的一侧，或配置在山前或山后。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认为，对于完成次要目的和次要任务的部队说来，山地却是一种增强力量的因素。
当我们说，山地对于弱者，即对于不敢再寻求绝对的决战的部队来说，是真正避难地，这同我们上面的论点并不矛盾。
完成次要任务的部队可以从山地得到利益就再一次说明了不应该把主力用于山地。
但是，所有这一切考察都很难改变人们直接得到的印象。
不仅所有没有战争经验的人，而且那些习惯于运用拙劣的作战方法的人，在具体场合也会强烈地感觉到，山地象一种密度大、粘性强的介质，会给进攻者的一切运动带来很多困难，因此很难使他们不认为我们的见解是最为奇怪的谬论。
那些对上一世纪以独特的作战方法进行的战争做过泛泛的考察的人，象上述抱有直接印象的人一样，他们决不会相信，比如说，奥地利在保卫它的各邦时，在意大利方向上并不比在莱茵河方向上抵抗敌人更容易些。
可是，在勇猛而果敢的统帅指挥下作战二十年之久、对自己勇猛而果敢的行动所取得的胜利总是记忆犹新的法国军队，以后在山地战斗中还会象在其他场合一样，长期地在运用熟练而准确的判断力方面有出众的表现”。

这样一说，就好象开阔地比山地更能掩护一个国家，西班牙如果没有比利牛斯山会更有力量，伦巴第如果没有阿尔卑斯山会更难接近，而平原国家(例如北德意志) 
比山地国家(例如匈牙利)更难征服了。
这样的结论也是错误的，针对这一点我们想作最后一点说明。

我们并不认为，西班牙没有比利牛斯山会比有比利牛斯山更有力量，我们的意思是说，如果一支西班牙军队感到自己很强大，能够进行决定性会战，那么它集中配置在埃布罗河后边，要比分兵把守比利牛斯山的十五个隘口更好一些，而比利牛斯山决不会因此失去它对作战的影响。
我们这种看法对意大利军队来说也同样是适合的。
如果意大利军队分割配置在高耸入云的阿尔卑斯山上，那么它就可能被任何一个果敢的敌人所击败，它甚至会没有可能进行决定胜负的决战，相反，如果它配置在都灵平原上，那么它就象任何其他军队一样有获得胜利的机会。
但是，人们也决不会因此就认为，对进攻者来说，通过象阿尔卑斯山这样的大山脉并把它留在背后，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此外，在平原进行主力会战并不排斥用次要部队进行暂时的山地防御的可能，在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这样的山地进行这种防御是很合适的。
最后，我们决不认为，征服一个平原的国家比征服一个多山的国家容易，除非通过一次胜利可以完全解除敌人的武装。
征服者在这一胜利之后就进入防御态势，这时山地正如过去对原来的防御者极为不利一样，对征服者也必然同样是不利的甚至更为不利。
如果战争继续下去，防御者外来的援军纷纷来到，民众都拿起了武器，那么，山地就能增强这一切抵抗的力量。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就象在折光镜前看物体一样，当物体向一定方向移动时，物体的影象越来越清晰，但不能随意地移动下去，只能到焦点为止，一超过焦点，就适得其反了。

既然在山地的防御比较弱，那么这就可能使进攻者特别把山地作为他进攻的方向。
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因为给养和交通的困难，以及无法肯定敌人是否恰恰准备在山地接受主力会战和是否把主力配置在山地，这一切都抵销了上述那种可能得到的利益。

一四七

第十七章 山地防御(续)
我们在第十五章论述了山地战斗的性质，在第十六章论述了山地战斗在战略上的应用，在这些论述中曾屡次提到真正的山地防御这一概念，但没有详细论述这种防御的形态和部署。
在这里，我们想比较详细地探讨一下这一问题。

山脉往往呈带状延伸于地球表面，使水流在它左、右分道下流，它因而成为整个水系的分水岭。
山脉各部分的分布形式也是这样，各支脉或山脊从主脉分出后又形成各支较小的水系的分水岭。
基于上述情况，山地防御的概念最初十分自然地主要是构成一个狭长的、象一道大屏障似的障碍。
虽然地质学家对于山脉的产生及其形成的规律至今还没有定论，但是，不论山脉是在水流的作用下(通过冲刷过程) 
形成的，还是水流是山脉的产物，水流的流向总是最直接和最确切地表明了山脉的体系。
因此，在考虑山地防御时以水流的流向作根据也是很自然的。
人们不仅应该把水流看作是可以用来全面了解地面起伏情况(即地表断面情况) 
的天然水准仪，而且还应该把那些由水流形成的谷地看作是最容易到达山顶的道路，因为水流的冲刷过程无论如何总能够使高低不平的山坡变得平坦而有规则一些。
根据这样的论述，山地防御的概念大概是这样的：当防御的正面大体同山脉平行时，山脉就可以看作是一种阻碍通行的巨大障碍，是一种仅有谷地可供出入的大垒墙。
这时防御阵地应设置在这一垒墙的顶部，即沿山脊上台地的边缘，并且横向地切断各主要谷地。
假如防御的正面同山脉近于垂直，那么防御阵地就应设置在主脉的一个主要支脉上，阵地的正面必须同主要谷地平行并一直延伸到主脉的山脊(这里可以看作是防线的终点)。

我们所以在这里谈到这一套按照地质结构进行的山地防御的配置方式，是因为这一套配置方式在军事理论中确实曾经风靡一时，而且它把冲刷过程的规律在所谓地形学中同战法混在一起了。

但是，在这种见解中有很多错误的假定和不确切的概念的替换，以致在现实中几乎不能从这种见解中得出任何有用的东西可以作为制定成套理论的根据。

实际上，山脉的主要山脊都是不宜于歇宿和难以通行的，因而不能在上面配置大量部队；次要山脊往往不仅不宜于歇宿和难以通行，而且不是太短就是太不规则，因而同样不能配置大量部队。
台地并不是在所有山脊上都有的，即使有，也大多是狭窄的，不宜于歇宿的。
如果仔细观察一下，我们就会发现，甚至连那种主要山脊较长、两侧大体上可以看作是斜面或至少可以看作是阶梯状山坡的山脉也是极少的。
主要山脊总是蜿蜒曲折而又分支很多，大支脉则成曲线伸向原野，而且往往恰好在其终点又高耸入云，成为高出主要山脊的山峰；山麓同山峰连接，构成了同山脉体系不相称的巨大深谷。
此外，在几条山脉交叉的地方，或者几条山脉向外伸展的起点，就根本不存在狭长的呈带状的山脉了，而只有呈辐射状分布的水流和山脉。

由此可见，任何一个人，如果他象上面所说的那样来观察山地，他就能更清楚地认识到，在山地按地质结构系统地配置军队的想法是行不通的，要是坚持以这种想法作为配置军队的基本思想，那是不切实际的。
但是，关于山地的具体应用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值得注意。

如果我们再从战术方面仔细考察一下山地战的情况，那么就会看到山地战主要表现为下面两种防御：陡坡防御和谷地防御。
谷地防御，时常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发挥较大的抵抗效果，但在进行这种防御时无法同时在主要山脊上设防，因为对这种防御来说，占领谷地本身往往更为必要，而且由于谷地接近平原的部分比较低，因此占领谷地的这部分比占领谷地靠山的起点更为必要。
此外，即使在山脊上完全无法设防，这种谷地防御仍然是防御山地的一种手段；因此，山脉越高，攀登越难，谷地防御起的作用通常也就越大。

从所有这些考察中可以看出，防御一条同某一地质线相一致并多少近乎规则的防线的想法应该完全抛弃，人们应该把山地只看作是高低不平和布满各种障碍的地面。
对于这种地面的各个部分，只要情况许可应尽量加以利用。
某一地区的地质线即使对了解山地的概貌是不可缺少的，但在防御措施中却没有多大的用处。

无论是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还是在七年战争中，或是在革命战争中，我们都还没有发现过军队遍布整个山系并按山脉的主要轮廓组织防御的情况。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军队配置在主要山脊上。
军队总是配置在山坡上：有时配置得高些，有时配置得低些，有时配置在主要山脊的这一面，有时在那一面；有时同主要山脊平行，有时同它垂直，有时则同它斜交；有时顺着水流，有时逆着水流。
我们发现，在一些较高的山地，如在阿尔卑斯山，军队甚至常常是集中地沿着谷地配置的；而在一些较低的山地，如在苏台德山，则会看到一种极为特别的情况，即军队常配置在自己一方山坡的半腰，也就是说面对着主要山脊配置(如1762年，腓特烈大帝为了掩护对希维德尼察的围攻而占领的阵地就是这样，他的阵地就是面对着欧累峰设置的)。

七年战争中著名的施莫特赛芬阵地和兰德斯胡特阵地’就是设置在一般说来是低深的谷地里的，福腊耳贝克境内的费尔特基尔赫阵地的情况也是这样。
在1799年和1800年战局中，法军和奥军的一些主要的防哨始终都是配置在谷地里的，这些防哨不仅横方向地封锁着谷地，而且驻守着整个狭长的谷地，但是各山脊却根本无人占领，或者只配置少数几个不大的防哨。

高耸入云的阿尔卑斯山的山脊既不便于通行，又不宜于歇宿，因而不可能用大量部队加以防守。
如果为了控制山地，一定要派军队驻在那里，那么只有把军队配置在谷地里。
初看起来，这样做似乎是错误的，因为根据一般的理论，人们一定会说谷地处于山脊瞰制之下。
但是，实际情况并不那样可怕，在山脊上只有很少的道路和小径可以通行，而且除了少数例外情况，只有步兵可以通行，因为所有的车道都分布在谷地里。
因此，敌人只能用步兵登上山脊的个别地点。
但是在这样的山地里，双方军队相隔的距离太大，远远超过了步枪的有效火力范围，所以实际上部队配置在谷地里并不象表面看来那样危险。
当然，进行这种谷地防御也有另一种巨大的危险，那就是有可能被敌人切断退路。

虽然敌人只能用步兵，缓慢而非常费力地从几个地点下到谷地，也就是说他不能进行奇袭，但是，由于从山脊通往谷地的小径的出口没有部队防守，敌人就可以逐渐把优势兵力调集下来，然后在谷地展开，进而粉碎防御者纵深很小的、从这时起变得非常脆弱的防线，这时，在这条防线上除了一道不太深的山间溪流的石质河床以外，也许就找不到其他任何掩护了。
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谷地防御的很多部队就无法撤出，因为防御者在没有找到撤出山区的出口以前，在谷地只能分批后退。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奥地利军队在瑞士几乎每次都有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被俘。

现在还要稍微谈一谈进行这种防御时，通常兵力可以分割到何种程度。

任何一个这样的防御配置，都是以主力在最主要的山间通道上占领的阵地为中心的，这个阵地大致位于整个防线的中央。
其他部队从这一阵地向左右派遣出去，占领最重要的山口，于是整个防御配置就是由大致位于一条线上的三、四、五、六个以至更多的防哨组成的。
这一防线能够延伸或必须延伸的长度，应视具体情况的需要而定。
两三日的行程，也就是六到八普里就非常适当，当然也有延长到二十普里，甚至三十普里的。

在相距一小时，或两三小时行程的各个防哨之间很可能还有一些人们后来才发现到的次要的通道。
这里可能有一些可以配置两三个营而又非常适于用来联系各主要防哨的好地方，这些地方也要派兵占领。
当然，不难设想，兵力还可以进一步分割下去，一直分割到单个步兵连和骑兵连，而且这种情况在过去也是屡见不鲜的。
总之，兵力的分割是没有到处可用的限度的。
另一方面，各个防哨的兵力大小应视整个军队兵力的大小而定，因此，对各主要防哨可能或应该保持多少兵力的问题，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了。
我们只想提出几项根据经验和事物的性质所得出的原则作为考虑兵力部署的依据。

(1) 
山脉越高，越难通行，兵力分割的程度就可以越大，而且也必须越大，因为一个地区的安全越是不能通过部队的机动来保障，就越必须依靠直接的掩护来保障。
阿尔卑斯山同孚日山或里森山的防御相比，兵力分割的程度必须大得多，因而更接近于单线式防御。

(2) 
凡是进行山地防御的地方，至今兵力都是这样区分的：主要的防哨大都在第一线只有步兵，在第二线只有几连骑兵；只是配备在中央的主力在第二线才有步兵，而且至多也不过几个营。

(3) 
只在极少数的场合，才留有战略预备队以增援遭到进攻的地点，因为在正面延伸很长的情况下，人们本来就已经觉得处处兵力薄弱了。
因此，增援遭到攻击的防哨的援军，大都是从防线上没有遭到攻击的防哨中抽调的。

(4) 
即使兵力分割的程度比较小，各防哨的兵力相当强大，这些防哨进行的主要抵抗也总是扼守地区的防御，某一防哨一旦被敌人完全占领，就不能再指望用增援部队夺回来了。

根据上面的论述可以知道，究竟从山地防御中可以得到什么，在哪些场合可以运用这一手段，防线的延伸和兵力的分割可能和容许达到什么程度，理论只能把这一切留给统帅的才智去解决，理论只需要告诉统帅这个手段的特点是什么，它在两军交战时能起什么作用就够了。

一个统帅，他如果采用了宽大正面的山地阵地而遭到失败，是应该送交军事法庭审判的。

一四八

第十八章 江河防御
从防御的角度来看，大江河和中等江河象山地一样，也是战略屏障之一。
但是江河与山地有两点不同，第一点表现在相对防御上，第二点表现在绝对防御上。

江河和山地一样都能增强相对抵抗的力量，但是江河象脆硬的材料制成的工具一样，其特点是，要么能坚强地抵抗住任何打击，要么完全失去作用，而使防御失败。
如果江河很大，而且其他条件对防御者有利，那么进攻者要想渡河是绝对不可能的。
不过，任何扛河防御只要有一点被突破，整个防御就会完全瓦解。
除非江河本身就在山地，防御者就不能象在山地那样进行持久的抵抗。

从战斗的角度来看，江河的另一特点是，它可以使那些为进行决定性会战而采取的部署在某些情况下非常有利，在一般情况下也比在山地有利。

但是，江河和山地又有共同的地方，即二者都是危险的、诱惑人的东西，常常引人采取错误的措施，陷于危险的境地。
我们在深入考察江河防御时将提醒人们注意这些问题。

尽管战史上江河防御成功的例子相当少，证明江河并不象利用一切有利的地形条件增强绝对防御体系那个时期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强有力的屏障，但是，江河对战斗和对国土防御的有利作用一般说是不容否认的。

为了系统地了解事物的全貌，我们先把研究江河防御时作为依据的各个着眼点列举出来。

首先，我们必须把设防的江河所产生的战略效果同未设防的江河对国土防御所产生的影响区别开来。

其次，防御根据它本身的意义可以分为三种：(1)用主力进行的绝对抵抗；(2)纯粹的假抵抗；(3) 
用次要的兵力，如前哨、掩护部队、以及其他次要的部队等进行的相对抵抗。

最后，我们还必须就江河防御的形式把江河防御区分为三种：(1)直接防御，即阻止敌人渡河；(2) 
比较间接的防御，即只把江河和河谷作为进行更有利的会战的手段；(3)完全直接的防御，即在对岸固守坚不可摧的阵地。

我们就按这三种江河防御分别进行考察。
我们准备先研究各种江河防御同第一种抵抗，也是最重要的抵抗的关系，然后再谈谈它们同其他两种抵抗的关系。
现在我们首先研究直接防御，即阻止敌军渡河的防御。

只有大的江河，即水量充足的江河，才能用来进行这种防御。

空间、时间和兵力的配合是这种防御在理论上的基本问题，这种配合使江河防御变得相当复杂，以致很难得出一个固定的论点。
不过，经过进一步的思考以后，任何人都会得出以下的结论。

根据敌人架桥需要的时间可以确定防御江河的各部队之间相隔的距离。
用这个距离除防线的整个长度，就得出需要几支部队的数目。
用这个数目去除全军的总数，就得出各支部队的兵力。
如果把这些部队的兵力同敌人在架桥期间能够利用其他方法渡河的兵力比较一下，就可以判断出自己是否能够进行一次有效的抵抗。
因为，只有当防御者在敌人的桥梁架成以前有可能以极大优势的兵力，也就是以一倍左右的兵力来攻击已渡河的敌军时，才可以认为敌军的强渡是不可能的。
举例说明如下：如果敌人架桥需要的时间是二十四小时，在这段时间内能够用其他方法渡河的军队不超过两万人，而防御者在十二小时左右可以把两万人调到任何地点，那么强渡就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进攻者的两万人刚渡过半数时，防御者就能够赶到。
在十二小时内，除了通报情况传达命令所占的时间以外，人们可以行军四普里，所以每隔八普里需要有两万人，防御长达二十四普里的河段需要六万人。
防御者有这样的兵力，他可以向任何地点调去两万人，即使敌人在两处渡河也是这样，如果敌人只在一处渡河，他甚至可以调去四万人。

在这里有三个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1)江河的宽度；(2)渡河器材；这两个因素不仅决定架桥需要的时间，而且也决定架桥期间能够渡河的部队数量；(3) 
防御者的兵力。

至于对方军队总的兵力，这时可以不加考虑。
根据这个理论我们可以说，使敌人的渡河成为不可能，甚至使任何优势的敌人的渡河成为不可能，是可以做到的。

这就是直接的江河防御的简单理论，即目的在于阻止敌人完成架桥和渡河的江河防御的简单理论(但这里没有把渡河一方可能采用的佯动的效果考虑在内) 
。
下面我们想考察一下这种防御的详细情况和必要的措施。

首先，如果抛开地理上的一切具体情况不谈，那么需要指出的只是，上述理论所规定的各个部队应该紧靠江河分别集中配置。
所以要紧靠江河，是因为任何远离江河的配置都会加长路程，这既不是必要的，也是没有好处的。
江河中大量的水可以保障部队不遭到敌军的重大威胁，因此没有必要象一般国土防御中的预备队那样把部队控制在后面。
其次，沿河的道路通常比从后面到江河任何一点的斜行路更便于通行。
最后，这样的配置比纯粹的防哨线无疑能对江河进行更好的监视，主要的原因是这时指挥官都在附近。
这样配置的部队必须分别集中，如果不是这样，整个计算就不同了。
凡是知道军队集中要消耗多少时间的人都会理解，防御的最大效果恰恰就是来自这种集中的配置。
利用一些防哨使敌人不可能漕渡，初看起来当然非常吸引人，但是，除了在少数例外的、特别便于渡河的地点以外，采取这种措施是极为不利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敌人从对岸以优势火力就可以击退这种防哨中的部队，即使不考虑这一点，通常还是白白浪费力量，也就是说，这种防哨除了能促使敌人另选渡河点以外，什么目的也达不到。
可见，只要不是兵力强大到可以把河流当作要塞的外壕来防守(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需要任何规则了) 
，这种真正的河岸防御就必然达不到目的。
除了这些一般配置的原则以外，还应该考虑到：第一、江河的具体特点，第二、清除渡河器材，第三、沿岸要塞的作用。

一四九

作为防线的江河，上下两端都必须有依托点(例如海洋或中立区) 
，或者有其他条件能使敌人无法从防线两端以外渡河。
但是，只有在江河防线很长的情况下才可能有这种依托点和这样的条件。
由此可见，江河防线经常必须是很长的，所以在现实中人们不可能把大量军队配置在相对短的河段上，而我们经常应该作为依据的，却正是现实情况。

我们所说的相对短的河段，是指河段的长度比军队不在江河附近配置时的正面只稍大一些。
我们认为，这样的情况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而且任何江河的直接防御，永远是单线式防御，至少就其防御正面的宽度来说是这样。
在这种防御中，集中配置时自然会采用的那些对付迂回的方法就根本不适用了。
因此，江河的直接防御，不管它在其他方面有多么好的条件，只要可能遭到敌人的迂回，就总是一种极为危险的措施。

就整条江河来说，不言而喻，并不是所有地点都同样适于渡河的。
至于怎样的地点不适于渡河，是可以作更详细的一般说明的，但不能作严格的规定，因为有些极为微小的地形特点也往往比书本上认为重要的东西更有决定性的意义。
而且，作这种严格的规定根本是没有用处的，因为只要观察一下江河，从当地居民那里了解些情况，就差不多可以明确地知道哪里适于渡河了，因而没有必要去考虑书本上的东西。

为了更详尽地说明问题，我们可以提出，通往江河的道路、江河的支流、沿岸的大城镇、特别是江河中的洲岛等对渡河都很有利。
与此相反，书本上往往认为作用很大的河岸的制高点、渡河点附近的弯曲河道等等，却很少发生作用。
原因是它们的作用是以绝对的河岸防御这个狭隘观念为基础的。
而在大江河，却很少或者根本不可能进行绝对的河岸防御。

凡使江河上某些地点便于渡越的一切情况，不论它是什么样的情况，都会对军队的配置产生影响，并且会使一般的几何法则多少有所改变。
但是，过分轻视这种法则，过分依靠某些地点给渡河造成的困难也是不适当的。
这是因为，敌人如果确信在那些从天然条件看来不利于渡河的地点同我们遭遇的可能性最小，他恰好就会在那里渡河。

以尽可能强的兵力防守江河中的洲岛，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值得推荐的措施，因为敌人如果对洲岛进行真正的进攻，就会最确切地暴露他的渡河点。

配置在江河近旁的各个部队根据情况的需要必须向上游和下游行进，因此，如果没有同江河平行的大路，那么整修紧靠河岸的平行的小路或在短距离内修筑新路都是防御中重要的准备工作。

我们要论述的第二点，是清除渡河器材的问题。
在江河的主流上清除渡河器材固然很不容易，至少要用相当多的时间，而要在敌岸的支流上清除渡河器材，困难简直是不可克服的，因为这些支流通常控制在敌人手中。
在这种情况下，利用要塞封锁这些支流的河口是十分重要的。

敌人携带的渡河器材，即架桥用的桥脚舟，在大江河上渡河时很少是够用的。
因此，问题主要在于能否从江河主流、各支流和他自己岸上的各大城镇中找到器材，以及江河附近是否有可以用来制造船只和木筏的树木等等。
在这方面有时条件对敌人非常不利，以致几乎不可能渡河。

最后，位于江河两岸或者敌岸的要塞，不仅是防止敌人从要塞左右附近的各个地点渡河的盾牌，而且还是封锁各支流和迅速收集那里的渡河器材的手段。

关于水量充足的江河的直接防御我们就谈这些。
陡峭的深谷或者沼泽较多的河岸，虽然会增加渡河的困难和防御的效果，但是它们毕竟不能代替水量充足的江河本身，因为仅仅它们还不能构成绝对断绝的地形，而绝对断绝的地形是直接防御的必要条件。

如果要问这种江河的直接防御在战局的战略计划中能够占有什么样的地位，那么人们只能说，这种防御决不可能导致决定性的胜利，这一方面是因为它的目的仅仅是阻止敌人渡河，歼灭最先渡河的敌军，另一方面是因为江河妨碍防御者通过有力的出击把已取得的利益扩大为决定性的胜利。

不过这种江河防御常常能够赢得很多的时间，而这对防御者来说通常是很重要的。
进攻者为了筹集渡河器材往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如果进攻者几次试渡都没有成功，那么防御者就能赢得更多的时间。
如果敌人因为不能渡河而完全改变了他的前进方向，那么防御者也许还会得到其他一些利益。
最后，在进攻者不是认真地进攻的一切场合，江河就会使他停止运动，这时，江河就成了保卫国土的永久性的屏障。

因此，当江河大和条件有利时，江河的直接防御可以看作是主力对主力的一种非常好的防御手段，能够产生现在人们很少重视的那种结果(所以很少重视，是因为人们只注意了那些因为力量不足而失败的江河防御)。
如果在上述这些前提条件下(这在莱茵河和多瑙河这样一些江河上确实是容易找到的) 
，人们能够用六万人在二十四普里长的地段上对拥有显著优势兵力的敌人进行一次有效的防御，那么当然可以说，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结果。

我们在上面提到了对拥有显著优势兵力的敌人的防御，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根据我们已经提出的理论，只要企图渡河的兵力不小于进行江河防御的兵力，一切就都取决于渡河器材，而不取决于企图渡河的兵力。
这种说法看起来似乎很令人奇怪，但事实却确实是这样的。
当然，人们不应该忘记，大多数江河防御，更确切地说，一切江河防御，都没有绝对的依托点，也就是说都可能遭到敌人的迂回，而敌人的兵力优势越大，就越容易进行这种迂回。

这种江河的直接防御，即使被敌人突破了，也不同于一次失利的会战，它很少能导致彻底的失败，因为我们投入战斗的只是一部分军队，只能通过一道桥梁慢慢渡河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受到阻碍而不能立刻过桥扩大胜利。

如果人们看到这些，就更不会过分轻视这种防御手段了。

一五〇

对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事情来说，问题都在于处理得是否恰到好处，在进行江河防御时也是一样，各种情况判断得正确与否，结果就大不相同。
一个看来无关紧要的情况很可能使事情发生重大变化，一个在那里看来是极合适而又有效的措施，在这里却可能变成有害的举动。
正确地判断各种情况，不把江河只简单地看作是一条江河，这在江河防御中也许比在其他场合更难做到。
因此，我们必须特别提防错误地运用和理解江河防御这一措施的危险。
但是，作了这样的分析以后，我们也不能不直率地指出，有些人的叫嚷是根本不值得重视的，他们根据模模糊糊的感觉和含混不定的观念，把一切都寄托在进攻和运动上，把骠骑兵挥舞马刀向前奔腾看作是战争的全部景象。

指挥官即使能够持久地保持这种观念和感觉，也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提一下1759年齐利晓会战“’中显赫一时的独裁官韦德耳就够了) 
。
而更糟糕的是这种观念和感觉很少能够持久，当牵涉面很广的重大而复杂的情况纷纷向指挥官袭来时，这种观念和感觉就会在最后一瞬间在指挥官身上消失得一干二净。

因此我们认为，当防御者只满足于阻止敌人渡河这一目的时，如果部队大和条件有利，进行江河的直接防御是可以产生良好的效果的，但对较小的部队来说，就不是这样。

如果说六万人在一定长度的河段上能够阻止十万乃至十万以上的敌军渡河，那么一万人在这样长的河段上也许不能阻挡一万人、甚至五千人渡河(只要这五千人不怕同这样优势的敌人在一个河岸上相遇)。
这是很清楚的，因为渡河器材同样多。
直到现在我们还很少谈到佯渡，因为佯渡在江河的直接防御中很少起很大的作用。
这一方面是因为这种防御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把军队集中在一点，而在于各部队各自防守一个河段，另一方面是因为即使具备了上述渡河的前提条件，进行佯渡也是非常困难的。
如果进攻者的渡河器材本来就很少，也就是说，现有的器材还不足以保障渡河的需要，那么进攻者就不可能而且也不愿意把大部分器材用在佯渡上。
无论如何，进攻者在真的渡河点上可以漕渡的兵力会因进行佯渡而减少，这样，防御者能够重新赢得本来因敌情不明而可能丧失的时间。

这种江河的直接防御一般说仅仅适用于欧洲主要江河的中下游。

第二种江河防御适用于中等江河甚至深谷中的小江河。
这种防御要求在离江河较远的地方占领阵地，阵地到江河的距离应该保障：当敌军同时在几个地点渡河时，防御者能够迎击分散在各处的敌军；当敌人在某一点渡过河时，防御者能够把它限制在江河附近或者一座桥梁和一条道路上。
进攻者被迫背靠江河或深谷，并在只有一条退路的情况下会战，这是一种极端不利的态势。
防御者在一切中等江河和深谷进行的防御的实质就在于利用进攻者的这种不利情况。

我们认为，把整个军队分为几支大部队紧靠江河配置，是进行直接防御时的最有利的配置，不过，这种配置要以敌人不可能突然大批渡河为前提，否则，就有被分割和被各个击破的危险。
如果防御者进行江河防御的条件并不十分有利，或者敌人掌握有足够的渡河器材，如果江河中有很多洲岛，甚至浅滩，或者江河不宽，如果防御者兵力不大等等，那么，防御者就不能进行江河的直接防御了。
在这种情况下，防御的各个部队为了保证相互间的联系，必须离开江河一段距离，而且唯一可以采取的办法是，在敌人渡河时尽快地向这里集中兵力，趁敌人还没有扩大占领地区和利用几个渡口的时候就向他攻击。
在这种场合，应该用前哨对江河或者河谷进行监视并稍作抵抗，而整个军队则分为几支大部队配置在离江河一定距离(通常几小肘的行程)的适当地点。

在这里，主要是通过扛河和河谷构成的谷地。
在这里起重要作用的不仅是水量，而且是河谷的整个情况。
谷岸陡峭的谷地通常比宽大的江河作用更大。
大部队通过陡峭的深谷时实际上遇到的困难，要比事先想到的大得多。
通过深谷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当进攻者通过深谷时，防御者随时可能占领周围的高地，这就会非常令人不安。
进攻者的先头部队如果前进得太远，就会过早地同敌人遭遇，就有被优势敌人击败的危险，如果停留在渡河点附近，就要在极不利的态势下作战。
因此，只有在兵力上占很大优势和在指挥上有很大把握时，才能通过深谷到江河对岸去同敌人较量，否则就是一种冒险的行动。
当然，这种防御的防线不能象大江河的直接防御那样长，这一方面是因为防御者需要集中全部兵力作战，另一方面是因为进攻者的渡河即使很困难，毕竟不会象大江河那样难。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进攻者要进行迂回就比较容易。

不过进攻者进行迂回时需要离开原来的方向(我们假定河谷大体上垂直于这个方向) 
，而且退却线受到限制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不是立即消失的，而是逐渐消失的。
所以，进攻者即使没有恰好处于危机状态时受到防御者的攻击，而且通过迂回取得了稍大的活动余地，仍然不如防御者有利。

我们在谈江河时不仅谈它的水量，而且更重视河谷的深度，因此，我们必须事先说明，不应该把河谷理解为真正的山谷，否则，在这里就要运用有关山地所论述的一切了。

但是，大家知道，在很多平原地方，甚至极小的河流也有陡峭的深谷。
此外，河岸上有沼泽和其他妨碍接近的障碍物的情况也都属于这个范畴。

一五一

因此，在这些条件下，把防御的军队配置在中等江河或者较深的河谷的后面是一种非常有利的态势，这种江河防御应该算作最好的战略措施。

这种防御的弱点，即防御者容易犯错误的地方，是军队的防线易于过长。
防线过长时，防御者十分自然地会把军队分散在可能的渡河点上，因而忽略了必须封锁的真正的渡河点。
然而，如果不能把整个军队集中在真正的渡河点作战，就不能收到这种防御的效果。
在这里，即使整个军队没有被消灭，一次失败的战斗，一次不得已的退却和各种各样的混乱及损失都会使整个军队接近于彻底失败。

防御者在上述条件下不应该把防线延伸过长，并且必须在敌人渡河的当天傍晚以前把自己的兵力集中起来，这两点我们已经作了充分的说明，因此无需讨论那些受地形条件限制的时间、兵力和空间的配合问题了。

在这些情况下发生的会战必然有其特点，即防御者的行动必须非常激烈，因为进攻者的佯渡使防御者一时弄不清情况，通常只有到了最紧急的时刻，防御者才能弄清真相。
防御者在态势方面所以有利，是当面的敌军处境不利。

如果敌军的其他部队从其他渡河点包围防御者，那么防御者就不能象在防御会战中那样，在后面对这部分敌军进行有力的打击，因为这样做他会失去有利的态势。
因此，他必须在这部分敌军还没有威胁到他的时候，先解决正面上的问题，也就是说，他必须尽可能迅速而有力地攻击当面的敌军，使它遭到失败，从而解决全部问题。

不过，这种江河防御的目的决不是抵抗兵力优势过大的敌人(这在大江河的直接防御中必要时还是可以设想的) 
。
在这种防御中，防御者通常在实际上需要对付绝大部分的敌军，即使情况对防御者有利，人们也很容易看出，兵力对比在这里已经是必须考虑的问题了。

大量军队在中等江河和深谷进行的防御就是这样。
在河谷边缘进行强有力的抵抗会造成阵地分散的不利情况，对大量军队来说，不能采用这种方法，因为大量军队所需要的是决定性的胜利。
如果仅仅是比较坚强地守住次要的防线而进行暂时的抵抗，以等待援军，那么，当然就可以在河谷边缘、甚至在河岸进行直接防御。
在这里虽然不能期望得到山地阵地那样的有利条件，但是抵抗的时间比在一般地形上总要长些。
只有在河道蜿蜒曲折时(深谷中的河流往往是这样的) 
，防御者进行这种防御才是非常危险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人们只要看一看德国境内的摩泽尔河的河道就可以了解这一点了。
在这里，防守河道突出部分的部队在退却时几乎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

大量军队在中等江河上采用的防御手段，也可以用在大江河上，而且这里的条件更为有利，这是不言而喻的。
每当防御者要争取彻底的胜利时，总是要运用这个手段的(如阿斯波恩会战)。

至于军队为了把江河或深谷作为阻止敌人接近的战术障碍，也就是作为战术上加强的正面而紧靠江河或深谷配置，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
对这个问题的详细研究是战术范围的事情，不过我们要指出，从效果来看，实际上这完全是自己欺骗自己的措施。
如果陡谷很深，阵地正面当然会是绝对不可攻破的，但是从这种阵地侧旁通过并不比从任何其他阵地侧旁通过困难，所以防御者这样配置军队实际上就几乎是给进攻者自动让路，这显然不可能是这样配置军队的目的。
因此，只有当地形对进攻者的交通线十分不利，以致他一离开自己的道路就会遭到极不利的后果时，防御者这样配置军队才可能是有利的。

采用第二种防御时，进攻者的佯渡会给防御者带来更大的危险，因为这时进攻者更容易实施佯渡，而防御者的任务却是要把全部军队集中在真正的渡河点。
但是，在这种场合防御者在时间方面并不十分紧迫，因为在进攻者把全部兵力集中起来和占领几个渡河点以前，对防御者有利的条件是一直存在的。
此外，进攻者在这种场合进行的佯渡的效果也没有对单线式防御进行的佯攻那么大，因为在单线式防御中必须保持一切地点不被攻破，因而预备队的使用是比较复杂的，在单线式防御中需要判明哪个地点可能首先被敌人攻占，而在这里却只要弄清敌人主力在哪里就可以了。

关于在大江河和中等江河上进行的上述两种防御，我们还必须总括地指出：如果这两种防御是在退却时仓卒和混乱中部署的，没有准备，没有清除渡河器材，没有确切了解地形，那么当然就达不到上面所谈的一切结果了。
在这种情况下大多完全不能指望具备有利的条件，而且为了取得这些有利条件而把兵力分散在宽大的阵地上是极为愚蠢的。

总之，正如在战争中凡是在意识不明确和意志不坚定的情况下所做的一切都不免归于失败一样，如果因为没有勇气同敌人进行会战而选择了江河防御，期望利用宽阔的江河和低深的河谷阻挡敌军，那么，江河防御是不会取得好结果的。
在这种情况下，统帅和军队谈不上对自己的处境有真正的信心，他们往往忧虑重重，而且这种忧虑很快会变成事实。
会战决不象决斗那样以双方情况完全相同为前提。
一个防御者，如果在防御中不善于利用防御的特点，不善于利用迅速的行军、熟悉的地形和自如的运动取得利益，那么，他就是不可挽救的了。
江河和河谷是根本不能拯救这样的防御者的。

一五二

第三种防御是在敌岸占领坚固的阵地。
这种防御所以能够产生效果，是因为敌人的交通线在这种情况下被河流切断，从而有被限制在一座或两三座桥梁上的危险。
显而易见，这里指的只能是水量充足的大江河，因为，只有大江河才能造成这种情况，与此相反，一条谷深水少的江河一般都有很多渡口，因而根本不会产生上述危险。

这种阵地必须是非常坚固的，几乎是无法攻破的，否则就会符合敌人的希望，防御者就失去了有利的条件。
如果阵地坚固到敌人不敢进攻的程度，那么在某些情况下，敌人甚至会被束缚在防御者所在的河岸上。
假如他要渡河，他就要失去自己的交通线。
当然，他也可以威胁防御者的交通线。
这时，象在双方相互从对方阵地侧旁通过的所有场合一样，一切都取决于：谁的交通线在数量、位置和其他方面保障得更好；谁在这种场合作其他考虑时失败的可能更大，也就是谁作其他考虑时可能轻易被对方战胜；最后，谁在自己的军队中保持有更多的致胜力量，以便在紧急情况下有所依靠。
在这种场合，江河的作用无非是使交通线带来的危险有所增加；因为双方的交通线都被限制在桥梁上。

通常，防御者的渡河点和各种仓库在要塞的掩护下会比进攻者的更安全些。
如果这一点能够肯定，那么这种防御当然是可以采用的。
甚至当其他条件不适于进行江河的直接防御时，也可以用这种防御来代替直接防御。
这样，虽然江河没有受到军队的防守，军队也没有受到江河的掩护，但是军队和江河这样地结合在一起却守卫了国土，而这正是所要达到的目的。

但是：必须承认，这种不进行决战的防御，就象正负电荷简单地接触时产生的电压一样，只适于阻止较小的力量的冲击。
如果对方统帅是一个小心谨慎、犹豫不决、任何东西都不会促使他猛烈前进的人，那么，即使他拥有极大的兵力优势，防御者还是可以采取这种防御的。
同样，当双方形成平稳的均势，彼此力争的仅仅是微小的利益时，防御者也可以采取这种防御。
但是，如果要对付的是在冒险家指挥下的优势兵力，采取这种防御就有导向灭亡的危险。

另外，这种防御方法看起来是既大胆而又合乎科学的，以致可以称得上高雅的防御方法。
但是，高雅的一般容易流于华而不实，而在战争中却不象社交中那样可以容许华而不实的作风存在。
因此，采用这种高雅的方法的实例是很少见的。
不过，这第三种防御可以用作前两种防御的特别的辅助手段，即通过这种手段控制桥梁和桥头堡以便军队随时以渡河威胁敌人。

这三种江河防御中的任何一种防御，不仅可以是主力进行的绝对抵抗，而且还可以是假抵抗。

防御者固然可以采取很多其他措施，构筑同行军中的野营地有所不同的阵地，使这种不想真正进行的抵抗产生假象，但是，只有这一系列措施相当复杂，其效果在敌人看来比其他场合更大和更持久时，在大江河进行的假防御才能起到真正的欺骗作用。
对进攻者来说，敌前渡河总是一个重大的步骤，因此，采取这样的行动时往往要考虑很久，有时要推迟到更为有利的时刻才进行。

因此，进行这种假防御时，主力有必要大体上象真防御那样分布和配置在河边。
但是，仅仅假防御这种意图本身就说明当时的情况是不利于真防御的，因此，各部队哪怕是进行微弱的抵抗，也会由于防线较长和部队分散而有遭到重大损失的危险。
从实际意义来说，这是一种不彻底的措施。
可见，进行假防御时，一切行动的目的必须是使军队能在遥远后方(往往几日行程)的某一地点确实集中，因此假—防御时进行的抵抗只能以不妨碍这一集中为限度。

为了清楚地说明我们的看法，并指出这种假防御可能有的重要性，我们想提一下1813年战局末期的情况。
当时，拿破仑率领约四万到五万人退过了莱茵河。
联军按照自己前进的方向本来可以在曼海姆到奈梅根这个区域内轻而易举地渡河。
拿破仑要以上述兵力防守这段河流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他只能考虑在法国的马斯河沿岸附近进行第一次真正的抵抗，因为他在那里可以得到一定的增援。
但是，假如他立刻退到马斯河，联军就会紧紧地追到那里，假如他让部队渡过莱茵河去舍营休息，那么不久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因为联军即使小心谨慎到极为胆小的程度，也会派遣一些哥萨克和其他轻装部队渡河，而当他们看到渡河非常顺利的时候，一定还会派其他部队接着渡河。
因此，法军有必要在莱茵河进行认真的防御。
联军一旦真正渡河，这个防御不会产生任何效果，这是可以预见到的。
所以，这次防御可以看作是纯粹的假防御。
但在这种场合，法军根本不冒任何危险，因为他们的集中地点是在摩泽尔河上游。
大家知道，只是麦克唐纳犯了错误，他率领两万人停留在奈梅根附近，一直等到温岑格罗迭军在一月中旬(该军到达较迟) 
把他逐走时他才后退，这就妨碍了他在布里昂会战以前同拿破仑会师。
可见，莱茵河的假防御使联军的前进运动停止了下来，并且不得不下决心把渡河时间推迟到援军到来以后，也就是说推迟了六个星期之久。
对于拿破仑来说这六个星期是极为宝贵的。
假如没有莱茵河上的这次假防御，联军就会趁来比锡的胜利直驱巴黎，而法军要：在首都这边进行一次会战，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采取第二种江河防御，即利用中等江河进行防御时，也可以进行这种欺骗，只是效果一般说来要差得多。
因为尝试性的渡河在这种场合是比较容易成功的，所以这种戏法很容易被戳穿。

采取第三种江河防御时，佯动的效果恐怕还要差些，它不会超过任何临时占领的阵地的效果。

最后，前两种防御非常适于在为了某种次要目的而设置的前哨线或其他防线(单线式防御) 
上采用，它们对仅仅为了进行监视而配置的次要部队也是适用的，在有江河的情况下进行这两种防御，比在没有江河的场合有更大的力量并有更大的把握。
因为在所有这些场合都是进行相对的抵抗，而这种难以通行的地形自然会使相对抵抗得到显著的增强。
在这里人们不仅应该看到战斗中抵抗能赢得相当长的时间，而且应该看到敌人在每一次行动以前都会产生很多顾虑，如果没有紧迫的原因，这些顾虑往往会使他百分之九十九的行动中止。

一五三

第十九章 江河防御(续)
我们现在还要谈谈不设防的江河对国土防御所起的作用。

任何一条江河，连同其主流的河谷和支流的河谷，可以构成一个很大的地形障碍，因而一般地有利于防御。
我们可以从几个主要方面来进一步说明它特有的影响。

首先，我们必须分清江河同国境，即同总的战略正面是平行的，还是斜交或直交的。
如果是平行的，我们还必须分清江河是在防御者的背后，还是在进攻者的背后，并弄清在这两种情况下军队同江河之间的距离。

如果在防御的军队背后不远的地方(但不少于普通的一日行程)有一条大河，这条河上有足够数量的安全的渡河点，那么防御者所处的地位无疑比在没有江河时有利得多。

这是因为，虽然防御者由于渡河点的限制而在行动上丧失一些自由，但是在战略后方的安全方面(主要是交通线的安全) 
仍能获得很大利益。
不言而喻，我们这里所考虑的是在本国内进行的防御，因为在敌国，即使敌军在前面，防御者仍然不能不经常或多或少地担心它出现在自己背后的江河的另一岸，这时，由于渡河点有限，江河对防御者的处境的影响更多是有害而不是有利的。
江河在军队背后越远，对军队的益处就越少，到了一定距离，它的影响就完全消失了。

如果进攻的军队不得不渡过江河前进，那么江河对它的运动只能起不利的影响，因为它的交通线被限制在江河的几个渡河点上了。
1760年亨利亲王在布勒斯劳附近的奥德河右岸迎击俄军时，显然是以他背后一日行程远的奥德河为依托的。
与此相反，切尔尼晓夫指挥下的俄军后来渡过奥德河以后，却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即有陷入丧失整个退路的危险，因为他只控制一座桥梁。

如果江河同战区的正面或多或少地成直交，那么江河又会给防御者带来益处。
因为，第一、由于有江河作依托和可以利用支流的河谷来加强正面，通常可以占领很多有利的阵地(例如七年战争中易北河对普鲁士军队所起的作用) 
。
第二、进攻者要么完全放弃两岸中的某一岸，要么把兵力分开，而这样分割兵力，是对防御者有利的，因为防御者占有比进攻者更多的和安全的渡河点。
人们只要全面地考察一下七年战争的情况就会看到，尽管在整个七年战争中没有在奥德河和易北河进行过一次真正的防御，而且这两条河同敌人的正面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斜交的或直交的，很少是平行的，但是这两条河对腓特烈大帝防守他的战区，即西里西亚、萨克森和马克，却是非常有利的，从而大大妨碍了奥军和俄军占领这些地区。

一般地说，江河只有或多或少同战场正面成直交并且可以作为运输线时，它才对进攻者有利。
因为进攻者的交通线较长，在输送各种必需品方面困难较大，所以水运必然主要是给他带来重大的方便条件和益处。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防御者也有其有利的一面，即可以在国境这边用要塞封锁江河，但是，国境那边的一段江河给进攻者带来的益处却不会因而消失。
不过，有些在军事上从其他角度来看宽度不算小的江河，却并不能通航；有些江河不是四季都可以通航的，有些江河逆流航行时非常缓慢，往往十分困难；有些大江河曲折很多，往往使路程增加一倍以上；而且现在两国之间的主要交通路大多是公路；最后，大部分必需品现在通常都是在附近就地筹集，而不象经商那样从远处运来。
如果人们考虑到这一切，就会清楚地看出，水运对军队给养所起的作用根本不象书本上通常所描绘的那么大。
因此，它对事件进程的影响是微小的，而且并不是一定会起作用的。

一五四

第二十章（上） 沼泽地防御
象北德意志的布尔坦格沼泽地那样的大片沼泽地是很少见的，因此论述这样的沼泽地是不值得的。
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洼地和小河的泥泞的河岸却是常见的，而且它们往往会构成相当大的、可以用来进行防御的地段，事实上人们也是常常这样利用这些地段的。

沼泽地防御的措施虽然与江河防御的措施大致相同，但是毕竟还有几个特点应该特别注意。
沼泽地的第一个特点也是最主要的特点是，除了堤道以外，步兵根本无路可通，通过它比渡过任何一条江河都困难得多。
这是因为，第一、修筑一条堤道不象架一座桥梁那样快，第二、没有可以把掩护修筑堤道的部队运到对岸的临时运输工具。
在江河上，只有用一部分船只把前卫渡过去，才能开始架桥。
但在沼泽地却没有任何相应的辅助手段可以把前卫渡过去。
即使只是步兵，也只有铺设木板才是通过沼泽地的最容易的方法。
但是，如果沼泽地相当宽阔，那么利用木板通过沼泽地要比渡河时第一批船只需要的时间多得多。
如果沼泽地中间有一条没有桥梁就不能通过的河流，那么运送先头部队的任务就更加困难，因为在只能铺设木板的情况下，虽然单个人可以通过，但架桥所需的笨重的器材却无法搬运过去。
在某些情况下，这一困难是无法克服的。

沼泽地的第二个特点是，人们不能象破坏渡河器材那样彻底地破坏沼泽地上的通路。
桥梁可以拆除，或者可以破坏到根本不能利用的程度，但堤道却充其量只能掘断，而这并不起什么作用。
如果沼泽地中间有一道小河，固然可以拆掉小河上的桥梁，但整个通路的情况并不因此就会象大河的桥梁被破坏那样受到莫大的影响。
因此，防御者要想使沼泽地对自己有利，就必须用相当大的兵力占领现有的一切堤道，并且认真地进行防守。

这样，在沼泽地的防御中，一方面人们不得不进行扼守地区的防御，而另一方面，由于堤道以外的其他地点难以通行，又使这种防御容易进行，这两个特点使沼泽地防御必然比江河防御更局限在一个地点和更为被动。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沼泽地防御中兵力必须比在江河的直接防御中相对地大一些，换句话说，不能象江河的直接防御那样占领较长的防线，特别是在耕作发达的欧洲更是这样，因为在这里，即使情况对防御最有利，通路的数目通常也还是非常多的。

所以，从这方面看，沼泽地不如大江河有利。
认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切扼守地区的防御都有一些不可靠性和危险性。
不过，这种沼泽地和洼地通常都很宽，甚至比欧洲最大的江河还宽，因而防守通路的防哨绝对没有被对岸火力压制的危险，而防哨本身的火力效果却由于这样一条狭长的堤道而无限地提高了。
通过这样一条四分之一普里或半普里长的隘路比通过一座桥梁要耽搁更多的时间。
人们看到这一切，就不能不承认，在通路并不太多的情况下，这种洼地和沼泽地就可以列入世界上可能有的最坚固的防线之列。

正如我们在论述江河防御时曾谈到的那样，在难以通行的地形上进行间接防御，以便进行一次有利的主力会战，这种方法在沼泽地上同样也可以使用。

但是，由于通过沼泽地需要很多时间而且困难很大，采取在敌岸占领阵地的第三种江河防御方法在这里就过于冒险。

有些沼泽地、草地、低湿地除堤道外并非绝对不能通行，在这些地区进行防御是极为危险的。
敌人只要发现了一个可以通行的地点，就可以突破防线，而这在进行真正抵抗的情况下常常会给防御者带来重大的损失。

一五五

第二十章（下） 泛滥地防御
现在我们还要谈一谈泛滥地。
泛滥地无论作为防御手段，还是作为自然现象来看，无疑地都与大的沼泽地近似。

这种泛滥地的确是很少见的。
荷兰也许是欧洲唯一值得我们研究的泛滥地国家。
而正是在这个国家里有过1672年和1787年值得注意的战局，同时这个国家又处在同德、法两国关系密切的位置上，我们才有必要对这种泛滥地进行一些研究。

荷兰的泛滥地同普通沼泽地和通行困难的洼地有下列几点不同特点：(1)土地本身是干燥的，或者是干燥的草地，或者是耕地；(2) 
很多深浅和宽窄不同的、平行的排灌渠纵横交错在这片土地上：(3)在这里到处都有灌溉、排水和航行用的两岸有堤坝的大运河，这些运河没有桥梁是不可能通过的；(4) 
整个泛滥地的地面显著地低于海平面，因而也低于运河的水面；(5) 
由此可见，掘断堤坝，关闭和开放水闸就可以淹没土地，这时只有较高的堤坝上的一些道路还是干的，其他道路或者完全淹没在水中，或者至少被水浸蚀到无法利用的程度。
如果泛滥地的水深只有三四英尺，那么在必要时在短距离内还可以徒涉，但是当上述第二点所说的那些小渠道淹没在水中看不见时，它们也会妨碍徒涉。
只有当这些渠道都朝着一个方向，人们可以在渠道之间行进而不必越过任何渠道时，泛滥地才不会成为通行的绝对障碍。
不难理解，这种情况常常只能出现在很短的距离内，也就是只能用于十分特殊的战术需要。

根据上述特点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进攻者只能沿有限的几条通路行进，这些通路都在相当狭窄的堤坝上，左右两侧通常都有水渠，因而形成一条危险的很长的隘路。

一五六

第二十一章 森林地防御
首先，我们必须把茂密的、难以通行的野生林同大面积的人造林区别开，人造林一方面非常稀疏，另一方面又有无数道路纵横其间。

防御时，人们应该在人造林的前面建立防线，或者尽可能地避开它。
防御者比进攻者更需要开阔的视野，这一方面是因为防御者通常兵力较弱，另一方面因为从防御地位所固有的有利条件来看，他必须比进攻者迟一些实现自己的计划。
如果防御者在一片森林的后面建立防线，那就会使自己象瞎子同正常的人作战一样。
如果他在森林中间设防，那么双方就都成了瞎子，这种双方利害相等的条件是违背防御者本来的要求的。

因此，防御者只能在这种森林的前面设防，借助森林来隐蔽自己后方的一切，利用森林来掩护退却和便于退却。

除此之外，森林地不能给防御者的战斗带来任何其他利益。

这里谈的只是平原上的森林地，因为任何一个地方如果具有明显的山地特点，那么在那里对战术和战略措施起很大影响的就是山地的特点了，而关于山地特点的影响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了。

但是，难以通行的森林，即只能从一定的道路上通过的森林，无疑会象山地一样可以通过间接防御为进行有利的战斗创造条件。
这时防御者的军队可以在森林后面保持一定程度的集中配置，等到敌人从林中隘路出来时立即向他袭击。
从效果来看，这种森林地与其说接近于江河，还不如说接近于山地，因为森林中的道路虽然很长和通行非常困难，但从退却的角度来看，森林却是利多害少的。

即使森林再难通行，森林的直接防御仍然是一种冒险行为，甚至对最轻装的前哨部队来说也是如此。
因为鹿砦仅仅是想象中的障碍，任何森林通行困难的程度都不会大到足以阻止小部队在成百个地点上通过，这些小部队对一条防线说来就象渗透堤坝的头几滴水一样，它们可以迅速地使整个堤坝决溃。

任何大森林对民众武装的活动的影响都是极为重要的，大森林无疑是民众武装的真正的活动场所。
因此，如果战略防御计划能够使敌人的交通线通过一些大森林，那么就等于给防御这一工具添上了强有力的杠杆。

一五七

第二十二章 单线式防御
凡是用一系列相互联系的防哨来直接掩护某一地区的防御部署都可以称为单线式防御。
我们所以说直接掩护，是因为一支大军队分几个部分并列配置时，不构成单线式防御也能掩护广大地区不受敌人侵犯，只不过这种掩护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一系列行动和运动的效果实现的。

要想直接掩护广大地区，防线就必须很长，这样长的防线显然只有很小的抵抗能力。
即使在这条防线上配置最大的兵力，如果对方的兵力同防御的兵力差不多大，这条防线的抵抗力还是很小的。
因此，单线式防御的目的只能是抵御力量较弱的进攻(不论造成进攻力量较弱的原因是战斗意志不强，还是兵力不大，都是如此)。

中国的万里长城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修筑的，它是抵御鞑靼人的侵袭而修筑的屏障。
同亚洲和土耳其接壤的欧洲各国的所有防线和边防设施也都具有这样的意义。
在这种场合采取单线式防御，既不是不合理的，也不是不符合目的的。
当然，这种防御并不能防止每一次侵袭。
但是，它毕竟能增加侵袭的困难，因而能减少侵袭的次数。
在这些国家同亚洲各民族几乎经常处于战争状态的情况下，防线的这种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在现代战争中欧洲各国之间的防线，同这种单线式防御极为接近，如莱茵河畔和尼德兰境内法军的防线就是这样。
建立这些防线的目的，实际上只是抵御敌人为了征收军税和掠夺物资而对国土进行的进攻。
这些防线只应该用来抵御敌人的小规模活动，因而只宜使用次要的力量。
但是，当敌军用主力进攻这种防线时，防御者当然也就不得不用主力防守这种防线，这样，他就采取了不是最好的防御措施。
由于在这种场合有这种不利，以及由于防止敌人临时的侵袭是非常次要的目的，用这种防线去达到这个次要目的又很容易过多地浪费兵力，因此在今天看来，这种防线是有害的手段了。
战争的威力越大，使用这一手段就越没有益处，就越有危险。

最后，掩护军队舍营用的、具有一定抵抗能力的、正面宽大的前哨线防御，也可以看作是真正的单线式防御。

前哨线进行的抵抗主要是对付威胁个别舍营地安全的袭扰和小规模活动的，在地形有利的情况下，这种抵抗在这方面可以发挥足够的威力。
如果前进的是敌军的主力，前哨线就只能进行相对的抵抗，也就是说只能为了赢得时间而进行抵抗。
而且，这样赢得的时间在大多数场合也不会很长，因此也不能把赢得时间看作是前哨线防御的目的。
敌军的集中和前进决不可能秘密到这种程度，以致防御者只有通过前哨的报告才能发觉它，如果防御者处于这样的境地，他也就太可怜了。

可见，即使在这种场合，单线式防御也只是用来抵御力量较弱的进攻，而且象在其他两种场合一样，并不同它的使命发生矛盾。

但是，把负有抵抗敌军主力保卫国土使命的主力分散成一长列的防哨，也就是把它们分开配置成单线式防御，看来是如此不合情理，以致我们有必要详细地探讨随同这种配置出现的情况和造成这种配置的原因。

任何山地阵地，即使它是为了以完全集中的兵力进行会战而占领的，也都可以而且必须有比平原阵地更宽大一些的正面。
这种阵地的正面所以可以宽大一些，是因为地形条件使抵抗能力大大提高了。
这种阵地的正面所以必须宽大一些，是因为防御者，象我们在山地防御一章中已经说过的那样，需要有一个更广阔的退却用的地区。
但是，如果没有很快进行会战的可能，如果敌人有可能同我们长时间对峙，不出现对他有利的时机就不会采取行动(这是大多数战争中极为常见的状态) 
，那么，防御者自然就可以不限于占领最必需的地区，他自然就可以在保障军队安全的前提下向左右尽可能多控制一些地区，从而取得种种利益，这一点我们还要进一步说明。
在便于通行的开阔地区，人们通过运动可以比在山地更有效地达到这一目的，因此，在开阔地区很少有必要通过扩大阵地正面和分散兵力来达到这个目的。
同时，这样做也危险得多，因为分散的每个部分只有较小的抵抗能力。

但是，在山地要想保住任何一个地区，主要要依靠扼守地区的防御。
在山地，防御者不可能很快地赶到受威胁的地点，如果敌人抢先一步，那么，即使防御者使用的兵力比敌人大一些，他也很难把敌人逐走。
由于这些原因，人们在山地经常采用的部署，尽管不是真正的单线式防御，也是近乎单线式防御的防哨线。
当然，这种分散成许多防哨的配置和单线式防御还有一段距离，但是，统帅往往在不知不觉中跨过这段距离而陷入单线式防御。
起初，他们分散兵力的目的只是为了掩护和保住某个地区，后来是为了军队本身的安全。
每个防哨的指挥官都希望占领自己防哨左右的这个或那个接近地以便对自己有利；这样一来，整个军队就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地把兵力分散了。

因此，以主力进行的单线式防御，我们认为并不是为了制止敌人军队的进攻而有意选择的作战形式，而是防御者为了追求另一个与此完全不同的目的(即在敌人无意采取决定性行动时为了保住和掩护自己的国土) 
而陷入的一种状态。
尽管如此，陷入这种状态总是一种错误，而诱使统帅陆续派出一支支小部队去设立防哨的理由，同军队主力所要达到的目的相比，总是无足轻重的。
我们上面这样的认识只是说明统帅有可能产生这样的错误。
人们往往没有注奉这是估计敌我形势不正确的错误，而认为是防御方法本身有缺陷。
而且，每当采用这种方法取得有利的结果时，或者至少没有遭受损失时，他们又默认这种方法是有效的。

在七年战争中亨利亲王在他指挥的几次战局里，虽然采取了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最明显的正面宽大的防哨配置，因而这几次战局比任何其他战局更值得称为单线式防御，但是，因为国王认为这几次战局是无可非议的，于是人们也就称赞它们了。
人们当然完全可以为亲王这些配置辩解，他们可以说亲王是了解情况的，他知道敌人不会采取任何决定性的行动，他配置军队的目的始终是尽可能占领正面宽大的地区，所以只要情况许可，他是应该最大限度地扩大防御正面的。
但是，假设亲王由于这种配置而遭到一次失败，受到了重大的损失，人们恐怕也应该这样说了吧：这并不是亲王采用的防御方法本身有缺陷，只是他选择手段不恰当，使用这种方法的场合不适宜。

以上我们尽可能地说明了主力在战区内是怎样形成所谓单线式防御的，并且说明了，这种防御怎样才是合乎情理的和有利的，也就是说不再是荒谬的，但是，我们还必须指出，统口巾或他们的司令部，有时确实可能由于忽略了单线式防御本来的意义，而把它的相对价值绝对化了，相信它真能防止敌人的任何进攻，这样就不是采用手段不当，而是把手段完全理解错了，事实上似乎也曾经有过这种情况。
我们愿意承认，1793年和1794年普、奥两军在孚日山的防御中看来就做过这种不折不扣的蠢事。

一五八

第二十三章 国土的锁钥
在军事艺术中，任何理论概念在批判时都没有受到我们这里所要说明的这个概念那样的重视。
这个概念是人们记述会战和战局时最爱加以炫耀的东西，是作出一切论断时常用的根据，是批判者用来夸耀自己博学的徒具科学形式的、不完整的论据之一。
但是，这个概念却既没有确定，也从来没有人清楚地说明过。

我们想尽力把这个概念阐述清楚，并且看一看它对实际行动究竟有什么价值。

我们所以在这里才研究这个概念，是因为同它直接有关的山地防御和江河防御以及坚固阵地和筑垒阵地等概念必须先阐述清楚。

这一个古老的带有比喻性质的军语所包含的概念是不明确的，是混乱的，它有时指最容易接近的地区，有时又指最难以接近的地区。

一个不加以占领就不敢侵入敌国的地区，当然可以称做国土的锁钥。
但是，赋予这个概念以这样简单明了、当然内容不大丰富的涵义，理论家并没有感到满足，于是他们把它的涵义扩大了，把它设想为能决定全部国土得失的地区。

当俄国人想要进入克里米亚半岛时，他们首先必须控制彼烈科朴和在那里的防线，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取得入口(因为拉西在1737年和1738年曾两度绕过这条防线) 
，而是为了能够比较安全地盘踞在克里米亚。
这件事非常简单，人们在这里用锁钥地点这个概念当然不能说明很多问题。
然而，如果有人说，谁占有了朗格勒地区，谁就占有或者控制了整个法国直到巴黎，也就是说，要不要占领直到巴黎的整个法国就可以完全由他自己来决定了，那么这显然完全是重要得多的另一回事了。
按照前一种看法，如果不占领我们叫做锁钥的地点，就不能占领整个地区，这是只要有普通常识就可以理解的。
但是，按照第二种看法，如果占领了我们称为锁钥的地点，结果就一定能够占领整个地区，这就显然有点不可思议了。
普通常识已不足以理解这种看法，在这里当然就需要神秘哲学的魔法了。
大约在五十年前，这种难以理解的神秘观念确实在一些书本里出现过，到十八世纪末叶它发展到了顶点。
虽然拿破仑的战争史以其极大的说服力明确而可靠地清除了对这种看法的迷信，但是我们看到，这种难以理解的神秘观念却仍然在一些书本中顽固地存在着。

如果抛开我们所理解的锁钥地点的概念，那么很明显，任何国家里总有一些特别重要的地点，那里有很多道路汇合在一起，便于筹集给养，便于向各个方向行动，简单地说，占领了这些地点就可以满足许多需要，得到许多利益。
如果统帅们想用一个词来表示这种地点的重要性，因而把它叫做国土的锁钥，那么似乎只有书呆子才会加以反对，我们认为用这个词表示这种地点是很明确的，是十分令人满意的。
但是，如果有人想把朴素语言的这朵小花变成一颗种子，并使它发展成系统的理论，象一棵大树那样有繁茂枝干，那么理智健全的人就不得不来恢复这个名词真正的涵义了。

统帅们在叙述他们的军事活动时所使用的国土锁钥这一概念是有实际涵义的，但其涵义是不明确的，如果人们想把这一概念发展成为系统的理论，就必然要把这些极不明确的涵义明确起来，这些涵义因此就更片面了。
这样，人们就从所有同这个概念有关的内容中选出了高地这一点。

在一条通过山脊的道路上，人们在到达最高点后开始下坡的时候，确实是谢天谢地的时刻。
对单身行人是如此，对一支军队更是如此。
这时，一切困难似乎都已经克服，在大多数情况下事实也的确是这样。
下坡是容易的事情，这时，人们会觉得自己比企图阻挡他们的任何人都占优势，他可以看到前面的整个地区，并可以在事先一眼就控制整个地区。
因此，一条通过山岭的道路的最高点经常被看作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地点，在大多数情况下事实的确是这样，但决不是在一切情况下都是如此。
所以，统帅们在叙述他们的历史时常常把这样的地点叫做锁钥地点，当然，他们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而且大多是从狭隘的角度上把这些地点叫做锁钥地点的。
有一种错误的理论主要是以这种看法为基础的(劳埃德也许可以说是这种理论的创始人) 
，它把通向某个地区的几条道路的汇集点所在的高地看作是这个地区的锁钥地点，看作是控制这个地区的地点。
这种看法很自然地同一个与它非常相近的观念(即系统的山地防御)融为一体，因而使问题越来越玄虚了。
人们再把山地防御中起很重要作用的一系列战术要素同它联系起来，很快就离开了山地道路的最高点这个概念，而一般地把整个山脉的最高点，即分水点看作是地区的锁钥。

正是在那个时期，即十八世纪的下半叶，流行着一种比较明确的看法，认为地球表面是由冲刷过程形成的，于是自然科学就在地质学范围内支持了军事理论，使实际生活中的真理的每一个堤坝都被冲溃了，当时的各种论断都是按地质学进行类比而得出的，都非常不切实际。
因此，人们在十八世纪末听到(或者更正确地说读到) 
的，除了关于莱茵河和多瑙河的起源以外，就没有别的东西了。
诚然，这种胡闹多半只是出现在书本上，而书本上的知识能够进入现实世界的永远只是一小部分，况且理论越荒谬，进入现实世界的就越少。
但是，我们谈到的这种理论对德国并不是没有产生过有害于行动的影响，我们并不是无的放矢。

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愿意提起两个事件。
第一、1793年和1794年普鲁士军队在孚日山的两次重要的战局，这两次战局都受了格腊韦尔特和马森巴赫的书本理论影响，因而学究气很重。
第二、1814年的战局，当时一支二十万人的军队曾盲目地遵循这种理论而通过瑞士开往朗格勒。

一个地区的高地，即使是所有河流的发源地，大多也不过是一个高的地点而己。
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人们关于这种高地对战争事件的影响所写的一切，由于夸大和滥用了这个本来是正确的概念，完全成为荒诞无稽的东西。
一个山岭即使是莱茵河和多瑙河以及德国所有六大河流共同的发源地，也只能在它上面设置一个三角标记，除此以外不可能有更大的军事价值。
要在这个山上设置烟火信号已经不大适宜，要设置骑哨就更不适宜，至于要配置一支军队，那根本是行不通的。

因此，要在所谓锁钥地区(即各个支脉的共同发源地和水源的最高发源地) 
寻找一个地区的锁钥阵地，纯粹是纸上的空谈，甚至是同大自然的情况相违背的，在大自然中山脊和山谷并不象地形学所说的那样便于从上而下通行，山脊和山谷实际上都是纵横交错着的，而且周围山峰环绕中间低处积水的情况也并不少见。
人们只要看一看战史就会知道，某一地区的地质学上的重要地点，在军事上所起的作用通常是很小的，人们构筑的防线往往在它旁边通过而没有利用它，因为具备其他地形条件和符合其他要求的地点比它重要得多。

我们所以用了这么长的篇幅来谈这个错误的观念，是因为有一种十分妄自尊大的学说是以它为基础的，现在我们搁下这个问题，再谈谈我们的看法。

我们认为，如果一定要在战略范围找到一个与锁钥阵地这个名词相符合的独立概念，那么，它只能是不加以占领就不敢侵入敌国的地区。
但是，如果想用这个名词来称呼任何一个便于进入敌国的入口，或者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便于接近的中心点，那么它就失去了原来的涵义，也就是失去了原来的价值，它就只能代表一些在某种程度上到处可以找到的地点了。
这样，它就成了一个只是让人高兴的华丽的词藻了。

我们所说的锁钥阵地，当然是很少的。
在大多数场合，最适于打开一个国家的门户的钥匙是对方的军队；只有具备特别有利的条件时，地形才可能比军队重要。
我们认为，人们是从下列两种情况看到这种有利条件的：第一、配置在这个地点的军队借助地利能够在战术上进行强有力的抵抗；第二、这种阵地可以在敌人威胁我方交通线以前，有效地威胁敌人交通线。

一五九

第二十四章 翼侧活动
我们几乎用不着特别说明：我们谈的是战略翼侧，也就是战区的侧面。
至于会战中的翼侧攻击(即战术上的翼侧活动) 
，同这里谈的问题毫无关系。
甚至当战略上的翼侧活动在它的最后阶段同战术上的翼侧活动合而为一时，我们也还是可以把二者明显地区别开的，因为它们之间这一个从来就不是那一个必然的结果。

这种翼侧活动以及与此有关的侧面阵地也都是人们在理论上用以炫耀自己的东西，它们在战争中很少起作用。

这并不是因为这种手段本身不能产生效果或者是空想出来的，而是因为敌对双方通常都要在事先竭力防止受到这种威胁，不可预防的场合是很少的。
然而，就在这很少的场合，这个手段却往往能表现出巨大的效果。
由于这种手段能够产生这种效果以及它在战争中能够使人们经常产生顾虑，所以在理论上对这种手段有一个明确的看法是十分重要的。
尽管战略范围的翼侧活动不仅适用于防御，而且同样也适用于进攻，但是，它毕竟同防御更接近些，因此应该把它看作是防御手段之一。

在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以前，我们必须提出一个简单的原则，而且在以后的考察中永远不能忽略它，这个原则就是：奉命在敌人背后和翼侧进行活动的兵力不可能同时对敌人的正面发生作用。
因此，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如果认为深入到敌人背后这一行动本身就有什么价值，那就是一种完全错误的看法。
这种行动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只有当这种行动同其他条件联系在一起时，才能根据这些条件的好坏来断定采取这种行动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

我们现在就主要来探讨这些条件。

我们必须先把战略的翼侧活动区别为两种，一种是仅仅对交通线进行的威胁，另一种是对退却线进行的威胁(也可能同时对交通线进行威胁)。

道恩在1758年派遣别动队去拦截围攻阿里木次的普鲁士军队的运输队时，他显然无意阻止国王向西里西亚退却，与此相反，他倒是希望能促使国王向那里退却的，而且他是乐于为国王让路的。

在1812年的战局中，俄军主力在九、十两月派出的各支别动队，也只有切断交通线的意图，而没有阻止敌人退却的意图。
但是，在契查哥夫指挥下向别烈津河推进的摩尔达维亚军的意图，以及维特根斯坦将军奉命向西德维纳河畔的法军各军所发动的进攻的目的，却显然都在于阻止敌人退却。

我们举出这些例子仅仅是为了把问题谈清楚。

对交通线进行威胁就是袭击敌人的运输队、小股的后续部队、信差、个别来往的人员以及小仓库等等，也就是以敌军维持战斗力和生活所必需的一切作为袭击的目标。
它的目的在于通过这种活动削弱敌军，从而迫使敌军退却。

对敌人退却线进行威胁的目的在于切断敌军的退路，因此只有当敌人真正下定决心退却时，这种威胁才能够达到目的。
当然，这种威胁如果使敌人感到危险，也是能促使敌人退却的。
因此，对敌人退却线进行佯动，也可以获得威胁敌人的交通线那样的效果。
不过，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所有这些威胁不能单靠迂回，不能单靠兵力配置的几何形式，只有具备了合适的条件，这些威胁才能产生效果。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些条件，我们把这两种翼侧活动分开来研究。
现在首先研究对交通线的威胁。

在这里首先必须提出两个主要条件(要威胁敌人交通线，必须具备这两个条件中的一个)。

第一个主要条件是：威胁敌人的交通线不需要很大的兵力，抽出这些兵力以后几乎对正面没有什么影响。

第二个主要条件是：敌人已经面临进攻路程的终点，已经没有能力利用对我军的新的胜利，或者已经没有能力对我们退却的军队进行追击。

我们暂时把决不象初看起来那样少见的第二个主要条件搁下，先研究与第一个主要条件有关的一些条件。

这些条件是：第一、敌人的交通线较长，几支精干的守备部队不足以掩护它；第二、从位置上看敌人的交通线暴露在我军的威胁之下。

敌人交通线暴露的情况可能有两种，一种是他的交通线的方向不垂直于他的军队的配置正面，另一种是他的交通线在我们的领土上通过。
如果这两种情况结合在一起，那么暴露程度就更大。
对这两种情况都必须加以详细地分析。
有人也许会认为，如果军队掩护的是一条四五十普里长的交通线，那么在交通线末端的军队的配置正面同交通线斜交还是直交就不是那么重要的问题了，因为军队配置正面的宽度对这条交通线说来仅仅是一个点，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在进攻者的交通线同军队的配置直交的情况下，防御者即使兵力占显著优势，从军队中派出的别动队也难以切断对方的交通线。
然而有人又会考虑到进攻者要绝对地掩护某一地区是困难的，他们一定又会不相信这种说法，而会认为，要抵御优势的敌军可能派出的一切部队，以掩护自己背面，即自己背后的地区，一定是很困难的。
实际上，只有在战争中能象纸上谈兵那样知道一切时，情况才是这样，掩护部队才会象盲人一样不知道别动队将在哪些地点出现，而别动队却能看见一切。
如果考虑到战争中的一切情报既不是可靠的又不是全面的，而且敌对双方都是不断地在暗中摸索，那么就可以知道，绕过敌军翼侧到敌人背后去的别动队的处境，就好象一个人跑进黑暗的房间里同很多人打架一样，时间久了就一定会遭到毁灭。
因此，当敌军的阵地同交通线直交时，对它进行迂回的部队(即接近敌军而远离自己军队的部队)，时间久了也一定会遭到毁灭。

一六〇

这样，不仅有损失很多兵力的危险，而且工具本身也会很快地失去锋芒。
进行迂回的部队只要有一个遭到不幸，其余的就会丧失胆量，于是人们再也看不到勇敢的袭击和大胆的挑战，而只能看到不断逃窜的场面了。

因此，配置正面同交通线直交的军队只要利用对方上述困难就能够掩护距离自己最近的一段交通线，而且根据兵力的大小，这段距离可达二三日行程。
这一段交通线是最容易受到威胁的地方，因为它离敌军最近。

与此相反，如果军队的配置大角度地斜交于交通线，那么距离军队最近的这一段交通线就不能得到安全保障。
即使敌人施加最小的压力，进行一次威胁不大的行动，也会立即击中他的要害。

那么，配置正面为什么会没有同交通线恰好直交呢？
因为我军的正面是根据敌军的正面决定的。
但是，敌军的正面同样又是根据我军的正面决定的。
这里出现了一种相互作用，我们必须探求这种相互作用的根由。

假定进攻者的交通线为ab，防御者的交通线为cd，它们之间的关系位置是两线延伸可以形成一个钝角，那么很明显，防御者若在两线的交点e处配置军队，从b点出发的进攻者单凭几何关系就能迫使防御者采取面向进攻者的正面，从而使防御者暴露自己的交通线。
防御者若在交点这边的d点附近配置军队，情况就会相反。
这时，进攻者如果受到种种地理条件的严格限制，不能随意变换作战线的位置(例如改在ad线上)，他就只得采取面向防御者的正面。

由此可见，防御者在这一系列的相互作用中先占了有利地位，因为他只需要在两线交点的这边占领阵地就可以了。

我们所以再来考察这个几何要素，仅仅是为了把问题完全弄清楚，决不是过分重视它，与此相反，我们确信，当地的情况，尤其是那些具体的情况对防御者的配置起着更大的决定性作用。
因此，要笼统地说明双方中的哪一方会被迫更多地暴露自己的交通线，这是根本办不到的。

如果双方交通线的方向是完全相对的，那么采取斜交配置的一方当然就会迫使另一方也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几何要素是得不到任何好处的，双方的受益和受害程度是相同的。

因此我们在以下的考察中只以一方的交通线暴露的事实作为根据。

交通线的第二个不利的情况是，交通线在敌国领土上通过。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敌国的民众已经武装起来，就好象敌人有一支部队对我们的整个交通线进行活动，那么，交通线会受到怎样的威胁就很明显了。
这些敌对力量虽然本身很薄弱，既不集中，又没有强大的威力，但是，我们应该考虑到在漫长的交通线上一处接着一处地受到敌人的袭扰和威胁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这一点是无需进一步分析的。
此外，即使敌国的民众没有武装起来，甚至这个国家没有后备军和其他军事组织等有利条件，乃至民众非常缺乏尚武精神，仅就他们对本国政府的臣属关系来说，对我们的交通线也是非常不利的。
敌军的别动队很容易同居民取得联系，它们熟悉当地的地形和人情，能获得各种情报，并得到地方当局的支持。
这些有利条件对别动队的小规模活动是有决定性意义的，而且任何别动队都无需特别费力就可以得到这些利益。
同时，在一定的距离内总不会没有要塞、扛河、山地、或其他掩蔽地，只要我们没有正式占领这些地方并在那里配置守备部队，这些地方就永远是属于敌人的。

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其他一些条件也有利时，进攻者的交通线即使垂直于自己的配置正面，仍然有可能受到防御者别动队的威胁，因为这些别动队不需要返回主力部队，它们只要躲入本国腹地就能得到足够的掩护。

由此可知，进攻军队的交通线在下列三种主要情况下可能被防御者用相当小的兵力切断：(1)交通线的距离相当长；(2)交通线与军队配置正面斜交；(3) 
交通线通过敌国的领土。

最后，要想使切断敌人交通线发生效果，还需要有第四个条件，这就是敌人交通线被切断的时间要相当长。
关于这一点的理由请参阅第五篇第十五章里叙述过的有关内容。

但是，这四个条件仅仅是概括了这个问题的主要方面，同这四个条件相联系的还有很多当地的和具体的条件，这些条件往往比这几个主要条件本身还重要，所起的作用还大得多。
为了使人们能够注意这些具体条件中最主要的条件，我们仅提出：道路的状况，道路所通过的地区的地形，可以用作掩护手段的江河、山脉和沼泽地，季节和气候，个别重要的运输队(例如攻城辎重)，轻装部队的数量等等。

因此，统帅能否有效地威胁敌人的交通线，这取决于所有这些条件，把所有这些条件对双方的影响作一个比较，就可以对比出双方交通线的状况谁优谁劣。
双方统帅中哪一个能在切断交通线方面胜过对方，完全取决于这种对比情况。

这个问题在这里论述起来好象极为烦琐，但在具体情况下却往往一眼就可以决定。
当然，要作出这种决定还需要有熟练的判断力。
有些批判者认为，不需要说明什么具体理由，仅仅迂回和翼侧活动这个词就可以说明问题。
为了知道应该怎样反驳这种经常出现的愚蠢的看法，我们必须考虑这里所阐述的一切。

一六一

现在，我们来谈谈进行战略上的翼侧活动所需要的第二个主要条件。
如果敌军停止继续前进不是由于我军的抵抗，而是由于任何一个其他原因(不管是什么原因)，那么我军就不必再顾虑派出大量部队会削弱自己兵力了。
这是因为，即使这时敌军真正想发动一次进攻来对我们进行报复，我们也只要避开它就可以了。
1812年俄军主力在莫斯科附近的情况就是这样。
不过，并不一定要有1812年战局中那样大的空间和兵力才能造成这种情况。
在最初几次西里西亚战争中，腓特烈大帝在波希米亚或者摩拉维亚的边境所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149 
。
在统帅和他们的军队可能遇到的复杂情况中，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会使他们不能继续前进，其中特别是政治方面的原因。

在这样的场合，用于翼侧活动的兵力可以大些，因此其他条件就不一定要那么有利，甚至敌我双方交通线的状况，也不必一定要对我方有利；在这种场合敌人从我们的继续退却中得不到特别的好处，与其说他有力量对我们进行报复，不如说他必须更多地考虑直接掩护自己军队的退却。

因此，当人们不想通过会战(因为他们认为会战过于冒险)，而想利用一种没有取得一次胜利那样成果辉煌、但危险较小的手段来取得效果时，使用上述手段是最合适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占领侧面阵地即使暴露了自己的交通线也不会有很大的危险，而且占领侧面阵地每次都可以迫使敌人的配置与其交通线斜交，所以使敌人的交通线与其配置正面斜交这个条件是不难具备的。
其余条件和其他有利情况起的促进作用越大，翼侧活动就越能取得好的结果，其他有利情况越少，就越要依靠高超的指挥技巧和迅速准确的行动。

这里是实施战略机动的真正的场所。
七年战争期间在西里西亚和萨克森，在1760年和1762年的各次战局中，曾多次出现过这种战略机动。
在战争的原始威力很弱的战争中这种战略机动所以出现得非常频繁，当然并非每次都是由于某一统帅已经面临进攻路程终点的缘故，而是因为他缺乏果断、勇气和敢作敢为的精神以及怕负责任的缘故，这一切是阻止他前进的真正的阻力。
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回忆一下道恩元帅的例子就够了。

如果我们要把这些考察归纳成一个总的结论，那就是翼侧活动在下列情况下是最有效的：(1)在防御中；(2)在战局将近结束时；(3) 
特别是在向本国腹地退却时；(4)同民众武装相结合时。

关于对交通线威胁的实施问题，我们只简单地说几句。

这些活动必须由精干的别动队来进行，别动队可以分成若干小队，进行大胆的机动，袭击敌人兵力不大的守备部队、运输队、来往的小部队，它们可以鼓舞民军，并协同民军进行活动。
这样的小队主要是要队数多，而不在于每队的兵力大，其编组必须保证既有可能集中几个小队进行规模较大的战斗，又不致因各队指挥官的自负和专断而过于妨碍集中。

现在，我们还必须谈一谈对退却线的威胁。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在本章开始就已经提出的那个原则：奉命在敌人背后进行活动的部队不可能同时对敌人的正面发生作用。
因此，对敌人背后或翼侧的活动不应该看作力量本身有什么增加，只能看作力量的使用提高了效果。
所以，一方面是效果提高了，但另一方面危险也增大了。

任何一种武力抵抗，只要不是直接的和简单的抵抗，要提高效果就必须牺牲安全。
翼侧活动就是如此，不论是用集中的兵力从某一面威胁敌人翼侧，还是用分割的兵力从几方面包围敌人，要提高效果都必须牺牲安全。

但是，如果切断敌军退路不是单纯的佯动，而是认真的行动，那么，只有进行决定性会战，或者至少创造决定性会战所必需的一切条件，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
但是，正是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包含着较大的成果和较大的危险这两个因素。
因此，一个统口巾必须有种种有利条件做根据，才有理由采取这种行动。

在研究这一抵抗方式时，我们必须把前面提到的两种方式区别开。
第一种是，统帅企图用整个军队从背后进攻敌人，这种进攻或者是从侧面阵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占领的) 
发起的，或者是通过正式迂回敌人来进行的；第二种是，统帅把自己的兵力分为两个部分采取包围的部署，以一部分在敌军背后活动，以另一部分在敌军正面活动。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效果的提高是相同的，或者是确实地切断敌人的退路，从而俘虏或击溃敌人大部分兵力，或者是迫使敌军为了逃避这种危险而大幅度地后退。

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危险的增加却不一样。

如果我们用全部兵力迂回敌人，那么危险只在于自己的背后暴露了，因此，这时一切都取决于双方退却线的对比情况。
就象在类似情况下威胁敌人交通线时一切取决于交通线的对比情况一样。

如果防御者是在自己国内，那么不论在退却线上还是在交通线上，所受的限制肯定都比进攻者小，因此他更有能力进行战略迂回。
然而，这个一般的对比还不足以作为建立有效方法的依据。
因此，只有具体场合的总的对比才起决定作用。

我们还能补充的只有：宽阔的地区自然比狭小的地区有更多的有利条件；独立国家比依赖外国援助的弱小国家有更多的有利条件，因为依赖外国援助的国家的军队首先必须考虑同援军会师的地点；最后，在战局临近结束，进攻者的进攻力量已经衰竭的时候，情况对防御者最为有利；所有这些大体上又同对比交通线的情况时一样。

一六二

在1812年，当拿破仑的进攻力量衰竭的时候，俄国军队在莫斯科到卡卢加的道路上占领的侧面阵地就非常有利。
但是，假如在德里萨野营的俄军在战局开始时占领这种侧面阵地，而又不能在紧要时刻明智地变更计划，那么就会陷入十分不利的境地。

以另一种方式，即以分割的兵力进行的迂回和切断退路的危险是：我军兵力分散，而敌人由于占有内线之利，兵力集中，因而能以优势的兵力各个击破我军。
因此，使军队不得不处于无法挽救的不利地位的重要原因只有下列三个：(1) 
兵力本来已经分散，但又不愿意消耗太多的时间来改变这种状态，因而不得不采用这种方式；(2) 
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占有巨大优势，可以采取这种有决定性意义的方式；(3)敌人已经到了进攻路程的终点，已经缺乏进攻力量。

1757年，腓特烈大帝向心地侵入波希米亚，虽然他的目的不是把正面进攻同战略上的背后进攻结合起来(至少，这不是他当时的主要目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其他场合作更详细的说明) 
，但是，无论如何，他在侵入波希米亚以前不会把兵力集中在西里西亚或者萨克森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如果这样集中兵力，他就会丧失出敌不意带来的一切利益。

联军在作1813年战局第二阶段的部署时，由于在兵力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可以考虑用主力袭击拿破仑的右翼，即在易北河畔的军队，因而把战场从奥德河移到易北河去了。
至于他们在德累斯顿附近遭到的挫折，并不能归咎于总的部署，这个挫折是战略和战术上一些具体部署不妥当造成的。
他们在德累斯顿附近本来可以集中二十二万人来对付拿破仑的十三万人，这个兵力对比是非常理想的，就连后来在来比锡附近的兵力对比(285：157)比它也好不了多少。
诚然，拿破仑采用了独特的防御方式，把兵力过分平均地分配在一线上(在西里西亚以七万人对抗九万人，在马克以七万人对抗十一万人j，但是，如果他不完全放弃西里西亚，而要在易北河畔集中一支能同联军主力决战的兵力，无论如何也是非常困难的，何况联军可以让符腊德指挥的军队推进到美茵河畔，试探一下能否切断拿破仑通向美因兹的道路。

1812年，俄军终于敢把摩尔达维亚军开往沃伦和立陶宛，以便尔后向法军主力的背后推进，因为莫斯科将是法军进攻的终点，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在这次战局中，俄军对莫斯科以东的领土丝毫不必担心，因此俄军主力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自己兵力太弱。

富耳将军制定的最初的防御计划就曾包括这样的兵力部署，根据这个计划，巴尔克来指挥的军队应该固守德里萨营垒，巴格拉齐昂指挥的军队应该进到法军主力的背后。

但是同一个措施在两个不同时期结果会多么不同啊！在战局初期，法军的兵力比俄军大两倍；而在战局后期，俄军却比法军强大得多。
在战局初期，拿破仑的主力具有足以打到莫斯科，也就是足以越过德里萨八十普里的进攻力量，而在战局后期，它就不能从莫斯科再前进一步。
在战局初期，法军的退却线直到涅曼河畔不过三十普里，而在战局后期却长达一百一十二普里。
同样是对敌军退却钱的威胁，在战局后期进行能收到如此卓越的效果，如果是在战局初期进行，那恐怕难免会变成最卤莽的愚蠢行为。

对敌人退却线的威胁(如果不仅仅是佯动的话) 
，就是对敌人背后进行正式的进攻，似乎还可以再谈下去，但是，这一点放在《进攻》一篇里谈更为恰当，所以我们就谈到这里为止。
而且我们认为，只要已经说明进行这种抵抗所需的条件也就够了。

但是，当人们企图通过对退却线的威胁来迫使敌人退却时，通常所考虑的主要是佯动而不是实际行动。
假如每一有效的佯动都必须以完全可以实现的实际行动为基础(初看起来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 
，那么佯动就会在一切条件上都同实际行动毫无差别。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在《佯动》一章里将看到，佯动的确是同一些其他条件结合在一起的，关于这一点，请参阅那一章。

一六三

第二十五章 向本国腹地退却
我们把主动向本国腹地的退却看作是一种特殊的间接的抵抗方式，采用这种抵抗方式时与其说是用我们的剑消灭敌人，还不如说是让敌人通过自己的劳累拖垮。
因此，在向本国腹地退却的情况下，防御者或者根本不准备进行主力会战，或者把主力会战推迟到敌军的兵力已经大大削弱以后才进行。

凡是前进中的进攻军队，其兵力都会由于这种前进而遭到削弱。
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七篇中更详细地研究，但在这里我们必须先谈谈这一论断。
我们所以能够先谈这个论断，是因为战史上每一次前进路程很长的战局都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防御者没有战败，而是带着未受挫折的仍有锐气的军队在进攻者前面主动地退却，并且通过不断的、适当的抵抗使进攻者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鲜血，以致进攻者的前进成为一种不断的、艰苦的推进而不是单纯的追击，那么进攻者在前进中所遭到的削弱就会增大。

从另一方面看，如果防御者是在一次会战失败后退却的，那么他遭受的损失要比主动退却时大得多。
即使我们假定他能够对追击者进行逐步的抵抗，也至少要受到主动退却时同样大的损失，何况同时还要加上在会战中遭到的损失。
而且，这种假定同实际情况是多么不相符合！即使世界上最好的军队，在会战失败后被迫向本国腹地退却时，也会遭到非常大的损失。
如果敌人象我们现在谈到的那些情况中所假定的那样，占有显著的优势，并且象在现代历次战争中几乎经常出现的那样，进行猛烈的追击，那么防御者的退却就极有可能变为真正的溃逃，其结果通常是军队遭到彻底的毁灭。

所谓适当中、逐步的抵抗，就是退却者的这种抵抗每次只能进行到战斗的均势尚采完全失去时为止，要及时放弃所保卫的地方，以保证自己不致在战斗中失败。
这样的抵抗可以使进攻者兵力的损失至少和防御者相同。
防御者在退却中虽然往往不可避免地会有些人被俘，但进攻者由于必须经常在不利的地形条件下进行战斗，会有较多的人死于火力之下；防御者在退却中固然要完全损失自己的重伤员，但进攻者同样也要暂时丢下他的重伤员(他们通常需要在医院里住几个月)。

因此，敌对双方在这种不断的接触中所受到的损失大体上是相同的。

追击战败的军队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在这种场合，退却者由于在会战中兵力受到了损失，队形被打乱了，勇气受到了挫折，对退却产生了忧虑，因而很难进行上述那样的抵抗，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根本不可能进行抵抗。
至于追击者，他在前一种情况下十分谨慎，前进时甚至象盲人一样小心翼翼地探索着周围的一切，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则以胜利者的坚定步伐、幸运者的大胆和勇士的自信勇往直前，而且，他越是不顾一切地勇往直前，就越可以加速事物向既定的方向发展，因为这里正是各种精神因素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在这里精神因素的力量的不断增长和扩大是不受物质的有限数字和尺度束缚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当军队在不同情况下到达可以看作进攻者前进路程终点的地方时，双方的对比情况将多么不同。

上面所说的只是相互杀伤的结果。
除此之外，进攻者还要加上在其他方面遭到的削弱(关于这一点，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请参阅第七篇) 
。
退却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却能够得到增援，这些增援的军队可能是通过外援得到的，也可能是经过自己不断的努力重新建立的。

最后，在给养方面，退却者和前进者之间的差别也很大，前者往往绰绰有余，而后者却少得难以维持。

退却者可以在他将要到达的一切地方积存储备物资，而追击者的一切却必须从后方运来。
只要他在前进，即使交通线很短，这种运输也是很困难的，因此，他从一开始就会感到物资缺乏。

退却者将优先利用当地所能提供的一切，而且大多把它们消耗殆尽，只留下一些一无所有的村庄和城市，一些践踏过的被割掉庄稼的田野，以及汲干了的水井和污秽的溪流。

前进的军队往往从第一天起就要为取得最急需的物资而奔波。
这时根本不可能指望得到敌人的储备物资，即使有时得到某处的储备物资，也纯粹是偶然情况，或者是敌人重大的过失造成的。

毫无疑问，在幅员辽阔和交战双方的兵力不太悬殊的情况下，防御者采用这种退却方法可以造成对自己有利的兵力对比，使自己比在边境附近决战时更有把握获得胜利。
这样，不仅胜利的可能性会因兵力对比的变化而增大，而且胜利的成果也会因态势的变化而增大。
对进攻者来说，在边境附近的一次会战中遭到失败同在敌国腹地的一次会战中遭到失败是多么不同2 
何况，进攻者到达进攻路程的终点时还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使会战中取得了胜利也不得不退却，因为他在这时既没有足够的进攻力量来发展和利用胜利，又无法补充已损失的兵力。

因此，是在进攻路程的起点同进攻者进行决战，还是在进攻路程终点同他进行决战，是有很大差别的。

除了上述几个优点以外，这种防御方法还有两个缺点：第一是国土随着敌人的入侵而受到损失，第二是退却在精神上给人们造成的不利影响。
保持国土不受损失决不能作为整个防御的目的，只有缔结一个有利的和约才是目的。
防御者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尽可能有把握地缔结这个和约，为此，必须不吝惜眼前的任何牺牲。
但是，即使国土的损失没有决定性意义，也不能不权衡得失，因为国土的损失总是涉及防御者利益的问题。

这种损失对军队不会有直接的影响，只是或多或少间接地产生影响，可是，退却本身却又能直接使军队增加力量。
因此，要衡量这两方面的利弊是困难的，因为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它们没有相互接近的共同点。
我们只能说：如果必须放弃的是一个富饶而人口稠密的地区和一些大的商业城市，那么损失就大些。
如果在那里准备好的或做好一半准备的战斗手段也随之丧失，那么应该看作是最大的损失。

一六四

第二个缺点是精神方面的影响。
统帅常常必须不顾这种影响，坚定地贯彻自己的计划，同时必须顶住那些目光短浅和胆小怕事的人所起的妨碍作用。
但是，这种影响并不因此就是可以不加重视的幻象。
它不是一种只对某一点起作用的力量，而是一种以闪电般的速度浸入人心和削弱民众及军队一切活动的力量。
向本国腹地退却有时固然也能很快就为民众和军队所理解，甚至能够加强他们的信赖和希望，不过，这是非常少见的。
通常，民众和军队连退却是主动进行的还是被迫进行的都分辨不清；至于采取这个计划的原因是聪明地预见到可靠的利益，还是害怕敌人的武力，那就更分不清了。
看到被放弃的地区所遭到的命运，民众就会产生同情和愤懑情绪，军队就很容易丧失对指挥官的信赖，甚至对自己也失去信心，而在退却过程中不断进行的每次后卫战，都会一再使军队的这种忧虑增长。
人们对退却的这些后果不应该置之不理。
当然，一个民族敢于公开地应战，使进攻者不遇到守护神，不付出惨重的代价，就不可能越过这个民族的边境，这样做就其本身来看，似乎更合情合理，更直截了当、更高尚、也更符合民族的气节。

这就是这种防御的优缺点，现在再谈谈这种防御所需要的条件和有利于这种防御的一些条件。

主要的和根本的条件是国土辽阔，或者至少是退却线较长，因为几天的行军当然不会使敌人遭到显著的削弱。

1812年，拿破仑的中央军团在维帖布斯克附近是二十五万人，到斯摩棱斯克是十八万二千人，到了博罗迪诺附近减少到十二万人，也就是说它同俄国主力军团的兵力相等。
博罗迪诺距离国境九十普里，但是俄军直到在莫斯科附近时才开始占绝对优势。
这个绝对优势引起的变化自然是非常稳定的，以致法军在马洛亚罗斯拉韦次的胜利都不能使这种形势发生任何重大的改变。

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没有俄国这样辽阔的国土，而且只有极少数的国家可能有一百普里长的退却线。
但是，象1812年法军这样大的兵力在其他场合也是不容易出现的。

双方兵力对比象这次战局开始时那样悬殊的情况就更为少见，当时法军兵力超过俄军一倍以上，而且，还占有决定性的精神优势。
因此，在这次战局中经过一百普里才达到的目的，在其他情况下，也许经过五十普里或者三十普里就可以达到了。

有利于这种防御的条件是：(1)农作物不多的地区；(2)忠诚而尚武的民众：(3)气候恶劣的季节。

对敌人来说，这一切都会在维持军队方面增加其困难，迫使他组织庞大的运输队，派出很多的部队，执行繁重的勤务，引起各种疾病，而对防御者来说，这一切却便于进行翼侧活动。

最后，我们还必须谈谈对这种防御产生影响的军队绝对数量的问题。

不论同对方的兵力对比如何，一支小的军队的力量一般说要比一支大的军队的力量先衰竭，因而它的进攻路程不可能象一支大的军队那样长，它的战区的范围也不可能那样大，这是很自然的。
因此，军队的绝对数量和这支军队能够占领的地区之间仿佛有一种固定的比例关系。
固然这种比例关系不可能用数字表示，而且在其他情况的影响下会经常发生变化，但我们只要说明在这些事物的本质最深处有这种关系就够了。
率领五十万人可以向莫斯科进军，但是，即使兵力对比对自己很有利，率领五万人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向莫斯科进军的。

现在，假定军队的绝对数量同地区的面积的比例在上述两种场合是一样的，那么敌军的数量越大，它由于我们的退却而遭到的削弱无疑也越大。

一、军队的数量越大，给养和宿营就越困难，因为，军队所占有的地区即使同军队的数量以同样的比例增大，军队也决不能完全在这个地区取得给养，而且，一切需要从后方运来的物资会遭到较大的损失。
军队可以用来宿营的也决不是整个地区，而只能是这个地区的很小一部分，这部分地区也不会随军队数量的增加而成比例地扩大。

二、军队的数量越大，前进就越慢，走完进攻路程所需要的时间就越长，前进中每天损失的总数也就越大。

三千人追击两千人时，在一般的地形条件下不会容许退却者以每日只行军一二普里至多三普里的速度向后退却，也不会容许他们隔一定时间停下来休息几天。
要想追上他们，攻击他们并把他们逐走，只要几个小时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双方军队的数量各增加一百倍，那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在前一种情况下用几小时就可以取得的效果，现在也许需要一整天，甚至两天。
这时，每一方都不可能集中在一个地点，因而军队的各种运动和行动都变得更为复杂，都需要更多的时间。
但是，这时对进攻者的处境更为不利，他由于给养的困难比退却者大，不得不在比退却者更宽的正面上前进，因而经常有在某一地点遭到退却者优势兵力袭击的危险，俄国人在维帖布斯克就曾企图进行这样的袭击。
三、军队的数量越大，每个人在战略和战术上的日常勤务中消耗的体力就越大。
一支十万人的军队每天都要出发和行军，一会儿休息，一会儿继续行军，一会儿战斗，一会儿要做饭或者领取食品，而且在各方面的必要的情报来齐以前它又不能宿营。
这支军队在这些辅助活动上花费的时间，通常要比五万人的军队多一倍，但是对于双方来说一昼夜却都是二十四小时。
军队由于人数不同，走完一日行程所需要的时间和受到的劳累是多么不同，我们在前一篇第九章中已经谈过。
当然，不论是退却者还是进攻者，都要忍受这些劳累，但是后者要忍受的劳累要大得多，因为：(1) 
根据我们前面的假定，进攻者兵力占优势，因而它的人数较多。

(2) 
防御者用不断放弃土地的代价换取了经常保持主动的权利，使敌人经常受他支配。
他可以预先作好计划，而且在大多数场合计划不致被破坏。
进攻者却只能根据防御者的配置情况制定计划，这种配置情况他往往只有通过事先的侦察才能知道。

为了使人们不致认为我们的论述同第四篇第十二章矛盾，我们必须提醒一句，这里所指的被追击者，是没有遭到失败的，连一次会战也未曾失败过的被追击者。

一六五

但是，使敌人受我们支配的这个权利，在赢得时间和增加力量的场合，同在争取某些次要利益的场合是有差别的，时间越长，这种差别就越大。

(3) 
退却者一方面尽一切努力使自己容易退却，派人改善道路和桥梁，选择最舒适的宿营地点等等。
另一方面，他又竭力设法使追击者难以前进，派人破坏桥梁，使那些本来不好的道路在自己的军队通过后变得更加难以通行，占据最好的宿营地和水源地使敌人不能利用等等。

最后，我们还必须指出，民众战争也是一种特别有利于这种防御的条件。
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在专门一章里论述，因此在这里不作详细分析。

至此，我们谈到了向本国腹地退却的各种优点，谈到了它要求人们付出的代价和必须具备的一些条件。
现在，我们还想概略地谈谈它的实施问题。

我们要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退却的方向。

退却应该退向本国腹地，也就是说，应该尽可能地退往这样的地点，在这里敌军的两侧被我们的地区所包围。
这时，敌人就处于各个地区的威胁之下，而我们却不致有被迫离开本国领土主要部分的危险。
如果我们选择的退却线离国境太近，就有发生这种危险的可能。
假如1812年俄军不向东方而向南方退却，就会遭到这种危险。

这是这种退却措施的目的所要求的条件。
至于退往国内的哪个地点最好，选择这个地点时应该符合直接掩护首都或另一个重要地点的意图，还是应该符合引诱敌人离开通往该地的方向的意图，以及应该符合到什么程度，这都取决于当时的情况。

假如俄军在1812年的退却是预先考虑好的，即完全有计划的，那么他们当然可以从斯摩棱斯克往卡卢加方向退却，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很可能完全免遭蹂躏，然而俄军却是在退出莫斯科后才选择了这条路线。

法军在博罗迪诺附近约有十三万人，假如俄军是在从斯摩棱斯克通往卡卢加的半路上进行这次会战，那么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说法军在那里的兵力会多一些。
在这种情况下法军又能够从这支军队中抽出多少兵力派往莫斯科呢？显然很少。
这样少的兵力人们是不会把它派到五十普里(从斯摩棱斯克到莫斯科的距离)以外的象莫斯科这样一座城市去的。

拿破仑经过几次战斗以后，到达斯摩棱斯克附近时兵力约有十六万人，假如当时他认为，在进行主力会战以前可以冒险向莫斯科派遗一支部队，为此抽出了四万人，而只留下十二万人对付俄军主力，那么这十二万人到会战时就可能只剩下九万人左右，也就是说比到达博罗迪诺附近时少四万人。
这样，俄军就拥有三万人的优势了。
．如果以博罗迪诺会战的情况作为衡量的标准，当然可以认为，俄军凭这个优势可能成为胜利者。
无论如何，这个计算的结果表明，在这种情况下的兵力对比对俄军来说比在博罗迪诺附近的兵力对比要有利得多。
但是，俄军的退却并不是按照深思熟虑的计划进行的，他们所以退得这么远，是因为每当他们想进行会战时总感到自己兵力不足。
他们的一切给养和各种补充都在莫斯科到斯摩棱斯克的路上，在斯摩棱斯克时任何人都不可能考虑放弃这条道路。
此外，在俄国人的心目中，即使在斯摩棱斯克和卡卢加之间取得一次胜利，也决不能抵偿因为没有掩护而被敌人占领莫斯科的过失。

1813年，假如拿破仑明显地偏向侧方，大体上在布尔戈尼厄运河后面占领阵地，并且在巴黎只留下几千人和大量的国民自卫军，那么他也许能够更有把握保证巴黎不受侵袭。
联军要是知道拿破仑率领十万人在奥塞尔的话，就决不会有勇气向巴黎派遣一支五万到六万人的部队。
相反，假如联军处在拿破仑的地位，而且他们的敌人就是拿破仑，那么恐怕谁也不会建议联军放弃通向自己首都的道路。
要是拿破仑占有当时联军那样的优势，他就会毫不踌躇地冲向首都。
尽管情况完全一样，但是精神状态不同，结果就会如此不同。

我们还想指出，在向侧方进行这样的退却时，无论如何必须使首都或者企图通过这一退却避免战祸的其他地点保
持一定的抵抗能力，以免被任何别动队占领和遭到抢掠。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就谈到这里为止，以后在论述战争计划时还要谈到它。

但是，我们还必须考察一下这种退却方向的另一个特点，即突然变换方向。
俄军在到达莫斯科以前一直按照一个方向退却，以后他们就离开了这个可能把他们引到弗拉基米尔去的方向，先往梁赞方面继续退却，然后转向卡卢加方向。
假如俄军必须继续退却的话，那么他们当然就会沿着这个可能把他们引到基辅的新方向继续退却，也就是又接近敌国边境了。
至于法军，即使这时比俄军还占显著优势，也不可能维持这条经过莫斯科绕个大弯的交通线，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仅必须放弃莫斯科，而且非常可能还必须放弃斯摩棱斯克，也就是说必须让出辛辛苦苦占领的一些地方，而不得不满足于占领别烈津河西岸地区。

当然，这时俄军也会陷入不利的态势，它可能处于同本国的主要部分隔开的境地，这同他们在战局开始时就向基辅方向撤退时可能陷入的不利态势是相同的。
但事实上俄军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陷入不利态势的，因为法军只有不绕道莫斯科就到达基辅，它的状态才可能完全不同。

突然变换退却线的方向，在幅员辽阔的条件下是极为可取的，它显然会带来下列巨大利益：(1) 
我们变换了方向，敌人就不可能保持原来的交通线，而要确定一条新的交通线常常是件困难的事情，同时敌人改变自己的方向只能逐步地进行，他多半必须一而再地寻找新的交通线。

(2)这样一来，双方又都接近了国境，进攻者不能再依靠自己的阵地掩护已占领的地区，而很可能要放弃它们。

俄国是一个幅员异常辽阔的国家，在那里两支军队完全可以进行这样的追逐。

如果其他条件有利，在较小的面积上变换退却方向也是可能的，这只能根据具体场合的具体情况来决定。

诱敌深入的方向一经确定，我们的主力当然就应该沿着这个方向退却，否则，敌人就不会派他的主力向这个方向前进，即使敌人的主力真的向这个方向前进，我们也是无力迫使他受上述一切条件的束缚的。
因此产生了一个问题，防御者应该把全部兵力集中在这个方向上退却，还是应该以大部分兵力向侧方退却，也就是进行离心的退却。

一六六

对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答说，离心的退却本来就是不足取的，理由如下：(1) 
防御者采取这种退却时兵力将更为分散，而防御者把兵力集中在一点上，恰好是进攻者最感棘手的事情。

(2)防御者采取这种退却时，敌人将占有内线之利，他的兵力比防御者集中，因而可能在某些地点上占优势。

诚然，如果防御者暂时采取不断退避的方法，这种优势就不那么可怕，但是，采取不断退避的方法常常是以能经常威胁敌人而自己不致被各个击破为前提的，而在这种场合被敌人各个击破却是很可能的。
此外，向本国腹地退却还应造成一个条件，这就是主力必须逐渐取得能够进行决战的优势，而在兵力分散的情况下，就不大可能确有把握地做到这一点。

(3)兵力较弱的一方总的说来不宜对敌人采取向心的行动。

(4)这样的兵力部署会使敌人的一部分弱点完全消失。

远距离进攻的主要弱点是交通线长和战略翼侧暴露。

如果防御者采取了离心方向的退却，迫使进攻者分出一部分兵力在侧面构成正面，那么进攻者的这部分兵力本来只能用来对付我们同它对峙的那部分军队，在这时却还附带地完成了其他任务——掩护了一部分交通线。

因此，仅就退却的战略效果来看，采取离心的方向是不利的。
但是，如果这是为以后威胁敌人的退却线做准备的，那么我们就必须提醒大家回顾一下前一章的论述。

只有一个目的可以促使防御者采取离心的退却，这就是只有采取这种退却才能保障某些地区的安全，否则这些地区就很可能被敌人占领。

根据进攻者兵力的集中地点和前进方向，根据双方各个地区、要塞等的关系位置，在大多数场合就可以相当准确地预见到进攻者在前进路线两侧将占领哪些地区。
把兵力配置在敌人多半不会占领的那些地区，可以说是一种带有危险性的兵力浪费。
至于防御者在进攻者多半会占领的那些地区配置一部分兵力是否能够阻止进攻者占领这些地区，这是比较难以预测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熟练的断能力。

俄军在1812年退却时，曾把托尔马索夫指挥的三万人留在沃伦，准备用来对付可能侵入这个地区的奥军①。
这个地区面积广大，地形上困难较多，进攻这个地区的敌军并不占优势，所有这一切都是俄军可以期待在靠近边境的这个地区胜过敌人，至少可以在边境附近固守的理由。
这样做在以后会带来非常大的利益，关于这些我们不想多谈。
此外，即使当时想把这些部队及时调到主力那边去，实际上也几乎是做不到的。
这一切肯定是有力地促使俄国人把该军留在沃伦独立作战的原因。
与此相反，如果根据富耳将军制定的战局计划，仅仅让巴尔克来的军队(八万人)向德里萨退却，而把巴格拉齐昂的军队(四万人) 
留在法军的右翼，以便尔后从背后攻击法军，那么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巴格拉齐昂的军队不可能固守在立陶宛南部，换句话说，这支军队不仅不能在法军背后多保持一块更接近于法军的地区，反而会被压倒优势的法军主力所消灭。

从防御者的利益来看，本来应该尽可能地少放弃领土，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一点始终是一个非常次要的。
敌人由于受到我们的限制而使用的战区越小，或者说，越狭窄，它的进攻就越困难，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这一切却要有一个条件作基础，那就是这样做要一开始就有成功的把握，而且不致因此使主力受到很大的削弱，因为防御者在这种场合主要想寻求的必然是最后决战，他的主力迫使敌军主力处于窘迫的境地是使敌军下决心退却的首要原因，并且是使敌军退却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损失极大地增长的首要原因。

因此，向本国腹地的退却，通常应该由没有战败和没有分割的兵力来实施，而且应该直接在敌军主力的前方尽可能缓慢地进行，同时，要通过不断的抵抗迫使敌人经常处于准备战斗的状态，迫使敌人忙于采取战术和战略上的预防措施而大大消耗力量。
如果双方在这种状态下到达了进攻者前进路程的终点，那么防御者只要有可能，就应该占领同这条前进路线斜交的阵地，并利用自己掌握的一切手段威胁敌人的背后。

1812年的俄国战局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切现象，而且象透过放大镜一样显示了这些现象的效果。
虽然这次退却不是一次主动的退却，但完全是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考察它的。
假如俄军象现在这样知道这种退却确实会取得这样的结果，同时假如他们需要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再进行这样的退却的话，那么在1812年绝大部分是在无意中做过的那些事情，现在他们毫无疑问地会主动并有计划地去做了。
然而，如果认为在幅员不如俄国那样辽阔的地方，就不会也不可能出现这样行动的实例，那恐怕也是不正确的。

在任何场合，不论采取这种抵抗方式遇到了哪些困难，只要战略进攻未经决战就由于军队维持方面的困难而遭到了挫败，只要入侵者被迫作了退却(不管入侵者的损失是大是小) 
，这种抵抗方式的主要要求就已经达到，它的主要效果就已经取得。
腓特烈大帝1742年在摩拉维亚的战局，1744年在波希米亚的战局，法军1743年在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战局，不伦瑞克公爵1792年在法国的战局，马森纳1810—1811年在葡萄牙的冬季战局，都是这一类情况，只是范围和规模小得多而已。
此外，这种防御方式只发挥了一部分作用的情况也是很多的，也就是说，即使不是全部结果，至少也是一部分结果应该归功于我们这里所确定的原则。
不过，我们不详细谈这些作用了，因为要谈就必须说明各种情况，就会谈得太远。

在上述俄国和其他各个战局中，在进攻路程的终点都没有发生决定胜负的会战，形势就发生了剧变。
但是，即使不可能期待得到这样的效果，通过这种抵抗方式也能造成可以导致胜利的兵力对比，这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而且，这个胜利能迫使敌人退却，这种退却通常象物体在一次撞击之后按落体定律降落一样，会不断增大敌人的损失。

一六七

第二十六章 民众武装
在文明的欧洲，民众战争是十九世纪才出现的现象。
对于这种战争，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
在反对的人中间，有些基于政治上的理由，把民众战争看作是一种革命的手段，是公认为合法的无政府状态，认为这种状态对国外的敌人固然危险，但对国内的社会秩序同样是危险的。
有些则基于军事上的理由，认为进行民众战争是得不偿失的。
第一种看法同我们这里所谈的问题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仅仅把民众战争看作是一种斗争手段，也就是只从用它对付敌人的角度来考察它。
但是，关于第二种看法，我们不能不指出，一般说来，民众战争应该看作是战争要素在我们这个时代突破了过去人为的限制的结果，看作是我们称之为战争的整个发酵过程的扩大和加强。
如果我们从过去局限很大的军制那里开始来看问题，那么就可以看到征集制度、使军队的数量大大增加的征集制和普遍兵役制，以及后备军的利用，都是同一类事物的发展；而现在的民军制度，即组织民众武装也是这一类事物的发展。
既然前面几种新的手段的出现都是打破过去的限制的一种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结果，既然首先采用这些手段的人大大增强了自己的力量，以致对方也不得不采用这些手段，那么，就民众战争来说，情况也会是这样的。
一般说来，善于运用民众战争这一手段的国家会比那些轻视民众战争的国家占有相对的优势。
既然如此，那么问题只能是，这一增强战争要素的新手段对人类究竟有无益处。
这个问题，恐怕只有解答了战争本身对人类究竟有无益处的问题，才能得到彻底的解答，我们把这两个问题都留给哲学家去解决。
可能有人认为，民众战争所耗费的各种力量，如果用在其他战斗手段上，可能更有成效。
但是人们用不着多加研究就会确信，这些力量绝大部分是不能自由支配的，不能随意使用的。
这些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即精神力量，甚至只有在民众战争中才能发挥出效果来。

因此，问题不在于一个国家通过全民武装所进行的抵抗要付出什么代价，而在于这种抵抗能够产生什么影响，它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它的用法怎样。

这种很分散的抵抗不适于通过对敌人进行时间上和空间上集中的重大打击来发挥效果，这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

这种抵抗的效果象物质的蒸发过程一样，取决于面积的大小。
面积越大，民众武装同敌军的接触越广泛，也就是敌军越分散，民众武装的作用就越大。
民众武装象暗中不断燃烧着的火焰一样破坏着敌军的根基。
民众武装需要经过一定时间才能取得成果，所以，在敌对双方相互作用的那个期间，就会出现一种紧张状态；有时，由于民众战争在一些地点遭到挫折和在另一些地点慢慢停歇下来，这种紧张状态可能渐渐消失；有时，由于这种遍地燃烧的熊熊烈火从四面围困敌军，迫使它为了避免全军覆没而退出这个国家，这种紧张状态可能导致一种危机。
要想单靠民众战争造成这种危机，就必须具备这样的先决条件：或者被侵入的国家的幅员非常辽阔(除俄国以外欧洲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存在这个条件)，或者入侵军队的兵力同被侵入的国家的幅员极不相称(这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
因此，人们如果不愿陷入空想，就必须考虑使民众武装的作战同正规军的作战结合起来，并通过一个总的计划使二者相互协调起来。
民众战争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能发生效果：(1) 
战争是在本国腹地进行的；(2)战争的胜负并不仅仅由一次失败决定；(3)战区包括很大一部分国土；(4)民族的性格有利于采取这种措施；(5) 
国土上有山脉、森林、沼泽，或耕作地，地形极其复杂，通行困难。

人口的多少不起决定性作用，因为在民众战争中很少会发生缺少人员的情况。
居民的贫富也不直接起决定性作用，或者至少不应该起决定性作用，但是，不容否认，贫穷的、习惯于吃苦耐劳的人民往往也表现得更勇敢，更坚强。

象德国很多地区那样居民住得很分散的情况非常有利于发挥民众战争的效果。
有这种特点的地区，就可以分割成更多的零散的小块，更便于人们隐蔽，在这里道路虽多，但很不好，军队舍营会遇到无穷的困难，尤其是民众战争通常所具有的那种特点在这里会小规模地反复出现。
这种特点就是：处处都有抵抗的因素，但是，处处又都捉摸不到。

如果居民集中在一些村庄里居住，那么，敌军就会占领那些反抗最激烈的村庄，甚至为了惩罚居民而把这些村庄抢光，烧光，但是，这种作法对威斯特伐利亚的农民大概是行不通的。
民军和武装的民众不能而且不应该用来对抗敌军的主力，甚至也不能用来对付较大的部队，它们不能用来粉碎敌军的核心，而只能从外部和边缘去蚕食敌人的军队。
它们应该在进攻者的大部队没有到达的战区两侧地区起来反抗，使这些地区完全摆脱敌人的影响。
它们应该象密集在战区两侧的乌云，紧跟着前进的敌人移动。
凡是敌人完全没有出现的地方，民众不会缺少武装起来反抗敌人的勇气，邻近地区的大批居民追随着这个榜样，就会陆续燃起反抗之火。
这样，反抗的火焰就会以燎原之势蔓延，最后烧到进攻者的基地，烧到他的交通线，并破坏他的生命线。
当然，我们并不把民众战争夸大为万能的，并不把民众战争看作象人们无法对付的风雨一样，是单靠军队无法对付的用之不尽而不可战胜的东西。
总之，我们的论断不是以那些吹嘘民众战争的言论为基础的，但是，我们仍然不能不承认，人们不能象驱逐一队士兵那样赶走武装的农民。
土兵象一群家畜那样集结在一起，通常是笔直地向前奔跑，而武装的农民却用不着什么巧妙的计划就会向四面八方散开。
这样一来，任何小部队在山地、森林地，或者地形极其复杂的地区行军就都非常危险，因为随时都可能发生战斗，一支行军的纵队即使很久没有发现新的敌人，那些早被纵队先头逐走的农民也还可能随时在纵队尾部附近出现。
至于破坏道路和封锁隘路，正规军的前哨或别动队所使用的手段同发动起来的农民所使用的手段比较起来，就差不多象自动机器的动作同人的动作比较一样。
敌人除了派很多部队护送运输队，驻守在兵站、隘口、桥梁等地以外，没有别的对付办法。
民众武装最初的活动规模总是有限的，敌人由于害怕过多地分割自己的兵力，派来对付他们的部队也是不大的。
民众战争的火焰通常恰恰就是在同这些小部队的斗争中燃烧起来的，在某些地方，民众武装依靠数量上的优势战胜了敌军的这些小部队，于是他们的勇气增加了，斗志更激昂了，斗争也更积极了，一直发展到能够决定整个结局为止。

根据我们对民众战争的看法，民众战争必须象云雾一样，在任何地方也不凝结成一个反抗的核心。
否则，敌人就会用相应的兵力来打击这个核心，粉碎它，俘虏大批人员。

一六八

这时，群众的勇气就会低落下来，大家都会认为大局已定，继续奋斗是徒劳无益的，因而放下手中武器。
但另一方面，这种云雾却还有必要在某些地点凝结为较密的云层，形成一些将来能够发出强烈闪电的具有威胁力量的乌云。
这些地点，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主要是在敌人战区的两侧。
在这里，民众武装必须结合成更大的、更有组织的整体，并配以少数正规军，这样，民众武装就会具有正规军的形式，敢于采取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从这些地点起，越往敌人的直后方，民众武装应该越分散，因为他们在那里会受到最强烈的打击。
上述较为集中的民众武装的任务是袭击敌人留下的较大的守备部队，此外，它们还要使敌人产生恐惧和忧虑，加深整个民众武装在精神上所造成的印象。
没有这些较集中的民众武装，民众武装的全部活动就会没有力量，整个形势就不足以使敌人产生极度不安。

统帅要想根据自己的意愿使民众武装具有上述力量，最简便的方法是派一些正规军组成的小部队去支援他们。

没有少数正规军去作这种鼓舞人心的支援，居民多半会缺乏拿起武器的信心和动力。
派来支援的部队越多，对民众的吸引力就越强，民众斗争的声势就会象雪崩那样越来越大。
不过，支援民众武装的正规军数量也有一定的限度。

一方面，为了达到这个次要目的而把整个军队都分散去支援民众武装，因而形成一条宽正面的、处处薄弱的防线(在这种情况下，正规军和民众武装肯定会同归于尽) 
是有害的。
另一方面，经验也告诉我们，一个地区的正规军太多时，通常会减弱民众战争的力量和效果，其原因是：第一、正规军太多会把过多的敌军吸引到这个地区来；第二、这时居民就会依赖自己的正规军；第三、大量部队驻在一个地区，宿营、运输、粮秣供应等会大大消耗居民的力量。

防止敌人对民众战争进行强有力的还击的另一个手段是，很少或根本不把这一巨大的战略防御手段用于战术防御；这同时也是运用民众战争的一个主要原则。
民众武装的战斗的特点同素质较差的部队的一切战斗的特点相同，他们攻击非常猛烈而有力，但是不够沉着，难以持久。
此外，对民众武装来说，被战败和被击退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他们对此早有准备。
但是，他们却不能遭到伤亡惨重、被俘很多等致命的打击，这样的失败会使民众战争的火焰很快地熄灭。
这两个特点同战术防御的性质是完全不相容的。
防御战斗要求部队进行持久的、缓慢而有计划的行动和果敢的冒险；如果防御仅是一种可以很快放弃的单纯的尝试性活动，那么，它永远也不能带来成果。
因此，用民众武装防御某一地段时，绝不应该让他们进行决定性的防御战斗，否则，即使情况再有利，他们也会遭到毁灭。
由此可见，民众武装可以而且应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用来防守山地的入口、沼泽的堤道、江河的渡口等。
但是，当这些地点被敌人突破时，民众武装就不能集结在狭小的、最后的避难所(即正规的防御阵地上) 
而被敌人封锁住，他们应该分散开，利用突然袭击继续进行防御。
不论民众多么勇敢，多么尚武，不论他们对敌人的憎恨多么强烈，地形对他们多么有利，也决不能否认，民众战争在过分危险的气氛中是不能持久的。
因此，如果人们想使民众战争这种燃料在某个地方燃起熊熊烈火，那就必须选择一个离危险较远的既通风而又不致遭到能扑灭火焰的重大打击的地方。

以上的考察与其说是客观的分析，不如说是对实际情况的一种感受，因为民众战争还出现得很少，而那些长时间目睹过这种战争的人又对它论述得太少。
经过这些考察以后，我们还要说明一点，民众武装的支持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纳入战略防御计划，那就是：把民众武装作为会战失败后的最后补救手段，或者作为决定性会战前的自然辅助手段。
在后一种情况下，必须以向本国腹地退却和我们在本篇第八章和第二十四章谈过的那种间接还击方法作为前提条件。
因此，在这里我们只简单地谈谈会战失败后征集民军的问题。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该认为自己的命运，也就是自己的整个存亡取决于一次会战(即使是最有决定意义的会战) 
。
一个国家即使战败了，通过征集自己的新兵和利用敌人在每次持续性的进攻中必然要受到的兵力上的削弱，也可以期待形势的转变，此外，还可能得到外来的援助。
一次会战的失败离亡国还有很大的距离。
当民众看到自己被置于深渊的边缘时，他们会象溺水的人本能地去抓稻草那样，想尽一切办法挽救自己，这是符合精神世界的自然规律的。

一个国家即使比敌人弱小得多，也不应该不作这种最后的努力，否则，人们就不能不说这个国家已经失去了灵魂。
这种努力并不排斥签订一个代价很大的和约使自己免于彻底灭亡，这种媾和意图同样也不排斥这些新的防御措施所起的有利作用。
这些措施既不会增加媾和的困难，也不会使媾和的条件更不利，而是会使媾和更容易，媾和的条件更有利。
当我们可以期待那些同我国的存亡有利害关系的国家的援助时，采取这些措施就更为必要。
因此，如果在主力会战失败后一个政府只想使民众迅速地酣睡在和平中，并且由于被严重的失望情绪所压倒，失去了发动一切力量的勇气和愿望，那么，它一定会由于软弱而犯下不能坚持到底的错误，并且表明自己是不配获得胜利的。
也许正因为如此，也就根本没有能力取得胜利。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所遭受的失败无论多么惨重，仍然必须利用军队向本国腹地的退却来发挥要塞和民众武装的作用。
如果主要战区的两侧同山地或其他非常险要的地形相毗连，那么就非常有利于发挥这种作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山地会象棱堡似的突出在前面，从这里出发进行的袭击可以打击入侵者的战略翼侧。

如果进攻者正在进行围攻，如果他为了建立自己的交通线到处留下了强大的守备部队，或者，为了使自己能够有一个较大的活动空间和维持邻近地区的秩序，甚至派出了整军的兵力，如果有生的和无生的战斗手段的种种损失已经使他受到削弱，那么，防御者在这时就应该重新投入战斗，通过相应的打击来动摇处于困境的进攻者。

一六九

第二十七章 战区防御
我们已经探讨了那些最重要的防御手段，也许可以到此为止了，至于这些手段如何同整个防御计划结合的问题，可以放到最后一篇讨论战争计划时谈。
这是因为，不仅每一个从属于战争计划的进攻和防御计划要以战争计划为基础，并根据战争计划来规定其主要轮廓，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战争计划本身无非就是在最主要战区实施进攻和防御的方案。
但是，尽管同任何别的场所比较起来，在战争中部分更决定于整体，更渗透着整体的特点，更是随整体作重大改变的，我们还是不能从战争的整体开始研究，而是不得不先把各个问题看作是彼此分开的几个部分来研究，以便比较清楚地认识它们。
如果不是先研究简单的再研究复杂的，我们就会被一大堆不确切的观念所征服，特别是在战争中，各种各样的相互作用就会经常使我们的观念混乱。
因此，我们想再向整体接近一步，也就是说，专门考察一下战区防御，找出贯穿着前面论述过的那些问题的线索来。

根据我们的看法，防御无非是一种较强的作战形式。
保存自己的军队和消灭敌人的军队，一句话，胜利就是防御作战的目标，当然，不是最终的目的。
保全本国和打垮敌国才是最终目的，用另一句话来说，缔结所期望的和约才是最终目的，因为双方的冲突只有通过和约才能消除，才能以共同的结果而告终。

从战争的角度来看，所谓敌国是什么呢？首先是它的军队，其次是它的国土。
当然，还有许多在某些具体情况下可能具有极大重要性的其他事物，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外的和内部的政治关系，它们有时比其他一切都更有决定意义。
尽管仅仅敌人的军队和国土并不能构成国家，而且也没有包括这个国家同战争有关的一切方面，但是军队和国土永远是主要的，就其重要性来说，往往大大超过其他一切方面。

军队要保卫本国的国土或占领敌国的国土，而国土则使军队不断地得到给养和补充。
两者是相互依存和相辅相成的，它们都是重要的。
但是，它们在这种相互关系中各自所起的作用是有差别的。
军队一旦被消灭，也就是被打垮，不能继续进行抵抗，国土自然也就丧失。
但是，反过来，国土被占领，军队却不一定被消灭，有时，军队为了以后更容易地夺回国土，可能主动地让出某些地方。
的确，不仅军队彻底被打垮可以导致国土的丧失，就是军队遭到一次重大的削弱也必然会导致国土的丧失。
与此相反，每次国土的大量丧失并不必然会导致军队的显著削弱(当然，时间一久是会导致军队的削弱的，但在决定战争胜负的这一段时间内是不会的)。
由此可见，保存自己的军队和消灭敌人的军队永远比占有国土重要，也就是说，前者是统帅应该首先努力做到的。
只有用这一手段不能完全达到目的时，占有国土才可以作为目的而居于首要地位。

假如敌人全部兵力集中成为一支军队，整个战争成为一次战斗，那么，能否占有国土就取决于这一战斗的结局；于是消灭敌人军队，夺取敌国领土和保全自己的国土就都将取决于这一战斗，也就是说消灭敌人军队、夺取敌国领土和保存自己国土同战斗就是同一回事。
现在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防御者首先避免采用这种最简单的作战方式而分割自己兵力的？回答是：他集中兵力取得的胜利所发生的作用还很不够。
每个胜利所产生的影响都有一定的范围。
如果胜利的影响范围能大到包括整个敌国，即全部敌人军队和整个敌国领土，也就是说，它们的各个部分都被卷入敌人核心力量被迫进行的运动中来，那么，这样的胜利是我们最需要的，这时，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要分割自己的力量。
但是，如果我们的胜利不能对敌人军队的某些部分和双方国土的某些部分发生影响，那么我们就必须特别注意这些部分，由于我们不能象集中军队那样把国土集中到一点上来，因而要保卫这部分国土就不得不分割兵力。

只有在领土的形状近似圆形的小国家里，才有可能对军队进行这样的集中，以致一切都取决于对这支军队的胜利。
在敌国有大片领土同我们接壤的情况下，或者在几个结成同盟反对我们的国家从几个方面包围我们的情况下，我们的军队实际上就根本不可能进行这样的集中。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分割兵力，从而也就会出现几个战区。

胜利的影响范围自然取决于胜利的大小，而胜利的大小则取决于被战败的军队的多少。
对敌人集中兵力最多的那部分国土的打击成功时影响的范围最广；我们用于这一打击的兵力越多，就越有把握取得成功。
这一系列自然而然形成的观念使我们联想到力学上重心的特性和作用，通过这一形象的比喻，我们可以更清楚地明确这些观念。

如果说，物体的重心总是位于质量聚集最多的地方，指向物体重心的打击是最有效的，而最强烈的打击又总是由力量的重心发出的，那么，在战争中情况也是如此。
作战的任何一方(不论是一个单独的国家，还是几个国家的联盟) 
的军队都会有一定程度的统一，通过这种统一军队就有了相互联系；而有相互联系的地方，就存在着同重心相类似的东西。
因此，军队中也有重心，这种重心的运动和方向对其他各点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重心就是军队集中最多的地方。
如果说在无生命的物质世界中，破坏这种由相互联系的各部分所形成的重心所需的力是有一定的尺度和界限的，那么，在战争中也是如此。
无论在物质世界还是在战争中，打击力量往往很容易超过抵抗力量，因而可能出现过多使用力量而浪费力量的现象。

在一面军旗之下，根据一个统帅的个人命令进入会战的军队，其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同散布在五十或一百普里的地区上或者有着极其分散的基地的同盟军队之间的联系进行比较，它们的差别有多么大！在前一种情况下，可以说联系最紧密，统一最容易达到。
在后一种情况下，却远远谈不上统一，即使有时在共同的政治意图中还存在统一，但这种统一，也是不充分的和不彻底的；至于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则大多很松弛，甚至实际上往往是不存在的。

一方面，最大限度的集中兵力能使自己的打击强而有，力，另一方面，必须把任何过分的集中兵力都看作是一种实际的不利而加以防止，因为过分集中兵力会造成兵力的浪费，而兵力的浪费又会使其他地点上兵力不足。

识别敌军的这种重心，判定它的影响范围，是战略判断的一项主要活动。
因此，人们必须经常考虑，双方兵力的任何一个部分的进退对于其他部分会发生什么影响。

我们决不认为，我们在以上的论述中发明了什么新的方法，我们只是根据各个时期和各个统帅所沿用的方法提出了一些观念，用它们可以更清楚地说明这些方法同事物本质之间的联系。

敌人军队的重心这一个概念在整个战争计划中如何起作用，我们将在最后一篇里探讨，因为这个问题本来就属于战争计划的范畴。
我们现在先借来使用一下，只是为了不使我们列举的观念有所遗漏而已。
从上述考察中我们看到，分割兵力究竟是什么决定的。
实际上，这里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利益：一是占有国土，它要求分割兵力；一是打击敌军的重心，它又要求把兵力集中到一定程度。

这样，就出现了战区，或者说各支军队的行动区域。
它们是配置有军队的这样的一个地区，配置在这里的主力的每一次胜负都会直接地影响到整体，并使整体随之而发生变化。
我们所以说直接地，是因为在某一战区内的胜负对其邻近的战区自然也会产生或多或少的间接的影响。

在这里，也同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我们在自己的定义中只接触到某些观念的中心，并不希望而且也不可能为这- 
些观念的范围划出明显的界限来，尽管这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但我们还必须明确地提醒一下。

因此我们认为，一个战区(不论其范围大小)连同其军队(不论其数量多少)是可以结成一个重心的单位。
胜负决定就应该在这个重心上进行，在这里取得胜利，从防御这个词的广义上来说，就是战区防御。

一七〇

第二十八章 战区防御(续)
然而，防御是由两个不同的要素，即决战和等待组成的。
本章所要讨论的就是这两个要素的结合的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指出，虽然等待状态还不是全部防御，但它是防御要达到自己的目标所必须经过的一个领域。
只要一支军队还没有撤离它负责防御的地区，进攻引起的双方军队的紧张状态就一直在持续着。
只有决定了胜负才会出现平静，而只有当进攻者或防御者有一方退出战区时，才可以认为胜负已经决定(不管是怎样的一种胜负)。

只要一支军队还在它所在的地区坚守，这一地区的防御就还在继续，从这个意义上讲，防御某一战区同在这一战区进行防御是一回事。
至于敌人暂时夺去了这个战区内或多或少的土地，这是没有关系的，因为这只是借给他而已。

我们这样来认识等待状态，是想借此来确定它同整个防御的正确关系，然而，只有在决战必然会真正进行和双方都认为决战不可避免时，这种看法才是正确的。

这是因为，双方兵力的重心以及以这些重心为基础的战区只有通过决战才是起作用的东西。
决战的想法一旦消失，重心也就失去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整个军队也就失去了作用。

这时，构成整个战区概念的第二个主要组成部分——国土的占有就成为目的而直接跃居首位。
换句话说，双方在战争中越不寻求决定性打击，’战争就越变成一种单纯的监视状态，占有国土就越加重要，防御者就越要直接掩护一切地区，进攻者就越要扩大占领的地区。

无可讳言，绝大部分的战争和战局与其说接近于生死存亡的斗争，即至少有一方力求决战的斗争，还不如说接近于纯粹的监视。
只有十九世纪的战争才在极大程度上具有前一种特点，因而只有在这些战争中才可以运用根据这种特点建立起来的理论。
但是，很难设想所有未来的战争都具有这种特点，与此相反，其中大多数战争仍将带有相互监视的特点，所以理论要想对实际生活有用，就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因此，我们将首先考察有决战意图贯穿和指导着整个军事行动的情况，即发生真正的、绝对的战争(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表达的话) 
的情况，然后，在另一章中，再考察战争由于或多或少地接近于监视状态而产生的变化情况。

在第一种情况下(是防御者等待进攻者发起决战，还是防御者自己寻求决战，对我们来说是一样的) 
，战区防御的实质就在于防御者坚守在战区，随时都可以进行有利的决战。
这时，胜负的决定可能是通过一次会战，可能是通过一系列大规模的战斗，也可能是仅仅通过双方兵力的部署，即可能的战斗所形成的态势带来的结果。
’即使会战不象我们以前多次指出的那样，是最主要、最常用、最有效的决定胜负的手段，它毕竟还是决定胜负的手段之一，仅仅这一点往往就足以要求只要可能就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
战区的主力会战就是重心对重心的打击。
我们在自己重心上能够集中的兵力越多，我们取得的效果也就越可靠和越大。
因此，任何分割兵力的作法，如果没有特定的目的(这个目的可能是通过一次胜利的会战所达不到的，也可能是会战取得胜利结局的一个条件)，都是应该加以反对的。

然而，仅仅做到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还不等于具备了全部基本条件，还必需有一个使军队能在有利条件下进行会战的兵力部署。

这两个基本条件同我们在《抵抗的方式》一章里所谈的各种不同的防御方式是完全可以适应的，因此，根据具体情况的需要把这些基本条件同它们结合起来并不困难。
但是，有一点初看起来似乎是有矛盾的，而且，因为它是防御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所以更有必要加以阐明，这就是如何找到敌人重心的问题。

如果防御者能够及时得知敌人沿着哪些道路前进，自己在哪条道路上能够特别准确地遇上敌人的主力，那么，他就可以在这条道路上迎击敌人。
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
虽然防御者往往在进攻者开始行动以前就要采取一般的措施，设置要塞和大的军械库，以及确定军队的平时员额等等，这都是进攻者行动的依据，但是，在军事行动真正展开时，对进入战场的进攻者来说，防御者却好象纸牌游戏中的下家一样，享有特殊的有利条件。

要想以大量军队侵入敌国，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准备工作，例如筹集粮秣、储备武器装备等等。
这些准备工作需要很长的时间，因而防御者有足够的时间采取对策。
同时，人们还应该看到，防御者所需要的准备时间总比进攻者短，因为任何国家平时为防御所作的准备都要比为进攻所作的准备充分一些。

一七一

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但是，防御者在具体场合仍有可能无法肯定敌人入侵的主要路线在哪里，如果防御需要采取一些费时很多的措施(例如构筑坚固阵地等等) 
，那么就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此外，即使防御者确实是在进攻者的前进路线上，只要防御者不对进攻者发起进攻，进攻者只要稍微改变一下自己原来的方向，也可以绕过防御者所占领的阵地，而在耕作发达的欧洲，阵地左右是决不可能没有道路通过的。
在这种情况下，防御者显然不能在阵地上等待敌人，至少不能指望在那里进行会战。

但是，在讨论防御者在这种情况下还能采取哪些手段之前，我们必须先考察一下这种情况的性质及其出现的可能性。

在每个国家里，同样在每个战区(目前我们就是一直在谈战区) 
里，当然，都有一些能使进攻取得特别大的效果的目标和地点。
我们认为，在讨论进攻时再来比较明确而详细地论述这个问题最为合适。
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如果说最有利于进攻的目标和地点是进攻者决定自己进攻方向的依据，那么这个依据反过来对防御者也必然有用，当防御者还不知道敌人的意图时，这个依据必然是他行动的指南。

如果进攻者不选定这个最有利的方向，他就得放弃他本来可以得到的一部分利益。
显然，如果防御者恰好在这个方向上防御，进攻者不付出代价和不作出某种牺牲就不可能避开他和从他侧旁通过。
由此可见，防御者摸不准进攻者的方向的危险和进攻者可以从防御者侧旁通过的可能性都不象初看起来那样大，因为进攻者在选定这一个或那一个方向时所遵循的某种依据是早已存在的，而且大多是充分有力的，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防御者以及防御者在某一地点的设施都不致遇不到敌人的主力。
换句话说，只要防御者的阵地选择得当，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可以在确信敌人是会来找他的。

但是，我们不应该而且也不能因此就否认在某种情况下进攻者不向防御者阵地前进的可能性。
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防御者应该怎么办，防御者原来所处的位置所带来的有利条件还剩下多少。

如果问，当进攻者从防御者侧旁通过时，防御者到底可以采取哪些手段，那么，这些手段就是：(1) 
一开始就把兵力分为两部分，用一部分准确地迎击敌人，然后用另一部分赶去增援。

(2) 
集中兵力占领一个阵地，在敌人从侧旁通过时，迅速向侧方运动去拦阻敌人。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向侧方运动已经不能恰好就拦阻住敌人，而必须稍稍后退一些，占领新的阵地。

(3)集中兵力从侧面袭击敌人。

(4)威胁敌人的交通线。

(5)采取同敌人同样的方法，也从敌人侧旁通过，去进攻敌人的战区。

我们所以在这里提出最后一种手段，是因为人们可能认为这种手段在某些场合也许是能够产生效果的。
但是，实际上这一手段同防御的意图，也就是同选择防御的理由是矛盾的。
因此，只能把它看作是敌人犯了重大错误或是具体情况所产生的其他特点而引起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威胁敌人交通线要有一个前提，即我们的交通线要比敌人优越。
这也是有利的防御阵地必需具备的基本条件之一。
尽管这种威胁可能经常给防御者带来某些利益，但是单纯对战区进行防御时，这种威胁很少会导致决战，而我们在前面就已经说过，在这里决战是战局的目的。

一个战区的面积通常不会大到使进攻者的交通线具有很大的脆弱性，而且，进攻者实施打击通常只需要很短的时间，而威胁交通线这一手段发生效果却很缓慢，因此即使进攻者的交通线很脆弱，威胁交通线也不能阻止进攻者前进。

由此可见，在对付力求决战的敌人时，或者我们自己也很希望进行决战时，这种手段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完全不起什么作用的。

防御者还可以利用的其余三种手段的目的都在于进行直接的决战，也就是以重心打击重心，因此，它们更适应防御的任务。
但是，我们在这里必须立即指出，我们认为第三种手段要比其他两种手段优越得多，尽管我们并不完全否定其他两种手段，但是，我们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第三种手段才是真正的抵抗手段。

把兵力分为两部分的部署，有被卷入一次前哨战的危险。
如果面临的是一个坚决的敌人，那么，这种前哨战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也只能是一次大规模的相对抵抗，它不能成为防御者所期望的决战。
防御者即使判断正确而懂得避开这条歧路，暂时把兵力分开进行抵抗，也总会大大削弱打击的力量，而且人们永远也不能担保，先去迎击敌人的那些部队不会遭到相当大的损失。
不仅如此，这些部队进行抵抗时通常最后都要向赶来的主力部队退却，这往往给主力部队造成战斗失败和措施错误的印象，这样，就会显著地削弱精神力量。

一七二

第二种手段是用集中在阵地上的兵力到敌人企图迂回我方阵地的道路上去拦阻敌人。
防御者运用这种手段时容易误失时机而陷入两种措施都用不上的境地。
其次，防御会战要求统帅沉着冷静、深思熟虑、了解(甚至熟悉)地形，而这一切在仓卒地去拦阻敌人时是做不到的。
最后，可以作为一个良好的防御战场的阵地，并不是在任何道路上和道路上的任何地点都可以找到的。

与此相反，第三种手段，即从侧面袭击进攻者，也就是迫使进攻者变换正面来进行战斗，却是极为有利的。

首先我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进攻者往往会暴露自己的交通线(在这里是退却线) 
，而防御者，就其总的情况来看，特别是就我们要求他的配置所具备的战略特点来看，却处于有利地位。

其次(这是主要的一点) 
，每一个想从防御者侧旁通过的进攻者都会在两种完全对立的意图之间不知所措。
为了到达进攻目标的所在地，他本来想前进，而为了对付每时每刻都可能遭到的来自侧面的袭击，他又需要随时准备把兵力转向侧方，而且要集中兵力进行打击。
这两种意图是相互矛盾的，内部关系因而会极度混乱，进攻者很难采取符合各种情况的措施，他在战略上很可能处于最不利的境地。
例如进攻者确切知道将在何时何地遭到袭击，他当然能够巧妙而灵活地采取一切对策。

但是，如果在他不了解情况而又必须前进的情况下发生了会战，他就不得不仓卒地集中兵力应战，也就是说在肯定是不利的条件下应战。

如果说防御者也有发起一次进攻会战的有利时机，那么，这个时机首先就是上述情况出现的时刻。
如果我们再考虑到，防御者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了解地形和选择地形的有利条件，他的行动还可以先作好准备并在行动中保持主动等，那么我们就不会怀疑，防御者在这种情况下在战略上比他的敌人占有决定性的优势。

因此，我们认为，防御者集中兵力据守在选择得当的阵地上，可以沉着地等待敌人从自己侧旁通过。
即使进攻者不攻击防御者的阵地，即使就当时的情况来说威胁进攻者的交通线是不适合的，防御者仍然握有从侧面进行袭击以求决战的优越手段。

在历史上我们所以几乎没有看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防御者很少有勇气坚守这样的阵地，通常他们或者是把兵力分割开了，或者是仓卒地横向行军和斜向行军转移到进攻者的前面去了，另一方面是因为进攻者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不敢从防御者侧旁通过，而是停下来不再前进。

在这种场合，防御者被迫进行进攻会战。
于是他就不得不放弃等待、坚固的阵地和良好的筑垒工事等有利条件，在一般情况下，使进攻者陷入在前进中遭到截击的不利处境并不能完全抵偿防御者自己失去的这些有利条件，因为进攻者正是为了避开防御者的这些有利条件才使自己陷入这种处境的。
不过进攻者的这种处境毕竟会给防御者带来某些补偿，因此理论在这里不能象某些历史评论家在提出片断的理论时常做的那样，遇到两种对立的条件就认为两者完全抵销而没有任何剩余。

但是，不要认为我们是在这里玩弄逻辑，恰恰相反，我们越是从实际方面来考察这个问题，就越会认为，这是一种概括、贯穿和支配整个防御行动的思想。

防御者只有在敌人从他侧旁通过时立即决定以全力袭击敌人，才有把握避开很容易陷入的两种绝境：分割兵力和仓卒向侧方运动去拦阻敌人。
在这两种绝境中，防御者将被进攻者所左右，将不得不采取最紧急的措施和最危险的仓卒行动。
采取这些防御方法时，只要碰到一个力求胜利和决战的坚决果敢的敌人，防御就会被粉碎。
但是，如果防御者为了进行共同战斗而在适当的地点把自己的兵力集中在一起并决定在紧要时刻用这支军队从侧面去攻击敌人，那么，他就做对了，他就可以得到处于防御地位所能得到的一切有利条件。
这时，准备良好、沉着、稳妥、一致和简单就成了他行动的特点。

我们在这里不能不提一提同这些观念有密切关系的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我们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防止错误地引用这个例子。
1806年10月，普鲁士军队在提林格等待拿破仑率领的法国军队时，配置在法军可能用于进军的两条大道(一条经过埃尔富特、来比锡至柏林，一条经过霍夫、来比锡至柏林) 
之间。
普军原来的意图是直接穿过提林格山，开到弗兰肯地区，但在放弃这一意图之后，由于不了解法军从哪条道路进军，只好选择了这个中间位置。
这样的配置必然会导致仓卒向侧方推进的行动。

普军实际上就是这样配置的，他们认为法军将经过埃尔富特，因为通向埃尔富特的道路是完全可以通行的。
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法军会在通向霍夫的道路上前进，这一方面是因为这条道路距离当时普军所在的位置有两三天的行程；另一方面是因为中间隔有很深的扎勒河河谷。
当时，不伦瑞克公爵丝毫没有这样考虑，也没有为此进行任何准备，但是，霍亨洛黑侯爵或者说马森巴赫上校(他曾力图使公爵接受这种想法)却始终是这样考虑的。
至于把扎勒河左岸的配置转变为对前进中的拿破仑军队的进攻会战，也就是转变为上面说过的侧面袭击，那就更谈不上了。

因为，如果说扎勒河是一个还可以在最后时刻拦阻敌人的障碍，那么一旦敌人占领了扎勒河的对岸(至少是一部分) ，扎勒河对普军转入进攻来说必然也是一个大得多的障碍。

因此，不伦瑞克公爵决定(如果可以把首脑众多的大本营处于真正混乱和犹豫不决的情况下所产生的这种决定称为个人的决定的话)在河这边等待事件的进一步发展。

不管人们对这种等待作出怎样的评价，结果都会使普军面临下列三种情况：(1)如果敌人渡过扎勒河向普军挑战，普军可以对敌人发起进攻；(2) 
如果敌人不进攻普军阵地而继续前进，普军可以威胁敌人的交通线；(3)普军在认为可能和有利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迅速的侧敌行军先敌赶到来比锡。

一七三

在第一种情况下，普军依靠巨大的扎勒河河谷在战略上和战术上都占很大优势。

在第二种情况下，普军也在战略上占有巨大优势，因为敌人的基地只是普军和中立的波希米亚之间的一个非常狭窄的地区，而普军的基地却极为广阔。
甚至在第三种情况下，普军由于有扎勒河的掩护，也不会处于不利的地位。
尽管混乱不安和弄不清情况的大本营确实考虑过这三种情况，即使在混乱和犹豫不决的情况下有过这种正确的想法，在这个混乱和犹豫不决的旋涡里这个想法没有实现，也是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在前两种情况下，扎勒河左岸的阵地可以看作是真正的侧面阵地，而且作为侧面阵地，它无疑具有很大的优越性。
但是，用一支自信心不强的军队占领这种侧面阵地来对抗优势很大的敌人，来对抗拿破仑这样的人，却是一个非常冒险的措施。

不伦瑞克公爵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之后，到10月13日才选定了上述最后一种措施。

可是时间已经太晚了。
拿破仑已经开始渡越扎勒河，耶纳和奥尔施塔特会战已经是不可免的了。
不伦瑞克公爵由于优柔寡断而使自己处于两头落空的境地：要离开自己所在的位置向侧方运动去拦阻敌人已经为时太晚，而要发起有利的会战又为时过早。
尽管如此，当时普军选择的阵地仍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以致公爵能够在奥尔施塔特附近消灭敌人的右翼，以及霍亨洛黑侯爵能够通过一次牺牲较大的退却脱离险境。
但是，他们却不敢在奥尔施塔特夺取本来有把握取得的胜利，而希望在耶纳获得其实是完全不可能的胜利。

无论如何，拿破仑是感觉到扎勒河畔的阵地的战略意义的，因而他不敢从它侧旁通过，而决定在敌前渡过扎勒河。

我们认为，上面的论述已经充分说明采取决定性行动时防御同进攻的关系，并且已经揭示了联结防御计划各个问题的线索的性质和关系。
我们木打算更详尽地研究各个具体的部署，因为这样做会使我们陷入无穷无尽的具体情况中去。
如果统帅为自己提出了一定的目标，那么他就应该看一看各种地理的、统计的和政治的情况，敌我双方军队的物质和人员的状况同这一目标适应到什么程度，以及在实际行动中，它们对双方将产生什么样的制约作用。

但是，为了在这里更明确地联系到我们在《抵抗的方式》一章里谈过的一个比一个强有力的防御方式，为了对它们有更清楚的认识，我们想在这里指出与此有关的一般情况。

一、对敌人发起进攻会战的根据可能有以下几种：(1)肯定进攻者以极分散的兵力前进，即使我们力量很弱，仍有获胜的希望。

但是，进攻者实际上是不大可能分散前进的，因此，只有在确切知道敌人分散前进的情况下，防御者采取进攻会战才是有利的。
没有充分的根据，只凭单纯的推测就指望出现这种情况，并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这上面，通常会陷入不利的境地。

这是因为，如果后来的情况不象我们期待的那样，我们就不得不放弃进攻会战，而对防御会战又没有做好准备，于是只好被迫退却，一切几乎就都只得让偶然性来支配了。

在1759年的战局中，多纳率领的军队对俄军进行的防御差不多就是这种情况。

这次防御以韦德耳将军指挥的齐利晓会战的失败而告结束。

拟制计划的人所以喜欢使用这种手段，只是因为它能很快地解决问题，但他们却不考虑，作为这一手段的基础的前提条件到底具备了多少。

(2)我们本来就有足够的兵力可以进行会战。

(3)敌人迟钝而又犹豫不决，我们进攻特别有利。

在这种场合，出敌不意的效果比一个良好阵地所能提供的一切地利更有价值。

用这种方式发挥精神因素的威力，是优秀的作战指挥的真正实质。
但是，无论如何，理论必须经常着重地指出：这些前提必须有客观的根据。
如果没有 
—任何具体的根据，只是一味地空谈不平常的攻击的优越性，并以此作为拟制计划、进行考察和批判的依据，那完全是一种不能容许的、毫无根据的作法。

(4)我军的素质特别适于进攻。

腓特烈大帝认为，他的军队是一支灵活、勇敢、可靠、惯于服从、行动准确、充满自豪感并受此鼓舞的军队，这支军队还熟练地掌握了斜形攻击方式，这支军队掌握在他坚强而大胆的手中，是一种更适于进攻的工具(与防御相比) 
，他的这种看法无疑不是错误的，也不是不切实际的。
腓特烈大帝的军队的这一切特点的确是他的敌人所没有的，他正是在这方面占有了决定性的优势。
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他说来，利用这些特点比求助于堡垒和地形障碍更有价值。

但是，这样一种优势是极少见的，一支训练有素、惯于进行大规模机动的军队只是这种优势的一个部分而已。
即使腓特烈大帝认为普鲁士军队特别善于进攻，而且后来有些人也不断这样随声附和，我们也不应该对这种提法给予过高的评价。
在战争中，人们在进攻时大多感到比在防御时轻快和更有勇气，这是一种对任何军队来说都是一样的共同的感觉，恐怕没有一支军队的统帅和指挥官不是这样称赞他的军队的。
因此，在这里我们不应该轻易地被一种表面上的优势所迷惑，而忽略了实际的有利条件。

兵种的比例，即骑兵多而火炮少，也可能成为发起进攻会战的一个非常合理和极其重要的根据。

我们还可以列举以下几种根据：(5)我军完全找不到良好的阵地。

(6)我们急需决战。

(7)最后，上述几个或全部原因共同发生作用。

二、在一个地区内等待敌人，以便尔后在这个地区向敌人发起进攻(如1759年的明登之战)，最合理的根据是：(1) 
双方兵力的对比对防御者并不是太不利，防御者可以不必寻找坚固的和加强的阵地。

(2)有特别适于等待敌人的地形。
至于什么地形适合于等待敌人，这属于战术问题。
我们只想指出，这种地形的特点主要是便于我方通行而不便于敌方通行。

三、在下列情况下占领一个阵地，以便真正等待敌人的进攻：(1)防御者兵力很少，不得不利用地形障碍和堡垒进行掩护；(2)地形提供了这种良好的阵地。

防御者越不寻求决战，只满足于消极成果，并且确切知道敌人将迟滞不前和犹豫不决，最后会放弃其计划，那么，上述第二第三两种抵抗方式就越值得重视。

四、坚不可摧的营垒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达到目的：(1)营垒设在极为优越的战略地点。

这种营垒的特点是，在这种营垒里的守备部队是不可战胜的，因此敌人就不得不采用其他手段，也就是说，敌人或者只好抛开这个营垒继续追求自己的目的，或者就必须围困这个营垒，使守备部队饿死。
如果敌人做不到这两点，这个营垒在战略上就具有很大的优越性。

(2)防御者可以期待得到外援。

占领皮尔纳营垒的萨克森军队就曾经这样做过。
不管这种做法遭到了不幸的结局而使人们发表了一些什么意见，一万七千萨克森军队用另外的方法决不可能抵抗四万普鲁士军队，这一点却是肯定的。
如果奥地利军队在洛博西次没有更好地利用由此而得到的优势，那只能说明奥军的整个作战方法和军事组织很差。
毫无疑问，如果萨克森军不进入皮尔纳营垒而向波希米亚退去，那么，腓特烈大帝在这次战局中就会把奥军和萨克森军一起赶过布拉格，并占领这个地方。
凡是不愿承认这个有利的方面而总是只想到最后全军被俘这一事实的人，都不懂得上述那样思考问题，而不那样思考，就不会得到任何可靠的结果。

一七四

但是，因为(1)、(2) 
两种情况都是很少见的，所以利用营垒是一种需要周密考虑的措施，而且只有在少数场合能够成功。
如果有人企图利用这种营垒使敌人望而生畏，以致使敌人的全部活动陷于瘫痪，那是极其危险的，也就是说，他会遭到不得不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作战的危险。
如果说腓特烈大帝在崩策耳维次利用这种营垒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那么人们应该佩服的是他非常正确地判断了敌情。
当然，在这种场合比在其他场合更应该看到，如果情况危急，腓特烈大帝率领剩下的部队是可以夺路而出的，同时要看到，腓特烈大帝身为国王，处在可以不需要负责任的地位。

五、如果国境附近有一个或几个要塞，那么，主要问题就是：防御者应该在要塞前面，还是在要塞后面进行决战。

在要塞后面进行决战，有下面三个根据：(1)敌人占有优势，我们必须先削弱敌人的力量，然后再同他战斗；(2) 
要塞就在国境附近，当防御者必须放弃一部分国土时，这部分国土的面积不致过大。

(3)要塞有防御能力。

要塞的主要任务之一无疑(或者说应该)是在敌人前进时使敌人的兵力受到损失，大大削弱我们准备与之决战的 
、那部分敌人兵力。
如果我们很少看到有人这样利用要塞，那是由于这一方或那一方都很少寻求决战。
而我们这里所谈的却正是寻求决战的情况。
因此，我们认为，防御者在边境附近有一个或几个要塞时，他应该把这些要塞留在自己的前面，自己在要塞后面进行决战，这是一个既简单而又重要的原则。
我们承认，在要塞后面进行会战同在要塞前面进行会战相比，即使失败时战术上的结果相同，前一场合所丧失的土地也要多一些。
不过这个差别与其说是根据事实材料得出来的，还不如说是想象出来的。
我们自己也会想到，在要塞前面进行会战，可以选择良好的阵地，而在要塞后面进行的会战，在大多数情况下(即敌人围攻要塞，要塞有被攻破的危险的情况下) 
却必然会变成进攻会战。
但是，在后一种情况下进行决战时，敌人的兵力已经削弱了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如果他遇到几个要塞，甚至会削弱一半。
在这种情况下，上述微小的差别同我们在这方面取得的利益比较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因此，我们认为，在决战不可避免(不管是敌人寻求决战，还是我们自己的统帅寻求决战) 
，或者我们没有把握战胜敌人，或者从地形条件来看不急需在前面较远的地方进行会战等情况下，邻近的、抵抗力强大的要塞必然会直接促使我们从一开始就撤到要塞后面，在那里借助要塞进行决战。
这时，如果我们在距离要塞很近的地方占领阵地，以致进攻者不把我们赶走就不能围困或封锁这一要塞，那么，进攻者就会被迫来攻击我们的阵地。
因此，我们认为，在一个重要的要塞后面不远的地方选择一个良好的阵地，是在危险的处境下可能采取的一种最简单、最有效的防御措施。

当然，假如要塞距离国境很远，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上述措施就会让出很大一部分战区，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做这样的牺牲。
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措施就接近于向本国腹地退却了。

另一个条件是要塞应有的抵抗能力。
大家知道，有些地点，特别是一些大城市即使构筑了工事，也是不能同敌军直接接触的，因为它们经不住大量军队的猛烈攻击。
在这种情况下，至少是我们的阵地必须在这些地点后面很近的地方，以便守备部队能够得到支援。

六、最后，向本国腹地退却，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是一种合理的措施：(1) 
双方在物质和精神力量方面的对比使我们不能在国境上或国境附近进行有效抵抗；(2)主要问题在于赢得时间；(3) 
国土的情况有利于向腹地退却，这一点我们在第二十五章已经谈过。

到这里为止，我们讨论了这一方或那一方寻求决战，因而决战是不可避免的情况下的战区防御。
但是，我们必须提醒一下，战争中的情况并不那样简单，如果有人想把我们在理论上所确定的原则和所作的说明运用到实际战争中去，那么他还必须注意第三十章。
并且应该想到，统帅在大多数情况下处于进行决战和不决战这两种倾向之间，根据实际情况，有时比较接近这一倾向，有时比较接近那一倾向。

一七五

第二十九章 战区防御(续)
——逐次抵抗——
我们在第三篇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中已经指出，在战略上应该同时使用现有的一切力量，逐次抵抗同事物的性质是矛盾的。

对于一切活动的战斗力量来说，这一点就不需要作进一步说明了。
但是，如果把战区和战区内的要塞、地形障碍，甚至战区的面积也都看作是战斗力量，即把它们看作是固定的战斗力量，那么，这种战斗力量只能逐次加以利用，或者，我们可以一开始就退得很远，把其中可以发挥作用的那些部分完全放在我们的前面。
如果这样做，战区就能发挥它在削弱敌人军队方面的一切作用。
敌人就不得不封锁我们的要塞，不得不派遣守备部队和设立防哨保障他占领的地区，不得不进行长途行军，以及从很远的地方运来一切必需晶等等。
不管进攻者是在决战前还是在决战后前进，所有这些活动对他都有影响，只是在前一种情况下影响更大一些而已。
由此可见，如果防御者一开始就推迟决战，他就可以使全部固定的战斗力量同时发挥作用。

从另一方面来看，防御者推迟决战严格地说并不会使进攻者胜利的影响扩大，这是很明显的。
关于胜利的影响，我们将在研究进攻时再作进一步的考察，在这里只是指出，胜利的影响可以延续到进攻者的优势(双方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对比的产物) 
消失时为止。
这种优势总是要消失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占领战区要消耗兵力，另一方面是因为在战斗中必然会有伤亡。
不论这些战斗是在开始阶段发生的还是在结束阶段发生的，也不论这些战斗是在战区的前部进行的还是在战区的后部进行的，兵力遭到的削弱是不会有很大不同的。
例如，我们认为，1812年拿破仑在维尔那对俄军的胜利，同在博罗迪诺取得的胜利比较起来，其影响的大小是没有差别的(假设这两次胜利的大小是相同的话) 
。
即使是在莫斯科取得的胜利，其影响范围也不会更大，因为莫斯科在一切场合都是胜利影响的终点。
当然，进攻者由于其他原因而在边境附近进行的决定性会战可能会带来较大的胜利成果，胜利的影响范围因此可能较大，这也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怀疑的。
综上所述，胜利影响范围的问题并不能影响防御者推迟决战。

我们在《抵抗的方式》一章里谈到的那种推迟决战，可以看作是最大限度的推迟决战，我们称它为向本国腹地的退却，它是一种特殊的抵抗方式，利用这种方式的主要意图是使进攻者自己消耗力量，而不是用会战这把剑消灭他。
但是，只有这种意图占主导地位时，推迟决战才能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抵抗方式。
很明显，如果不是这种意图占主导地位，人们就可以把推迟决战设想有许多阶段，并且使这些阶段同所有防御手段联系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把战区在削弱敌军方面所起的作用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抵抗方式，而只看作是固定的战斗力量根据各种情况和条件的需要同其他手段的混合使用。

如果防御者认为决战时不需要利用这些固定的战斗力量，或者认为利用它们时将在其他方面带来很大的牺牲，那么他就可以把这些力量留待以后使用。
在这种场合，这些力量对防御者来说仿佛是在其他场合不可能得到的新的增援力量，凭借这种力量，防御者活动的战斗力量就可以在一次决战后再进行第二次决战，也许还能进行第三次决战，也就是说，能够逐次地使用力量。

如果防御者在边境附近进行的会战失败了，但不是完全溃败，那么人们很容易想到，他还有能力在最近的要塞后面进行第二次会战。
如果他遇到的敌人并不怎么坚决，那么他只要利用大的地形障碍就足以阻止敌人的前进。

由此可见，战略在利用战区时，也象利用其他手段一样，要合理地使用力量。
使用的力量越少越好，但是必须使用足够的力量。
当然，在这里也同作生意一样，主要问题不在于单纯的精打细算，而在于别的方面。

为了避免产生很大的误解，我们必须指出，这里研究的，不是人们在会战失败后可能采取或企图采取何种抵抗措施的问题，而是防御者可以从第二次抵抗中预期得到多少成果，可以在自己的计划中对它作多么高的估价的问题。

在这里，防御者必须注意的几乎只有一点，那就是他的敌人，即敌人的特点和敌人所处的情况。
一个软弱无能、缺乏自信、荣誉心不强或者受到种种条件束缚的敌人一旦获胜，就会满足于一般的利益，当防御者毅然向他挑起新的决战时，就会畏缩不前。
在这种情况下，防御者可以利用战区的各种抵抗手段进行新的决战(虽然这种决战本身很弱)，在这里一定会不断出现扭转局势的新的希望。

不过，谁都会感觉到，我们在这里已经接触到不求决战的战局了，这种战局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逐次使用力量的领域，我们将在下一章详细论述它。

一七六

第三十章 战区防御(续)
——不求决战的战区防御——
能否产生和怎样才会产生作战双方都不是进攻者的战争，即双方都没有积极意图的战争，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最后一篇中详细研究。
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研究这种矛盾现象，因为对每个战区来说，我们只有从它同整体的关系中，才能找到解释这种矛盾的种种理由。

然而，不仅在不求决战的战局中没有必然的决战焦点，而且在战史上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战局，在这些战局中并不是没有进攻者，即并不是没有积极意图，只是积极意图很弱，以致进攻者不是不惜任何代价地追求自己的目的，他并不一定进行决战，而只满足于当时情况可能提供的利益。
在这种战局中，进攻者或者是不追求任何确定不移的目标，而只想收获时间给他提供的利益，或者虽然有一个目标，但只在有利的情况下才去追求它。

这样的进攻者离开了向目标前进的严格的必然性，几乎象一个流浪汉那样在战局中游荡，左顾右盼地企图偶然地拣到廉价的果实。
这样的进攻同防御没有多大差别，因为防御的统帅也可以摘取这样的果实。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准备在《进攻》篇中对这种战局作进一步的哲学的考察，在这里只提出一个结论：在这种战局中，无论是进攻者还是防御者都不求决战，因而决战不再象拱门上的拱心石那样是一切弧线的终点，不再是所有战略行动都归向的终点。

只要我们读过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的战史，我们就会知道，这种战局不是一般地占多数，而是多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其他类型的战局倒好象是例外。
即使将来这种情况会有变化，毫无疑问，这种战局仍然是很多的。
因此，我们在研究战区防御时必须考虑这种战局。
我们在这里就想指出这种战局的最显著的特点。
现实中的战争多半处在两种不同的倾向之间，有时接近这种，有时接近那种，因此我们只有考察这种种特点产生的阻力所引起的战争的绝对形态的变化，才能看到这些特点的实际作用。
我们在本篇第三章里已经说过，等待是防御优于进攻的最大优点之一。
在实际生活里本来很少能作到一切行动都符合实际情况，在战争里，就更难作到了。
由于人的认识不完善，由于人们害怕不利的结局，由于影响行动发展的偶然事件很多，常常有许多按当时情况说应该发生的行动实际上并没有发生。
在战争中同在人类其他活动中比较起来，人的认识显得更不完善，人们会遇到更大的危险和更多的偶然现象，因此，战争中的贻误(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 
也必然要多得多。
这正是防御者可以坐得其利地获得果实的好地方。
我们把占领地区在作战上特有的重要意义同这一经验结合起来，就产生了“占有者得利”这条原则，这条原则在和平时期的斗争中即诉讼中也被看作是神圣的原则，正是这个原则代替了决战(在以打垮敌人为目的的所有战争中决战是整个行动的焦点) 
。
这个原则起很大的作用，当然，不是说它能引起行动，而是说它能给不行动，给为不行动服务的一切行动提供依据和理由。
只要不能寻求和不能期待决战，就没有理由放弃任何一点国土，因为只有在决战中为了换取某种利益，才可以放弃某些国土。
因此，防御者总是想要保住即掩护住所有的国土，或者尽可能多地保住即掩护住国土，而进攻者则力求占领在不进行决战的情况下所能占领的一切，也就是尽可能多地占领对方的国土，在这里我们只谈前者。

防御者没有派军队掩护的地方，都可能被进攻者占领，这样，等待的利益就转为进攻者所有。
因此，防御者总是力图直接掩护一切地方，并等待敌人来进攻掩护部队。

在进一步探讨防御的特点以前，我们必须把《进攻》篇中进攻者在不求决战时通常追求的目的先提出来谈谈。
这些目的是：(1) 
在不进行决战的条件下，占领对方大片的国土。

(2)在上述同样的条件下，夺取大仓库。

(3) 
占领没有掩护的要塞。
虽然围攻要塞是一种比较艰巨的、常常要付出很大力量的行动，但是，它不会带来什么灾祸，因为人们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可以放弃这一行动而不致受到重大的实际损失。

(4) 
最后，进行意义有限的胜利的战斗。
进行这种战斗无需冒很大的危险，但也不会得到很大的利益。
这种战斗在整个战略纽带上不是具有重大结果的部分，它是为了战斗而进行的战斗，或者是为了获取战利晶以及为了赢得军人的荣誉而进行的战斗。
当然，为了这样的目的，人们就不会不惜一切代价地去发动战斗，而只会等待偶然出现的有利的机会，或者通过巧妙的行动来创造这种机会。

针对进攻者的这四个目的，防御者可采取下列手段：(1)把军队配置在要塞前面掩护要塞；(2)扩大防御正面以掩护国土；(3) 
如果正面的宽度不足以掩护国土，则通过向侧方行军，迅速赶到敌人前面去拦阻敌人；(4)避免进行不利的战斗。

很明显，防御者采用前三种手段的意图在于：让敌人采取主动，而自己充分利用等待的利益。
这种意图是完全符合事物性质的，一概地否定它是非常愚蠢的。
决战的可能性越小，这种意图就越强。
尽管从军事行动的表面上看，在战局的一些不起决定作用的小规模行动中，活动往往还相当活跃，但是上述意图却永远是这种战局的最深的基础。
不论是汉尼拔还是非比阿斯，不论是腓特烈大帝还是道恩，只要不寻求决战也不等待决战，就都遵循这一原则。
至于第四种手段，则是为前三种手段服务的，是它们的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

现在，我们想对这几种手段作较详细的研究。

一七七

防御者为了掩护要塞不受敌人攻击而把自己的军队配置在要塞前面，这初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合理，似乎是一种多余的举动，因为修筑要塞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它独立地抵抗敌人的进攻。
但是，在现实中我们却看到这种措施出现过千万次。
在作战中就是这样，最普通的事情往往看来也是最难理解的。
可是，有谁敢于仅仅根据这种表面上的矛盾，就把千万次出现的情况都说成是错误的呢？这种现象既然一再反复出现，就证明它一定有一个深远的原因。

这个原因就是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人们精神上的软弱。

如果我们把军队配置在要塞前面，那么敌人不打败我们的军队就不能进攻要塞。
一次会战就是一次决战，如果敌人不寻求决战，那么他就不会发起会战，这样，我们就不用会战这把剑也可以保住自己的要塞。
因此，当我们估计敌人不一定寻求决战时，就要等待敌人发动决战，因为敌人很可能是不愿意决战的。
如果事实同我们的估计相反，敌人准备向我们发起进攻，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还可以采用退到要塞后面这个手段。
由于我们可以采用这一手段，因而把军队配置在要塞前面就更没有什么危险了。
在这种场合，不付任何代价地维持现状的巨大可能性决不会带来丝毫的危险。

如果我们把军队配置在要塞后面，那么我们就恰好给进攻者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目标。
如果要塞不很大，那么进攻者即使毫无准备，无论如何也是会围攻它的。
为了不让敌人攻占要塞，我们就必须赶去增援，这样一来，我们的活动就成为积极的和主动的，本来在向自己的目标前进的围攻要塞的敌人却反而成了占有者。
经验告诉我们，事情必然是这样转变的，这是事物性质决定的。
我们已经说过，进行围攻并不一定会遭到灾祸。
甚至通常不敢发起会战的、最软弱、最不果断、最消极的统帅，只要能够接近要塞，也会毫不犹豫地进行围攻，即使他只有野炮，他也会进行围攻，因为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他可以放弃这个行动而不致受到实际的损失。
另一方面，大多数要塞只要被围，在某种程度上就有可能被进攻者用强攻或某种特殊手段攻破，因此防御者在估计可能发生的情况时，决不可忽略这一点。

把这两种情况对比一下，防御者当然会认为，在较好的条件下进行会战，不如根本不进行会战有利。
所以在我们看来，把军队配置在要塞前面这种习惯的作法是很自然和很简单的。
腓特烈大帝用格洛高要塞抵抗俄国军队，用希维得尼察、尼斯和德累斯顿等要塞抵抗奥地利军队时差不多都遵循了这个习惯。
但是贝费恩公爵在布勒斯劳采用这种方法时却失败了。
假如当时他把军队配置在布勒斯劳后面，也许就不会遭到攻击。
但是，当腓特烈大帝不在布勒斯劳时，奥地利军队是占有优势的，只有腓特烈大帝来到布勒斯劳，奥军才会失去这一优势，这种情况表明，在布勒斯劳进行战决不是不可能的。
因此，普鲁士军队在布勒斯劳的配置地点是不合适的。
如果贝费恩公爵不是害怕奥军炮击布勒斯劳这个存有储备品的要地(假如遭到炮击，他就会受到在这种情况下决不会公正地考虑问题的国王的严厉责备) 
，他一定会把军队配置在布勒斯劳的后面。
对于公爵试甲通过占领布勒斯劳前面的筑垒阵地保住要塞的作法，人们在事后是不应该横加责备的，因为，卡尔·冯·洛林公爵在当时很可能只满足于占领希维德尼察，在可能受到普鲁士国王进攻的情况下，他也很可能停止前进。
因此，对于贝费恩公爵来说最好的办法应该是不进行真正的会战，当奥军开始进攻时就把军队撤到布勒斯劳后面，这样，既可以得到等待的利益，又不会遭到很大的危险。

在这里，我们给防御者把军队配置在要塞前面的做法找到了一个重要而有力的理由，并且说明了它的正确性。
尽管如此，我们仍需要提出一个次要的但更为直接的理由，不过，仅仅这个理由是不够有力的，因此它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
这个理由就是军队常常要利用最近的要塞作为储备品的仓库。
这种作法既方便又有许多好处，因而一般说统帅都不愿意从较远的要塞运来必需品，或把必需品放置在没有防御工事的地方。
既然要塞成了军队的仓库，那么，在某些情况下把军队配置在要塞前面就是完全必要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很自然的。
但是，我们清楚地看到，容易被一些没有远见的人过分重视的这个直接的理由并不足以解释已经出现的所有情况，而且也不是可以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理由。

不通过会战就夺取一个或几个要塞，是不求大规模决战的所有进攻者的很自然的目的，而防御者的主要任务则在于阻止敌人实现这一目的。
所以我们看到，在有许多要塞的战区内，几乎一切运动都是围绕这些要塞进行的，进攻者运用种种计谋力图出敌不意地接近某一要塞，防御者则力图通过有准备的运动很快地拦阻敌人接近要塞。
从路易十四起到萨克森元帅止，几乎在所有的尼德兰战局①中都贯穿着这种特点。

关于掩护要塞的问题就谈这么多。

扩大军队配置正面以掩护国土，这种手段，只有在存在着大的地形障碍的条件下才是可以设想的。
采用这一手段而设立的大大小小的防哨，只有依靠坚固的阵地才具有一定的抵抗能力。
通常，阵地上天然障碍物已经足够的情况是很少的，所以必须用人工筑城加以补充。
不过，应该认识到，用这种方法在某一点上所进行的抵抗只能看作是一种相对的抵抗(参阅《战斗的意义》那一章) 
，而不能看作是绝对的抵抗。
当然，这样的防哨也有可能不被敌人击破，而且在个别情况下能够取得绝对的结果，但是许多防哨中任何一个单独的防哨同整体比较起来都是软弱无力的，它可能受到敌人优势兵力的攻击，因此，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单独的防哨所进行的抵抗上是没有根据的。
防御者用这种方法扩大军队的配置正面，只能相对地延长抵抗的时间，不能获得真正的胜利。
但是，就这种防御的总的目的和总的任务来说，单独的防哨能起到这种作用也就足够了。
—在不怕发生大规模决战和不怕敌人为了战胜整体而不停地前进的战局中，防御者利用防哨进行战斗不会有什么危险，即使最后防哨并不能守住也是如此。
在这种场合，进攻者除了夺得这个防哨以及一些战利品外，很少能得到其他利益。

这个胜利对整个防御不会有进一步的影响，也不致动摇防御者的基础，致使许多墙壁跟着倒塌下来。
对防御者来说，在最坏的情况下，即整个防御体系因某一个防哨的丢失而遭到破坏的情况下，他仍然有时间集中自己的军队，用全部兵力向进攻者表示要决战，而根据我们的前提，进攻者是不求决战的。
因此通常在防御者集中了兵力以后，进攻者也就不再继续前进了，双方的行动也就结束了。
防御者的全部损失是一些国土、人员和火炮，而这些也是进攻者所满足的成果。

一七八

如果防御者估计到，进攻者可能或者非常可能胆怯而谨慎地行动，他不想碰得头破血流，因而不敢进攻我们的防哨，只可能停在我们防哨的前面，那么，我们说，防御者即使在不利的情况下，也不妨采取这种防御冒一冒险，在这个考察中必须记住，我们假定的进攻者是一个不敢冒险追求大的成果的敌人，对这样的敌人来说，一个中等的但很坚强的防哨就可以使他停止前进了。
即使进攻者肯定可以攻破这个防哨，他也会考虑：为此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同当前这一胜利中可能获得的利益比较起来，这个代价是否过大。

上述情况表明，防御者在宽大正面上用许多并列的防哨进行强有力的相对抵抗，从整个战局的角度来看，是可以取得满意的结果的。
为使读者在战史中能立即找到这种战例，我们要指出，这种扩大正面的配置多半出现在战局的后半期，因为这时防御者对进攻者这一年的意图和情况才真正有所了解，而且进攻者原有的一点敢作敢为精神也已经消失。

在扩大正面配置以掩护国土、仓库和要塞的防御中，所有大的地形障碍，如大小河流、山脉、森林和沼泽等等，当然都会起很大的作用，并具有头等的重要意义。
关于这些地形障碍的利用，可以参阅我们前面的论述。
地形要素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所以军队特别需要通常被认为是司令部所特有的那种知识和活动。
司令部一般说来是军队中书写最多的部门，所以在各次战局的战史中关于地形的运用就记载得比较多。
同时，也产生了这样一个相当自然的倾向：力图把运用地形的问题系统化，并以历史上的个别情况作为根据，从中找出在解决一般情况时适用的办法来。
不过，这种努力是徒劳无益的，因而也是错误的。
即使在这类比较消极和比较局限于某一地区的战争中，各种情况也是各不相同的，必须有区别地对待它们。
因此，关于这些问题的最好的和最有说理性的回忆录，也只能帮助我们了解这些问题，而不能成为规定。
这些回忆录事实上又成了战史，不过这种战史涉及的只是这个战争所特有的某一个方面而已。

尽管司令部的这种活动(人们通常认为这种活动是司令部所特有的) 
是必要的和值得重视的，但我们必须警惕经常可能产生的不利于整体的擅越职权的行为。
司令部中最高人物的重要地位，常使他们对其他人，首先对统帅起某种支配作用，这样，就很容易产生一种有片面倾向的思想习惯。
结果，统帅除了看到山脉和隘路以外，就什么也看不到了，本来应该根据情况来自由选择的措施就只能依靠已成为第二天性的这种习惯来决定了。

例如在1793年和1794年，当时普鲁士军队司令部的灵魂、著名的山脉和隘路专家格腊韦尔特上校，曾使两个在性格上完全不同的统帅(不伦瑞克公爵和米伦多夫将军) 
采取了完全相同的作战方法。

沿着一道险要地带建立的防线往往能够导致单线式防御，这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确实要用这种防线直接掩护战区的整个正面，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必然会导致单线式防御，因为大多数的战区都是很大的，而在战区内进行防御的军队本身的战术配置却很小。
但是，由于进攻者受情况及其设施的限制，只能沿着一定的主要方向和道路行动，即使面对着最消极的防御者，远离这个方向和道路也会造成很大的不使和不利，因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防御者只需要掩护这些道路左右几普里或几日行程宽的地区就够了。
防御者只要在主要道路和接近地上设置防哨，在各道路之间的地区设置监视哨就可以实现这种掩护。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进攻者可以派一个纵队从两个防哨之间通过，并从几个方面对某一个防哨进行有计划的攻击。
因此，防御者对这些防哨的配置必须进行妥善安排，使它们或者在侧面有依托，或者构成侧面防御(即所谓钩形防御)，或者可以得到后方预备队和邻近防哨的支援。
这样一来，防哨的数量可以大大减少，一支进行这种防御的军队通常只分为四个到五个主要防哨。

为了掩护某些距离过远但又多少受到威胁的主要接近地，可以规定一些特殊的防御中心，它们仿佛是大战区内的小战区。
七年战争中，奥地利军队的主力在下西里西亚山区常常配置成四五个防哨，而一些在某种程度上独立的较小的军在上西里西亚也采取与此类似的防御配系。

‘防御者采取这种防御配系时，越是不直接地掩护目标，就越要借助于运动和积极的防御，甚至采取进攻手段。
某些部队可以看作是预备队，除此以外，每个防哨都可以抽出兵力支援其他防哨。
支援的办法是：或者真正从后方赶去加强和恢复消极的抵抗，或者攻击敌人的翼侧，甚至威胁敌人的退路。
如果进攻者不是真正攻击防哨的侧面，而只是企图占领一个阵地威胁防哨的交通线，那么上述防御者的预备队就可以真正攻击这部分敌军，或者威胁敌人的交通线以进行报复。

由此可见，尽管这种防御的主要基础具有非常消极的性质，但它必须具备一些积极的手段，通过各种方式利用这些手段去应付各种复杂的情况。
人们通常认为运用积极手段最多，甚至运用进攻手段的防御是较好的防御。
但是，这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地形的性质、军队的素质以至统帅的才能，另一方面，这也容易使人们对运动和其他积极的辅助手段寄于过多的希望，而过分忽视利用险要的地形障碍进行扼守地区的防御。
至此，我们认为，关于扩大防御正面的问题已经说清楚了，现在我们要谈谈第三种辅助手段，即迅速地向侧方运动赶到敌人前面去拦阻敌人。

这种手段是我们这里谈的国土防御所必然会使用的一种手段。
原因如下：首先，即使防御者的阵地正面很宽，也往往不能占领本国所有受到威胁的门户；其次，在许多情况下，防御者必须准备以自己的主力去支援可能遭到敌人主力攻击的防哨，否则这些防哨就很容易被攻破；最后，每个不愿使自己的军队固定在正面宽大的阵地上作消极抵抗的统帅，都必然更愿意采取经过深思熟虑的、做好准备的迅速的运动来达到掩护国土的目的。
没有军队防守的地方越多，要想及时赶到这些地点就越需要高超的运动技巧。

防御者由于想采取这种手段，他自然要到处寻找在这种情况下占领后可以带来很大利益的阵地，也就是他的军队(哪怕只是一部分) 
占领了这种阵地以后可以使敌人打消攻击念头的阵地。
由于这样的阵地经常反复出现，主要问题又在于及时赶到这些阵地，所以这些阵地仿佛是这种军事行动的主体，因此，人们也把这种作战方法称为防哨战。

一七九

在不求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中，正如扩大配置正面和相对抵抗都不会产生危险(在大规模决战中是有这种危险的) 
一样，向侧方行军赶到敌人前面拦阻敌人，也不会发生危险。
但是，如果防御者要想在最后关头才仓卒地赶到敌人的前面占领阵地，而对方是个不仅能够和愿意追求大的目标，而且不惜为此付出巨大力量的坚决果断的敌人，那么防御者就走上了彻底失败的道路，因为，这样仓卒和慌忙地占领的阵地是经不住敌人用全部力量不顾一切地进行的攻击的。
当然，如果敌人不是用拳头打人，而是用手指戳人，如果他不想利用巨大的成果，或者说，他甚至不愿取得一个巨大的成果，而只想以很小的代价来获取微小的利益，那么，防御者用这种抵抗手段对付他还是可以取得效果的。

一般说来，就是这个也是更多地在战局的后半期使用，很少在战局开始时使用，这是很自然的结果。

在这里，司令部又有机会把它关于选择和构筑阵地以及通往阵地的道路的地形知识变成一套彼此有联系的措施。

最后将形成这样一种情况：一方力图到达某一地点，而另一方力图阻止对方到达这个地点，因此任何一方都不得不常常在对方眼前运动，并且必须比在其他情况下更为谨慎和准确地组织这种运动。
从前，当主力还没有区分为各个师，行军时主力还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时，要做到谨慎和准确地运动是很困难的，这需要高度的战术技巧。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一线上的某些旅有时也必须常常先赶到前面，以便确保某些地点，它们要执行独立的任务，即使其他部队没有到来也准备同敌人接触。
但是，采用这种手段过去是，而且永远是反常现象。
当时的行军队形，一般说来总是以整体保持原有次序地行进为原则的，它尽可能地避免上述这样的例外。
现在，主力的各部分都已分成许多独立的单位，只要其他单位相距很近，可以赶来继续这次战斗或结束这次战斗，这种独立的单位甚至敢于向整个敌军发起战斗。
现在，即使在敌人眼前进行这种向侧方的行军，也不会有很大困难。
从前必须通过机械的行军队形才能达到的目的，现在用提前派出几个师和加快其他部队的行军速度，以及更自由地运用整个军队等就可以达到了。

防御者利用上述各种手段可以阻止进攻者夺取要塞、占领广大地区或夺取仓库的行动。
如果进攻者必须到处进行防御者用上述手段向他挑起的战斗，而且在这些战斗中，进攻者不是获胜的可能性很小，在不利时有遭到还击的很大的危险性，就是要付出同他的目的和所处的情况不相适应的力量，那么，进攻者的行动就会被阻止。

如果防御者利用自己的技巧和设施达到了这个目的，使进攻者在一切方面都看到对方良好的防御措施已经使自己没有希望实现任何微小的企图，那么，进攻者就往往会到单纯地满足军人荣誉方面去寻找出路。
在任何一次大的战斗中获胜，都能给军队以优越的名望，满足统帅、宫廷、军队和人民的虚荣心，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满足了人们对每次进攻都必然抱有的期望。

于是，进攻者的最后希望就仅仅是为了取得胜利，取得战利品，进行意义有限的胜利的战斗。
但愿人们不要以为我们这样说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我们仍然没有离开我们自己的前提：防御者的良好措施，使进攻者不可能利用一次胜利的战斗达到上述目的中的任何一个目的。
进攻者要实现这个希望，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战斗中的形势有利，第二个条件是战斗所获得的胜利确实能导致上述目的中一个目的的实现。

在不存在第二个条件的情况下也可能有第一个条件，如果进攻者的战斗只是为了获得战场上的荣誉，那么同进攻者还要取得其他利益的场合比较起来，他就更有可能使防御者单独的部队和防哨陷入不利的战斗。

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道恩的地位上并用他的方法考虑问题，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没有改变谨小慎微的个性却敢于袭击霍赫基尔希，原因是他只求夺得当天的战利品。

至于普鲁士国王因而被迫放弃德累斯顿和尼斯，这个有效的结果对他来说是个意外的胜利，根本就不在他原来的打算之内。

不要以为，这两种胜利之间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毫无意义的，恰恰相反，我们在这里接触到的正是战争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
从战略上来看，战斗的意义是战斗的灵魂。
我们必须经常反复地指出，在战略上，一切主要的东西都产生于双方的最终意图，即产生于一切思考活动的最高出发点。
所以在战略上这一个会战同那一个会战之间可能有很大的差别，以致人们不能把它们看作是同一个手段。

虽然进攻者取得这样的胜利对防御者来说几乎不能算作什么重大的损害，但是防御者还是不愿把这种利益让给敌人的，何况谁也不能知道结果还要附加上哪些东西，因此，防御者必须经常注意所有大部队和防哨的状况。
当然，这时大部分问题取决于这些部队的指挥官的智慧，但是，如果统帅决定不当，这些部队也会卷入不可避免的灾祸之中。

在这方面谁会忘记兰德斯胡特的富凯军和马克森的芬克军的例子呢？
在这两次行动中，腓特烈大帝都过分地相信自己一贯的想法的作用。
在这里他并不是相信，兰德斯胡特阵地上的一万人真正能够战胜三万敌军，或者芬克能够抵抗得住敌人优势兵力从四面八方的攻击，而是认为，兰德斯胡特阵地的威力仍同以往一样可以作为一张有价证券而被对方接受，认为道恩在翼侧受到佯攻时一定会放弃萨克森的不利的阵地，而进入波希米亚的比较有利的阵地。
他第一次对劳东，第二次对道恩都判断错了。
他所采取的措施的错误就在于此。

即使一个不很骄傲、不很卤莽和不很固执(腓特烈大帝在个别行动中却是有这些值得指责的缺点的) 
的统帅，也难免会犯上述错误。
现在，即使撇开这个错误不谈，在我们研究的这个问题上仍有一个很大的困难，那就是部队指挥官的洞察力、努力程度、勇气和坚定的性格不可能总是合乎统帅的要求的。
统帅不能让属下指挥官任意处理一切问题，他必须给他们下达某些指示，这样，他们的行动就受到限制，同当时的情况就容易不一致。
但这是一种完全不可避免的弊病。
没有深入到军队的最后环节的、强制性的、权威的意志，就不能很好地指挥军队，而且，谁要是习惯于相信和’期望部下总会提出好的主意，他就不能很好地指挥军队。

因此，统帅必须经常密切注视每个部队和防哨的情况，使它们不致出乎意外地陷入灾难之中。

这四种手段都是为了维持现状。
这些手段使用得越成功和越有成效，战争在同一地点就会拖延得越久；而战争在同一地点拖延得越久，给养问题就越重要。

一八〇

这样，在战争一开始，或者战争开始后不久，就需要用仓库供给的办法来代替强征和征收的办法，就需要用固定的运输队(这种运输队或者由农民的车辆组成，或者由军队自己的车辆组成) 
来代替临时征用的农民的车辆。
总之，这就和正规的仓库供给接近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给养》一章里已经阐述过了。

但是对这种作战产生巨大的影响的并不是给养，因为给养就其任务和性质而言，是局限在狭小的范围内的，它虽然能对作战发生一定的影响，有时甚至发生很大的影响，但是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性质。
与此相反，相互威胁对方交通线的行动却有更重要的意义，其原因是：第一、在这种战争中缺乏较大的、比较坚决的手段，统帅只能采取这种较弱的手段；第二、在这种战争中，让这种手段发生效果的必要的时间是不会缺少的。
因此，保障自己的交通线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切断交通线虽然不是敌人进攻的目的，但是却能成为迫使防御者退却并放弃其他目标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

战区本身的一切掩护措施自然也对交通线起掩护作用，交通线的保障有一部分就包含在这些措施之中。
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交通线的安全是部署兵力时必须考虑的一个主要问题。

用一些小部队，或者较大的部队护送运输队，是保障交通线的特殊手段。
因为阵地的正面再宽也不能保障所有交通线的安全，而在统帅不愿扩大配置正面时，就特别需要组织这种护送。
因此，我们在滕佩霍夫所著《七年战争史》中可以看到，腓特烈大帝常常派出单独的步兵团或骑兵团，有时甚至派出整个旅护送运输面包和面粉的车队，但是在奥军方面却从来没有这类事实的记载。
原因之一是他们没有人这样细致地记载它们，另一个原因是他们的阵地正面总是宽大得多。
．上面我们谈到了同进攻要素基本上毫无关系的四种手段，它们是不求决战的防御的基础。
现在我们还要谈几种具有进攻性质的手段，它们或多或少可以同上述四种手段并用，好象是给这四种手段增加的调料。
这些具有进攻性质的手段主要是：
(1)威胁敌人的交通线，其中也包括袭击敌人的仓库；(2)到敌占区进行牵制性攻击和游击活动；(3) 
在有利的情况下，攻击敌人的单独的部队和防哨，甚至攻击敌军的主力，或者只对这些目标进行威胁。

上述第一种手段在所有这样的战争中始终是有效的，但它是暗暗地、在某种程度上完全隐蔽地起作用的；如果防御者的每个良好阵地都能使敌人对交通线可能受到的威胁有所顾虑，那么它就发挥了绝大部分的效果。
我们在上面已经谈过，在这样一种战争中，给养问题对防御者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在这里对进攻者来说也是如此。
因此，战略．上的大部分措施都是根据会不会遭到敌人的攻击这一考虑确定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讨论进攻时还要谈到。

不仅通过选择阵地对敌人交通线进行一般的威胁(它象力学上的压力一样，暗暗地在起作用) 
属于这种防御的范围，而且用部分兵力真正进攻敌人的交通线也属于这个范围。
不过，要想使这种行动获得利益，必须在交通线的状况、地形的性质或军队的特点等方面具备适合于采取这一行动的具体条件。

为了进行报复和掠夺，或者为了取得某些利益而到敌占区去进行的游击活动，本来不是防御手段，而是真正的进攻手段。
但是游击活动通常同真正的牵制性攻击的目的结合在一起，而牵制性攻击是以削弱同我们对峙的敌军兵力为目的的，所以游击活动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真正的防御手段。
不过，牵制性攻击也可用于进攻，它本身就是一种真正的进攻手段，因此我们认为在下一篇再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比较合适。
在这里提到它，只是为了把防御者在战区内可能运用的一切小规模的进攻手段都列举出来。
但是我们在这里必须指出，牵制性攻击的规模和作用可以大到使整个战争具有进攻的姿态，因而获得进攻的荣誉。
1759年战局开始前，腓特烈大帝向波兰、波希米亚、弗兰肯等地采取的行动就是这样。
这一战局本身显然是纯粹的防御，但是到敌占区进行的袭击赋予它以进攻的性质，这种性质可能由于进攻的精神影响而具有特殊的价值。

当进攻者轻率从事，在某些地点暴露出自己的弱点时，防御者可以把攻击敌人的单独部队或主力作为整个防御的必要的补充手段。
这种行动只能在这种条件下实施，但是，在这里同对敌人的交通线采取行动时一样，防御者也可以向进攻的领域前进一步，而且同敌人一样，把伺机进行有利的战斗作为特殊的企图。
要想在这种行动中取得一定的成果，防御者或者必须拥有显著优势的兵力(一般说来，这一点是不符合防御的性质的，但也是有可能做到的) 
，或者必须具备卓越的方法和才能，能使自己的部队较为集中，并能加强部队的活动和运动，来补救由于部队集中而在其他地方出现的不利情况。

一八一

七年战争中的道恩是前一种情况的例子，腓特烈大帝是后一种情况的例子。
我们看到，道恩差不多总是在腓特烈大帝过分大胆和轻视他的时候发动进攻，他在霍赫基尔希、马克森和兰德斯胡特就是这样。
与此相反，我们看到，腓特烈大帝几乎不断地进行运动，力图以自己的主力消灭道恩的这一个或那一个单独的部队，但由于道思既拥有优势兵力又异常小心谨慎，所以，腓特烈大帝成功的时候很少，至少成果是不大的。
然而，我们不能认为腓特烈大帝的努力是毫无作用的。
实际上，这种努力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很有效果的抵抗，因为敌人为了避免进行不利的战斗就会被迫处于小心和紧张的状态，这样，敌人本来可以用来进攻的一部分力量就被抵销掉了。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1760年的西里西亚战局，当时道恩和俄国军队正是由于担心有时在这里、有时在那里遭到普鲁士国王的攻击或者被击溃，才不敢前进一步。
谈到这里我们认为，关于不求决战的战区防御的主导思想、最主要的手段和整个行动的依据等一切问题都已经谈到了。
我们主要是把这些问题列举出来，使读者了解整个战略活动的全貌，至于它们的具体措施，如选择阵地、行军等等，我们在前面已经比较详细地研究过了。

如果我们再总的看一看这个问题，就必然会认为，当进攻精神很微弱，双方对决战的要求很小，积极动机很缺乏，而相互阻止和抑制的内在牵制力量却很多时，就象我们在上面所设想的那样，进攻和防御之间的本质差别就必然渐渐消失。
当然，在战局开始阶段，作战一方要进入另一方的战区，要在一定程度上采取进攻的形式，但是这一方非常可能而且往往会很快就把一切力量用来在敌人土地上保卫自己的国家。
于是就形成了双方对峙的局面，这实际上是相互监视。
双方都考虑如何不失去任何东西，同样也许双方都在考虑，如何为自己取得实际的利益。
在这一点上，本来的防御者甚至反而能够超过他的敌人，腓特烈大帝在当时就是这样。

进攻者越是放弃作为前进者的地位，防御者受到的威胁就越少，也就是越不需要进行真正的防御来保障自己的安全，从而进攻和防御之间就越容易出现均势。
在这种均势状态中，双方的活动的目的都只是从对方手中夺取某种利益并使自己不受到任何损害，也就是双方都力图进行真正的战略机动。
凡是由于各种情况或政治意图不允许进行大规模决战的战局，显然都或多或少具有这种性质。

关于战略机动的问题，我们准备在下一篇用专门的一章来研究。
但是，这种双方力量的平稳的赌博在理论上人们常常赋予它不应得的重要性，而且主要是在防御中赋予它这种不应得的重要性的，所以我们在研究防御的时候，有必要对它作进一步的说明。

我们把这种机动称之为双方力量的平稳的赌博。
凡是没有整体的运动的地方，就有均势存在，而凡是没有远大的目的在推动的地方，就没有整体的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不管双方的兵力相差如何悬殊，都应该认为他们处于均势。
引起较小行动和目的的个别原因是从整体的这种均势中产生的。
这些小的行动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它们不再受到大规模决战和大的危险的束缚。
因此，双方都把赌大输赢的资本换成小筹码进行赌博，也就是把整个行动分解为许多小规模的活动。
随着这种为了取得微小利益而发生的小规模的行动的出现，双方统帅之间就展开了一场运用技巧的斗争。
而且在战争中永远不可能没有偶然性，从而也不可能不存在幸运，所以这种斗争永远不能不是广种赌博。
可是这里产生了另外两个问题：同一切都集中于一次大规模行动的场合比较起来，在这种机动中，偶然性对胜负所起的作用是否较小？智力的作用是否较大？我们对后一个问题的答复是肯定的。
整体分成的部分越多，对时间(包括各次行动的具体时间)和空间(包括各次行动的具体地点) 
的考虑越多，智谋起作用的领域就越大，也就是说智力的支配作用就越大。
这时智力所起的作用就使偶然性活动的领域缩小了一部分，但是不一定能抵销它全部的活动，因此，我们不一定要对前一个问题也作肯定的答复。
也就是说我们决不能忘记，智力活动并不是统帅的唯一的精神活动。
在进行大规模的决战时，勇气、坚强、果断、沉着等素质就比较重要，而在双方力量平稳的赌博中，这些素质所起的作用却比较小，在这里智谋的特殊重要性的增加不仅缩小了偶然性的活动范围，而且也削弱了上述这些素质的作用。
但从另一方面看，在进行大规模的决战时，这些光辉的素质却能够利用偶然性所支配的大部分领域，并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智谋在这种场合所顾不到的地方。
由此可见，这里存在着几种力量的冲突，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偶然性在大规模决战中要比在双方力量平稳的赌博的总结局中起更大的作用。
如果我们说，我们在这种赌博中所看到的，主要是双方运用技巧的斗争，那么这只是指智谋方面的技巧，而不是指整个军事上的造诣。

促使人们赋予战略机动以上述那种不应得的重要性的，正是战略机动的这个方面。
首先，他们把这种技巧同统帅的全部精神活动混为一谈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因为，如上所述，我们必须承认，在大规模决战的时刻统帅的，其他精神活动在起支配作用。
这种支配力量即使主要来源于巨大的感受，来源于几乎无意识产生的和未经长时间思索的灵感，也仍然是军事艺术中的一个真正的公民，因为军事艺术既不是单纯智力活动的领域，也不是智力活动占支配地位的领域。
其次，人们认为，战局中任何一次没有结果的活动的出现都同某一方甚至双方统帅的这种高超的技巧有关。
实际上，产生这种没有结果的活动的一般的和最主要的原因，却经常存在于使战争变成这样一种赌博的总的情况之中。

从前文明国家的大多数战争追求的目的主要是相互监视，而不是打垮敌人，所以大多数战局必然带有战略机动的特性。
这些战局如果不是著名的统帅指挥的，人们就不会注意它们，如果一方甚至双方是著名的伟大统帅(如屠朗和蒙特库科利) 
指挥的，人们就会根据这些统帅的名望而说整个机动艺术是最杰出的典范。
这样，人们就把这种游戏看作是军事艺术的顶峰，称它是军事艺术的最高修养的表现，因而把它作为研究军事艺术的主要依据了。

这种见解在法国革命战争以前的理论界相当流行。
法国革命战争突然打开一个同过去完全不同的战争现象的世界，这些现象在最初显得有些粗野和简单，但后来在拿破仑所指挥的战争中形成了一套最好的方法，带来了使所有人惊叹的成果。
这时人们就想抛弃旧的方法，认为上述一切都是新发现和伟大思想等等的结果，当然也认为是社会状况改变的结果。
此外，人们认为，旧的方法已经完全不需要了，也决不会再出现了。
但是，在任何一种思想发生大变革时，总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派别，这里也不例外，旧的观点也有它的卫护者。
这些人把新的现象看作是粗野的暴力行为，是军事艺术的总的没落，并且认为，正是那种平稳的、没有结果的、无所作为的战争赌博才应该成为军事艺术发展的方向。
这种见解是如此地缺乏逻辑和不合哲理，以致人们只能把它看作概念的极端混乱。
但是那种认为旧的方法不会再出现的人，也是考虑得不周到的。
在军事艺术领域内的新现象中，只有极小的一小部分可以算作新发明和新思想的结果，而大部分则是新的社会状况和社会关系的改变所引起的。
但是，当这些社会状况和社会关系处在激烈的动荡过程中时，还不应该把它们当作标准，因此，毫无疑问，过去的大部分战争现象还会重新出现。
在这里，我们不打算深入讨论这一问题，只想指出双方力量的平稳的赌博在整’个战争中的地位，指出它的意义以及它同其他事物的内在联系，借以说明它是双方的种种受到限制的条件的产物，是显著地缓和了的战争要素的产物。
在这种赌博中，某一方的统帅可能比另一方统帅高明一些。
因此，当他在兵力上能够和敌人抗衡时，就可以获得某些利益，在兵力较弱时，运用他杰出的才能也可以同对方保持均势。
但是，要想从这里找到统帅获得最高荣誉和变得伟大的原因，则是同事物的性质有很大矛盾的。
恰恰相反，这种战局倒常常是一个可靠的标志，它表明双方统帅都没有伟大的军事才能，或者，由于受到条件的限制，有才能也不敢发动大规模决战。

可见，这种战局永远不会是获得最高的军人荣誉的领域。

一八二

我们上面谈的是战略机动的一般特性。
现在，我们还要谈谈战略机动对作战的一种特殊影响，也就是说，它常常使军队离开主要道路和城镇，开往遥远的或者至少是不重要的地方。
当临时发生和很快就消失的微小利益成为行动的动机时，国家的总的方针对作战的影响就会减弱。
因此我们看到，军队往往开到从战争的重大而又简单的需要来说决不应该开去的地方，因而，战争过程中的个别情况的改变和变化在这里比在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中要大得多。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七年战争中的最后五次战局。
尽管当时总的形势没有变化，但是每一次战局都有所不同，仔细观察一下就可以看到，在这几次战局中，雎然联军的进攻意图比过去战争中的大多数战局都强烈得多，但是同一个措施没有采用过两次。

我们在不求大规模决战的战区防御这一章中，指出了军事行动的几种手段，以及这些手段的内在联系、条件和特性，关于它们的具体措施，在前面也已经较详细地谈过了。

现在的问题是，对这些不同的手段能不能提出概括整体的原则、规则和方法？我们的回答是，如果我们从历史上来看，那么从变化无常的一些形式中是不可能找到这些东西的，对具有多种多样的、变化多端的性质的整体来说，除依靠经验以外，我们认为几乎是不存在任何其他理论法则的。
追求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不仅简单得多，而且也更合乎自然，这种战争更不受内在矛盾的约束，它更客观，更受内在必然性法则的支配，因此人们可以合理地规定它的形式和法则。
而对不求决战的战争来说，要作到这一点却困难得多。
甚至在我们这个时代才形成的大规模作战理论中的两个基本原则，即标洛的基地宽度和约米尼的内线配置，如果用到战区防御上，经验也会告诉我们它们在任何地方都是行不通的和没有用处的。
但是作为单纯的形式，这两个基本原则在这里应该是最有用的，因为行动的时间越长，空间越大，形式也就越有用，也就必然越比对结果有影响的其他因素占优势。
但是，我们看到，它们只不过是事物的个别方面，它们决不会带来决定性的利益。
手段和当时条件的特点必然具有打破一般原则的作用，这是非常明显的。
如果说道恩元U巾的特点是善于作宽正面的配置和慎重地选择阵地，那么腓特烈大帝的特点则是经常集中主力，紧紧接近敌人，以便见机行动。
这两个人的特点不仅产生于他们的军队的素质，而且也产生于他们所具备的条件。
一个国王比一个要对上面负责的统帅更容易见机行事。
在这里我们还要再一次强调，批判者没有权利认为，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同的作风和方法有高低之分，不能认为它们之间有从属关系。
这些不同的作风和方法都是平等的，只能根据具体情况来断定它们的使用价值。

我们并不打算在这里十一列举由于军队、国家和各种情况的特点可能产生的这些不同作风和方法。
关于它们的影响，我们在前面已经一般地谈过了。

因此，我们承认在本章中无法提出原则、规则和方法来，因为历史没有给我们提供这些东西，在每一个具体场合，我们几乎都碰到一些特殊的现象，这些现象往往是完全不可理解的，有时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从这一方面研究历史并不是没有益处的。
在没有体系和没有真理机器的地方也是有真理的，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用熟练的判断和从长期经验中得来的敏锐感觉才能认识这一真理，历史在这一方面虽然没有提出任何公式，但是，象在其他场合一样，却给判断提供了锻炼的机会。

我们只想提出一个概括整体的原则，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想再重复和明确一下我们在这里所论述的一切问题的基本前提，并使它具有真正的原则的形式。

这里所举出的一切手段只有相对的价值。
只是在双方都软弱无力的情况下才能应用它们。
如果超出这个领域之外，就有另一个较高的法则起支配作用，那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现象世界。
统帅决不可忘记这一点，决不可怀着自以为是的信念，把狭窄领域内的东西看成是绝对的。
统帅决不可把他在这里所使用的手段看作是必然的、唯一的手段，不要在自己已经担心这些手段不适用时还使用它们。

从我们目前的立足点出发，好象不可能产生上述那种错误。
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却不是这样，因为在那里事物之间的界限不是那么明显的。

我们必须再次提醒读者注意，我们为了使观念明确、肯定和有力，在考察时只把完全对立的、即极端对立的方式作为对象，但是战争的具体情况大多是处于中间状态的，所以受上述极端的观点支配的程度取决于战争的具体情况同极端对立的方式接近的程度。

因此，一般说来，首要的问题是统帅能够预先断定敌人是否企图采取较大的、较坚决的措施，他有无力量用这种措施战胜我们。
只要敌人有一点这样做的可能性，我们就必须放弃只能避免小的不利的小措施，就只好通过自愿的牺牲改善自己的态势，准备迎接较大的决战。
换句话说：统帅首先应该正确地估计情况，并根据这个估计采取行动。

为了通过实际生活中的例子更明确地说明这些观念，我们想概略地谈一些在我们看来是情况估计得不正确而行动的实例，也就是说，在这些例子中一方的统帅是按敌人不坚决行动的情况采取措施的。
我们先从1757年战局的开始谈起，从当时奥地利军队的兵力部署中可以看出，他们没有估计到腓特烈大帝会如此坚决地发动进攻。
当卡尔·亚历山大已经陷入必须率领军队投降的险境时，皮科洛米尼的一个军却还停留在西里西亚边境。
这就说明，他们对情况，完全了解错了。

1758年，法国不仅完全受了策芬修道院协定的迷惑(这个事实不属于我们论述的范围) 
，而且两个月后，对自己的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也判断错了，结果丧失了威悉河和莱茵河之间的全部土地。
至于1759年腓特烈大帝在马克森，以及1760年在兰德斯胡特，由于不相信敌人会采取那样坚决的措施而对敌情完全判断错误的情况，我们已经谈过了。

在历史上恐怕很难找到比1792年在估计敌情方面所犯的更大的错误了。
人们原来认为利用少量的援军就可以结束一次内战，结果却受到政治热情发生根本变化的法国人民的巨大压力。
我们所以把这个错误称为严重的错误，是因为这个错误后来导致了严重的结果，并不是因为当时很容易避免这个错误。
至于在军事上，那就不能否认，以后几年连遭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1794年的战局。
在这次战局中，联军不仅完全没有认识到敌人进攻的强烈性，因而使用了扩大阵地正面和战略机动这种微不足道的方法，而且从普奥两国政治上的不一致和愚蠢地放弃比利时和荷兰这些事情上也可以看到，各国政府很少估计到来势凶猛的巨流的威力。
1796年，在蒙特诺特、洛迪和其他地方进行的各次抵抗也足以证明，奥军在如何对付拿破仑这个人的问题上知道得太少。
1800年，梅拉斯将军遭到惨败，这并不是法军突然袭击的直接结果，而是因为他对这一袭击可能产生的后果估计错了。

1805年，乌耳姆作为徒具科学形式、但力量极为薄弱的战略纽带的最后一端来说，它可以阻挡道思或拉西那样的统帅，但不能阻挡拿破仑这个革命皇帝。

1806年，普鲁士曾处在犹豫不决和混乱状态中，这是陈腐的、狭隘的、无用的观点和措施同一些当时具有重大意义的明确的认识和正确的感觉混杂在一起的结果。
假如普鲁士对自己的处境有清楚的认识和充分的估价，那么它怎么会把三万人留在普鲁士国内，准备在威斯特伐利亚另开一个战区呢？怎么会决定以吕歇尔军和魏马军进行小规模攻击取得某种成果呢1597又怎么会在会议的最后时刻还讨论仓库的危险和某些地区的损失等问题呢？甚至在最大的1812年战局中，在开始时也并不是没有出现过由于错误地判断了敌情而采取不正确的行动的情况。
在维尔那的大本营里有一批有名望的人物，他们坚持要在边境附近举行会战，其目的是使敌人不受惩罚就不能进入俄国领土。
这些人很清楚地知道，这次会战可能失败，或者说一定要失败，他们在当时虽然不知道前来进攻八万俄军的是三十万法军，但敌人在兵力上一定拥有巨大优势是知道的。
他们的主要错误是对这—会战的价值估计不当。
他们认为，即使这一会战失败，也不过是同其他败仗一样，仅仅是一次败仗而已。
其实，人们有充分根据可以肯定，在边境附近进行的这一主要决战如果遭到失败，是会带来一系列其他后果的。
甚至德里萨营垒的利用，也是一个完全错误地判断了敌情而采取的措施。
假使俄军想固守这个营垒，就会四面遭到攻击而完全陷于孤立，法军就有办法迫使俄军放下武器。
这个营垒的构筑者并没有考虑到要对付力量这样大和意图这样坚决的敌人。

然而，甚至是拿破仑，有时也会作出错误的估计。
1813年停战以后，他认为派几个军就可以阻止布留赫尔和瑞典王储所率领的联军的次要部分，他认为自己的这几个军，虽然不足以进行真正的抵抗，但是却可以促使对方象在过去的战争中常见的一样谨慎小心而不敢冒然行动。
他没有充分估计到，刻骨的仇恨和逼近的危险在布留赫尔和标洛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作用。

拿破仑对于老布留赫尔的敢作敢为精神总是估计不足的，在来比锡，从拿破仑手中夺去胜利的正是布留赫尔，在郎城，拿破仑所以没有被布留赫尔彻底击溃，只是因为出现了完全在拿破仑估计之外的情况。
在滑铁卢，拿破仑终于苎受到致命的雷击一样，由于这个估计不足的错误而受到了惩罚。

一八三

第三卷出版说明
我曾经冒昧地对本书的读者说过几句话①，据我所知，我这种大胆的行为得到了大家的谅解。
现在，请读者允许我在第三卷的前面再写几句话，首先我要对本卷的延期出版作些解释，并且请求读者原谅。

这一卷包括《战争论》的第七篇和第八篇。
这两篇可惜都是未完成稿，只是粗糙的草稿和一些素材。
我们不打算把它们搁置起来不和读者见面，因为它们尽管是未完成稿，却也是读者感兴趣的，它们至少指出了作者要想走的道路。

可是，这两篇需要经过仔细的校阅才能出版。
承少校奥埃策耳先生的美意，承担了这项工作，但由于他公务繁忙，这一工作中断了很久，因此，让已经完成的第四卷②在第三卷之前出版，似乎更合适一些，因为第四卷的内容是1796年战局，也就是作者真正的战史研究的第一部分，许多方面都表示希望能尽快地看到遗著的这一部分。

我们曾希望第三卷能同第五卷同时出版，但这一点也没有作到，我们两次破坏了遗著的自然顺序，这是必须请求读者原谅的。

① 指初版序，见第一卷第5 ——10页。
——译者。

② 克劳塞维茨的军事遗著共分十卷，《战争论》是其中第一、二、三卷，其余各卷主要是对战史的研究和评论。
——译者。

本卷除包括《战争论》一书中未完成的两篇外，还附录了几篇文章。
这几篇文章虽然不是《战争论》的一部分，但却同《战争论》有密切的关系，但愿它们能够受到读者的欢迎。

这些文章中的第一篇是作者于1810、1811和1812年荣幸地为忘太子殿下讲课时所写的，其中第一部分是作者向王太子的保育官高迪将军提出的计划，第二部分是作者在结束这门课程时所写的纲要。
我在第一卷的序言中曾经说过，这篇文摘包含了《战争论》的胚胎，仅仅这一点大概就可以引起大多数读者的特殊兴趣了。
承王太子殿下恩典，允许发表这篇文章，这里我要再一次向殿下表示我最恭顺的感激。

玛丽·冯·克劳塞维茨
1833年12月5 日于柏林




一八四

第七篇 防御
第一章 从进攻与防御的关系看进攻
如果两个概念真正构成了逻辑上的对立，也就是说其中的一个概念是另一个的补充，那么，实际上从一个概念就可以得出另一个概念来。
即使我们有限的智力不能一眼就看清这两个概念，不能仅仅根据它们的对立，就从一个完整的概念中得出另一个完整的概念来，但是这一个概念对另一个概念来说，无论如何也是一个重要的说明，而对它的很多部分来说，是充分的说明。
因此，我们认为《防御》一篇前几章中与进攻有关的各点就是相应地对进攻的充分的说明。
但并不是在所有的方面都是这样，进攻的所有问题在那里是决不能完全阐述完毕的，因此，当概念的对立不是象在《防御》一篇前几章中那样直接涉及概念的基本部分时，我们自然就不能从《防御》一篇所论述的内容中直接推论出关于进攻所要论述的内容。
变换立足点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事物，因此，对于从较远的立足点概略地考察过的东西，自然应该从较近的立足点加以考察。
这样做就能对思想做全面的说明，而且在这里，关于进攻所要论述的，有不少也是对于防御的进一步说明。
所以，我们在研究进攻时多半会遇到我们在研究防御时曾经探讨过的问题。
但是，我们不打算按照大多数工兵教程的做法，在论述进攻时避而不谈或者完全否定在论述防御时所提出的防御的一切积极价值，我们也不打算证明，对付每一种防御手段总有某种绝对可靠的进攻手段，这样做是违反事物的性质的。
防御有它的长处，也有它的弱点，虽然它的长处不是不可制服的，但做到这一点要付出得失极不相当的代价，这一点从任何立足点来看都必然是正确的，否则就会自相矛盾。
此外，我们也不打算详尽地探讨对付每一种防御手段的进攻手段；每一种防御手段都会引起一种进攻手段，但后者往往是显而易见的，是不需要先从防御的立足点转到进攻的立足点就可以认识的。
一种进攻手段是随着一种防御手段的出现自然而然地出现的。
我们打算在探讨进攻的每一个问题时说明进攻所特有的、不是直接由防御引起的情况，由于我们采用了这种论述方法，在本篇中就必然会包含一些在《防御》一篇中没有相应内容的章节。

一八五

第二章 战略进攻的特点
我们已经说过，战争中的防御(其中包括战略防御)决不是绝对的等待和抵御，也就是说，决不是完全的忍受，而只是一种相对的等待和抵御，因而多少带有一些进攻因素。

同样，进攻也不是单一的整体，而是不断同防御交错着的。

可是，二者的差别在于：没有还击的防御是根本不可设想的，还击是防御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而进攻却不是这样。
攻击或进攻行动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它本来并不需要防御，只是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才不得不把防御作为一种不得已的下策而加以采用。
这是因为，第一、进攻行动不可能连续不断地一直进行到最后，中间要有平静的时间，在进攻行动停止了的这种平静时期，自然而然就出现防御状态；第二、进攻的军队通过的、为了维持其生存所必需的空间，并不总是能够受到进攻本身的掩护的，必须专门加以防护。

因此，战争中的进攻行动，特别是战略上的进攻行动，是进攻和防御的不断的交替和结合，但是不能把进攻行动中的防御看作是进攻的有效准备和加强，即不能把它看作是一种有效因素，而只能看作是一种不得已的下策，是一种妨碍前进的阻力，是进攻的原罪①，是进攻的致命伤。
我们所以说防御是一种阻力，是因为，如果说防御不能对进攻产生有利的影响，那么仅仅由于它所造成的时间上的损失，就必然会削弱进攻的效果。
但是，任何进攻中都包含的这个防御因素，是不是可能对进攻不发生实际的不利影响呢T既然我们承认进攻是较弱的作战形式，防御是较强的作战形式，似乎就应该从中得出结论：防御对进攻不会发生实际的不利影响，因为，当兵力还足以采用较弱的作战形式时，采用较强的作战形式必然会更绰绰有余。
一般说来，也就是从主要的方面来看，这是对的，至于如何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我们将在《关于胜利的顶点》一文中再作详细的探讨。
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构成战略防御的优越性的原因之一正在于，进攻本身不能不搀杂防御，而且搀杂一种非常无力的防御；进攻从防御中所得到的是防御中最有害的因素；就整个防御说的问题不能认为对这些因素也是适用的，因此，这些防御因素能在实际上削弱进攻是不难理解的。
正是在进攻中产生了无力的防御的时刻，防御中的进攻因素就积极地发生作用。
在一天战斗之后通常随之而来的十二小时的休息时间里，防御者和进攻者的处境是多么不同啊：防御者是在自己选定的、非常熟悉的、准备好了的阵地上，而进攻者却象盲人一样摸索着进入行军野营地。
当为了重新筹备给养或等待增援等等而需要进行较长时间的休息时，防御者是在自己的要塞和仓库的附近，而进攻者却象是栖息在树枝上的鸟儿。
而任何进攻都不得不以防御告终；至于这时的防御是什么样的防御，这取决于具体情况；如果敌人的军队已经被消灭，情况可能很有利，如果敌人的军队没有被消灭，情况也可能很困难。
虽然这种防御已不再是进攻本身的一部分，但是它的特点必然反过来对进攻发生影响，并且对决定进攻的价值起一定的作用。

① 原罪(Erbsiinde)——宗教用语，按基督教的学说指人天生即有的罪恶。
本句的意思是说进攻中的防御因素是进攻本身所固有的有害因素。
——译者。

从以上的考察中可以得出结论：每次进攻时，都必须考虑在进攻中必然会出现的防御，以便能够看清进攻中的缺点，并对此有所准备。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进攻本身完全是始终如一的，防御却根据等待这一因素减少的程度而可以分成许多等级，于是就产生了彼此极不相同的防御方式，这一点我们在《抵抗方式》一章中已经谈过了。

因为进攻只有一个有效因素，进攻中的防御只不过是一种累赘的阻力，所以进攻不象防御那样有不同的方式。

当然，进攻在威力、速度和力量方面是有巨大差别的，但这种差别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不是方式上的不同。
当然，人们可以设想，进攻者为了顺利地达到目标，有时也选择防御的形式，例如占领一个有利阵地，以等待敌人的进攻。
但这种情况极为少见，我们向来是根据现实情况给概念和事物分类的，所以可以不必考虑这种极为少见的情况。
因此，进攻没有象防御的抵抗方式那样的不同的等级。
最后，进攻中可以使用的手段通常只限于军队，如果有的要塞位于敌人战区附近并对进攻起显著作用，当然也应该包括在这种作战力量之内。
不过要塞的这种作用将随军队的推进而越来越小；而且很明显，自己的要塞在进攻中决不可能起到防御中那样重大的作用(防御时要塞往往成为主要的手段)。

至于民众的支持，只有在居民对进攻者抱有好感而不是对本国的军队抱有好感时，进攻者才可能得到它。
进攻者也可能有同盟者，但只是特殊的或偶然的情况使他有同盟者，进攻行动本身并不必然会带来同盟者。
因此，如果在防御时，我们可以把要塞、民众武装和同盟者都列入抵抗手段的范围，那么在进攻时，我们就不能这样做。
在防御中能得到这些手段是防御的性质决定的，而在进攻中，却很少能得到这些手段，即使能得到它们，也大多是由于偶然的原因。

一八六

第三章 战略进攻的目标
打垮敌人是战争的目标，消灭敌人的军队是手段，不论在进攻中还是防御中都是如此。
利用消灭敌人的军队这一手段，防御可以转入进攻，进攻可以占领国土。
因此占领国土是进攻的目标，但是占领国土不必是占领全部国土，可以仅仅是占领国土的一部分、一个省份、一个地区或一个要塞等等。
所有这些在媾和时都有充分的价值，是进攻者的政治资本，进攻者或者可以占有它们，或者可以用它们交换别的东西。

因此，战略进攻的目标，可以从占领全部国土起一直到占领一个最不重要的地方为止。
一旦这个目标达到了，而且进攻停止了，就会出现防御。
这样看来，似乎可以把战略进攻设想为一个有一定界限的单位。
但是，如果我们实际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也就是根据实际现象研究一下，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事情并不是这样的。
在现实中，进攻活动，也就是进攻的企图和措施，常常不知不觉地以防御为其终点，正如防御计划以进攻为其终点一样。
要占领什么地方，统帅很少能够、至少不是常常能够预先精确地予以规定的，这要根据事态的发展来决定。
有时，他进攻的进展比他预定的要远一些，经过一段短时间的平静之后，他的进攻又获得了新的力量，但我们不能把平静前后的行动看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行动。
有时，他停止进攻的时间比预定的时间要早一些，但他没有放弃他的进攻计划，没有转入真正的防御。
—从以上所说的可以看出，如果说成功的防御可以不知不觉地转为进攻，那么进攻也可以不知不觉地转为防御。

如果人们想要正确地运用我们关于进攻所作的一般论述，就必须注意上述大小不同的战略目标。

一八七

第四章 进攻力量的削弱
进攻力量的削弱是战略上的一个主要问题。
在具体场合能否正确地认识这一问题，决定着进攻者能否正确地判断当时他能够做什么。

绝对力量所以会削弱是由于：(1)要达到进攻的目标，即占领敌人的国土(这种削弱大多在第一次决战以后就出现，但进攻并不随着第一次决战的结束而终止)；(2) 
进攻的军队需要占领自己背后的地区，以便保障自己交通线的安全和维持生存；(3)战斗伤亡和疾病减员；(4)远离补充来源地；(5)围攻或包围敌人要塞；(6) 
努力程度逐渐下降；(7)同盟的瓦解。

但是，同这些削弱进攻力量的原因相对的，还有一些可以加强进攻力量的原因。
很明显，只有把这两种不同的原因对比一下，才能得出最后的结论。
例如，进攻一方力量的削弱可能部分地或全部地为防御一方力量的削弱所抵销，甚至比防御一方力量的削弱要小得多。
不过后一种情况是很少见的。
我们进行比较时，绝不应该总是考虑双方在战场上的全部军队，而应该考虑双方在前面或者在决定性地点上相对峙的军队。
例如法军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情况，法军在俄国的情况；联军在法国的情况，法军在西班牙的情况。

一八八

第五章 进攻的顶点
进攻中取得的胜利是已存在的优势的结果，正确地说是由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共同造成的优势的结果。
我们在前一章已经指出，进攻力量会逐渐削弱。
当然优势也可能是逐渐增长的，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优势总会是逐渐减弱的。
进攻者可以象买东西一样获得一些在媾和谈判时对他有利的条件，但他必须先以自己的军队为代价付出现款。

如果进攻者能够把自己日益减弱的优势一直保持到媾和为止，那么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有的战略进攻能直接导致媾和，但这种情况极为罕见，大多数战略进攻只能进行到它的力量还足以进行防御以等待媾和的那个时刻为止。
超过这一时刻就会发生剧变，就会遭到还击，这种还击的力量通常比进攻者的进攻力量大得多。
我们把这个时刻叫做进攻的顶点。
由于进攻的目的是占领敌人的国土，所以进攻必然会进行到优势消失为止。
这就促使进攻者向目标推进，而且也很容易使他超过预定的目标。
如果我们想到，在比较双方力量时需要考虑很多因素，那么就不难理解，在很多场合要确定交战双方究竟谁占有优势是多么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一切往往取决于不十分可靠的想象力。

因此，问题在于依靠迅速而准确的判断来发现进攻的顶点。
从表面上看来，这里似乎有矛盾。
既然防御是一种比进攻强的作战形式，那么人们可能会认为进攻决不可能超过顶点，因为，当力量还足以用于较弱的作战形式时，它用于较强的作战形式一定是绰绰有余的。

在原稿中，此处还有一句话：“在《关于胜利的顶点》一文中，根据第三篇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说明。
”
在一个标着“几篇论文的材料”的纸袋中，有一篇以此为题的文章，看来是为了修改本章草稿而写的，现在把这篇文章附在第七篇的后面。

一八九

第六章 消灭敌人军队
消灭敌人军队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这应该如何理解呢？要付出什么代价呢？关于这个问题可能有下列几种不同的看法：(1) 
只消灭为达到进攻的目标所必需消灭的那部分军队；(2)尽量多地消灭敌人的军队；(3)在保存自己力量的前提下消灭敌人军队；(4) 
从第三点还可以引伸出一点，那就是进攻者只在有利的时机消灭敌人军队。
对进攻的目标来说这种情况也是可能发生的，这一点在第三章中已经谈过了。

战斗是破坏敌人作战力量的唯一手段，当然，它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达到目的；(1)直接的；(2)间接的(即通过各种战斗的安排) 
。
因此，如果说会战是主要的手段，那就是说它并不是唯一的手段。
占领一个要塞，占领一部分国土，这本身已经是对敌人作战力量的一种破坏，而且还能够导致对敌人作战力量的更大的破坏，也就是说它同时是一种间接地破坏敌人作战力量的手段。

占领一个未设防的地区，除了直接达到某种预定的目的而外，也可以看作是对敌人作战力量的一种破坏。
诱使敌人离开它占领的地区所起的作用，同我们占领敌人未设防地区的作用很相近，因此只能把它同占领未设防的地区同样看待，不能把它看作是真正用战斗取得的成果。
这些手段在很多情况下被估价过高，而实际上它们很少具有一次会战那样的价值。
同时，在采用这些手段时，往往还有一种危险：人们可能看不到这些手段会使他们陷入不利的境地。
由于采用这些手段付出的代价很小，所以它们很有诱惑人的力量。

这些手段在任何时候都应该看作是较小的赌注，它们只能带来较小的利益，只能在条件有限和动机较弱的场合使用。
在这种场合，它们显然比没有目的的会战好一些，因为没有目的的会战即使获得胜利，它的成果也是无法充分利用的。

一九〇

第七章 进攻会战
我们关于防御会战所谈的一切，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进攻会战。

为了使读者能清楚地认识防御的本质，我们研究防御会战时只考察了防御特性表现得最明显的会战。
但是这样的防御会战毕竟是很少的：大多数的防御会战是半遭遇战，在这种会战中，防御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
在进攻会战中情况却不是这样，进攻会战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自己的特性，而且当防御者越不是处于真正防御的状态，进攻会战的特性就表现得越明显。

所以，即使在特性不十分明显的防御会战中，以及在真正的遭遇战中，双方所进行的会战的特性总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进攻会战的主要特点是一发起会战就进行包围或迂回。
十分明显，在战斗中利用包围确实能带来很大的利益，这是一个战术上的问题。
进攻者不能因为防御者具有对抗包围的手段就放弃这一利益，因为只有在防御者的其他条件非常适于防御者采取对抗包围的手段时，进攻者才不能使用包围这一手段。
但是防御者为了要顺利地对包围者进行反包围，就必须占领经过周密选择而且工事良好的阵地。

而更为重要的是，防御者并不能在实际上取得防御所提供的一切利益。
何况大多数的防御只是一种可怜的应急手段，也就是说防御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处于非常窘困和危险的境地，他是在估计到最不利的情况即将到来，临时决定在半路上迎击进攻者的。

因此，利用包围甚至变换正面进行会战，本来是交通线的位置有利时应该采取的手段，却往往成为精神和物质占优势时采取的手段了，例如马伦哥、奥斯特里茨、耶纳等会战，此外，还有一种情况，第一次会战时，由于进攻者还在国境附近，他的基地即使不比防御者的基地优越，也大多是很大的，所以他也敢于采取一些冒险的行动。
至于翼侧攻击，即在会战中变换正面作战，则比包围更为有效。

有人认为在进行战略包围时，一开始就应该象布拉格会战那样，同时进行翼侧攻击，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战略包围同翼侧攻击很少有共同之处，而且是一种十分危险的行动，关于这一点，在论述对战区进攻的问题时还要进一步说明。
如果说，在防御会战中，统口巾要求尽量推迟胜负决定的时刻，以便赢得时间(因为防御会战如果在日落前胜负未定，通常就是一次胜利的会战) ，那么在进攻会战中，统帅就要求胜负决定的时刻迅速到来。

可是，另一方面进攻者如果操之过急，就会带来很大的危险，因为这会造成兵力过大的消耗。
进攻会战的一个特点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敌情不明，进攻会战的确象在陌生的环境里摸索(例如奥斯特里茨、瓦格拉木、霍亨林登、耶纳、卡次巴赫等会战) 
。
在进攻会战中越是情况不明，就越需要集中兵力，就越需要多采用迂回，少采用包围。
胜利的主要果实要在追击中才能得到，这一点我们在第四篇第十二章中已经说过。
因此，追击在进攻会战中自然比在防御会战中更是整个行动的不可缺少的部分。

一九一

第八章 渡河
一、一条横断进攻方向的大河，对进攻者来说常常是很不方便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只能在一个渡河点渡河，所以，如果他不愿意留在大河附近，那么他的一切行动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如果进攻者在渡河后向敌人发动一次决定性的战斗或者敌人向他发动一次决定性的战斗，那么他就会面临重大的危险。
因此，一个统帅如果没有很大的精神优势和物质优势，是不应该使自己处于这种境地的。

二、只有进攻者有这种背水作战的困难时，防御者才有可能有效地防守江河，如果进攻者不存在这种困难，防御者也许就不能如此有效地防守江河了。
假如防御者不把江河防御看作是唯一的救急手段，而是很好地组织这种防御，使自己在这种防御失利的情况下也还有可能在离江河不远的地方进行抵抗，那么进攻者就不仅要考虑敌人通过江河防御对他进行的抵抗，而且也要考虑到上面第一条中所说的江河给防御者所提供的一切有利条件。
我们看到，正是由于这两种原因，统帅对于进攻设防的江河是顾虑重重的。

三、我们在前一篇中已经谈到，在一定条件下，组织良好的江河防御可以取得很好的成果。
如果再看一看过去的事实，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取得这些成果的可能性实际上比理论上预言的要多得多。
因为在理论上只考虑实际存在的困难，但在实施中，一切情况在进攻者看来通常比实际情况更加困难，因而也就成为进攻者行动上的巨大障碍。
如果我们谈的是一种不求大规模决战的进攻，不是全力以赴的进攻，那么我们可以说，在实施中，理论上根本不予考虑的许多微小的障碍和偶然事件都会给进攻者带来不利，由于他是行动者，他会首先接触到这些障碍和偶然事件。
只要想一想伦巴第的那些并不十分大的河流也常常能够成功地被防守住这一事实，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了。
如果说，战史上也有一些江河防御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那是因为人们有时要求这种手段发挥实际上不可能发挥的效果，他们完全不是根据这种手段的战术性能，而是根据单纯从经验中得知的而且被过分夸大了的效果来使用这种手段的。

四、只有当防御者错误地把整个希望寄托在江河防御上，使自己处于防线一被突破就会陷入极大的困境和遭到惨败的境地的场合，才可以认为江河防御这种抵抗形式是对进攻者有利的，因为突破江河防御当然要比赢得一次普通的会战容易。

五、从上面所讲的自然可以得出结论：在进攻者不求大规模决战的情况下，江河防御具有很大的价值；可是当进攻者兵力占优势或魄力很大，准备进行大规模决战时，防御者如果错用了这个手段，就可能给进攻者带来实际的利益。

六、不能迂回的江河防御是极少的，不管是在一般情况下对整个防线而言，还是在特殊情况下对个别地点而言，都是如此。
因此，如果进攻者兵力上占有优势并寻求大规模决战，那么，他总有办法在一个地点佯渡，而在另一地点渡河，然后以优势兵力不顾一切地前进(由于兵力占优势，不顾一切地前进是可能的) 
来扭转战斗初期可能遇到的不利情况。
因此，依靠优势的火力和超乎寻常的勇敢来驱逐敌人的主要防哨，借以对设防的江河进行真正的战术强渡，这是很少见的，或者是根本不可能有的。
强渡这个概念永远只能从战略意义上去理解，因为，进攻者即使在防线上的一个完全没有设防或防御力量薄弱的地点渡河，仍要克服很多不利的条件(这些条件是防御者估计进攻者在渡河时一定会碰到的) 
。
进攻者可能采取的最不利的作法是，在相距并不很近而且不能进行共同战斗的几个地点真正渡河，这样，本来防御者是一定要分散兵力的，现在进攻者也分散自己的兵力了，他就失去了本来在兵力上占优势的利益。

1814年，贝累加尔德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明乔河畔的会战中遭到失败的。
在这次会战中，双方军队凑巧都分开在几个地点渡河，而奥地利军队兵力的分散程度比法军还要大。

七、如果防御者在敌岸设防，那么不言而喻，进攻者要在战略上战胜防御者的办法就有两个：一是不顾己岸有敌人而在某一地点渡河，并利用渡河这一手段战胜防御者；二是向防御者发起会战。
在采取第一种办法时，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是基地和交通线的状况。
但是我们常常又看到，专门为此而进行的准备工作比一般条件更能起决定性作用，如谁的阵地位置选择得较好，谁配置得较好，谁的部下能很好地服从指挥，谁行军速度较快等等，谁就可以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抵销一般条件的不利。
至于在采用第二种办法时，先决条件是进攻者必须具有进行会战的手段、条件和决心。
一旦进攻者具备了这些先决条件，防御者就不敢轻易采用这种江河防御了。

八、我们最后的结论是，即使渡河本身极为困难的场合是不多的，但在不求大规模决战的场合，进攻者也很容易由于对渡河的后果和未来情况的顾虑等等而停顿下来。
他或者是让防御者留在己岸，或者勉强渡过河去，但还是靠近河岸停下来，双方长时间隔河对峙的情况是很少见的。

即使在大规模决战的场合，江河也是重要的因素，它总是削弱和妨碍进攻的。
在这种场合，对进攻者最有利的是防御者把江河防御作为自己抵抗的主要行动，错误地把江河作为战术屏障，这样，进攻者就得到了轻而易举地进行决定性打击的利益。
当然这种打击决不会立即导致敌人的彻底失败，但是这个打击是一些有利的战斗，它们会使防御者总的处境恶化。
1796年奥军在下莱茵地区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一九二

第九章 对防御阵地的进攻
我们在《防御》一篇中已经详细地分析了防御阵地如何能迫使进攻者向它进攻，或者迫使他停止前进。
只有起这种作用的防御阵地才是有用的，才能全部地或部分地消耗敌人的进攻力量，或者使它不起作用。
根据这种情况来看，进攻者对防御阵地是无能为力的，也就是说，它没有办法抵销防御者的这一利益。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防御阵地实际上都是这样的。
如果进攻者发现不进攻防御阵地也可以达到自己的目标，那么进攻防御阵地就是一个错误。
如果他发现不进攻防御阵地就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那么他首先就应该考虑，能否利用威胁敌人翼侧的办法迫使敌人放弃阵地，只有当这样做不生效果时，他才应该决定进攻这个良好的防御阵地。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攻击阵地的翼侧一般说困难总要少一些。
至于应该攻击阵地的那一个翼侧，这取决于双方退却线的位置和方向，即取决于能否威胁敌人的退路和保障自己的退路。
威胁敌人的退路和保障自己的退路两者可能无法同时兼顾，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应该考虑威胁敌人的退路，因为它本身是进攻性的行动，因而同进攻是相适应的，而保障自己的退路则是防御性的行动。

但是，对占领良好阵地的强大的敌人进攻是非常危险的，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而且在这里应该看作是一个重要的真理。
当然也有进行这种会战取得胜利的例子，如托尔高会战、瓦格拉木会战(我们不以德累斯顿会战作为例子，因为我们认为这一会战中的敌人还不能称为强大的敌人) 
。
但是，总的说来这种防御阵地受到进攻的危险是很小的，如果我们再看到，有无数的事例说明，即使最果断的统帅对良好的防御阵地也曾敬而远之，那么我们可以说，这种危险是不存在的。

但是，决不能把一般常见的会战同我们这里所谈的会战混为一谈。
要知道，大多数的会战实际上是遭遇战，在这种会战中，虽然一方是驻止的，但是他是驻止在没有准备好的阵地上。

一九三

第十章 对营垒的进攻
人们十分轻视筑垒工事及其作用的风气曾经风行一时。
这是法国边境的单线式防线屡次被突破，贝费恩公爵在布勒斯劳的营垒中会战失利，托尔高会战以及其他许多实例所引起的。
此外，腓特烈大帝通过迅速的运动和进攻手段所取得的胜利，更加促使人们轻视一切防御、一切防御战斗、特别是一切筑垒工事。
当然，如果只有几千人奉命防御几普里宽的国土，或者筑垒工事只不过是一些前面没有障碍的堑壕，那么它们当然是毫无价值的，把希望寄托在它们身上当然很危险。


但是，如果象庸俗的空谈家那样，由于这一点就说筑垒工事本身不起作用(滕佩霍夫就是这种态度)，那难道还不十分矛盾，甚至十分荒谬吗？如果筑垒工事不能用来加强防御，那么要它们有什么用处呢？不，不是这样的！不仅理智而且千百次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构筑完善、有足够的兵力而且防守严密的筑垒工事通常应该看作是坚不可摧的，即使从进攻者的角度来看也是这样。
如果承认单个的筑垒工事能起到这样的作用，那么就不会怀疑，对进攻者说来，进攻一个营垒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不能完成的任务。

营垒的守备部队兵力较少，这是营垒的性质决定的。

但是利用有利的地形障碍和坚固的工事也可以抗击兵力优势很大的敌人。
腓特烈大帝虽然拥有比皮尔纳营垒守备部队多一倍的兵力，但是他认为进攻这个营垒是不可行的。

后来，常常有人认为腓特烈当时是可以攻破皮尔纳营垒的，他们唯一的根据是当时萨克森军队的状况很坏，当然，这并不能作为论证来否定营垒的作用。
同时，那些事后认为不仅可以攻破，而且可以很容易攻破这个营垒的人，在当时是否会下定进攻的决心也是一个疑问。

我们认为，对营垒的进攻是一种极不寻常的进攻手段。

只有仓卒构筑的营垒尚未完工，用以阻止敌人接近的障碍物还很少的时候，或者象常见的那样，整个营垒只是初具规模，工程只完成一半的时候，进攻营垒才是可行的，甚至还是轻而易举地战胜敌人的一种手段。

一九四

第十一章 山地进攻
在第六篇的第五章及其以后的几章中，我们已详细地探讨了防御和进攻时山地在战略上一般能起什么作用，我们也尽力阐明了山地作为真正的防线时能起什么作用。

由此就可以看出，进攻一方应该如何看待作为真正防线的山地。
因此，这个重要问题我们在这里就没有多少可说的了。
在那里，我们的主要结论是：在进行次要的战斗时和进行主力会战时对山地防御的看法应该是完全不同的。
在次要战斗中，只能把对山地的进攻看作是不得已的下策，因为这时一切情况都对进攻者不利，但是在主力会战中，山地却对进攻者有利。

因此，具有进行会战的兵力和决心的进攻者应在山地同敌人作战，而且，他一定能从中得到利益。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再来谈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结论很难得到别人的赞同，这个结论不仅同表面的现象有矛盾，而且初看起来还同一切战争经验相抵触。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还看到，进攻的军队不管是杏寻求主力会战，都把敌人没有占领位于敌我双方之间的山地看作是不寻常的幸事，于是总是急急忙忙地先敌占领前面的山地；任何人都不会认为这种行动同进攻者的利益有什么矛盾。
在我们看来，这样做也是可以的，但是，对不同的情况必须小心地分别对待。

一支准备发动一次主力会战而向敌人前进的军队，当它必须越过未被占领的山地时，自然会担心敌人可能在最后时刻封锁那些他想利用的隘路。
因为如果防御者真的封锁了这些隘路，进攻者就不再能够获得防御者占领一个普通的山地阵地时通常为他提供的那种利益。
这时防御者已不再过于分散，不再不知道进攻者要走那条道路，而进攻者则不再能针对敌人的配置来选择自己的道路了。
因此，在这种山地会战中，进攻者就不再具备我们在第六篇中所说的一切有利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防御者就有可能占领一个坚不可摧的阵地。
这样一来，防御者就有可能为了进行主力会战而有效地利用山地。
当然，这一切是可能发生的，不过，如果我们考虑到防御者在最后时刻扼守一个良好的山地阵地(特别是当他事先完全没有占领这个阵地时) 
会遇到的种种困难，我们就会发现这种防御手段是完全不可靠的，而进攻者所担心的那种情况是不大可能发生的。
尽管这种情况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但是担心这种情况会发生却是很自然的，因为在战争中，常常有些担心虽然是相当多余的，但却是很自然的。

进攻者这时必然担心的另一种情况是防御者可能用前卫或前哨线进行暂时的山地防御。
虽然这个手段也只有在极少数场合才对防御者有利，但是进攻者很难估计在哪种场合对防御者有利，在哪种场合对防御者不利，因此他会担心可能遇到对自己最不利的情况。

此外，我们上面的见解，并不排除一个阵地借助于山地地形的特点成为完全坚不可摧的阵地的可能性。
这样坚不可摧的阵地是有的，但并不一定要在山地才有，如皮尔纳、施莫特赛芬、迈森和费耳特基尔赫等。
这些阵地正因为不在山地，所以才更有作用。
尽管人们可以设想，在山地里(比如在很高的章地上)也可以找到这样坚不可摧的阵地，在这种阵地上防御者可以摆脱山地阵地常见的不利条件，但是，这样的阵地极为少见，而我们考察的却只能是大多数情况。

我们正是在战史中看到山地多么不适于进行决定性的防御会战，伟大的统帅想要进行这种会战时总是宁愿在乎原上选择阵地。
在整个战史上，除了革命战争时期以外，就再也没有在山地进行决定性会战的战例。
在革命战争时期，不得不进行决定性会战时，所以也利用山地阵地，显然是错误地使用了山地阵地和进行了不正确的推论的缘故。

1793年和1794年在孚日山，以及1795、1796和1797年在意大利的情况就是如此。
大家都指责梅拉斯在1800年没有占领阿尔卑斯山的通路，这是一种欠思考的批评，是一种可以说是肤浅和幼稚的批评。
拿破仑如果处于梅拉斯的地位，恐怕同样也不会占领这些通路的。

一九五

有关山地进攻的部署的问题，绝大部分属于战术性质，在这里我们认为只需要对山地进攻的一般情况，也就是对那些同战略关系密切和同它一致的部分作如下几点说明：

(1) 
军队在山地不能象在别的地方那样离开道路行进，如果急需分割兵力而由一路变成两路或三路，大多只能拥塞在很长的隘路上，所以军队一般说应该沿着几条道路前进，或者更正确地说应该在一个稍宽的正面上前进。

(2) 
对正面很宽的山地防御，进攻者当然应该集中兵力实施进攻。
但在这种情况下要包围敌人整个军队是不可想象的，要取得重大的胜利，主要要采用突破敌人的防线和击退敌人的侧方部队的方法，而不是采用旨在切断敌人退路的包围的手段。
因此，在敌人主要退路上迅速而不停顿地前进是进攻者的自然趋向。

(3) 
但是，如果在山地对兵力配置得比较集中的敌人进攻，那么迂回就是进攻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因为正面攻击会遇到防御者用最大兵力进行的抵抗。
而迂回必须主要以真正切断防御者的退路为目的，而不是以进行战术上的翼侧攻击或背后攻击为目的。
原因是：如果防御者不缺少兵力，那么他在山地阵地的背面也能够进行激烈的抵抗；只有让敌人担心可能失去退路，进攻者才能期望最快地取得成果。
在山地，防御者的这种担心产生得更早，它的影响也较大，因为在山地处境危急时是不容易用手中的剑杀出一条血路的。
单纯的佯动在迂回时不是有效的手段，这种手段最多只能把敌人诱出阵地，不能带来什么了不起的成果，因此必须以真正切断敌人的退路为目的。


一九六

第十二章 对单线式防线的进攻
如果攻防双方在单线式防线上进行一次主力决战，那么进攻者就会从中得到真正的利益，因为这种防线正面过宽，比直接的江河防御或直接的山地防御更不符合进行决定性会战的各种要求。
1712年欧根在德南所设的防线就可以算是这种防线，那一次他受到的损失完全同会战失败时所受的损失一样。
但是，如果当时欧根集中地配置了兵力，那么维拉尔恐怕就很难取得这种胜利了。
如果进攻者不具备进行一次决定性会战所需要的手段，而扼守防线的又是对方的主力，那么进攻者就不敢轻易地进攻这种防线了，如1703年维拉尔就没有敢轻易地进攻路德维希·冯·巴登指挥的施托耳霍芬防线。
然而，如果防线只由一支次要的军队占领，那么，自然一切都取决于进攻者能用多少兵力进行进攻了。
在这种场合，抵抗大多并不激烈，至于胜利的成果，当然也很少会具有很大的价值。

围攻者的围攻防卫圈具有一种独特的性质，我们将在论述对战区的进攻时予以讨论。

一切单线式的配置，例如加强的前哨线等等，总有容易被突破的特点。
但是，如果突破不是为了继续前进从而求得决战，那么进攻者只能得到微小的成果，为这样的成果采取这种行动在大多数场合是不值得的。

一九七

第十三章 机动
一、我们在第六篇第三十章中已经谈到这个问题。
虽然防御者和进攻者都可以采用机动，但是，机动总是更多地具有进攻的性质，而不是具有防御的性质，所以我们想在这里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二、机动同通过大规模战斗的使用强大力量的进攻实施并不对立，它同使用进攻手段直接进行的进攻实施才是对立的，即使在威胁敌人的交通线和退路、牵制性进攻以及其他等等场合都是这样。

三、就机动这个词的一般涵义来说，它有一种诱使敌人犯错误才产生的效果，这种效果似乎是从不行动，也就是从均势中产生出来的。
机动好比下棋时的头几着棋，因此是一种双方力量比较平稳的赌博，其目的是造成取得成功的有利机会，进而利用这种机会造成对敌人的优势。

四、机动所带来的利益，有时应该看作是行动的目标，有时应该看作是行动的根据。
这些利益主要是：(1)切断或限制敌人给养的供应；(2)同其他部队会合；(3) 
威胁敌人同国内或同其他军团和军的联系；(4)威胁敌人的退路；(5)用优势兵力攻击敌人单个据点。

这五种利益可以表现在当时情况中的最小目标上，并使这些目标成为在一定时间内一切都围绕它活动的对象。

这时，一座桥梁、一条道路、一个工事就往往起主要作用。
它们所以具有重要的意义，是它们同这五种利益之一发生关系的缘故，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难证明的。

(6)一次成功的机动给进攻者，或者更确切地说给积极行动的一方(当然也可能是防御者)带来的结果是得到一小块地方、一个仓库，等等。

(7)在战略机动中有两组对立的概念(它们表面看来似乎是不同的机动，而且被用来推论出错误的原则和规则)，即四个概念，实际上它们是(而且必须看作是)同一事物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第一组对立概念是包围和内线活动，第二组对立概念是集中兵力和分割兵力。

(8)对第一组对立概念人们决不能说，其中的某一个一般说比另一个优越。
因为，第一、一方追求这一种行动方式，必然会弓1 
起对方追求另一种行动方式，后者就象是前者自然的平衡力和真正的中和剂一样；第二、包围同进攻是同一性质的行动，内线活动则同防御是同一性质的行动，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进攻者更适合于采用包围，防御者更适合于采用内线活动。
哪种行动方式用得最恰当，哪种行动方式就较优越。

(9) 
对另一组对立概念也同样不能说其中的某一个比另一个优越。
兵力较强的一方可以把兵力分散在若干地点，这样做可以在许多方面在战略范围造成便于自己生存和行动的条件，同时还可以保全自己部队的力量。
兵力较弱的一方则必须更多地集中兵力，力求通过运动来弥补由此产生的缺陷。
但是要获得较大的机动性必须有较高的行军技能。
因此，兵力较弱的一方必须更充分地发挥自己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这就是最后的结论。
如果我们能始终保持前后观点一致，我们就必然会处处都碰到这个结论，因此，可以把它看作是检验我们论证的逻辑性的试金石。
1759和1760年腓特烈大帝对道恩的战局，1761年他对劳东的战局以及1673年和1675年蒙特库科利对屠朗的战局168 
始终被认为是兵力较弱的一方最巧妙地利用这种机动方式的典范。
我们的见解主要是根据这些战局得出的。

(10)正如不应该滥用上述两组四个对立的概念而得出错误的原则和规则一样，我们不应该赋予其他的一般条件(如基地、地形等等) 
以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重要性和决定性影响。
追求的利益越小，地点和时间方面的细节就越重要，一般的或重大的情况就越不重要，因为它们在这种算小利的计算中是不起什么作用的。
1675年屠朗背靠莱茵河把兵力配置在宽达三普里的正面上，而退却用的桥却在最右翼169 
，用一般的观点来看，难道还有比这更荒谬的吗？然而他的措施却达到了目的，因此，这些措施被认为是一种高度的技巧和智慧的结晶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只有更多地注意细节，并根据它们在具体场合必然具有的价值来评价它们，才会理解这种成果和技巧。

(11)因此我们深信，对机动来说，是不存在任何规则的，任何方法、任何一般原则都不能决定这一行动的价值；而巧妙的活动、准确性、有秩序、服从性和大无畏的精神却有利于在具体情况下取得显著的利益，而且要在这个竞争中取得胜利，主要要依靠这些特性。

一九八

第十四章 沼泽地、泛滥地和森林地的进攻
沼泽地，也就是不可通行的只有少数堤道的草地，正如我们在《防御》一篇中已经指出的那样，会给战术进攻带来特殊的困难。
沼泽地很宽，不能用炮火驱逐对岸的敌人，也不能为自己铺设通路。
因此，在战略上人们力图避免向沼泽地进攻，力图绕过沼泽地。
如果象有些低洼地区那样，耕作面积很大，并有无数通路，那么防御者的抵抗虽然相对地说是比较强的，但是对于进行决定性的决战来说，就比较薄弱了，也就是说完全不适合了。
但是，如果象在荷兰那样，低洼地由于泛滥而得到加强，那么防御的抵抗可以增强到最大限度，使任何进攻不能成功。
荷兰1672年的战争证实了这一点。

当时，法军在攻下并占领了泛滥线以外的所有要塞以后还有五万军队( 先由孔代指挥，后由卢森堡指挥) 
，而防守泛滥线的荷兰人却只有两万，但是法军却不能攻克这条防线。
如果说不伦瑞克公爵指挥的普鲁士军队对荷兰军队的1787年战局的结果完全与此相反，当时普军以几乎不占优势的兵力和十分微小的损失攻破了这条防线，那么人们就必须从防御者由于政治见解不一致而造成的分裂状态以及指挥的不统一中去找原因。

但是更确实的事实却是，这次战局的胜利，也就是通过最后一道泛滥线一直到阿姆斯特丹城下的进攻，是由一个极为微小的原因引起的，因此不能根据这个战例得出一般的结论，这个极为微小的原因是哈勒姆海没有设防，公爵正是利用这一点绕过防线到达阿姆塞耳温防哨背后的。
如果荷兰人在这个海面上有几艘军舰，公爵就决不可能到达阿姆斯特丹城下，因为他当时已经智穷才竭了。
至于这种情况对于媾和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是我们这里所要谈的问题，但是，最后一道泛滥线不可能攻破却是可以肯定的。

冬季当然是泛滥地防御的自然敌人，1794和1795年法军就曾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只有严寒的冬天才是这样。

我们把难以通行的森林地也算作能够加强防御的一种手段。
如果森林地的纵深不大，那么进攻者还可以沿着彼此靠近的几条道路穿过森林，到达通行困难较少的地区，因为森林里各个地点的战术防御力量不会太大，而森林地又决不象江河或沼泽地那样，是绝对不可通行的。

但是，如果象在俄国和波兰那样，广大的地区几乎到处都是森林，进。
攻者无法通过，那么他的处境当然就会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只要想一想，进攻者为了筹备给养要克服多少困难，在阴暗的森林中对到处可能出现的敌人显示自己优势的兵力是多么不容易，就可以明白这点了。
毫无疑问，这种情况是进攻者可能陷入的最不利的情况之一。

一九九

第十五章 寻求决战的战区进攻
这个题目的大部分问题在第六篇中已经谈到了，在那里的论述只要反过来看就是对战区进攻的应有的说明。

一个独立的战区的概念同防御的关系总是比同进攻的关系更为密切。
关于进攻的一些主要问题，如进攻的目标、胜利的影响范围等，我们已在本篇中探讨过了，而关于进攻性质的最有决定性和最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到研究战争计划时才能予以阐明。
尽管如此，有几点还是需要在这里加以说明的，我们打算还是从寻求大规模决战的战局谈起。

一、进攻的直接目标就是胜利。
防御者从防御地位所得到的各种利益，进攻者只能通过优势，至多通过军队感到自己是进攻者和前进者而产生的一种微小的优越感来抵销。
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于这种优越感的作用往往评价过高，其实这种优越感是不能持久的，而且也经不住实际困难的考验。
当然，我们在这里是假定防御者的行动同进攻者的行动一样，是正确而恰当的。
我们所以作如上的说明，是想消除人们对于奇袭和出敌不意的糊涂观念，人们通常认为奇袭和出敌不意在进攻中是胜利的丰富源泉，其实，如果没有一定的条件，奇袭和出敌不意是无法实现的。
关于真正的战略上的奇袭，我们在其他地方已经说过了。
因此，如果进攻者不具备物质力量方面的优势，他就必须有一种精神方面的优势来弥补进攻这种作战形式的不利；如果精神方面的优势也不具备，那他就没有理由发起进攻，即使发起了进攻，也不会成功。

二、正如谨慎应该是防御者的保护神一样，大胆和自信应该是进攻者的保护神。
这并不是说，一方可以缺少另一方应该具备的特点，而是说谨慎同防御，大胆和自信同进攻具有更密切的关系。
一般说来，这些特点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军事行动不是数学演算，而是一种在黑暗的、至少是在朦朦胧胧的领域中进行的活动，在这里，我们必须信赖那些最适合于达到我们的目标的指挥官。
防御者在精神力量方面表现得越软弱，进攻者就越应该大胆。

三、要取得胜利，就要使敌人的主力同自己的主力作战。
这一点，对进攻来说就不象对防御那样值得怀疑，因为进攻者是去寻找通常已经占领阵地的防御者。
我们在《防御》一篇中已经明确指出，如果防御者配置错误，进攻者就不应该去寻找防御者，因为他可以确信，防御者会来找他，于是他就可以在敌人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和敌人作战。

这时一切都取决于能否正确判定哪条道路和哪个方向是最重要的，我们在讨论防御时没有谈这个问题，只是让读者参阅本章，因此我们想在这里对这个问题作必要的说明。

四、什么可以作为进攻的直接目标，即可以作为胜利的目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如果这些目标在我们要进攻的战区内，也就是说在我们可能取得胜利的范围之内，那么通向这些目标的道路就是进攻的自然方向。
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进攻的目标通常只有在可以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因而在考虑进攻目标时永远必须考虑到胜利。
因此对于进攻者说来，重要的不是单纯达到进攻的目标，而是要作为一个胜利者达到目标，所以他进攻的方向不是指向进攻的目标本身，而是指向敌人军队前往这一目标时必经的那条道路。
那条道路就是我们直接进攻的对象。
进攻者在敌人军队到达进攻目标以前向它发起进攻，把它同这个目标隔开，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打败敌人，可以取得大得多的胜利。
例如，假设敌国首都是进攻的主要目标，而且防御者也没有配置在首都同进攻者之间，那么进攻者直取首都就是不正确的，较好的办法是把进攻的矛头指向敌人军队同首都之间的交通线，并在那里寻求胜利，一旦取得这一胜利，敌人的首都就唾手可得了。

如果在进攻的胜利范围以内没有大目标，那么敌人军队同最近的大目标之间的交通线就是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地方。
在这种情况下，每个进攻者都要考虑一下：如果在会战中得胜，将如何利用这一胜利？回答是，利用胜利可以取得的目标就是进攻的自然方向。
如果防御者配置在这个方向上，也就是说他配置得很正确，进攻者就应该毫不迟疑地去向他挑战。
如果防御者的阵地太坚固，进攻者就不得不努力从阵地侧旁通过，也就是说遇到困难不得不另想办法。
如果防御者没有配置在正确的地点，进攻者就仍然应该在这个方向上前进，一旦前进到同防御者取齐，而防御者仍不向他的侧方移动，进攻者就应转向敌人军队同这个目标之间的交通线，以便在那里向敌人挑战。
假使敌人军队始终在原地不动，进攻者就应该转向敌人军队，从背后攻击他们。

在进攻者选择的通向目标的所有道路中，大的通商要道永远是最好和最自然的道路。
如果这些道路有过于弯曲的地段，自然就要在这些地段另选较直的道路(即使是较小的道路也好)，因为退路过于弯曲总是十分危险的。

五、进攻者在寻求大规模决战时决没有理由分割兵力，如果分割了兵力，大多只能看作是进攻者不明情况而产生的错误。
因此，进攻者只能在可以保证各纵队能够同时参加作战的正面上前进。
如果防御者自己分割了兵力，进攻者就会从中得到更多的利益，当然，只有在这种场合进攻者才能进行一些小规模的佯动(这种佯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战略上的佯攻，其任务是确保这些利益)。
只有为这个目的而分割兵力才是正确的。

如果军队不得不分成几个纵队前进，那只能是为了组织进攻中的战术包围，因为包围形式对进攻来说是很自然的，如果不是迫不得已，就不应该放弃这一形式。
但是这种包围形式只能是战术性质的，因为在大规模战斗时进行战略包围完全是浪费兵力。
只有当进攻者十分强大，胜利的结局毫无疑问时，才可以进行战略包围。

六、但是进攻也需要谨慎，因为进攻者也有背后和交通线需要掩护。
进攻者应该尽可能地依靠前进行动进行这种掩护，也就是说由进攻的军队本身来完成这种掩护。
如果必须特别指派一部分军队来完成这个任务，那就要分割兵力，这当然只能削弱进攻的力量。
既然一支兵力较大的军队通常总是在两端相距至少一日行程那样宽的正面上前进，那么，如果交通线(即退却线)偏离行军正面的垂直线不大，军队的正面大多就可以掩护交通线了。

进攻者在这方面要冒多大风险，主要要看敌人的情况和特点如何。
如果一切都处在大规模决战的气氛的压力之下，防御者就很少有进行这种活动的余地；进攻者在这种场合一般说不必对此过分担心。
但是，一旦前进已经停止，进攻者本身越来越转入防御状态，那么掩护背面就越来越有必要，越来越成为主要问题。
因为进攻者的背面当然比防御者的背面薄弱，所以防御者在转入真正的进攻以前，甚至当他还在不断放弃国土时，就可以开始对进攻者的交通线采取行动了。

二〇〇

第十六章 不求决战的战区进攻
一、进攻者即使没有足以进行大规模决战的意志和力量，他还是会有一定的战略进攻意图的，只是他进攻的目标较小罢了。
如果进攻成功，那么随着这个目标的达到，整个局势就会出现平静和均势。
如果在进攻中遇到一些困难，那么总的前进就会在达到其目标以前中止。
这时就会出现一种纯粹是临时的进攻甚至战略机动。
这就是大多数战局的特征。
二、可以成为这种进攻目标的对象是：(1) 
一个地区。
占领一个地区可取得的利益是：取得给养，必要时也可以征收军税，减轻本国的负担，在媾和时拿它作为交换别的东西的等·价物。
有时，占领一个地区是为了军队的荣誉，在路易十四时代，法国统帅进行的战争中就不断出现过这种情况。
一个地区占领后能否保住，其作用是很不相同的。
通常，只有这个地区同自己的战区毗连，是战区自然的补充部分时，它才有可能保住。
只有这样的地区才可以在媾和时作为交换别的东西的等价物，至于不是这样的地区，通常只是在战局的持续时间内占领，到冬天就要放弃。

(2) 
敌人的一个大仓库。
如果仓库不大，就不会被看作是决定整个战局的进攻目标。
虽然占领仓库本身是防御者失去仓库而进攻者得到仓库，但是进攻者的主要利益却在于防御者因而被迫后退一段距离，放弃一部分他本来可以保有的国土。
由此可见，夺取仓库实际上只是手段，这里所以把它当作行动的目的提出来，是因为它是进攻的直接而明确的目标。

(3) 
夺取一个要塞。
我们将用专门的一章来讨论夺取要塞的问题，读者可以参阅那一章。
根据那一章阐述的理由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不能以完全打垮敌人或者占领敌人大部分国土为目的的进攻战争和进攻战局中，要塞始终是最重要、最理想的进攻目标。
从而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要塞很多的尼德兰，一切总是以占领这个或那个要塞为中心，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就连逐步占领整个地区也似乎不是主要问题，而是把每个要塞看作是本身似乎具有某种价值而应予以考虑的单位。
而对要塞本身，注意得更多的是对它围攻是否方便和容易，却不是它的价值。

然而围攻一个不太小的要塞始终是一个重大的行动，因为它要花费大量的金钱，在这一行动并不总是关系到全局的战争中，这一点是必须加以慎重考虑的。
因此围攻要塞在这里就成了战略进攻的重要目标之一。
不过要塞越小，或者围攻越是不认真，围攻的准备越差，一切越是附带进行的，那么这个战略目标就越小，就越适于以十分弱小的兵力和意图来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给战局加添千些荣誉，整个行动常常只是装模作样，因为作为进攻者，总要采取一些行动才象样子。

(4) 
进行一次有利的战斗、遭遇战，甚至会战。
为了夺取战利品，或者仅仅为了军队的荣誉，有时甚至只是出于统帅的荣誉心，这一类战斗是可能进行的。
只有那些对战史完全无知的人才会怀疑这种情况的出现。
在路易十四时代法军进行的战争中，大多数的进攻会战都属于这一类。
但必须指出，这些会战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不是单纯的为了满足虚荣心而进行的儿戏。
它们对于媾和是有十分肯定的影响的，它们能使进攻者相当直接地达到目标。
军队的荣誉、军队和统帅的精神优势所起的作用虽然是无形的，但对整个军事行动来说，始终是有影响的。

进行这类战斗当然要有两个前提：第一、胜利的希望相当大；第二、即使战斗失利，受到的损失也不会太大。
当然，这种在特殊情况下为了有限目标而进行的会战同那种由于精神上的软弱而没有利用胜利的会战是不能等同看待的。

三、上述目标除了第(4) 
项以外，其他目标都可以不经过大的战斗就得到，而且进攻者为这些目标通常也不希望进行大的战斗。
进攻者不经过决定性战斗就得到目标的手段，都是针对防御者在其战区内需要保护的一切利益采取的，这些手段就是：威胁防御者的交通线(不论是同给养来源地，如仓库、富庶的地区、水路等有联系的部分，或者是同别的部队及重要地点，如桥梁、隘路等有联系的部分) 
；占领敌人不能夺回并能给敌人造成困难的坚固阵地；占领大城市、富饶的地区和可能发生反抗的、不安定的地区；威胁弱小的同盟国，等等。
如果进攻者可能确实切断防御者的交通线，而且防御者不付出重大牺牲就不能予以恢复，如果进攻者可能占领上述那些目标，那么防御者就会被迫放弃一些重要性较小的目标，退到后方或侧方去占领另一个阵地来掩护上述目标。
这样一来，某个地区、仓库和要塞就没有掩护了，于是进攻者就可以夺取地区和仓库，围攻要塞。
这时，可能发生或大或小的战斗，不过这不是人们所追求的，人们也不把它们当作目的，而只是当作一种不得已的下策，因此，战斗的规模和重要性是不会超出一定的界限的。

四、防御者威胁进攻者的交通线是防御的一种还击方式，在寻求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中，这种还击方式只有当进攻者作战线很长时才会出现，但在不求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中，这种还击方式却是比较适用的。
在后一种场合，虽然进攻者交通线很长的情况是不多的，但是，这时重要的已经不是使进攻者在交通线上受到很大损失，只要给他造成给养方面的困难，或者使他的给养有所减少，就往往可以起到作用了。
如果进攻者的交通线不长，那么防御者可以采取相应的对策，延长同敌人在这方面进行斗争的时间。
因此，掩护战略翼侧是进攻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如果进攻者同防御者之间发生了保护自己翼侧和威胁对方翼侧的斗争，那么进攻者就必须用自己兵力的优势来弥补自己固有的不利条件。
如果进攻者还有足够的力量和决心对敌人的大部队或主力进行一次猛烈的攻击，那么使敌人面临这种危险是掩护自己翼侧的最好办法。

五、最后，我们还要想到，在这种战争中，进攻者比防御者当然还有一个很大的有利条件，那就是进攻者比防御者能更好地根据对方的意图和能力来判断对方。
预见进攻者会有多大的进取精神和胆量，要比预见防御者是否准备采取重大行动要困难得多。
实际上，选择防御这种作战形式通常就是没有什么积极意图的证明。
此外，大规模还击的准备同一般的防御准备之间的差别，比抱有大企图的进攻准备同抱有小企图的进攻准备之间的差别要大得多。
最后，防御者不得不较早地采取措施，因而进攻者就可以根据防御者的措施再采取措施。

二〇一

第十七章 对要塞的进攻
对要塞的进攻，我们在这里当然不能从筑城作业方面来加以研究，而是准备研究三个方面：第一、同这种进攻有联系的战略目的；第二、对进攻要塞的选择；第三、掩护围攻的方法。

防御者丧失要塞会削弱他的防御，特别是当要塞构成防御的一个重要部分时更是如此。
进攻者占领了要塞可以从中得到很大的方便，他可以把它用作仓库和补给站，用它掩护地区和舍营地，等等。

当进攻者最后转入防御时：要塞就会成为这种防御的最强大的支柱。
要塞在战争过程中对战区的所有这些作用，我们在《防御》一篇中论述要塞时已作了充分的说明，我们在那里的论述反过来看也是对要塞进攻的应有的说明。

攻占要塞的问题在寻求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中同不求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中也是有很大差别的。
在前一种战争中，攻占要塞总不得不看作是一种不得已的下策。
这时人们只围攻那些为了进行决战不能不围攻的要塞。
只有当决战已经完全结束，危机、力量的紧张状态已经过去了很大一段时间，也就是说平静的状态已经出现的时候，攻占要塞才能起巩固已占领的地区的作用，这时攻占要塞虽然还需要经过努力，需要消耗兵力，但大多已没有什么危险。
正在危机时期围攻要塞会极大地增大危机，这对进攻者是不利的。

很明显，没有任何行动能象围攻要塞那样严重地削弱进攻者的力量，也就是说，没有任何行动象它那样肯定地会使进攻者在一定时期内失去优势。
但在有些情况下，为了能够继续进攻，却又完全有必要攻占这个或那个要塞。
在这种场合，围攻要塞应该看作是一种猛烈的进攻行动；围攻前越是胜负未定，危机就越大。
关于这方面有待研究的问题，我们将在《战争计划》一篇中予以探讨。

在有限目标的战争中，通常攻占要塞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本身。
攻占要塞将被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小行动，与其他行动相比它具有下列优点：
(1) 
攻占要塞是一个范围十分有限的小行动，它不需要花费很大的力量，因此不必担心会遭到还击；
(2)要塞在媾和时可以作为交换别的东西的很好的等价物；
(3) 
围攻要塞是一种猛烈的进攻行动(至少看来是这样的)，但它不象其他进攻行动那样会使兵力不断削弱；
(4) 
围攻是一种没有重大危险的行动。
由于攻占要塞具有上述优点，所以攻占敌人一个或几个要塞通常就成为没有较大目标的战略进攻的目的。

在确实难以决定应围攻哪个要塞时，选择的根据是：(1)这个要塞攻占后易于防守，因此在媾和时可以作为价值很高的等价物。

(2)围攻手段的多少。
手段少时只能围攻小的要塞，占领一个小要塞总比围攻大要塞遭到失败要好一些。

(3) 
要塞工事的坚固程度。
要塞工事的坚固程度同要塞的重要性显然并不会总是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放着一个工事不很坚固但可以作为进攻目标的要塞不去攻占，却把兵力浪费在一个工事非常坚固而且很不重要的要塞上，那是最愚蠢不过的事情。

(4) 
要塞的装备和守备部队的强弱。
如果要塞的守备部队不多，装备也较弱，攻占这个要塞当然就比较容易。
但在这里必须指出，守备部队和装备的强弱也必须作为决定要塞的重要性的因素之一，因为守备部队和装备本身就是敌人作战力量的一部分，是不能同筑城工事同等看待的。

因此，攻占一个有强大守备部队的要塞比攻占一个工事特别坚固的要塞值得付出更大的代价。

(5)运输攻城辎重的难易。
大多数围攻所以失败，是由于攻城辎重的缺乏，而攻城辎重的缺乏，大多是由于运输困难。
1712年欧根围攻兰德赖希要塞和1758年腓特烈大帝围攻阿里木次要塞是由于这种原因引起失败的最突出的例子。

(6)最后，掩护围攻的难易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

掩护围攻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方法：一是利用工事来加强围攻的军队，即利用围攻防卫圈；二是利用所谓监视线。

二〇二

第一种方法现在已经完全过时了。
人们采用第一种方法显然有一个重要的根据，那就是用这种方式掩护围攻，进攻者的力量就根本不会由于分割兵力而受到削弱(这种削弱对围攻者本来是很不利的)，但是，进攻者的力量却会由于下述原因受到十分显著的削弱：(1)围绕要塞的阵地通常会使军队的正面拉得太宽。

(2)要塞守备部队(还应该加上前来解围的部队) 
，本来只是同我军对峙的部队，在这种情况下却必须看作是处于我方营垒心脏中的敌人部队，它借助要塞城垣的掩护，是不会受到损伤的，至少是不可制服的，因此它的作用将得到极大的增长。

(3) 
围攻防卫圈的防御只能是绝对防御，因为正面向外的环形配置在所有防御配置形式中是力量最弱和最不利的一种，它特别不利于进行有利的出击。
围攻防卫圈上的防御者只能在自己的筑垒工事中进行绝对的抵抗。
很明显，这种防御造成的防御力量的削弱，可能会比使用监视部队受到的削弱大得多(编组一支监视部队也许会使军队减少三分之一的兵力)。
如果我们再看到，自从腓特烈大帝以来，人们普遍喜欢采取所谓进攻(实际上并不总是进攻) 
行动，喜欢采取运动和机动，而不喜欢筑垒工事，那么我们就不会由于围攻防卫圈完全被废弃不用而感到奇怪了。
不过，在围攻防卫圈的防御中，战术抵抗所带来的削弱决不是围攻防卫圈的唯一缺点。
我们在提出这个缺点的同时，所以还列举了对围攻防卫圈的一些偏见，是因为这些偏见同这个缺点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围攻防卫圈基本上只能掩护战区的一部分，即在它包围圈以内的地区，所有其余的地区，如果不专门派兵掩护，就等于让给了敌人，如果派兵掩护又要分割兵力，而分割兵力却是人们力求避免的。
在这种情况下，攻城时不可缺少的运输工作就已经是使围攻者担心和感到困难的问题了，如果攻城部队的数量相当大，攻城辎重需要得相当多，而且敌人在战场上的兵力又很强，那么用围攻防卫圈来掩护运输就更没有可能了。
用围攻防卫圈掩护运输只有象在尼德兰那样的情况下才是可以设想的，因为在尼德兰，要塞互相靠得很近，要塞和在要塞之间的防线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它掩护着战区的其他部分，使运输线在很大程度上缩短了。
在路易十四以前，军队的配置还没有同战区的概念联系起来。
特别是在三十年战争中，军队偶然地走来走去，到了正好附近没有敌人部队的某个要塞前面，就停下来围攻，带来的围攻辎重够用多久，就围攻多久，一直到前来解围的敌人部队接近时为止。
这时，利用围攻防卫圈是符合当时情况的。

将来，利用围攻防卫圈掩护围攻恐怕只有在极少数场合，也就是情况同上述情况类似时才是可能的。
只有在战场上的敌人兵力很小，或者战区的概念同围攻的概念相比已几乎不存在的情况下，围攻时集中自己的兵力才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因为这样做无疑会大大增加围攻的力量。

路易十四时期，在康布雷和伐郎兴设置的围攻防卫圈都没有起什么作用，前者由孔代防守，被屠朗突破，后者由屠朗防守，被孔代突破，70。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在许多战例中围攻防卫圈并没有遭到攻击，甚至当迫切需要给要塞解围而且防御者的统帅是非常敢作敢为的人物时，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例如1708年，维拉尔就没有敢攻击在里尔的围攻防卫圈内的联军。
腓特烈大帝1758年在阿里木次，1760年在德累斯顿，虽然没有设置真正的围攻防卫圈，但设置有一个同围攻防卫圈基本上一致的防御体系，他是用同一支军队进行围攻和掩护围攻的。
腓特烈大帝在阿里木次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奥地利的大军离这里很远，但当他在多姆施塔特耳损失了运输队以后，对这种作法又后悔起来。
1760年他在德累斯顿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他轻视帝国军队的力量，另一方面是他急于要占领德累斯顿。

最后，围攻防卫圈还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在失利的情况下很难保住攻城的火炮。
如果掩护围攻的部队是在距离围攻地点一日或几日行程的地方作战，那么一旦遭到失败，围攻者还可以在敌人来到以前撤围，即使携带庞大的运输队，也至少可以在敌人到来的前一天转移。

在配置监视部队时，首要的问题是监视部队应配置在离围攻的要塞多远的地方？在大多数场合，决定这个距离的是地形条件或攻城军队要与之保持联络的其他军团和军的阵地的位置。
此外，监视部队距离较远，围攻可以得到更好的掩护，距离较近(不超过几普里)，则围攻部队和掩护部队可以更好地相互支援，这是显而易见的。

二〇三

第十八章 对运输队的攻击
对运输队的攻击和掩护是一个战术问题，如果不是为了要证明只有根据战略上的理由和情况才能采取这种行动的话，我们在这里就根本不谈这个问题了。
关于这个问题可谈的很少一点内容对进攻和防御来说可以合在一起来谈，同时，它对进攻具有重要的意义，否则，我们就会在讨论防御的时候研究这个问题了。

一个有三百至四百辆车的中等运输队(不管车上载的是什么)可以长达半普里，一个大的运输队会长达数普里。

怎么能够设想，通常派去护送的那么少的部队能够掩护这么长的运输队呢？此外，运输队运动不灵活，前进缓慢，而且还经常可能发生混乱；最后，运输队的每个部分都要单独掩护，因为一旦它的某一部分遭到敌人袭击，整个运输队立刻就会堵塞在道路上并陷入混乱。
人们考虑到上述种种困难，自然就会提出问题：究竟怎样才能掩护和保卫这种运输队？换句话说：为什么不是所有遭到攻击的运输队都被劫走？为什么不是所有需要掩护的，也就是敌人可以接近的运输队都遭到攻击？很明显，所有战术上提出来的办法，如滕佩霍夫提出的极不实际的办法，让运输队不断地停止前进和继续前进来缩短距离，或者象香霍斯特提出的稍好一些的办法，即把运输队分成几个纵队，对克服运输队的根本缺点来说，都只是一些效果不大的补救办法。

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是，大多数运输队由于它们在战略上所处的位置而得到了一般的安全保障，而且是比容易遭到敌人攻击的任何其他部队都要安全的保障，这就使它们很少的防御手段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
运输队总是或多或少地在自己军队的背后运动的，或者至少在离敌人军队很远的地方运动的。
因此，敌人只能用小部队来攻击它们，而这些小部队还必须有强大的预备队作掩护，以免自己的翼侧和背后遭到前来支援运输队的部队的袭击。
如果再考虑到，正是由于运输车辆十分笨重，攻击者很难把它们带走，大多只能砍断挽具，牵走马匹，炸毁弹药车等等(用这种办法只能使整个运输队受到阻碍和陷于混乱，但是不能真正毁灭它) 
，那么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运输队的安全更多地是依靠在战略上所处的位置来保障的，而不是依靠护送部队的抵抗来保障的。
如果再考虑到护送部队的抵抗虽然不能直接保护运输队，但却能打乱敌人攻击运输队的步骤，那么最后看来，对运输队的攻击不是很容易的和万无一失的，而是相当困难的，它的结果是非常没有把握的。

此外还必须指出一个主要的问题：去攻击敌人运输队的部队很可能遭到敌人军队或者敌人某一部队的报复，很可能遭到惨败的惩罚。
人们在许多场合正是由于有这种顾虑才没有敢攻击运输队，但是大家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因而认为运输队是由于有护送部队掩护而得到了安全，于是就感到奇怪，为什么兵力少得可怜的护送部队会这样使人望而生畏。
只要想一想1758年腓特烈大帝围攻阿里木次以后通过波希米亚的著名的退却，就会明白我们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当时，四千辆车组成的辎重队是由半数的军队分戍许多小队护送的。
为什么道恩没有攻击这支辎重队呢？原因是他害怕腓特烈大帝用另一半军队攻击他，把他卷进一次他所不希望的会战中。
为什么劳东在齐施博维茨没有更早地、更大胆地攻击一直在他侧面的运输队呢？原因是他害怕受到惩罚。
劳东的军队距离主力十普里，并且同主力的联系完全被普鲁土军队切断了，所以劳东认为，一旦腓特烈大帝(他丝毫没有受到道恩的牵制) 
用大部分兵力对付他，他就有惨败的危险。

只有当军队的战略态势使军队不得不完全从侧面，甚至反常地从前方运送物资时，运输队才真正面临巨大的危险，因而也就成为敌人攻击的有利目标(如果敌人的情况允许他为此派遣部队的话)。
1758年战局中，奥地利军队在多姆施塔特耳攻击普军运输队的事例，说明这种行动能够取得十分完满的成果。
通往尼斯的道路在普鲁士军队阵地的左侧，腓特烈大帝的军队因攻城和抗击道恩而不能活动，所以奥军的别动队完全不必为自己的安全担心，可以从容不迫地去攻击普军的运输队。

1712年，欧根围攻兰德赖希时，曾经从布香经德南，也就是从战略配置的正面的前方运送攻城器材。
为了在这种情况下完成十分困难的掩护任务，他采用了哪些手段，他陷入了多么困难的境地(这种情况直到战局过程发生了剧变才结束)，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对运输队的攻击不管从战术上看来多么容易，但从战略上看，却永远不是那样容易做到的，只有在敌人的交通线十分暴露的特殊情况下，才能期望取得重大的成果。

二〇四

第十九章 对舍营的敌人军队的进攻
我们在《防御》一篇中没有谈到这个问题，因为舍营不能看作是一种防御手段，只能看作是军队的一种状态，而且是一种战斗准备很差的状态。
关于这种战斗准备，我们就不再谈什么了，因为第五篇第十三章中关于舍营所谈的一切就是对它的一个很好的说明。

但是，在讨论进攻时，我们应该把舍营的敌人军队看作是一个特殊的进攻目标，因为一则这种进攻是一种很特殊的进攻方式，二则这种进攻可以看作是一种具有特殊效果的战略手段。
因此在这里所要谈的不是对敌人单个舍营地或者分驻在几个村落中的一支小部队的袭击(因为为此而进行的部署完全是战术问题），而是对较大的舍营地中的一支大部队的进攻。
这样，目标就不是袭击单个舍营地本身，而是阻止敌人军队集中。

对舍营的敌人军队的进攻，也就是对一支没有集中的军队进行袭击。
这种袭击如果能使敌人军队不能到达预定的集中地点，如果能迫使它在后方较远的地方另选一个集中地点，那么袭击就算成功了。
集中地点后移的距离，在危急时很少在一日行程- 
以内，通常可达数日行程，所以由此而造成的国土的丧失并不是很小的，这是进攻者所得到的第一个利益。

对敌人整个军队进行的这种袭击，在开始时可能是同时袭击少数几个单个的舍营地，不是袭击所有的或很多的舍营地，因为这样做就必然要扩大进攻的正面和分割进攻军队的兵力，这无论如何是不可取的。
因此，进攻者只能袭击那些位于进攻的纵队前进方向上的、敌人最前面的舍营地。
即使如此，袭击很多这样的舍营地也很少能顺利进行或完全取得成功，因为一个大部队的接近是不会不被人发觉的。
但是这种进攻方法是不可忽视的，而且我们把由此产生的成果算作是这种袭击的第二个利益。

第三个利益是能迫使敌人进行部分战斗，并且使他在这种战斗中遭到重大的损失。
一个大部队的集中，不是以营为单位在主要集中地点集中的，通常是先集中成旅、师、甚至军，而旅、师、军这样的部队就不能极其迅速地奔向集中地点，当它们同敌人进攻的纵队遭遇时，就不得不接受战斗。
如果进攻的纵队兵力不很大，它们也可能取得胜利，但是即使取得了胜利，它们也丧失了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一支力图到达后方集中地点的部队是不可能很好地利用胜利的，一般说这很容易理解。
它们也可能被打败，而且由于它们没有时间组织有力的抵抗，这种可能性要更大一些：因此可以设想，如果进攻者能很好地计划并实施一次袭击，他就可以通过这些部分战斗得到大量的战利品，这些战利品将成为总成果中的一个主要部分。

最后，第四个利益(也是整个行动的结果) 
是使敌人军队在一定时间内发生混乱和士气沮丧，从而使敌人即使最后把军队集中起来也不能立即使用它们，于是一遭到攻击就不得不再放弃一部分土地，不得不完全改变原来的作战计划。

以上就是对敌人舍营地进行一次成功的袭击时所能取得的特殊的成果，也就是通过一次袭击使敌人不能毫无损失地在预定地点集中军队时所能取得的特殊的成果。
不过，袭击成功的程度自然是很不相同的，因而取得的成果有时很大，有时却小得可怜。
同时，这种袭击即使很成功，取得的成果即使很大，也很少能取得主力会战获胜时那么大的成果。
这一方面是因为这种袭击不能象主力会战获胜时那样取得很多的战利品，另一方面是因为这种袭击的精神影响也不可能象主力会战获胜时那样大。

我们必须记住这个总的结论，以免对这种袭击作过高的评价。
有许多人认为它是进攻活动的最好形式。
但是，正如上面的详细考察和战史告诉我们的那样，事情决不是这样的。

1643年洛林公爵在提特林根袭击朗超将军指挥的法军的舍营地，是最光辉的袭击之一。
当时法军有一万六千人，结果损失了司令官和七千名士兵。
这是一次惨败。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法军未设任何前哨。

1644年，屠朗在梅尔根特海姆(法国人称为马里恩塔耳) 
遭到的袭击’”，就其结果而言，当然也应该看作是一次惨败，因为屠朗的八千人竞损失了三千人，其原因主要是屠朗受到诱惑，他不合时宜地用集中起来的部队进行了抵抗。

因此，人们不能常常指望这种袭击取得类似的结果。
这个结果与其说是袭击本身带来的，不如说是对遭遇战考虑不周造成的，因为屠朗本来可以避开战斗，同在其他地方舍营的较远的部队会合的。

二〇五

第三个有名的袭击是1674年屠朗在阿尔萨斯对大选帝侯、帝国将军布尔农维耳和洛林公爵指挥的联军的袭击。
屠朗得到的战利品很少，联军的损失不超过两三千人，这对五万人的军队来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损失。
但是联军却认为不能再在阿尔萨斯继续抵抗，于是撤退到莱茵河右岸。
屠朗所需要的正是这个战略成果，可是我们绝不应该在袭击本身去寻找取得这种成果的原因。
与其说屠朗是袭击了敌人的军队，不如说他是打乱了敌人的计划。
此外，联军统帅的意见分歧，军队靠近莱茵河等，也都是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
总之，这次袭击值得人们仔细地加以研究，因为人们通常都把它理解错了。

1741年，奈佩尔克去袭击腓特烈大帝的舍营地，但是全部成果却仅仅是使腓特烈不得不用他没有完全集中起来的兵力变换正面同他进行莫尔维次会战。

1745年，腓特烈大帝在劳西次袭击洛林公爵的舍营地。
他所以能获得成果，主要是由于他对最重要的舍营地之一，亨内斯多夫进行了真正的袭击，奥军因此损失了两千人。
但从总的结果来看，洛林公爵虽然经过上劳西次退回，了波希米亚，但是他沿易北河左岸又回到萨克森并没有因而受到妨碍，因此，如果不进行克塞耳斯多夫会战，腓特烈大帝就不会取得重大的成果。

1758年，斐迪南公爵袭击法国军队的舍营地。
这次袭击的直接结果是法军损失了几千人，并且被迫退到阿勒尔河的另一岸。
而这次袭击的精神影响可能更深远一些，它对法军后来放弃整个威斯特伐利亚也是有影响的。

如果我们要从上述不同的战例中得出一个关于这种攻击的效果的结论，那么只有前两个例子可以与胜利的会战同等看待。
不过在这两个例子中部队数量都不大，而且敌人没有设置前哨，在当时的作战中，这十分有利于进行袭击。

其他四个例子虽然都应该算作完全成功的行动，但是就其效果来说，显然不能同胜利的会战相提并论。
在这些例子中，只是由于敌人意志不强、性格软弱才取得了一般的成果。
1741年的那次袭击，正是由于敌人的情况不是这样，所以没有能取得任何成果。

1806年，普鲁士军队曾计划用这种方式袭击弗兰肯的法国军队。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次袭击是完全可以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的。
当时拿破仑不在军中，法军分布在广女的舍营地。
在这种情况下，普军如果有很大的决心、用很快的速度是的确可以使法军遭到一定损失，并把它赶过莱茵河的。
不过普军当时所能作到的也只是这一些。
如果普军抱更大的希望，例如越过莱茵河追求更大的利益，或者想获得很大的精神上的优势，使法军在这一战局中不敢再到莱茵河右岸作战，那是完全没有充分根据的。

1812年8 月初，当拿破仑命令他的军队在维帖布斯克地区休息时，俄军曾经想从斯摩棱斯克袭击法军的舍营地。

但是在实施中，俄军失去了这样做的勇气。
俄军没有进行袭击倒是一件幸事。
因为不仅法军统帅拿破仑所率的中央军团在兵力上比俄军多一倍以上，而且他本人是一个空前果断的统帅；因为对法军来说，损失几普里的地方根本不起什么作用，而对俄军来说，附近根本没有能使他们扩大成果并在一定程度上巩固成果的地形；因为法军进行的这个战局不是拖延时日行将结束的一次战局，而是进攻者计划完全打垮敌人的第一个步骤；所以，袭击法军舍营地虽然可能得到微小利益，但这同俄军的任务是极不相称的。
这些利益不可能弥补俄军同法军在兵力和其他条件上如此巨大的悬殊。
但是，俄军的这个企图表明，对于这种手段的模糊观念能如何诱使人们完全错误地运用它。

以上我们把对舍营的敌人军队的进攻作为战略手段进行了阐述。
就这种手段的性质来看，这种进攻的实施不仅是战术问题，而且部分地又属于战略范围(因为这种进攻是在宽大的正面上进行的，进行这种进攻的军队可以在集中以前投入战斗，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投入战斗的) 
，因此整个这种行动是由若干单个战斗组成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必须简单地谈谈如何合理地组织这种进攻。

对这种进攻的第一个要求是：在一定宽度的正面上进攻敌人的宿营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袭击几个舍营地，切断它们同其他舍营地的联系，使敌人陷入预期的混乱状态。
至于进攻纵队的数目和间隔，则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第二个要求是：各纵队进攻的方向必须向心地指向一个预定的会合地点，因为敌人的退却或多或少是以兵力集中而结束的，进攻者也应该这样。
这个会合地点应该尽可能是敌人的联络点，或者是在敌人军队的退却线上，当然，最好是在敌人退却线通过某一地形障碍的地点。

第三个要求是：各纵队同敌人军队遭遇时，必须坚决、勇敢、大胆地攻击敌人军队，因为这时总的情况对他们是有利的，这里正是冒险的用武之地。
当然，各纵队的司令官这时必须有很大的自由和全权。

第四个要求是：对付首先占领阵地进行抵抗的敌人军队的战术进攻计划，始终应该以进行迂回的方法来实现，因为只有分割和切断敌人军队才可以期望得到最大的成果。

第五个要求是：各纵队应由各兵种编成，而且骑兵不可太少。
如果把整个骑兵预备队都分配给各个纵队，也许更为有利。
如果认为骑兵作为预备队在这种攻击中能起主要作用，那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因为随便一个村庄，极小的一座桥梁，很小的一片丛林就可以阻止骑兵的行动。

第六个要求：虽然从袭击的性质来看，进攻者不能让自己的前卫前进得过远，但只有在向敌人接近时才应该这样。

如果战斗已经在敌人舍营线内开始，也就是说，希望从真正的袭击中获得的东西已经得到，那么，各纵队就应该让各兵种编成的前卫尽可能远地向前推进，因为前卫可以利用快速运动大大增加敌人的混乱。
只有这样，进攻者才能在这里或那里截获敌人仓卒退出舍营地时通常拖在后边的行李辎重、炮兵、差遣人员和掉队人员，而且这些前卫应该作为迂回和切断敌人退路的主要手段。

第七个要求：最后，必须预先指定军队作战失利时的退路和集合地点。

二〇六

第二十章 牵制性进攻
就词的一般涵义来说，所谓牵制性进攻，是指为了使敌人把军队调离某一重要地点而对敌人国土进行的进攻。
只有当进攻者的主要企图是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而不是夺取进攻的那个地方时，这种进攻才是特殊的行动，否则，它仍然是一般的进攻。

当然，即使如此，牵制性进攻总还必须有一个进攻目标。
只有当这个目标具有重要的价值时，才能诱使敌人把他的军队调到那里去；此外，一旦这个行动没有能起到引诱敌人的作用，那么，占领这个目标也是进行这一行动所耗费的力量的一种补偿。

要塞、大仓库、富庶的大城市(特别是首府)和可以征收各种军税的地区，以及可以得到对本国政府抱有不满情绪的敌国臣民的支持的地方，都可以作为这种进攻的目标。

牵制性进攻可能是有利的，这是容易理解的；但是毫无疑问，它并不总是有利的，它甚至往往是有害的。
对牵制性进攻的主要要求是，它应使敌人从主要战区撤出的兵力多于我方用于牵制性进攻的兵力。
如果牵制性进攻所吸引的敌人兵力同自己所使用的兵力相等，那么它就不再是真正的牵制性进攻，而成为一种次要进攻了。
甚至由于情况有利，由于有希望用少数兵力取得特大成果(例如轻而易举地占领一个重要的要塞) 
而进行的次要的进攻，也不应该算作牵制性进攻。
当然，人们通常把一个国家正在抵抗敌国时受到的第三国的进攻也叫做牵制性进攻，但是这种进攻同一般的进攻只是进攻的方向不同，因而没有理由给它另起一个名称，在理论上，专门的名称只应该用来表示专门的事物。

很明显，要想用少量的兵力吸引敌人较多的兵力，必须有可以造成这种结果的特殊条件。
因此，任意派遣一支部队到至今没有驻过军队的地点，是不能达到牵制性进攻的目的的。

如果进攻者派遣一支一千人的小部队侵入主要战区以外的敌方某一地区，以便征收军税，那么当然可以预见到，敌人向那里派出一千人是不能阻止这一行动的，如果他要确保这一地区不受侵犯，就必须派去更多的兵力。
但是，这样必然会产生一个问题，防御者是否可以不去保护这一地区，而同样派出一支一千人的部队侵入进攻者相应的地区，从而取得平衡呢？因此，如果进攻者想从这种行动中得到利益，他就必须事先肯定，他在敌人的地区比敌人在他自己的地区可以得到更多的东西或者可以造成更大的威胁。
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兵力很小的牵制性进攻就肯定能吸引敌人较多的兵力。
然而，毫无疑问，用以进行牵制性进攻的兵力越大，所能获得的利益就越小，因为五万人不仅能够卓有成效地保卫住一个中等地区不受五万人的侵犯，甚至能够抵抗更多的敌人。
所以，牵制性进攻的规模较大时，这种利益是很值得怀疑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想要从中取得一点好处的话，那么牵制性进攻的规模越大，就越要求有利于牵制性进攻的其他条件起决定性作用。

对牵制性进攻有利的条件可能是：(1)进攻者派出进行牵制性进攻的军队以后，主要进攻仍然没有受到削弱；(2) 
进攻者用牵制性进攻可以威胁防御者的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地点；(3)在受到这种进攻的地区内敌国臣民对本国政府怀有不满情绪；(4) 
受到这种进攻的地区是可以提供大量作战物资的富饶地区。
既然进攻者只有考虑了上述条件，认为有可能取得成果时才能进行牵制性进攻，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进行这种进攻的机会是不多的。
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必须指出：每一次牵制性进攻都会给本来没有战争的地区带来战争。
因此，牵制性进攻就常常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激起敌方潜在的作战力量，而且，如果敌人准备用民兵和民众武装来进行战争的话，这种情况就表现得最为显著。
如果一个地区突然受到敌人军队的威胁，并且没有任何防御准备，那么这一地区内所有的力量都会围绕在有才干的官员的周围，提供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非常手段来防止这场灾祸，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而且是经验所充分证明了的。
这样一来，在这里就会产生新的抵抗力量，而且是一种接近民众战争并且很容易引起民众战争的抵抗力量。

这是进行任何一次牵制性进攻时都必须注意的问题，不然的话，就会是自掘坟墓。

英国军队1799年对荷兰北部的军事行动和1809年对伐耳赫伦岛的军事行动，作为牵制性进攻来看，只是由于这些军队不能用于其他地方，因而还可以说是正确的。
然而毫无疑问，英国人的这一行动使法国人的抵抗力量增加了，而且，在法国本土的任何登陆都会引起这种后果。
威胁法国的海岸当然能给进攻者带来很大的利益，因为这样就能牵制法军防守海岸的很大一部分兵力，至于用很大的兵力在法国登陆，只有当人们能指望得到一个反对本国政府的地区的支援时，才是可行的。

战争中进行大规模决战的可能性越小，牵制性进攻就越是可行，当然可以从中取得的利益也就越小。
牵制性进攻只是一种可以促使驻止的部队运动的手段。

牵制性进攻的实施(1)牵制性进攻可以是一次真正的进攻，在这种场合，实施中除了大胆和迅速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2) 
但是，牵制性进攻也可以只造成将要进攻的假象而不真正进攻，在这种场合，牵制性进攻同时就是佯动。
至于这时应该使用哪些特殊手段，只有熟悉情况和人员特点的机灵的人才能提出。
这时，必然会引起兵力的极大分散，这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

(3)如果兵力不是十分小，并且退路被限制在一定的地点上，那么建立一支支援这一行动的预备队，是实施这一行动的一个重要条件。

二〇七

第二十一章 入侵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所能谈的几乎只限于解释词义。
我们发现现代著作家常常使用这个词，甚至自以为是地用它表示某种特殊现象。
“入侵战争”就经常出现在法国人的著作中。
他们想用入侵这个词来表示向敌国腹地的进攻，并想把这种进攻同有步骤的进攻，即蚕食敌人边境的进攻对立起来。
这是一种不合逻辑的、用语混乱的现象。
一次进攻只是在国境附近进行，还是深入敌国腹地，是首先夺取要塞，还是首先寻找和不断追击敌人的主力，这都不取决于进行的方式，而取决于当时的情况，至少在理论上不能有其他的看法。
在某些情况下，深入敌国腹地比逗留在边境要更有步骤，甚至要更为谨慎，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深入敌国腹地不是别的，正是一次猛烈的举攻获得成功的结果，因而同进攻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附录：关于胜利的顶点
胜利者不是在每次战争中都能彻底打垮敌人的。
胜利常常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有一个顶点。
这是大量经验所充分证明了的。
这个问题对于战争理论特别重要，并且是几乎所有战局计划的依据，同时这个问题从表面上来看，就象一种颜色在阳光下反射出奇光异彩一样，似乎有很多的矛盾，所以对这个问题我们要细致地加以研究，并且要探讨其内在的原因。

胜利通常产生于各种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总优势。

毫无疑问，胜利能增大这种优势，否则，人们就不会去追求胜利和以重大的代价去换取胜利了。
胜利本身毫无疑问是能增大这种优势的，胜利的效果当然也能增大这种优势，不过它不能无止境地增大这种优势，它大多只能增大优势到某一点。
这一点可能很近，有时甚至近到会战胜利的全部效果只不过增大精神力量的优势。
现在我们就要研究一下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在军事行动的过程中，军队不断遇到增强自己作战力量的因素和削弱自己作战力量的因素。
因此，问题在于哪种因素占优势。
交战双方中任何一方力量的削弱，都应该看作是另一方力量的增强，因此，无论在前进时还是在退却时，双方无疑地都会遇到增强力量和削弱力量这两股洪流。

我们只要研究在一种情况下引起这种变化的最主要的原因，也就同时说明了在另一种情况下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

前进时导致力量增强的最主要原因是：（1 ）敌人军队遭到损失，这种损失通常比我们大，（2 
）敌人在仓库、补给站、桥梁等无生命的作战力量方面遭到损失，而我们根本没有这种损失；（3 
）从我们进入敌国领土的时刻起，敌人就开始丧失土地，因而也丧失补充新的作战力量的源泉；（4 ）我们获得了这些源泉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得到了以敌养己之利；（5 
）敌人的各个部分失掉内部联系，不能正常活动；（6 ）敌人的同盟国同敌人脱离，而另一些国家则转向我们；（7 ）最后，敌人丧失了勇气，甚至有的放下了手中的武器。

前进时引起力量削弱的原因是：（1 ）我们被迫围攻、封锁或监视敌人的要塞5或者敌人在我们取得胜利以前用来采取同样行动的部队，在他退却时撤回主力了；（2 
）从我们进入敌国领土的时刻起，战区的性质就变了，它成了有敌意的地方；我们必须占领它，因为只有被我们占领的地区才是属于我们的，但是即使在我们占领了的地区，我军的整个机器也会到处遇到困难，而这些困难必然会削弱整个机器的效能；（3 
）我们日益远离自己的补充来源地，而敌人则日益接近他们的补充来源地，这使我们不能及时地补充已经消耗的力量；（4 ）敌国受到的威胁，引起其他强国来保护它；（5 
）最后，由于危险的增大，敌人的努力程度会上升，而胜利一方的努力程度则相反地会逐渐下降。

所有这些有利的因素和有害的因素都可以同时并存，犹如两个相对而行的人面对面碰在一起后可以按原来的方向各走各的路一样。
它们中间只有最后一项是真正对立，的，它们不能同时并存，而是互相排斥的。
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胜利的影响可以如何地不同，它可以使敌人惊慌失措，也可以促使敌人发挥更大的力量。

我们想对上述各点逐点地做些简单的说明。

（1 
）敌人军队在失败后遭到的损失可能在初期最大，随后一天天减少，一直减少到同我方的损失差不多，但是敌人的损失也可能与日俱增。
这取决于所处的态势和情况。
我们只能说，在一般情况下，素质良好的军队常出现前一种情况，素质不好的军队常出现后一种情况；同时，除了军队的精神状态以外，政府的精神状态在这方面也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战争中区别这两种情况是很重要的，只有这样，才不致于在应该真正开始行动的时候停止不前，或者相反。

（2 
）同样，敌人无生命的作战力量的损失也可能是日益减少或日益增加的：这取决于敌人仓库的位置和状况。
不过，这个问题就其重要性来说，在今天已经不能同其他问题相提并论。

（3 
）第三个利益必然随着军队的前进而增加，但是，一般地来说，，只有当进攻已经深入敌国，也就是说已占领了敌人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国土时，这种利益才值得加以考虑。
此外，这时还要考虑这些地区在军事上的特殊价值。

同样，第四个利益也必然随着军队的前进而增加。

但是，对第三和第四两个利益还必须指出的是，它们对正在作战的军队的影响很少能很快就感觉到，它们是比较缓慢地间接地发生作用的，因此不应该为追求这两种利益而把弓弦拉得过紧，也就是说，不应该使自己陷入太危险的境地。

至于第五个利益也只有当军队已前进得很远，同时敌国国土的形状允许我们使它的几个地区同主要部分隔开时，才值得加以考虑。
这时，这些地区就象被切断的四肢一样，通常很快就会失去生机。

二〇八

第六个和第七个利益至少有可能随着军队的前进而增长。
关于这两种利益，我们以后还要加以说明。

现在我们来谈谈引起力量削弱的原因：（1 
）围攻、封锁和包围敌人要塞的需要在大多数场合将随军队的前进而增加。
仅仅这个原因造成的力量的削弱，对军队的当前状况就能发生极大的影响，以致很容易就抵销了所有的利益。
当然，现在人们已经开始用很少的兵力封锁要塞，或者用更少的兵力监视它；而敌人也必须派出守备部队防守这些要塞。
尽管如此，要塞仍然是敌人很重要的安全保障。
要塞的守备部队通常有半数是由非正规部队的人员编成的。
而进攻者要想封锁位于交通线附近的要塞，则必须留下比守备部队多一倍的兵力，要想正式围攻某一个大要塞，或者想使它断粮，就需要用一个小小的军团。

（2 
）第二个原因，在敌国境内建立战区的必要性必然随军队的前进而增大。
由此而引起力量的削弱，即使当时对军队的状况不会发生重大的影响，但长期下去对军队的状况会比第二个原因发生更大的影响。

在敌国国土上，只有用部队占领的地区才可以看作是我们的战区，也就是说，在这些地区我们不是在野外留有小部队，就是在最重要的城市中或在兵站上留有守备部队。
不管我们留下的守备部队多么小，总会大大削弱我们的军队，不过这种削弱还是最次要的。

每一支军队都有战略翼侧（指自己交通线两侧的地方），由于敌人的军队也有战略翼侧，所以翼侧并不是我们明显的弱点。
但是只有当我们在本国时情况才是这样。
一旦进入敌国，翼侧这个弱点就显著了。
因为在交通线很长而又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掩护的情况下，敌人对我翼侧进行的最小的行动也会产生一定的效果，而在敌人的国土上，到处都可能遇到这样的行动。

前进得越远，战略翼侧就越长，由此而产生的危险也就越大，这是因为不仅这种翼侧很难掩护，而且我方交通线很长又没有安全保障，就更使敌人敢于采取进攻行动，同时，我方在退却时如果丧失交通线，可能产生的后果将极为严重。

所有这一切都会使前进中的军队每前进一步都增加一种新的负担，因此，如果它开始进攻时没有占有非常巨大的优势，就会觉得自己的计划越来越受到阻碍，进攻力量越来越弱，最后，会对自己的处境感到不安全和忧虑。

（3 
）第三个原因是，军队同补充来源地（不断削弱的军队必须从这里不断得到补充）的距离随着军队的前进而增加。
一支出征的军队就好象是灯上的火苗一样，灯油越少，离火苗越远，火苗就越小，一直小到完全熄灭。

当然，有了被占领地区的财富，这个祸害可以大大减轻，但也不能完全消除，因为有许多东西，例如兵员，必须由本国补充，而且在一般情况下，由敌国提供的供应总不如本国提供的迅速和可靠，再则，意外的需要也不能很快得到满足，各种误解和错误也不能及早地发现和得到纠正。

如果一国的君主不亲自指挥军队（这在最近的战争中已经成为一种风气），而且也不在军队附近，那么请示、报告所造成的时间损失也是一个新的、很大的不利，因为统帅的权限再大，也不能独自处理他广阔活动范围内的一切问题。

（4 
）政治结合关系的变化。
如果胜利在这方面引起的变化对胜利者不利，那么不利的程度同胜利者前进的程度大体上成正比；如果这种变化对胜利者有利，那么有利的程度同前进的程度同样地大体上成正比。
在这方面，一切同现存的政治结合关系、利害关系、习惯、方针等有关，同君主、大臣、宠臣和情妇等有关。
一般只能这样说，当大国战败时，它的小同盟国通常很快就会同它脱离关系，所以胜利者将随着每个战斗而越来越强大。
可是，如果战败的国家是小国，那么当它的生存受到威胁时，很快就会有许多国家自愿做它的保护者，有些曾经帮助胜利者打击这个小国的国家，如果认为这样做太过分时，也可能反过来帮助这个小国。

（5 
）引起敌人更强烈的抵抗。
敌人有时会由于恐惧和惊慌而放下手中的武器，有时则会受到热情的激励而奋勇拿起武器，并在第一次失败后进行比以前更激烈的抵抗。
人民和政府的特性，国土的情况，国家的政治结合关系都是推测敌人可能采取何种行动的根据。
仅仅第四、第五两个原因就使人们在战争中的这种场合和那种场合所制订的和应该制订的计划多么不同啊！有的人由于胆怯和所谓按部就班地行动而失去了最好的时机，而有的人则由于鲁莽而一步就坠入陷阱，后来象刚从深水里拉上来的那样弄得狼狈不堪和惊慌万状。

在这里我们还必须指出，胜利者在危险过去以后，在为了扩大胜利成果正需要作新的努力的时候，往往会产生松懈现象。
如果全面地观察一下这些互相对立的不同的因素，无疑会得出如下的结论：在一般情况下，利用胜利和在进攻战中前进，都会使进攻开始的优势或通过胜利所取得的优势受到削弱。

这样我们必然会问：如果事情是这样，那么是什么东西促使胜利者继续追求胜利，继续在进攻中前进呢Y难道这还能叫做利用胜利吗？在尚存的优势还根本没有削弱以前就停止行动不是更好吗？
对这样的问题当然应该这样回答：兵力的优势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目的如果不是打垮敌人，至少是夺取敌人的部分国土，这样做虽然对于军队当前的状况没有什么好处，但对战争和媾和却很有利。
甚至当我们想要彻底打垮敌人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也许每前进一步，我们的优势都会受到削弱。
但是却不能想当然地从这里推论说，我方的优势必然会在敌人失败以前完全丧失。
敌人的失败可能来得早一些，如果利用最后极小的一点优势可以击溃敌人，那么不利用这点优势就是一个错误。

因此，在战争中原有的或后来获得的优势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而且这一手段必须用来达到目的。
但是人们必须了解优势能够保持到哪一点，因为超过了这一点所得到的就不是新的利益，而是耻辱了。

战略优势在战略进攻中会逐渐消失，关于这一点，我们无需举特殊的战例加以证明；但这方面的大量现象却要求我们探讨它的内在原因。
自从拿破仑出现以后，我们才看到了那种优势可以一直保持到敌人被打垮时为止的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
在拿破仑以前，每次战争都是以胜利的军队力图达到同敌人保持均势这一点而告终的，一旦达到了这一点，胜利的活动就停止下来，有时甚至还不得不退却。

胜利的这个顶点将来在所有不能以打垮敌人为军事目标的战争中也会出现，而且大多数战争永远会是这样的。
因此，从进攻转为防御的转折点是各个战局计划的自然目标。

二〇九

超过这个目标的努力不仅是力量的无效的发挥，不再能带来任何成果，而且是力量的有害的发挥，会引起敌人的还击，根据极为普通的经验来看，敌人的这种还击往往会产生非常大的效果。
后一种现象是极为普遍的，是理所当然的，并且是很容易为人们理解的，因此我们不必详尽地论述它的原因了。
但是必须指出，进攻者在刚刚占领的阵地上缺乏准备和他极为混乱的心情（他期待的是获得新的成果，但得到的却是重大的损失，因而心情极为混乱），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主要的原因。
在这里通常起不寻常作用的是精神力量（一方面是情绪高涨，有时甚至发展到自负的程度，另一方面是意志沮丧）。
进攻者在退却时的损失会由于上述原因而增大，如果他只是归还了夺得的东西，而没有丧失自己的国土，那通常就应该谢天谢地了。

在这里我们必须解决一个看起来似乎很矛盾的现象。

有人可能会认为，只要进攻者还在继续前进，他的优势也就仍然存在，而且，既然在胜利的终点上出现的防御是一种比进攻强的作战形式，那么进攻者突然变成弱者的危险似乎就更小了。
但是这种危险确实是存在的，如果我们看一看历史，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这种剧变的最大危险往往是正在进攻力量减弱并转入防御的时刻出现的。
现在我们打算研究一下其中的原因。

我们所以认为防御这种作战形式是优越的，是因为在防御中可以：（1 ）利用地形；（2 ）占有已经准备好的战区；（3 ）得到民众的支持；（4 ）享有等待的利益。

显然，这些因素并不总是到处相同和发生同样的作用的，因而这一场合的防御同那一场合的防御并不总是相同的，防御也不总是比进攻具有同样的优越性。
特别是随着进攻力量的衰竭而出现的防御，由于它的战区位于向前推进得很远的进攻三角形的顶点①，更是这样。
在这种防御中，只有上述四个因素中的第一个因素，即利用地形没有变化，第二个因素大多完全不存在了，第三个因素成了不利的因素，第四个因素也大大削弱了。
现在我们只对第四个因素作些简略的说明。

① 指进攻的军队同它的基地的两端所构成的三角形。
——译者。

有时，整个战局会在一种臆想的均势中毫无结果地拖延下去，因为应该行动的一方缺乏必要的决心，而防御的一方可以从中得到等待的利益。
一旦有一个进攻行动破坏了这种臆想的均势，伤害了敌人的利益，迫使他不得不采取行动，那么，敌人就不太可能仍然无所事事和犹豫不决了。
在占领地区内进行的防御比在本国进行的防御具有大得多的挑战性质。
这种防御包含有进攻的因素，这就削弱了它的防御的性质。
道恩可以让腓特烈二世在西里西亚和萨克森平静地进行防御，但如果是在波希米亚，他就绝不会这样做了。

很明显，对交织于进攻行动中的防御来说，防御所固有的主要因素都已受到削弱，因此这种防御已经不再具备它原有的对进攻的优越性了。

正如没有一个防御战局是纯粹由防御因素组成的一样，也没有一个进攻战局是纯粹由进攻因素组成的，因为除了短时期的间歇（这时双方军队都处于防御状态）以外，任何不能导致媾和的进攻都必然以防御告终。

由此可见，削弱进攻的就是防御本身。
这样说并不是无益的诡辩。
我们把进攻以后转入十分不利的防御；看作是进攻最主要的不利。

这样，也就说明了进攻和防御这两种作战形式原来在力量上的差别是怎样逐渐缩小的。
我们还要指出，这种差别怎样能够完全消失，并且一种因素在短时期内可以变为相反的因素。

如果允许我们借用自然界的概念，那么就可以更简单地说明问题。

在物质界，任何一个力要发挥作用都需要时间。
一个缓慢地、逐渐地发挥作用就足以阻止一个物体的运动的力，如果时间不足，就会被那个运动的物体所克服。
物质界的这一法则对我们精神生活的某些现象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一旦我们的思想已被引向某一个方向，那么并不是每一个有充分理由的原因都能改变或中止这种思想的。
要改变或中止它，就需要时间、平静和对思想的持久不断的作用。
在战争中也是如此。
如果人们已经沿着一定的方向向目标前进，或者已回头奔向避难所，那么很容易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他们不容易充分领会那些迫使他们停止前进或者促使他们再行动的原因的力量，而且，由于行动在继续进行着，因此，他们会在运动的洪流中不知不觉地超出均势的界限，超过胜利的顶点。
甚至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进攻者在进攻所特有的精神力量的支持下，虽然已经精疲力竭，可是他却象拉着沉重东西上山的马一样，会感到继续前进比停下来的困难还要少些。
至此，我们认为已经圆满地说明了进攻者为什么会超过胜利的顶点（尽管在这一点停了下来和转入防御，他还是可以取得成果，即保持均势的）。
因此，在拟定战局计划时，正确地确定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不论对进攻者来说（这可以使他不致于采取力所不及的行动，或者说不背债务），还是对防御者来说（这可以使他认识和利用进攻者超过顶点时发生的不利）都是如此。

现在我们再回过来看一看统帅在判断胜利的顶点时应该考虑的一切问题，而且我们不应忘记，他必须通过对远的和近的，无数情况的观察来判定，甚至在某种程度是推测最重要的问题的发展方向及其价值，也就是说要推测敌人的军队经我第一次打击后，是表现为一个比较坚固的核心，一个越来越紧密团结的力量，还是象一个博洛尼亚瓶一样只要伤及其表面，立刻就会粉碎；要推测敌人战区内一些补给来源地被封锁和一些交通线被切断会引起敌人多大的削弱和瘫痪；要推测敌人在遭到沉重打击后会一蹶不振，还是会象一只受了伤的公牛那样狂怒起来；要推测其他国家是恐惧还是愤怒，是否有些以及有哪些政治结合关系会解体或建立起来。
如果说，统帅应该象射手击中目标一样，利用他迅速而正确的判断猜中所有这一切和其他许多情况，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人的这种智力活动不是很简单的。

千百条引向各个方向的歧路会使人的判断发生错误。
即使大量的、错综复杂的、牵涉到很多方面的问题没有左右统帅，危险和责任也会使他举棋不定。

于是就发生了如下的情况：大多数统帅宁愿在远离目标的地方停下来，而不愿离目标太近；而有些具有出色的勇敢和高度的进取精神的统帅往往又超过了目标，因而达不到目的。
所以只有那些能用少量的手段创建大事业的人才能顺利地达到目的。

二一〇

第八篇 战争计划
第一章 引言
我们在论述战争的性质和目的的一章中，已经大致上描绘了战争的总概念的轮廓，并指出了战争同它周围事物之间的种种关系，以便我们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正确的观念作基础。
当时，我们只概略地提了一下研究这个问题时会碰到的各式各样的困难，准备以后再详细地加以研究，我们在得出了打垮敌人，即消灭敌人军队是整个军事行动的主要目标这一结论以后，就没有再深入探讨下去。
由于得出了这一结论，我们在随后的一章②中就能够指出，军事行动所使用的唯一手段是战斗。
我们认为，这样一来，我们在一开始就有了一个正确的立足点。

以后，我们又分别研究了战斗以外的军事行动的一些最值得注意的关系和形式，以便一方面根据它们本身的性质，一方面根据战史所提供的经验，更确切地指出它们的价值，从而把它们从那些经常同它们混杂在一起的不明确的、涵义模糊的概念中区分出来，并且使人们能认识到军事行动的真正目标，即消灭敌人，始终是主要的东西。
现在，当我们准备探讨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又要回到战争这个整体上来，因而，不得不联系到在第一篇中谈过的一些观念。

从总的方面论述问题的以下几章将探讨战略的最本质的部分，即战略中涉及面最广和最重要的问题。
当我们深入到所有问题都交织于其中的战略的最深处时，我们不能不感到有些胆怯。

实际上，这种胆怯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一方面我们看到，军事行动好象极为简单。
我们听到和读到，许多伟大的统帅都是以最简单和最朴实的言词谈论它们的，当他们谈到如何操纵和运转这部由千万个部件组成的笨重的机器时，就好象在谈论一个人的行动似的，以致战争的整个庞大的行动就简化为一个搏斗了。
我们发现，他们行动的动机有时是两三个简单的想法引起的，有时是感情的激动引起的，我们看到，他们处理问题是轻而易举的，十分有把握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假思索的。
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需要理智予以研究的情况很多，作战涉及的方面很广，可以说是无边无际的，此外，还有无数的行动方式要人们去选择。
如果这时我们再考虑到理论的任务就是系统地即明确而透彻地说明这些事物，并且始终要使行动具有充分的必然的根据，那么，我们就不可避免地会感到极大的不安，会担心可能被拖到死板的书呆子的泥坑里去，在呆板的概念的圈子里爬来爬去而永远碰不到具有敏捷而卓越的眼力的伟大统帅。
如果理论研究获得这样的结果，那就与不进行这样的研究没有什么不同了，或者说，不进行这样的研究反而要好一些。
以这样的研究为基础的理论会低估才能的作用，而且很快就会被人们忘掉。
与此相反，上面所说的统帅的敏捷而卓越的眼力，简单的处理问题的方式，以及把整个军事行动看作是一个人的行动的作法，确实是每一次出色的军事行动的灵魂，而且，只有通过这样的出色的方式，自由的智力活动才能表现出来，如果人们想要支配军事行动而不被军事行动所支配，那么，这种自由的智力活动是不可缺少的。

我们怀着有些胆怯的心情继续前进。
我们只有始终沿着在开始时规定的道路才能继续前进。
理论应该明确地阐明大量事物，使人们易于理解它们，理论应该铲除错误的见解在各处种下的莠草，应该指出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把重要的东西同不重要的东西区别开来。
当各种观念自然而然地凝结成我们称之为原则的真理结晶时，当它们自然而然地形成规则时，理论就应该把它们指出来。

理论给人们带来的好处应该是使人们在探索各种基本概念时有所收获和得到启发。
理论不能给人们提供解决问题的公式，不能通过死板的原则为人们指出狭窄的必然的道路。
理论应该使人们了解大量的事物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然后让人们再进入较高的行动领域，使人们根据天赋的力量的大小发挥一切力量的作用，使他们具有清楚地判断真实的和正确中东西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在上述各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它与其说是思考的产物，不如说是危险的产物。

二一一

第二章 绝对战争和现实战争
战争计划总括整个军事行动，并使它成为具有一个最终目的（一切特殊目的都归结在最终目的之中）的统一行动。
人们如果不知道用战争要达到什么以及在战争中要达到什么（前者是目的，后者是目标），那么就不能开始战争，或者就不应该开始战争。
这个主要思想规定了作战的一切方针，确定了使用手段的范围和所用力量的大小，而且一直影响到军事行动的最小环节。

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讲过，打垮敌人是军事行动自然的目标，如果要坚持按概念作严格的推论，就不可能得出别的目标。

打垮敌人这种想法必然是交战双方都有的，因此，在军事行动中就不应该产生间歇，而且在双方中的一方真正被打垮以前，是不会出现平静状态的。

在论述军事行动中的间歇的一章中，我们已经指出，就敌对因素的体现者——人一—和构成战争的一切情况来看，敌对因素是如何受到战争机器内部原因的阻止和节制的。

但是，这种阻止和节制引起的变化，还远不是战争从它的原始概念转变为到处可见的具体形态的原因。
大多数战争好象只是双方在发怒，在发怒的情绪下拿起武器保卫自己和威胁对方，如有机会，也给对方以打击。
因此，这些战争不是两个相互破坏的因素的直接冲突，而是彼此隔开的、只在一些小接触中爆发火花的两个因素的紧张状态。

那么阻止它们全面爆发的绝缘体是什么呢？为什么战争没有按逻辑上必然的样式进行呢T这种绝缘体就是战争在国家生活中所接触到的大量事物、力量和关系。
在这些事物、力量和关系的无数的作用下，根据两三个前提直接得出逻辑的结论就成为不可能，逻辑的结论就湮没在它们的作用之中。
而且，人们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中，通常习惯于根据某些起主导作用的想法和感觉采取行动，而不是根据严格的逻辑结论采取行动的，所以对了解情况不确切、自己的不坚决和不彻底几乎是意识不到的。

即使筹划战争的人能够透彻地理解所有这些情况，一刻也不忘记自己的目标，国内其他的有关人士也未必都能做到这一点，因而就会产生阻力，就需要有一种力量来克服人们的这种惰性，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力量是不足的。

这种不彻底性有时存在于交战双方的这一方或那一方，有时存在于双方，它使战争具有一种按其概念来说不应有的形态，使它成为半真半假的、没有内在联系的东西。

这样的战争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见到，如果我们不是亲眼看到，正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了具有绝对战争形态的现实战争，那么有人可能会怀疑，我们关于战争所绝对具有的本质的这种看法有什么现实意义。
在法国革命作了简短的前奏以后，毫无顾虑的拿破仑迅速地把战争推到这一点上吨在拿破仑的指挥下，战争毫不停顿地进行着，直到对方失败为止，而且，还击也几乎是同样毫不停顿地进行的。
根据这种现象所得出的一切逻辑的结论，会使我们再回到战争的原始概念上来，这难道不是很自然和很合乎逻辑的吗？
可是，我们是否应该只考虑战争的原始概念，不管战争离开原始概念多么远，对一切战争都根据这个原始概念来判断呢？是否应该根据这个原始概念推论出理论中的一切结论呢？
现在我们必须对这些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因为，如果我们自己不能明确地说，战争只能有它的原始概念所规定的那个样子，还是可以有另外的样子，我们对战争计划的问题就不能提出合理的看法。

如果我们认为战争只能是前一种样子，那么，我们的理论就可以在各个方面更符合逻辑的必然性，更加明确和更加肯定。
但是，从亚历山大直到拿破仑以前所进行的一切战争（罗马人的部分战局除外），我们又如何解释呢？我们就不得不把它们全部否定掉。
可是，如果真的把它们否定掉，我们恐怕就不能不为自己的狂妄感到羞愧。
而更糟糕的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在今后十年内也许又会出现同我们的理论不相符合的战争。
这样的理论虽然具有强烈的逻辑性，但是在具体情况的威力面前却是软弱无力的。
因此，我们应该知道，战争的形态不仅仅是战争的纯概念决定的，而且还是包含和搀杂在战争中的其他一切因素，即各个部分的一切自然惰性和阻力、人的不彻底性、认识不完善和怯懦决定的。
战争和战争所具有的形态是从当时起主导作用的思想、感情和各种关系中产生的，我们必须抱这种看法。

如果我们不想脱离现实，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甚至具有绝对形态的战争，即拿破仑所进行的战争也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必须象上面这样看问题，并且必须承认，战争和战争所具有的形态并不是从它所接触的无数关系的总和中产生的，而是从当时起主导作用的某些关系中产生的，那么，自然会得出结论说，战争是以可能性、概然性、幸运和不幸运的赌博为基础的，严格的逻辑推论在这种赌博中常常会完全不起作用，甚至会成为智力活动的无用而累赘的工具；此外，还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说，战争可能成为一种有时很象战争有时又不大象战争的东西。

理论必须承认所有这一切，但是理论的任务是把战争的绝对形态提到首要的地位，并且把它看作是研究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使那些希望从理论中学到一些东西的人永远记住它，把它当作衡量自己一切希望和忧虑的基本尺度，以便在可能和必要的场合使战争接近这种绝对形态。

作为我们思想和行动的基础的这个主要观念，即使最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来自完全不同的范畴时，也会赋予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以一定的色调和特点，这如同一个画家用他上底色的颜色，能够赋予他自己的画以这种或那种色调一样。

现在，理论所以能够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应该归功于最近的几次战争。
如果没有这些触目惊心的例子来说明摆脱束缚的因素具有巨大的破坏力，那么，理论即使喊哑喉咙也无济手事，任何人都不会相信目前大家所经历的事情是可能的。

假如1798年普鲁士预先知道它一旦失败就会遭到如此强烈的还击，致使欧洲原有的均势遭到破坏，难道它还敢以七万军队侵入法国？
假如1806年普鲁士考虑到第一颗枪弹将成为引起弹药库爆炸而招致自身毁灭的火星的话，难道它还会用十万大军对法国开战？




二一二

第三章（上） 战争的内在联系
由于人们对战争的看法不同，有的认为它具有绝对的形态，有的则认为它具有或多或少不同于绝对形态的现实形态，对战争的结果就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在战争的绝对形态中，一切都是由必然的原因引起的，一切都会很快地交织在一起，不存在没有联系的、中性的（如果可以用这个词的话）空隙。
在这种形态中，由于战争内部包含有多种多样的相互作用，由于战争具有一系列相继进行的战斗构成的内在联系”，由于每次胜利都有自己的顶点（超过这个顶点，就进入了损失和失败的领域），总之，由于战争具有这些自然的关系，战争就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最后的结果。
在取得最后结果以前，一切都没有决定，作战双方既没有赢得任何东西，也没有损失任何东西。
在这里必须不断指出：一切取决于最后的结果。
根据这种看法，战争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的各个部分（各个结果）只有同整体联系起来才有价值。
1812年拿破仑占领了莫斯科和半个俄国，这种占领，只有当它能促成拿破仑希望得到的和约时，对他说来才是有价值的。
可是，这种占领只构成他的战局计划的一个部分，这个计划还缺少另一个部分，即粉碎俄国的军队。
假如他在取得其他成果的同时又实现了战局计划的另一部分，那么要达到媾和的目的就十分有把握了。
由于拿破仑先前忽视了计划的这个部分，后来就再不能实现这个部分了，于是整个第一部分非但对他无益，反而对他有害了。

认为战争中的各个结果之间有联系的这种看法，可以看作是一个方面的看法。
同这种看法相对立的还有另一个方面的看法，即认为战争是由一些各自独立的结果构成的，这些结果就象赌博中的各自独立的“局”一样，前几局的输赢对以后的输赢并没有影响。
因此，在这里主要的只是这些结果的总和，而且人们可以把每个单个的结果象筹码一样积存起来。

正如第一种看法从事物的性质上来看是正确的一样，第二种看法从历史上来看是正确的。
不遇到什么困难就能获得一些微小的普通利益的情况是很多的，战争的要素越缓和，这种情况就越多。
但是，正如第一种看法在战争中完全适用的情况很少一样，第二种看法不需要第一种看法的补充就在战争中到处都适用的情况也很少。

如果我们坚持上述看法中的第一种看法，那么就应该承认，每一次战争从一开始就必须看作是一个整体，统帅向前迈出第一步时，就必须明确一个目标，使一切行动都指向它。

如果我们赞成第二种看法，那么我们就会为了每一个次要的利益本身就去追求这种利益，而把其他一切留待以后解决。

上述两种看法中的任何一种都不是完全不适用的，因此，理论对它们都不能不加考虑。
但是，理论在运用它们时应该区别对待：第一种看法是基本观点，到处都应以它为基础，而第二种看法仅仅是第一种看法在具体情况下的一种修正。

腓特烈大帝在1742、1744、1757和1758年从西里西亚和萨克森向奥地利发起新的进攻时，他明明知道，这些进攻不可能象进攻西里西亚和萨克森那样导致长期的占领。

他当时所以发起新的进攻，并不是想通过这一行动打垮奥地利，而是想达到一个次要的目的——赢得时间和力量。
他追求这个次要目的是不致冒国家存亡之险的。
然而，普鲁士在1806年，奥地利在1805和1809年虽然确定的目标要小得多，只是想把法国人赶过莱茵河，但是，只要它们没有考虑从迈出第一步直到媾和的这段时间内在胜利或失败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的一系列事件，它们就不可能顺利地达到目标。
无论是要确定在不必冒险的情况下可以取得多大的胜利，还是要确定怎样和在何处有可能阻止敌人取得胜利，考虑这些事件都是十分必要的。

仔细研究历史就可以看出这两种情况有什么不同。
在十八世纪的西里西亚战争时期，战争还只是政府的事情，人民参加战争仅仅是被用作盲目的工具。
而十九世纪初，作战双方的人民已经是举足轻重的力量了。
同腓特烈大帝相对峙的那些统帅，都是一些遵照命令行动的人物，正因为这样，小心谨慎就成为他们主要的特征，而奥地利和普鲁土的敌人①，却简直可以说就是战神本身。

① 指1805、1806和1809年战争中的拿破仑。
——译者。

这些不同的情况不是应该引起完全不同的考虑吗？
1805、1806和1809年的情况，不是应该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极端的不幸上，认为极端的不幸有可能发生甚至非常可能发生吗？因此，这些情况使人们确定的行动和计划，不是应该完全不同于以占领几个要塞和不大的地区为目标的场合吗？
虽然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强国在准备战争时已经完全感觉到政治气氛中孕育着大雷雨，但是它们没有采取与此相应的行动和计划。
当然，它们也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它们从历史中还不可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正是1805年的、1806年的和1809年的战局以及以后的战局，才使我们容易得出具有破坏力的现代的绝对战争的概念。

因此，理论要求：在每次战争中，首先应该根据政治因素和政治关系产生的概然性来认识战争的特点和主要轮廓。
如果根据这种概然性，战争的特点越接近于绝对战争，战争的轮廓包括交战国的群众越广和把他们卷入旋涡越深，那么战争的各次事件之间就越有联系，就越有必要在迈出第一步以前先考虑好最后一步。

二一三

第三章 （下）关于战争目的的大小和使用力量的多少
我们必须给予敌人的压力多大，这取决于我方和敌方政治要求的大小。
如果双方都已知道对方政治要求的大小，那么使用力量的尺度就会是相同的。
然而，双方政治要求的大小并不总是很明显的，这可能是双方使用的手段所以不同的第一个原因。

各国的地位和情况不同，这可能是第二个原因。

各国政府的意志力、特点和能力很少相同，这可能是第三个原因。

上述三点使我们不能准确地估计会遇到多大的抵抗，因而不能准确地确定应该使用什么手段和可以提出什么目标。

在战争中由于使用的力量不够，不但可能得不到什么成果，反而可能遭到严重的损失，因此双方都力图在这方面胜过对方，于是就产生了相互作用。

这种相互作用可能使人们在使用力量方面趋向极端（如果这个极端是可以确定的话）。
这样一来，就会不考虑政治要求的大小，手段就失去同目的的一切联系。
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这个意图往往会因自己内在关系的牵制而不能实现。
于是进行战争的人又回到折衷的道路上来，在行动时就或多或少遵循这样的原则，那就是只使用为达到政治目的所必需的力量和确定为达到政治目的所必需的目标。
为了遵循这个原则，他必须放弃任何取得成果的绝对必然性，而不去考虑那些遥远的可能性。

在这里智力活动离开了严格的科学领域，即离开了逻辑学和数学的领域，而成为艺术（就这个词的广义而言），也就是成为一种能够通过迅速的判断从大量事物和关系中找出最重要和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来的能力。
这种迅速的判断显然就是或多或少不自觉地对各种因素和关系进行比较，这比进行严格的推论能较迅速地抛开那些关系不十分密切和不重要的东西，能较迅速地找出关系最密切和最重要的东西。

因此，为了明确进行战争要使用多少手段，必须考虑敌我双方的政治目的；必须考虑敌国和我国的力量和各种关系；必须考虑敌国政府和人民的特性，它们的能力，以及我方在这些方面的情况；还必须考虑其他国家的政治结合关系和战争可能对它们发生的影响。
不难理解，考虑和比较这些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多种多样的事物是一道难题，只有天才的真正的眼力才能在其中迅速地找出正确的东西，仅靠呆板的研究是决不可能掌握这些复杂的事物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拿破仑说得很对：这是一道连牛顿那样的人也会被吓退的代数难题。

如果说在这里各种关系极为复杂和极为广泛，而且缺少正确可靠的尺度，因而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那么我们不能不看到，虽然这一问题无比的重要性并不会增加问题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但却能增加解决这一问题的光荣。
危险和责任感对普通人来说，不但不能使他们精神的自由和活动得到增强，反而会受到减弱，但对有些人来说，却能使他们的判断更为迅速，更为准确，毫无疑问，我们说的这些人都是少有的伟大人物。

因此，我们首先必须承认，只有根据对各种关系的总的观察（包括了解当时的具体的特点），才能判断即将来临的战争、战争可以追求的目标和必要的手段。
其次，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判断象在军事活动中的任何判断一样，决不可能是纯客观的，它取决于君主、政治家和统帅的智力特点和感情特点（不管这些特点是否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当我们观察时代和环境形成的各个国家的总情况时，问题就具有一般的性质了，就比较适于进行抽象的研究了。

在这里我们必须概略地看一看历史。

半开化的鞑靼人、古代的共和国、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和商业城市、十八世纪的国王以及十九世纪的君主和人民，他们都有各不相同的自己的战争方式，他们所使用的手段各不相同，所追求的目标也各不相同。

鞑靼部族经常寻找新的住地。
他们携带着妻儿老小全族出征，因此人数的众多是任何军队都比不上的。
他们的目标是使敌人屈服或赶走敌人。
假如他们文明程度较高，他们用这种手段就可以很快地打垮自己面前所有的敌人。

古代共和国／罗马共和国是例外）的版图都很小，它们的军队尤其小，因为它们把广大的群众一一平民排除于军队之外。
这些国家的数量很多，彼此十分接近，以致它们在自然形成的均势中（按一般自然法则，被分开的小部分总是处于这种状态的）总会遇到一些障碍，使他们不能采取大规模行动。
因此，它们的战争只限于劫掠平原和占领少数城市，目的是在这些地方以后能保持一定的势力。

只有罗马共和国例外，但是这也只是在它的晚期。
为了掠夺物资，为了同自己的邻国建立同盟，它曾长期地用少数的军队和邻国进行小规模的战争。
它逐渐强大起来，但主要不是通过真正的征服，而是通过结盟，在同盟中邻近的各民族逐渐同它融为一体了。
只是在用这种方式把自己的力量扩展到整个下意大利以后，它才真正开始进行征服活动。
迦太基灭亡了，西班牙和高卢被征服了，希腊屈服了，罗马的统治扩展到了亚洲和埃及。
在这个时期，它没有耗费太大的力量就维持了一支庞大的军队，这是因为它占有丰裕的财富。
这样一来，它同古代的共和国不同了，同自己过去的情况不同了。
它成了独一无二的强国。

二一四

同样，亚历山大所进行的一些战争就其方式来说也是独一无二的。
他用自己那支人数少、但以组织完备著称的军队，推翻了亚洲一些国家的腐朽的建筑。
他毫无间歇和毫无顾忌地长驱直入辽阔的亚洲，一直到印度。
共和国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只有国王亲自指挥军队（就好象他是他自己的佣兵队长似的），才能这样迅速地完成这样的事业。

中世纪大大小小的君主国用封建的军队进行战争。
在这个时期，一切行动都只能是短暂的。
凡是不能在这个短．时期内完成的事情，就只得看作是无法实现的事情。
封建的军队本身是由封建从属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各个部分组成的，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一半是法定的义务，一半是自愿的同盟，整体是一个真正的邦联式的集合体。
装备和战术则建立在以自己的力量自卫的基础上，建立在个人战斗的基础上，因此不适用于较大的军队。
总之，在历史上没有一个时期象这个时期那样，国家的结构是如此的不牢固，各个成员是如此的不受约束。
这一切决定了这个时期的战争的特点。
这些战争进行得比较迅速，军队很少在战场上停留，战争的目的大多只是惩罚敌人，而不是打垮敌人，只是掠夺敌人的牲畜，烧毁敌人的城堡，在这以后就回家。

大的商业城市和小的共和国使用雇佣兵进行战争。

这种军队费用很大。
因而人数大大受到限制。
从它们的战斗力来看，它们的价值就更小。
至于高度发挥力量，当然就根本谈不上了，它们作战时大多只是装装样子而已。
简而言之，仇恨感和敌忾心不再推动交战的国家直接参加行动，而是变成了交易用的商品。
战争中的危险大部分消失了，战争的性质完全改变了，人们根据战争的性质为战争所确定的一切，对这种战争已经完全不适用了。

封建的领地制度逐渐变成对整块领土统治的形式，国家的结构比以前紧密了，人身义务变成了物质义务，其中大部分逐渐被金钱支付所代替，领军饷的士兵代替了封建的军队。
雇佣兵是它们的过渡形式，因而有一个时期也是较大的国家的工具。
但是，这种情况维持不久，短期的雇佣兵变成了长期的领军饷的士兵，于是各国的军队就成了靠国库供养的常备军了。

军队逐渐向常备军这个方向发展，自然就产生了这三种类型的军队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同时并存的现象。
在亨利四世时代，封建军队、雇佣兵和常备军就是同时并存的。

直到三十年战争时期仍有雇佣兵，甚至到十八世纪，还能看到雇佣兵的个别残迹。

正如这些不同时期的军队是各不相同的一样，欧洲各国的其他情况在不同时期也是各不相同的。
当时的欧洲基本上分裂成许许多多的小国，在这些国家中有一些是内部动荡不定的共和国，有一些是政府权力极为有限的、不巩固的小君主国。
这样的国家根本不能看作是一个真正的统一体，只能看作是一些力量的松懈的结合体。
因此，我们不能把这样的国家看作是根据简单的逻辑法则就可以行动的组织。

我们必须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考察中世纪的对外政策和战争。
我们想提一下德意志皇帝在五百年间连续不断地向意大利进行的远征，他从来没有彻底占领过意大利，甚至从来没有抱有这样的意图。
人们很容易认为这是一种经常反复出现的错误，是一种有时代根源的错误观点的表现。

但是，较为合理的是把这种情况看作是上百种重大的原因造成的，这些原因虽然我们也可以大体上深入地了解它们，但不能象同它们接触的当事者那样深刻地体会它们。
只要从这种混乱状态中产生出来的大国需要时间进行巩固和发展，它们的力量和努力主要就只能用在这方面。
因此，这些大国很少发动反对外部敌人的战争，即使发动了这样的战争，战争也带有参战国不够巩固的特征。

英国对法国的战争是最早的这一类战争，当时法国还不能算作真正的君主国，只能把它看作公国和伯爵领地的结合体。
英国在当时虽然更接近于一个统一体，也仍然是在国内动荡不定的情况下用封建军队进行战争的。

法国在路易十一时代朝国内统一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在查理八世时代成为侵略意大利的强国，到路易十四时代，它的国家和常备军得到了高度的发展。

西班牙在联合王斐迪南时代已开始统一，通过偶然的联姻在查理五世时代迅速形成了由西班牙、勃艮第、德意志和意大利组成的强大的西班牙王国。
这个巨人用金钱弥补它在统一和内部巩固方面的不足，它的常备军成了一支首先能够同法国的常备军相抗衡的军队了。
查理五世退位以后，这个强大的西班牙巨人分裂为西班牙和奥地利两部分。
这时，奥地利由于得到了波希米亚和匈牙利而增强了力量，成为一个巨大的强国，并把德意志邦联象拖船一样拖在自己的后边。
十八世纪我们所看到的常备军，在十七世纪末叶，即路易十四时代，已经发展到了顶点。
这种军队是靠征募和金钱建立的。
这时，各国已经形成完整的统一，各国政府都把自己臣民的人身服役改为金钱纳税，于是，它们的全部力量就集中表现在自己的金库上。
由于文化迅速发展，行政管理日益健全，国家力量同以前比较起来已变得非常强大。
法国可以以数十万常备军出征，其余各强国也都可以派出相应数量的军队。

各国的其他情况也同以前不同了。
欧洲分成了二三十个君主国和几个共和国，可以想象，其中两个国家进行一场巨大的战争，不会象从前那样，必然牵涉到为数十倍的其他国家。
政治关系仍然可能有多种多样的结合，但是它们是可以观察到的并且随时可以根据概然性加以确定的。

各国都已变成了内部关系十分简单的君主国，等级的权利和影响已逐渐消失，政府是一个完全的统一体，它对外代表国家。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个适用的工具和独立的意志，战争就能够具有同它的概念相符合的形态。

在这个时期又出现了三个新的亚历山大：古斯达夫·阿道夫、查理十二和腓特烈大帝。
他们企图利用数量少但组织完备的军队把小国建成强大的王国，并打垮所有的敌人。

二一五

假如他们也同亚洲的国家发生过战争，那么就其作用来说他们同亚历山大就更相似了。
无论如何，从他们在战争中敢作敢为这一点来看，我们可以把他们看作是拿破仑的先驱者。

然而，战争从这方面获得的威力和彻底性，又因另一方面的原因而失去了。

军队是靠国库维持的，君主几乎把国库看作是他私人的金库，至少看作是属于政府而不属于人民的东西。
同其他国家的关系，除了一些贸易往来以外，大部分只涉及国库或政府的利益而不涉及人民的利益，至少这是一种普遍的看法。
因此，政府以巨大财产的所有者和管理者自居，不断努力增加财富，可是它的臣民对此却没有多大兴趣。
在鞑靼人出征时，是全体人民参加战争，在古代共和国和中世纪，是多数人民——如果人民这一概念只限于指国家真正的国民而言——参加战争，但在十八世纪的这种状态下，人民根本没有直接参加战争，只是通过其一般素质的优劣对战争有些间接的影响。

这样，当政府脱离了人民并把自己看作是国家的时候，战争也就纯粹是政府依靠国库内的金钱和本国的、邻国的无业游民所从事的事业了。
于是各国政府所能使用的手段就有了一定的限度，也就是说使用手段的规模和持续时间都有了一定的限度，这种限度是作战双方彼此都能估计出来的。
由于有了这种限度，战争的最危险的方面就消除了，即趋向极端的趋势和与此有联系的一系列难以估计的可能性就消失了。

人们大体上可以知道敌国有多少金钱、财富和信用贷款，也可以知道敌国有多少军队。
在战争开始时大量增加这些东西是不可能的。
知道了敌人最多有多大的力量，自己不致遭到完全的毁灭就有了相当的把握；意识到自己力量有限，就会选择适当的目标。
既然不致遭到极端的打击，自己也就没有必要去追求极端了。
在这种情况下，必然性不再驱使人们去追求极端，只有勇气和荣誉心还能促使人们追求极端，但是这在国家关系中会遇到强大的阻力。
甚至君主自己担任统帅也不得不谨慎地对待战争工具。
如果军队被粉碎了，他就无法建立新的军队，而且除了这支军队以外，他什么也没有了。
这就要求在采取行动时特别慎重。

只有当时机极为有利时，才可以使用这种代价很高的手段。

统帅的艺术就在于善于创造这种极为有利的时机。
在这种时机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人们仿佛就无事可作，就没有理由采取行动，一切力量即所有的动机就都象是静止的。
进攻者最初的动机也就消失于谨慎和踌躇之中。

这样，战争实质上已变成真正的纸牌游戏，洗牌的是时间和偶然性。
战争就其意义来说只是一种比较强硬的外交，是一种比较有力的谋求谈判的方式，在这里会战和围攻是重要的外交文书。
即使是荣誉心最强烈的人，他的目标也不过是谋取适当的利益，以便缔结和约时作为资本。

我们已经说过，战争所以具有这种有限的、规模较小的形态，是因为它所依靠的基础是窄小的。
但是，象古斯达夫·阿道夫、查理十二和腓特烈大帝这样出色的统帅和国王，率领他们出色的军队所以没有能够超出一般的水平，所以不得不满足于取得普通的战果，是因为欧洲存在着政治均势。
从前，当欧洲存在着许多小国的时候，它们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完全自然的利害关系，距离近、接触多，存在着亲戚关系和个人友谊，这一切都可以阻止个别国家迅速强大起来。
而现在国家变大了，它们的中心之间的距离远了，这一点就由各国外交事务的更大发展来实现了。
政治利害关系、引力和斥力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微妙的体系，以致没有所有国家的政府参与，在欧洲已发生不了任何炮击。

因此，新的亚历山大除了一把利剑以外还不得不拿起一支好笔，即使如此，他在征服别国方面还是很少有大的进展。

虽然路易十四企图破坏欧洲的均势，而且在十七世纪末他已经不必担心普遍对他的敌对情绪，可是他仍然是以传统的方式进行战争的，这是因为他的军队虽然是最强大、最富有的王国的军队，但就其性质来说，仍然同其他王国的军队是一样的。

对敌国进行掠夺和破坏，在鞑靼人时代、古代各民族时代，甚至在中世纪都起过巨大的作用，但在现在已经不符合时代的精神了。
人们有理由把这种行为看作是无益的和野蛮的，因为这种行为很容易遭到报复，而且它所打击的与其说是敌国政府，不如说是敌国的臣民，因而起不了什么作用，它只能使各民族的文化水平永远处于落后状态。
因此，战争不仅就其手段来说，而且就其目标来说，都越来越局限于军队本身。
军队及其要塞和构筑良好的阵地形成了国中之国，战争要素在其中慢慢地消失了。
整个欧洲都因为有这种趋势而感到高兴，并且认为这是智力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
虽然这是一种误解（正象我们以前已经说过，而且以后还要再说的那样，智力的进一步发展决不会导致矛盾，决不可能使二乘二等于五），但对各国人民来说，这种变化却起了良好的作用。
然而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变化使战争更纯粹是政府的事情，更同人民的关系疏远了。
在这个时期，一个国家如果是进攻者，那么它的战争计划大多在于占领敌国的这个或那个地区；一个国家如果是防御者，那么它的战争计划就在于阻止敌人达到这个目的；而各个战局计划则在于攻占敌人的这个或那个要塞，或阻止敌人攻占自己的要塞；只是当为了达到目的会战是不可避免的时候，才寻求和进行会战。
如果会战不是不可避免的，统帅只是由于求胜心切而寻求会战，那么，他就会被认为是卤莽的统帅。

通常，一次战局只进行一次围攻，最多进行两次围攻就结束了，而冬营已经被认为是必然的休战时期。
在冬营期间，一方的不利状态决不会成为另一方的有利条件，双方的相互接触几乎完全中断，所以说，冬营成了一次战局和另一次战局之间明显的界限。

如果双方的力量过于均衡，或者进攻的一方显然是弱者，那么就连会战和围攻也不会发生，于是一次战局的全部活动就只限于保持某几个阵地和仓库或者按部就班地蚕食敌人的某些地区。

只要战争到处是这样进行的，战争威力受到的自然限制始终是这样直接和明显，人们在上述状态中就不会发现什么矛盾，就会认为这一切都处在最正常的状态之中。
从十八世纪开始的对军事艺术的评论只注意战争的个别问题，不大考虑战争的开始和结局。
于是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关于伟大和完美的统帅的说法，甚至连道恩元帅也似乎应该看作是伟大的统帅，尽管他的功绩主要是让腓特烈大帝完全达到了目的，而使玛利亚·特利莎完全没有达到目的山。
在那个时候，只是间或出现过精辟的见解，出现过含有健全的理智的见解，认为如果拥有优势的兵力，就应该争取某种积极的成果，否则，无论玩弄什么技巧都是没有把仗打好。

二一六

当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情况就是这样。
奥地利和普鲁士试图运用它们的外交式的军事艺术进行战争。
不久，这种军事艺术就显得不够用了。
当时人们按照习惯的方式观察事物，把希望寄托在为数不大的军队上，但是，在1793年出现了一种人们没有预料到的情况。
战争突然又成为人民的事情，而且成为全都以国民自居的三千万人的事情。
在这里我们不能研究产生这种伟大现象的详细情况，只能探讨在这里具有决定意义的结论。
由于人民参加了战争，于是，不是政府和军队，而是全体人民以其固有的力量来决定问题了。
这时，所能使用的手段和所能作出的努力已经没有一定的界限了，用来进行战争的力量再也遇不到任何阻力了，因此，对敌人来说危险也是最大的。

如果说，整个革命战争在上述情况下还没有使人充分地感觉到它的威力，还没有使人完全认识它，就已经过去了，如果说革命的将领们没有毫不停顿地向最后的目标前进，没有摧毁欧洲的专制王朝，如果说德意志的军队间或能够进行胜利的抵抗和阻挡对方胜利的洪流，那么，这些情况实际上也只是法国人进行斗争的艺术不完善所造成的。
这种不完善最初表现在普通的士兵身上，以后表现在将军们身上，最后，在督政府时期表现在政府自己身上。

当这一切在拿破仑手中都趋于完善以后，这支依靠全体人民的力量的军队就信心百倍地踏遍欧洲，粉碎了一切抵抗，在任何旧式的军队前面从没有产生过犹豫。
反抗的力量还是及时地苏醒了。
在西班牙，战争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人民的事情。
在奥地利，1809年政府首先做出了异乎寻常的努力，组织了预备队和后备军，结果接近了预定的目标，做出的事情比这个国家以前认为可能做到的事情还要多。
在俄国，1812年仿效了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先例，这个国家幅员辽阔的条件使较迟的准备也能产生效果，而且还扩大了这种效果，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在德意志，普鲁士首先奋起行动，把战争变成了人民的事情，在人口减少了一半和根本没有金钱和贷款的情况下使兵力比1806年增加了一倍。
德意志的其余各邦也都先后仿效了普鲁土的先例。

奥地利所做的努力虽然比1809年小，但是也出动了无比巨大的兵力。
这样一来，如果把参加战争的和损失了的人员都计算在内，德意志和俄国在1813年和1814年两次战局中对法国作战大约使用了一百万人。

在这种情况下，作战的威力也比以前提高了，虽然还没有完全达到法军的水平（在某些方面，畏缩情绪还占主要地位），但是总的说来，战局已经不是按照旧的方式，而是按照新的方式进行了。
八个月后，战场已经从奥德河转移到塞纳河，骄傲的巴黎不得不第一次低下头来，可怕的拿破仑被捆缚着倒在地上。

自从拿破仑出现以后，战争首先在作战的一方，尔后又在另一方变成全体人民的事情，于是战争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性质，或者更正确地说，战争已十分接近其真正的性质，接近其绝对完善的形态。
战争中使用的手段已经没有明显的限制，这种限制已经消失在政府及其臣民的干劲和热情之中。
由于手段增多，可能取得的成果的范围扩大，由于人们的激情极为强烈，作战的威力异乎寻常地提高了，打垮敌人就成为军事行动的目标了。
只有当敌人软弱无力地倒在地上时，人们才认为可以停止行动，可以根据目的进行谈判了。

于是战争要素从一切因袭守旧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爆发出全部自然的力量。
这是因为各国人民参加了这项重大的国家事务。
而人民所以参加，一方面是由于法国革命在各国内部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各国人民遭到了法国人的威胁。

那么，上述情况是否将永远存在呢？将来欧洲的一切战争是否将都是倾全国力量进行的，因而只是为了各国人民切身的重大利益才进行的呢？或者，政府是否又会逐渐脱离人民呢？这是很难断定的，而且我们也不想武断地作出结论。
不过，对我们下面这样的说法人们是会同意的，那就是：只有当人们对某种可能性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才存在上述那些限制，这些限制一旦被打破，就不容易再恢复起来；至少，每当发生重大的利害关系时，双方的敌对情绪就得用今天这样的方式来解决。

我们对历史的考察就到此为止。
我们进行这种考察，并不是想匆忙地为每个时代规定一些作战原则，而仅仅是想指出，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战争，各有其特有的限制条件和范围。
因此，尽管到处和时常有人企图根据哲学原理制定战争理论，每个时代仍然保留有自己的战争理论。
由此可见，在判断各个时代发生的事件时，必须考虑各个时代的特点，只有那些不在琐碎的细节上纠缠，而是去洞察大事件，深入了解每个时代的特点的人，才能对当时的统帅有正确的了解和评价。

但是，受国家和军队的特殊条件限制的那些作战方法，必然还带有某种比较具有普遍性的东西，甚至带有某种完全具有普遍性的东西，这些东西是理论首先应该研究的。

最近，战争已经获得了绝对的形态，战争含有普遍适用的和必要的东西是最多的。
然而，正象战争一旦突破了限制就不可能重新被紧紧束缚住一样，将来的战争恐怕也不会全都具有这种规模巨大的特性。
因此，如果理论只研究这种绝对战争，那么，它就会把战争性质由于外来影响而发生变化的情况排斥在外，或者把这些情况当作错误而加以责难。
这不可能是理论的目的，因为理论应该是研究现实情况中的战争的学说，而不是研究想象中的战争的学说。

因此，理论在考察、区别和整理各种事物的时候，永远要考虑产生战争的情况的多样性，因此，它在确定战争的大致轮廓时，应该考虑时代和当时情况的要求。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指出，进行战争的人提出的目标和拥有的手段，是根据他所处的具体情况确定的，同时又具有时代和一般情况的特性，最后，它们还要服从于从战争的性质中必然得出的一般的结论。

二一七

第四章 对战争目标的进一步探讨
——打垮敌人——
战争目标，就其概念来说，永远应该是打垮敌人，这是我们的论述所依据的基本观念。

那么什么叫打垮敌人呢？为了打垮敌人，并不总是需要占领敌国全部国土的。
假如联军在1792年攻占了巴黎，那么，对革命党的战争非常可能在当时就结束了，甚至根本就不需要先击败它的军队，因为这些军队还不能看作是起主要作用的力量。
与此相反，在1814年如果拿破仑还统率着大量的军队，联军即使攻克了巴黎，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但是，拿破仑的军队在当时已经绝大部分被消灭了，所以，在1814年和1815年占领了巴黎就决定了一切。
假如1812年拿破仑能够在占领莫斯科以前或以后，象他在1805年粉碎奥地利军队和1806年粉碎普鲁土军队那样，完全粉碎卡卢加公路上的十二万俄军，那么，尽管还有大片俄国国土没有占领，他对俄国首都的占领就很可能会导致媾和。
1805年，决定一切的是奥斯特里茨会战，在这次会战以前，虽然拿破仑占领了维也纳和奥地利三分之二的领土，但这并没有能迫使对方签订和约。
可是，另一方面，在这次会战以后，尽管整个匈牙利的领土仍保持完整，也没有能够阻止和约的缔结。
使俄军在这次会战中遭到失败是必要的最后一击；亚历山大皇帝手边没有另外的军队，因此，和约的缔结是拿破仑这次会战胜利的必然结果。
假如俄军已经在多瑙河畔同奥军会合，并和奥军一同遭到失败，那么，拿破仑也许根本不需要占领维也纳，在林次就可以签订和约了。

在战史上也有一些占领了敌国全部国土还不足以解决问题的情况，如1807年在普鲁士就是这样。
当时，法军在艾劳对普鲁士的盟军即俄军所取得的胜利是值得怀疑的，这一胜利对对方的打击并没有起决定性作用，而在弗里德兰所取得的毫无疑义的胜利却象一年前在奥斯特里茨所取得的胜利一样，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看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结果也不是由一般的原因决定的。
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常常是一些当时不在现场就观察不到的具体的原因和许多永远无人提及的精神方面的原因，甚至是一些在历史中只被当作轶事趣闻加以记述的最细小的情节和偶然事件。
在这里，理论所能指出的只是：重要的是密切注意两国的主要情况。
这些情况可以形成一个为整体所依赖的重心，即力量和运动的中心，所有力量的集中打击都必须指向敌人的这个重心。

小的总是取决于大的，不重要的总是取决于重要的，偶然的总是取决于本质的。
我们必须遵循这一点来进行考察。

亚历山大、古斯达夫·阿道夫、查理十二和腓特烈大帝，他们的重心是他们的军队，假如他们的军队被粉碎了，那么他们也就完了。
那些被国内的派别弄得四分五裂的国家，它们的重心大多是首都。
那些依赖强国的小国，它们的重心是同盟国的军队。
在同盟中，重心是共同的利益。
在民众武装中，重心是主要领导人和民众的情绪。
打击应该针对这些目标。
如果敌人由于重心受到打击而失去平衡，那么，胜利者就不应该让对方有时间重新恢复平衡，而应该一直沿这个方向继续打击，换句话说，应该永远打击敌人的重心，而不是以整体打击敌人的部分。
以优势的兵力平平稳稳地占领敌人的一个地区，只求比较可靠地占领这个小地区而不去争取巨大的成果，是不能打垮敌人的，只有不断寻找敌人力量的核心，向它投入全部力量，以求获得全胜，才能真正打垮敌人。

不管我们要打击的敌人的重心是什么，战胜和粉碎敌人军队始终都是最可靠的第一步，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极为重要的。

因此，我们认为，从大量的经验来看，打垮敌人主要可以采取下列几种办法：（1 ）如果敌人的军队在某种程度上是敌人起主要作用的力量，就粉碎这支军队。

（2 ）如果敌人的首都不仅是国家权力的中心，而且也是各个政治团体和党派的所在地，就占领敌人的首都。

（3 ）如果敌人的最主要的盟国比敌人还强大，就有效地打击这个盟国。

直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是把战争中的敌人当作一个整体来考虑的，在一般研究问题时，是可以这样设想的。
可是，当我们指出打垮敌人在于粉碎敌人集中在重心上的抵抗力以后，我们就必须抛开这一设想，而来探讨另一种情况，即同我们作战的敌人不止一个的情况。

如果两个或更多的国家联合起来反对一个国家，那么从政治上看，它们所进行的是一个战争。
不过，这种政治上的统一体统一的程度是不同的。

这时的问题在于：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独立的利益和追求这一利益所需的独立的力量，还是其中的一个国家是主要的，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力量只依附于这一个国家的利益和力量。
其他国家越是依附于一个国家，我们就越可以把不同的敌人看成是一个敌人，也就越可以把我们的主要行动简化为一次主要打击。
只要这种做法可以实现，它就是取得成果的最有效的手段。

因此，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战胜几个敌人中间的一个敌人而战胜其余的敌人，那么，打垮这一个敌人就必然是战争的目标，因为我们击中了这个敌人也就击中了整个战争的共同重心。

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上述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也就是说，不能把几个重心归结为一个重心。
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只能把这样的战争看作是两个或更多的各有其自己的目标的战争了。
既然这里假设几个敌人是各自独立的，可见它们是占有很大的优势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打垮敌人的问题就根本谈不上了。

二一八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谈谈打垮敌人这个目标在什么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和适宜的。

首先，我们拥有的兵力必须足以：（1 ）使我们能够对敌人军队获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2 
）使我们能够经受得起必要的兵力消耗，可以把胜利发展到敌人不再能恢复均势的程度。

其次，我们在政治上的处境必须能保证，这样的一次胜利不致招来新的强大的敌人，不致为了对付他们而丢开原来的敌人。

1806年，尽管法国由于彻底打垮了普鲁士而使俄国的全部兵力同它为敌，但它当时是可以这样做的，因为它有力量在普鲁士抵抗俄国。

1808年，法国在西班牙也同样是有力量做到这一点的，当然这只是对英国而言，而不是对奥地利而言。
1809年，法军在西班牙不得不大大减弱自己的力量，而且假如它不是对奥地利占有很大的物质的和精神的优势的话，那恐怕它就不得不完全放弃西班牙了。

因此，人们对上述象三级审判的等级一样的条件都必须仔细地加以考虑，以免在最后一级审判中输掉前两级审判中已获胜的诉讼，从而被判负担诉讼费。

在估计某种力量及其所能发挥的作用时，人们常常有一种想法，似乎时间在这里也同在力学上一样，是力量的一个因素，因而他们认为，做一半的努力（也就是用一半的力量）在两年内可以完成以全部力量在一年内完成的工作。

这种见解是完全错误的，可是它却有时明显地、有时隐约地成为制订战争计划的依据。

军事行动象世界上的任何一种事物一样，需要一定的时间。
毫无疑问，人们不可能在一个星期内从维尔那步行到莫斯科。
但是，象力学上时间和力量之间的那种相互关系，在军事行动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时间是交战双方都需要的，问题就在于双方中的哪一力就其处境来看可以指望首先从时间中得到特殊的利益。

如果双方的特殊情况可以相互抵销，那么，显然是失败者首先可以得到这种利益。
这当然不是根据力学的法则，而是根据心理学的法则。
嫉妒、猜忌、忧虑，有时还有义愤都是不幸者自然的辩护士，它们一方面会给不幸者招来朋友，另一方面会削弱和瓦解不幸者的敌人的同盟。
因此，时间与其说对于征服者有利，不如说对于被征服者有利。
其次，应该考虑的是，利用最初的胜利，正如我们在别的地方已经指出的那样，是需要消耗巨大的力量的；这种力量的消耗不是消耗一次就可以完结了的，而是象维持一个大家庭一样，是不断继续着的。
国家的力量虽然足以使我们占领敌人的地区，但并不是永远经得起继续占领敌人的地区所需的大量消耗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继续供给力量会越来越困难，以至最后可能完全无法供给。
这样一来，仅仅时间就可以使情况发生剧变。

难道1812年拿破仑从俄国人和波兰人那里掠得的金钱和其他财富，足以使他建立一支为了可靠地占据莫斯科而必须派往那里去的数十万军队吗？
但是，如果所占领的地区十分重要，而且在这些地区中有一些地点对未被占领的地区有很重要的意义，以致占领这些地点以后，对方的灾难就会象恶性肿瘤一样自动地蔓延开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占领者即使不再采取其他任何行动，也会是所得多于所失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占领者得不到外来的援助，那么，时间就会完成占领者已经开始了的行动，尚未被占领的地方也许会自然陷落。
可见，时间也可能成为占领者的力量中的一个因素。
不过，这种情况只有在下述场合才能发生，那就是失败者已不再能进行反攻，局势不可能发生有利于他的剧变，也就是说他的力量中的这个因素对占领者已不再起作用了，因为占领者已经完成了主要的事情，最大的危险已经过去，简而言之，敌人已经被打垮了。

我们通过上面的论证是要说明占领完成得越快越好，如果我们完成占领的时间超过了完成这一行动绝对必需的时间，那么不但不能使占领变得更容易，反而会使占领变得更困难。
如果说这种看法是正确的，那么，同样正确的是：只要有足够的力量占领某一地区，就应该一鼓作气地完成这种占领，而不应该有什么中间站。
当然，这里所说的中．间站，不是指集中兵力和采取这种或那种措施所需的短暂的平静时间，这是不言而喻的。

上述观点指出速战速决是进攻战的一个重要特点，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已经从根本上打破了那种反对不停顿地继续不断地占领的见解，即打破了那种认为缓慢的、所谓有步骤的占领更有把握和更为谨慎的见解。
不过，甚至对至今一直赞同我们的那些人来说，我们的主张也可能看起来象是奇怪的论调，同最初的提法是有矛盾的，而且，我们的主张同那种在书籍中出现过千百次的根深蒂固的陈老偏见是对立的，因此，我们认为最好对那些同我们对立的没有根据的道理作进一步的探讨。

当然，较近的目标比较远的目标容易达到，但是，如果较近的目标不符合我们的意图，那么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停一停，有一个停歇点就能够比较容易地走完下一半路程。

当然一次小的跳跃比一次大的跳跃要容易些，但是，任何想跳过一条宽沟的人都不会先只跳一半而跳进沟里去。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一下，什么是有步骤的进攻战，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概念通常包括以下一些基本内容：（1 ）夺取进攻中所遇到的敌人的要塞；（2 
）积存必要的储备品；（3 ）在仓库、桥梁、阵地等重要地点构筑坚固工事；（4 ）军队在冬营或舍营中休息；（5 ）等待来年的补充。

人们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就把整个进攻划分为若干阶段，在运动中确定若干停歇点，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获得新的基地和新的力量，就好象自己的国家跟在自己军队的后边一样，就好象军队随着每一次新的进军都可以获得新的力量一样。

所有这些可以带来赞美的目的也许使进攻战更便于进行，但是却不能保证取得进攻战的成果，而且，这种做法大多只不过是用来掩饰统帅心情矛盾或政府缺乏坚决进攻精神的借口。
我们想按相反的顺序予以批驳。

（1 
）等待新的补充对双方来说是同样需要的，甚至可以说，敌人期待补充的心情更为迫切。
此外，一个国家在一年内所能征集的军队同在二年内所能征集的军队比较起来，在数量上是差不多的，这是事物的性质所决定的，因为一个国家在第二年内实际所能增加的力量，同总数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

（2 ）当我们休息时，敌人在同一时间内也得到了休息。

（3 ）在城市内和阵地上构筑坚固工事不是军队的事情，因此不能成为停止不前的理由。

（4 
）根据军队目前所采取的给养方法来看，军队在驻止时比在前进中更需要仓库。
当前进很顺利时，常常可以把敌人的储备品占为己有，到了贫瘠的地区，这些物资可以解决给养不足的问题。

（5 
）夺取敌人的要塞不能看作是进攻的停顿，相反，这是更为猛烈的进攻。
因此，夺取要塞所引起的表面的停顿实际上同我们这里所说的情况不是一回事，这种停顿不是进攻力量的停止和缓和。
但是，对某个要塞是进行真正的围攻好，还是进行单纯的包围或单纯的监视好，这是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才能决定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只能一般地指出，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确定，在进行单纯的包围的同时继续前进是否会遭到极大的危险。
如果不会遭到极大的危险，而且还有力量继续进攻，那么，最好是把正式围攻推迟到整个进攻行动的最后进行。
因此，不应该热衷于立即保住已夺得的东西而忽视更重要的东西。

在继续前进时，已经获得的东西从表面上看来当然又有立刻丢失的危险。

根据上面所讲的我们认为：在进攻战中任何划分阶段、设立停歇点和中间站的作法都是不合理的，当不可避免地出现这些东西的时候，应该把它们看作是祸害，它们不会使取得成果更有把握，而会使取得成果更没有把握。
如果我们不想违背普遍真理，那么就必须承认从中间站出发（这在我们力量弱时往往是不可避免的）通常是不可能向目标作笋二次前进的；如果第二次前进是可能的，那么中间站就是不必要的；如果我们的力量一开始就远不足以达到预定的目标，那么，它始终是达不到目标的。

我们说，所谓普遍真理就是这样，我们所以谈到它，只是想借以消除那种认为时间本身似乎对进攻者有利的思想。
但是，政治关系可能是逐年变化的，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才会时常发生同这种普遍真理相背离的情况。

以上所谈的可能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我们已经离开了我们的一般观点，而只注意进攻战了。
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
当然，那些能够确立以彻底打垮敌人为目标的人，是不会轻易采取仅以保持已占有的东西为直接目标的防御的。

不过，在这里我们必须坚持的看法是：没有任何积极因素的防御，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都是自相矛盾的。
同时我们要一再重复地指出：任何一次防御，一旦用尽了防御的利益，就应根据自己的力量转入进攻。
因此，我们在可能的情况下也应该把打垮敌人看作是这种进攻所能有的目标，也就是说，也应该把它看作是防御的本来目标（不管是大目标还是小目标），并且我们应该指出，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作战的一方尽管抱有打垮敌人的远大目标，在开始时却宁愿采用防御的形式。
1812年战局可以证明这种看法并不是没有现实意义的。
亚历山大皇帝起初确有可能没有想到，他所进行的战争能象以后事实表明的那样完全打垮敌人。
但是，难道他不可能有打垮敌人的想法吗？而且，俄国人在当时虽然已抱有这种想法，但战争开始时仍然采取防御形式难道不也是很合情理的吗？




二一九

第五章 对战争目标的进一步：探讨(续)
——有限目标——
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说过，打垮敌人如果可以实现，就应该看作是军事行动本来的绝对目标。
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不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条件时还有什么其他的目标。

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条件是，追求这一目标的一方必须在物质上或精神上占有很大优势，或者具有卓越的敢作敢为的精神，即富于冒险的精神。
在不具备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军事行动的目标只能有两种：或者是夺取敌国的一小部分国土或不很大的一部分国土；或者是保卫本国的国土，等待比较有利的时机的到来。
后一种目标通常是防御战的目标。

在具体场合究竟确定前一种目标适当还是确定后一种目标适当，我们关于后一种目标所说的那句话对我们作了启示。
等待比较有利的时机是假定未来确实有可能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时机。
因此只有在具有这种前景的情况下，我们才有理由进行等待，即进行防御战。
相反，如果未来不会给我们带来更好的前景，而是给敌人带来更好的前景，那我们只能采取进攻战，也就是说，应该充分利用当前的时机。

第三种情况（这也许是最常见的情况）是：双方都不能期待未来带来什么肯定的东西，也就是说，双方都不可能从未来的前景方面得到任何行动的依据。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取进攻战的显然是从政治上来看处于进攻的一方，即抱有积极动机的一方。
因为他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进行战争准备的，无谓地浪费的一切时间对他来说，都是广种损失。

在这里，我们决定何时应采取进攻战、何时应采取防御战所依据的理由同作战双方的兵力对比没有任何关系。
有些人认为，作这种决定时把兵力对比作为主要根据似乎更合理些，然而我们认为，这样做，恰好就是离开了正确的道路。
对我们这个简单的推论在逻辑上的正确性是不会有人提出异议的，现在我们想看一看，这种推论在具体情况下是否会是不合理的。

现在，让我们设想一个小国同一个兵力占很大优势的国家发生冲突，而且这个小国已预见到自己的处境会逐年恶化。
如果它不能避免这次战争，那么，它不是必须利用它的处境还不太坏的这一段时间吗？因此，它只有进攻。
然而它这样做并不是因为进攻本身会给它带来什么利益（相反，进攻很可能使兵力上的差距变得更大），而是因为它或者要在不利的时期到来以前完全解决问题，或者要至少暂时取得一些利益供以后利用。
这种说法并不是不合理的。

如果这个小国确知敌人很快会向它进攻，那么它就可以而且应该利用防御来对付敌人，以便取得最初的成果，它这样做也不致遭到丧失时间的危险。

其次，我们设想一个小国和一个较大的国家交战，而且未来的情况对它们的决心没有什么影响。
如果这个小国在政治上是进攻的，我们也只能要求它进攻对方。

既然这个小国敢于给自己提出积极的目的来对抗一个较强的国家，那么，如果敌人不先进攻，它就必须采取行动，即进攻敌人。
等待是荒谬的，除非这个小国在实施行动时改变了自己的政治决心。
在实施行动时改变政治决心是常见的，这在不小的程度上使战争具有不肯定的特点，对这样的特点哲学家也会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我们在对有限目标的考察中接触到有限目标的进攻战和有限目标的防御战。
我们想用专门的章节来考察这两种战争。
但是，在这以前还必须先谈谈另一方面的问题。

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从战争目标本身内在的原因来研究战争目标的变化的。
至于政治意图的性质，我们仅就政治意图是否追求积极的东西这一点对它进行了考察。

政治意图中的所有其他一切本来是同战争本身无关的，但是，我们在第一篇第二章《战争中的目的和手段》里已经承认，政治目的的性质、我方或敌方的要求的大小和我方的整个政治状况事实上对战争起着最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我们想在下一章里专门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二二〇

第六章（上） 政治目的对战争目标的影响
一个国家对待另一个国家的事情象对待本国的事情那样认真，那是永远不会有的。
当其他国家有事时，它只会派出一支数量不大的援军；如果这支援军失利了，它也就认为尽到了义务，于是就尽可能地寻求便宜的脱身之计。

欧洲政治中向来有一种惯例，即加入攻守同盟的国家承担相互支援的义务。
但是，一个国家并不因此就必然与另一个国家同仇敌忾，利害一致，它们并不考虑战争的对象是谁和敌人使用多少力量，只是彼此预先约定派出一定的、通常为数十分有限的军队。
在履行这种同盟义务时，同盟国并不认为自己同敌人已经处于必须以宣战开始和以缔结和约告终的真正的战争中。
而且，就是这种概念也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十分明确的，它在运用时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假如同盟国能把约定提供的一万、二万或三万援军完全交给正在作战的国家，让它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使用，让它可以把这支援军看作是雇来的部队，那么，事情就有了某种内在联系，战争理论在这方面也就不致完全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了。
然而，实际上事情远非如此。
援军通常都有自己的统帅，统帅只按照本国宫廷的意志行事，而本国宫廷给他规定的目标，总是同宫廷的不彻底的意图是一致的。

甚至当两个国家一起同第三个国家真正进行战争时，也并不总是意味着这两个国家都必然会把第三个国家看作誓不两立的敌人，它们常常会象做生意那样地行事。
每一个国家都根据它可能冒的风险和可能得到的利益投入三四万人作为股金，而且表示在这次交易中除了这点股金外不能再承担任何损失。

不仅当一个国家为了一些对它没有什么重大关系的事情去援助另一个国家时是这样，甚至当两个国家有很大的共同利益时，援助也不是毫无保留的。
而且同盟者通常也只约定提供条约规定的少量援助，而把其余的军事力量保
留起来，以便将来根据政治上的特殊考虑加以使用。

这种对同盟战争的态度是十分普遍的，只是到了现代，当极端的危险驱使某些国家（如反抗拿破仑的国家）走上自然的道路时，当无限制的暴力迫使某些国家（如屈从于拿破仑的国家）走上这条道路时，才不得不采取自然的态度。
过去那一种态度带有不彻底性，是不正常的，因为战争与和平在根本上是两个不能划分阶段的概念。
但是，这种态度并不仅仅出于理性所不齿的、纯粹的外交习惯，而且也渊源于人类所固有的局限性和弱点。

最后，就是在一个国家单独对其他国家进行的战争中，战争的政治原因对战争的进行也有强烈的影响。

如果我们只要求敌人做出不大的牺牲，那么，我们就会满足于通过战争取得一个不大的等价物，而且我们会认为，通过不大的努力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
敌人大体上也会作同样的考虑。
一旦这一方或那一方发现自己的估计有些错了，发现自己不象原来希望的那样比敌人强，而是比敌人弱，他通常就会感到缺乏军费和其他种种手段，就会在精神上缺乏足以激起较大干劲的力量。
因此，他只好尽量地应付，希望未来发生对他有利的事件（虽然他抱这种希望是毫无根据的），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就象一个久病的人一样有气无力地勉强拖延着。

这样一来，战争中的相互作用、每一方都想胜过对方的竞争、暴烈性和无节制性，都消失在微弱的动机所因起的停顿状态中，双方都会不冒危险地在大大缩小了的范围内进行活动。

如果我们承认（其实也不能不承认）政治目的对战争具有这样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就不再有什么界限了，而且我们甚至不能不承认还存在着目的仅仅在于威胁敌人以支持谈判的战争。

如果战争理论要成为而且一直成为哲学的探讨，那么，它在这个问题上显然就会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
它在这里找不到包含于战争概念中的一切必然的东西，因而它就会失去它所以能够成立的一切根据。
尽管如此，不久就有了一条自然的出路。
军事行动中的缓和因素越多，或者更确切地说，行动的动机越弱，行动就越消极被动，行动就越少，就越不需要指导原则。
这样，整个军事艺术就仅仅是小心谨慎，它的主要任务就在于使摇摆不定的均势不致突然发生对自己不利的变化，使半真半假的战争不致变成真正的战争。

二二一

第六章（下） 战争是政治的一种工具
直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是在战争的性质与个人和社会团体的利益相对立的情况下进行探讨的，我们有时从这一方面，有时从另一方面进行探讨，以免忽视这两个对立着的因素的任何一个，这种对立的根源存在于人的本身，因此，通过哲学的思考是不能解决的。
现在，我们想寻找这些矛盾着的因素在实际生活中由于部分地相互抵销而结成的统一体。
如果不是有必要明确地指出这些矛盾和分别考察各个不同的因素，我们本来在一开始就可以谈这种统一体。

这种统一体是这样一个概念：战争只不过是政治交往的一部分，而决不是什么独立的东西。

当然，人们都知道，战争仅仅是由政府与政府、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政治交往引起的。
但是，人们通常作这样的想象：似乎战争一爆发，政治交往即告中断，就出现一种只受本身规律支配的完全不同的状态。

与此相反，我们却认为，战争无非是政治交往用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我们所以说用另一种手段，就是为了要同时指出，这种政治交往并不因战争而中断，也不因战争而变成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无论使用怎么样的手段，政治交往实质上总是继续存在的；而且，战争事件所遵循并受其约束的主要路线，只能是贯穿整个战争直到媾和为止的政治交往的轮廓。
难道还可以作其他的设想吗？难道随着外交文书的中断，人民之间和政府之间的政治关系也就中断了吗？
难道战争不正是表达它们的思想的另一种文字和语言吗Y当然，战争有它自己的语法，但是它并没有自己的逻辑。

因此，决不能使战争离开政治交往。
如果离开政治交往来考察战争，那么，就会割断构成关系的一切线索，而且会得到一种毫无意义和毫无目的的东西。

甚至当战争是彻底的战争，完全是敌对感情这个要素的不受限制的发泄时，也必须这样看问题，因为所有那些作为战争的基础的和决定战争的主要方向的因素，如我们在第一篇第一章中所列举的：自己的力量、敌人的力量、双方的同盟者、双方的人民和政府的特点等，不是都带有政治的性质吗？它们不是都同整个政治交往紧密结合而不可分的吗？同时，现实战争并不象战争的概念所规定的那样是一种趋向极端的努力，而是一种本身有矛盾的不彻底的东西；这样的战争是不可能服从其本身的规律的，必须把它看作是另一个整体的一部分，而这个整体就是政治；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这些，那么就更必须象上面那样看问题了。

政治在使用战争时，总是不管那些产生于战争性质的严密的结论的，它很少考虑最终的可能性，而只以最直接的概然性作为依据。
如果整个行动因而出现了大量的不确实性，以致变成一种赌博，那么，每个政府的政治就都想在这场赌博中，用机智和锐敏的眼力胜过敌人。

这这样一来，政治就把战争这个摧毁一切的要素变成一种单纯的工具，把要用双手和全身气力才能举起作致命一击的可怕的战刀，变成一把轻便的剑，有时甚至变成比赛用的剑，政治用这把剑可以交替地进行冲刺、虚刺和防刺。

这样一来，战争使秉性胆怯的人所陷入的矛盾就自行解决了，如果这可以算作是一种解决的话。

既然战争从属于政治，那么，战争就会带有政治所具有的特性。
政治越是宏伟而有力，战争也就越宏伟而有力，甚至可能达到其绝对形态的高度。

因此，当我们这样看待战争时，不但没有必要忽视这种具有绝对形态的战争，而且相反地还应该经常不断地考虑到它。

只有根据这样的看法，战争才又成为一个统一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所有的战争看作是同一类的事物，而且只有这样，在判断时才能有一个正确而恰当的立足点和观点，而这种立足点和观点是我们制订和评价大的计划时所应当依据的。

当然，政治因素并不能深入地渗透到战争的各个细节部分，配置骑哨和派遣巡逻哨，是不需要以政治上的考虑作依据的。
但是，政治因素对制订整个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甚至往往对制订会战计划，却是有决定性影响的。

因此，我们也没有在一开始就急于提出这个观点。
在研究个别问题时，这个观点不但对我们用处不大，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但是在制订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时，它却是不可缺少的。

一般地说，在生活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准确地找出理解和判断事物所必须依据的观点并坚持这一观点，因为只有从一个观点出发，我们对大量的现象才能有统一的理解，而且也只有观点的统一，我们才不致陷入矛盾。

因此，既然制订战争计划时不能有两个或更多的观察事物的观点，例如忽而根据军人的观点，忽而根据行政长官的观点，忽而根据政治家的观点等等，那么，我们就要问：其他一切都必须服从的是否必然是政治呢？




二二二

我们探讨问题的前提是：政治在它本身中集中和协调内政的一切利益，也集中和协调个人的一切利益和哲学思考所能提出的一切其他利益；因为政治本身不是别的，它无非是这一切利益的代表（对其他国家而言）。
至于政治有时会具有错误的方向，会主要地为统治者的野心、私利和虚荣服务，这不是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因为军事艺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作为政治的导师。
在这里我们只能把政治看作是整个社会的一切利益的代表。

因此，现在的问题仅仅是：在制订战争计划时，是政治观点应该让位于纯粹的军事观点（假设这种观点可以想象的话），即政治观点完全消失或从属于纯粹的军事观点，还是政治观点仍然是主导的，而军事观点应该从属于它。

只有在战争是单纯由敌对感情引起的殊死斗争的情况下，才可以设想政治观点会随着战争的爆发而消失。
然而，正象我们上面说过的那样，观实战争无非是政治本身的表现。
使政治观点从属于军事观点，那是荒谬的，因为战争是由政治产生的。

政治是头脑，战争只不过是工具，不可能是相反的。
因此，只能是军事观点从属于政治观点。

让我们想一想现实战争的性质，回忆一下在本篇第三章中已经讲过的，我们首先应该根据由政治因素和政治关系产生的战争的特点和主要轮廓的概念性来认识每次战争，而且时常——在今天，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必须把战争看作是一个各个部分不能分离的右庇的整体，也就是说，各个部分的活动都必须汇集到整体中去，并从整体这个观念出发。
这样，我们就会完全确信和明白，借以确定战争主要路线和指导战争的最高观点不能是别的，只能是政治观点。

从这一观点出发，制订的战争计划就会象一个铸件那样完整，对它的理解和评价就此较容易和合乎情理，它的说服力就比较强，它所依据的理由就比较充分，历史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从这一观点出发，政治利益和军事利益之间的冲突就至少不再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因此，如果出现了这种冲突，也只能认为是由于人的认识能力不完善的缘故。

如果政治向战争提出战争所不能实现的要求，那么它就违背了政治应该了解它想使用的工具这一前提，也就是违背了一个应该有而不可缺少的前提。
如果政治能正确地判断战争事件的进程，那么，确定什么样的战争事件和战争事件的什么样的方向是同战争目标相适应的，就完全是而且只能是政治的事情。

简而言之，军事艺术在它最高的领域内就成了政治，当然不是写外交文书的政治，而是打仗的政治。

根据这一观点，对一个大规模的战争事件或它的计划进行纯军事的评价是不能容许的，甚至是有害的。
在制订战争计划时向军人咨询，象有些政府常做的那样，让他们从纯军事观点来进行判断，那确实是荒谬的。
而有些理论家要求把现有的战争手段交给统帅，要统帅根据手段制订一个纯军事的战争计划或战局计划，那就更荒谬了。
一般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尽管今天的军事非常复杂，而且有了很大的发展，战争的主要轮廓仍始终是由政府决定的，用专门的术语来说，只是由政治当局，而不是由军事当局决定的。

这完全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
如果对政治关系没有透彻的了解，是不可能制订出战争所需要的主要计划来的。

当人们说政治对作战的有害影响时（人们是常常这样说的），他们所说的实际上完全不是他们想要说的意思，他们指责的其实并不是政治对作战的影响，而是政治本身。
如果政治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如果政治同它的目标是一致的，那么，政治就其本身的意图来说就只能对战争发生有利的影响。
当这种影响同目标不一致时，其原因只能到政治的错误中去寻找。

只有当政治期待从某些战争手段和措施中得到同它们的性质不相符合因而不可能得到的效果时，政治才会通过它的决定对战争发生有害的影响。
正象一个人用不十分熟练的语言有时不能正确地表达正确的思想一样，政治也常常会作出不符合自己本来意图的决定。

这种情况经常不断地发生，于是人们就感觉到进行政治交往时必须对军事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然而，我们在继续论述以前，必须防止一种很容易产生的错误的理解。
我们决不认为，当君主本人不亲自掌握- 
内阁时，一个埋头于公文的国防大臣，或者一个学识渊博的军事工程师，或者甚至一个能征善战的军人就因此可以成为杰出的首相。

换句话说，我们决不认为，熟悉军事是首相的主要素质。
伟大而出众的头脑、坚强的性格，这些才是他的主要的素质。
至于军事知识，那是可以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很好地予以弥补的。
法国的军事活动和政治活动再没有比贝利耳兄弟和舒瓦瑟耳公爵当权时更糟的了，尽管这三个人都是优秀的军人。

要使一次战争完全同政治意图相符合，而政治又完全同战争手段相适应，如果没有一个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人的统帅，那么就只有一个好办法，只好使最高统帅成为内阁的成员，以便内阁能参与统帅的主要活动。
但是，只有当内阁即政府就在战场附近，从而不必费很多的时间就能决定各法联盟各国的君主这样做了，而且这种做法证明是完全行在内阁中，除了最高统帅的影响外，任何其他军人的影响都是极端危险的，这种影响很少能够导致健康而有力的行动。
法国的卡诺于1793、1794和1795年从巴黎指挥作战的例子在这里是用不上的，因为只有革命政府才执行恐现在我们想以历史的考察结束本章。

二二三

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在欧洲的军事艺术中出现了一种惊人的变革，由于这种变革的出现，那些优秀军队的技巧有一部分已丧失作用，同时，人们在战争中取得了一些过去难以想象的规模巨大的成就，于是，人们自然就认为一切错误的计算似乎都应该归咎于军事艺术。
十分明显，军事艺术过去一直被习惯局限在这个概念的狭窄的范围里，现在，超出这个范围但又符合事物性质的可能性使它感到意外而不知所措了。

那些以宽广的视界观察事物的人，把这种现象归咎于几世纪以来政治对军事艺术所产生的非常不利的普遍影响，这种影响使军事艺术降为一种不彻底的东西，常常降为一种十足的耍花招的艺术。
事实的确是如此，然而，只有把这种情况看作是偶然发生的和可以避免的，那却是错误的。

另一些人认为，这一切都可以从奥地利、普鲁士、英国等个别国家的政治所起的暂时影响中得到解释。

然而，人的智力感到意外而不知所措的原因果真是在军事范围内而不在政治本身吗？用我们的语言来说，这种不幸究竟是产生于政治对战争的影响呢，还是产生于错误的政治本身呢？
很明显，法国革命对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与其说是由作战的新手段和新观点引起的，不如说是由彻底改变了的国策和内政、政府的特点和人民的状况等弓I起的。
至于其他各国政府未能正确地认识这一切，企图用惯用的手段同那些新的和压倒一切的力量相抗衡，这都是政治的错误。

那么，人们以纯军事的观点来看待战争是否能认识和改正上述错误呢？不可能。

假设真的有一位有哲学头脑的战略家，他可以仅仅根据敌对因素的性质就推论出一切结果，并想根据这一结果对未来的可能性作出预言，那么他的这种妄想是根本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只有当政治能正确地估计法国的觉醒力量和欧洲政治中新产生的关系时，政治才能预见到战争的大的轮廓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是怎样的，而且只有这样，它才能确定必需使用的手段的范围和选择使用手段的最好的途径。

因此，我们可以说，法国革命所取得的二十年胜利，主要是反对这次革命的各国政府的政治错误的结果。

当然，这些错误只是到战争期间才暴露出来，在战争中出现了同政治所抱的期望完全相违背的现象。
但所以发生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政治没有向军事艺术请教。

政治家当时所相信的军事艺术，是他那个世界的军事艺术，是从属于当时的政治的军事艺术，是政治一直作为非常熟悉的工具来使用的军事艺术，这样的军事艺术，我认为自然同政治有同样的错误，因此它不能纠正政治的错误。
的确，战争本身在本质上和形式上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已经使战争更接近其绝对形态，但是，这些变化并不是因为法国政府已摆脱了政治的羁绊而产生的，而是因为法国革命在法国和全欧洲引起了政治的改变而产生的。
改变了的政治提供了不同的手段和不同的力量，因而使战争产生了在其他情况下难以想象的威力。

因此，就连军事艺术的实际变革也是政治改变的结果，这些变革不但远不能证明两者是可以分割的，反而有力地证明了两者是紧密结合的。

我们再重复一遍：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战争必不可免地具有政治的特性，它必须用政治的尺度来加以衡量。
因此，战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是政治本身，政治在这里以剑代笔，但并不因此就不再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思考了。

二二四

第七章 有限目标的进攻战
即使在不能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有一个直接的积极目标，当然这个积极目标只可能是占领敌人的一部分国土。

占领敌人一部分国土的利益如下：可以削弱敌人的国家力量，从而也削弱它的军队，另一方面则可以增强我们的国家力量和军队；可以把我们进行战争的负担部分地转嫁给敌人；此外，在签订和约时可以把占领的地区看作是一种纯利，我们或者可以占有这些地区，或者可以用它换到别的利益。

占领敌人国土的主张是十分合理的，如果不是进攻以后必然出现的防御状态常常会使进攻者不安的话，这种主张本身就没有什么自相矛盾的地方。

在《关于胜利的顶点》一文中，我们已经详尽地说明了这样的进攻会怎样地削弱军队，并且指出，在这样的进攻以后，会出现一种后果危险而令人担心的状态。

我军由于占领敌人的地区而受到的削弱在程度上是不同的，这主要取决于所占领的地区的地理位置。
这个地区越是等于我国国土的补充部分，也就是说被我们的国土所包围或者同我们的国土相毗连，越是位于我军主力的方向上，我军受到削弱的程度就越轻。
在七年战争中，萨克森是普鲁土战区的一个自然的补充部分，腓特烈大帝的军队占领这个地区不仅没有受到削弱，反而得到了增强，这是因为萨克森距离西里西亚比距离马克还要近，同时还掩护着马克这个地区。

甚至1740和1741年腓特烈大帝一度占领的西里西亚，也没有削弱他的军队，因为西里西亚就其地形、位置和边界的状况来看，在奥地利人没有占领萨克森以前只是奥地利人的一个狭窄的突出部分，而且这个两国发生接触的狭窄地区又位于两军进行主要打击的方向上。

相反，如果占领的地区位于敌国的其他各地区的中间，位置偏远，地形不利，那么，军队就会受到显著的削弱，因而敌人不仅很容易取得会战的胜利，而且可以不战而胜。

每当奥地利人从意大利进入普罗凡斯时，总是没有经过会战就被迫撤退的。
法国人在1744年没有打败仗就撤出波希米，这对他们来说还是幸运的。
腓特烈大帝于1757年在西里西亚和萨克森曾获得辉煌的胜利，但1758年用同一支军队却没有守住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
总之，占领地区使兵力受到削弱，因而军队不能守住所占领的地区的例子是常见的，所以没有必要再举其他的例子了。

因此，是否应该把占领敌人地区作为目标，这主要取决于有无守住这个地区的希望，或者暂时的占领（入侵、牵制性进攻）是否足以抵偿为此而付出的力量，特别是是否会遭到猛烈的还击而完全失去平衡。
至于在每个具体场合决定这个问题时需要考虑哪些问题，我们在探讨顶点一文中已经谈过了。

只有—点我们还必须补充说明。

这样的进攻并不总是能够抵偿在其他地方所遭受的损失的。
当我们占领敌人的部分地区时，敌人可能在其他地点采取同样的行动，而且，只要我们的行动并不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敌人就不会因而被迫放弃他的行动。
因此，采取这样的行动时必须考虑：我们在其他地方受到的损失是否会超过在这里获得的利益。

即使两个地区的价值相同，敌人占领我们一个地区使我们遭受的损失也总是大于我们占领敌人一个地区所获得的利益的，因为占领敌人的地区会使许多力量成为冷火①而不起什么作用。
不过，对敌人来说情况也是这样的，因此，这一点本来不应该是重视保持自己地区和轻视占领敌人地区的理由。
但事实上却正是这样的理由。
保持自己的地区同自己的关系总是更密切些，而且，只有当进行报复可以带来显著的利益，即大得多的利益时，进行报复才能消除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抵销自己国家所遭到的沉痛的损失。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这种有限目标的战略进攻同以敌国的重心为目标的进攻比较起来，对不在进攻直接掩护下的其他地点更不能不进行防御；因而也决不可能象在以敌国的重心为目标的进攻中那样在时间和空间上充分集中兵力。
即使只想在时间上集中兵力，也必须在所有适于这样做的地点同时进攻，这样一来，在某些地点本来可以用小得多的兵力进行防御的利益就失去了。
因此，在这种有限目标的进攻战中一切就更没有轻重之分；所有军事行动就不再可能集中成一个在主要的想法指导下的主要行动；整个军事行动就更加分散，阻力就到处增大，偶然性也就到处有更大的活动余地。

这是事物的自然趋势。
这种趋势牵制着统帅，使他越来越失去作用。
统帅越是自信，越是有办法，越是有力量，他就越会力图摆脱这种趋势，力求使某一地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即使这样做有较大的危险也是如此。

二二五

第八章 有限目标的防御战
防御战的最终目标，正如我们以前已经说过的那样，决不能是绝对消极的。
即使力量最弱的防御者，也必然会拥有可以影响敌人和威胁敌人的某种手段。

我们可以说，这种目标就是疲惫敌人。
既然敌人追求的是积极的目标，那么他的任何一个没有成功的行动即使除了兵力损失以外没有带来其他后果，也可以算是一种后退。
而被进攻的一方所遭到的损失却不是无谓的牺牲，因为他的目标就是据守，而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
这样一来，人们似乎就可以说，防御者的积极目标就是单纯的据守；假如人们能够肯定，进攻者在经过一定次数徒劳无益的尝试之后必然会感到疲惫而放弃进攻，那么，这种看法也许是对的。
然而，进攻者这样做的必然性是不存在的。
只要看一下兵力消耗的实际情况就可以知道，从总的对比来看，防御者处于不利的地位。
所谓进攻受到削弱，只是就可能出现转折点的意义来说的；在根本不可能出现这种转折点的情况下，防御者遭到的削弱当然要比进攻者大，这一方面是因为防御者是较弱的一方，即使双方的损失相等，防御者的损失相对地说也比进攻者大，另一方面是因为防御者的一部分国土和补给基地通常会被对方占领。

由此可见，进攻者会放弃进攻的想法是没有根据的，如果进攻者一再进攻，而防御者除了抵御进攻以外不采取其他任何行动，防御者就没有办法避免对方的进攻迟早会得到成功的危险。

因此，即使在现实中强者力量的枯竭，或者更确切地说强者的疲惫，往往导致了媾和，那也是战争在大多数场合具有的不彻底性造成的，在理论上不能把它看作是这种防御的总的和最终的目标。
这样一来，这种防御只好从等待的概念中寻找它的目标了（等待本来就是防御固有的特征）。

等待这个概念包括情况的变化，处境的改善，当处境根本不能通过内部的手段即通过抵抗本身求得改善时，就只好期待外力来帮助改善。
所谓外力来帮助改善，无非是指政治关系的改变，这或者是防御者有了新的盟国，或者是原来反对他的同盟瓦解了。

在防御者兵力小而不能进行任何猛烈的还击时，等待就成为目标。
不过，根据我们给防御规定的概念，并不是每一次防御都是这样的。
根据我们的概念，防御是较强的作战形式，正因为如此，在有可能以强烈程度不同的还击作为目标时，人们也可以采取防御。

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把这两种情况区分开，因为它们对防御有不同的影响。

在第一种情况下，防御者力图尽可能长期地占有并完整地保持自己的国土，因为防御者这样做可以赢得的时间最多，而赢得时间是达到他的目标的唯一途径。
防御者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可以达到积极的目标，而且这能为他提供，在媾和时实现自己意图的机会，但他还是不能把积极目标列入战争计划。
在战略上处于这种被动状态时，防御者在某些地点取得的利益仅仅是抵抗住敌人的进攻；即使他在这些地点上取得了优势，也必须转用在别的地点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各处的情况通常都是紧急的；如果他连这样做的机会都没有，那么往往就只能去取得微小的利益，即取得暂时喘息的机会了。

当防御者的兵力不是太小时，在防御的目标和实质不变的情况下，他也可以采取一些小规模的进攻行动，如入侵、牵制性进攻、进攻个别的要塞等，但这时主要的目的是获得暂时的利益，用来补偿以后的损失，而不是永久的占领。

但在第二种情况下，防御中已经含有积极的意图，防御已带有较多的积极的性质，而且各种条件越容许进行猛烈的还击，积极的性质就越多。
换句话说，越是主动地采取防御，以便将来确有把握地进行第一次还击，给敌人设下的圈套就越大胆。
最大胆的、成功时效果最大的圈套是向本国腹地退却；这也是同上一种防御方法差别最大的一种手段。

只要回忆一下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战争中和俄国在1812年所处的不同情况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了。

当战争开始的时候，腓特烈由于已经完成战争准备而占有某种优势。
这为他夺取萨克森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萨克森确实是他的战区的一个极其自然的补充部分，因而对萨克森的占领非但没有削弱他的军队，反而还增强了他的军队。

二二六

在1757年战局开始时，他曾试图继续进行战略进攻，在俄国人和法国人到达西里西亚、马克和萨克森战区以前，他进行战略进攻并不是不可能的。
这次进攻失败了，他被迫在战局后期采取防御，不得不再撤出波希米亚，从敌人手中夺回自己的战区，当时，他也是用同一支军队先向奥地利人发起了进攻才夺回自己的战区的。
而这样的优势也只是防御为他提供的。

1758年，当他的敌人已经缩小了对他的包围圈，而且兵力对比已经开始对他非常不利时，他还试图在摩拉维亚进一次小规模进攻。
他想在敌人还没有完全准备好以前占领阿里木次，但他并不是希望保持这个地方，更不是希望把它作为继续前进的基地，而是想要利用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对付奥地利人的外堡，作为反接近壕。
这样做可以使奥地利人不得不把这次战局的后一阶段完全用来收复这个地方，甚至还可以使他不得不为此进行第二次战局。
但是腓特烈的这次进攻失败了，于是他放弃了发动任何真正的进攻的想法，因为他感觉到这种进攻只能使兵力对比的差距增大。
把兵力集中配置在他的各个地区的中间，即萨克森和西里西亚，利用作战线较短这个条件向受到威胁的地点突然增加兵力，在会战不可避免时就进行会战，有机会时就进行小规模的入侵，然后就静静地等待，为有利的时机贮备力量，这就是他战争讦划的梗概。
在实施这个计划的过程中，他的目标越来越消极了。
他看到即使胜利了也要付出过多的代价，因此就力求付出较少的代价来应付局势。

对他说来，这时主要的问题已在于赢得时间，在于保持他原来占有的地方，他越来越珍惜土地，甚至不惜进行真正的单线式防御。
亨利亲王在萨克森的配置和国王自己在西里西亚山区的配置都可以说是单线式防御。
我们从腓特烈大帝给达尔然斯侯爵的信中可以看到他盼望冬营的迫切情绪，以及当他没有遭到重大损失就进入了冬营时是多么高兴。

我们认为，谁要在这方面责难腓特烈，只看到他的勇气减弱，谁就会作出十分轻率的判断。

今天在我们看来，崩策耳维次营垒、亨利亲王在萨克森的阵地和腓特烈大帝在西里西亚山区的阵地已经不再是可以寄托最后希望的手段，拿破仑这样的人物是会很快冲破这种战术上的蜘蛛网的。
但我们不应该忘记，这是由于时代改变了；战争已经变得完全不同了，它是由一些不同于以前的力量进行的；当时能起作用的阵地现在已经不再起作用了；同时，在这里需要考虑的还有敌人的特点。
而在当时，那些连腓特烈自己都认为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手段，用来对付帝国军队、道思和布图尔林这些人，就已经可以看作是最高的智慧了。
结果也证明这种看法是正确的。
腓特烈通过静静的等待达到了目的，而且避开了那些可能使他的力量碰得粉碎的危险。

1812年战局开始时，俄国人同法国人的兵力对比要比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战争中同敌人的兵力对比不利得多。
然而俄国人却可以在战局进程中大大增强自己的兵力。
对拿破仑说来，整个欧洲在暗中都是他的敌人，他的力量已经发挥到最大限度，西班牙的消耗战弄得他手忙脚乱，幅员辽阔的俄国使俄军可以通过长达上百普里的退却来极大限度地削弱他的军队。
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只要法国的进攻不能成功（亚历山大皇帝不媾和或者他的臣民不叛变，法国的进攻又怎么会成功呢？），俄国就有可能进行猛烈的还击，而且这种还击还可以导致敌人的毁灭。
可见，即使最高超的智慧，恐怕也提不出比俄国人无意中执行的计划更好的战争计划来。

虽然当时人们并没有提出这样的计划，甚至会认为这样的计划是荒谬的，但是这在现在却不能成为我们不把这种计划作为正确的东西提出来的理由。
如果我们想从历史中学习，那么，我们就必须把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看作是将来也可能发生的事情。
而且在向莫斯科进军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并不是一堆偶然的事件，这是任何一个对这类事情有判断能力的人都会承认的。
假如俄国人能够勉强地在边境进行防御，那么，法国力量的衰落和对俄国有利的剧变虽然还是可能出现的，但这种剧变肯定不会那样强而有力，那样有决定性意义。
俄国得到的这个巨大利益是用牺牲和冒险换来的（当然这种牺牲和冒险对其他任何国家来说都是太大了，对大多数国家来说是不可能做到的）。

由此可见，人们永远只有通过积极的措施，即以决战为目标，而不是以单纯的等待为目标，才能取得巨大的积极成果，简单地说，即使在防御中，也只有下大赌注才能获得大的利益。

二二七

第九章 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战争计划
当我们详细地论述了战争可能具有的几种不同的目标以后，现在我们来研究同这些目标相应的三种不同的战争的整个部署。
根据我们以前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全部论述，有两个主要原则贯穿在整个战争计划之中，并且是其余一切的准绳。

第一个主要原则是把敌人的力量归结为尽可能少的几个重心，如果可能，归结为一个重心；同时，把对这些重心的打击归结为尽可能少的几次主要行动，如果可能，归结为一次主要行动；最后，把所有的次要行动尽可能保持在从属的地位上。
总之，第一个主要原则就是尽可能集中地行动。

第二个主要原则是尽可能迅速地行动，也就是说，没有充分的理由就不要停顿，不要走弯路。
能否把敌人的力量归结为一个重心，取决于下列条件：第一、敌人军队的政治关系。
如果敌人是一个国家的君主的军队，那么把它归结为一个重心大多是没有困难的。

如果敌人是结成同盟的国家的军队，其中一国的军队只是履行同盟的义务，并不是为了自己本身的利益，那么把它们归结成一个重心的困难也不会很大。
如果敌人是具有共同目的的同盟国的军队，那么问题在于它们之间的友好程度。

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

第二、敌人各支军队的战区的位置。

如果敌人的军队在同一个战区内集中成一支军队，那么，它们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因而我们就不必考虑其他问题了。
如果敌人的军队是在一个战区内的不同国家的几支军队，那么，它们的统一就不是绝对的，但各支军队之间还有密切的关系，对一支军队的决定性打击还会影响其他军队。

如果各支军队配置在毗邻的几个战区内，这些战区之间没有巨大的天然障碍把战区完全隔开，那么，一个战区还会对其他战区发生决定性的影响。
如果各个战区相距很远，中间还隔有中立地区或大山脉等等，那么，一个战区对另一个战区是否会发生影响，就值得怀疑了，也就是说发生影响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如果各个战区是在被攻击的国家的完全不同的方向上，以致对这些战区的行动是在离心方向上进行的，那么，各个战区之间就几乎互不影响了。

假设俄国和法国同时进攻普鲁士，那么，从作战的角度来看，这等于两个不同的战争，它们之间的关系至多在谈判时才能显示出来。

与此相反，七年战争中的萨克森军队和奥地利军队都必须看作是一支军队，它们中间这一支军队遭到打击，另一支军队必然会同时受到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两个战区对于腓特烈大帝来说是在同一个方向上，另一方面是因为萨克森在政治上根本没有独立性。

1813年拿破仑虽然要同那么多的敌人作战，可是对他来说这些敌人几乎都在同一个方向上，而且敌人军队的战区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和强烈的互相影响。
如果拿破仑能集中自己的兵力在某处击败敌军主力，那么，他就同时决定了其他各部分敌军的命运。
如果他打败了在波希米亚的主军，经过布拉格直逼维也纳，那么，布留赫尔就无论如何不能继续留在萨克森了，因为他会奉召去援救波希米亚，而瑞典王储连继续留在马克的愿望也不会有的。

但是，如果奥地利在莱茵地区和在意大利同时对法国作战，那么，它要使在这个战区进攻的胜利决定另一个战区的命运经常是很困难的。
这一方面是因为瑞士和它的山岳把两个战区完全隔开了，另一方面是因为通往这两个战区的道路的方向是离心的。
与此相反，法国在一个战区的决定性胜利要同时决定另一个战区的命运却比较容易，这是因为它在两个战区里的军队的进攻方向都向心地指向奥地利王朝的重心维也纳。
而且我们可以说，通过意大利战区的胜利同时决定莱茵战区的命运，比通过莱茵战区的胜利同时决定意大利战区的命运要容易一些，因为从意大利进行的打击主要是指向奥地利的中心，而从莱茵地区进行的打击主要是指向奥地利的侧面。

从这里可以看出，敌人力量的分离和联系在程度上是不同的，因此，只有在具体情况下才可以看清，这一战区的事件对另一战区有多大的影响，然后根据这一点才可以确定，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把敌人力量的各个重心归结为一个重心。

只有在一个例外的场合，即次要行动可以带来不寻常的利益的场合，才可以不使用把一切力量指向敌人力量的重心这个原则。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要有这样一个前提，即我们有决定性的优势，在进行次要行动时主要地点也不致有过多的危险。

当1814年标洛将军向荷兰进军时，预先就可以看出，他率领的三万人不仅能够牵制同样多的法军，而且会给荷兰人和英国人提供机会，使他们那些本来完全不能发挥作用的军队能够参加作战。

总之，在拟订战争计划时应该遵循的第一个观点是，找出敌人力量的各个重心，并且尽可能把这些重心归结为一个重心。
第二个观点是，把用来进攻这一重心的兵力集中使用于一次主要行动上。

二二八

在这个问题上，也许有人会找出一些同我们上述观点相反的理由，作为分兵前进的根据，这些理由是：（1 
）军队原来的配置位置，也就是参加进攻的国家的位置不宜于集中兵力。

如果集中兵力要走弯路和浪费时间，而分兵前进并没有太大的危险，那么分兵前进是合理的。
因为，进行不必要的兵力集中会损失很多时间，因而会削弱第一次打击的锐气和速度，这是违反我们提出的第二个主要原则的。
在多多少少有希望出敌不意地袭击敌人的一切场合，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

而更值得考虑的是下面的情况：几个同时进攻的盟国的位置不是在一条直线上，也就是说它们不是前后重叠而是并列地面对着被攻击的国家。
例如普鲁士和奥地利对法国作战，如果两国的军队想集中起来从一个地点前进，那就是浪费时间和力量的十分不合理的作法，因为要直捣法国的心脏，普鲁士人自然的前进方向是从下莱茵地区出发，奥地理人自然的前进方向是从上莱茵地区出发。
在这种场合，要集中兵力就不能不有所损失。
所以在具体情况下就要考虑，是否有必要用这样的损失来换取兵力集中。

（2 ）分兵前进可以取得较大的成果。

这里所说的分兵前进是向一个重心的分兵前进，因此这是以向心地前进为前提的。
至于在乎行线上或离心线上的分兵前进则属于次要行动的范畴，而这样的行动我们已经讲过了。

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向心进攻都是容易取得较大的成果的，因为，如果向心进攻成功了，其结果就不是简单地打败了敌人，而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切断敌人军队的退路。
因此，向心进攻常常能取得较大的效果，但是这就要用分割的兵力在较大的战区内作战，因而是比较冒险的；向心形式同离心形式的关系正如进攻同防御的关系一样，较弱的形式本身能带来较大的成果。

因此，问题在于进攻者是否觉得自己强大得足以去追求这个巨大的目标。

腓特烈大帝1757年进攻波希米亚时，是从萨克森和西里西亚分兵前进的。
他所以要这样做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他的军队在冬季就是这样配置的；如果把军队集中到一个地点再进攻，就不能收到出敌不意的效果。
第二、这种向心进攻能够从侧面和背后威胁奥军两个战区中的任一战区。
这时，腓特烈大帝所冒的危险是：他的两支军队中的一支军队可能被优势的敌军击溃。
奥地利人只要没有用优势兵力击溃这二个军团中的一个，就只可能在中央接受会战，否则，他们就有这一翼或那一翼被切断退路的危险，从而遭到惨败；这正是腓特烈大帝希望在这次进攻中取得的最大的战果。
结果奥地利人选择了在中央接受会战的途径，但是他们配置军队的布拉格却处在包围攻击的威胁下。

奥地利人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因此这次包围攻击有时间充分发挥效果。
奥地利人会战失败了，是一次真正的惨败，因为三分之二的军队连同他们的司令官被围困在布拉格，这不能不说是惨败。

腓特烈大帝在战局开始时所以能获得这样辉煌的战果，是因为他采取了向心进攻的大胆行动。
既然腓特烈大帝知道他自己的行动十分准确，他的将领非常努力，他的军队占有精神上的优势，而奥军却行动迟钝，这些足以保障他的计划获得成功，那么，他这样行动谁又能责难他呢！可是，如果不考虑这里提到的精神因素，而把这种胜利完全归功于进攻的简单的几何形式，那也是不应该的。
我们只要回忆一下拿破仑所进行的同样辉煌的1796年战局，就可以明白这点了。
在这次战局中，奥地利人因为向意大利进行了向心进攻而受到了严厉的惩罚。
法国将军②在1796年拥有的手段，除了精神上的手段以外，奥地利统帅在1757年也是具备的，甚至还要多一些，因为奥军统帅当时的兵力不象拿破仑在1796年那样比敌人弱。
从这里可以看出，如果我们向心地分兵前进使敌人有可能利用内线摆脱兵力较弱的不利，那么我们就不宜分兵向心进攻，在军队的配置位置使我们不得不分兵向心进攻的场合，也只能把这种进攻看作是不得已的下策。

如果我们根据这种看法来考察1814年制订的进攻法国的计划，那么我们就决不会同意这个计划了。
当时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军队本来集结在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附近的一个地点上，正在指向法兰西王朝重心的最自然的直线方向上。
但是，为了要使一支军队从美因兹进入法国，另一支军队通过瑞士进入法国，这些军队被分开了。
当时对方的兵力很弱，根本不能防守自己的边界，因此这种向心前进如果能够成功，全部利益也只是一支军队占领洛林和阿尔萨斯，另一支军队在同时占领法兰斯孔太而已。
难道为了这点小小的利益就值得经过瑞士进军吗？当然，我们知道，决定这次进军的还有另外一些同样是不正确的理由，而我们在这里只谈我们正在研究的问题。

另一方面，拿破仑是一位善于以防御来抵抗向心进攻的统帅（杰出的1796年战局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即使对方的军队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他的时候，在任何场合也不得不承认他在精神上占有很大的优势。
虽然他来到夏龙自己的部队中已经太晚了些，同时他对自己的敌人也过于轻视，但是他还是只差一点，就在两支敌军没有会合以前打败了它们。
他在布里昂时，这两支军队到底有多大兵力呢？布留赫尔的六万五千人在这里只有二万七千人，主军的二十万人则只有十万人。
对拿破仑来说，这是再好也没有的机会了。
而在联军方面，也是从行动开始的那个时刻起就感到再没有比重新集中兵力更迫切的事情了。

根据以上的考察，我们认为，即使向心进攻本身是能够取得较大成果的手段，也大多只能在军队原先就是分开配置的情况下采用它，为了进行向心进攻而使军队离开最短的和最直接的前进方向，只有在很少的场合才是正确的。

（3 ）战区的扩大可以作为分兵前进的一个理由。

当一支进攻的军队从一个地点前进而且顺利地深入敌国腹地时，它所能控制的并不仅仅是在它经过的路线上的那些地区，它可以向两侧扩展一些，但是，究竟能扩展多少，这取决于敌人国内的紧密度和内聚力（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个比喻的话）。
如果敌人国内的团结不紧密，人民既脆弱又缺乏战争锻炼，那么，胜利的军队不必费很大气力就能在后面占领广阔的地区。
但是，如果敌国的人民既勇敢而又忠诚，那么，进攻的军队在自己后面所能控制的地区将多多少少接近于狭长的三角形。

进攻者为了摆脱这种不利情况，就有必要把前进的正面扩大到一定的宽度。
如果敌军集中在一个地点，那么，进攻者只有在没有同敌军接触的时候才能保持这个宽度，离敌军的配置地点越近，正面宽度就必须越小，这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如果敌人自己也配置在一定的宽度上，那么，进攻的军队在同样宽的正面上前进就不能说是不合理的。
我们在这里所谈的是一个战区或几个毗邻的战区的问题。
很明显，这已经属于我们所说的主要行动可以同时决定次要地点的命运的情况。

但是，我们可以永远只按这个观点行动吗？在主要地点对次要地点的影响不十分大因而会产生危险时，我们可以冒这种危险吗，战区需要一定的宽度，这一点难道不值得特别注意吗？
在这里也象在所有其他的地方一样，不可能把所有的行动方式都列出来，但是我们们坚信，除了少数例外的情况以外，主要地点的决战将会同时决定次要地点的命运。
因此，除了很明显是这样的例外情况以外，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根据这个原则行动。

当拿破仑进入俄国时，他完全有理由可以相信，西德维纳河上游的俄国军队会因俄军主力被击败而败退。
因此他起初只命令乌迪诺军去对付这部分俄军，但是维特根施坦却转入进攻，拿破仑才不得不把第六军也派到那里去。

与此相反，他为了对付巴格拉齐昂，却在一开始就派出了一部分军队，但是巴格拉齐昂因中央主力的退却而随之退却了，于是拿破仑又把派去的这部分军队调了回来。

假如维特根施坦不是必须掩护第二首都的话，他可能也会随巴尔克来的退却而退却的。

拿破仑1805年在乌耳姆的胜利和1809年在勒根斯堡的胜利分别决定了意大利战区和提罗耳战区的命运，尽管意大利战区是一个相当遥远的独立的战区。
1806年，拿破仑在耶纳和奥尔施塔特的胜利决定了威斯特伐里亚、黑森和在通往法兰克福的道路上的一切行动的命运。

能对次要部分的抵抗起作用的情况很多，但主要的是以下两种。

二二九

第一种情况是：在幅员辽阔而且力量比较强大的国家中，例如在俄国，主要地点上的决定性打击可以推迟进行，因而不必急于把一切力量都集中到主要地点去。

第二种情况是：有些次要地点因为有许多要塞而具有特殊的独立的意义，例如1806年的西里西亚。
但是，拿破仑非常轻视这个地点，当他向华沙进军时，虽然不得不把这个地点留在背后，但他只派他弟弟日罗姆率领二万人向那里进攻。

如果对主要地点的打击很有可能震撼不了次要地点，或者实际上没有震撼次要地点，那么，这是因为敌人在次要地点上真正配置了军队的缘故。
在这种情况下，进攻者就不得不把这些次要地点看作是无法避开的祸害，于是只得派适当的兵力去对付它们，因为进攻者不能一开始就完全放弃自己的交通线。
小心谨慎的人可能做得还要过分些，他们可能认为主要地点的进攻应该同次要地点进攻的步调完全一致，因此，如果敌人不肯从次要地点退却，就应该把主要行动也停下来。

虽然这个原则同我们以前说的应该尽可能把一切力量都集中在一个主要行动中的原则并不直接矛盾，但是这两者的指导精神是完全对立的。
按这个原则行动，运动就会缓慢，进攻力量就会减弱，偶然事件就会增多，时间损失就会增加，因而，这个原则同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进攻实际上是完全不相容的。
假如敌人在次要地点上的军队有可能向离心方向退却，那么，进攻的困难就会更大。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统一的进攻会变成什么呢？
因此，把主要进攻依赖于次要地点的行动作为一个原则是我们必须坚决反对的，我们认为，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进攻，如果没有胆量象一支箭那样射向敌国的心脏，就不可能达到到目标。

（4 ）最后，易于取得给养是分兵前进的第四个理由。

一支小的部队通过一个富庶的地区当然要比一支大部队通过一个贫瘠的地区顺利得多。
但是，只要措施适当，军队习惯于吃苦耐劳，一支大部队通过贫瘠的地区并不是不可能的。
因此，不能为了要用小部队通过富庶的地区而使我们的决心受到很大的影响，以致陷入分兵前进的巨大危险。

谈到这里，我们已经承认分割兵力（也就是把一个主要行动分为几个行动）的上述理由是有根据的。
如果已经清楚地认识了目的，慎重地权衡了利害得失，再根据上述理由中的一个理由分割了兵力，那是无可非难的。

但是，如果象常见的那样，计划是由一个学究气十足的总参谋部仅仅按照习惯制定的，如果象下棋要先在棋盘上摆好棋子那样，各个战区要先摆好军队才行动，如果行动是一些幻想式的巧妙的组合，而通向目标的途径是复杂的路线和错综的关系构成的，如果今天把军队分开，只是为了两星期后再冒极大的危险把它们集中起来，借以显示使用军队的全部艺术，那么，这种为了故意陷入混乱而离开直接、简单而朴实的道路的作法，是我们所唾弃的。
最高统帅对战争的指挥越没有力量，越不把战争看作是力量巨大的个人的简单行动（就象我们在第一章中指出的那样），整个计划越是脱离实际的总参谋部这个工厂生产出来的，是十几个一知半解的人想出来的，那么上面所说的愚蠢行为就越容易出现。

现在我们来研究第一个原则的第三点，即次要行动应该尽可能地保持在从属地位上。

由于力求把整个战争行为归结为一个简单的目标，并且尽可能通过一次巨大的行动来达到这个目标，交战国发生接触的其余地点就部分地失去了独立性，那里的行动就变成从属的行动。
假如能够把一切行动完全归结为唯一的一次行动，那么，发生接触的其余地点就完全失去了作用，不过，这种可能性是很少的。
因此，重要的是不要抽调过多的兵力用于次要地点而削弱主要行动。

首先我们认为，即使不可能把敌人的全部抵抗归结为一个重心，也就是说，象我们已经讲过的一样，必须同时进行两个几乎完全不同的战争，战争计划仍然必须遵循这个原则。
我们始终必须把其中一个战争看作是主要的，首先应该根据它来安排兵力和行动。

根据这个观点，只在一个主要方向上采取进攻而在另一个方向上采取防御是合理的。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在另一个方向上也采取进攻才是正确的。

其次，我们应该以尽量少的兵力来进行这种次要地点上的防御，而且要努力利用防御这种抵抗形式所能提供的一切利益。

如果敌人的军队属于不同的国家，但仍然有一个战区是它们共同的重心，那么，我们这个观点就更为适用。

如果次要战区的行动也是针对必须给予主要打击的那个敌人的，那么，根据我们这个观点，在次要战区就不能进行防御了。
这时，主要打击是由主要战区的进攻和根据其他原因采取的次要战区的进攻构成的，而主要打击没有直接掩护的各个地点上的防御，都已成为不必要的了。
这时一切都取决于主力决战，一切其他损失都会在主力决战中得到补偿，如果兵力足够，有充分的根据可以进行这样的主力决战，那么，就不能因为主力决战可能遭到失败而努力在其他地点上避免损失，因为这样做恰好会使失败的可能性增大，而且在我们的行动中就会因而产生矛盾。

甚至在整个进攻的各个环节上，次要行动也应该服从于主要行动。
但是，究竟这一个战区的哪些兵力和那一个战区的哪些兵力应该去进攻共同的重心，这大多取决于另外的一些原因，在这里只能指出，我们必须力求使主要行动居于主导地位，越是使主要行动居于主导地位，一切就越简单，受偶然性的影响也就越少。

二三〇

第二个原则是迅速使用军队。

无谓地消耗时间，走不必要的弯路都是力量的浪费，因而是战略所不容许的。
更重要的是应该记住，一般说，进攻的唯一优点几乎只在于揭开战争序幕的出敌不意。
突然性和不断前进是进攻的最有力的两个翅膀，尤其在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进攻中，它们更是不可缺少的。

因此，理论的任务是找到通向目标的最近的途径，根本不应该去漫无边际地争论从左边还是从右边、向这里还是向那里的问题。

如果回忆一下我们在《战略进攻的目标》一章中关于国家的心脏所谈的内容，以及在本篇第四章中关于时间的影响所谈的内容，那么，不作进一步的说明就可以明白，迅速使用军队这个原则确实是具有我们所指出的那种重要意义的。

拿破仑向来就是这样行动的，他最喜欢通过最近的大道直接奔向敌人的军队，奔向敌人的首都。

那么，我们把它归结为重心并且要求迅速而直接地实现的那个主要行动究竟是什么呢？
什么叫打垮敌人，我们在第四章中已经从总的方面尽可能地作了论述，现在已没有必要再重复了。
不管打垮敌人在具体情况下最后取决于什么，在开始时总是消灭敌人的军队，也就是说，对敌人的军队取得一个巨大的胜利，并且粉碎敌人的军队。
夺取这种胜利的时间越早，也就是说夺取这种胜利的地点离边界越近，这种胜利就越容易取得；夺取这种胜利的时间越晚，也就是说夺取这种胜利的地点越在敌国腹地，这种胜利就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这里同在所有其他地方一样，取得胜利越容易，成果就越小，反之，成果就越大。

如果我们对敌军的优势还不能保证我们肯定能获得胜利，那么，我们就应该根据可能尽早去寻找敌人军队（即敌军主力）。
我们所以说根据可能，是因为寻找敌军主力时，如果军队要走很多弯路，方向选择错了，浪费了时间，我们就很容易犯错误。
如果敌军主力不在我们的前进路上，我们又因为去寻找它对我们不利而不能去寻找它，那么，我们可以确信以后会遇到它，因为它一定会向我们扑来。
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将在比较不利的条件下作战，这种不利是我们无法避免的。
可是，如果我们在这水会战中还能够获得胜利，那么，这次会战就更具有决定性意义。

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在我们对敌军的优势还不能保证肯定能获得胜利的场合，如果敌军的主力在我们的行进的路上，那么，有意从敌军主力侧旁通过是错误的，至少，认为这样做能比较容易地获得胜利的想法是错误的。

从这里也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当我军占有决定性优势时，为了尔后发动更有决定意义的会战，我们可以有意从敌军主力侧旁通过。

我们以上所谈的是彻底的胜利，也就是使敌人遭到惨败，而不仅仅是获得会战的胜利。
要取得彻底的胜利，就需要进行包围进攻或变换正面的会战，因为这两种打法往往能取得决定性的结果。
因此，战争计划的主要内容是，规定所需要的军队数量和军队行动的方向。
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战局计划》一章中还要详细论述。

虽然直接对敌人正面发起会战并不一定不能使敌人遭到惨败，战史上也并不是没有这样的战例，但是，双方军队的训练水平和机动能力越是接近，这种可能性就越少，而且将越来越少。
现在，象勃连黑姆那样在一个村庄里俘虏二十一个营的事情是不再可能发生的了。

一旦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就不应该考虑休息或喘口气，就不应该思前顾后和进行整顿等等，而只应该追击，如有必要，就应该发动新的进攻，占领敌国的首都，进攻敌人的援军，或者进攻敌国可以作为依靠的其他一切目标。

当胜利的洪流把我们引到敌人要塞的前面时，是否应该围攻这些要塞，这要根据我们兵力的强弱情况来决定。

如果我们在兵力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那么不尽早攻占这些要塞就会造成时间上的损失。
如果我们在前面进攻的军队没有取得进一步胜利的肯定把握，那么我们就只能用尽可能少的兵力来对付这些要塞，于是这些要塞就不可能被攻破。
如果为了围攻要塞我们已不能继续前进，那么进攻通常就已达到了顶点。
因此，我们要求主力迅速地、不停歇地前进和追击。
我们已经否定了主要地点上的前进应该取决于次要地点上的结果的观点，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我军主力的背后只有一个狭长的地带，这个地带不管可以叫作什么，它总是我们的战区。
这样的情况会如何地削弱在前面的部队的进攻力量，会给进攻者带来哪些危险，我们前面已经指出过了。
这种困难，这种内在的牵制力量能不能大到足以阻止部队继续前进呢？当然是可能的。
但是，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在开始时就想使背后的战区不是这种狭长的地带，因而降低进攻速度，那是错误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认为，只要统帅还没有打垮敌人，只要他相信自己的力量足以达到这个目标，他就应该追求这个目标。
这样做危险也许会不断增加，但成果也会不断扩大。
当统帅到了不敢继续前进的时候，认为必须考虑自己的后方，必须向左右两侧扩展的时候，很可能他已到了进攻的顶点。

于是飞翔的力量枯竭了，如果在这时敌人还没有被打垮，那么很可能再不能打垮敌人了。

如果统帅为了要稳步地前进而去占领要塞、隘路、地区等等，那么这些行动虽然还是一种缓慢的前进，但已经只是一种相对的前进而不是绝对的前进了。
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已不再逃跑，也许已经在准备新的抵抗，因此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虽然进攻者还在稳步地前进，但是防御者也在行动，而且每天都每天都取得一点成果。
总之，还是我们前面的那个结论，在一次必要的停顿以后，通常就不可能再进行第二次前进了。

因此，理论要求的是：只要还想打垮敌人，就要不停顿地前进。
如果统帅发觉这样做危险太大而放弃这个目标，那么，他停止前进而向两侧扩展是正确的。
如果他停止前进只是为了更巧妙地打垮敌人，那么，他就应该受到理论的指责。

二三一

我们还不至于那样愚蠢，以致认为逐步地打垮一个国家的例子是不存在的。
首先我们要说明，我们这个原则并不是毫无例外的绝对真理，它是以可能的和一般的结果作为依据的。
其次，一个国家是在历史上逐渐趋于灭亡的呢，还是被敌人作为第一次战局的目标而被打垮的，这二种情况必须区别开来。
我们在这里谈的只是后一种情况，因为只有在后一种情况下才会出现力量的紧张状态，即不是一方打垮对方的重心，就是它有被对方的重心打垮的危险。
如果第一年得到一点不大的利益，第二年又得到一点不大的利益，就这样逐渐地、缓慢地向目标前进，那么，虽然不会发生一次严重的危险，可是到处都分布着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从一个胜利到另一个胜利之间的每一个间歇都会给敌人以新的希望。
前一个胜利对后一个胜利只有很小的影响或者往往没有影响，甚至还会有不利的影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敌人会得到恢复，甚至会受到激励而进行更大的抵抗，或者会得到新的外来的援助。
但是，如果一切行动不停地进行到底，那么昨天的胜利就能导致今天的胜利，胜利之火就会接二连三地燃烧起来。
如果有人说有些国家确实在逐次打击下被征服了，也就是说，时间——防御者的护卫神——对防御者起了不利的作用，那么，我们说进攻者逐次打击的企图完全落空的例子比这种例子要多得多。
只要回想一下七年战争的结果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当时奥地利人力图从容不迫地、小心谨慎地达到目的，结果完全失败了。

根据上述观点，我们决不会认为，在向前推进的同时应该经常注意建立相应的战区，即应该使两者保持平衡，与此相反，我们认为向前推进所产生的不利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当我们继续前进已没有希望取得胜利时，注意避免这种不利才是值得的。

拿破仑1812年的例子远没有使我们怀疑这个论断，反而使我们更坚信这一观点。

拿破仑的这次战局所以失败，不是象一般舆论所说的那样，是因为他前进得太快、太远，而是因为争取胜利的唯一手段失效了。
俄罗斯帝国是一个不能真正被征服（即永久被占领）的国家，至少用现在欧洲各国的军队是征服不了的，用拿破仑为此目的而统率的五十万人是征服不了的。

象俄国这样的国家，只有利用它本身的弱点和内部的分裂才能使它屈服。
为了打击这个政治上薄弱的地方，就必须震撼这个国家的心脏。
拿破仑只有通过强有力的打击到达莫斯科，才有希望动摇俄国政府的勇气以及人民的忠诚和坚定。
他希望在莫斯科缔结和约，这是他在这次战局中可以提出的唯一合理的目标。

他统率他的主力向俄军主力进攻，俄军主力仓惶退却，经过德里萨营垒到斯摩棱斯克才停了下来。
他还迫使巴格拉齐昂随主力一起退却，并打败了这两支军队，占领了莫斯科。
他在这里的做法同他一向的做法是相同的。
他过去只是采用了这种打法他才能够成为欧洲的统治者。

因此，凡是赞扬拿破仑在过去历次战局中是最伟大的统帅的人，在这次战局里也不应该指责他。

根据事件的结果来评论这个事件是可以的，因为结果是对事件的最好的批判（参阅第二篇第五章），但是单纯根据结果所作的评论不应该看作是人的智慧的表现。
找出了一次战局失败的原因并不等于对这次战局进行了批判。
只有证明了统帅没有预先看到这些失败的原因，或者证明了他忽视这些原因是不应该的，才可以说是进行了批判，才可以指责这位统帅。

我们认为，谁要是仅仅由于在1812年的战局中遭到巨大的还击就认为进行这次战局是荒谬的，假使这次战局取得胜利的结果，他又认为这次战局是最卓越的行动，那么他就是一个完全没有批判能力的人。

如果拿破仑真的象大多数批判者所要求的那样在立陶宛停顿下来，以便首先确保要塞（事实上那里除了侧方很远的里加以外，几乎没有要塞，因为博勃鲁伊斯克只是一个不重要的要塞），那么，他在冬天就不得不转入可悲的防御。
这时，这些人恐怕又会首先喊叫起来：这不是从前的拿破仑了！曾经通过奥斯特里茨和弗里德兰的胜利在敌国最后一座城墙上打上征服烙印的拿破仑，在这里怎么连一次主力会战也没有进行呢？他怎么会犹豫不决，·没有占领敌国首都——那个没有设防的、准备弃守的莫斯科，而让这个核心存在下去，使新的抵抗力量能够向这个核心集中呢？空前未有的良机摆在他的面前，袭击这个远方的巨人，就象袭击一个邻近的城市一样，或者象腓特烈大帝袭击又小又近的西里西亚一样，而他却没有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在胜利的途中停顿下来，难道是凶神绊住了他的双脚吗？——这些人恐怕就会这样来进行评论了，因为大多数批判者的评论·都具有这样的特点。

我们认为1812年的战局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俄国政府是巩固的，人民是忠诚的、坚定的，也就是说，是因为这次战局不可能成功。
也许进行这次战局本身就是拿破仑的错误；至少结果表明他估计错了。
我们认为，如果他要追求这样的目标，那么，恐怕基本上就只能采取这种打法。

拿破仑在东方没有象他在西方那样进行长期的、代价很大的防御战，而是采用了达到目的的唯一手段：用一次大胆的打击，迫使惊慌失措的敌人媾和。
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遭到全军覆没的危险，这是他在这次赌博中所下的赌注，是实现巨大的希望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如果说他的军队损失过大是他的过错，那么，这种过错不在于前进太远（因为这是符合他的目的的，是必须这样作的），而在于战局开始得太迟了，在于采取了浪费人力的战术，在于对军队的给养和退却路线考虑得不够，最后，还在于从莫斯科退却的时间晚了一点。

俄军为了完全阻止拿破仑退却曾先敌赶到别烈津河，这并不能作为有力的论据来反驳我们的观点。
理由如下。

二三二

第一。
这—点正好表明，要真正切断敌人的退路是多么困难，被切断退路的敌军在最不利的情况下最后还是开辟了退路，当然，俄军的这个行动的确扩大了拿破仑的失败，但并不是拿破仑失败的根本原因。
第二、能够用来扩大敌人的失败的地形条件是不多的，假使没有横亘在大道面前的别烈津河的沼泽地，而且四周不是森林茂密和通行困难，要切断法军的退路就更加不可能了。
第三、为了防止退路被敌人切断，只有让自己的军队在一定的宽度上前进，这种办法我们以前就驳斥过了。
如果人们采用这种办法，让中央的部队向前推进，用左右两侧的部队进行掩护，那么，某一侧的部队的任何一次失利，都会迫使前进较快的中央部队急速回过头来，在这种情况下，进攻还会带来什么好处呢？
我们决不能说拿破仑没有注意对翼侧的掩护。
为了对付维特根施坦他留下了优势的兵力，为了围攻里加要塞他用了一个兵力适当的军（这个军在那里甚至是多余的），他在南方有施瓦尔岑堡率领的五万人，这支军队超过了托尔马索夫的兵力，甚至可以同契查哥夫的兵力相抗衡，此外，他在后方的中心地点还有维克多率领的三万人。
——甚至在11月，即在俄军已经得到加强，法军已经大大削弱的决定性时刻，在进入莫斯科的法国军团的背后，俄军的优势还不是很大的。
维特根施坦、契查哥夫和萨肯的兵力总共为十一万人，而施瓦尔岑堡、雷尼埃、维克多、乌迪诺和圣西尔实际上也有八万人。
即使是最谨慎的将军，恐怕也不会在’前进时派出更多的兵力去掩护自己的翼侧了。

拿破仑在1812年渡过涅曼河时的兵力是六十万人，如果他带回来的不是同施瓦尔岑堡、雷尼埃和麦克唐纳一起退过涅曼河的五万人，而是二十五万人（如果拿破仑没有苕巳我们在上面指出的那些错误，这是可能的），那么，即使这次战局仍然是失败的战局，理论也就不能对此有所非难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损失的兵力超过总兵力的一半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如果这个损失会特别引人注意，那也只是损失的绝对数量很大的缘故。

关于主要行动、它必要的发展方向以及它的不可避免的危险，我们就谈这么多。
至于次要行动，我们首先要指出：几个次要行动应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但是这个共同的目标不应该妨碍每个部分的活动。
假设有三支军队分别从上莱茵地区、中莱茵地区和荷兰进攻法国，共同的目标是在巴黎会师，如果每一支军队在会师以前都要尽可能完整地保存自己的力量而不得冒任何危险，那么，这样的计划我们把它叫做有害的计划。
执行这样的计划时，三支军队的运动必然会相互牵制，因而每个部分行动时都会迟缓、犹豫不决和畏缩不前。
较好的办法是给每支军队分配一定的任务，一直到它们不同的活动自然地汇合成一个整体时才把它们统一起来。

把军队分成几个部分，行军几天后再把它们集中起来，这种种做法几乎在所有的战争中都出现过，然而，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
如果要分兵前进，就必须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为什么必须有充分的根据，不能象跳四组舞那样仅仅是为了以后的会合。

因此，当军队向不同的战区进攻时，应该给各支军队规定各自的任务，各支军队的打击力量应该以完成自己的任务为目标。
这时，重要的问题在于从各方面进行这种打击，而不在于各个部分取得相应的利益。

如果敌人的防御同我们预想的不同，因而我们的一支军队由于任务过重而遭到了失败，那么，这支军队的失败不应该也不容许影响其他军队的行动，否则，我们一开始就会失去获得总的胜利的可能性。
只有多数军队已经失败，或者主要部分已经失败的时候，其他部分才容许而且必然会受到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计划也就失败了。

对于那些本来担任防御但防御成功后可以转入进攻的军队和部队来说，如果不能把多余的兵力转移到主要的进攻地点去（这主要取决于战区的地理位置），那么这条规则也是适用的。

然而，整个进攻的几何形式和统一性在这种情况下，又将会怎么样呢，同被击败的军队相邻的各支军队的翼侧和背后又会怎样呢？
这正是我们主要要加以批驳的问题。
把一个大规模的进攻同一个几何学上的四方形粘在一起，这就陷入了错误的理论体系。

我们在第三篇第十五章中已经指出，几何要素在战略上不象在战术上那样有用。
在这里，我们只想重复一下结论：值得重视的是各个地点上实际取得的胜利，而不是各个胜利逐渐形成的几何形式，在进攻中尤其是这样。

在战略的广阔范围内，各个部分的几何位置当然应该完全由最高统帅来考虑和决定，任何次一级的指挥官都无权过问他的友邻部队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他只能根据指示无条件地追求自己的目标，这在任何场合都是确定不移的。
如果由于这个原因引起了严重的不协调，那么，上级常常是可以及时采取补救办法的。
因此，分散活动所产生的主要弊病是可以避免的，这个主要弊病就是：影响事件进程的不是真实的情况，而是许多疑虑和推测，每个偶然事件不仅影响到同它直接有关的那个部分，而且同时影响到整体，次一级指挥官个人的弱点和个人的敌忾心具有过于宽广的活动余地。

我们认为，只有当人们还没有充分地、认真地研究过战史，没有把重要的和不重要的事物区分开，没有估计到人的弱点的全部影响的时候，才会认为上述看法是不合情理的。

一切有经验的人都承认，要在分成几个纵队进攻时仅仅依靠各个部分的步伐一致来取得胜利，在战术范围就已经极为困难，那么，在各支军队的距离大得多的战略范围内，就更加困难或者根本是不可能的了。
如果各个部分经常保持步伐一致是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那么，分兵进行的战略进攻就应该完全予以否定。
但是，我们不能任意地完全否定这样的进攻，因为我们无法予以改变的情况可能迫使我们采取这样的进攻，另一方面，即使在战术上，各个部分在作战过程中经常保持步伐一致也是不必要的，至于在战略上，正如上面所说，就更没有必要了。
因此，在战略范围，更没有必要去重视各部分经常保持步伐一致的问题，更应该坚持给各个部分分配各自的任务。

在这里，我们对如何适当地分配任务还要作一点重要的补充。

1793年和1794年，奥地利军队的主力在尼德兰，普鲁土军队的主力在上莱茵地区。
奥军从维也纳开往孔代和伐郎兴时，在路上曾同由柏林出发到兰道去的普军交叉而过。

二三三

奥地利在尼德兰虽然可以防御它的比利时各省，而且还可以去占领法属弗郎德勒（如果它需要的话），但是，这些利益在当时并不是主要的。
考尼茨侯爵死后，奥地利大臣土古特为了要集中兵力而完全放弃了尼德兰。
的确，奥地利人到弗郎德勒比到阿尔萨斯差不多要远一倍，在兵力受到严格限制，一切都要靠现金维持的时代，他这样做决不是一件无关重要的小事情。
但是，土古特大臣显然还抱有另外的意图，他想把尼德兰置于危急的境地，从而迫使同尼德兰和下莱茵地区的防御利害攸关的国家（如荷兰、英国和普鲁士等）作出更大的努力。
然而他失算了，因为当时的普鲁土政府是绝对不会上当的。
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的过程始终表明了政治上的利益对战争进程所起的影响。

普鲁土在阿尔萨斯没有什么要防御的，也没有什么要夺取的。
1792年，普军曾经在骑士精神的驱使下经过洛林向香槟进军，但是，当形势对这次进军不利时，普鲁士继续作战的兴趣就只剩下一半了。
如果普军是在尼德兰，它们同荷兰是有直接联系的，它们几乎可以把荷兰看作是自己的国土，因为普鲁土曾经在1787年征服过荷兰回。
普军在尼德兰就可以掩护下莱茵地区，从而也就掩护了普鲁士王国最靠近战区的那部分国土。
同时，普鲁士在这里就可以得到英国的资助，它们之间的同盟关系就可以比较巩固，就不致那么容易地变成普鲁土政府的诡计（象普鲁士政府后来实际上做的那样）。

因此，如果奥军主力配置在上莱茵地区，普军的全部兵力配置在尼德兰，而奥军在尼德兰只留下一个普通的军，那就可能得到好得多的效果。
在1814年，假如用巴尔克来将军代替敢作敢为的布留赫尔来统率西里西亚军团，而让布留赫尔留在主军中受施瓦尔岑堡的指挥，那么，这一战局也许就彻底失败了。

在七年战争中，如果敢作敢为的劳东的战区不是在普鲁士王国最坚固的地区西里西亚，而是在帝国军队的地区内，那么，整个战争的情况也许就完全不同了202。
为了进一步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把下列几种不同的情况根据其特点予以区别开。

第一种情况是，其他国家同我们共同作战不仅是由于同我们有同盟关系，而且也是为了它们自己的利益。

第二种情况是，盟国的军队前来作战是为了援助我们。

第三种情况是，将帅的个人特点不同。

在前两种情况下，可能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是象1813年和1814年那样，把各国军队完全混合起来，使各个军团都是各国的军队混合编成的好呢，还是尽可能让各国的军队各自分开，让它们比较独立地行动好呢？
很明显，第一种方法最为有利，但是这必须有一定的友好关系和共同利益作前提，而具备这种前提条件的情况是很少的。
在各国军队完全混合起来的情况下，各国政府的利益就很难区分开来，指挥官自私的想法所起的有害影响就只能表现在次一级指挥官的身上，因而只表现在战术范围，而且就是在战术范围，也不象在各国军队完全分开时那样可以不受惩罚地、自由地表现出来。
当各国军队完全分开时，这种有害影响就牵涉到战略范围，因而能够起重大的作用。
但是，正如我们说过的，要采用第一种方法，各国政府必须具有罕见的牺牲精神。
在1813年，紧迫的情况迫使各国政府采用了这种方法，当时，军队最多并对局势的好转贡献最大的俄国皇帝在没有虚荣心的驱使下让俄国军队独立作战，而是把他们交给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司令官指挥，这是应该大加赞扬的。

如果各国军队不可能这样联合起来，那么，各国军队完全分开当然比半分半合好一些。
最糟糕的是不同国家的两个独立的司令官在同一个战场上，例如在七年战争中，俄军、奥军和帝国军队的情形就经常是这样。
在各国军队完全分开的情况下，必须完成的任务就可以完全分开，于是各国军队承担着各自的任务，在形势逼迫下就会进行更多的活动。
如果分开的各国军队联系较密切，甚至是在一个战区内，那么，情况就不是这样了，一支军队不好的打算就会使另一支军队的力量瘫痪。

在上述三种情况中的第一种情况下，各国军队要完全分开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因为每个国家本身的利益通常就已经为本国军队规定了不同的目标。
在第二种情况下，前来支援的军队可能没有自己的目标，它通常可以完全处于从属地位（如果前来支援的军队的兵力适于这样做的话），奥军在1815年战局末期和普军在1807年战局中就是这样。

至于将帅个人特点的问题，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了。

但是，我们不能不提出一点总的意见，从属部队的指挥官不要任命最小心谨慎的人来担任（通常很容易这样做），而要派最敢作敢为的人来担任。
因为我们曾经指出过，在军队分开行动时要想取得战略上的成果，最重要的莫过于每个部分都积极行动，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的作用，只有这样，某一地点发生的错误才可以被其他地点取得的成果所抵销。
只有指挥官是行动迅速和敢作敢为的人物，他的意志和内心的欲望能驱使他前进时，各个部分才能充分活动起来，仅仅是客观地、冷静地考虑行动的必然性的人，是很难使他指挥的那部分军队充分活动起来的。

最后还要指出，在使用军队和将帅时，只要情况许可，就应该使他们的任务和地形情况同他们的特点结合起来。

常备军、良好的部队、大量的骑兵、谨慎和明智的年老指挥官应该用在开阔地上；民兵、民众武装、用亡命之徒临时组织起来的武装、敢作敢为的年青指挥官应该用在森林地、山地和隘路上；前来支援的军队应该用在它们所喜欢的富庶地区。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从总的方面谈了战争计划，在本章中专门谈了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战争计划，在所有这一切论述中我们想特别强调战争计划的目标，然后再指出使用手段和方法时应遵循的原则。
我们想通过这样的论述使读者清楚地知道在这样的战争中应该追求什么和应该做什么。
我们想强调必然的和普遍的东西，也给特殊的和偶然的东西留下了活动余地，但是，不去考虑那些任意的、没有根据的、不严肃的、幻想的、或诡辩的东西。
如果我们达到了这个目的，那么我们就认为已经完成了我们的任务。

谁要是因为我们没有谈到迂回江河、利用制高点控制山地、避开坚固阵地和寻找国土的锁钥等问题而感到非常奇怪，他就是还没有理解我们，而且，在我们看来，他还没有从大的方面来理解战争。

二三四

前几篇中我们已经一般地论述了这些问题，并且已经指出，它们的作用往外比根据流行的看法所想象的要小得多。
在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战争中，它们就更不可能也不应该起重大的作用，也就是不应该对整个战争计划产生什么影响。

关于统率机构的问题，我们将在本篇的最后用专门的一章加以论述。

现在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结束这一章。

如果奥地利、普鲁士、德意志邦联、尼德兰和英国决定对法国作战，而俄国保持中立（这种局面是最近一百五十年来经常出现的），那么，它们是可以进行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进攻战的。
因为不管法国多么强大，仍然可能出现下面的情况：它的大部分国土被对方占领，首都陷落，资源不足，而且除了俄国以外没有一个大国能够给予有力的支援，西班牙离得太远，它所处的位置也极为不利，意大利各邦目前又太腐败，没有力量。

对法作战的上述国家不算它们在欧洲以外的领地也有七千五百万以上的人口，而法国只有三千万人。
这些国家为了对法国进行一次真正的战争，可以提供的军队如下（这里的数字是毫不夸大的）：
奥地利………………250 ，000 人。

普鲁士………………200 ，000 人。

德意志其他各邦……150 ，000 人。

尼德兰…………………75，000 人。

英国……………………50，000 人。

总计 ………………725，000 人。

注：德意志邦联成立于1815年，成员包括奥地利、普鲁土和德意志其他各邦，共三十五个邦国和四个自由市。
但作者在这里所说的德意志邦联只是指德意志其他各邦，不包括奥地利和普鲁土在内。
——译者。

如果它们确实能够动员这样多的军队，那么就很有可能远远超过法国用来对抗它们的兵力，因为即使在拿破仑统治时期，法国也从未有过这样多的军队。
如果我们再考虑到，法军还要分出一部分兵力作为要塞守备部队和建立补给站，用来监视海岸线等等，那么，毫无疑问，联军在主要战区内很可能占有巨大的优势，而这个优势正是打垮敌人这一目的主要的基础。

法兰西帝国的重心是它的军队和巴黎。
联军的目标应该是在一次或几次主力会战中打败法国军队和占领巴黎，把法军的残余部分赶过卢瓦尔河。
法兰西王朝的心窝在巴黎和布鲁塞尔之间，在这里，从国境到首都只有三十普里。

联盟的一部分国家如英国、尼德兰、普鲁士和北德意志各邦都有适于针对这里展开的配置地点，它们中间有的就在这个地区附近，有的就在这个地区的背后。
奥地利和南德意志则只有从上莱茵地区出发才便于作战。
它们自然的进攻方向是指向特鲁瓦和巴黎或者奥尔良。
从尼德兰和从上莱茵地区出发的这两个进攻都是直接、自然、简捷而有力的，都是指向敌军重心的，全部敌军必然都可能分布在这两个地点。

只有两点考虑同这个计划的简单性是有矛盾的。

奥地利可能不愿意让意大利毫无掩护，它总想自己在那里控制局势。
因此它不会同意通过对法国心脏的进攻来间接掩护意大利。
鉴于意大利的政治状况，它的这个次要意图也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如果要从意大利进攻法国南部，把这个已经尝试过多次的陈旧的想法同这个次要意图联系起来，为此在意大利保留大量军队（仅仅为了防止在战局第一阶段遭到极端的不利是不需要这么多兵力的），那么，就会是十分严重的错误。
如果我们不想违背统一计划、集中兵力这个主要思想，在意大利就只应该保留在战局第一阶段防止极端不利所需的兵力，就不应该从进行主要行动的军队中抽出更多的兵力。
如果想在罗讷河地区进攻法国，那就等于想抓住刺刀尖举起步枪。
进攻法国南部即使作为次要行动也应该反对，因为这种进攻只能激起新的力量来反对我们。
凡是对遥远的地区的进攻，都会使本来不起作用的利害关系和活动发生对我们不利的作用。
只有实际情况表明，留在意大利保障安全的军队数量太多而没有事情可做的时候，从意大利进攻法国南部才是正确的。

因此，我们再重复一遍：留在意大利的军队应该少到情况所允许的最低限度，只要能够保障奥军不致在一次战局中丧失整个意大利，那就已经足够了。
在我们这里的例子中，这个兵力可以假定为五万人。

另一点考虑是法国是一个滨海的国家。
由于英国在海上拥有霸权，法国的整个大西洋沿岸很容易受到威胁，所以它或多或少要派兵加强守备力量。
不管这种守备力量多么薄弱，法国的边防线也将因而增加两倍，为此就不得不从作战的军队中抽出大量兵力。
如果英国用两万或三万人的登陆部队威胁法国，也许就可以牵制比这个数量大一倍或两倍的法军。
同时，法国不仅需要派出军队，而且舰队和海岸炮台还需要金钱和火炮等等。
我们假定英国为了这一目的使用二万五千人。

这样，我们的战争计划将十分简单，其内容如下：
第一、在尼德兰集中：
普鲁士军队…………200 ，000 人。

尼德兰军队……………75，000 人。

英国军队………………25，000 人。

北德意志各邦军队……50，000 人。

总计：350 ，000 人其中大约五万人作为边境要塞的守备部队，其余三十万人向巴黎前进，同法军进行主力会战。

第二、二十万奥地利军队和十万南德意志各邦军队集中在上莱茵地区，以便同从尼德兰方面进攻的军队同时前进，指向塞纳河上游地区，进而向卢瓦尔河推进，也同法军进行主力会战。
两个方向的进攻也许可以在卢瓦尔河合而为一。

这样，主要的内容已经确定了；我们还要谈的，主要是同消除错误观念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第一、统帅应该努力寻求计划中的主力会战，争取在能够获得决定性胜利的兵力对比和有利条件下进行主力会战。
为了这个目的，统帅应该不惜牺牲一切，在围攻、包围、守备等方面应该尽量少用兵力。
如果象施瓦尔岑堡在1814年所做的那样，一踏进敌国就象离心的射线那样向四处分散，那就会遭到彻底的失败。
联军在1814年所以没有在头两个星期内就遭到彻底的失败，只是因为当时的法国已经软弱无力的缘故。
进攻应该象一支用强大的力量射出去的箭，不应该象一个逐渐膨胀而最后破裂的肥皂泡。

第二、应该让瑞士用自己的力量进行防御。
如果瑞士保持中立，那么我们在上莱茵地区就有一个良好的依托点。

如果瑞土遭到法国的进攻，它可以用自己的力量进行抵抗，瑞士在很多方面是非常适于进行这种抵抗的。
最愚蠢的想法是认为瑞士是欧洲地势最高的国家，所以它在地理上能够对战争起决定性的影响。
其实，这样的影响只有在某些少有的条件下才可能出现，但是瑞士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在本国的心脏遭到进攻的情况下，法军不可能从瑞士向意大利或施瓦本进行强有力的进攻。
因此，瑞士地势很高更不能看作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条件。
在战略范围，制高的利益主要是在防御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对进攻来说，剩下的一点重要意义只能在某一次攻击中表现出来。
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是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透彻的思考，如果将来在当权者和统帅的会议上，有一位学识渊博的参谋忧心忡忡地说出这番聪明话来，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预先申明，这是毫无价值的胡说，我们希望在这样的会议上有老练的军人，有通事达理的人出席，以便堵住这个参谋的嘴吧。

二三五

第三、这两路进攻军队之间的地区，我们几乎可以不去管它。
六十万大军集中在离巴黎三十到四十普里的地方，准备向法国的心脏进攻，在这种场合，难道还要去考虑掩护中莱茵地区的问题，从而掩护柏林、德累斯顿、维也纳和慕尼黑吗？考虑这个问题是违反常识的。
是否需要掩护交通线呢？这倒并不是不重要的。
然而，人们可能从这里开始作逻辑上的推论，认为掩护交通线必须用进行进攻那样大的兵力并具有进攻那样的重要性，因而不是根据国家地理位置必然的要求分两路前进，而是不必要地分三路前进，然后这三路也许又变成五路甚至七路，于是老一套的陈词滥调又出现了。

我们所说的两路进攻每路都有自己的目标。
用于两路进攻的兵力很有可能显著地超过对方的兵力，如果每路进攻都十分有力，那么，它们只会互相产生有利的影响。
如果敌人的兵力没有平均分布，我们的进攻因而有一路失利了，那么，完全有理由可以期待另一路进攻的胜利自然地弥补这一失利，这是两路进攻之间的真正联系。
这两路进攻之间距离很远，日常的小事件之间是不可能也不必要发生相互作用的，因此，直接的，或者说直线的联系是没有多大价值的。

同时，本国心脏受到进攻的敌人也不可能用很大兵力来切断这种联系。
值得担心的是受别动队支持的居民会切断这种联系，敌人可以不消耗正规部队就达到这个目的。

为了对付这种情况，只要从特里尔向兰斯方向派出一个骑兵为主的军，有一万人至一万五千人也就可以了。
这个军能够击败任何别动队，并同主力齐头并进。
它不必包围要塞，也不必监视要塞，而只要从要塞之间通过，不必占领任何固定的基地，如果遇到优势的敌人，它可以向任何方向回避。
它不会遭到重大的失败，万一遭到失败，对整体来说也不是重大的失败。
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一个军大概就足以成为联系两路进攻的中间环节了。

第四、两个次要行动，即意大利的奥军行动以及英国的登陆部队的行动可以用最好的方式实现它们的目的。
如果它们不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做，那么，就基本上达到了它们的目的。
无论如何，两路大规模进攻中的任何一路都绝对不应该在任何程度上依靠这两个次要行动。

我们坚信，如果法国再想狂妄地采取傲慢态度，象过去一百五十年那样压制欧洲，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打败法国，使它受到惩罚。
只有在巴黎那一边的卢瓦尔河上，我们才能从法国那里获得保障欧洲安宁所需的条件。
只有采用这种方式，七千五百万人对三千万人的自然对比关系才能迅速地表现出来，才不会象一百五十年来那样，从敦刻尔克到热那亚的各国军队象一条带子那样围着这个国家，它们追求着四五十个不重要的不同目的，这些目的中没有一个足以克服普遍存在的、特别在联军中不断产生并反复出现的怠惰、阻力和外来的影响。

读者自然会看到，德意志邦联的军队目前的部署同这里所要求的部署是多么不同。
在目前的这种邦联中，德意志各邦成了德意志力量的核心，而普鲁士和奥地利却被这个核心所削弱，失去了它们应有的分量。
但是，一个邦联在战争中是一个很脆弱的核心，因为在这里不可能设想有什么统一、毅力、将帅的合理选拔、威信、责任心等等。

奥地利和普鲁士是德意志帝国力量的两个自然的中心，它们是支撑点，是刀斧的最强部；它们是久经战争锻炼的君主国家，各有自己特定的利益，各有独立的军队，它们是其他各邦的盟主。
一个组织应该以这些自然的特点作为根据，而不应该以关于统一的虚伪的主张作为根据。
在目前情况下，统一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谁要是追求不可能的事情而忽视可能的事情，那就是一个愚蠢的人。

一、呈高迪将军阁下审阅的授课计划
我认为，王太子殿下通过我的讲授所要得到的军事艺术方面的知识，只应该是基础知识，它应能帮助王太子殿下理解现代的战史。
因此，主要地应该是使王太子对战争有一个明确的概念，而且讲授的范围不能太广泛，不能过分耗费王太子的精力。

要想完全掌握一门科学，就必须在一个长时期内把自己的精力和时间主要用在这门科学上，而这对王太子似乎为时尚早。

基于这些考虑，我选择了下述讲授方法，我觉得这种方法最适合于一个青年人的自然的思考程序。

首先，我将尽最大的努力把内容讲得王太子都能够理解，否则，这位最好学的学生很快就会感到无聊，注意力分散，并对课程产生厌恶情绪。
其次，我将尽最大的努力在任何问题上，都不让王太子有错误的概念，否则，就会给以后的讲授或者他的自学造成许多困难。

为了达到第一个目的，我将经常设法把讲授的内容同一般的常识尽可能紧密地结合起来，并且常常摆脱所谓科学的系统性和学校的教学方式。

现在，我把仓卒拟定的授课计划呈阁下审阅，如有不合尊意之处，恳请予以订正。

要想理解战史，除了必须具备兵器和兵种的基础知识外，主要地是必须对所谓应用战术（或称高等战术）和战略有一定的了解。
实际上，战术，即战斗学是主要的课程，这一方面是因为战斗决定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战术上的大部分内容都需要讲授。
战略，即为实现战局目的而运用各个战斗的学问，更多地是自然的、成熟的判断力的一种活动：但是，至少必须清楚地说明在战略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并且指出它们之间的联系。

在这种概略的讲授中，野战筑城在讲战术防御理论时讲授，永备筑城在讲战略时或以后讲授，是最恰当的。

战术本身包含有两种不同的内容。
一种是不了解整体的战略联系也可以理解的，如各种小部队（从步兵连、骑兵连一直到由各兵种组成的旅）在各种地形上的配置和战斗方式。
另外一种是同战略概念有联系的，如整个军和军团在战斗中的行动、前哨、小规模军事活动等，因为在这里出现了阵地、会战、行军等概念，如果对整个战局的联系没有一定的了解，就无法理解这一切。

因此，我将把这两种内容分开讲授，先对战争做个概略的论述，然后再讲战术，即小部队在战斗中的行动，一直讲到整个军和军团的一般配置（战斗队形）为止，以便对战局再做一个概述，进一步指出事物的联系，然后再讲战术的其他方面的问题。

最后，以叙述一个战局的过程来开始讲解战略，以便从这个新的角度来考察各个问题。

由此得出下面的授课顺序：兵器：火药、明火枪、线膛枪、火炮及其附件。

二三六

炮兵：关于平射装药和曲射装药的概念。

火炮的操作。

炮兵连的编制。

火炮和弹药的费用。

火炮的效力——射程——命中率。

其他兵种：骑兵，轻骑兵，重骑兵。

步兵，轻步兵，重步兵。

编组——任务——性能。

应用战术或高等战术：关于战争、战斗的一般概念。

小部队的配置和战斗方式。

在各种地形上的步兵连，有炮兵时和无炮兵时。

在各种地形上的骑兵连，有炮兵时和无炮兵时。

步兵连和骑兵连的联合行动。

步兵连和骑兵连在各种地形上的联合行动。

一个由若干个旅组成的军的战斗队形。

一个由若干个军组成的军团的战斗队形。

上述最后两点不要同地形联系起来，否则就会出现阵地的概念。

关于一个战局的较详细的叙述。

战局开始时军团的编组。

军团在行军和占领阵地时需要采取的警戒措施，如前哨、斥候、侦察。
——分遣队。
——小规模军事活动。

军团选择的阵地应该使军团能够在阵地上进行自卫。

战术防御。
—一防御工事。

在这样的阵地上向敌人攻击。
战斗中的行动。
——会战。
——退却。
——追击。

行军。
——江河防御。
——渡河。
——防哨线。
——舍营。

战略从战略的角度对一次战局和整个一次战争的概述。

决定战争成果的是什么。

作战计划。

作战线。
——给养制度。

进攻战。

防御战。

阵地。
——防哨线。
——会战。
——行军。
——江河防御和渡河。
舍营。
冬营。

山地战。

战争理论等等。

永备筑城和围攻战，不是在战略之前讲，就是在最后讲。

二、最重要的作战原则(给王太子殿下授课的补充材料)
这些原则虽然是我长期思考和不断研究战史的结果，但只是仓卒写出来的，在形式上是经不起严格批判的。
此外，这里只是从大量问题中突出了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在这里简短扼要是很重要的。
因此，这些原则不能使殿下获得完善的教益，只能促使殿下去进行独立思考，并为殿下的这种思考提供一条线索。

（一）作战的一般原则。

1．战争理论主要是研究怎样能够在决定性地点造成物质力量和有利条件方面的优势，当这一点做不到时，理论也要教会人们去估计各种精神要素：敌人可能犯的错误，一次大胆的行动所造成的影响等等，当然也包括自己方面悲观失望情绪的作用。
这一切决不是在军事艺术及其理论的范围之外，因为军事艺术的理论无非是对战争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所作的一种合理的思考。
人们必须最经常地考虑到所有情况中最危险的情况，并且对此作最充分的准备。

这样就会产生有理智作根据的英勇的决心，这种决心是任何不负责任的自作聪明的人都不能动摇的。

谁要是对上述一切向殿下作不同的解释，谁就是一个书呆子，他的见解对殿下只能是有害的。
在一生中未来的重大关键时刻，在会战的混乱情况下，殿下将会清楚地感觉到，在最需要帮助的场合，在枯燥的数字使您束手无策的场合，只有上述这种见解才能救急。

2．当然，在战争中，人们不论是通过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优势，总是力求使自己具有获胜的可能性。
但是，这一点并不总是能够做到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们没有更好的办法，往往只好不顾这种可能性而采取行动。
如果我们在这时迟疑不决，那么，我们的理智就恰恰在最需要的时候和看来一切都对我们不利的时候不起作用了。

因此，即使自己没有获胜的可能性，也不应该认为采取行动是不可能的或者是不理智的。
如果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而且兵力很少，那么，尽可能把一切安排妥当，就始终是理智的。

在战争中，人们的沉着和坚定总是首先受到考验，因而在上述情况下沉着和坚定也是很难保持的；但是，如果没有它们，人们即使有最光辉的才智也会一事无成。
因此，为了在上述那种场合能够保持沉着和坚定，人们必须树立起光荣牺牲的思想，不断地增强这种思想，并且要把这种思想变为习惯。
殿下，请您相信，一个人没有这种坚定的决心，就是在最幸运的战争中也不会作出什么伟大的事业来，更不用说在最不幸运的战争中了。

在最初几次西里西亚战争中，肯定是这种思想支配着腓特烈二世的行动。
他在引人注意的12月5 
日所：以在勒登向奥军发起了进攻，是因为他有这种思想，而不是因为他估计到用斜形战斗队形可以击败奥军。
3．当殿下进行那些您在一定场合可能选择的一切军事行动和采取您可能采取的一切措施时，往往可以在最大胆和最小心谨慎之间进行选择。
有些人认为，理论总是劝人小心谨慎，这是错误的。
如果理论要对人提出劝告，那么，按照战争的性质来说，它应该劝人选择最坚决、最大胆的行动和措施。
但是，理论在这里也容许统帅根据自己的勇气、敢作敢为精神和自信心的大小进行选择。
因此，请殿下也根据您这些内在力量的大小进行选择吧。
但是，请殿下不要忘记，任何统帅没有胆量是决不会成为伟大的统帅的。

二三七

（二）战术或战斗学。

战争是由许多单个战斗组成的。
尽管这种组合可能有好坏之分，而且会对战争的成果起很大的决定作用，但战斗本身还是比组合更为重要，因为，只有胜利的战斗的组合才能产生好的结果。
战争中最重要的东西永远是在战斗中战胜敌人。
殿下应该尽量把注意力和思考运用到这方面来。

下列原则我认为是最重要的。

I、一般原则。

1 、防御的一般原则。

1．部队在防御中应该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隐蔽。
防御者除了自己进行进攻的时刻以外，随时都有可能遭到进攻，也就是说，他是处于防御状态的，因此，他必须始终尽可能隐蔽地配置部队。

2 、不要把所有的部队同时投入战斗。
如果把所有部队同时投入战斗，那么战斗指挥中的一切智慧就没有用了，只有使用控制在后面的部队才能扭转战斗趋势。

3．很少需要考虑，甚至根本不需要考虑正面的大小，因为正面本身是无关紧要的，而且配置的纵深（即几支部队的重叠配置）都受正面宽度的限制。
配置在后面的部队是可以控制的，可以用来在原来的战斗地点恢复战斗，也可以用在邻近的其他地点上。
这一条是从上述第二条推论出来的。

4．敌人攻击我方正面的一部分时，通常同时进行迂回和包围，所以，我方配置在后面的部队就能够对付敌人的这种行动，从而弥补地形障碍所提供的依托的不足。
如果把这些部队也配置在战线上，用来扩大战线的正面，那么，它们就不能顺利地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可以很容易地迂回它们。
这一条也是上述第二条的进一步说明。

5．如果在后面控制有很多部队，那么只需要把一部分部队配置在正后方，其余的部队应该配置在侧后方。

部队从侧后方的阵地上，还可以攻击敌人进行迂回的各个纵队的翼侧。

6．一条主要的原则是：决不要采取完全消极的防御，而要从正面或侧面攻击敌人，甚至当敌人正在进攻我们的时候也要这样做。
在一定的战线上进行防御，目的仅仅在于诱使敌人展开兵力来进攻这段防线，接着我们就要用控制在后面的其他部队转入进攻。
正如殿下有一次非常正确地讲过的那样，筑城术对防御者所起的作用，不应该是使他象躲在城墙后面那样更安全地进行防御，而是应该使防御者更有把握地攻击敌人。
这对于所有的消极防御都是适用的；消极防御始终只是一种手段，它使我们能够在我们配置了部队并做好种种准备的预先选择的地方对敌人进行有利的进攻。

7．这种防御中的进攻，既可以在敌人真正向我们进攻时进行，也可以在他向我们行军时进行。
我们也可以在敌人开始进攻时把自己的部队后撤，诱敌进入一个陌生的地区，然后再从各方面袭击他。
纵深配置（即只把三分之二、二分之一、或更少的兵力配置在正面上，把其余的兵力尽可能隐蔽地配置在正后方或侧后方）对于上述一切配置方式是非常适用的。
因此，这种配置方式具有无比的重要意义。

8．如果有两个师，那么与其把它们并列配置，不如重叠配置；如果有三个师，那么至少要把一个师留在后面；有四个师时，一般说两个师在后；有五个师时，至少两个师在后，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把三个师留在后面，等等。

9．在进行消极防御的地点，我们必须利用工事，但只利用那些非常坚固的、完全独立的工事。

10．在战斗计划中，必须确定一个大的目标：如攻击敌人的一个大纵队，并彻底战胜它。
如果我们选择一个小目标，敌人却追求一个大目标，那显然就对我们不利。
在赌博中要用银币来压倒铜钱。

11．如果防御者在自己的防御计划中确定了一个大的目标（消灭敌人的一个纵队，等等），那么他就必须用最大的毅力竭尽一切力量去达到这一目标。
在大多数情况下，进攻者会在另外一个地点上追求他的目标；当我们攻击他的右翼时，他就会力图用他的左翼来赢得重大的利益。
如果我们比敌人先松懈下来，追求目标的毅力比敌人的毅力小，那么，敌人就会完全达到他的目标，获得全部利益，而我们只能得到一半的利益。
这样，敌人就占了优势，就会得到胜利，而我们却不得不放弃已经获得的一半利益。
殿下仔’细读一读勒根斯堡和瓦格拉木会战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个道理是既正确又重要的。
在这两次会战中，拿破仑皇帝以他的右翼进攻，并力图用左翼防御。
卡尔大公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但是，拿破，仑在进行这一切时是非常果断和坚毅的，卡尔大公却优柔寡断，经常半途而废。
卡尔大公用取得胜利的部队所得到的都是无足轻重的利益，而拿破仑皇帝在同一段时间内在另外的地点上却取得了决定性的利益。

12．请允许我把上述最后两个原则再总括地讲一遍。

把这两个原则结合在一起所得出的结论，在今天的军事艺术中应该看作是所有致胜因素中首要的因素，这个结论就是：“用最大的毅力和坚持不懈的精神去追求一个巨大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标。
”
13．如果这样做没有成功，危险当然就会增大。
但是，以缩小目标为代价来换取更多的小心谨慎却不是艺术，正如我在一般原则中已经讲过的那样，这是一种错误的小心谨慎，这是与战争的性质相违背的。
在战争中，为了达到大的目标必须大胆行动。
如果我们在战争中冒险做一件事情，没有由于懒惰、怠慢和轻率而不去寻求和运用那些在我们追求目的时不致削弱我们的手段，那么这是正确的小心谨慎。
拿破仑皇帝的小心谨慎就是如此，他在追求大的目标时从来没有由于小心谨慎而畏缩不前和半途而废。

殿下只要回忆一下历史上记载下来的为数不多的获胜的防御会战，就可以发现，其中最出色的防御会战都是根据这里提出的这些原则的精神进行的，因为这些原则就是从战史研究中得出来的。

在明登，斐迪南公爵突然出现在敌人意料不到的战场上，并转入了进攻，而他在坦豪曾却利用堡垒进行消极防御。

在罗斯巴赫，腓特烈二世在出乎敌人意料的地点和时刻向敌人发动了进攻。

在累格尼察，奥军在白天曾查明普鲁士国王③在一个阵地上，而在夜间却在另外一个阵地上同他发生了遭遇。

国王用全部兵力攻击敌人的一个纵队，并在其他敌军赶来投入战斗以前就击败了这个纵队。
在霍亨林登，莫罗在正面有五个师，在正后方和侧后方共留有四个师。
他迂回并先敌攻击了敌人的右翼纵队2 
跖。

在勒根斯堡由达乌元帅进行消极防御，拿破仑自己却以右翼发动了进攻，并彻底击败了敌人的第五军和第六军。

在瓦格拉木，奥军本来是防御者，可是，由于奥军在第二天用绝大部分兵力攻击了拿破仑皇帝，所以也可以把拿破仑看作是防御者。
拿破仑以他的右翼进行攻击和迂回，击败了奥军的左翼；他不顾自己在多瑙河畔十分薄弱的左翼（只有一个师），利用强大的预备队（纵深配置）使奥军右翼的胜利没有对他在鲁斯巴赫河畔取得的胜利发生影响。
此外，他还用这支预备队夺回了阿德克拉。

上面列举的会战中并不是每一次会战都明显地体现了所有上述原则，但是这些会战都是积极防御。

腓特烈二世指挥下的普鲁士军队的机动性是他取得胜利的一个手段，而现在我们不能再寄希望于这种手段了，因为其他国家的军队至少具有同我们同样大的机动性。
另一方面，在那个时代，迂回还不很普遍，因而纵深配置也不是十分必要的。

二三八

2 、进攻的一般原则。

1．力求用巨大优势的兵力攻击敌人阵地的一点，即敌军的一部分（一个师，一个军），同时使敌军的其余部分也处于不安定的状态（即牵制它们）。
在兵力相等或较少的情况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战斗中占有优势，即有获胜的可能性。
如果兵力很少，那么只能用很少的兵力在其他地点牵制敌人，以便在决定性地点集中尽可能多的兵力。
腓特，烈二世所以能取得勒登会战的胜利，无疑是因为他把自己的兵力不大的军队配置在一个不大的地方，同敌人比较起来，兵力是非常集中的；2．主要攻击应该指向敌人的一翼，其方法是从正面和侧面攻击这一翼，或者以全部兵力对它进行迂回，从背后进行攻击。
只有胜利地切断敌人的退路，才能取得重大的成果。

3．即使兵力很大，也只能选择一点作为主要攻击目标，而且只有这样才能在这一点上集中更多的兵力，因为要完全包围一个军团，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是可能的，或者，在拥有巨大的物质优势或精神优势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
而且，我们也可以从敌人的翼侧的一点切断敌人的退路，这就可以带来很大的成果。

4．总之，有把握地获得胜利（巨大的可能性），也就是有把握地把敌人逐出战场是主要的事情。
会战计划必须围绕这一点来制定，因为利用顽强的追击很容易使没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变成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5．用主力攻击敌人的翼侧时，应该力求对敌人进行向心攻击，也就是说使敌军感到自己是处于四面包围之中。

即使敌人在这里有足够的兵力，可以向各方面形成正面，在这种情况下也比较容易丧失勇气，遭到更多的损失，陷入混乱等等，总之，我们有希望较快地击败敌人。

6．采用这样包围敌人的方法时，进攻者在正面上要比防御者展开更多的兵力。

如果a、b、c各支部队要向敌军的e部进行向心攻击，那么这几支部队当然要并列配置。
但是，我们在正面展开的兵力绝不要大到不能保持强大的预备队。
否则，就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如果敌人对迂回已有一定的准备，我们就会失败。

如果a、b、c各支部队是攻击击敌军e部的部队，那么f、g部队就应该控制在后面做预备队。
有了这个纵深配置，进攻者就能在攻击地点不断地进行新的攻击，而且，当他的部队在另一翼被击败时，也不致被迫立即停止这里的攻击，因为他拥有对付敌人的手段。
法军在瓦拉木会战中就是这样。
当时，在多瑙河畔同奥军右翼对峙的法军左翼的兵力是很少的，并且被彻底击败了。
甚至法军在阿德克拉的中央部队的兵力也不很多，在会战的第一天就被奥军击退了。
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什么作用，因为法国皇帝在右翼（他用这个右翼从正面和侧面攻击奥军的左翼）采取了纵深配置，从而他可以用一个强大的骑兵和骑炮兵纵队向阿德克拉的奥军推进。
在那里，他虽然没有击败奥军，但毕竟是把它们阻挡住了。

7．在进攻中，如同在防御中一样，也必须选择敌军的一个重要部分作为攻击目标，因为只有敌军的这个部分的失败才会给我们带来决定性的利益。

8．在进攻中，如同在防御中一样，在目标已经达到或者一切手段都已经用尽以前，决不应该松弛下来。
如果防御者采取的是积极防御，他在其他地点向我们进攻，那么，我们除了在毅力和胆量方面超过他以外，就没有其他办法取得胜利。
如果他采取的是消极防御，我们当然就不会有什么大的危险。

9。
应该绝对避免构成很长的绵亘的战线，这种战线只能导致现在已经不适用的平行攻击。

各个师虽然都是按照上级的规定行动的，因而是协同动作的，但是，它们是各自进行攻击的。
现在，一个师（八千人至一万人）不再编成一线，而是编成两线、三线乃至四线；因此，不可能再有很长的绵亘的战线了。

10．力图从一个地点来指挥各个师或军，使它们虽然在相隔很远、甚至被敌人分割的情况下，仍然经常保持联系和准确的步伐一致等，用这种方法使各个师或军在进攻中协同动作是没有必要的。
这种组织协同动作的方法是错误的，拙劣的。
采用这种方法会遇到千百次偶然情况，不可能取得重大的成果，却肯定会被勇猛的敌人彻底击败。

正确的方法是给每个军或师的指挥官分别规定他们部队主要的行军方向，指定他们的目标——敌人，规定他们的目的——战胜敌人。
这样，发现敌人时，每个纵队的指挥官都有权命令部队以全力向敌人进攻。
他不需要对结果负责，因为，否则他就会犹豫不决，但是，他必须负责使他的部队全力以赴地不惜牺牲地投入战斗。

11．一个组织得很好的独立的军，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几小时）内抵抗优势极大的敌人的进攻，它不会在转瞬之间就被消灭。
即使它确实过早地同敌人发生了战斗，而且被打败了，对整体来说，它所进行的战斗也不是徒劳无益的。
敌人为了对付这个军展开了兵力并削弱了兵力，这就为我方其他部队的进攻提供了有利条件。

为此目的，一个军应该如何组织，我们以后再谈。

因此，组织各个部队之间的协同动作的可靠办法是，使每支部队都有一定的独立性，都各自寻找敌人，并不惜一切牺牲地攻击敌人。

12．进攻战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出敌不意。
越能用奇袭的方式进攻，就越能取得胜利。
防御者可以利用他的措施的秘密性，利用他的部队的隐蔽配置做到出敌不意，而进攻者只有利用突然的接敌运动才能作到出敌不意。

不过，这种现象在现代战争中是很少见的。
其原因一方面在于，现在人们有了更好的警戒措施，另一方面在于，战争进行得很快，作战中很少出现可以使一方松懈下来和使另一方有机会突然袭击的较长的间歇。

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经常可以实施的真正的夜袭（如在霍赫基尔希）以外，只有向敌人的侧方或后方行军，然后又突然向敌人接近，才能造成出敌不意。
此外，如果我们距离，敌人很远，能够以非凡的努力和活动迅速地突然出现在敌人眼前，也能做到出敌不意。

13．真正的奇袭（如在霍赫基尔希的夜袭）是一支很小的部队还能采取行动的最好的手段。
但是，对不象防御者那样熟悉地形的进攻者来说，这种攻击会遇到许多偶然情况。
人们对地形和敌人部署了解得越不确切，遇到的偶然情况就越多，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只能把这种攻击看作是最后挣扎用的手段。

14．进行夜袭时，一切部署都必须比在白天更简单，更集中。

二三九

Ⅱ 使用军队的原则。

1．如果不能不用火器（假如可以不用它，为什么还要携带它呢？），那就必须用火器开始战斗，至于骑兵，则必须在我方的步兵和炮兵已经大量杀伤敌人之后再使用。
由此得出下面的结论：（1 
）骑兵应该配置在步兵后面。

（2 ）不要轻易地用骑兵开始战斗。
只有当敌人已经陷于混乱，或者当敌人仓卒的退却使我们有了胜利的希望时，才可以大胆地用骑兵攻击敌人。

2．炮兵的火力比步兵的火力有效得多。
一个有八门六磅炮的炮兵连所占领的正面还不到一个步兵营正面的三分之一，人数不到步兵营的八分之一，但其火力效果肯定相当于一个步兵营的火力效果的两倍至三倍。
然而，炮兵也有缺点，它不象步兵那样便于运动。
一般说来，最轻便的骑炮兵也是如此，因为它不象步兵那样在任何地形上都可以使用。
因此，一开始就必须把炮兵集中在最重要的地点，因为它不象步兵那样可以在战斗过程中向这些地点集中。

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有二十至三十门火炮的炮队对它所在的地点的战斗大多能起决定性的作用。

3．根据上述的和其他一些明显的特点，可以得出关于使用各个兵种的以下规则：（1 
）用炮兵开始战斗，而且一开始就使用绝大部分炮兵。
只有在大部队中，才把骑炮兵、甚至步炮兵编入预备队。
战斗开始时，必须在一个地点上集中较多的炮兵。
例如用一个炮队的二十至三十门火炮防御主要地点，或者轰击我们要攻击的敌人的那部分阵地。

（2 
）然后开始使用轻步兵（不管是狙击兵、猎兵或使用燧发枪的步兵），主要的是不要一开始就投入过多的兵力，而应该首先试探一下当面的敌人的兵力（因为敌人的兵力能够充分地被了解到的情况是很少的），应该观察一下战斗的发展趋势，等等。

如果能以这一部分兵力组成的火力线同敌人保持均势，情况又不急迫，那么，急于使用其余的兵力是不对的，应该尽量通过这部分兵力的战斗疲备敌人。

（3 
）如果敌人投入战斗的兵力很多，以致我们的火力线不得不后撤，或者不能再支持下去，那么，我们就应该把整个步兵线调上来，在距离敌人一百步至二百步的地方展开，并根据当时的情况决定向敌人射击或攻击。

（4 
）这就是步兵的主要任务。
但是，如果我们有纵深配置，即还有一个纵队的步兵作为预备队，那么，我们就可以主宰这个地点的战斗。
第二线步兵应该尽可能成纵队留在决定胜负的时刻使用。

（5 
）在战斗中，骑兵应配置在正在战斗的部队后面不致遭到损失的近后方，也就是要配置在榴霰弹和明火枪的射程以外的地方。
但是，它必须准备随时投入战斗，以便能够迅速地利用战斗中的每一个成果。

4．人们只要或多或少地严格地遵守这些规则，就会注意到下面这个原则（这个原则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也是不会过分的）：不要把全部兵力一次投入战斗以图侥幸。

如果把全部兵力一次投入战斗，那么我们就会失去控制战斗发展趋势的一切手段。
应该用少量兵力尽量疲备敌人，把大部分兵力留在最后决定胜负的时刻使用。
这部分兵力一旦投入战斗，就应该最大胆地用它进行战斗。

5．必须制定一种适合于整个战局或整个战争的战斗队形，即部队在战斗前和战斗中的配置方式。
在没有时间进行部署时，这种战斗队形就可以代替部署。
因此，这种战斗队形主要应该适合于防御。
这种战斗队形将会使军队的作战方法成为一种程式，这种程式所以非常必要和有效，是因为大部分将领和小部队的指挥官不可避免地都没有专门的战术知识，而且在指挥作战方面也没有什么突出的天赋。

由此就产生了一种方法主义，这种方法主义可以在缺乏艺术的地方代替艺术。
据我所知，这种情况在法国军队中已经发展到极高的程度。

6．根据以上关于各兵种使用的原则，一个旅的战斗队形大致应该如下：ab是轻步兵线，由它开始战斗，在复杂的地形上也可以用作前卫。
c、d是炮兵，配置在有利的地点，在进入阵地以前应该控制在第一线步兵后面。
e、f是第一线步兵，它的任务是向敌开进和射击，这里共有四个步兵营。
g、h是两团骑兵。
i、k是第二线步兵，它是预备队，留在决定战斗胜负时使用。
1 
、m是第二线步兵的骑兵。

根据上述这些原则，一个大的军应该有类似的配置。

只要遵照了上述原则，至于战斗队形是否恰好就是这样，或者稍有不同，那是无关紧要的。
例如，按照一般的配置，骑兵8 h可以配置在1 
m线上，只有当这个位置距前方太远时，才调到前面去。

7．军团是由若干这样有自己的指挥官和司令部的独立的军组成的。
它们象作战的一般原则所规定的那样作并列配置或重叠配置。
在这里还必须指出一点：如果骑兵不是很少，那就应该组成一个专门的骑兵预备队，这个预备队当然应该配置在后面，它的任务是：（1 
）当敌人从战场上退却时，就向他攻击，并攻击掩护退却的骑兵。
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刻击败敌人的骑兵，而敌人的步兵又创造不出什么英勇的奇迹来，我们就必然会取得巨大的成果。
小队骑兵在这种场合是不可能达到这一目的的。

（2 
）即使敌人是在没有战败的情况下进行退却的，或者是在会战失败后第二天继续退却的，也应该更迅速地追击他。
骑兵行军比步兵快，并且更能给退却的敌军造成一个望而生畏的印象。
在战争中，追击是仅次于战败敌人的最重要的事情。

（3 ）如果想对敌人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迂回，并且由于绕道而需要使用行军较快的兵种，那么就要用这个骑兵预备队来完成这一任务。

为了使骑兵预备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更大的独立性，应该给它配属大量的骑炮兵，因为只有几个兵种的联合才能产生较大的力量。

8．军队的战斗队形是同战斗有关系的；战斗队形就是为战斗而采取的配置。

行军的次序基本上是这样的：（1 
）每一个独立的军（旅或师，不管叫做什么）都有它自己的前卫和后卫，并组成独立的纵队，但是，这并不妨碍几个军在一条道路上按先后次序行军，总的看来仿佛是一个纵队。

（2 ）各个军按照一般的战斗队形行军。
正如它在驻止时根据一般战斗队形成并列配置和重叠配置一样，在行军时也是如此。

（3 ）各个军本身的行军次序始终保持不变：轻步兵配属有一个骑兵团担任前（后）卫，其次是步兵，然后是炮兵，最后是其余的骑兵。

不管是向敌行军（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次序本来就是合理的次序），或者是平行行军（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应该把本来的重叠配置改为并列队形行进），都保持这种行军次序。

当需要向敌开进时，决不会没有时间把骑兵和第二线步兵从左边或右边调上去的。

二四〇

III利用地形的原则。

1．在作战中，地形（地貌、地区）能提供两种利益。

第一种是妨碍敌军通行，使敌人或者不可能向这个地点前进，或者迫使他降低行军速度，始终只能保持纵队行进等等。

第二种是隐蔽我军配置。

这两种利益都很重要，但是我觉得第二种利益比第一种利益更为重要。
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人们更经常地享受到第二种利益，因为就是在最简单的地形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可以或多或少地进行隐蔽的配置。

从前人们只知道利用第一种利益，很少利用第二种利益。
现在，由于各国军队都有了机动性，人们已经很少能利用第一种利益，正因为如此，势必要更多地利用第二种利益。
第一种利益只有在防御中才能利用，而第二种利益在进攻和防御中都可以利用。

2．地形作为妨碍通行的障碍，主要表现在下列两点上：（1 ）作为翼侧的依托；（2 ）作为加强正面的手段。

3．地形要想成为翼侧的依托，必须是完全不可通行的，例如大河、湖泊、不可通行的沼泽等。
但是，这样的地形是少见的，因此绝对安全的翼侧依托也是很少有的，而在现在比过去就更少了，因为现在军队的运动更频繁，军队不再长久地停留在一个阵地上，必然要在战区内使用更多的阵地。

如果妨碍通行的障碍不是完全不可通行的，那么它实际上就不是翼侧的依托，而只是一种加强力量的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只好配置在障碍的后面，于是对这些部队来说，它又成为妨碍通行的障碍了。

虽然用这种方式来保障翼侧的安全是有利的，因为这样一来在这个地点上使用的兵力就可以少一些，但是必须防止两种情况：第一、完全依靠翼侧的这种坚固性，因而在后面不留强大的预备队；第二、使自己的两翼完全陷于这些障碍的包围之中，由于这些障碍不能彻底保障翼侧的安全，所以不能排除在翼侧发生战斗的可能性，这样，它们就会导致极为不利的防御，因为有了这些障碍，防御者就很难从一翼出击而转入积极防御。
这样，人们就不得不采用所有形式中最不利的形式，即用向后面延伸的两翼a、d和c、b进行防御。

4．上面的考察又归结到纵深配置了。
翼侧依托越不安全，就越需要在后面控制有部队，以便对敌人迂回的部队进行迂回。

5．所有不能从正面通过的地形，如集镇，用许多活棘篱和壕沟围起的园地，沼泽草地，以及所有必须费一些力才能攀登的山岭，都属于那种虽然能够通过、但要付出很多气力才能慢慢通过的地形障碍。
在战斗中，这些障碍能够增强配置在它们后面的部队的力量。
至于森林，只有生长得杂乱茂密，而且地势湿洼时，才能算作这种障碍。
普通的高树构成的森林同平原一样易于通过。
但是，森林可以隐蔽敌人这一点却是不可忽视的。
如果把部队配置在森林里，那么双方都有这种不利。
把部队配置在森林的后面或侧方是很危险的，因而也是一个重大的错误；只有森林里的通路很少时，才可以这样做。
为了阻止敌人通行而设置的鹿砦所起的作用是不大的，它们很容易被清除掉。

6．由此可见，人们将力图在一翼利用这些地形障碍，以便用少数兵力在这里进行相对说来是强有力的抵抗，而在另一翼进行既定的进攻。
把堡垒同这些地形障碍结合起来使用是很适宜的，因为，如果敌人通过障碍物，那么堡垒可以用炮火保证兵力不大的部队不致受到优势兵力的袭击，不致突然被击退。

7．进行防御时，正面的每个妨碍通行的障碍都有很大的价值。

只是基于这种考虑，人们才去占领山岭，在山岭配置部队，因为配置在高处对于发挥武器的效能来说往往根本没有影响，大多没有重大的影响。
我们配置在高处，敌人要向我们接近就不得不费力地向上攀登，所以他只能缓慢地前进，他的队形就会混乱，当他到我们面前时就已经筋疲力尽。
在双方勇气和兵力相同的情况下，这些情况能起决定性的作用。
不过，有一点特别不可忽视，即敌人奔跑着进行猛烈的攻击所产生的精神影响是很大的。
向前攻击的士兵往往会感觉不到危险，而站在高处的士兵却会因此而失去镇静。
因此，把第一线步兵和炮兵配置在山上，始终是非常有利的。

如果山很陡，或者山坡起伏不平，因而不能对它进行有效的射击（这种情况是常见的），那么人们就没有必要把第一线配置在山顶上，最多只用狙击兵占领这些地方。
整个部队的配置应该是：当敌人到达山顶并重新集合时，就使它遭受我方最有效的火力攻击。

所有其他妨碍通行的障碍，如小河、小溪、凹沟等等，都可以用来打乱敌人的正面；敌人通过这些障碍以后，必须重新整顿队伍，他的行动就会因此受到迟滞。
因此，应该用最有效的火力控制这些障碍。
如果炮兵多，那么最有效的火力就是用榴霰弹进行的射击（四百步至六百步），如果这个地点的炮兵少，那么最有效的火力就是用燧发枪进行的射击（一百五十步至二百步）。

8．由此可以得出一条法则：应以最有效的火力控制足以加强我军正面的所有妨碍通行的障碍。
但是，有一点必须特别指出，即决不可把整个抵抗仅限于这种火力上，而是必须经常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兵力（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成纵队配置，准备随时进行刺刀冲锋。
如果兵力很弱，那么只要把火力线（狙击兵和炮兵）移近，使它们能以火力控制障碍，其余部队尽可能隐蔽地成纵队配置在后面六百步到八百步的地方。

9．另一种利用正面前妨碍通行的障碍的方式是，把部队配置在这些障碍后面稍远的地方，使这些障碍正好在炮兵的有效火力控制之下（一千步至两千步），当敌人的各个纵队通过时，就从各个方面袭击它们。

（斐迪南公爵在明登就曾用过类似的方法。
）
这样，地形障碍就有助于实现积极防御，而积极防御（关于这种防御我们早巳谈过了）有了地形障碍就可以在正面进行。
10．在以上的论述中，主要是把地形障碍看作是构成较大阵地的绵亘的战线。
现在，还有必要对孤立的地点作一些说明。

各个孤立地点一般只能利用堡垒，或有利的地形障碍进行防御。
这里暂且不谈堡垒，至于能够孤立扼守的地形障碍只能是：（1 ）孤立的陡峭的高地。

在这里，堡垒同样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敌人在这里常常能够在相当宽的正面上攻击防御者，而防御者最后常常会遭到背后攻击，因为他常常是不可能强大到在各个方向都构成正面的。

二四一

（2 ）隘路。

所谓隘路是指敌人只能从一个地点通过的狭窄的道路，如桥梁、堤道、陡峭的峡谷等都是。

关于所有这些隘路，必须指出，有些隘路是进攻者绝对不能迂回的，如大河的桥梁，防御者为了尽可能有效地封锁渡河点，可以大胆地把全部兵力配置在这里；有些隘路不能保障不受敌人的迂回，如小河的桥梁和大部分的山中隘路，在这里防御者有必要控制相当大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兵力，准备进行包围攻击。

（3 ）集镇、村庄、小城市等等。

如果部队非常勇敢，作战的热情旺盛，那么，利用房屋进行防御就可以以寡敌众（这在其他场合是不可能的）。
如果融单个的士兵信心不大，那么，最好还是只用狙击手占领房屋、庭院等等，用火炮封锁入口，使绝大部分部队（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成密集纵队隐蔽配置在这些村镇和城市里面或者它们的后面，用以攻击突入的敌人。

11．在大规模作战中，这些孤立的地点有时可以充当前哨，这时多半是不打算进行绝对防御，而只是单纯地迟滞敌人，有时就是那些在军团的作战计划中起重要作用的地点。
为了赢得实施既定的积极防御措施所需要的时间，往往有必要坚守一个遥远的地点。
既然这个地点很远，那么它自然也就是孤立的了。

12．关于孤立的地点还有必要说明两点。
第一、在这些地点后面必须有部队准备收容被击退的部队；第二、如果有人把这样一种防御纳入自己的作战计划，那么，即使地形障碍很有利，他也决不应该对此抱过大的希望；相反，奉命进行这种防御的人必须定下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也要达到目的的决心。
这里需要有一种坚决果断和不怕牺牲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只能来源于功名心和事业心。
因此，必须派遣具有这种高贵的精神力量的人去防守这些孤立的地点。

13．至于利用地形作为掩护我军配置和向敌接近的手段，就无需进一步说明了。

不要把兵力配置在要防御的山顶上（过去常有这种情况），而是配置在山后；不要配置在森林前面，而是配置在森林中或后面（只有当我们对森林或灌木林能够进行观察时，才可以配置在森林后面）。
要使部队保持纵队队形，以便能够比较容易地进行隐蔽配置；要利用村庄、小丛林、各种高地来隐蔽部队；在前进时，要选择极复杂的地形；等等。

在耕作区，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是很容易被人观察到的，因而防御者只要巧妙地利用障碍，就一定可以隐蔽他的大部分部队。
而进攻者要隐蔽他的行军却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他只能沿着道路前进。

要利用地形隐蔽部队，就必须使这一措施同预定的目的和作战计划协调一致，这是不言而喻的。
这里最主要的问题是，不要完全打乱战斗队形，但小改变是允许的。

14．如果我们把以上关于地形的论述总括起来，那么，对于防御者来说，也就是对于选择阵地来说，可以得出以下最重要的几点：（1 ）一个翼侧或两个翼侧有依托；（2 
）正面和翼侧有开阔的视野；（3 ）正面有妨碍通行的障碍；（4 ）部队能隐蔽配置；（5 
）在背后有复杂的地形，因为在失利的情况下，这可以增加敌人追击的困难；但不要在背后太近的地方有隘路（如在弗里德兰207 ），因为这会妨碍自己的行动和引起混乱。

15，如果有人认为，在战争中所占领的每个阵地都具有所有这些有利条件，那就是书呆子的见解。
在战争中所占领的阵地并不是每一个都同样重要的。
阵地遭到敌人攻击的可能性越大，阵地就越重要。
只有在最重要的阵地上，人们才力求获得所有这些有利条件，而其他阵地上的有利条件则可以多些，也可以少一些。
’16．进攻者对于地形的考虑，可以归纳为主要两点：一方面不要在过分困难的地形上选择攻击点；另一方面，要尽量在最不容易被敌人观察到的地区前进。

17．我想用一个原则来结束关于利用地形的论述，这个原则对于防御是极为重要的，应该看作是整个防御理论的基础，这个原则就是：决不要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有利的地形上，因此决不要受有利地形的诱惑而陷入消极防御。

因为，如果地形确实对我们非常有利，以致进攻者不可能驱逐我们，那么敌人就会对它进行迂回（这永远是可能的），这样一来，最有利的地形也就成为废物了；我们就会被迫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在完全不同的地方进行会战，就好象我们根本没有打算利用最有利的地形一样。
即使地形不是那么有利，即使进攻者还可能在这种地形上进行攻击，这个地形的益处也决不能抵消消极防御的害处。
因此，一切地形障碍只应用来进行扼守地区的防御，以便用少量兵力进行相对说来是强有力的抵抗，为获得真正的胜利而在其他地点实施的进攻赢得时间。

（三）战略。

战略就是为了达到战局和战争的目的而把组成战争的各个战斗结合起来。

如果人们懂得如何战斗，如何取胜，那么需要说明的问题也就不多了。
把胜利的成果结合起来是容易的，因为这只要有熟练的判断力就可以做到，不象指挥战斗那样需要专门的知识。

因此，可以把战略上为数不多的、主要是以国家和军队的状况为基础的原则简单扼要地归纳为几点。

I 一般原则。

1．作战有三个主要目的：（1 ）战胜并消灭敌人的军队；（2 ）夺取敌人无生命的作战力量和其他补充来源地；（3 ）争取舆论。

2．为了达到第一个目的，就要把主要进攻永远指向敌军的主力，或者指向敌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因为只有先打败敌人的这部分军队，才能有效地追求其他两个目的。

3．为了夺取敌人无生命的力量，应该把自己的进攻指向这些力量最集中的地方，如首府、仓库、大要塞等。
在通往这些地方的道路上，人们将遇到敌军的主力或敌军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4．通过大的胜利和占领首都赢得舆论。

5．为了达到上述各项目的，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是：尽最大的努力动员我们可以动员的一切力量。
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任何松懈都会使我们达不到目标。
即使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很大，如果不尽最大的努力使自己完全有把握取得胜利，那也是极不聪明的。
这种努力是决不会产生不利的结果的。
即使国家的负担因此而加重了，也不会产生不利，因为这种负担会因此而消除得更快。

这样一些措施所产生的精神影响具有无限的价值，它能使每个人都有胜利的信心；这是使民心迅速振奋起来的最好手段。

6．第二个原则是：在将要进行主要进攻的地点上尽可能多地集中兵力，为了在这个主要地点上更有把握地取得胜利，宁可在其他地点上忍受不利。
主要地点的胜利将消除其他的一切不利。

7．第三个原则是：不丧失时间。
如果我们从推迟行动中不能得到特别重大的利益，那么尽可能快地行动就很重要。
我们行动迅速，就能使敌人的许多措施在其准备过程中就遭到破坏，就能首先得到舆论的支持。

出敌不意在战略上起的作用比在战术上重要得多；它是导致胜利的最有效的因素。
法国皇帝、腓特烈二世、古斯达夫·阿道夫、恺撒、汉尼拔、亚历山大都是由于行动迅速而得到了极大的声誉的。

8．最后，第四个原则是：以最大的毅力来利用我们所取得的成果。
只有对被击败的敌人进行追击才能获得胜利的果实。

9．第一个原则是其他三个原则的基础。
如果人们贯彻了第一个原则，那么人们就可以最大胆地去实现其他三个原则，而不会孤注一掷。
第一个原则为在后方不断形成新的力量创造了条件，利用新的力量可以使任何不利的情况重新好转。

那种可以称之为聪明的谨慎就表现在这里，它不表现在小心翼翼的前进上。

二四二

10．在现代，小的国家是不能进行征服战争的。
但是，就进行防御战而言，小国家也具备无穷无尽的手段。
因此我坚信，谁能为了经常有新的兵力而动员自己的一切力量，谁能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手段进行准备，谁能把自己的兵力集中在主要地点，谁能在这样做了以后坚决果敢地追求巨大的目的，他就做到了战略指导在大的方面所能够做的一切。
如果他在战斗中并不处于绝对不利的地位，那么，敌人的努力和毅力比他的努力和毅力越差，他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就越大。

11．在贯彻这些原则时，作战的形式归根到底是无关紧要的。
不过，我还是想用很少几句话把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说明一下。

在战术上，人们总是力求包围敌人，即包围我们主要进攻的那一部分敌人，这一方面是因为兵力的向心攻击比平行攻击有利，另一方面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切断敌人的退路。

如果我们把上面关于敌人和阵地的一切论述应用到敌人的战场（因而也应用到敌人的给养）上来，那么，对敌人进行包围的各个纵队或军团，在大多数情况下彼此要相距很远，以致不能参加同一个战斗。
而敌人却可以处于这些纵队或军团的中央，并有可能逐个地对付它们，以便用同一支军队各个击破它们。
腓特烈二世进行的战局，特别是1757年和1758年的战局，就提供了这方面的例子。

由于战斗是主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所以，采取向心攻击的一方如果不具有极大的兵力优势，就会由于各个纵队分别进行会战而失去包围给他带来的一切利益，因为破坏给养的效果产生得很慢，而会战的胜利的效果却产生得很快。

因此，在战略上，特别是在双方兵力相等，甚至比敌人兵力较弱时，被敌人包围的一方比包围敌人的一方的处境更为有利。

约米尼上校在这一点上是完全正确的；标洛先生用许多虚构的真理论证了相反的观点，其原因仅仅在于，他认为破坏敌人给养能够很快就产生效果，而且还十分轻率地否定了会战必然会产生的效果。

战略迂回和战略包围用于切断敌人的退路，当然是非常有效的；但是，这个目的在必要时通过战术迂回也能够达到。
因此，只有自己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占有很大优势，在主要地点有足够的兵力，并不因派出迂回部队而受影响时，进行战略迂回才是适宜的。

法国皇帝尽管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往往（几乎可以说始终）占有优势，但是他从未进行过战略迂回。

腓特烈二世只是在1757年进攻波希米亚时进行过唯一的一次战略迂回。
不错，他用这一方法曾迫使奥军退到布拉格才发动第一次会战。
然而，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就占领直到布拉格的波希米亚地区，对他又有什么益处呢Y后来科林会战迫使他又放弃了这些地方。
这就证明，会战决定一切。
在施韦林到来之前，他在布拉格显然有遭到奥军全部兵力袭击的危险。
假如他率领全部兵力通过萨克森前进，那就不致遇到这种危险了。
这样，第一次会战也许就会在艾格尔河畔的布丁发生，而这次会战也会同布拉格会战一样具有决定性意义。
普鲁士军队在西里西亚和萨克森是分散冬营的，无疑是进行这次向心进军的原因，不过应该着重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上述这个原因比配置形式本身的利益会起更大的作用，因为作战的方便能加快行动速度，军队这个庞大的机器的阻力本来已经很大，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就不应该再去增加其阻力。

12．执行了上面阐明的在主要地点上尽量集中兵力这一原则，人们自然就会放弃战略包围的想法，并采取适当的配置形式。
因此我可以说，战略包围这种形式的价值是很小的。
但是，如果敌人在一个贫困的地区十分费力地设置了许多仓库（他的作战完全取决于这些仓库），那么在敌方翼侧进行的战略活动可以取得巨大的与会战相似的成果，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可以不必用主力去进攻敌人的主力，而是直捣敌人的基地。
不过，这需要有两个条件：（1 
）敌人离基地很远，他会被迫进行远距离的退却。

（2 ）在敌人主力前进的方向上，我方可以利用天然的和人工的障碍，以少量兵力就能使敌人的前进非常困难，因而敌人不能在这里占领我们的土地来补偿他基地的损失。

13．部队的给养是作战的一个必要条件，因而对作战有很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给养条件使部队的集中受到一定限制，在选择作战线时使战区的确定受到一定的影响。

14．只要作战地区的条件允许，部队的给养就可以用征收的办法就地解决。

在现代战争中，军队作战的地区比过去大得多。

把军队组成若干独立的部队就可以就地征收给养，就可以避免按照老办法把军队（七万人到十万人）集中在一个地点的不利，因为一支按照现代编制组织起来的独立的部队，遇到有两三倍兵力优势的敌人也可以抵抗一段时间，以后其他部队就会赶来，即使这支部队真正被击败，它所进行的战斗也不是徒劳无益的。
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另一个地方已经作了说明。

因此，现在各个师和军都是互相分开，并列地或前后地进入战场。
如果它们是属于一个军团，那么它们相互的距离只要保证能够参加同一次会战就可以了。

这样一来，目前部队的给养没有仓库也可以得到保障了。
部队本身的组织以及它的司令部和供给机关使给养问题更容易解决了。

15．定下决心时，如果没有比给养更为重要的原因（例如敌人主力的位置）作为根据，就应该选择最富庶的地区作战，因为给养的便利有助于迅速地行动。
比给养更重要的原因只能是我们所寻找的敌人主力所在的位置，我们所要攻占的首都和要塞的位置。
其他一切原因，如兵力配置的有利形式（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谈过）通常是无关紧要的。

16．虽然采用了这种新的给养方式，但是，人们还不能废除所有的仓库。
即使当地有足够的物资，一个英明的统帅为了防备意外，为了在个别地点能够集中更多的兵力，也不能不在自己后方设置一些仓库。
这是一种无损于目的的小心谨慎。

Ⅱ 防御。

1．所谓防御战，在政治上就是为维护本国的独立而进行的战争；在战略上就是仅在为了抗击敌人而作好准备的’战区内同敌人作战的战局。
不管在这个战区内进行的会战是进攻的还是防御的，都不改变防御战的涵义。

2．战略防御主要是在敌人占优势的条件下采取的。
当然，作为战区主要设施的要塞和营垒也能够提供很大的有利条件。
此外，熟悉地形和占有完善的地图也应该看作是有利条件。
有了这些有利条件，一支兵力较小的军队，或者一支依靠一个较小的国家或较少的资源维持的军队比在没有这些有利条件时更有能力抵抗敌人。

此外，还有下面两个原因能够促使人们选择防御战。

（1 
）我们战区周围的地区在给养方面能给作战造成非常大的困难。
在这种场合，我们可以避免这种不利，而敌人却不得不忍受这种不利。
例如现在（1812年）俄军的情况就是这样。

（2 ）敌人在作战能力上占优势。

在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预有准备的、各种条件都对我们有利的战区内，作战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在这里不致犯很多错误。
当自己的部队和将领由于作战能力差而不得不选择防御战的情况下，人们通常愿意把战术防御同战略防御结合起来，也就是在预有准备的阵地上进行会战，这同样是因为可以少犯错误。

二四三

3．在防御战中也同在进攻战中一样，必须追求一个大的目的。
这个目的不能是别的，只能是消灭敌人军队。
达到这一目的的办法可以是一次会战，也可以是使敌人的给养发生极大的困难，因而使敌人产生沮丧情绪，最后不得不退却，在退却中又遭到重大损失。
威灵顿指挥的1810年和1811年战局就是这样的例子。

因此，防御战并不是没有行动地等待事件的发生；只有从等待中能够得到明显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利益时，才可以进行等待，在大规模战斗爆发前出现的那种有如暴风雨到来之前的平静，对防御者来说是极为危险的，因为进攻者正在集结新的兵力准备进行大规模战斗。

假如奥国人在阿斯波恩会战以后象法国皇帝那样把兵力增加到三倍（这当然是他们能够做到的），那么瓦格拉木会战以前的一段平静时期对他们是有益处的，但是只有在上述条件下才是如此。
由于他们没有这样做，所以他们就丧失了这段时间。
当时，只有利用拿破仑的不利态势去收获阿斯波恩会战的果实，才是比较聪明的作法。

4．要塞的任务是诱使敌军以其大部分兵力进行围攻。

因此，必须利用这个时机打击敌军的其余部分。
由此可见，会战应该在要塞后面，而不是在要塞前面进行。
但是，不能象但泽被围攻时本尼格森那样无所作为地坐视要塞被敌人夺去。

5．大的江河，也就是架桥非常困难的江河，如维也纳以下的多瑙河和莱茵河的下游，都可以构成天然的防线。
但是，不可为了绝对阻止敌人渡河而沿江河平分兵力（这是危险的），而是应该监视江河，乘敌人渡过江河以后还没有把全部兵力集结起来的机会，在他们还被限制在靠河的一个狭窄地带上的时候，从各方面攻击他们。
阿斯波恩会战就提供了这样的范例。
在瓦格拉木会战中，奥军毫无必要地让法军占领了很多地方，以致法军渡河本来会遭到的不利就消失了。

6．山地是可以用来构成良好的防线的第二种地形障碍。
一种方法是把防线设置在山地的后面，只用轻装部队占领山地，把山地比作敌人必须渡过的河流，当敌人以独立的纵队从几个隘口出来时，就用全部兵力攻击敌军的某一个纵队。
另一种方法是把兵力配置在山地里面。
在后一种情况下，只用小部队防守各个隘口，而把军队的很大一部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留作预备队，以便用优势的兵力攻击突入我方阵地的敌军纵队中的一个纵队。
因此，不要为了绝对阻止敌人纵队的突入而把这支强大的预备队分散，而是从一开始就决定用它来攻击那些我们认为最强的纵队。

如果用这种办法击败了敌军的一个重要部分，那么已经突入的其他纵队就会自行撤退。

大多数山地的形状是：在群山中或多或少有一些高的平地（台地），这个平地四周的斜坡被许多形成通路的陡峭的山谷所割裂。
因此，防御者在山中可以找到迅速向左右运动的地方，而进攻者的各个纵队却被陡峭的、不可通行的山脊相互隔开。
只有在这样的山地，才能进行很好的防御。

如果山地内地形复杂，不便于通行，以致防御者的部队不得不分散，互相没有任何联系，那么，用主力防守这种山地就是危险的措施，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有利条件都为进攻者所有，他可以用巨大优势的兵力攻击各个地点。
任何隘口，任何地点都不会坚固到进攻者用优势兵力在一天内不能攻陷的程度。

7．关于山地战必须总的指出，在山地战中，一切都取决于部下和各级指挥官的机智，更多地取决于士兵的武德。

大的机动能力在这里是不需要的，但是武德和对事业的忠诚却是必要的，因为在这里每个人都要或多或少地独立行动。
因此，民众武装特别适合进行山地战，因为它虽然没有武德，但充分具备对事业的忠诚。

8．最后，关于战略防御还必须指出，由于防御本身比进攻强，所以战略防御只适用于夺取最初的重大成果。
如果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但和约却没有立即缔结，那么，进一步的成果只能通过进攻来取得。
谁永远停留于防御，谁就会陷入永远用自己的人力物力作战的不利境地。
任何一个国家在这种情况下都只能支持一定的时间，如果一个国家遭到敌人进攻而永远不进行还击，那么它最后肯定要衰弱和失败。
我们应该以防御开始战争，以便能够更有把握地以进攻结束战争。

Ⅱ 进攻。

1．战略进攻直接追求战争的目的，它是直接以消灭敌人军队为目标的，而战略防御只是力图部分地间接地达到这个目的。
因此，在战略的一般原则中已经包含了进攻的原则。
只有两个问题这里还需要进一步说明。

2．第一个问题是部队和武器的不断补充。
这个问题对于靠近补充来源地的防御者来说，是比较容易的。
进攻者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较大的国家，但必须从较远的地方把军队调来，因而在这方面就有一定的困难。
为了不致缺少兵员和物资，他必须在需要使用它们以前很早就采取征集新兵和运输武器的措施。
在他的作战线的各条道路上必须经常不断有前进的部队和前送的必需品；在这些道路上必须建立兵站来加快运输。

3．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即使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占有极大的优势时，进攻者也必须估计到出现重大不利的可能性。
因此，他必须在作战线上设置一些可以收容被击 
’败的部队的据点，如筑有营垒的要塞或者单纯的营垒。

大的江河是可以把追击的敌人阻挡一段时间的最好手段。
因此，必须确保渡河点（由坚固的多面堡构成的桥头堡）的安全。

为了守备这些据点，为了守备最重要的城市和要塞，必须根据敌人袭扰的情况和当地居民敌对的程度留下或多或少的部队。
这些守备部队同调来的增援部队一起组成新的部队，在前方军队获得胜利时，这些新的部队就可以跟随前进，在失利时，就配置在筑有工事的据点里掩护退却。

法国皇帝在军队的背后一直是极为慎重地采取这种措施的，所以他所进行的历次最大胆的军事行动，并不象表面上看来那样冒险。

（四）上述原则在战争中的运用军事艺术的原则本身是极其简单的，很容易为具有普通常识的人所理解，即使这些原则在战术上比在战略上需要更多的专门知识作基础，这种知识的范围也是很有限的，它同其他科学比较起来是并不那么复杂和联系广泛的。
因此，这里根本不需要渊博和高深的学问，甚至也不需要很高的才能。
如果说除了熟练的判断力以外还需要一种特殊的才能，那么可以断言，这就是诡诈或计谋。
长期以来，有人坚持完全相反的看法，但是这种看法只是出于对军事艺术的错误崇拜，出于军事著作家的虚荣心。
我们只要毫无偏见地思考一下就会认识到这一点，而且经验也使我们对这一点更加确信无疑。
在革命战争中，就有许多人证明白己不愧为能干的统U巾，往往是第一流的统帅，而他们并没有受过军事教育。
至少孔代、华伦斯泰、苏沃洛夫以及其他许多人是否受过军事教育是很值得怀疑的。

指挥作战十分困难，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困难不在于理解真正的作战原则需要专门的学识或伟大的天才，这些原则是每个没有成见的、对军事不是一窍不通的、具有健全的头脑的人都能理解的。
甚至在地图上或纸上运用这些原则，也不是什么难事，制定一个完善的作战计划也不是什么伟大的杰作。
全部困难在于：在实施中始终遵循既定的原则。

二四四

使殿下注意到这一困难，就是最后这一段论述的目的，而且使殿下对此有一个清晰明确的概念，我认为是我想通过这篇文章所要达到的所有目的中的最主要的目的。

整个作战好象是一部具有莫大阻力的复杂的机器的运转，以致在纸上很容易就制定出来的计划只有经过巨大的努力才能予以实施。

这样，统帅在发挥自己的自由意志和才能时，，每时每刻都会遇到阻力，于是一方面需要有独特的精神力量和智力去克服这种阻力，另一方面有许多好的想法会由于这种阻力而无法实现。
因此，对那些用较复杂的方式也许能获得较大效果的事情，也应该采用简单易行的方式。

要把产生这种阻力的原因一一列举出来，也许是不可能的，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1．我们对敌人的状况和措施真正了解的情况，总是比制定计划时设想的情况少得多。
因此，在实施既定的决心时，会产生成千上万的疑虑，会考虑自己的设想一旦有很大的错误会造成怎样的危险。
处理关系重大的事情时，往往很容易产生的胆怯心情就会支配我们，而从这种胆怯到犹豫不决，从犹豫不决到半途而废，就只有很小的、很不明显的一步了。
2．我们不仅不能确切地知道敌人的兵力，而且传闻（通过前哨、间谍或者偶然得到的关于敌人的一切情报）也夸大了敌军的人数。
很多人天生就是胆怯的，因此经常会夸大危险。
于是，所有这些影响都会促使统帅对当前的敌人的兵力作出错误的估计，这是犹豫不决的另一个根源。

这种不确实性究竟有多大，是很难想象的，因此，从一开始就对此有所准备是很重要的。

如果事前已经冷静地考虑过一切，曾经毫无偏见地寻找过和研究过可能性最大的情况，那么，就不应该立刻放弃既定的看法，应该对新接到的情报进行分析，把几个情报相互比较，并派人搜集新的情报等等。
这样，错误的情报往往立即就被否定，或者最初得到的一些情报就得到证实。
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可以作出确切的判断，并根据这种判断定下决心。
如果还不能作出确切的判断，那么，就应该懂得，在战争中不冒险就将一事无成；战争的性质根本不允许人们经常看清楚前进路上的一切；可能的事情尽管还不十分清楚，却往往是可以实现的；只要其他的措施很恰当，某一个错误就不致立即导致毁灭。

3．我们不仅不能确切地了解敌人的每时每刻的情况·，而且也不能确切地了解自己军队的每时每刻的情况。
自己的军队也很少能够集中到随时都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各个部分的程度。
如果我们在这时稍有胆怯，就会产生新的疑虑。

我们就会等待下去，结果必然是在整体的活动中产生停滞现象。

因此，必须相信自己的一般措施能够达到预期的结果，特别是要相信自己的下级将领。
我们应该选择称职的人担任下级将领，至于其他任何条件都是次要的。
如果我们采取了适当的措施，考虑到了可能出现的失利情况并作了种种准备，在实施中遇到不利也不致导致失败，那么，我们就应该不顾情况不明而勇敢前进。

4．如果统帅要竭尽全力进行战争，那么下级将领，甚至部队（特别是没有战争锻炼的部队）往往会遇到在他们看来是不可克服的困难。
他们会觉得行军路程太远，太劳累，给养无法维持。
如果我们相信所有这些怨言（腓特烈二世称它为“困难”），我们就会很快地完全屈服，就不能尽力行动，就只能软弱地无所作为。

要想抵制住这一切，就必须信赖自己的见解和信念，这种信赖在当时看来往往象是固执，但实际上却是我们称为坚定性的那种智力和性格的强有力的表现。

5．我们对战争中的一切所预期的效果，决不象那些没有亲自仔细观察过战争并且习惯于战争的人们想象的那样精确。

有时，一个纵队的行军时间会延误许多小时，却不知迟滞的原因何在；有时会出现事前无法估计到的障碍；有时要想率领一支军队到达某一地点，但却不得不在距离该地点几小时行程的地方停下来；有时，我们派设的小防哨发挥的作用比我们预期的要小得多，而敌人的小防哨发挥的作用却大得多；有时，一个地区的人力物力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大，如此等等。

所有这一切阻力，不付出巨大的努力是无法克服的，而统帅只有通过接近于冷酷的严格，才能使军队作出极大的努力。
只有这样，也就是说只有他确信可能的事情一定能够做到，他才能确有把握地使这些不大的困难不对作战发生重大的影响，才不会离开可能达到的目标很远。

6．可以肯定，一支军队在战争中所处的状况决不会象在室内考察它的行动的人所设想的那样。
如果他对这支军队有好感，他就会把它估计得比实际情况要强和要好得多（往往超过实际情况三分之一乃至二分之一）。
统帅在制定最初的作战计划时也是这样的，后来却出乎意料地看到自己的军队逐渐减少，骑兵和炮兵变得毫不中用，等等，这几乎是很自然的。
在战局开始时，在旁观者和统帅看来是可能和容易做到的事情，在实施中却往往变成困难的和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如果统帅在炽烈的荣誉心驱使下仍能大胆而坚定地追求自己的目的，他就会达到目的，反之，一个平庸的人就会把军队的这种状况当作放弃既定目标的充分的理由。

马森纳在热那亚和葡萄牙的行动就表明：在热那亚，他的坚强的性格（可以说是他的严酷性）推动部下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因而获得了成功；在葡萄牙，至少他比任何一个处在他这种情况下的人撤退得迟。

在大多数情况下，敌军的情况也同样如此。
华伦斯泰和古斯达夫·阿道夫在纽伦堡，法国皇帝和本尼格森在艾劳会战后的情况就是如此。
人们往往看不到敌人的情况，只看到自己的情况，因此，自己的情况对一般人所起的影响更大，因为对一般人说来感性的印象比理性的语言更有力量。
7．部队的给养，不管是仓库供给或就地征收，总是有许多困难的，因此它对措施的选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给养的需要往往同最有效的作战行动有矛盾，于是我们会被迫在本来可以追求胜利和辉煌战果的时候去筹集粮食。
整个机器因而变得笨重起来，机器的运转远远落后于计划的速度主要是给养造成的。

一个严格地要求自己的部队忍受最大的劳累和困苦的将领，一支在长期战争中习惯于劳累和困苦的军队，他们具有多大的优越性啊：他们会多么迅速地不顾这些障碍去追求自己的目标啊！同样是好的计划，但结果却多么不同啊18．总的说来，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我们应该时刻注意下面这一点。

二四五

在实施中所得到的直观的印象比事先通过深思熟虑所得到的观念要有力得多。
但是，直观的印象却只能表明事物的表面形态，我们知道，这种表面形态很少与事物的本质完全一致。
因此，人们会有注重直观印象而轻视深思熟虑的危险。

这种最初的直观的印象通常能使人变得胆小和过分小心谨慎，这是由人的胆怯这一天性决定的，而胆怯的人看一切问题都是片面的。

因此，我们应该警惕这一点，应该对自己事前经过深思熟虑得到的结论有坚定不移的信心，使自己有力量去克服那些令人动摇的一时的印象。

由此可见，克服实施中的这种困难，关键在于确信和坚定自己的信念。
因此，研究战史是很重要的，因为通过战史的研究就仿佛身临其境，亲眼看到事件的进程。
从理论课程中学到的原则只能帮助我们研究战史，使我们注意到战史中最重要的东西。

因此，殿下应该抱着这样一种目的去掌握这些原则，即在阅读战史时验证这些原则，并且考察一下这些原则在哪些场合同战争的进程是符合的，在哪些场合被战争的进程所修正，甚至推翻。

此外，在缺乏亲身经验的情况下，只有通过战史的研究才能对我在这里称之为整个机器的阻力有一个明确的概念。

当然，不应该满足于主要结论，更不应该信赖历史著作家的论断，而应该尽可能细致地研究。
这是因为历史著作家很少以记述最真实的情况为目的，通常，他们总想美化本国军队的行为，或者想证明事件同虚构的规则是一致的。

他们不是在编写历史，而是在编造历史。
为了进行细致的研究，并不需要读很多历史。
详尽地了解几个战斗比一般地了解许多战局更有益处。
因此，多读一些杂志上刊载的报导和日记比读真正的历史书还有益处。
香霍斯特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关于1794年梅嫩保卫战的叙述，就是这样一种报导的无与伦比的范例。
这一叙述，特别是关于出击和突围的描述，给殿下提供了一个衡量如何编写战史的标准。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次战斗象这次战斗这样使我确信：在战争中，直到最后时刻都不应该对成功有所怀疑，正确的原则永远不可能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有规则地发挥作用，在人们认为这些原则已经完全不起作用的最不利的场合，它们却又出人意外地发挥出作用来。

一位统帅必须具备某种巨大的感情才能激发自己身上的巨大力量。
这种感情可以是恺撒身上的功名心，可以是汉尼拔身上的仇恨感，也可以是腓特烈大帝身上的宁愿光荣失败的豪迈感。

敞开您的胸襟来容纳这种感情吧！在制定计划时您要大胆而有计谋，在实施中要坚决而又顽强，要抱定宁愿光荣失败的决心。
这样，命运将会在您年轻的头上加上光荣的桂冠，它是君主应得的装饰，它的光辉将使您的形象镌刻在子孙后代的心目中。

关于军队的有机区分(可作为第五篇第五章的说明)
根据基本战术所作的关于军队的区分及其各部分大小的规定不是十分严格的，而是有很大的伸缩余地的，如果看到在实际中出现的种种编组方式，就必然会作这样的考虑。

我们不必多加思考就可以确信，这些规定是不能成为比较精确的标准的。
至于在这方面通常提出的一些看法（例如一个骑兵军官认为骑兵团的兵力越多越好，否则它就不可能有所作为），是不值得认真加以考虑的。
同基本战术有关的小部队，如步兵连、骑兵连、步兵营和骑兵团的情况就是这样。
至于较大的部队，情况就复杂得多，仅仅基本战术在这里已经不够用了，而高等战术（即部署战斗的学问）必须同战略协调一致才能解决问题。
现在我们想研究一下这些较大的部队：旅、师、军和军团。

首先，我们用一点时间谈谈这个问题的哲理。
究竟为什么要把军队编组成许多部分呢？显然是因为一个人只能直接指挥一定数量的人。
一个统帅不可能把五万名士兵每一个都配置和控制在适当的位置，并且指示他做什么，不做什么。
假如这是可能的，那当然最好不过了，因为在无数下级指挥官中，不会有一个人会给命令增加上一点什么（至少这是反常现象），每个人却都会或多或少地削弱命令的原有的力量，减弱思想的原有的精确性。
此外，如果军队分级很多，那么一个命令就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传达到受命者。

由此可见，军队的层层区分产生出一个传达命令的阶梯，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缺点。
哲理就谈到这里为止，现在我们开始从战术和战略方面来谈这个问题。

作为一个或大或小的独立整体来同敌人对抗的完全独立的部队，必须有三个基本部分：一部分在前，一部分在后应付意外情况，主力部分在中间；如果没有这样三个部分，那是不可想象的。
a．b．c．的关系如下：a．b．C．如果在区分较大的整体时要考虑到各部分的独立性，如果要使固定的区分同这种经常的需要相适应（这一点当然应该是目的），那么这个整体的区分决不应该少于三个部分。
但是，不难看出，就是这样三个部分也还不能构成很恰当的队形，因为使前面的部分和后面的部分同主力部分一样大是谁也不会愿意的。
因此，使主力部分至少包括两个部分，也就是把整体分为四个部分，构成下列a．b．c．d．的队形，会更为恰当一些：a．b．C．d．显然这还不是最恰当的队形。
现在，尽管采取了纵深配置，但在战术和战略上使用军队的方式仍然是线式的，因此自然就需要有右翼、左翼和中央。
这样，分为五个部分就可以说是最恰当的了，其形式是a．b．c．d．e．：a．b。
c．d．e．这种配置已经容许把主力的一个部分，在紧急的情况下甚至把主力的两个部分派到右方或左方去。
如果有人同我一样主张留有强大的预备队，那么他就会认为留在后面的部分同整体比较起来也许太弱，因而再增添一个部分，使预备队约占总兵力的三分之一。
于是总的区分就形成以下的；a．b．c．d．e．f．：a．b．c．d．e．f．如果这是一支很大的部队，是一个强大的军团，那么从战略上必须指出，这个军团差不多经常需要向左右两方派遣部队，因此还可以增加两个部分，于是就形成下列a．b．c．d．e．f．g．h，的战略图形。
·a．b．C．d．e．f．—g．h．由此可见，一个整体不应少于三个部分，不应超过八个部分。
不过，这似乎是很不肯定的，因为人们可以把一个军团分为3 X3 X3 
（如果把军、师和旅的数目均确定为3 ）共27个旅，或者是可以容许的18个因数的每个其他可能的乘积，这样就会产生很多不同的组合。

二四六

但是，还有几个重要问题需要考虑。

我们没有谈到营和团的兵力问题，因为我们想把它留在基本战术中论述。
根据以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说，我们希望一个旅不少于三个营。
当然，我们必须坚持这一点，而且也看不到其中有什么不合理之处。
但是，要确定一个旅最多可以有多少兵力却比较困难。
通常，旅被看作是一支可以而且必须由一个指挥官直接（即用口令）指挥的部队。

如果我们坚持把这一点作为依据，那么一个旅当然就不能超过四五千人，它可以根据步兵营不同的兵力，由六至八个营组成。
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同时把另一个问题作为一个新的因素包括到我们的研究中来。
这个因素就是各兵种的联合。
现在在欧洲一致认为，应该在军团以下的部队里就进行这种联合。
有些人主张在军里，即两万至三万人的部队中进行这种联合，有些人则主张在师里，即八千人至一万二千人的部队就进行这种联合。
我们暂时不想参与这个争论，只想指出大概不会有人反对的一点：一个部队所以能够独立，主要是有三个兵种的联合的缘故。
因此，对于那些在战争中经常要独立作战的部队来说，至少是非常希望有这种联合的。

然而，不仅要考虑三个兵种的联合，而且也要考虑到两个兵种，即炮兵和步兵的联合。
虽然现代炮兵在骑兵作为先例的鼓舞下，几乎也要独立起来，并且也想单独组成一支小的炮兵军。
但是，按照一般的习惯，炮兵和步兵的联合却出现得较早。
直到目前为止，炮兵仍然不得不同意分配到旅里去。
因此，炮兵和步兵的这种联合构成了旅的另一种概念，于是问题仅仅在于，最初同一个炮兵连构成经常联合的步兵部队的兵力应该有多大。

确定这个问题比人们初看时所想象的要容易得多，因为能为每一千人带到战场上去的火炮的数目很少是由我们随意决定的，而是由其他种种原因（其中有些原因和我们的关系是不大的）决定的。
规定一个炮兵连应该有多少火炮，比起作任何其他类似的规定来，都更有充分的战术根据。
因此，人们不问这一部分步兵（例如一个旅）应该有几门火炮，而是问应该有多少步兵同一个炮兵连编在一起。
如果在军团范围内每一千人有三门火炮，并且把其中的一门留在炮兵预备队里，那么可以分配给部队的就只有两门火炮了，这样，一个有八门火炮的炮兵连应该配有四千名步兵。
这里所讲的比例也都是最常用的比例，这就表明，我们在这里得出了大体上相同的结果。
关于确定一个旅的人数，我们就不想多谈了，根据以上所述，一个旅可以由三千至五千人组成。
军队的区分虽然一方面因此而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又因军团的兵力是一个既定数而受到限制，但是，总还是可以进行很多组合的，而且现在就提出严格地执行关于区分的部分应该尽量少的原则，也许为时尚早5 
我们还有几个一般性的问题需要考虑，而且也应该容许人们有对具体情况作特殊考虑的权利。

首先我们必须指出，大部队应比小部队分成更多的部分，因为它们必须更灵活一些（上面已经提到），而小部队分成太多的部分，是不便于指挥的。

如果一个军团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每个部分都有自己的司令官* 
，那么，这就等于取消军团司令官。
每个了解这方面问题的人不需要进一步解说都会理解这一点。
把军团分为三个部分也好不了很多，因为不把这三个部分再加以区分，就不可能进行灵活的运动和采取恰当的战斗部署，而继续区分很快就会引起这些部分的指挥官不满。

* 司令官的权限是区分的真正根据。
如果一个元帅统率十万人，其中五歹人交给另一个将军指挥，而元帅把这五万人分为五个师亲自指挥（这种情况- 
是常见的），那么这个整体实际上不是分成两个部分，而是分成六个部分，只是其中有一个部分是其他各个部分的五倍而已。
（作者原注）。

部分的数目越多，司令官的权力就越大，整个部队的灵活性也越大。
因此，这是人们把部队分成尽可能多的部分的一个原因。
大的司令部（例如军团司令部）比一个军或一个师的较小的司令部有更多的传达命令的手段，因此根据一般的理由，一个军团最好不要少于八个部分。
如果其他情况需要，也可以把区分的数目增至九或十。
如果超过十个部分，要想经常十分迅速而完善地传达命令就会有困难，我们不应该忘记，在这里不单纯是命令的传达问题（如果只是传达的问题，一个军团的师的数目就可以同一个连的人数同样多了），而还有同传达结合进行的许多部署和检查的问题，对六个或八个师进行这些工作比对十二个或十五个师要容易一些。

与此相反，如果一个师的绝对兵力很小，并且假定它是一个军的一部分，那么它永远只能分成比上述的标准数目还要少的部分：分为四部分是非常恰当的，必要时分为三部分也可以，而分为六至八个部分恐怕就有困难，因为在师里迅速传达命令的手段较少。

对上述标准数的这一修正使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一个军团不能少于五个部分，最多可以达到十个部分；一个师不应超过五个部分，可以少到四个部分。
在这两者之间有军，至于一个军的兵力应有多大以及到底应不应有军的问题，都取决于军团和师的组合的结果。

二十万人分为十个师，一个师分为五个旅，一个旅就有四千人。
可见，这样一支军队只分成师也就可以了。

当然，人们也可以把这支军队分为五个军，每个军再分为四个师，每个师分为四个旅，这样每个旅就有二千五百人。

我认为第一种分法较好，因为第一、组织系统少一个层次，因而传达命令较快等等；第二、一个军团只分为五个部分未免太少，因而太不灵活；一个军分为四个部分也是一样，一个旅只有二千五百人，兵力也太小。
采取后一种区分方法，一个军团就有八十个旅，而采取第一种区分方法只有五十个旅，比较简单。
然而，人们只是为了使直接指挥的将领从十个减少到五个，就放弃了第一种区分法的所有优点。

一般性的考察就到此为止。
但是，具体情况的理由往往是无比重要的。

在平原上，指挥十个师非常容易，而在复杂的山地阵地上却是完全不可能的。

如果一条大的江河把一个军团分割开，那么在河的另一岸就需要另派一个指挥官。
一般规则遇到这些实际情况是无能为力的。
不过，应该指出，随着这些原因的出现，有些区分法在另一些场合会产生的缺点绝大部分就会消失。
当然，这里也可能产生滥加区分的情况，例如为了满足某种不合理的功名心，以及出于人事关系的考虑而进行了很不恰当的区分。
正如经验告诉我们的那样，不管具体情况的需要如何，军队的区分通常仍然是按照一般的根据进行的。

战术或战斗学讲授计划草案
（一）引言：战略和战术的概念界限的确定。

（二）战斗的一般理论：（战斗——舍营一一野营——行军）。

1．战斗的性质。
战斗中的有效要素。
仇恨感和敌忾心——变化——其他感情力量——智力和才能。

2．战斗的进一步探讨——独立的战斗——部分战斗——部分战斗是怎样发生的。

3．战斗的目的：胜利——胜利的大小、光辉和意义。

4．胜利的原因，即敌人退却的原因。

5．战斗按武器分为：白刃战和火力战。

6．战斗的不同行动：破坏行动和决战行动。

7．战斗按积极动机和消极动机分为：进攻和防御。

8．战斗计划。
战斗的战略目的。
——战斗中的目标——手段——战斗方式的规定——时间规定——空间规定——相互作用——指挥。
注意：第一部分的提纲应该根据这种区分来制定。

二四七

注意：如果说我们的考察在这里离开了逻辑的线索，那么这也是实际需要引起的。
地形本来应该尽早加以考察，但是，如果人们不从一开始就设想战斗是具有进攻或防御这两种形式中的一种形式的，就不可能考察地形，因而也不能考察地形和战斗的结合。

2．防御的一般理论。

3．进攻的一般理论。
4．固定单位的防御战斗。

（1 ）小部队防御战斗。

（2 ）旅防御战斗。

（3 ）师防御战斗。

（4 ）军防御战斗。
（5 ）军团防御战斗。

5．固定单位的进攻战斗。

（1 ）小部队进攻战斗。

（2 ）旅进攻战斗。

（3 ）师进攻战斗。

（4 ）军进攻战斗。

（5 ）军团进攻战斗。

（五）有一定目的的战斗。

I 防御。

1．警戒。

（1 ）哨兵。

（2 ）巡逻哨。

（3 ）支援队。

（4 ）小防哨。

（5 ）前哨。

（6 ）联络哨。

（7 ）前卫。

（8 ）后卫。

（9 ）先遣部队。

（10）行军时的翼侧掩护部队。

（11）通信队。

（12）监视队。

（13）侦察队。

2．掩护。
（1 ）单独的哨所。

（2 ）车辆纵列。

（3 ）征粮。

3．防线。
各种不同的目的。

（1 ）在山地。

（2 ）在河岸。

（3 ）在沼泽旁。

（4 ）在森林中。

4．会战。
各种不同的目的。
消灭敌人的军队——占领地区——单纯精神方面的影响——军队的荣誉。

（1 ）无准备的防御会战。

（2 ）在有防御设施的阵地上的防御会战。

（3 ）在筑垒阵地上的防御会战。

5．退却。

（1 ）敌前退却在战斗前。

在战斗过程中。

在战斗后。

（2 ）战略退却，即保持战术部署的几次连续的退却。

Ⅱ 进攻。

1．按照防御的目标来区分和论述。
2．按照进攻本身的目标。

（1 ）袭击。

（2 ）突破。

（六）野营和舍营
（七）行军
二、战术或战斗学讲授提纲
（一）战斗的一般理论。

战斗的目的。

1．战斗的目的是什么？
（1 ）消灭敌人的军队。

（2 ）占领某个目标。

（3 ）仅仅为了军队的荣誉而争取胜利。

（4 ）同时抱有以上两个或所有三个目的。

胜利的理论2．所有上述四个目的只有通过胜利才能达到。

3．胜利的标志是敌人退出战场。

4．敌人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退出战场：（1 ）他已经遭受过大的损失，因此他害怕对方的优势，或者他认为达到目的需要付出过大的代价。

（2 ）他的队形已经十分混乱，因而整体的效能遭到严重的破坏。

（3 ）地形对他不利，他害怕继续战斗下去会遭到过大的损失（阵地的损失也包括在内）。

（4 ）他的军队的配置形式非常不利。

（5 ）他遭到意外的或突然的袭击，因而来不及进行部署和采取适当的措施。

（6 ）他察觉到对方在军队的数量上占很大优势。

（7 ）他察觉到对方在精神力量上占很大优势。

5．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统帅都可能被迫放弃战斗，因为他已经没有扭转局势的希望，他会害怕局势每况愈下。

6．如果没有上述原因中的某一个原因就退却，那么退却是没有理由的，也就是说这不可能是统帅或司令官定下的决心。

7．但是，退却可能违背统帅或司令官的意志而实际发生：（1 ）部队由于缺乏勇气或坚强的意志而逃避战斗。

（2 ）部队由于惊慌失措而溃退。

8．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当上述第4 条中（1 ）至（6 ）
提到的各种情况对我们有利时，部队也可能违背司令官的意志承认敌人胜利。

9．这种情况在小部队中可能而且必然经常发生，因为小部队的整个退却行动持续时间很短，司令官往往来不及定下决心。

二四八

10．（1 
）但是在大部队中，这种情况只能在各个部分中发生，而不会在整体中发生。
不过，如果有几个部分都让敌人这样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那么，对整体来说，就会从（1 ）至（5 
）所述的情况中产生一种不利的结果，它会促使统帅定下退却的决心。

（2 ）在大部队中，对统帅来说，（1 ）（2 ）（3 ）（4 ）
4 
项所说的不利情况，并不是以已经出现的所有个别不利的算术总和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为统帅的观察决不会这样全面，而是当这些不利集中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形成一个可观的数量，因而影响到部队的主力，或者一个重要的部分时，它们才表现出来。
统帅的决心就是根据整个行动中的这种主要情况定下的。

11．最后，有些同战斗本身无关的外部原因，例如一些足以取消战斗目的或者显著地改变战略情况的情报，也能促使统帅放弃战斗，因而定下退却的决心。
这可以说是战斗的中止，不属于这里论述的范围，因为它不是战术行动，而是战略行动。

12．放弃战斗就意味着承认敌人目前占有优势（不管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同时也意味着甘愿让步。
胜利的第一种精神力量就表现在这里。

13．由于只有离开战场才能放弃战斗，所以退出战场就是承认敌人目前占有优势的标志，就是降下军旗。

14．但是，胜利的标志还没有决定胜利的大小、意义和光辉。
这三点往往是相互不可分的，但决不是相同的。
15．胜利的大小取决于所战胜的敌军的兵力的大小以及战利品（如缴获的火炮、俘虏、夺得的辎重、敌人伤亡的人员等）的多少。
因此，战胜一支小部队，不可能取得重大的胜利。

16．胜利的意义取决于所达到的目的的意义。
占领一个重要的阵地可以使一个本身并不怎么重大的胜利具有重大的意义。
17．胜利的光辉表现在以较少的军队取得较多的战利晶。

18．因此，各种胜利是不同的，特别是胜利的程度是很不相同的。
严格说来，任何一个战斗都是有胜负的，也就是有胜利的，但是，根据语言上的习惯和事物的性质，人们却只能把作出巨大努力而取得的战斗的结果叫做胜利。

19．如果敌人所采取的行动只是为了查明我方的真正意图，当他查明我们的意图后就立即让步了，那么人们就不能把这叫做胜利。
如果他采取了更多的行动，那就表明他确实想成为胜利者，如果他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了战斗，那就可以认为他已被战败。

20．只有一方或双方把交战的部队后撤一些，战斗才能被放弃，所以，严格说来；双方都曾经固守战场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不过，如果根据事物的性质和语言上的习惯把战场理解为主力部队的阵地（因为只有主力部队撤退时，胜利的最初结果才出现），那么，当然就有根本未决胜负的会战了。

战斗是达到胜利的手段
21．战斗是达到胜利的手段。
由于第4 条（1 ）至（7 ）
所指出的各种情况是致胜的前提条件，所以战斗也就以达到这些条件作为自己的直接目的。

22．现在，我们必须从战斗的各个方面来研究战斗。

什么是单个战斗
23．实际上，每个战斗都可以分成同参加战斗的人数一样多的单个战斗。
但是，单个的人只有当他单个地、即独立地战斗时，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要素。

24．战斗的单位从单个的人起随着指挥的等级的上升，扩大为各种新的单位。

25．这些新的单位是根据战斗的目的和计划结合在一起的，但是结合得并不十分紧密，因而各个部分仍然保持有一定的独立性。
各部分的等级越高，这种独立性就越大。

至于各部分的这种独立性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将在后面（第97条及其以后各条）论述。

26．因此，每个整体战斗都是由各级单位（直到单个人）同时进行的若干单个战斗组成的。

27．但是，整体战斗也可以是由连续进行的若干单个战斗组成的。

28．我们把所有单个战斗都叫做部分战斗，把它们的整体叫做整体战斗；不过，我们是把整体战斗的概念同个人命令这一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只有受一个意志指挥的战斗才可以算作一个战斗（在采取单线式配置的场合，这种界限是根本无法确定的）。

29．这里所阐明的战斗理论，既适用于整体战斗，也适用于部分战斗。

战斗的原理
30．每个斗争都是敌对感情的表现，这种敌对感情本能地转变为斗争。

31．攻击和消灭敌人的本能是战争的真正要素。

32．即使在最野蛮的人身上，这种敌对感情的冲动也不是一种单纯的本能，这里面还包含有理智活动，没有意图的本能因此变成有意图的行动。

33．这样，感情力量就服从于理智。

34．但是，决不能认为感情力量完全被排除了，也不能简单地用理智的意图来代替感情力量，因为感情力量即使确实完全消失在理智的意图之中，在斗争过程中也还是会重新进发出来的。

35．由于现代的战争不是个人对个人的敌对感情的表现，所以战斗从表面看来好象不包含任何真正的敌对感情，它似乎纯粹是理智的行为。

36．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一方面，双方决不会没有集体的仇恨感，而集体的仇恨感在个人身上或多或少会发生作用，以致个人会由仇恨和敌视对方，进而也仇恨和敌视对方中的个人。
另一方面，在斗争过程中也会在个人身上或多或少地燃起真正的敌对感情。

37．在没有敌对感情的场合，荣誉心、功名心、自私心和团体精神，以及其他感情力量也会代替敌对感情起作用。

38．因此，在战斗中，仅仅指挥官的意志，仅仅既定的目的是很少、或者决不会成为推动战斗者行动的动因的，而总是有很大一部分感情力量在起作用。
39．由于斗争是在危险的领域（在这种领域中感情力量更为重要）中进行的，所以感情力量的这种作用就更大。

40．但是，就是指导斗争的才能也决不可能是纯粹的理智方面的力量，斗争决不可能是单纯的计算的对象：（1 
）因为斗争是有生命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相互冲突，人们对这些力量只能作一般的估计，而不能作精确的计算。

（2 ）因为起作用的感情力量能使斗争成为一种激情的表现，因而成为一种运用较高的判断的活动。

41．因此，斗争可以是运用才能和天才的活动，而不是理智计算的对象。

42．在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感情力量和天才应该看作是独特的精神力量，这些力量彼此很不相同，伸缩性也很大，因而经常不断地超出理智计算的范围。

43．军事艺术的任务就是在理论上和实施中考虑到这些力量。

44．越是充分地利用了这些力量，斗争就越强有力，越有成效。

45．技术和技能方面的一切发明创造，如兵器、组织、熟练的战术和在战斗中使用部队的原则等等，都通过间接的途径使自然的本能的力量得到更有效的发挥，因而对自然的本能也是一种限制。
但是，感情力量是不受人们这样支配的，如果人们过于想把它变成工具，就会夺去它的生气和力量。
因此，不论是在理论的规定中，还是在经常的组织设施中，都必须处处给感情力量留下一定的活动余地。
要做到这一点，在理论上，就要有高瞻远瞩的立足点和见解，在实施中，就要有非凡的判断力。

二四九

两种战斗：白刃战和火力战
46．在人类的智力所发明的所有武器中，那些使战斗者相距最近的、最近似粗野的搏斗的武器，是最适合于发泄本能的、最自然的武器。
七首和战斧比长矛、镖枪、投石器更属于这一类武器。

47．用来从远处打击敌人的武器更多地是智力的工具；它们使得感情力量和本来的斗争本能几乎完全不起作用，而且这些武器的有效距离越大，情况就越是这样。
在使用投石器时，人们还可以想象到投石时的某种仇恨感，而在用线膛枪射击时，仇恨感就少一些，在用火炮射击时就更少了。

48。
即使有一些武器处于这两大类武器之间，所有现代武器也显然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刺杀武器与射击武器，前者能够导致白刃战，后者能够导致远距离战斗。

49．因此，产生了两种战斗：白刃战和火力战。

50．两者都以消灭敌人为目的。

51．在白刃战中，消灭敌人是毫无疑问的；在火力战中，消灭敌人只是有或多或少的可能性。
由于这个区别，这两种战斗的意义就极不相同了。
52．因为在白刃战中消灭敌人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情况有利或勇气稍占优势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处在不利情况下或勇气较差的人就会力求以逃走来摆脱危险。

53．在多人进行的一切白刃战中，对方通常很早就会逃走，以致这种战斗原来的歼灭力大为减弱，从而战斗的主要效果不表现为消灭敌人，而表现为驱逐敌人。

54．因此，如果观察一下白刃战实际发生的效果，那就必须把驱逐敌人，而不是把消灭敌人当作它的目的。
消灭敌人变成了手段。
55．正如白刃战的本来目的是消灭敌人一样，火力战的本来目的是驱逐敌人，而消灭敌人只是手段。
对敌人进行射击是为了把敌人赶走，避免进行自己感到没有把握的白刃战。

56．但是，火力战所给予的危险并不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它只是在不同程度上有可能发生而已。
在个人感觉的印象中，这种危险并不很大，要经过一段时间并通过一种综合效果（这种效果并不会造成感觉上的印象，因而不会造成直接有效的印象），这种危险才会变得大起来。
因此，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没有必要逃避这种危险。
由此可见，驱逐某一方不是立刻就能办到的，在许多情况下是根本不能实现的。

57．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通常在火力战结束时，就必须用白刃战来驱逐敌人。

58．相反，火力战的歼灭力却随着持续时间的延长而大大增长，其增长的程度同白刃战的歼灭力由于迅速决定胜负而消失的程度是一样的。
59．这样一来，火力战的一般目的不再是驱逐敌人，而是使所用的手段直接发生作用，即消灭敌人的军队，在集体战斗中就是摧毁或削弱敌人的军队。

60．如果白刃战以驱逐敌人为目的，火力战以消灭敌人为目的，那么就应该把白刃战看作是决战的真正工具，把火力战看作是为决战作准备的真正工具。

61．尽管如此，白刃战和火力战仍然都具有另一种要素的某些作用。
白刃战不是没有歼灭力的，火力战也不是没有驱逐力的。

62．白刃战的歼灭力大多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常常等于零；假如不是在某些情况下通过白刃战可以俘虏敌人，从而使白刃战的歼灭力又有很大提高的话，白刃战的歼灭力恐怕就不会引人注意了。

63．但是，必须指出，俘虏敌人大多是在火力战已经产生了效果时才能办到。
64．因此，在今天的武器条件下，没有火力战的白刃战，恐怕只有微不足道的歼灭力。

65．火力战的歼灭力通过时间的延长可以增加到最大限度，也就是达到动摇或摧毁敌人勇气的程度。

66．由此可见，在消灭敌人军队方面的绝大部分效果是火力战发挥的。
67．通过火力战削弱敌人的结果将是：（1 ）或者敌人被迫退却。

（2 ）或者为白刃战做好了准备。

68．通过白刃战达到了驱逐敌人这个预期的目的，就能够得到真正的胜利，因为把敌人赶出战场就是胜利。
如果敌人的整个军队很小，那么这个胜利就可能是对整个敌军的胜利，并对决定最后成果起决定性作用。

69．如果白刃战只是在整体的各部分中进行的，或者整体战斗是由几个连续的白刃战组成的，那么，个别部分的白刃战的成果只能看作是部分战斗中的胜利。

70．假如这个部分是整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那么整体就可能因此而失败，也就是部分的胜利直接导致了对整体的胜利。

71．但是，如果白刃战的结果不是一个对整体的胜利，那么，它永远只能是下述利益中的一种：（1 ）夺占敌人的地区；（2 ）震撼敌人的精神力量；（3 
）破坏敌人的队形；（4 ）破坏敌人的物质力量。

72．因此，在部分战斗中，应该把火力战看作是破坏行动，把白刃战看作是决战行动。
至于在整体战斗中应该如何看待它们，我们以后再谈。

两种战斗同进攻和防御的关系
73．另外，战斗又是由进攻和防御组成的。

74．进攻具有积极的意图，防御具有消极的意图。
进攻的目的是驱逐敌人，防御的目的只是据守。

75．但是，据守并不是单纯的防守，因而不是忍受，而是在据守中还要进行积极的还击。
这种还击就是消灭敌人进攻的部队。
因此，只能把防御的目的看作是消极的，不能把防御的手段看作是消极的。

76．由于在防御中坚守阵地的结果自然是敌人不得不退让，所以，尽管防御的目的是消极的，但是对防御者来说，敌人的撤退（即退让）仍然是胜利的标志。

77．白刃战本来是进攻的要素，因为它同进攻有相同的目的。

78．但是，白刃战本身的歼灭力很小，所以仅仅采用白刃战的进攻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几乎不能看作是进行战争的人，至少这是很不相称的斗争。

79．只有在小部队中，或者单一的骑兵中，整个进攻才仅仅采用白刃战。
部队越大，参加战斗的炮兵和步兵越多，白刃战的作用就越小。

80．因此，在进攻中必须根据需要尽量使用火力战。

81．在火力战中，就运用火力战这一点来看，双方是没有差别的。
火力战比白刃战占的比例越大，进攻和防御的原有差别就越小。
进攻者最后不得不采用白刃战这一不利条件，必须通过白刃战所特有的有利条件和兵力优势来加以弥补。

82．火力战是防御者的自然要素。

83．如果防御者通过火力战已经取得了有利的结果（进攻者撤退了），那就不需要进行白刃战了。

84．如果没有得到有利的结果，而且进攻者转入白刃战，那么防御者也必须运用白刃战。

85．当白刃战比火力战更有利时，防御者决不排斥白刃战。

二五〇

两种战斗中的有利条件
86．现在，我们必须对两种战斗的一般性质作进一步的考察，以便了解那些能在这两种战斗中造成优势的条件。

87．火力战（1 ）使用武器方面的优势（这种优势来自部队的组织和素质）。

（2 ）在作为固定部署的编组和基本战术方面的优势。

在战斗中使用训练好了的军队时，可以不考虑这些条件，因为它们是军队已经具备的。
但是，它们可以而且应该被看作是最广义的战斗学的研究对象。

（3 ）军队数量。

（4 ）配置的形式（第（2 ）项没有包括到的）。

（5 ）地形。

88．由于我们只谈使用训练好了的军队，所以（1 ）和（2 ）两项不属于这里论述的范围，在实际考虑时它们只能看作既有的条件。

89．（1 
）数量上的优势如果两支数量不等的由步兵和炮兵编成的部队在同样大的地区内平行配置，那么，在所有的射击都是以单个人为射击目标的情况下，命中的弹数同射击的人数成正比。
如果射击的目标不是单个人，而是一个整体，如一个步兵营，一个横队等，那么命中的弹数同射击的人数也成正比。
因此，对战争中的、甚至散兵战斗中的射击，大多数确实是可以作这样估计的。
然而这个靶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实体靶，而是由人和空隙组成的。
空隙是随着同一空间内的战斗者的增加而缩小的。
因此，两支兵力不等的部队之间的火力战的效力，取决于射击者的人数和被射击的敌军人数，换句话说，数量优势在火力战中不起决定性作用，因为一方利用大量的射击所获得的利益，会由于对方的射击更容易命中而被抵销。

假设有五十人同一个五百人的步兵营在同样大的地区内对峙，如果五十发子弹中有三十发中靶，即打中对方步兵营所占的正方形地区，那么对方的五百发子弹中就有三百发打中五十个人所占的地区。
但是，五百人的密度是五十人的密度的十倍，因此，五十人一方的子弹的命中率也是对方的十倍，从而五十发子弹打中的人数恰恰同这一方被对方五百发子弹打中的人数一样多。

尽管这个结论不会完全符合实际情况，而且数量上的优势总会带来小小的利益，但是可以肯定，这个结论基本上是对的，也就是说，一方在火力战中取得的效果很难同数量上的优势成正比，可以说是不受数量上的优势的影响的。

这个结论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在为决战作准备的破坏行动中构成节约兵力的基础，而节约兵力可以看作是致胜的最可靠的手段之一。

（2 
）我们希望这个结论不要导致一种荒谬的想法，比如，假设两个人（这是能够占领一个在这里可以看作靶子的狭长地区的最少的人数j占领同两千人一样大的地区，那么这两个人就一定能取得同两千人一样大的射击效果。
假如这两千人总是向正前方射击，那么情况当然会是这样。
但是，如果一方的人数太少，以致另一方可以把自己的火力集中到几个人身上，那么兵力多的一方当然就会取得极为不同的效果，因为单纯向正前方射击的假定已经不存在了。
同样，一条兵力太小的火力线也根本不可能迫使敌人接受火力战，而是立刻就会被他驱逐。
由此可见，人们不应该把上述结论延伸得太广，尽管如此，这个结论仍然是无比重要的。
人们已经上百次看到，一条火力线能同拥有双倍兵力的敌人的火力线相抗衡，而且不难看出，这对节约兵力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3 ）因此可以说，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能够加强或减弱双方的、即总的火力效果，这取决于他是否把更多的战斗者投到火力线上去。
90．配置的形式可以是：（1 
）正面平行、宽度相同。
这样的配置形式对双方的利益是相同的。

（2 ）正面平行、宽度较大。
这样的配置形式是有利的。
不难理解，由于射程的限制，这种利益是很小的。

（3 ）包围。
这时，射击有加倍的效果，宽度自然较大，所以这种配置形式是有利的。

同（2 ）和（3 ）相反的配置形式自然是不利的。

91．地形在火力战中起以下的有利作用。

（1 ）象胸墙那样的防护作用。

（2 ）隐蔽作用，即妨碍敌人瞄准。

（3 ）妨碍通行，从而使敌人长时间处在我方火力控制之下，甚至妨碍敌人发挥火力效果。

92．在白刃战中起作用的有利条件，就是那些在火力战中起作用的有利条件。

93．第87条中（1 ）（2 ）项不属于这里论述的范围。

但是，应该指出，在白刃战中使用武器方面的优势不可能产生象在火力战中那样大的差别，与此相反，勇气在白刃战- 
中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由于大部分的白刃战是由骑兵进行的，所以第87条（2 ）项中所谈到的问题就显得特别重要。

94．军队数量在白刃战中比在火力战中具有更大的决定性意义；它几乎是主要问题。

95．配置的形式在白刃战中同样也比在火力战中更有决定性意义；在正面平行时，正面宽度较小反而较为有利。

96．地形（1 ）作为妨碍通行的障碍。
这是地形在白刃战中所起的主要作用。

（2 ）起隐蔽作用。
隐蔽自己有利于出敌不意，而出敌不意在白刃战中是特别重要的。

战斗的分解97．我们在第23条中已经看到，每个战斗都是一个由许多部分组成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各部分的独立性是不相同的，越是向下，独立性就越少。
现在，我们就来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

98．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在每个战斗中用口令指挥的部队，如一个步兵营、一个炮兵连、一个骑兵团等等（如果这些部队真正是集中的话）看作是一个独立的部分。

99．用口令指挥不到时，则用命令（不管是口述的，还是书面的）代替。
100．口令不能分等级，它已经是实施的一部分。
但是，命令却是有等级的，可以从接近于口令的最明确的规定一直到最一般性的指示。
它不是实施本身，而只是一种指示。

101．受口令指挥的一切部分都不能有自己的意志；但是，如果命令代替了口令，那么各部分就开始有一定的独立性，因为命令只是一般性的指示，如果命令有不足的地方，指挥官必须根据自己的意志加以补充。

102．假如对战斗中同时出现和先后出现的各个部分和事件能够预先精确地予以规定，并看到它的将来，也就是说在制定战斗计划时能够象安装一台没有生命的机器那样考虑到最小的部分，那么，命令就不会有这种不确定性了。

103．但是，战斗者始终是一群人或单个人，决不可能是没有意志的机器，而且他们作战的地点也很少是，或者决不会是一块对战斗毫无影响的完全空旷的平地。
因此，要事先估计到一切活动，是根本不可能的。

104．这种计划不具体的缺陷是随战斗时间的延长和参加战斗的人数的增加而增大的。
在计划中，对一支小部队的白刃战差不多可以完全作出具体的规定；对火力战则相反，即使是小部队进行的火力战也由于它持续时间长和临时发生的偶然事件多，在计划中是不能象对白刃战那样为它作出具体规定的。
另一方面，对一支大部队（如一个有两三千匹马的骑兵师）进行的白刃战来说，最初的计划也不可能把一切都规定好，因而个别指挥官经常需要根据自己的意志对计划进行补充。
至于一次大会战，除了会战的开始阶段外，计划只能规定出主要的轮廓。

105．由于计划（部署）不具体的缺陷是随战斗的时间和空间的增加而增大的，所以，通常给大部队应该留有比小部队更大的活动余地；部队的等级越向下，对它的命令就要越具体，直到有些部队要用口令指挥为止。

106．然而，同一个部分所处的条件不同，也会使它的独立性有所不同。
同一支部队的独立性必然会由于空间、时间、地形性质、任务性质不同而减小或增加。

二五一

107．整体战斗除了这样有计划地分为一些独立的部分战斗以外，在下述情况下也可能进行计划外的分解：（1 ）准备进行的分解比计划中预定的更细。

（2 ）在完全不打算分解和只用口令指挥一切的场合进行了分解。

108．这种分解是由事先估计不到的具体情况引起的。

109．其后果是：同一整体的各个部分所取得的成果不相同（因为各个部分可能处在不同的情况下）。

110．这样一来，个别部分就需要进行一种在整体的计划中没有考虑到的改变，这主要是由于：（1 ）这些部分要避开地形、军队数量和配置等方面的不利。

（2 ）它们在这些方面得到了它们想利用的有利条件。

111．其结果是：有时无意地，有时或多或少有意地把火力战变为白刃战，或者相反，把白刃战变为火力战。

112．在这种场合必须使这种改变符合整体的计划，其办法是：（1 ）在不利的情况下，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补救这些改变。

（2 ）在有利的情况下，只要不致发生突变的危险，尽量利用这种改变。

113．因此，整体战斗的这种分解，即有计划的和计划外的把整体分解为或多或少的部分，使整体战斗中同时存在各种战斗形式（白刃战和火力战，进攻和防御）。

114．现在，还有必要从总的方面来考察一下这个问题。

战斗是由两种行动，即破坏行动和决战行动组成的
115．（1 ）根据第72条所述，在部分战斗中，具有歼灭力的火力战和具有驱逐力的白刃战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行动：破坏行动和决战行动。

（2 ）部队越小，这两个行动就越简单，仅仅由一个火力战和一个白刃战组成。

116．部队越大，这两种行动就必然越复杂，破坏行动必然是由一系列同时或先后进行的火力战组成，决战行动也必然是由几个白刃战组成。

117．这样，战斗分解不仅会继续下去，而且作战的兵力越多，战斗分解的层次也就越多，这是因为破坏行动和决战行动在时间上相隔得越来越远了。

破坏行动118．整体的兵力越大，破坏敌人的物质力量就越重要，因为：（1 ）指挥官的影响就越小。
可是，这种影响在白刃战中比在火力战中要大得多。

（2 
）精神上的差别就越小。
在大部队中，比如在整个军队中，只有民族的差别；而在小部队中就会显出各个部队的差别和各个人的差别，最后还会发生特殊的偶然情况，而这种情况在大部队中就互相抵销了。

（3 
）配置的纵深就越大，也就是说用来恢复战斗的预备队就越多（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就要谈到）。
因此，单个战斗的数目增加，从而整体战斗的时间延长，在驱逐力中始终起决定作用的最初一瞬间的影响也就因此减少。

119．从上面这一条可以看出，整体的兵力越大，就越是需要通过破坏敌人的物质力量为决战作好准备。

120．这种准备表现在双方作战的人数减少和兵力对比变得对我方有利上。

121．如果我们在精神上或物质上占优势，那么，作到双方作战的人数减少也就够了，如果我们不占优势，那么就需要使兵力对比变得对我方有利。

122．敌人的力量被破坏表现在：（1 ）失去战斗力的人员，即伤亡人员和俘虏。

（2 ）在体力上和精神上已经筋疲力尽的人员。

123．如果一支部队在几小时的火力战中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如损失了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兵力，那么其余的部分几乎只能看作是一种燃烧过的煤渣，因为：（1 
）这些人员在体力上已经筋疲力尽。

（2 ）他们的子弹已经打完。
（3 ）枪枝已经塞满油泥。

（4 ）很多没有受伤的人同伤员一起离开了战场。

（5 ）其余的人会觉得他们已经尽了这一天的义务，他们一旦脱离了危险的境地，就不想再回去了。

（6 ）原有的勇气已经削弱，作战的欲望已经得到满足。

（7 ）原来的组织和队形一部分已经遭到破坏。

124．上述（5 ）（6 
）两项结果出现得多少，视战斗是否顺利而定。
一支夺占了一个地区，或者胜利地扼守住自己所守卫的地区的部队比起一支被击退的部队来，可以较早地重新使用。

125．（1 ）第123 条中有两个结果需要加以考察。

第一个结果是节约兵力，这个结果是在火力战中使用的兵力比敌人少而产生的。
因为，火力战通过对兵力的破坏不仅使敌人的一部分人员失去了战斗力，而且也使所有参加战斗的人员的力量遭到削弱，这样，在火力战中使用兵力少的一方，当然受到的削弱也比较少。

如果五百人能够在战斗中与一千人相抗衡，那么在双方损失假定都是二百人的情况下，一方就有三百名疲惫的士兵，而另一方却有八百名，其中三百名已经筋疲力尽，而其余五百人还是生力军。

（2 
）第二个结果是，敌人被削弱，即敌军遭到破坏的兵力远远超过敌军伤亡和被俘的数量。
敌军伤亡和被俘的数量也许只达整个兵力的六分之一，剩下的还有六分之五。
但是，在这六分之五中，实际上只有完全没有受损害的预备队和那些虽然参加了战斗、但损失很小的部队可以看作是可以使用的部队，其余的（约六分之四）只能看作是废物。

126．这样减少有效的兵力是破坏行动的首要目的，因为决战只能以较少的兵力来进行。

127．然而，在决战中构成障碍的并不是部队的绝对数量（虽然部队的绝对数量也不是不起作用的；五十人对五十人可以立刻进行决战，而五万人对五万人就不可能），而是相对数量。
如果整体的六分之五的兵力已经在破坏行动中互相较量过了，那么，即使双方的兵力仍然完全保持着均势，双方的统帅还是更接近于定下最后的决心了，这时，只要一个较小的推动力量就可以引起决战。
事实就是这样，至于其余的六分之一兵力，可能是一个拥有三万人的军团里的五千人，也可能是一个拥有十五万人的军团里的二万五千人。

128．但是，双方在破坏行动中的主要目的是为决战行动造成优势。

129．这种优势可以通过消灭敌人的军队来达到，也可以通过第4 条中所列举的其他条件来达到。

130．因此，在破坏行动中，在情况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有利条件，是一种很自然的作法。

131．现在，较大部队的战斗总是分成几个具有或多或少的独立性的部分战斗（第23条），因此，如果我们想利用在破坏行动中所得到的利益，那么这些部分战斗就必须常常包括一个破坏行动和一个决战行动。

132．这样巧妙而有效地运用白刃战，主要可以获得挫伤敌人的勇气、破坏敌人的队形和夺占敌人的地区等利益。

133．这样作甚至可以使敌人的物质力量受到的破坏大大增加，因为只有通过白刃战才能俘虏敌人。

因此，如果我方的炮火已经使敌人的一个步兵营受到沉重的打击，如果我们用刺刀冲锋已把这个营从它的有利阵地上驱逐出去，并且派两三个骑兵连去追击逃跑的敌人，那么，人们就会懂得，这个部分战斗的胜利是怎样为整体战斗的胜利赢得了各种重大的利益。
当然，这要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获胜的部队不致因此而陷入困境，因为，如果我们的步兵营和骑兵连这时落入优势敌军的手中，那么这种部分战斗的决战就是不合时宜的。

134．利用这种部分战斗的胜利是由属下指挥官决定的，因此，如果一个军团所属的师长、旅长、团长、营长、炮兵连长等等都是有经验的军官，那么，他们就能利用这种胜利为军团造成巨大优势。

135．这样，双方统帅都力求在破坏行动中就赢得对进行决战有利的条件，或者至少借此为决战作好准备。

136．在这里，所有条件中最重要的条件始终是缴获火炮和占领地区。

137．如果敌人正在防守一个坚固的阵地，那么占领地区的重要性就增加了。

二五二

138．这样，双方的破坏行动，特别是进攻者的破坏行动就已经是在小心翼翼地向着目标前进了。

139．由于在火力战中军队数量不起决定性作用（第89条），所以，人们自然就力求用尽量少的兵力进行火力战。

140．由于火力战在破坏行动中占主要地位，所以，人们又力求在破坏行动中最大限度地节约兵力。

141．由于在白刃战中军队的数量非常重要，所以，在破坏行动中，各个部分战斗的决战常常必须使用优势的兵力。

142．但是，一般说来，节约兵力这一原则在这里也应该起主要作用，因此，通常只有那些不使用很大优势的兵力就自然能进行的决战才是合适的。

143．不合时宜地追求决战的后果是：（1 ）如果按照节约兵力的原则进行决战，就会陷入优势敌军的包围。

（2 ）或者，如果使用了足够的兵力，就会过早地消耗自己的兵力。

144．进行决战是否适时，在整个破坏行动中常常会反复出现这个问题，甚至破坏行动临近结束而要进行主力决战时，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145．破坏行动有在个别地点转为决战行动的自然倾向，因为破坏行动过程中所得到的利益只有通过已成必要的决战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

146．破坏行动中使用的手段越有效，物质上或精神上的优势越大，整体的这种倾向就越大。

147．但是，如果在破坏行动中取得的成果很小或者仅是消极的，或者敌人占有优势，那么，个别地点出现这种倾向将极为少见和非常微弱，就整体来说，这种倾向就根本不存在了。

148．对于部分和整体来说，这种自然的倾向都可能导致不适时的决战，但是，它决不因此就是坏事，它是破坏行动完全必需的特性，因为没有这种倾向很多事情就办不到。

149．各个部分的指挥官和整体的统帅必须判断现有的时机对进行决战是否有利，也就是说判断这个时机会不会引起敌人的还击，因而导致消极的结果。

150．就决战的准备来说，或者更确切地说，就一次战斗本身的准备来说，战斗指挥的任务就是部署一个火力战，从广义来说，就是部署一次破坏行动，使破坏行动持续一个相应长的时间，也就是说，当人们认为破坏行动已经充分发挥了作用时才进行决战。

151．但是，这种判断不是根据钟表，也就是说不是从单纯的时间关系中得出来的，而是从已经发生的情况中，从已经获得的优势的标志中得出来的。

152．如果破坏行动已经取得好的成果，从而自然地转入决战，那么对于指挥官来说，更重要的就是要判断在何时何地让破坏行动转入决战。

153．如果在破坏行动中转入决战的倾向很弱，那么，这就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一个相当可靠的标志。

154．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指挥官和统帅大多不会发起决战，而是接受决战。

155．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要发起决战，那么，进行这一决战一定是为了执行严格的命令，指挥官在发布命令的同时必须利用自己所掌握的一切手段来鼓舞土气，影响部下。

决战行动
156．决战是能促使双方中的一方统帅定下退却决心的行动。

157．我们在第4 
条中已经列举了退却的原因。
这些原因可以是逐渐形成的，小的不利在破坏行动中一个个地积累起来，因而统帅没有经过真正重大的事件也会定下退却的决心。
在这种场合，专门的决战行动就不会发生了。

158．但是，即使一切都一直保持着均势，一个个别的、十分不利的事件也能突然引起退却的决心。

159．在这种场合，应该把引起这一事件的敌人的行动看作是已进行过的决战。

160．最常见的情况是决战在破坏行动的过程中逐渐成熟，以致战败者退却的决心往往是在一个特殊事件的推动下最后才定下来的。
因此，在这种场合，决战也应该看作是已经进行过了。

161．既然决战已经进行过了，那么它必然是一种积极的行动。

（1 ）它可能是一次进攻。

（2 ）但是，也可能只是一直隐蔽配置的新的预备队的推进。

162．对小部队来说，一次攻击中的白刃战往往就足以形成决战。

163．对较大的部队来说，虽然用单纯的白刃战进行攻击也可以形成决战，但是，只用白刃战进行一次攻击是很难形成决战的。

164．如果部队更大，那么，除此以外还要进行火力战，例如大的骑兵部队进行攻击时，要有骑炮兵参加。

165．对各兵种组成的大部队来说，决战决不会只是一次白刃战，而必须重新进行一次火力战。

166．这样，这个火力战就具有攻击的特点；它是由比较密集的火力进行的，因而可以发挥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非常集中的效果，也就是为真正的攻击进行短时间的准备。

167．如果决战不是由一次白刃战组成的，而是由一系列同时进行和逐次进行的白刃战和火力战组成的，那么，象我在第115 
条及其以后各条中已经一般地说明的那样，决战就成为整体战斗中的一个特殊行动。

168．在这个特殊行动中，白刃战居于主导地位。

169．这时，虽然在个别地点也可能出现防御，但是，由于白刃战居于主导地位，进攻就随之居于主导地位。

170．在会战临近结束时，对退却路线的考虑越来越重要，因此，威胁对方的退却路线就成为决定胜负的一个重要手段了。

171．因此，只要情况许可，在制定会战计划时从一开始就应该考虑到这一点。

172．会战或战斗的进展越是符合计划的这种精神，威胁敌人的退却路线这一手段也就越能发挥作用。

173．另一个导致胜利的重大手段就是破坏敌人的队形。
军队进入战斗时经过巧妙安排的队形在双方的长时间破坏行动中会遭到很大的破坏。
如果队形被破坏和削弱到一定程度，那么一方以集中的兵力迅速冲入另一方的阵地就能使他产生极大的混乱，使他不可能取得胜利，而只能竭尽全力保全各个部分和恢复整体的必要联系。

174．根据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如果说在准备行动中最大限度地节约兵力是主要的，那么，在决战行动中最大限度使用兵力去战胜敌人就必须是主要的。

二五三

175．正如在准备行动中忍耐、顽强和冷静是主要的一样，在决战行动中，大胆和热情就应该是主要的。

176．双方统帅中通常只有一方的统帅发动决战，另一方的统帅则是应战。

177．如果一切还处于均势，那么发动决战的一方可能是：（1 ）进攻者，（2）防御者。

178．由于进攻者抱有积极的目的，所以他发动决战是最自然的，而且这种情况也确实是最常见的。

179．如果均势已经遭到显著破坏，那么发动决战的可能是：（1 ）处于有利地位的统帅；（2 ）处于不利地位的统帅。

180．显然前一种情况是比较自然的，如果这个统帅同时是进攻者，那么这就更为自然。
因此，不是由这样的统帅发动决战的情况是很少的。

181．但是，如果防御者处于有利地位，那么由他发动决战也是自然的，所以后来逐渐形成的兵力对比比原来的进攻和防御的意图更有决定性的意义。

182．一个虽已明显地处于不利地位，但仍然发动决战的进攻者，是把决战看作实现他原来的意图的最后尝试。
如果处于有利地位的防御者使他有时间这样做，那么，进行这种最后尝试当然是符合进攻者的积极意图的性质的。

183．（1 ）一个明显地处于不利地位的防御者仍然发动决战5 这是完全违背事物的性质的，而且应该看作是绝望的挣扎。

（2 ）决战行动的成果是根据上述情况而定的，因此，通常只有根据自然的情况发动了决战的一方才能取得决战的胜利成果。

184．在一切还处于均势的场合，通常都是发动决战的一方能够取得胜利，因为积极因素在会战已经临近决定胜负的时刻，即双方兵力都已消耗殆尽的时候，比在会战开始时具有大得多的作用。

185．接受决战的统帅，可能因此立即决定退却，避免继续战斗，但也可能继续战斗。

186．如果他继续战斗，那么这个战斗只能是：（1 ）作为退却的开始，他想以此赢得进行准备的时间。

（2 ）作为一次真正的战斗，他还希望在这一战斗中取得胜利。

187．如果接受决战的统帅所处的形势非常有利，他就可以继续防御。

188．（1 
）但是，即使决战是发动决战的一方根据自然的、即自己的有利形势发动的，接受决战的统帅也必须在不同程度上转入积极的防御，也就是用攻击对付攻击，这一方面是因为防御的自然利益（阵地、队形、出敌不意）在战斗过程中已逐渐消失，最后剩下的已经不多，另一方面是因为正如我们在第184 
条所说的那样，积极因素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破坏行动和决战行动在时间上的区分
（2 ）这里提出的关于每个战斗分为两个单独行动的见解，初看起来可能是包含许多矛盾的。

189．所以会有这些矛盾，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对战争有习惯的错误看法，另一方面由于人们把区分开的事物的概念看得过于死板。

190．人们把进攻和防御之间的对立想象得太大了，认为这两种活动是截然相反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当实施时并不存在这种对立的场合，人们也认为这种对立是存在的。

191．于是把进攻者想象为自始至终都是同样地、不间断地力求前进的，而把前进运动的减弱永远想象为只是直接由抵抗引起的，是完全被迫产生的。

192．根据这种看法，每一次进攻似乎只有以最猛烈的突击开始才是最自然的。

193．由于有这样的看法，所以习惯于把炮兵用于准备行动，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绝大部分炮兵显然就毫无用处了。

194．过去，人们通常认为单纯的前进是非常合乎自然的，以致把一枪不发的进攻看作是理想的进攻。

甚至是腓特烈大帝，在曹恩多夫会战以前也一直认为在进攻中使用火力是不适当的。

195。
即使后来人们的这种观点稍有改变，今天却仍然有许多人认为，进攻者占领一个阵地的最重要地点越早越好。

196．就是那些最重视火力战的人也仍然希望立即采取进攻，在距离很近的地方用几个步兵营进行齐射，然后用刺刀冲锋。

197．但是，只要看一看战史，看一看我们的武器就会知道，在进攻时绝对排斥火力是荒谬的。

198．对战斗有了更多的了解以后，特别是亲自经历过战斗以后，人们就会知道，一支进行过火力战的部队很少能够再用来进行有力的突击。
因此，象第196 
条所说的那样重视火力战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199．最后，在战史上由于轻率地前进而不得不又放弃用重大代价取得的利益的例子很多。
因此，第195 条中所提出的原则是不能成立的。

200．因此，我们认为，这里谈到的关于进攻的单纯性（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个名词的话）的见解是错误的，因为它只同极少数非常特殊的情况相适应。

201．既然在较大的战斗中一开始就进行白刃战和决战是不符合事物的性质的，那么自然就要把战斗区分为决战的火力准备和决战，也就是分成我们所研究的两种行动。

二五四

202．我们已经承认，在很小的战斗中（例如很小的骑兵部队的战斗）可能没有这种区分。
现在产生的问题是，如果部队大到某种程度，是否最后也会没有这种区分。
当然，这不是说是否会不使用火力（假如是这样，这个问题本身就自相矛盾了），而是说两个行动的明显的界限是否会消失，以致人们不能把它们看作是两个分开的行动。

203．也许有人会说，一个步兵营在冲锋之前应该先射击；一个行动必须在另一个行动之前进行，因此就产生了两个不同的行动。
仅仅对步兵营说来情况是这样的，而对更大的部队，如旅就不是这样了。
旅并没有规定所有步兵营都一定要有射击阶段和决战阶段，它从一开始就力求达到它所接受的目标，而把划分阶段这件事交给各营去解决。

204．这样，统一的规定当然就没有了，谁还看不到这一点呢？当一个营同另一个营相距很近地并列作战时，一个营的胜败必然会对另一个营有影响，而且，由于我们的燧发枪的射击效果不大，要获得射击效果就需要很长的持续时间，因此这种影响必然会更大和更有决定性意义。
基于这个原因，在旅里必须对破坏行动和决战行动在时间上作某种一般的区分。

205．但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人们在进行决战时比在进行破坏行动时更喜欢使用新锐的部队，至少是另外一些部队。
这些部队是从预备队中抽出来的，而预备队就其性质来说应该是一种共同的财富，不能事先一营一营地加以分割。
206．正如为战斗一般地划分阶段的需要从各个营转到旅一样，这种需要同样地也会由旅转到师，由师再转到更大的部队。

207．由于整体越大，整体的各部分（第一级单位）就越有独立性，所以整体的统一性对各个部分的限制也就更少，而且，整体越大，在部分战斗中就可能而且一定出现更多的决战行动。

208．因此，一个较大的部分的各次决战不会象一个较小的部分的决战那样结成一个整体，而是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更多的区分，尽管如此，这两种不同活动的显著区别自始至终还是非常明显的。

209．各个部分可能很大，彼此分离得很远，以致它们在战斗中的活动虽然还是受统帅的意志的指挥（战斗的独立性就是由此决定的），但是这种指挥只限于作出最初的规定，或者，最多也不过是在整个战斗过程中作出两三点规定。
在这种场合，这个部分差不多就要完全由自己组织战斗了。

210．一个部分根据自己的情况所进行的决战越大，这些决战对整体的决战就越能起决定性作用。
甚至可以把这些部分想象成为这样：在它们所进行的决战中已经包含了整体的决战，整体本身的决战行动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

211．举例。
一个旅在一次大会战（参加会战的第一级单位是军）中，可能一开始就接受占领一个村庄的任务。
这个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独立地利用破坏行动和决战行动。
占领这个村庄可能对整体的决战或多或少有些影响，但是，如果说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体的决战，或者甚至它本身就是整体的决战，那是不符合事物的性质的，因为一个旅在会战的开始阶段是整体的一个很小的部分，不能决定整体的决战；我们却可以相反地把占领这个村庄看作仅仅是破坏措施，它只能使敌人的军队受到削弱和损伤。

与此相反，如果我们设想÷个兵力很大的军（它也许是整个兵力的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奉命占领敌人阵地的某个重要部分，那么这个军就很容易变得十分重要，以致它能够决定整体的胜败，而且一旦这个军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其他决战就不再必要了。
有时，由于距离和地形的原因，也可能在会战过程中只能给这个军下达很少的指示，因此必须同时把准备和决战的任务一起交给它。
这样一来，整体共同的决战行动就可能根本不进行，而是分解为几个大单位的独立的决战行动了。

212．这种情形在大会战中是常见的，因此，把战斗死板地区分为两种活动的想法是同这种会战的进程矛盾的。

213．我们这样肯定和重视战斗活动的这种区别，完全不是为了要人们重视这两种活动的正规的区分和界限，并把这一点作为一个实际的原则来看待，而只是想把根本不同的事物在概念上区分开来，并且指出，这种内在的区别自然也决定着战斗的形式。

214．战斗在形式上的区分在小部队的战斗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时，简单的火力战和白刃战是互相对立的。
进行战斗的部队越大，这种区分就越不显著，因为在这里产生两种行动的两种战斗形式，在这两种行动中又交织起来了；但是在这里两种行动的本身却更大了，它们占用的时间就更多了，因而在时间上彼此相隔得更远了。

215．只要决战已经由第一级单位进行，对整体来说，这种区分也就没有必要了。
然而，即使如此，大体上还是会出现这种区分的痕迹的，因为人们不管是认为各个单位必须同时发动决战，还是按照一定的顺序逐次发动决战，总是力图把这些不同单位的决战在时间上联系起来。

216．因此，对整体来说，这两种行动的区别是决不会完全消失的，而在整体中消失了的那部分，在第一级各单位中也会重新出现。

217．对我们的观点应该作这样的理解，而且只有作这样的理解，才能既不致失去现实意义，又可以使一个战斗（不管这个战斗是大是小，是部分战斗还是整体战斗）的指挥官注意发挥两个行动各自应起的作用，以免过早地行动或者贻误时机。

218．如果没有给破坏行动以充分的空间和时间，如果轻率从事，那么就会过早地行动；其后果是决战得到不利的结局，这种后果有时是完全无法挽救的，有时会留下严重的不利。

219．如果由于缺乏勇气，或者由于认识错误没有在时机成熟时进行决战，那都是贻误时机；其后果是，无论如何都会造成兵力的浪费，也可能带来实际的不利，因为决战的成熟不仅取决于破坏行动的持续时间，而且也取决于其他条件，也就是取决于时机是否有利。

战斗计划的定义
220．（1 
）战斗计划能使战斗统一起来；每一个共同的行动都需要有这种统一。
这种统一不是别的，就是战斗的目的。
各个部分为了最好地达到目的所需的规定，都是根据战斗目的作出的。
因此，战斗计划就是确定战斗目的，并根据这一目的作出各种规定。

（2 ）我们在这里把计划理解为给战斗作出的一切规定（不管这些规定是在战斗前、战斗开始时还是在战斗过程中作出的），也就是理解为智力对物质的整个作用。

（3 ）有的规定是必须而且可以事先作出的，有的规定却是临时作出的，这两种规定之间显然有很大差别。

（4 ）前一种规定是真正的计划，后一种规定可以称之为指挥。

221．由于临时作出的规定大多是根据敌对双方的相互作用作出的，所以，只有当我们研究到这种相互作用时，才能掌握和进一步研究这种差别。

222．计划的一部分已经固定地包含在军队的编组中，因此许多单位归并为少数几个单位。

223。
这种编组在部分战斗中比在整体战斗中更为重要，在部分战斗中，它往往构成整个计划，而且部队越小，情况越是如此。
在一次大会战中，一个步兵营除了根据操典和操场教练的规定进行部署以外，不会作很多其他的部署；但对一个师来说，这些就不够了，就需要更多的专门的规定了。

224．而在整体战斗中，即使是最小的部队，编组也很少等于全部计划，相反，为了能够自由地进行一些特殊的部署，在计划中往往要改变原来的编组。
一个对敌人小防哨进行袭击的骑兵连，往往要象一支大部队一样分为几个单独的纵队。

二五五

战斗计划的目标
225．战斗的目的使计划成为一个统一体；因此，可以把战斗目的看作是计划的目标，也就是看作一切行动都应该遵循的方向。

226．战斗的目的是胜利，也就是第4 条所列举的决定胜利的各种情况。

227．第4 条所列举的各种情况，在战斗中只有通过消灭敌人军队才能达到，因此，消灭敌人军队几乎是适用于所有情况的手段。

228．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消灭敌人军队就是主要的目的。

229．如果消灭敌人军队是主要目的，计划就应该以尽可能多地消灭敌人军队为目标。

230．如果第1 
条所列举的其他目的比消灭敌人军队更为重要，那么消灭敌人军队就作为手段居于次要地位。
这时，就不要求尽可能多地消灭敌人军队，而只要求适当地消灭敌人军队。
在这种场合，就可以选择达到目标的捷径。

231．（1 ）在有些情况下，完全不采用消灭敌人军队这一手段也能够达到第4条（3）至（7 
）项所说的使敌人退却的目的，这就是通过机动而不是通过战斗战胜敌人。
然而这不是胜利，因此，这种方法只有当人们追求的不是胜利，而是其他目的时才可以使用。
’（2 
）在这些情况下，使用军队虽然仍以战斗的概念，即消灭敌人军队的概念为前提，但是，这个战斗只是可能发生的，而不是一定会发生的。
因为，当人们不是以消灭敌人军队为目标而是以其他目的为目标时，都是以这些目的会产生效果，而且不会引起激烈抵抗为前提的。
如果不存在这个前提，他们就不能选择这些目的作为目标；如果估计错了，计划就必然是错误的。

232．从上面这一条可以得出结论，在所有以大量消灭敌人军队为胜利的条件的情况下，消灭敌人军队必然是计划中的主要事项。

233．由于机动本身不是战斗，只是当机动不成功时才使用战斗，所以整体战斗的法则也不适用于机动，而且在机动中起作用的特殊因素也不能帮助战斗理论确立任何法则。

234．当然在实施中往往会出现一些混乱的情况，但是这并不妨碍在理论上把性质不同的事物区分开来；如果我们知道了每个部分的特性，那么以后就可以再把它们结合起来。

235．因此，消灭敌人军队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目的，第4 条（2 ）至（6 
）项所说的情况都是由消灭敌人军队引起的，引起以后它们才成为独立的因素同消灭敌人军队发生相互作用。

236．在这些情况中经常反复出现的，也就是说不是特殊情况所引起的结果，只能看作是消灭敌人军队所产生的结果。

237．因此，如果说战斗计划中可以作出一些完全一般性的规定，那么这只能是有关最有效地使用自己的军队去消灭敌人军队的问题。

胜利的大小和获胜的把握之间的关系
238．在战争中，从而也在战斗中，我们必须同不能确切加以计算的精神力量和精神效果发生关系，因此，使用的手段能带来什么成果始终是没有把握的。

239．军事行动中大量的偶然性使获胜的把握更小了。

240．凡是在获胜没有把握的场合，冒险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

241．就一般的意义来说，冒险就是根据不可能性大于可能性的事物采取行动；就广泛的意义来说，冒险就是根据没有把握的事物采取行动。
在这里，我们应该从后一种意义上来使用这个词。

242．假如在所出现的各种情况中，可能性和不可能性之间有一条线，那么，人们就可以把它作为冒险的界线，把超过这条界线的冒险，即狭义的冒险看作是不能容许的。

243．然而，第一、这样一条线只是一种幻想；第二、斗争不仅是一种运用智力的行动，而且也是一种充满激情和勇气的行动。
我们不能排除这些要素。
如果过分地限制它们，就会使自己的力量失去最有力的要素，从而经常陷于不利的地位；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可避免地常常达不到这条界线，这就只有通过有时超过这一界线的办法来弥补。

244．把条件假设得越顺利，也就是越想冒险，用同样的手段可以期待的胜利就越大，因而，确定的目的也就越大。

245．人们越冒险，获胜的可能性，即把握性就越小。

246．因此，在使用同样的手段的情况下，胜利的大小同获胜的把握成反比。

247．现在产生的第一个问题是：对于这两个对立的要素中的这个或那个要素应该重视到什么程度？
248．对这一点不可能作出一般的规定，这是整个战争中最具有特殊性的问题。
首先，这要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在有些情况下，最大的冒险是必要的；其次，敢作敢为的精神和勇气是纯主观的东西，是不能预先加以规定的。
人们可以要求一个指挥官，用专门的知识判断他的手段和情况，不要过高估计它们的作用，如果他做到了这一点，那么，他想依靠他的勇气利用这些手段做什么，就应该由他自己去决定。

胜利的大小和代价的大小之间的关系
249．有关消灭敌人军队的第二个问题是人们愿意为此付出的代价。

250．当然，抱有消灭敌人军队的意图时，通常都会考虑使敌人被消灭的兵力超过自己为此而牺牲的兵力。
但是这个条件并不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如兵力占很大优势时，仅仅使敌人军队减少就是利益（虽然这一利益是我们以较大的牺牲换来的）。

251．然而，甚至当我们的意图肯定是使敌人被消灭的兵力超过我们为此而牺牲的兵力时，牺牲大小的问题仍然存在，因为胜利的大小当然是根据牺牲的大小而定的。

二五六

252．由此可见，这个问题的答案决定于我方军队所具有的价值，因而取决于具体情况。
应该根据这些具体情况来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既不能说尽可能地爱惜自己的兵力是法则，也不能说毫无顾忌地消耗自己的兵力是法则。

各个部分的战斗方式的规定253．战斗计划规定各个部分应该在何时、何地和如何进行战斗，也就是说，规定战斗的时间、空间和方式。

254．在这个问题上，也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一般情况，即由纯概念产生的情况可以同特殊条件下产生的情况区别开。

255．人们经常要找出特殊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使有利条件发挥作用，使不利条件失去作用，所以战斗计划就必然由于具体情况不同而千差万别。

256．但是，根据一般情况也可以得出某些结论，尽管这些结论为数不多，而且形式非常简单，但它们却更为重要，因为它们关系到事物的真正本质，从而成为决定其他一切问题的基础。

进攻和防御
257．战斗的方式只有两种区别，这两种区别到处都会出现，因而是带有普遍性的：第一种区别来源于积极意图或消极意图，并由此产生了进攻和防御；第二种区别来源于武器的性质，并由此产生了火力战和白刃战。

258．严格说来，防御似乎就是单纯的抵御进攻，因此它除了盾牌以外似乎就不能使用任何其他武器。

259．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一种纯粹的消极行动，一种绝对的忍受。
但是，作战不是忍受；因此，防御决不能以绝对消极的概念为基础。

260．仔细考察一下就可以看出，武器中最消极的武器——火器，也还是具有某些积极和主动的特点的。
但是，防御和进攻使用同样的武器，而且也同样运用火力战和白刃战这两种战斗形式。

261．因此，我们必须象看待进攻那样，把防御也看作是一种斗争。

262．进行这一斗争只能是为了争取胜利，因此胜利是进攻的目的，也是防御的目的。

263．人们没有任何理由设想防御者的胜利是消极的。

如果防御者的胜利在个别情况下确实是消极的，那么这是由于特殊条件造成的。
这种消极性不可以归人防御的概念，否则这种消极性就必然对斗争的整个概念产生影响，使概念出现矛盾，或者根据严格的推论，又得出绝对忍受的荒谬的结论。

264．然而，进攻和防御之间毕竟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区别，这个区别也是唯一的原则性的区别，这就是进攻者希望并采取行动（战斗），而防御者等待行动。

265．这个原则性区别贯穿在整个战争领域，因而也贯穿在整个战斗领域，进攻和防御之间的一切区别从根本上说都是由这个原则性区别产生的。

266．希望行动的一方，必然是想以此来达到某种目的，而且这个目的必然是积极的，因为毫无所求的意图是不会引起行动的。
因此，进攻者必然抱有一种积极的意图。

267．这种积极意图不可能是胜利，胜利仅仅是手段。

甚至当人们完全为了胜利本身，即单纯为了军队的荣誉的时候，或者为了利用胜利的精神力量对政治谈判发生影响而寻求胜利的时候，目的也始终是胜利所产生的影响，而不是胜利本身。

268．胜利的意图对防御者和进攻者来说都是必然会有的，但是胜利的意图的来源在双方是不相同的。
在进攻者方面，这个意图来自胜利所要达到的目的；在防御者方面则来自战斗本身。
进攻者的意图是自上而下确定的，防御者的意图则是自下而上形成的。
谁要作战，谁就只能为了胜利而战。

269．那么，防御者为什么要作战呢？也就是说，他为什么要应战呢？因为他不容许进攻者实现其积极意图，也就是说，他首先想维持现状。
这是防御者必要的直接的意图，至于防御者进一步要达到的其他意图都不是必要的。

270．因此，防御者的必要意图，或者更确切地说，防御者意图中的必要部分是消极的。

271．（1 
）凡是有防御者的这种消极性的地方，也就是说，不论何时何地，只要防御者所希望的是不发生任何变化，而是维持现状，那么，他就必然会不采取行动，而等待敌人行动。
但是，从敌人采取行动的时刻起，防御者就不能再通过单纯的等待和不行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了；这时，他也要象敌人一样行动起来，于是进攻者和防御者之间的区别也就消失了。

（2 ）如果把这一点首先仅仅应用于整体战斗，那么进攻和防御之间的全部区别似乎就在于，防御者等待进攻者行动，但是战斗进程本身却不再受这种区别的限制。

272．但是，也可以把防御的这一原则应用于部分战斗；整体的各个单位（部分）很可能也希望不发生任何变化，它们可能因此而决定等待。

273．不仅防御者的各单位（部分）可能进行等待，而且进攻者的各单位（部分）也可能进行这种等待，实际上双方都有这种情况。

274．但是，防御者比进攻者进行等待的情况要多一些，这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
这一点只有考察了同防御原则有联系的特殊情况后才能阐述清楚。

275．在整体战斗中，人们越是想把防御原则贯彻到最小的单位，越是想把这个原则普遍地推广到所有单位，整个抵抗就越被动，防御就越接近于绝对的忍受，而我们认为绝对的忍受是荒谬的。

276．在什么情况下防御者等待的利益已经消失，也就是说，等待的作用完全发挥出来了，即仿佛出现了饱和点呢，我们在以后才能作进一步的考察。

277．现在，我们从以上的论述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即进攻或防御的意图不仅对战斗的开始起一些决定作用，而且贯穿在整个战斗过程中；从而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战斗方式。

278．因此，战斗计划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规定，整体进行的战斗应该是进攻战斗还是防御战斗。

279．对执行特殊任务的那些部分，战斗计划也必须规定它们的战斗应该是进攻战斗还是防御战斗。

280．如果我们现在还不考虑对进攻和防御的选择能够起决定作用的一切特殊情况，那就只能得出一条法则：想阻止决战的一方就进行防御，想寻求决战的一方就采取进攻。

281．我们马上就要把这个原则同另一条原则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这样我们就能够更进一步地认识这个原则。

火力战和白刃战
282．此外，战斗计划必须选择由武器带来的战斗形式，即火力战和白刃战。

283．但是，这两种形式与其说是战斗的分枝，不如说是战斗的原始组成部分。
它们是由武器决定的，它们相互从属，只有结合起来才构成完整的战斗力。
284．单个战斗者装备有两种武器，各兵种必须紧密结合，这就证明这种见解是真理，虽然这种真理只是一种近似的、符合大多数情况的真理，而不是绝对的真理。

二五七

285．但是，把这两个形式分开来，只使用其中的一种而不使用另一种，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常见的。

286．关于这两种战斗形式的相互从属关系和它们之间的自然顺序，战斗计划没有什么可以规定的，因为这些问题一般说来都是根据概念、编组和操场教练已经确定了的，因此它们象编组一样是战斗计划中的固定不变的部分。

287．如果人们不赞成把这两种形式分开使用看作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即一种较弱的行动方式，那么关于这两种形式的分开使用就根本没有一般的法则了。
人们不得不使用这种较弱的行动方式的一切场合，都属于特殊情况的范围。
例如，当人们打算对敌人进行奇袭，或者没有进行火力战的时间，或者估计到自己的部下在勇气方面占很大优势的时候，单纯使用白刃战显然就是在个别场合发生的现象。

时间和空间的规定
288．关于时间和空间的规定，首先应该一般地指出，就整体战斗来说，空间规定只用于防御，时间规定只用于进攻。

289．但是，对部分战斗来说，不论是进攻战斗计划还是防御战斗计划，都需要对时间和空间作出规定。

时间的规定
290．战斗计划中对部分战斗的时间规定，初看起来好象最多只有两三点，可是仔细考察以后就完全不是这样了，它始终贯穿着一个极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思想，即尽可能逐次使用兵力的思想。

逐次使用兵力
291．在各种力量共同发挥作用的场合，同时使用力量本来是一个基本条件。
在战争中，特别是在战斗中情况也是如此。
由于军队的数量也是军队致胜的一个因素，所以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同时使用一切兵力，即在时间上高度集中兵力的一方，就能战胜不同时使用一切兵力的敌人，而且首先是战胜敌人已使用的那部分军队。
由于战胜了敌人这部分军队，胜利者的精神力量就必然有所增加，战败者的精神力量就必然有所减少，因此，即使双方物质力量的损失相等，也可以得出结论说，这种部分的胜利使胜利者的全部力量超过战败者的全部力量，因而也就有助于整体战斗取得胜利。

292．但是，上面的结论是以两个并不存在的条件为前提的：第一、同时使用的军队的数量没有最大限度；第二、同一支军队的使用（只要它还有余力）没有限度。

293．关于第一点，空间本来就限制着战斗者的数量，因为凡是不能发挥作用的战斗者必须看作是多余的力量。

这样一来，同时发挥作用的战斗者的配置纵深和正面宽度就受到限制，从而战斗者的数量也受到限制。

294．但是，对军队数量起更重要的限制作用的是火力战的特性。
我们在第89条第（3 
）项中已经看到，在火力战中，在一定限度内使用较多的兵力只能加强双方的，即火力战的总的效果。
因此，当一方的这种加强已经不能得到利益时，数量对这一方就不再起作用了。
这时，数量就容易达到最大限度。

295．这种最大限度是完全根据具体情况，根据地形、部队的土气和火力战的直接目的决定的。
在这里只要说明有这种最大限度就够了。

296．因此，同时使用的军队数量有一个最大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会造成兵力的浪费。

297．同样，同一支军队的使用也有它的限度。
我们已经看到（第123 
条），参加火力战的兵力如何逐渐变成不能使用的兵力。
在白刃战中也会产生这种现象。
如果说在白刃战中军队的物质力量的损耗比火力战中小一些，那么失利时军队的精神力量的损耗却大得多。

298．由于所有参加过战斗的残存的部分都会变成不能使用的兵力，所以在战斗中就出现了一个新的要素，即新锐兵力比使用过的兵力具有内在的优越性。

299．但是，这里还需要考察另一个问题，这就是使用过的兵力暂时变成不能使用的兵力，也就是每次战斗在所使用的兵力中引起的危机。

300．白刃战实际上没有持续时间。
一个骑兵团向另一个骑兵团猛冲的一瞬间胜负就决定了，真正搏斗的几秒钟在时间上是不值一提的5 
在步兵和大部队中，情况也没有多大不同。
但是，问题并没有因此完全解决。
在决战中产生的危机状态并没有随着胜负决定而完全消失，对战败者进行猛烈追击的胜利的骑兵团，已经不再是在战场上保持完整队形的那个骑兵团了；它的精神力量虽然增加了，但是它的物质力量和队形通常却是大大削弱了。
只是由于敌人的精神力量遭到了削弱并且同样也处于混乱状态，才使胜利者保持着优势。
如果这时敌人调来另外一支精神力量还没有受到削弱的、队形完整的部队，那么，毫无疑问，在双方部队的素质相同的情况下，这支部队就会击败胜利者。

301．在火力战中，也有这样的危机。
用火力刚刚胜利地击退了敌人的一方，在这个时刻仍然处于队形混乱和力量显著受到削弱的状态，而且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陷入混乱的一切又恢复正常状态为止。

302．我们在这里关于小部队所谈的一切，也适用于大部队。

303．在小部队中，危机本来就大一些，因为危机是以同样的程度渗透到整个部队的，但是危机的持续时间却短一些。

304．整体的，特别是整个军团的危机最小，但是危机的持续时间也最长，在大军团中危机往往持续许多小时。

305．只要胜利者的战斗危机还没有消失，战败者调来相当数量的新锐部队就可以从胜利者的危机中找到恢复战斗、即扭转局势的手段。

306．因此，这是逐次使用兵力所以要看作有效要素的第二个原因。

307．既然在一系列连续的战斗中逐次使用兵力是可能的，既然同时使用兵力不是没有限度的，那么自然就可以得出结论说，同时使用时不能发挥作用的兵力，逐次使用时就可以发挥作用。

308．通过一系列连续进行的部分战斗，整体战斗的持续时间就大大延长了。

309．整体战斗的持续时间大大延长，逐次使用兵力就需要考虑一个新的根据，因为这时在计算中增加了一个新的要素，即意外事件。

310．如果说逐次使用兵力总的说来是可能的，那么，敌人究竟怎样使用他的兵力却是无法知道的，因为我们判断的只能是敌人同时使用的兵力，而不是别的，而且我们对此只能一般地进行准备。

311．但是，行动的持续时间一延长，就需要考虑纯粹的偶然性，根据事物的性质来看，这种偶然性在战争中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大得多。

312．因此，这种意外的事件要求我们有个总的考虑，这种考虑无非是在后面控制适当的兵力，即真正的预备队。

配置的纵深313．在所有逐次进行的战斗中，就产生这种战斗的根据来说，都需要有新锐兵力。
新锐兵力可能是完全新锐的，也就是没有使用过的兵力，或者是已经使用过、但经过休整已经或多或少地从削弱状态中恢复过来的兵力。
不难看出，新锐兵力的新锐程度是很不同的。

314．不论是使用完全新锐的兵力，还是使用重新恢复过来的兵力，前提条件都是把这些兵力控制在后方，即配置在火力杀伤范围以外。
315．配置在火力杀伤范围以外也是有不同程度的，因为火力杀伤范围不是骤然中止的，而是逐渐消失直到最后完全消失的。

316．燧发枪和榴霰弹的有效射程是显然不同的。

317．一支部队配置在后方越远，它在使用时就显得越新锐。

318．在燧发枪和榴霰弹有效射程内的任何部队都不能再看作是新锐部队。

319．因此，把一定兵力配置在后方有三方面的理由：（1 ）替换或增援疲惫的兵力（特别是在火力战中）；（2 ）利用胜利者获胜后立即遇到的危机；（3 
）应付意外的事件。

二五八

320．所有控制在后方的兵力，不管它是哪个兵种，不管把它叫做第二线还是叫做预备队，也不管它是一个部分，还是一个整体，都属于这个范围。

同时使用兵力和逐次使用兵力的两极性321．由于同时使用兵力和逐次使用兵力是互相对立的，各有各的利益，所以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对立的两极。
这两极都有使统帅使用兵力的决心偏向自己一方的吸引力，只有当人们在定下使用兵力的决心时能够正确地估计对立的两极的吸引力，才能平衡这两种吸引力而采取适当的使用兵力的方法。

322．现在的问题就是要了解这种两极性的法则，即两种使用兵力方法的利益和条件，从而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

323．兵力的同时使用可以按以下次序递增：（1 ）双方正面相等时：在火力战中，在白刃战中。

（2 ）正面较大，即进行包围时。

324．只有同时发挥作用的兵力才能看作是同时使用的兵力。
因此，在正面相等时，同时发挥作用的可能性会受到限制。
例如，三列横队在火力战中还勉强可以同时发挥作用，六列横队就不可能了。

325．我们已经指出（第89条），两条兵力不等的火力线可以互相抗衡，一方减少兵员（如果不超过一定限度）只能削弱双方的火力效果。

326．火力战的破坏力越弱，要想得到应有的效果需要的时间就越长。
因此，希望尽可能减弱火力战总的（即双方的火力总和）破坏力的，主要是想赢得时间的一方（通常是防御者）。
327．此外，兵力很小的一方也是这样，因为即使双方损失相等，他的损失相对地说总要大一些。

328．相反的条件将产生相反的利害关系。

329．如果加大火力效果不能带来特别的利益，那么双方都想用尽量少的兵力来对付敌人，也就是象我们在第89条第（2 
）项中已经说过的那样，只使用有限的但不致因而使敌人立即转入白刃战的兵力。

330．这样一来，在火力战中，同时使用兵力就由于带来的利益不大而受到了限制，于是双方就转为逐次使用其余的兵力。

331．在白刃战中，数量上的优势起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使用兵力比逐次使用兵力有利得多，以致逐次使用兵力几乎完全被排除在白刃战这个概念之外，只有出现了一些其他情况，逐次使用兵力才又成为可能。

332．白刃战是一种决战，而且是一种几乎没有持续时间的决战，所以是排斥逐次使用兵力的。

333．但是，我们已经说过，就白刃战带来的危机来说，逐次使用兵力是非常有利的。

334．此外，如果各个白刃战是一个较大的整体的部分战斗，那么这些白刃战的胜负就不是绝对的。
因此在使用兵力时，必须同时考虑到以后可能发生的战斗。

335．基于这种考虑，人们在白刃战中就不会同时使用过多的兵力，而是使用确有把握地获胜所必需的兵力。

336．在白刃战中，除了在一些使效果难以发挥作用的情况（敌人的勇气大，地形险要等等）下有必要使用较多的兵力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一般的法则。

337。
但是，对于一般理论说来，指出下述一点仍然是重要的：在白刃战中兵力的浪费决不象在火力战中那样不利，因为在白刃战中部队只是在危机的时刻才不能使用，而不是长时间不能使用。

338．因此，在白刃战中，同时使用兵力的前提条件是：兵力无论如何都必须足以取得胜利，逐次使用兵力根本不能弥补兵力的不足，因为在白刃战中不象在火力战中那样，成果可以一个个地积累起来；但是，在兵力足以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同时使用更多的兵力，就是一种浪费。

339．以上我们考察了在火力战和白刃战中用加大兵力密度的办法来使用大量兵力的问题，现在，我们再来研究一下在较大的正面上，即在包围形式中可能使用大量兵力的问题。

340．要把大量的兵力在较大的正面上同时投入战斗，可以用以下两种方法：（1 
）利用较大的正面，迫使敌人也延伸其正面。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并不比敌人有利，但是这样做可以使双方都同时使用较多的兵力。

（2 ）包围敌人的正面。

341．但是，这种能使双方同时使用较多的兵力的办法只有在少数场合才对一方有利，而且敌人是否同样延伸其正面是不能肯定的。

342．如果敌人不延伸其正面，那么，我们或者不得不使自己的正面的一部分，即一部分部队没有事做，或者不得不利用我们正面延伸的部分去包围敌人。

343．能够促使敌人同样延伸自己正面的唯一原因，是他对我们的包围感到恐惧。

344．但是，要想包围敌人，比较好的办法显然是从一开始就为此做好安排，而且只能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考虑利用较大正面的问题。

345．使用兵力时采取包围形式有一个特点：它不仅能够增加双方同时使用的兵力总数，而且使我方有可能比敌人投入更多的兵力。

346．例如，如果一个正面一百八十步宽的步兵营必须向四面形成正面以对抗包围它的敌人，而且敌人是在这个营的燧发枪有效射程（一百五十步）之内，那么敌人就有足够八个营用的空间来有效地对付这个步兵营。

347．由于包围形式具有上述的特点，所以它也属于我们这里讨论的范围。
但是，我们还必须同时考察包围形式的其他特点，即它的另外一些利弊。

348．包围形式的第二个利益是，子弹的命中率只要能够增加一倍，那么集中射击的效果就大为提高。

349．第三个利益是能够切断敌人的退路。

350．被包围的兵力越大，或者更确切地说，被包围的正面越大，包围的这三种利益就越小，反之，兵力越小，这三种利益就越大。

351．关于第一个利益（第345 
条），不管部队的兵力是大是小（只要它们是由同一兵种组成的），射程是不变的，因此，包围线同被包围线两个正面的差别也是不变的，因而被包围的正面宽度越大，这个差别的价值就越小。

352．在相距一百五十步时，八个步兵营才能包围一个步兵营5 
但是，包围十个步兵营，只要二十个步兵营就够了，也就是说不需要八倍的兵力，只需要两倍的兵力就够了。

353．但是，很少、或者根本不会出现完全的包围形式，即形成一个圆周的包围形式，而只是形成部分的、通常在一百八十度以下的包围。
如果我们设想被包围的兵力有一个大军团那么大，那就很容易看到，上述第一个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是多么微小。

354．至于第二个利益，情况也是如此，这是显而易见的。

355．被包围的正面越大，第三个利益也就必然显著减少，这是不言而喻的（虽然在这里还要考虑到其他的情况）。

①参阅第378 条。
——译者。

二五九

356．但是，包围形式也有一种特殊的不利，这就是包围时兵力分散在较大的空间中，因此它的作用从两方面受到了削弱。

357．包围者用于通过一定空间的时间不能再用于战斗了。
这时，包围者所进行的一切不是恰好垂直于敌人战线的运动，比被包围者所通过的空间大，因为被包围者或多或少地是在他的小圆的半径上运动，而包围者是在大圆的圆周上运动，这就有很大的差别。

358．由此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包围者①能够比较容易地把自己的兵力用到不同的地点。

359．整体的统一性也会由于传递情报和命令需要经过的空间较大而受到削弱。

360．包围的这两种不利是随着正面的延伸而增加的。

兵力只有两三个营时，这种不利还不很明显，在大军团里，这种不利就很大了。

361．由于小圆半径同大圆圆周之间的差别②是不变的，所以正面越大，二者的绝对差别也就越大。
在这里，这种绝对差别是主要问题。

362．此外，在很小的部队里，很少会有、甚至根本不会有侧面运动，部队越大，侧面运动就越多。

363．最后，在可以观察到的空间内，传递命令方面的一切差别就不存在了。

364．既然正面小，包围的利益就大，不利就小，既然随着正面的扩大利益就减少，不利就增加，那么，可以断定必然有一个利弊相等的平衡点。

① 原著有些版本为被包围者。
——译者② 指被包围线同包围线两个正面的差别，参阅第351 条和第378 条。

365．超过这一点，延伸正面就不能再使逐次使用兵力得到任何利益，而是产生不利。

366．因此，要想使逐次使用兵力的利益同采取较大正面的利益（第341 条）保持平衡，就不能超过这个点。

367．为了找出这个平衡点，我们必须更加明确地考察包围形式的利益。
达到这一目的的最简单的办法如下。

368．从被包围者的角度来看，为了避免被包围的前两种不利的影响，保持一定的正面宽度是必要的。

369．至于火力集中（双倍）的效果，被包围者适当地延伸正面就可以使它完全不起作用，例如，在遇到敌人包围时，使正面向后延伸部分的距离大于敌人的射程，就能起到这种作用。

370．但是，在每个阵地的后面也需要为预备队、指挥机关等配置在后面的部分留有敌人射击不到的空间。
假如它们受到三面的射击，那么，它们就不能完成它们的任务了。

371．在大部队中，这些预备队和指挥机关本身也很庞大，因而需要较大的空间。
整体越大，正面之后射击不到的空间也就必须越大，因此正面必须随着部队兵力的增加而增大。

372．一支大部队的后面所以需要较大的空间，不仅是因为预备队等需要较大的地方，而且是因为增加（提高）部队的安全也要较大的空间，原因是：第一、流弹对大部队和大辎重队起的损害作用比对两三个营大得多；第二、大部队的战斗持续时间长得多，那些配置在后面并未真正参加战斗的部队所受的损失因而也大得多。

373．因此，如果要为正面宽度规定出一个固定的数值，那么这个数值必须随着军队的数量的增加而增大。

374．包围形式的另一个利益（同时使用兵力的好处）
也使我们不能为正面宽度规定一个固定的数值，我们只能得出一个主要的结论：这个利益是随正面的延伸而减小的。

375．但是，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我们必须指出，较多的兵力同时发挥作用主要是同燧发枪射击有关；对火炮来说，只要它能单独发挥作用，那么即使在被包围者的较小的圆周上要配置敌人用在大圆周上那样多的火炮，也决不会没有空间的，因为敌人的火炮决不可能多到能构成一条连绵不断的战线。

376．不要认为敌人的火炮由于不很密集，被击中的就较少，因而敌人就经常得到空间较大的利益，因为敌人是不可能把他的炮兵以单炮为单位平均分配在广大地区的。
377．在单纯的炮兵战斗或者以炮兵为主要兵种的战斗中，采取较大的包围正面当然是可以得到利益的，而且由于火炮的射程较大，敌对双方的正面的差别也很大，所以这种利益是很大的。
例如，在包围单个的多面堡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对以其他兵种为主、炮兵只占次要地位的部队来说，这种利益就不存在了，因为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这时被包围者也不缺少空间。

378．因此，在较大的正面上可以同时使用较多的兵力这一利益，必然主要表现在步兵的火力战中。
这时，双方正面的差别等于燧发枪射程的三倍（如果包围已经达到一百八十度），即约六百步。
对于宽度为六百步的正面来说，这就是延长了一倍，因而非常明显；但是对于宽度为三千步的正面来说，差别就只有五分之一，这就不能再认为是很起作用的利益了。

379．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燧发枪射程的限制所产生的正面宽度的差别消失了，正面宽度就能在同时使用兵力方面造成显著的优势。

380．根据以上关于包围的前两个利益所作的论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小部队很难获得必要的正面宽度，而且这是千真万确的，正如经验所告诉我们的那样，小部队大多不得不变更它们的固定队形，在很宽的正面上展开。
一个独立行动的步兵营是很少按照它通常的配置正面宽度（一百五十步到二百步）进行战斗的，而是分成连，连又分成散兵线，用一部分兵力作为预备队，用其余的兵力占领比它原来应占的大两三倍乃至四倍的空间。

381．但是，部队越大，就越容易得到必要的正面宽度，因为正面宽度虽然随着部队兵力的增加而增加（第373 条），但不是按相同的比例增加的。

382．因此，大部队不需要变更它的编组，而且可以在后面控制更多的部队。

383．这样，在较大的部队中人们把控制在后面的部队也编成固定的队形，就象成两线配置的普通战斗队形那样；通常后面还有由骑兵组成的第三线，此外还有占总兵力八分之一到六分之一的预备队。

384．我们看到，在很大的部队（十万、十五万到二十万人的军团）中，预备队也很大（占总兵力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这就证明，总的兵力越来越超过正面的需要。

二六〇

385．我们现在在这里指出这一点，只是为了使人们从经验中更能看清我们的论述是真实的。

386．关于包围的前两个利益，情况就是这样。
至于第三个利益，情况则有所不同。

387．前两个利益能增强我们的力量，因而有助于我们有把握地取得胜利，第三个利益也能起这种作用，不过只是在敌人正面很窄的情况下才是如此。

388．第三个利益能给敌人在正面作战的部队造成退路被切断的印象（这种印象对土兵经常有很大影响），因而影响到他们的勇气。

389．但是，只有当敌人的退路被切断的危险迫于眉睫和十分明显，以致危险的印象压倒了纪律和命令的一切约束，士兵自然而然地感到不安时，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390．在距离较远的情况下，士兵仅仅由于背后的枪炮声而间接地感到退路有被切断的危险时，他们也可能产生不安的情绪。
但是，只要士气不是已经很坏，这种不安情绪是不会妨碍士兵服从指挥官的命令的。

391．在这种情况下，切断对方退路这一为包围者所占有的利益，不应看作是增加获胜的把握，即取得胜利的可能性的利益，而应看作是一种可以扩大已获得的胜利的规模的利益。

392．在这一点上包围的第三个利益也受反比例原则的支配，即敌人的正面狭小时，这个利益最大，随着正面的加大这个利益就逐渐减少，这是显而易见的。

393．但是，这一点并不能阻止较大的部队不象小部队那样需要较大的正面，因为退却决不会在阵地的整个正面上进行，它只是在几条道路上进行，所以，大部队退却时比小部队需要更多的时间，这是不言而喻的。
这种较长的时间就要有较宽的正面，从而使包围这个正面的敌人不能很快地到达退却所通过的各个地点。

394．既然（根据第391 
条）包围的第三个利益在大多数情况下（即正面不太狭小时）只对胜利的规模，而不对获胜的把握发生影响，那么，由此可见，这个利益随战斗者的情况和意图不同而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395．当获胜的可能性本来就不大时，必须首先设法增大这种可能性。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那种主要同胜利的规模有关的利益就不必十分重视。

396．如果这种利益是同获胜的可能性完全背道而驰的（第365 条），那么这种利益就成为实际的不利。

397．在这种场合，就要设法使逐次使用兵力的利益同延伸正面的利益之间较早地得到平衡。

398．由此可见，同时使用兵力和逐次使用兵力这两极之间，正面延伸和纵深配置这两极之间的平衡点的位置，不仅因部队的大小而有所不同，而且也因双方的情况和意图不同而有所不同。

399．兵力较弱并且小心谨慎的统帅必然愿意逐次使用兵力，兵力较强并且大胆的统帅必然愿意同时使用兵力。

400．不管是出于统帅的性格，还是出于必要性，进攻者兵力较强，或者比较大胆，这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

401．因此，战斗的包围形式，即促使敌我双方同时使用兵力的形式，自然最适合于进攻者。

402．被包围的形式，即常常逐次使用兵力、因而有被包围危险的形式，是防御的自然形式。

403．包围的形式具有迅速决战的倾向，被包围的形式具有赢得时间的倾向，这两种倾向同这两种战斗形式的目的是一致的。

404．但是，就防御的性质来说，还有另一个促使防御者采取纵深配置的理由。

405．防御的最重要的利益之一就是可以享受地利，因此进行扼守地区的防御就成了这种利益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406．于是，可能有人认为，为了尽量利用这种利益就要尽可能地延伸正面（实际上，这种片面的见解应该看作是促使统帅占领宽正面阵地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407．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考察延伸正面始终是：或者为了迫使敌人同样延伸正面，或者为了延伸翼侧，即包围敌人的正面。

408．只要把双方设想为同样积极的，也就是还没有从进攻和防御的角度来考虑问题，那么利用较大的正面进行包围也就没有什么困难了。

409．但是，扼守地区的防御一旦同正面战斗或多或少联系起来（在防御中情况就是这样），那么就不能再利用延伸的那一部分正面了；扼守地区的防御根本不能、或者很难同延伸翼侧统一起来。

410．为了正确估计这一困难，必须经常想到实际情况，那就是地面的天然掩蔽物使人很难观察到敌人的措施，因此佯动能够很容易地迷惑扼守地区的部队，使它无所作为。

411．由此可见，在防御中，如果防御者的正面大于进攻者展开兵力所需要的正面，那就应该看作是一种极大的不利。

412．进攻者的正面应该大到什么程度，我们以后再谈。
现在我们只想指出，如果进攻者所占的正面太小，那么防御者要想惩罚进攻者，并不需要从一开始就用较大的正面，他只要采取积极的反包围措施就可以了。

413．因此，可以肯定，防御者为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陷入正面太大的不利地位，就要在情况所允许的范围内采用最小的正面，因为，这样他就能够在后方控制更多的兵力；而这些兵力决不会象正面过大时那样没有事做。

414．只要防御者满足于最小的正面，并寻求最大的纵深，也就是遵循他的战斗形式的自然倾向，进攻者就一定具有相反的倾向：尽可能地延伸正面，也就是尽可能对敌人进行深远的包围。

415．但是，这只是一种倾向，而不是法则，因为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包围的利益是随着正面的延伸而减少的，因此超过一定限度就不能再同逐次使用兵力的利益保持平衡了。
进攻者和防御者都受这一法则的支配。

416．这里需要把两种不同的正面延伸区别开来：一种是由防御者采取的配置正面决定的，另一种是由进攻者延伸翼侧决定的。

417．如果防御者的正面已经延伸得很长，以致进攻者延伸翼侧的一切利益都已消失或者失效，那么，延伸翼侧就必须停止。
在这种情况下，进攻者必须通过另外的途径去寻求利益，这一点我们马上就要谈到。

418．但是，如果防御者的正面已经小到不能再小，因而进攻者有理由通过延伸翼侧和包围来寻求利益，那么这种包围的界限必须重新确定。

419．这个界限是由过度的包围所带来的不利（第356 至365 条）决定的。

420．如果不顾敌人正面延伸过大仍然力图包围敌人，那就会产生上述的不利；如果过度的包围是对敌人狭小的正面进行过于深远的包围，那么这些不利还要严重得多，这是显而易见的。

421．如果进攻者遭到这些不利，那么防御者由于正面狭小而获得的逐次使用兵力的利益就必然更有意义。

422．从表面上看来，采用狭小正面和纵深配置的防御者的确不能因此而单独享有逐次使用兵力的利益。
因为，如果进攻者采用同样狭小的正面，并且不包围防御者，那么双方就在同样程度上享有逐次使用兵力的利益。
不过，如果进攻者包围防御者，那么防御者就必须到处对进攻者形成正面，也就是不得不在同样大的正面上进行战斗（在这里可以不考虑两个向心圆在大小方面的微小差别）。
不过，这里有四个问题需要考虑。

423．第一、即使进攻者同样缩小自己的正面，防御者也始终享有把宽正面上的、速决的战斗转变为集中的持久的战斗这个利益，因为战斗的持久就是防御者的利益。

二六一

424．第二、防御者受到敌人的包围时，并不总是被迫在乎行的正面上对抗进行包围的各部分敌军，他可以攻击这些部队的翼侧和背后，而双方所处的几何关系位置恰好为此提供了最好的机会。
不过，这已经是逐次使用兵力了，因为逐次使用兵力并不一定要求，象使用先使用的兵力那样来使用后使用的兵力，或者用后使用的兵力代替先使用的兵力，这一点我们马上就要详细加以说明。
如果在后方没有控制的兵力，要对包围者进行这种包围是不可能的。

425．第三、如果防御者正面狭小，并在后方控制有大量兵力，那就可能使进攻者进行过度的包围（第420 条），而防御者正好能够利用控制在后方的兵力从中取利。

426．最后，第四、防御者由于正面狭小并在后方控制有大量兵力，不致因正面某些部分未受到攻击而犯浪费兵力这一相反的错误，这应该看作是防御者的一种利益。

427．这就是纵深配置即逐次使用兵力所带来的一些利益。
这些利益不仅能使防御者在一定的界限内同延伸正面的利益保持平衡，而且对进攻者来说也是如此，也就是说，这些利益使进攻者进行的包围不得超过一定的界限，但是，它们不能消除进攻者将正面延伸到这个界限的倾向。

428．但是，如果防御者的正面延伸得过长，这种倾向就会有所减弱，或者完全消失。

429．在这种情况下，虽然防御者由于在后方没有控制兵力而不能惩罚在宽大正面上进行包围的进攻者，但是，进攻者包围的利益毕竟太小了。

430．因此，如果进攻者根据自己的状况不必十分重视切断敌人的退路，那么他就不会再去追求包围的利益。
这样，进行包围的倾向就减弱了。

431．如果防御者占领的正面很大，以致进攻者可以让这个正面上很大一部分兵力没有事做，那么进攻者进行包围的倾向就完全消失了，因为这对他是一种极为有用的利益。

432．在这些场合，进攻者就可以根本不通过延伸正面和包围来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是通过完全相反的方法，即通过集中兵力攻击一点的方法来追求利益。
显而易见，这就相当于纵深配置。

433．进攻者可以把自己的正面缩小到何种程度，这取决于：（1 ）部队的大小；（2 ）敌人正面的大小；（3 J敌人进行反攻的准备。

434．如果进攻者的部队小，那么让敌人正面上任何一部分兵力没有事做都是不利的，因为在这种场合一切都能观察到，空间很小，敌人的这部分兵力可以立刻到其他地方发挥作用。

435．由此自然可以得出结论说，即使在部队大、正面宽的情况下，被进攻的正面也不可太小，否则，上述的不利至少会在局部出现。

436．不过，一般说来，如果防御者正面过宽或者消极被动，进攻者因而有理由可以通过集中兵力来追求利益，那么进攻者就可以比防御者更多地缩小自己的正面，这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因为防御者并不准备进行反包围这样的积极行动。

437．防御者的正面越宽，进攻者使防御者无事可做的部分就可以越多。

438．同样，防御者扼守地区的防御的意图表现得越强烈，情况也越是如此。

439．最后，一般说来部队越大，情况也越是如此。

440．如果所有这些有利条件，即自己的部队大、敌人正面太宽和扼守地区防御的意图强烈结合在一起，进攻者集中兵力就能得到最大的利益。

441．这个问题要在论述空间的规定时才能得到充分的说明。

442．我们已经（第291 
条及其以后各条）说明了逐次使用兵力的利益。
在这里我们还要提醒一点，那就是促使人们去追求这种利益的原因，不仅在于用新锐部队恢复同一个战斗，而且也在于后使用兵力。

443．后使用兵力有一个主要的利益，这一点将在下面说明。

444．通过以上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由于部队的大小、兵力对比、态势和意图，大胆或谨慎等的不同，同时使用兵力和逐次使用兵力之间的平衡点的位置也就不同。

445．地形对这个平衡点的位置也有很大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在这里仅仅提一提这种影响，暂且不谈地形的各种利用。

446．尽管关系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不可能规定出一些绝对的标准数值，但是，可以作为这些复杂多变的关系的固定点的某种因素必然还是存在的。


447．这样的因素有两个，也就是两个方向上各有一个。
第一个因素是，把一定的纵深看作是同时使用兵力的纵深。
因此，为了延伸正面而采取较小的纵深，只能看作是不得已的下策。
这一因素决定必要的纵深。
第二个因素是预备队的安全，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谈过了。
这一因素决定必要的正面宽度。

448 ·上面提到的必要的纵深是一切固定编组的基础，以后我们在详细论述各兵种的队形时①，才能确定这个结论。

① 附录里没有论述这一问题。
——译者。

449．但是，在我们利用这个结论使我们的一般性考察得出一个最后的结论以前，我们还必须阐述一下空间的规定，因为它对这一点同样是有影响的。

二六二

空间的规定
450．空间的规定回答整体和各部分应在何处进行战斗的问题。

451．规定整体的战斗地点是一个战略任务，不属于我们这里论述的范围。
我们在这里只谈战斗本身的部署，因此必须以敌对双方相互接近为前提。
战斗的一般地点不是敌人军队所在的地方（进攻时），就是我们可以等待敌人军队的地方（防御时）。

452．至于整体的各部分的空间规定，其中就包含着双方军队在战斗中应该采取的几何形式。

453．在这里我们暂且不谈已经包含在固定编组中的几何形式，以后再来研究它。

454．整体的几何形式可以归纳为两种：一种是直线式，另一种是向心圆式。
所有其他一切形式都是以这两个形式中的一种为基础引伸出来的。

455．凡是双方真正想作战的部队，它们的配置线必然是平行的。
因此，当一支军队向另一支军队的配置线垂直开进时，另一支军队就必须完全变换正面，同那支军队平行，或者至少必须有一部分部队这样做。
但是，我军要想发挥作用，就必须把没有敌人部队与之对峙的那部分部队后延；这样，就形成了向心圆或向心多角形的配置。

456．显然，直线式可以看作是对双方利弊相等的形式，因为双方的条件完全相同。

457．但是，不能说直线式只是由直接的平行攻击产生的（初看起来好象是这样），当防御者平行地前去迎击斜形攻击时，也能形成直线式配置。
在这种场合，双方的其他条件当然就不总是相同的了，因为新阵地往往不好，阵地的工事往往没有全部筑成等等。
我们在这里预先指出这一点，只是为了防止在概念上产生混淆。
在这种场合，我们认为，对双方利弊相同的只是配置的形式。

458．至于向心圆（或向心多角形，在这里对我们说来都是一样的）的配置形式究竟有哪些特点，我们在上面已经作了详细的说明，那就是包围形式和被包围形式，在这方面我们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459．假如我军到处都必须同敌军作战，那么，各个部分的空间根据配置线的几何形式就可以完全决定了。
但是，这不是必然的，而且每次都会产生这样的问题：要不要同敌军的所有部分作战？如果不需要，那么应该同敌军的哪些部分作战？
160．如果我们可以不同敌军的某一部分作战，那么，我们不管是同时使用兵力还是逐次使用兵力，都能更有力地打击敌军的其他部分。
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全部兵力打击敌军的一部分。

461．这样，我们就能在我们使用兵力的那些地点，或者比敌军占优势，或者至少比总的兵力对比所造成的力量大一些。

462．在可以不同其他地点的敌军作战的前提条件下，我们可以把我们同敌军作战的地点看作是一个整体。
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在空间上更大地集中兵力来人为地增强自己的力量。

463．不言而喻，这个手段是一切战斗计划中极为重要的一个要素，是最常用的手段。

464．因此，为了确定敌军的哪些部分可以在这个意义上看作是一个整体，有必要进一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465．我们在第4 
条中已经指出了促使作战的一方退却的种种原因。
显然，产生这些原因的事实或者同整个军队有关，或者至少同它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有关。
这个部分比所有其他部分更为重要，因而能够同时决定其他部分的命运。

466．在小部队中，这些事实同整个军队有关，是不难想象的，但在大部队中，情况就不是这样了。
在大部队中，虽然第四条（4 ）（6 ）（7 
）各项所列举的原因也同整个军队有关，但是其他各项，特别是遭受的损失却始终只同某些部分有关，因为在大部队中，各个部分所遭受的损失很少是完全一样的。

467．那些由于所处状况不利而退却的部分，必然是整个军队的重要部分。
为了简便起见，我们想把这样的部分叫作战败的部分。

468．这些战败的部分可能相互毗邻地配置在一起，也可能或多或少平均地分布在整个军队。

469．认为上述两种情况中某一种能比另一种起更大的影响是没有根据的。
如果一个军团中的某一个军被彻底击败，而其余的各军没有受到损伤，那么这同损失均匀地分布在各军的情况比较起来，有时比较不利，有时则比较有利。

470．第二种情况是以平均地使用与敌对峙的兵力为前提的。
但是，我们在这里研究的是不平均地（在某一地点或某几个地点更加集中地）使用兵力的效果，因此，我们只研究第一种情况。

471．如果战败的各个部分是相互毗邻地配置在一起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们合在一起，看作是一个整体。
我们谈到的受攻击或战败的部分或地点，都应该作这样的理解。

472．如果我们能够确定，支配整体并能同时决定整体命运的这个部分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部分，那么由此也就确定了，真正进行战斗的兵力应该指向敌人整体的哪个部分。

473．如果我们撇开地形的各种影响不谈，那么我们只能根据敌军的位置和数量确定应该受到攻击的部分。
我们想首先研究被攻击的敌军的数量问题。

474．我们应该把下述两种情况区别开来：第一种情况是，我们集中全部兵力攻击敌军的一个部分，根本不去对抗其余的敌军；第二种情况是，我们只用较少的兵力对抗其余的敌军，以便牵制它们。
显然这两种情况都是空间上的兵力集中。

475．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攻击的那部分敌军应该有多大，显然就是我们的正面可以小到什么程度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第433 条及其以后几条中已经论述过了。

476．为了进一步研究在第二种情况下被攻击部分的兵力应该有多大的问题，我们首先设想敌人是同我们一样积极主动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我们以大部分兵力攻击敌军的一个小部分，那么敌军也会这样做。

477．因此，我们要想取得总的成果，就必须使我们要攻击的这一部分敌军的兵力在其整个军队中所占的比例，大于我军所牺牲的那部分兵力在我们整个军队中所占的比例。

二六三

478．例如，如果我们打算用四分之三的兵力进行主要战斗，用四分之一的兵力牵制未受攻击的敌军，那么真正受攻击的那部分敌军的兵力应该占总兵力的四分之一以上，即为三分之一左右。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两处的结果是一胜一负，那么我们用四分之三的兵力打败了敌军三分之一的兵力，而敌人用三分之二的兵力只打败了我军四分之一的兵力，这显然对我们是有利的。

479．如果我们比敌人占很大优势，以致我们用四分之三的兵力就可以战胜敌军二分之一的兵力，那么我们获得总成果的把握就更大。

480．我们在数量上占的优势越大，我们真正攻击的这部分敌军就可以越大，成果也就越大。
我们的兵力越小，我们真正攻击的那部分敌军就应该越小，这是符合兵力小的一方应该更加集中兵力这一自然的法则的。

481．但是，不言而喻这里是有一个前提的，即敌人为打败我们的薄弱部分所需要的时间，同我军战胜敌军那个部分所需要的时间大致是相同的。
假如情况不是这样，而是双方所需要的时间有很大差别，那么敌人就能把他用来攻击我军次要部分的那部分部队调来对付我军主力。

482．然而，双方兵力相差越大，取得胜利通常也就越快。
由此可见，我们是不能任意缩小我们准备牺牲的那部分兵力的，必须使这部分兵力同它所牵制的敌方兵力保持一个相当的比例。
因此，兵力小的一方的兵力集中是有它一定的限度的。

483．但是，第476 
条假设的情况在实际中是极为少见的。
通常，防御者如果以一部分兵力扼守某地，那么这部分兵力就不能象实际所需要的那样迅速调到另一地点对进攻者施行报复了。
由此可见，进攻者在集中兵力时还可以稍稍超过上述的比例，例如他用三分之二的兵力攻击敌军三分之一的兵力，还始终保持有一定的赢得总的成果的可能性，因为他的其余的三分之一兵力不大可能象防御者的其余兵力那样陷入困境。

484．假如有人想把这个推断进一步引伸下去，并且得出结论说，防御者对进攻者的较弱的部分不采取任何积极行动（这种情形是极为常见的），进攻者必然会因此而取得胜利，那么他就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
因为被攻击的一方不在我军的较弱部分上寻求补偿，主要原因是他还有办法把他未受攻击的兵力的一部分用来同我军主力作战，从而使我军主力不能有把握地取得胜利。

485．我们攻击的敌军的部分越小，这种情况就越有可能出现，这一方面是因为空间小，另一方面特别是因为对小部队所取得的胜利的精神影响小得多；对一小部分兵力的胜利不容易使敌人失去运用现有手段以恢复原状的智力和勇气。

486．只有当敌人这两点都做不到，也就是说既不能利用对我军较弱部分的实际的胜利得到补偿，也不能用未受攻击的多余的兵力来对抗我军的主要攻击时，或者，当敌人由于犹疑不决而没有做到这一点时，进攻者才能指望在兵力相对说来比较小的情况下以集中兵力的办法战胜敌人。

487．但是，理论应该说明，不仅防御者处于不能相应地对付敌人集中兵力这一不利的地位，而且也必须指出，通常双方中的任何一方，不论是进攻者，还是防御者，都可能陷入这种境地。

488．在一个地点上过多地集中兵力，以便在这个地点上取得优势，总是同时希望以此达到出敌不章，使敌人既没有时间把同样多的兵力调到这个地点上来，也不能准备进行报复。
要想使这种出敌不意成功，本身就必须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较早地定下决心，即采取主动。

489．采取主动这个利益又有它不利的一面，这一点下面就要谈到；在这里我们只是指出，这个利益不是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必然有效的绝对利益。

490．但是，即使撇开出敌不意的成功的条件（即采取主动）不谈，并且除此而外也没有任何其他客观条件，以致出敌不意得到成功无非是一种侥幸，在理论上人们也不能对此有所非难，因为战争就是一种赌博，它是不能排除冒险的。
因此，在没有其他一切条件的情况下，集中一部分兵力以期侥幸地达到出敌不意也是容许的。

491．如果这一方或那一方成功地作到了出敌不意，那么，不管成功的是进攻者，还是防御者，另一方就在某种程度上几乎不可能通过报复行动来弥补损失。

492．以上我们论述了被攻击的部分或地点的兵力大小问题，现在来谈谈这个部分或地点的位置。

493．如果我们撇开一切地形和其他具体条件不谈，那么我们只能把两翼、侧面、背后和中央分别看作是各有其特点的位置。

494．两翼，是因为可以从这里包围敌人军队。

495．侧面，是因为不仅可以在敌人没有准备的地方同他作战，而且可以使他的退却困难。

496．背后同侧面一样，可以使敌人退却困难或者退路完全被切断，只是这里更能起主要的作用。

497．但是，在敌人侧面和背后采取行动时，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能够迫使敌人在那里使用兵力来对抗我们。
如果我们出现在敌人侧面和背后不一定产生这种效果，那么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的军队在没有敌人可以攻击的地方就会没有事做。
如果主力遇到这种情况，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就达不到目的了。

498．敌人放弃侧面和背后的情况虽然是极为少见的，但是毕竟还是会出现的，当敌人通过积极的反行动来补偿自己的损失时，最容易出现这种情况（瓦格拉木、霍亨林登、奥斯特里茨会战都是这方面的例子）。

499．中央（我们所理解的中央无非是指不包括两翼的那一部分正面）的特点是，对它进行的攻击能够割离敌军的各个部分，这种行动通常叫做突破。

500．突破显然同包围相反。
两者在成功时都能大大地破坏敌人的力量，但其方式各有不同，那就是：（1 
）包围有助于我方更有把握地取得胜利，是由于它能产生精神影响，也就是它能削弱敌人的勇气。

（2 ）中央突破有助于我方更有把握地取得胜利，是由于它能使我方的兵力更加集中。
这两点我们已经谈过了。

（3 
）如果包围是用很大优势的兵力进行的并获得了成功，那么包围就能直接导致消灭敌人军队。
只要通过包围取得了胜利，那么，这样取得的成果在最初几天无论如何都会比通过突破取得的成果大一些。

（4 ）突破只能间接地导致消灭敌人军队，突破不容易在当天就表现出很大的效果，而是在以后几天，更多的是在战略方面表现出它的效果。

501．但是，集中主力突破敌军一点，是以敌人正面过宽为前提的，因为，这时用较小的兵力去牵制敌人的其余兵力要困难得多，而且在主攻方向附近的敌军很容易用来抗击我军的主攻。
在我军对敌军中央进行攻击时，两侧都有这样的敌军，而对某一翼进行攻击时，仅仅一侧有这样的敌军。

502．由此可见，这样的中央攻击有遭受敌人向心的反击，从而陷入一种非常不利的战斗形式的危险。

503．因此，必须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来选择攻击的地点。
正面的宽度、退却线的状况和位置、敌军的素质和统帅的特性，最后还有地形等，这些在选择时都会起决定性作用。
我们以后才能详细地考察这些问题。

504．我们已经研究过集中主力在一个地点上真正进行战斗的问题，当然，这种集中也可以在几个地点，在两个，甚至三个地点上进行，这并不失去集中兵力攻击敌军一部的原则。
不过，这个原则的力量将随着攻击地点数目的增加而减弱。

505．到现在为止，我们只谈到这种集中兵力的客观利益，即在一个主要地点上造成有利的兵力对比的利益。
但是，对指挥官或统帅来说，集中兵力还有一个主观的原因，这就是把兵力的主要部分更多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二六四

506．尽管统帅的意志和他的智慧在一次会战中还能指挥整体，但是这种意志和智慧只能在很有限的程度上一直贯彻到下层各个单位中去，而且部队距离统帅越远，情况就越是这样。
这时，下级指挥官的重要性和独立性就增加了，而这种增加是以削弱统帅意志的力量换来的。

507．司令官在情况允许的范围内保持最大的权限不仅是合理的，而且只要不发生反常现象，也是有利的。

相互作用508．至此，关于根据军队本身的性质在战斗中使用兵力所能阐明的一般问题，我们都已经论述过了。

509．只有一个问题我们还需要加以考察：即双方计划和行动的相互作用。

510．一次战斗的真正计划只能对可以预见到的行动中的一切作出规定，因此，战斗计划大多只限于在下列三个方面作出规定：（1 ）大的轮廓。

（2 ）各种准备。

（3 ）开始阶段的具体行动。

511．实际上，只有战斗的开始阶段可以完全由计划确定。
至于战斗的过程则只能通过新的、根据具体情况发出的指示和命令来确定，也就是通过指挥来确定。

512．显然，制定计划时所遵循的原则，最好在指挥时也能同样地遵循，因为目的和手段都是相同的。
如果不能到处做到这一点，那么，就只能看作是不可避免的缺陷。

513．但是，不容否认，进行指挥同制定计划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活动。
计划是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从容不迫地制定出来的，而指挥却始终是在紧迫的情况下进行的。
制定计划时总是从较高的立足点出发和用比较广阔的视野来决定问题的。
而指挥时则是根据最直接的和最具体的情况决定问题的，有时甚至不是根据情况作出决定，而是为情况所左右。
我们想以后再谈这两种智力活动在性质上的差别，在这里暂且不谈它们，只是把计划和指挥作为不同阶段的活动区分开来。

514．如果设想双方都不知道对方部署的情况，那么每一方都只能根据一般理论原则进行自己的部署。
一般原则的大部分就是军队的编组和所谓基本战术，而军队的编组和基本战术当然只是以一般情况为根据的。

515．显然，只根据一般情况进行的部署是不可能具有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的部署的作用的。

516．因此，在敌人之后针对敌人情况进行部署必然非常有利，就好象是玩牌时享有下家之利一样。

517．很少或者可以说没有一个战斗不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的。
这些不能不了解的第一个具体情况是地形。

518．能够了解地形的主要是防御者，因为只有防御者才能准确地预先知道战斗将在什么地方发生，因而有时间对这个地方进行必要的侦察。
关于阵地的全部理论（只要它属于战术范围）的根源就在这里。

519．进攻者在战斗开始前也能了解地形，但了解得很不完善，因为防御者占据着这个地方，不允许他进行详细的侦察。
不过，他从远处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还是有助于他进一步确定计划的。

520．如果防御者不仅单纯地利用地形知识，而且还想利用地形进行扼守地区的防御，那么，由此就或多或少产生了某种固定的详细使用兵力的办法。
因此，敌人就有可能了解这种使用办法，并在制定计划时考虑到这一点。

521．这是进攻者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

522．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阶段可以看作是双方制定计划阶段的结束，以后发生的一切活动则已经属于指挥的范畴了。

523．在战斗中，如果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看作是真正的防御者，而是互相接近，那么，作为固定部署的编组、战斗队形和基本战术，只要根据地形稍作改变，就可以代替真正的战斗计划。

524．这种情况在整体的兵力很小时是常见的，在整体的兵力较大时就很少见。

525．但是，如果行动分为进攻和防御，那么，从相互作用来看，在第522 
条所说的那个阶段进攻者显然处于有利的地位。
他虽然先采取了行动，但是，防御者通过自己的设施也不得不将自己的大部分意图暴露出来。

526．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至今在理论上仍把进攻看作是一种非常有利的战斗形式。

527．把进攻看作是一种比较有利的，或者表达得更确切些，看作是较强的战斗形式，就象我们以后要指出的那样，必然导致一种荒谬的结论。
这一点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528．这个结论的错误就在于过高地估价了第525 
条所指出的利益。
从相互作用来看，这个利益是重要的，但是相互作用并不就是一切。
把地形作为一种辅助力量加以利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强自己的兵力，这个利益在很多场合有更大的意义，而且只要部署适当，在大多数场合是会具有更大的意义的。

529．如果防御者错误地利用了地形（阵地正面太宽）
和采取了错误的防御方法（单纯的消极防御），那么，进攻者在制定计划措施时处于下家这一利益，当然就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致进攻实际上取得的、超出其固有限度的全部效果，几乎完全应该归功于这一点。

530．但是，智力的作用并不是有了真正的计划之后就停止了，我们必须继续在指挥的范围内考察相互作用的关系。

531．指挥的范围就是战斗的过程或持续时间。
兵力的使用越是逐次的，战斗的持续时间就越长。

532．因此，要想依靠指挥取得很大成果，就必须有大纵深的配置。

533．这里，首先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更多地依靠计划好呢，还是更多地依靠指挥好呢？
534．有意无视某些现有的根据，而且，当这种根据对预定的行动有某种价值时，也不考虑它的价值，这显然是荒渗的。
但是，这无非是说，计划应该在现有根据的基础上尽量详细地规定行动，只有当计划不能作出规定时，才开始进入指挥的领域。
因此，指挥只是计划的一种代替，从而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缺陷。

535．但是要明白，我们这里所指的只是有根据的计划。
一切具有具体目的的规定都不应该以任意的假定为根据，而必须以实际情况为根据。

二六五

536．因此，在没有根据的情况下，计划就不应该作出任何具体规定，因为，对某件事不作具体规定，也就是根据一般原则来处理，显然要比作出不符合以后出现的情况的规定好一些。

537．任何计划，如果对战斗过程规定得过于详尽，就必然是错误的和有害的，因为具体细节的规定不仅取决于一般的根据，而且也取决于一些事先无法知道的具体情况。

538．如果人们考虑到，具体情况（偶然的和其他的情况）的影响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扩大而增加，那就可以看出，非常广阔和复杂的运动很少能够成功，而且往往是有害的，原因就在这里。

539．一切非常复杂的、玩弄技巧的战斗计划的危害性的根源就在这里。
这些计划都是（往往是无意识地）以许多细小的、大部分不符合实际的假定为根据的。

540．因此，与其制定一个过分详尽的计划，不如更多地依靠指挥处理问题。

541．但是，这样做是以（根据第532 条）纵深配置，即有强大的预备队为前提的。

542．我们已经说过（第525 条），从相互作用来看，进攻者的计划要规定得远一些。

543．相反，防御者却可以按照地形所提供的根据，预先规定战斗进程，也就是说，他的计划可以深入到战斗中去。

544．假如我们坚持这个观点，那么我们就可以说，防御者的计划比进攻者的计划详尽得多，进攻者必须更多地依靠指挥。

545．但是，防御者的这种优越性只是表面上的假象，实际上并不存在。
我们不应该忘记，根据地形进行的部署只能是一些准备活动，这些准备活动是以假定，而不是以敌人的实际措施为根据的。

546．只是因为这些假定通常是很可能合乎实际情况的，而且只有这些假定符合实际情况，它们以及根据它们所进行的部署才有价值。

547．防御者在作出假定和根据假定进行部署时所必须具备的这个条件，自然使防御者的部署受到很大的限制，而且也使防御者不得不小心谨慎地进行部署和制定计划。

548．如果防御者在进行部署和制定计划方面作得过分详尽，那么进攻者就可能回避这些部署和计划，这样，防御者用在那里的力量就变成了无用的力量，也就是造成兵力的浪费。

549．阵地正面延伸过大，过于频繁地进行扼守地区的防御都属于这种情形。

550．正是这两个缺点往往反映出防御者的计划由于过分详尽而产生不利，以及进攻者的计划由于规定得适当而获得利益。

551．防御者只有具备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非常坚固的阵地，才能使自己的计划比进攻者的计划规定的范围更大一些。

552．但是，如果阵地不太好，或者根本没有阵地，或者没有时间在阵地上构筑必要的工事，防御者就应该相应地后于进攻者作出计划中的规定，并且更多地依靠指挥。

553．这个结论又表明，力求逐次使用兵力的主要是防御者。

554．但是，我们以前已经说过，只有大部队才能得到狭小正面所带来的利益，因此我们现在必须说，防御者应该利用指挥，即强大的预备队所提供的辅助手段，他应该避免因为地形而计划过于详尽和有害地分散兵力的危险。

555．显然，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兵力越大，防御就越比进攻有利。

556．因此，战斗的持续时间，即强大的预备队和尽可能地逐次使用预备队是指挥官的首要条件。
不管指挥官的造诣如何，在这些方面占有优势就必然在指挥上占有优势，因为，即使是最高超的艺术，没有手段也是不能发挥作用的。
一个人技巧较差，但有较多的手段，在战斗过程中一定会占有优势，这是很容易想象的。

557．此外，还有一个客观条件能够一般地使指挥占有优势，而且这种优势完全为防御者所有。
这就是熟悉地形。

在情况紧迫，不经过观察就要迅速定下决心时，熟悉地形能带来什么利益，这是显而易见的。

558．计划的规定主要是针对较高的单位，指挥的规定主要是针对较低的单位，这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因此指挥的每个具体规定的意义就比较小，但是，指挥的规定在数量上当然就多得多，这样一来，计划和指挥之间在重要性方面的差别就部分地对销掉了。

559．此外，指挥是双方相互作用的真正领域，在指挥中相互作用是永不会停止的，因为双方是当面对峙，因而双方的大部分规定不是根据双方的相互作用作出的，就是根据相互作用修改的，这也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

560．既然防御者特别注意为指挥节约兵力（第553 条），既然一般说来他在使用兵力上是处于有利地位的（第557 
条），那么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防御者在指挥的相互作用方面所占的优势，不仅可以补偿他在计划的相互作用方面的不利，而且还可以在相互作用方面取得总的优势。

561．不管在具体场合双方在相互作用方面的关系如何，双方必然在某种程度上都企图让对方先采取措施，以便能够针对对方的措施采取自己的措施。

562．这种企图就是近来在大部队中使用强大的预备队的真正原因。

563．我们毫不怀疑，对所有大部队来说，除了地形以外，预备队是防御的最主要的有效手段。

二六六

指挥的特性
564．我们已经说过，构成战斗计划的规定同构成战斗指挥的规定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其原因在于智力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发挥作用的。

565．这种情况的不同表现在三个方面：根据不足，时间不足和存在危险。

566．有些事物，在全面观察它们的情况和重要的联系时是主要的事物，在缺乏这种全面观察时，就不是主要事物了，而另外一些事物即眼前的一些事物，无疑就变得特别重要了。

567．因此，如果说战斗计划更多地是一幅几何图，那么战斗指挥就更多地是一幅透视图；前者更多地是一个略图，后者更多地是一幅写景图。
至于怎样来补救这个缺陷，我们以后再谈。

568．时间不足除了能够使观察不全面外，还对思考活动发生影响。
通过比较、权衡、批判进行的判断可能不如纯粹的机智，即已成为习惯的随机应变的判断力所起的作用大。
这一点也是我们必须看到的。

569．对自己或别人的巨大危险的直接感觉会对单纯的智力发生干扰作用，这是人的天性。

570．因此，如果智力的判断在任何情况下都受到了限制和削弱，那么它可以求助于什么呢？——只有求助于勇气。

571．显然，这里需要有两种勇气。
一种是不畏惧个人危险的勇气，一种是估计到不确实性并敢于采取行动的勇气。

572。
第二种勇气，人们通常称为有智之勇，第一种勇气还没有一个与此对称的名称，原因是第二种勇气的名称本身也不正确。

573．如果要问勇气的原始意义是什么，那就是在危险中的个人牺牲精神。
我们必须从这一点出发来进行考察，因为，一切勇气最后的基础都是这一点。

574．这种自我牺牲的感情可能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来源。
第一个来源是对危险满不在乎，不管是天生这样，还是由于不怕死，或是习惯养成的；第二个来源是积极的动机：荣誉心、爱国心或其他各种激情。

575．只有从第一个来源产生的勇气才可以看作是真正的、天生的或成为天性的勇气，这种勇气的特点是它同人的天性已成为一体，因此永远不会丧失。

576．由积极的感情产生的勇气就不是这样。
这些感情同危险的印象是对立的，这时，问题自然就取决于这两者的对比情况。
有时，这些感情比对危险的满不在乎有效得多，有时，前者又被后者所超过。
对危险的满不在乎能使判断更为冷静，因而能使人顽强，而积极的感情能使人更加敢作敢为，因而能使人大胆。

577．如果对危险满不在乎能同这些激情结合起来，那就会产生最完善的个人的勇气。

578．以上所考察的这种勇气完全是主观的东西，它只同个人的牺牲精神有关，因而可以称为个人的勇气。

579．对个人牺牲不十分在乎的人，对其他人（他们由于职位关系受他的意志的支配）的牺牲自然也会不十分在乎。
他把这些人看作一种工具，他是象对待自己一样地对待其他人的。

580．同样，由于某种积极的感情而甘愿冒危险的人，也会给其他人灌输这种感情，或者认为自己有权利要求其他人也服从这种感情。

581．勇气在这两种情况下就有了一个客观的影响范甲。
他不仅影响到个人的牺牲，而且也影响到对所属部队的使用。

582．如果勇气能排除人们心灵中对危险所产生的十分强烈的印象，那么它就对智力活动发生了影响。
这时，智力活动就会成为自由的活动，因为它们已经摆脱了忧虑的束缚。

583．但是，如果人们根本就没有智力，那么当然也不会由于有了勇气就产生智力，更不会产生洞察力。

584．因此，在智力和洞察力不足的情况下，勇气往往会引导人们采取非常错误的行动。

585．所谓有智之勇则有完全不同的来源。
它是由一种信念产生的，即坚信冒险的必要性或者根据一种较高的见解坚信自己所冒的危险并不象其他人看来那样大。

586．没有个人勇气的人也可能产生这种信念，但是只有当这种信念反过来影响到人的感情，激发和提高感情的更高尚的力量时，这种信念才能成为勇气，也就是说才能使人在紧急关头和危险中屹然不动并保持镇静。
因此，有智之勇这个名称是不完全正确的，因为这种勇气决不是有智力本身中产生出来的。
至于思想能够产生感情，以及在思考能力的不断作用下这种感情变得更加强烈，这是任何人根据经验都会了解的。

587．一方面，由于个人勇气的支持，智力加强了，另一方面理智的信念又激发和鼓舞了感情力量，因此，二者就相互接近，而且能够融合起来，也就是说在指挥中产生相同的结果。
但是，这种情况毕竟是很少见的。
通常，在勇气支配下进行的行动总是带有从勇气的根源中产生的那些特性的。

588．如果巨大的个人勇气同巨大的智力相互结合起来，指挥当然就一定是最完善的。

589．由理智的信念产生的勇气主要是指依靠不确实的事物和依靠侥幸进行的冒险，很少关系到个人的危险，这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因为个人的危险不容易成为大的智力活动的对象。

590．因此，我们看到，在指挥中，即在紧急关头和危险中，感情力量必然支持智力，而智力又必然激发感情力量。

591．当人们既不了解全面情况，又没有充裕时间，需要在各种现象纷至沓来的情况下通过判断定下适当的决心时，就需要有这种高尚的精神状态。
我们可以把这种精神状态称作军事才能。

592．如果我们考察了一个由许多大大小小的单位进行的战斗以及由战斗所产生的许多行动，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由个人的牺牲精神产生的勇气在下级单位中是主要的，也就是主要是支配小单位，而另一种勇气则主要是支配大单位。

593．单位越小，行动就越简单，简单的智力就能满足需要，但个人的危险却越大，因而越需要个人的勇气。

594．单位越大，个人的行动就越重要，越有影响，因为他所决定的问题或多或少都同整体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就需要有更广阔的视野。

595．职位较高的人虽然视野总是比较广阔的，比职位低的人能更好地观察到各种现象的联系，但是，对全面情况（这在战斗过程中是常感不足的）缺乏了解的，主要正是这些职位较高的人，而且不得不依靠侥幸和单纯的机智来处理很多事情的也正是这些人。

596．战斗越是向前发展，指挥的这种特性就越明显，因为这时的情况离开我们最初所了解的情况越来越远。

597．战斗的持续时间越长，偶然事件，也就是出乎我们意料的事件发生的也就越多，一切也就越是脱离常规，这里或那里的一切也就越是显得混乱和纷杂。

598．而且，战斗越是向前发展，需要决定的事情就积累得越多，它们也就出现得越频繁，供人思考的时间就越少。

599．因此，较高级的单位也逐渐（特别是在个别地点和个别时刻）陷入个人勇气比思考更为重要和几乎决定一切的境地。

600．这样一来，在每一次战斗中，战斗组合就越来越不起作用，最后几乎只剩下勇气还在战斗和发挥作用。

601．由此可见，能够克服指挥中的困难的是勇气和由勇气所加强的智力。
问题不在于它们能够在什么程度上克服或者不能克服这些困难，因为对敌人来说情况同我们是一样的，我们的错误和失策在一般情况下往往会被敌人的错误和失策所抵消。
而我们在勇气和智力方面（特别是在勇气方面）不要差于敌人，才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602．但是，还有一种能力在这里也是很重要的，那就是迅速而正确的判断。
这种能力除了来自天生的才能以外，主要是来自锻炼，锻炼能使人熟悉各种现象，发现真理，也就是使正确的判断几乎成为一种习惯。
战争经验的主要价值和战争经验所能给予军队的巨大优点就在这里。

603．最后，我们还要指出，既然在战斗指挥中各种情况总是使人把眼前的事物看得比较高或较远的事物更重要，那么，要补救这个在观察事物方面的缺点，只能是当行动者在不能确定他做得是否正确时，力求使自己的行动成为决定性的行动。
而且只要他真正追求由此可以取得的各种成果，他就能做到这一点。
指挥整体永远应该从一个较高的立足点出发，但是，如果不能得到这种较高的立足点，那么，从一个从属的下级的立足点出发通过上述方式也能够把整体引导到既定的方向上去。

我们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如果一个师长在一次大会战的混乱状态中同整体失去了联系，因而不能确定是否应该再进行一次攻击，那么，当他决定进行攻击时，他只有力求不仅将攻击进行到底，而且力求取得一个可以补偿其他地点在同一时间产生的不利的成果，才能使自己和整体稳定下来。

604．这种行动就是人们在狭义上称为果断的行动。
我们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控制偶然性，我们的这个见解可以使人产生果断，而果断可以防止半途而废，而且也是指挥大的战斗时的最光辉的特性。